“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小林清
我叫小林清，生於1918年，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家里做些小生意，父親小林熊太郎曾經是明治天皇時的皇宮衛士。
1938年被征召入伍時，我還在學校念書。放學回家時，妹妹向我鞠躬，說：“哥哥，祝賀你，征召令來了，你成為日本帝國的軍人了！”
參軍是日本家庭的榮耀，家里人為此宴請親友。母親縫了一條“武運長久”的紅布佩帶，拿到街上，遇到不認識的人，就請他縫上一針。這叫“千人縫”，來保佑出征的人平安。
當年11月，我來到中國膠東的煙臺福山縣，被分到獨立混成第5旅團19大隊2中隊。第二年夏，經過機槍射手訓練班考核合格，升為上等兵機槍射手。
1939年秋末，我隨隊參加掃蕩，一連數天都沒找到八路，還被當地農民帶入了八路的伏擊圈。隊員死傷過半，隊長野村下令撤退。我抱著機槍拼命掃射，掩護撤離。等子彈打完，彈藥手和小隊其他人早沒影兒了。我撒腿就跑，卻被一塊石頭砸中腦袋，昏倒在地。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躺在八路軍的擔架上。和所有皇軍士兵一樣，當時我的想法是，寧可被殺，也不能投降，不能做對不起天皇的事！我閉著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們殺了我吧！”
開始我不吃飯，後來改變策略，伺機逃跑。
膠東軍區敵工科、八路軍五支隊政治部主任仲曦東，政委王文，先期被俘的日本士兵布谷等都曾找我談話，可我根本聽不進去。
每天早上，聽見八路的號聲心中就無比淒涼，看見敵工科的那幾個人就感覺非常討厭。時時刻刻想著逃跑，認為八路一身“破爛”：破鞋子、破襪子、破軍裝、騎破馬、拿破槍！
終於在一次夜行軍時，找到機會跑，都快跑到據點了，被老鄉發現，又被抓了回來。
從要跑到不想跑、從日本兵到八路軍的轉變著實不易，中間還經歷了一次“死亡”。
後來，八路軍五支隊抓回來一名日本軍曹。見到他，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俘虜正是我以前的班長瀨古。我的軍事技術和務實精神，都是瀨古訓練的。瀨古看見我，也跟見了鬼似的：“你……你還活著？”
從瀨古嘴里，我才知道，我已陣亡，骨灰盒和戰死通知書都已送到日本家里。我一聽就炸了，一股無名火躥到腦門子上：我們在戰場上拼死拼活地為了國家，為了天皇，結果卻把別人的骨灰給寄我家去了？！可見那些送回日本的骨灰盒里，裝的都不知道是誰的骨灰，死貓死狗的都有可能！
在那段時間里，我陷入了極大的苦惱之中。我不想逃跑了，只想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什麽。1941年3月，我被送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在那里，我尋找到了答案，“日本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人民不是日本的敵人，相反日本軍國主義才是罪魁禍首”。為使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勞苦大眾從野蠻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就非踏著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道路前進不可，我決心為此貢獻自己的一切。
1942年9月，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剛一成立，即奔赴前線進行宣傳工作。在東海一帶，文登縣內部管理不嚴，士兵作風和紀律較松散，在八路軍的協助下，我和盟友們將大批日文宣傳品和慰問袋送進文登縣城。日軍收到後，將宣傳品收藏起來，躲到馬廄里、廁所里偷偷閱讀。
接著，我們又趁熱打鐵，開展對縣城里日軍據點的喊話。
開始，日軍長官極為惱怒，罵我是“賣國賊”、“沒骨氣”，並要開槍，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意識到需要變更喊話內容，開始用聊家常的語氣，說起家鄉和日本兵熟悉的事。據點內慢慢平靜下來，後來我們聊到了時事和戰爭。
喊話結束時，同盟隊員對日軍唱了一首歌：“明月偏西掛樹梢，寒風淒淒樹葉兒響。年老父母種稻又插秧，依然忍饑受餓度時光。……”在帶著寒意的秋夜里，歌聲更顯淒涼憂傷，讓據點內的日軍想起了遙遠的故鄉，勾起了他們的孤寂和辛酸。
當我們離開據點時，日軍高呼：“謝謝你們！但一會兒我們得向你們開槍，跟上級匯報可以說擊退了一次攻擊！”果然，等我們走出據點好遠時，身後響起了機槍聲、步槍聲。此後，這個據點的日軍很少騷擾周圍村莊的百姓。
反戰同盟主要通過戰場喊話、電話、書信等方式來對抗日軍。我的工作不止於此。
戰爭打到後期，八路軍繳獲的日軍武器越來越多。為了能讓戰士們盡快掌握這些較先進的武器，我們舉辦了日本機槍射擊訓練班。因為我對日本各種武器和戰術較為熟悉，便擔任了八路軍的軍事教官，詳細解說日本機槍的構造、性能、零部件、射擊中目測距離的方法以及維修方法。
在保衛膠東抗日根據地時，我還拿起武器與日軍直接作戰。1942年11月，日軍開始對膠東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這是膠東抗戰史上日軍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掃蕩”。
情勢危急。在我的再三請求下，部隊領導同意了我參加掩護突圍的戰鬥。在爭奪陣地中，我聽到日軍指揮官隱隱約約地大喊開炮的聲音，立即叫八路快轉移陣地。剛撤離一會兒，日軍的炮彈落在突擊隊剛才的陣地上。突擊隊轉移到另一個地勢更高的陣地，我迅速架好機槍，猛烈射擊起來。就在這時，一發炮彈落在機槍旁邊，彈藥手頭部中彈犧牲，我只覺得胳膊上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也負了傷。但顧不上包紮，抱著機槍橫掃，掩護其他人撤退。這時，司令部和老鄉已經突出包圍，走遠了。我邊打邊撤，突出重圍後，才被擡上擔架，送往後方醫院。
在和山東軍民共同對日作戰的3年中，我負過傷，也立過功，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有人誇獎我的貢獻，但我最想感謝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他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