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闕波在2015陸家嘴金融論壇的“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市場開放”的分論壇上表示，人民幣離岸市場快速發展，有利於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

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加入SDR籃子進行評估;今年將再次進行評估。跨境貿易結算和自由使用是兩個重要的評價標準。

“我也接待了一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跟我們交流這個話題。大概念來講，跨境貿易結算問題不大，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但是，自由使用里面，涉及到儲備、債券、外匯交易，這些里面四個指標有三個指標跟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有關。”闕波表示，人民幣離岸市場快速發展，有利於人民幣加入SDR。

“我們兩個交易所去年做了業內非常矚目的‘滬港通’項目，非常受大家的關註，‘滬港通’項目的作用始終在發揮當中。圍繞今天人民幣國際化的主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速度是非常快的，剛才很多領導和專家都講了，超出大家的預期。從大家的感受當中，的確現象是非常鮮明的，人民幣從跨境貿易使用、投資和儲備三個功能當中，跨境貿易結算功能已經充分發揮了。”

闕波稱，資本市場在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當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是到了非常關鍵的節點。回顧歷史，資本市場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當中的作用非常明顯。從一開始的B股、H股、QFII、QDII試點等，它們是資本市場的有序開放，疏通人民幣的投資渠道。如今，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人民幣資產投資渠道要打通。

“要讓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不能僅僅依賴於人民幣會升值這種很簡單的預期，一定要發揮資本市場投資、產品交易的功能，一定要有這種儲備資產，大家願意持有人民幣資產，交易很方便，回流很順暢，保值增值預期比較明顯。 無論金融危機怎麽變化，金融危機怎麽演變，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非常重要，下一步資本市場創新發展，就是要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成熟度、流動性，對我們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還是非常有貢獻的。”闕波表示。

7月31日，海信集團與日本夏普同時宣布：海信出資2370萬美元收購夏普墨西哥工廠全部股權及資產，同時海信將獲得夏普電視美洲地區品牌使用權和所有渠道資源。這意味著，海信將全面接手夏普美洲的電視業務。

今年，海信國際化提速，計劃2017年海外銷售收入達500億元。海信集團負責國際業務的副總裁林瀾今年4月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曾透露，海信在墨西哥已租了8條電視生產線，今年還想在當地設自己的工廠，因為北美一年有200萬臺電視的需求。

據海信電器(600060.SH)7月31日晚公告，海信電器與關聯方“美國海信”共同向夏普方面收購“夏普墨西哥公司”100%股權，其中海信電器擬現金出資約1121萬美元收購夏普墨西哥公司49%的股權，“美國海信”擬現金出資約1167萬美元收購夏普墨西哥公司51%股權，並同意簽署《股權與資產購買協議》。此次交易的資產交割日為2016年1月6日。

夏普墨西哥公司成立於1997年11月，註冊資本60002萬墨西哥比索(約2.3億元人民幣)，2014年凈資產為90326萬墨西哥比索(約3.45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為53511萬墨西哥比索(約2億元人民幣)，凈利潤為8038萬墨西哥比索(約3073萬元人民幣)。

夏普創立於1912年，系“液晶電視之父”。本次收購，海信將迅速提高在美洲市場的產能和市場優勢，美洲市場收入預計增加20億美元。海信電器表示，這次交易是海信推進國際化進程的重大進展，通過本次收購將有利於海信與夏普雙方在技術、產品、市場各方面的聯合和交流，將有利於海信國際化戰略目標的實現。

夏普7月31日下午發布2015財年一季報披露，2015年4月至6月，夏普銷售收入6183億日元，凈虧損339.8億日元。顯然，這次將墨西哥工廠轉讓給海信、並把美洲電視業務授權給海信運營，是夏普盡快扭虧的努力之一。

IHS DisplaySearch中國區研究總監張兵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認為，此次交易延續日本企業收縮電視布局、資產輕量化的趨勢，過去幾年東芝、索尼等都加大電視生產外包的比例。“品牌外包運營已不是新鮮事，東芝在做，夏普現在也這樣做，以降低財務負擔。”

張兵認為，“海信關鍵是如何充分利用夏普品牌的剩余價值，在美國市場，預計海信中短期將以夏普品牌為主，長期將培育自主品牌。”他分析說，2370萬美元的成交價，是很少的一筆錢，估計考慮了債務、運營成本等因素，而海信預計還需向夏普交納品牌授權費。

完成收購後，海信的挑戰有兩點。張兵說，一是在美洲市場，如何處理夏普、海信兩個品牌的關系，既充分利用夏普品牌的剩余價值，又加快培育海信自主品牌的發展;二是夏普美洲的電視業務處於虧損狀態，海信能否讓其美洲電視業務盡快扭虧為盈。

據悉，海信國際將於8月4日召開媒體說明會。

TCL在十年前曾收購法國湯姆遜的彩電業務，今年創維收購了德國彩電老品牌“美茲”，如今海信又將接手夏普美洲電視業務，這些顯示了中國彩電企業在全球不斷擴張、地位繼續提升。

如果說微信承載了騰訊的國際化夢想，阿里巴巴重兵投入國際化要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BAT三巨頭中的百度國際化靠什麽?

答案不是百度的核心業務搜索，而是一系列移動產品矩陣。百度首次披露，包括DU Battery Saver(點心省電)、DU Speed Booster(安卓優化大師)、ES File(ES文件管理器)、MoboMarket(百度安卓應用商店)在內的移動產品矩陣覆蓋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獲得7億的用戶，月活躍用戶超過2.5億，其中3個產品的用戶量達到了億級量。

而在“圈地”海外的同時，百度的國際化也開始了商業化的嘗試，推出了移動廣告平臺DU AD Platform(下稱“DAP”)，幫助開發者出海。

對於做國際化，百度國際事業部總經理胡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自己有時候開玩笑講，“做國際化，我們可能走在成功的路上，也可能走在成功的岔路上"，目前仍在探索。

為何工具類應用先行？

以搜索為核心業務的百度，為什麽選擇用一系列移動工具類產品做國際化市場?

這要先從百度PC互聯網時代的國際化說起。

2006年，百度把國際化的第一步選在日本。2007年3月，百度日本站開始測試，2008年百度搜索正式在日本上線。

但百度進軍日本並不容易。時隔多年之後，百度在2015年作出了關閉百度日本搜索引擎Baidu.jp的決定。當時百度相關發言人承認：“很明顯，百度日本搜索引擎從未吸引到大量用戶。隨著我們於2013年停止搜索編目，過去一年多時間里，搜索用戶數並不是很多。”

PC互聯網時代的國際化，是一個割裂的市場，用胡勇的話說，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一些流量的控制，這樣嚴格意義上除了美國一些公司有先發優勢以外，大部分國家的PC互聯網市場是一個個分散的狀態，如果要在各個國家開疆拓土，那時要做國際市場是非常難的。

但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世界變得扁平化，有了統一的市場，機會變得更多，也更容易很快的獲取海量用戶。

對於在移動時代百度怎麽做國際化，胡勇坦言，自己一到百度後，就要做國際化。“當時他們問我，我也答不出來，你為什麽做這個呢?未來有什麽商業模式呢?”

胡勇的回答是，我們先占個坑吧，先發展用戶吧，只有發展用戶才了解海外的需求，才會了解各個國家的發展狀況，才會培養和鍛煉出一個做海外運營的隊伍，去了解各個國家的差異化做產品開發。

胡勇說，現在百度約有500個研發人員做海外的開發，這支隊伍讓百度慢慢摸到門道。

而之所以選擇以移動工具類產品矩陣的方式做國際化，胡勇說，自己在參加谷歌I/O開發者大會時發現，在海外的中國公司就兩類，一類是做工具，一類就是做遊戲。很大原因在於，以內容為導向的公司，中國公司現在目前還很難涉足，因為有版權問題、文化差異問題，因此百度的主要做法是用工具類應用做國際化。

國際化的三個重點

百度的國際化路徑具體如何選擇?海外投資的背後的邏輯是什麽?

百度公司總裁張亞勤總結，百度國際化有三個重點：第一，選擇重點的區域;第二，選擇產品和戰略;第三，選擇一些O2O的領域。

第一，全球有很多國家，從哪里入手，百度選擇和中國很相似的國家，有大規模人口且移動互聯正處於爆發的前夕。比如說巴西、印尼、印度就是選擇重點。這些國家可能在移動互聯方面落後中國兩三年，但是能看到這種成長的潛力、看到未來的發展，這是百度國際化選擇的區域。

第二，在選擇產品和戰略上，百度的做法是移動、移動+移動，包括移動應用的矩陣，形成大的流量，以及移動變現廣告的平臺。“不僅幫百度自己變現，也幫助合作夥伴中國的開發者去變現。”

第三，百度會選擇一些O2O的領域。很多國家和中國有很相似的路徑，O2O在中國在某些方面其實是超前於別的國家，百度希望把中國在O2O方面的這些經驗、技術和產品能適用到別的國家，但是我們做法會更輕一些，不會砸200億去在哪個國家做O2O。此前，巴西本土團購網站Peixe Urbano招至旗下，而它也被寄予了成為巴西O2O平臺的期望。這樣來看，百度的國際化通過一端建立流量體系，一端布局O2O領域的模式，在海外市場構建服務鏈接平臺。

可以看到的是，在海外市場輸出自家移動工具類產品的同時，百度也加快了投資並購步伐，為自有流量體系進行補充。

除了將巴西本土團購網站Peixe Urbano招至旗下外，2015年6月，百度收購了在東京大學創業孵化器誕生的原生廣告平臺popIn，完成了產品流量閉環布局(PC、無線、廣告平臺)，它還戰略投資打車軟件鼻祖Uber、內容推薦引擎Taboola，與以色列風投CarmelVentures共同投資了以色列音樂教育科技公司Tonara。

“百度在國際化的投資有兩類，一類是為國際化服務的一些投資，還有類就是，百度覺得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或者先進的東西，可能會對百度全球的包括中國的業務帶來增長，帶來一些借鑒的投資。百度做財務投資非常少，一般都是做戰略投資多一點，主要還是想怎麽跟我們業務相關。”胡勇告訴記者。

不過對百度而言，如何更好地融入國際互聯網大生態圈則是更為迫切和重要的命題。

正如胡勇所說，“國際化實際上是兩方面，一方面我們要做新市場，就是百度的外延、擴張(新興市場)。還有一方面，我們用新產品和新的模式在海外做探索(例如日本)。在國際上，我們更多的是融入到了國際的生態圈里面，和國際一流的公司去合作而不是去對抗，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長得大。”

“未來可能，我們巴西的Peixe Urbano會成為百度在巴西的O2O的平臺，百度未來也會在巴西建立一個基金，再去投資巴西的一些O2O企業，這樣把Peixe Urbano的平臺做大，可能以後它也可以單獨去納斯達克上市等等。”胡勇說，只有做到這些，百度的國際化才能達到一個階段性的成功。

近期，人民幣無疑是全球市場的焦點。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究竟是升是貶?人民幣全球影響力在不斷上升的同時應如何肩負“準國際貨幣”的責任?中國的改革進程又將如何推進?

在由第一財經和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新領軍者年會共同舉辦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雄心”分論壇上，各界大佬都對上述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該論壇嘉賓包括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李稻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金融體系”行動倡議主席AndersBorg，慶應大學政策管理學院教授竹中平藏，以及新經濟思維研究院主席特納勛爵(LordTurner)。

李稻葵：“大國經濟”要兼顧全球

李稻葵認為，此次人民幣匯改的時機選擇和邏輯都十分正確，只是結果有些出乎預料，可見中國在不斷展現大國經濟實力的過程中，也要開始考慮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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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機方面，李稻葵認為，通常中國匯改選在夏天(如2005年7月11日、2010年6月19日、2015年8月11日)，因為夏天正值華爾街放假，盡量避免全球過激反應，因此在不會引起過分炒作的時候改革是明智之選。

就邏輯而言，近幾年來，美國已經對主要貨幣相對上漲了20%，但人民幣對美元卻幾乎沒有貶值，所以此次貶值合情合理。

至於最後的效果不如所想，李稻葵對此表示：“因為我們忽略了一點——人民幣雖然不是國際貨幣，但可能是一個準國際貨幣，只要人民幣稍有動靜，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也會認為是中國經濟基本面存在問題便聞訊而動，加劇了區域的‘貶值潮’。”

李稻葵稱：“這次改革告訴我們，中國國內的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必須要考慮國外對中國的認知，不管這個認知是對是錯。”

此外，他也表示，中國貨幣政策應適當放松一點，跟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形成對沖，形成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雙向運動，否則全球貨幣條件都會收緊，中國可能暫時還沒有完全盡到人民幣作為一個準國際貨幣的國際責任。“我也建議人民幣在未來幾個月乃至於這一年暫時先別動，以免造成更大的全球影響。”

黃益平：匯改“開弓沒有回頭箭”

與李稻葵的觀點略有不同，黃益平則認為，人民幣應該進一步盯住“一攬子貨幣”，而非只盯住其中的美元，“如果人民幣動了一陣，又把它盯住了，過一年後再考慮新動作，那我覺得這次匯改的波動就浪費了，下回還得重新開始。”

在黃益平看來，8月11日的匯改恰逢其時，“過去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每天早晨的人民幣中間價和上一天的收盤價沒太大關聯，所以市場猜測這個差別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們的政策意誌，而非市場因素。所以匯改最核心的就是把中間價的設定更多地交給市場，參考昨天的收盤價和今天早晨的市場因素，我覺得變動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此外，黃益平也認為，人民幣如果實現國際化，其實解決了中國的國際收支當中存在的“貨幣錯配”問題，因為如果資產和負債不是同一個貨幣，永遠都存在國際收支危機的風險。“美國就沒有這個風險，因為其資產和負債都是美元。”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黃益平同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一個貨幣有三個方面的功能——計價、支付、儲值，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在跨境市場上同時發揮這三大作用，用人民幣作為我國進出口產品的定價單位，作為投資、貿易的工具，可以讓人民幣作為最終投資儲值的工具。

AndersBorg：人民幣仍會保持強勢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AndersBorg表示：“長期而言，沒有什麽根本性的理由讓人民幣貶值，我知道中國有比較大的制造業，但是我認為，並沒有什麽根本的理由要讓人民幣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

他表示，短期而言會看到一些貶值，但長期而言，如果中國的經濟結構整體是健康的，那麽人民幣是會保持健康發展，這也正是李克強總理在9月10日的講話中所談到的，他展現出了對於中國經濟的信心，所以我相信人民幣會保持強勁。

AndersBorg特別指出：“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讓匯率波動受到政治的影響，因為匯率是市場化、經濟性的東西。此外，如果中國要在世界經濟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資本賬戶開放也要逐步推進。”

在他看來，適度的波動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國央行最重要的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穩定。

特納：人民幣國際化才能防止資金外流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各界此前仍存擔憂，但特納表示，只有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才能避免出現資金外流的情況。

他解釋說，中國現在存在很明顯的短期資本流動。“在三四年前，我們尚能理解成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動，根據現有賬戶和外匯儲備，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些‘熱錢’是從哪里來的，但最近我們發現有些情況很難解釋。隨著匯率波動加大、資本賬戶越來越開放，有很多外國資本流入，因此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對於匯率波動，他也表示：“如果看一下過去15年，歐元和美元之間的變動只有非常少的波動是可以通過利率變化或經常性項下競爭力來解釋的，大部分很難解釋，像80年代時日本的狀況，有大量資金流動，這導致了匯率的波動，簡單用貶值或通脹的理論難以解釋。”

因此，他認為伴隨著中國國際化的進程，必然有這樣的後果，也必須去接受這樣的後果。

除了人民幣匯率本身，各界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1月將對人民幣展開的“大考”也極為關註。

特納表示支持人民幣加入SDR，“中國今年或明年進入無關緊要，主要是這個趨勢，如果我是估值委員會的成員，我會完全支持它。”

對於人民幣加入SDR，竹中平藏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其GDP規模是日本的2.3倍，中國現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因此中國在全球貿易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貨幣的作用亦不可忽視。“如果把人民幣放入到SDR之後，它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對於人民幣本身而言，盡管SDR在實際操作層面的角色並不突出，但人民幣納入SDR的意義仍不能忽視。被IMF納入SDR，意味著人民幣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名正言順地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180多個成員國的官方使用貨幣，這也標誌著IMF首次將一個新興經濟體貨幣作為儲備貨幣，將大大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舞臺的地位，象征性意義巨大。

此外，人民幣進入籃子可以增加SDR的代表性。籃子貨幣所代表的GDP自2000年以來持續快速下降(到2012年下降到40%)，如果人民幣能夠加入籃子，籃子貨幣所代表的GDP會有較大的上升，也會大大減緩其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人民幣進入籃子也可以提高SDR的穩定性。有專家表示，如果人民幣在上一次評估時加入籃子，SDR相對美元、英鎊和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會有較大的降低。根據相關測算，可以分別下降13%、21%和17%。

值得註意的是，竹中平藏回顧了日本90年代的痛苦經驗。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實行了一項非常全面的金融自由化的計劃，很多經濟體都對其表示大力支持，“但因為自由化的問題，有很多壞賬和部分壞資產在此金融體系出現，造成市場極為動蕩。”

他表示，當前中國政策非常關鍵，要提供透明信息，恰當應對“影子銀行”問題，並有效消除壞賬，“這些政策能夠支持市場進一步自由化”。

10月1日至2日，如果你在紐約街頭遊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紐約時代廣場，將看到大屏幕上閃動的一個個中國品牌。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此次亮相時代廣場的公司總計66家，有的是能源領域(天能電池、新日電動車、滕勢電動汽車)，有的是行業內知名公司(華為、長安汽車、海爾、格力、東方電氣)，也有一些正在加速開拓國際市場的企業，如歐普照明、特步、簡一、方太、利郎、好利來、史丹利等。時代廣場的大屏幕將以中英兩種版本展示它們。

天能集團一位內部管理層9月30日晚間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中國電池工業的行業領跑者，希望借此機會認識我們，“未來，天能也將加強與其他國外同行的合作。”

上半年，天能集團下屬上市公司天能動力(00819.HK)的營收，較去年同期增長14.5%，至75.3億元；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10.92億元、14.5%，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3.7%、2.95%；凈利潤為2.7億元，同比增長476.49%。

天能動力新能源電池的自動化生產線已於去年開始投產，相比之前產能提升了4倍，鋰電池的營收有望持續攀升。近兩年來，該企業也與尼日利亞、安哥拉、歐洲等國家洽談或簽署合作協議。公司一位負責人也向記者介紹，天能動力在今年上半年的研發投入高達2.41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75.9%，除了增加研發項目數量外，也在優化研發團隊，從而進一步提升自身實力，為打造國際競爭力奠定基礎。

另一家出現在時代廣場的公司是歐普照明。其商用事業部總經理黃誌堅就表示，國內照明行業的產值，無論是LED燈、節能燈，總計占了全球產值的80%以上，在這個市場規模優勢之上，部分企業在做研發，“我們也希望自己更專業與創新。”

歐普照明中國區CEO丁龍也對記者說，歐普現在的策略是“家商並舉”，原來做家居照明，但希望歐普專業的商用照明領域也能發展起來。“所以，我們現在的商用和家居兩大事業部是並列的，產品、人力資源、財務、供應鏈、銷售，也完全都是獨立的組織架構，目的在於快速成長。”

他也稱，“我們希望成為一家全球化的照明企業。目前，我們在中國市場已是第一。但即便如此，於整體行業中的比重還很小，不到百分之二。如果細看家電、手機、服裝等行業，比重若不到15%，談不上行業已實現整合，所以照明行業仍有不少機會。”

為尋求更國際化發展，歐普照明總部於2009年遷往上海。此後，該公司在吳江投資建立其亞洲最大工業區，並分別在上海和吳江成立了研發中心，產品和服務現已遍及亞洲、歐洲、中東、南非等全球50個國家和地區。

除了上述正在拓展海外市場的企業之外，華為、海爾、格力等公司的國際化布局則更具戰略意義和示範作用。如今，華為的業務已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全球的17萬名的員工中，非中國籍員工約3萬多人，海外本地化率約為75%。2014年，華為的銷售收入465億美元，增長20%。

對於海爾集團來說，其海外戰略顯得獨樹一幟。該公司並沒有一開始就走國際代工廠的路子，明確提出“創牌“戰略”：以自有品牌出口，對海外用戶在產品質量、技術標準、售後服務等多角度做最高標準承諾。2014年底，調查機構歐睿國際(Euromonitor)的最新數據顯示： 海爾品牌的全球零售量份額為10.2%，連續六年蟬聯全球白色家電第一品牌。天能集團前述人士也表示，對於更多的中國公司而言，打開國際知名度，不僅要建立國際化品牌、開拓渠道、增加合作夥伴，更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更好更快的執行能力。

2005年12月19日，一架阿聯酋航空公司的運輸專機停靠在桂林兩江機場。這架飛機的到來，標誌著中國的創新藥開始走向世界。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用來運輸桂林南藥生產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抗瘧藥物的專機，而這種藥物的主要元素就是最近被熱議的青蒿素。

直至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青蒿素，這一曾背負著“中國發明，外企生產”標識的產業才開始廣為人知。事實上，盡管源自中國，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一直處於全球青蒿素產業連的最底端，直到2005年。

被倒逼的“國際化探路”

“瘧疾的主要發病國家在非洲，所以青蒿類藥物可以說是治療窮人疾病的藥物，采購單位也多如政府、世界衛生組織、慈善機構等公立機構，定價不可能高，因此用傳統商業化的方式來打開市場成本很高，走私立市場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思路。”複星醫藥(600196.sh)內部人士告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由複星醫藥控股的桂林南藥，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個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抗瘧藥制劑生產廠商，青蒿素正是這類抗瘧藥制劑的重要原料。而複星一開始就決定了通過嚴格的公立市場來進入國際市場。

桂林制藥自主研發成功的青蒿琥酯,是青蒿素系列藥品中第一個自主研發的新品種，並在1987年獲得了國家衛生部頒發的一類新藥證書，這是新中國一類新藥的001號證書，而緊接其後的青蒿琥酯註射劑則是國家002號新藥，註冊時間也為1987年。

“1977年5月21日，桂林南藥正式參與了523計劃，當時研發的青蒿素特別好，但是有兩個美中不足，第一個就是劑量大，希望提高療效，第二個是不溶於水，對於瘧疾的搶救不利，當時的任務就是解決水溶性的問題和提高療效。我是在77年6月做的衍生物的研究，當時做了13個衍生物，經過後來的篩選，編號804，就是現在的青蒿琥酯，在13個里面比較起來它最好，即可解決水溶性的問題，而且療效提高5倍,這就是最開始研發出的青蒿琥酯;經過後期不斷的完善和臨床試驗，最終獲得成功。”據桂林南藥青蒿琥酯研發老科學家劉旭回憶。

可惜的是，經過數十年研發出的中國第一個創新藥物在市場盈利上卻並不順利。眾所周知，我國的瘧疾病人在六七十年代高發，但在進入80年代後，瘧疾病發迅速下降：1981年全國瘧疾發病人數為305.9萬人,1985年減少到56.3萬人,到1988年已經下降為為13.4萬人。

國內瘧疾病人數的急劇下降意味著這種廣譜化學藥物在國內已經沒有特別多的利用價值。事實上，在複星醫藥並購桂林南藥之前，桂林南藥所生產的青蒿素類抗瘧藥並不多。在同一時間，為了圖謀企業生存在國內的同類藥物市場已經有廠家嘗試將青蒿素類藥物的專利共享給外資藥企。

1994年，軍事醫學科學院與跨國制藥巨頭瑞士諾華公司簽署專利開發許可協議，後者負責青蒿素類藥物複方蒿甲醚在國際上的研究和開發，前者則收取一定的專利使用費。這一協議，幫助複方蒿甲醚在世界多個國家獲得專利，但與此同時，也宣告軍事醫學科學院放棄了複方蒿甲醚國際市場的銷售權，諾華坐享其成。

另一些則是向外資藥企大量出口青蒿素類原料，始終處於青蒿素制劑產業鏈的最底層。

2003年，熱衷於國際市場的複星醫藥收購桂林南藥，他們看到了這種藥物的國際價值，彼時，非洲市場對抗瘧藥物依舊有需求，且價格並不便宜，每人份的市場均價在7-8美元左右。

如何撬開公立市場大門

對於瘧疾、艾滋病、肺結核等藥物國際市場的規則是公立采購，世界衛生組織不僅在藥品質量和生產工藝上會嚴格把控，並且有15%以內的利潤控制要求，因此在當時中國企業探路非洲的私立市場是比較容易走的一條路。

“因為要走公立路線必須要通過多重認證，政府、機構才會大量采購，中國當時還沒有企業可以達到WHO的預認證標準，因此國內的一些企業在做非洲的私立市場，但青蒿類藥物畢竟是治療‘窮人得病’的藥物，不可能賣的很貴，而私立市場營銷的成本很高，因此傳統商業化的模式並不是很好的思路。”複星醫藥相關人士表示。

據了解，在目前由世界衛生組織、政府、慈善機構組成的公立市場占據了抗瘧藥物總采購量的近80%，私立市場不僅占比小，利潤也十分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複星決定還是迎難而上，從公立市場找尋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國品牌藥要走向世界，創新和質量是藥品評價的重要標準，複星醫藥要國際化，必須要達到最高水準。”當時的複星醫藥總裁(現任複星集團總裁)汪群斌說。

明確了國際化的思路後，複星花了2~3年的時間對青蒿素類產品進行改造。當時的桂林南藥董事長嚴嘯華帶領一支隊伍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培訓，並根據他們的要求對產品的生產標準進行了多方面的提升。

世界衛生組織(WHO-PQ)認證的過程是艱難的，當時嚴嘯華回憶，“從2004年12月1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遞交預認證申報材料，到2005年12月21日第一次PQ正式通過，前前後後根據WHO的問題提交了4次補充資料，共回答了146個問題。為了預認證的通過，前後共5次同WHO有關官員進行匯報和溝通。”此前，中國還未有創新藥物能夠通過這一認證。

2005年12月21日，桂林制藥代表著中國企業實現零的突破，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預供應商的資格認證。這是中國制藥企業首次從WHO獲得預認證供應商資格認證，也是中國真正意義上走向世界的第一個自主研發並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獨立品牌的化學成品制劑，顛覆了此前諾華等外資藥企在抗瘧藥物的壟斷地位。

“在2004/05年的時候桂林南藥廠長去非洲出差，在當時每人份的抗瘧藥物市場價約需要7~8美元，其實對於很多非洲窮人來說仍然是不小的支出。後來我們通過了WHO的預認證後，成本比歐美企業更有優勢，當時，我們的定價每人份在1美元左右。”複星相關人士告知記者，伴隨著桂林南藥加入WHO的供應體系，從前獨占非洲市場的諾華、賽諾菲在2006、2007年逐漸開始降價。

在特別講求“技術”、“質量”的國際市場，桂林南藥所產的青蒿素類藥物可以說是中國藥企“走出去”的典範：相比較價格優勢，質量和生產工藝達到國際標準才是競爭根本。根據國家相關數據統計，複星醫藥桂林南藥是2014年中國西成藥出口前十強;抗瘧藥Artesun單一制劑全國出口創匯最高，創新藥品Artesun(註射用青蒿琥酯)為全球首創，已經成為國際治療重癥瘧疾的金標準，WHO強烈推薦的重癥瘧疾治療首選用藥;在全球重癥瘧疾市場占有率90%以上，截止目前為止已挽救有700多萬重癥瘧疾患者的生命。

但據了解，雖然複星醫藥每年青蒿素類藥物是過億的銷售額，但中國治療瘧疾成品藥在國際市場抗瘧藥物的占有率仍不是最高。諾華、賽諾菲等企業在非洲當地紮根的時間更長，占有公立市場約80%市場份額;而中國藥物在國際上的認可度依舊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用質量最優的創新藥來塑造。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赴任央行副行長的消息終於塵埃落地。

10月30日，國務院網站公布陳雨露赴任央行副行長的消息。陳雨露這位金融界低調的專家，已快速走上公眾前臺。​

目前，央行共有4位副行長：易綱、潘功勝、範一飛和郭慶平，其中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易綱分管外匯政策，潘功勝則分管征信。

陳雨露

專註人民幣國際化的陳雨露履新正值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時刻。11月，IMF執行董事會按計劃將正式討論是否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行至最後的沖刺階段，央行在其中肩擔重任。

對此，市場認為，陳雨露此時赴任央行副行長與人民幣加速國際化、加入SDR密切相關。不僅如此，陳雨露與央行早有淵源，曾於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期間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還是頗有影響力的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之一。作為金融領域專家，陳雨露近年研究主要聚焦於人民幣國際化，與當前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一致。

7月18日，陳雨露代表課題組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陳雨露表示，人民幣在國際金融活動中的金融交易計價和外匯儲備功能已經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上漲的主要動力。如果今年下半年人民幣能夠通過SDR例行審查，跨入國際貨幣儲備行列，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穩步上升奠定階段性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陳雨露赴任後，將成為5位副行長中最年輕的一位。陳雨露學術興趣涉獵貨幣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等領域，主要研究方向為開放經濟下的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資本市場。近幾年來，他對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有更多更深的研究，例如在其主導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每年都會定期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陳雨露於2011年11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時年45歲的他在當時是中國最年輕的全國重點大學校長，位列副部級。

陳雨露在其他金融領域也頗為出色。此前，他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綠色金融改革與促進綠色轉型項目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綠色融資需求巨大。據課題組核算，2015至2020年期間，中國低方案綠色金融資金需求為14.6萬億元，高方案資金需求為30萬億元;2015至2030年，中方案需求為70.1萬億元，總需求共計123.4萬億元。

陳雨露解釋道，“低方案”是指落實目前已經制定的環境規劃、計劃和標準所需要的資金，“中方案”是基於當前規劃以達到環境標準所需要的資金，“高方案”則是基於環境無退化原則、提高環境標準、實現更高水平環保目標所產生的資金需求。

編者按：

行業深度調整，傳統開發模式式微，“地產+X產業”成為開發商們紛紛進行跨界拓展和探索 的模式，涉足領域也更加多元，如金融、醫療、養老、旅遊、文化等，房企產業鏈不斷拓寬。盡管跨界業務相對獨立，但“X產業”大多都與原有的地產業務有連接 點，或是原有地產業務的延伸拓展，或是既開辟新領域又對原有地產業務進行盤活。這些開發商的跨界業務做得怎麽樣了？

繼今年6月開設中國首家互聯網社區醫院後，11月15日，恒大地產（03333.HK，下稱“恒大”）在廣州再開業兩家互聯網社區醫院。至此, 恒大已開業的互聯網社區醫院達3家。

每一位恒大的業主，可以想象一下未來的生活：住在恒大的房子里，訂購恒大牌糧油乃至精品肉食加工品，到恒大醫院就醫體檢做保健，購買恒大系列保險乃至理財產品……日常生活的需求，都將被貼上“恒大”的標簽，而這些只需要在手機的某個APP端口點擊按鈕。

這是恒大商業帝國構建的產業鏈生態計劃，龐大的業主群體將再次被“激活”，而互聯網成為盤活整個計劃的棋術。醫療健康服務是恒大切入互聯網+最早且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有 消息顯示，恒大健康還將於近期在濟南、沈陽、長沙、武漢、成都等中國主要中心城市陸續開設9家互聯網社區醫院，年內總數量將達到12家，覆蓋已入住的5萬 多戶家庭20余萬人，從而初步實現該業務板塊的全國布局。而明年新開的互聯網社區醫院數量更多，未來將有望把這種醫院開設到恒大旗下絕大多數社區內。

高調做醫院

之 所以叫做互聯網社區醫院，恒大對此有明確的概念上的界定。一是此類醫院只開設在恒大旗下樓盤和社區內，按照社區人口數量確定醫院規模，重點服務對象也是社 區居民；二是醫院除了配備必要的醫療團隊和醫療設備之外，更通過互聯網與國際上高端醫療機構業務對接，為病患提供遠程會診、網絡醫療等服務。

鑒於恒大目前擁有全國最大規模的社區資源，其互聯網社區醫院未來增長頗有想象空間。數據顯示，恒大地產目前在全國170多個城市擁有400多個社區，400萬業主，並且預計每年新增70萬~80萬人。

在 業內人士看來，恒大選擇進軍以醫療為核心的大健康領域是比較聰明的布局。今年，“健康中國”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並寫入“十三五”規劃，各地相繼出臺政 策措施發展健康服務業，未來發展空間巨大。有測算顯示，健康服務業2020年總規模將達到8萬億以上，是公認的市場藍海。值得提及的是，中國60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已達2.3億，老齡化形勢嚴峻，但老年人的專業照料、康複護理等服務嚴重缺乏。

目前，以保利地產（600048.SH）為代表的一大批房地產企業已經開始在養老健康等產業中積極布局卡位，雖然這些業務和試探暫時還未有顯著收益，但幾乎所有參與布局的資金都在等待時機的到來，因為市場必定會在某個節點發生質變。

恒 大顯然是看中了未來的這個機會，從而在今年中開始快馬加鞭發展醫療健康產業：6月18日首家互聯網社區醫院在廣州開業；6月23日，中國恒大原辰醫學美容 醫院亦在天津開業；10月19日，集團又競得海南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3號-2地塊，該地塊為醫療用地，面積8.1萬平方米，將建設臨床、教學和科 研三位一體的新型高端國際醫院和研發平臺。

由此，恒大的醫療體系初見雛形：社區醫院、綜合醫院、整形醫院三大板塊，同時納入香港上市平臺恒大健康（00708.HK）旗下，並且通過互聯網實現資源共享。

恒大健康在中期業績發布會上表示，除了今年下半年將開設10家互聯網社區醫院之外，未來在海南、上海、深圳、重慶等地建成一批醫學美容醫院；加速建設專科康複醫院樣板店；與世界知名醫學院校合作，開設新型高端國際醫院；發力社區養老業務。

顛覆傳統醫療模式？

房地產商跨界醫療行業，恒大並非首開先河者。今年年中，申銀萬國證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A股142家上市房企中有41家房企已經或正在轉型，其中涉及醫療健康（含養老）方面的企業數目最多，達到13家。

例如華業地產（600240.SH）、宜華地產（000150.SZ）等公司都已經先後通過收購等方式，將公司業務切入到醫療健康行業，宜華地產甚至也通過收購深圳友德醫科技有限公司20%股權，開始了其在網絡醫院方面的布局。

作為地產一線軍團，恒大在醫療產業上的布局更加快速而且財大氣粗，其互聯網+的概念，為該集團從傳統行業轉型新興產業提供了一個通道。

而早期恒大多元化是將資源向傳統消費行業傾斜，選擇了飲用水、糧油、奶制品等幾大板塊，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其依托互聯網+概念進行一系列的布局，包括大健康、社區服務、金融等。

目前，恒大醫院、恒大社區、恒大金融都被冠以互聯網之名，是該集團依托原有社區資源，為開發增值業務所進行的布局。

在互聯網社區醫院開業之初，恒大就曾放豪言：要徹底顛覆傳統醫療模式，並稱此戰略構建基於“互聯網+”的健康管理實體、智慧健康雲體、醫院聯合體和健康生態綜合體“四體聯動”的獨創型健康管理體系，居民足不出戶即可在家門口享受世界級醫療健康服務。

為了顯示出其醫院在互聯網大數據分析方面的優勢，恒大還與國際數學大師、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的團隊進行了系列合作，將通過全球頂尖的健康大數據模型，與恒大健康共同打造個人健康信息管理分析系統和智能專家系統。

另 外，恒大社區醫院還通過網絡平臺連接阿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南方醫科大學及附屬醫院、廣醫大附屬第一醫院等，試圖構建國內外頂級醫療健康服務集群。據悉， 目前已有國內外1200名醫生、教授加入恒大互聯網社區醫院這一平臺，為社區居民提供疾病預防、私家醫生、遠程會診、網絡醫療、健康體檢等醫療健康管理服 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