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巴菲特的父親沃倫·巴菲特是世界最著名的富翁之一，但他卻當了大半輩子的農民，幾乎沒有得到父親的任何經濟資助。現在他管理著一個幾十億美元的慈善基金會，致力於終結全球饑餓。“只有通過失敗才知道什麽方式是有用的，”霍華德說，“按照我做事的方式，失敗在所難免。”
2007年，霍華德·巴菲特在塞拉利昂。他每年有200天在外奔波。
霍華德·巴菲特2013年訪問剛果民主共和國時和剛招募的護林員一起跳舞。
巴菲特一家在上世紀70年代的合影。從左到右：
霍華德、彼得、蘇珊、沃倫和蘇西。3個孩子如今都成了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
霍華德·巴菲特的父親沃倫·巴菲特是世界最著名的富翁之一，但他卻當了大半輩子的農民，幾乎沒有得到父親的任何經濟資助。現在他管理著一個幾十億美元的慈善基金會，致力於終結全球饑餓。
父親的贈予
在3個孩子還年幼時，沃倫·巴菲特在內布拉斯加奧馬哈的家中三樓安裝了一臺十美分硬幣老虎機。目的是為了讓孩子們認識到賭博的危險，同時也是為了牢牢地掌控孩子們的零用錢。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巴菲特創建的投資公司）的一次年會上，他曾親口說，“我會完全滿足他們所有的零用錢要求，只要面額是十美分硬幣，反正到了每天晚上，所有錢又會回到我的口袋。”
巴菲特擁有約600億美元的資產，過去58年卻一直住在他1958年花3.15萬美元購買的算不上奢侈的房子里。他曾告訴《財富》雜誌，他打算給自己的3個子女“留下足夠多的錢，讓他們感到自己能夠做任何事情，但卻不會多到讓他們覺得自己能夠無所事事度過一生。”他補充說，“幾十萬美元”聽上去比較合理。為孩子們提供“一生享用不盡的糧票，僅僅因為他們投對了胎，”這樣做“非常有害”是“反社會行為。”
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少人批評他為人吝嗇，巴菲特一直反駁說，與其在活著的時候把錢捐出去，還不如交給他投資，年複一年不斷增加金額，然後等他去世後再捐出去。最終，他改變了想法。也許是因為年齡帶來的改變，但也有一些人認為，是妻子蘇珊·湯普森·巴菲特的死讓他變得慷慨並慈善起來。
無論原因是什麽，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在75歲時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決定：他將逐步捐出85%的個人財富（主要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的形式）。巴菲特的承諾（當時估值約370億美元）是人類歷史上數額最大的一筆慈善捐款。美國歷史上以慈善著名的富翁安德魯·卡內基捐獻了3.5億美元，相等於今天的50億美元。
這些錢不會被用於建造各種各樣的宏偉建築，然後掛上巴菲特的大名。相反，最大一筆款項將捐獻給比爾和梅蘭達基金會。一部分捐給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剩余部分將分別交給巴菲特的三個子女蘇西、巴菲特和彼得創建的慈善基金會。在當時，每個孩子分別得到了價值10億美元的股份。三個孩子都沒有想到他們的父親會放手如此大一筆錢，至少不敢相信他肯在生前這樣做。
6年後，為了慶祝82歲生日，2012年8月30日，巴菲特又宣布，他會再給每個孩子的基金會捐贈約1200萬股伯克希爾·哈撒韋B類股票。“他打電話給我姐姐，”巴菲特回憶說，“他問她‘如果我再給他們的基金會10億美元，你覺得你的兩個弟弟會有什麽反應。’她回答說，‘聽上去不錯。’我的意思是，他就是這樣。一旦有了什麽覺得不錯想法，會立刻付諸實踐。於是他真的這麽幹了。”
巴菲特的每個孩子總計得到25億美元的捐款承諾，每年分期付款，根據當年具體的股票價格，每個基金會定期收到1億至1.5億美元。除了必須被用於慈善用途之外，這些贈款幾乎不附帶任何條件。在寫給子女的一封信中，巴菲特簡單地提到，“我相信你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合理地使用這些錢。愛你們的父親。”
由於父親的慷慨，巴菲特的三個孩子都躋身於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行列。三人都繼承了父母幫助窮困者的承諾。沃倫·巴菲特曾說，他家的信仰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價值。一旦你認識到這一點，自然會伸手幫助那些資源有限的人。這是一項令人愉悅的使命”。他告訴我，衡量慈善事業成功的標準只有一個：“每花掉一美元能改善多少人的生活？”
巴菲特最大的孩子蘇西今年62歲，她創建的舍伍德基金會致力於改善內布拉斯加兒童的生活。她還擔任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董事主席。這個基金會是美國第三大家族基金會，2014年總計拿出了4 .2億美元善款，主要用於資助低成本避孕措施和生育健康診所。巴菲特的小兒子彼得今年58歲。他和妻子珍妮弗管理的N oV o基金會致力於反對家庭暴力和對貧困家庭女孩的歧視。毫無疑問，巴菲特一家中最有野心的慈善家是次子霍華德。61歲的霍華德·巴菲特是個農夫，住在伊利諾伊州迪凱特。他的理想是終結全球饑餓。
另類慈善家
去年春天，我和霍華德·格拉漢姆·巴菲特在迪凱特的“科尼麥凱恩美式餐廳”相約共進早餐。他穿著松緊腰工裝褲，臟兮兮的登山靴、大號的約翰·迪爾（美國最大農機制造商）T恤。後來我才發現他幾乎永遠是這身穿著，幾乎相當於他的制服。他還戴著一副老土的大眼鏡，滿頭的白發亂蓬蓬，好像是用園丁剪刀修剪的。雖然身為全球屈指可數的大富翁的兒子，他絲毫也不裝腔作勢，談吐直率；他總形容自己是個“樸素的大老粗”。
就在幾天前，他剛剛在內布拉斯加州自家的400英畝農場上種下黃豆。為了搶在即將來襲的風暴前播下種子，他和32歲的兒子霍華德·沃倫·巴菲特一直工作到深夜。現在他又趕回迪凱特查看自己農場上種植的1500英畝玉米和黃豆。
他點了法式吐司、香腸和可樂，開始和我談起他的慈善工作。他說全球有大約8億人吃不飽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四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良。這些地區的農業產量非常可憐，還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氣候變化讓這片大陸的氣候變得更加古怪，幹旱空前頻繁也更嚴重。與此同時，人口卻在不斷地增長。“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一邊說，一邊往法式吐司上倒糖漿。“如果有人說，‘你什麽也改變不了，’我會說，‘嗯，也許你是對的。確實很困難。’但如果連試都不試你怎麽知道結果？”
不同於我見過的大多數慈善家，霍華德·巴菲特並沒有假裝已經掌握了想要攻克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創新的想法。“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其他一些組織已經為這個目標努力了幾十年，”他說，“按照預測，到現在人類應該已經終結了饑餓。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錯的。”
表面上看，霍華德·巴菲特是一個矛盾混合體。像他的父親一樣，他自己以節儉為傲，但作為已經拿出9億美元善款的基金會負責人，他過著與身份相符的舒適生活。他是一名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卻反感那些聲稱現代農業破壞自然界的“自詡高尚的”環保活動人士。他是共和黨人，開著一輛大功率的福特SU V，擁有槍械，是伊利諾伊州梅肯縣的誌願協警，還曾擔任A D M （世界上最大的油籽、玉米和小麥加工企業之一）和康尼格拉集團（北美首屈一指的食品服務生產商和第二大零售食品供給商）的董事會成員。另一方面，他卻反對跨國企業的“科學”解決方案可以解決全球所有問題的宣傳調。
致力於推動非洲農業發展的大慈善機構———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蓋茨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都信奉“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試圖在非洲複制在世界其他地方大獲成功的“綠色革命”。上世紀60年代，現代作物學讓印度次大陸免於饑荒。現代作物學的主要配方就是抗病蟲害的高產小麥種子、灌溉、大劑量的化肥和殺蟲劑。然而，霍華德認為這個模式並不適合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這片大陸非常廣闊：比美國、中國和印度的國土總和還大，擁有123個各具特色的生態地區，需要多元化的耕作方式。這片土地連年內戰，政府無能，缺少基礎設施（據國際公路聯合會統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道路只有14%有平整的鋪築路面），更不要說現代農業的必要條件———政治穩定、可靠的電力和交通、牢固的供應鏈。更糟糕的是，非洲的土地質量也在退化。“不要誤解我的意思，”霍華德說，“我是個農民，我知道改良種子的好處。我知道化肥能創造什麽，它們確實效果顯著，但它們無法創造有機物質，不能創造頂層土壤，不能奇跡般地保護水質。這是權宜之計，而非洲需要長期解決方案。”
相比非洲綠色革命，霍華德更主張他所謂的“棕色革命”或者農業生態學家戈登·康威爵士所說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即通過推廣環境可持續的農業，減少水土流失，保護可再生土壤，讓土地更有韌性，如果用‘龜兔賽跑’的寓言打比方，棕色革命像是烏龜：它的效果是逐步的。過去十年，霍華德·巴菲特基金會花費了數億美元，很有耐心地一步步推廣低成本的保護性農業———覆土作物、免耕種植、本地作物種子培植———在不使用化肥和高價進口種子的前提下致力於改善非洲土壤質量和農產品產量。“在非洲這樣的地方，”霍華德告訴我說，“土壤變質非常嚴重，營養成分很少，土地幾乎已經被榨幹，到了逼迫農民不得不不斷頻繁換地方耕種的地步。如果你的對策是再往上面扔合成化肥，這就像給屍體戴上氧氣面罩，祈禱它能重新活過來。”
大器晚成
在決定選擇農民這個職業時，霍華德·巴菲特已經30多歲了，連大學都沒有畢業。事實上，他先後從三所大學輟學（奧古斯塔學院、查普曼大學和加州大學埃爾文分校）。“我曾經想要當一名律師，報考了法律學院，計劃好了未來的一切———但進入大學之後我才發現現實世界和我想的完全不同，”他說，“我精力十足卻不知道要用到什麽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麽，於是嘗試了很多事情，值得慶幸的是，至少沒有把自己弄進監獄。”霍華德在奧馬哈做了幾年的挖掘工，主要給人挖地窖。他還在內布拉斯加州幹過農業短工給人種玉米，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一家糖果公司當過停車場收款員。此外，他還做過建築工人，競選過公職，在道格拉斯縣管理委員會幹了四年。
最後，他終於發現自己在幹農活的時候最快樂。農業是他天賦的職業，“讓他平靜，讓他重新找到方向。”決定以農民為職業時，霍華德已經結婚，有4個繼女和一個即將出生的兒子要撫養，他想要買個農場，但缺少資金。1986年，霍華德31歲時，他的父親用28萬美元買下了奧馬哈北部400英畝的農田，然後將土地租給兒子，租金為地價的5%加上一定比例的農場總收入———22%或26%，取決於霍華德的體重是否超過182 .5磅（當他父親買下土地時，他體重約200磅）。“我真的不介意，”當時他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說明他關心我的健康。但我真正在意的是，即使只收22%，他也比周圍的地主賺得多。”
如果霍華德一開始“走了很多彎路”（引用他父親的話），後來他也將浪費的時間都補上了。從租借父親的400英畝地開始，今天，他在內布拉斯加和伊利諾伊州的農場總面積達到1900英畝，年收入100萬美元。他還擔任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成員，被他父親選為下一任伯克希爾·哈撒韋非執行主席，不做投資決策，負責維持公司的企業文化。2013年，他還出版了暢銷書《40個機會：在饑餓的世界尋找機會》。無論如何，肩負分配數額龐大的慈善資金的使命，讓他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父親的禮物讓他不得不“更專註”，並開始相信自己“也許能夠給世界帶來一些影響”。
終結全球饑餓的使命源於霍華德的另外身份：環保主義者和野生動物攝影師。在剛開始從事慈善事業時，他在南非建立了一個6000英畝的獵豹保護區。他還資助國際大猩猩保護計劃。他花了不少時間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維龍加國家公園打擊偷獵者。他還出版了自己拍攝的野生動物照片集（其中包括《岌岌可危的國度：山地大猩猩的故事》）。然而，不久之後他認識到，保護非洲野生動物的最好方式是改善當地人的生計。“生活在地球的另一面，很容易指責那些貪婪的偷獵者和腐敗的政府官員破壞重要的生態系統，”他在《40個機會》中寫道，“但我也看到那些和這些瀕危物種分享同一個生態系統的人本身也瀕臨危險。很多人吃不飽……我認識到，必須改變重心，解決更根本的問題。”
在那之後，為了親自了解貧困的現狀，霍華德拜訪了142個國家，包括非洲所有54個國家。一年有200天，他都在路上，不只一次被用黑洞洞的槍口指著，他還曾被威脅、被逮捕、被扣押。他遇到過真正的非洲軍閥。一次和獵豹的相遇給他的右前臂留下了傷疤。
為了實現目標，推動慈善工作，霍華德開始結交政府高官。他參加過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對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很有好感，還資助了布萊爾的“非洲治理促進會”。2014年，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在迪凱特花了一天時間學習操作霍華德的聯合收割機。
然而，霍華德更喜歡和他希望幫助的人交談。（談到達沃斯時，他說：“我得承認，我去過一次，再也不會回去。那不是適合我這種人的地方。”）“他更喜歡親手抓起泥土，將玉米稈從地里拔出來，詢問農民實際的問題，”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勞拉·梅洛說。她曾和霍華德一起到了埃塞俄比亞、中非共和國、布隆迪、埃及、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尼泊爾考察。“農民們都很吃驚，因為他們認識到和他們交談的人是他們中的一員。”
去年夏天，在拜訪霍華德位於南非林坡坡省的研究農場時，他開著一輛豐田越野車帶著我穿過廣袤的灌木草原，車在崎嶇的土路上蜿蜒前行，繞過石頭和溝渠。他依然穿著工裝褲和登山靴，這一次的T恤上印著“內布拉斯加”。他不時放慢車速觀看成群的斑馬、黑背豺狼、非洲大羚羊、黑斑羚和牛羚。偶爾有人會向他招手。偶爾他會停下來和路上的臨時工交談。通常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我的朋友問我為誰工作，”霍華德雇傭的一名年輕的南非白人告訴我，“他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我說‘他其實是個非常富有的名人。’他們說，‘你就吹吧’？”
迎難而上
在迪凱特美式餐廳吃完早餐後，霍華德和我乘坐他的卡車開了幾英里，來到他的一處研究農場。霍華德的基金會擁有4座研究農場———迪凱特的占地4400英畝，內布拉斯加的占地1000英畝，亞利桑那州東南部沙漠中的占地3900英畝，南非的農場最大，占地9200英畝。在這些研究農場上，來自得州農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普渡大學的科學家們專門研究如何在水資源匱乏，土壤貧瘠的條件下種植作物。在南非，基金會正在嘗試栽培14種不同的覆土作物———包括豇豆、扁豆和木豆———檢測究竟哪一種最有助於減少水土流失和提高土壤養分。在亞利桑那州，基金會複制了貧困非洲農民面臨的條件：幹旱、很少或沒有肥料、用公牛耕地。此外，他們還在測試水分和農作物產量的精確關系。
“在右邊，”他指著田地說，“這些沒有用氮肥，基本上沒有用肥料。我們用傳統的方式耕作。”驅車繼續前進。“這里的第二塊地，使用了一半的化肥。”我們經過更多的農田，大片的棕色土地，很快來到一個巨大的棚子前，里面裝滿了各種農業工具和機器。其中一臺約翰·迪爾S690聯合收割機是同品牌最大的型號，售價50萬美元，堪稱美國農機技術的典範。此外還有一臺約翰·迪爾9330拖拉機，輪胎的高度就超過5英尺（1.52米）。
霍華德不斷地介紹各種農機，興奮得像個被玩具包圍的男孩。他指著他的垂直耕作機、他的空氣播種機、他的耕地機。這些都是支持美國中西部農民工作的基石。先進的機器再加上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大量的灌溉水、作物保險、慷慨的農業補貼、寬松的貸款、公共谷倉、高效運作的市場和最新的科學知識。
天氣炎熱，霍華德的額頭上布滿汗水。他爬進9330有空調的駕駛艙，我們開始沿著剛種下黃豆的土地前進。拖拉機實現了完全自動化，它的行駛路線是預先設置好的，可以自動修正，精確到英寸，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和俄羅斯全球軌道導航衛星系統發出的20多個信號指引前進。這臺機器堪稱農業高效率的例證。“想想要在非洲實現這一切需要什麽！在非洲甚至連輪胎和正確的燃油都買不到！”他停頓片刻，搖了搖頭又補充說，“當我想到非洲農民面對的困難……”
隨著基金會的成長，霍華德的捐贈更有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他依然依靠直覺，根據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基金會不接受任何提議），但他資助的項目越來越大。比如，2013年，他的基金會和約翰·迪爾農機公司和杜邦先鋒良種公司在加納的阿善提地區創建了免耕農業中心。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畢業的加納農學家科菲·博阿的領導下，這個中心培訓小農場主用高產的養護種植方式來代替破壞性的刀耕火種。最近，基金會和盧旺達政府合作，承諾投資5億美元在盧旺達全國推廣保護性農業。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他地區，霍華德和“非洲種子系統”項目負責人約翰·德維里斯合作，給當地的私人種子公司提供啟動資金，不同於跨國生物公司，這些小公司致力於研發適合本地特殊小氣候和地形的作物品種。這項工作非常艱巨———適合津巴布韋高地的高粱種子在莫桑比克的熱帶低海拔地區可能根本不會生長。要開發出理想的後代，可能需要多年的選種和人工交叉授粉。為了將正確的種子送到邊遠地區的貧困農民手中，他還幫助小商販在非洲村莊開辦商店，教他們基本商業技巧，給他們必要的培訓和工具，讓他們更好地服務顧客。
投資最危險的地方
也許最了不起的是，霍華德·巴菲特基金會的援助地區已經被大多數國際慈善家和捐款人放棄，因為這地方被認為太不穩定、太危險、太腐敗，簡而言之沒有希望。一次又一次，在世界最危險的一些地區———索馬里、中非共和國、民主剛果共和國———當其他慈善機構紛紛撤退時，霍華德卻加大了他的承諾。2011年，南蘇丹脫離被戰火分裂的蘇丹，成為世界最新的獨立國家，美國國際開發署和霍華德·G·巴菲特基金會聯合發起一個1000萬美元的計劃，用於推動當地的農業發展。情況非常危急，南蘇丹超過半數的人口生活在極度貧困中，每天的生活開支只有一兩美元。人們擁有的土地少且貧瘠，種出的東西根本不足以果腹。
在項目啟動後不久，南蘇丹爆發戰爭，美國國際開發署撤出。霍華德深感沮喪，但毫不退縮：他獨立擔負起了整個項目。“你不能開始了一個1 0 0 0萬美元的項目，等子彈開始飛舞就立刻退出，”他說，“除非願意承擔風險，否則一開始就不應該進入南蘇丹。這些挫折都該是預料之中的。這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由於無需依靠外部捐款人資助自己的工作，霍華德只需要對自己負責，這是很多做慈善的人無法想象的奢侈。這讓他能夠在不穩定的地區工作，投資其他人避之不及的複雜、高風險項目。“在援助開發領域，很少有人會說，‘見鬼，這可能行不通，很可能無法成功，但必須有人來做這件事，’德維里斯說，”霍華德是個例外。“
“霍華德·巴菲特最讓我敬仰的地方是他的勇氣和誠實，哈佛大學國際開發研究教授《新豐收：非洲農業創新》一書作者卡雷斯托斯·朱馬說。朱馬認為，很多的捐款人對非洲認識不足，低估了當地的挑戰，或是太想當然。霍華德的努力最終也許同樣會失敗，但如果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了解自己試圖解決的問題的複雜性。
霍華德將自己的基金會當作某種孵化器。他毫無歉意地告訴我，在初期，由於錯誤決策，他“浪費”了超過10 0 0萬美元，但這讓他吸取了寶貴的教訓。在他看來，慈善工作的使命就是資助政府和其他大投資者通常回避的項目。“只有通過失敗才知道什麽方式是有用的，”霍華德說，“我可選擇安全的項目，取得不錯的成果。或者，我可以投資高風險項目，願意承擔1000萬美元的損失。按照我做事的方式，失敗在所難免。”
這種敢於冒險的精神可能源於沃倫·巴菲特的教育。他鼓勵孩子們不要懼怕失敗。“我告訴他們，除非經歷過失敗，否則他們的人生將是失敗的，”他說，“慈善事業的本質決定了你們一定會失敗。在商場上，我總是尋找輕松項目，我會分析數千個投資方案，等待最輕松容易最適合我的一個。但做慈善恰恰相反：你們面對的將是沒有輕松解決方案的艱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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