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語音助理Siri或Google Now回訊息、查資料,在安靜家裡不易失敗,但在路旁、電音派對上,這些虛擬助理卻很可能聽不清楚你的指令。除非,你的手機能做到只讀你的唇。
一般語音辨識技術仰賴收音麥克風,其降噪功能仍無法完全區別目標人聲與其他聲源,達不到預期的聲控效果。以色列公司VocalZoom研發一種低功耗的雷射光束,透過感應器打在說話者臉上,可蒐集嘴唇、兩頰、喉嚨發出的振動頻率,結合收音麥克風、消除無用噪音,精準判斷你在說什麼。
根據VocalZoom與中國上市公司科大訊飛合作測試,VocalZoom感應器裝入科大訊飛的耳機麥克風後,自動語音辨識效能提升達五○%,尤其在大開車窗的疾駛車輛中改善效果更好。
《經濟學人》指出,VocalZoom。目技術未來有望整合在車聯網。或許有一天,美國科幻影集《霹靂遊俠》場景將成現實。 (文·陳筱晶》
撰文者陳筱晶
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的0.2%,卻誕生了16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占諾貝爾獎總數的五分之一;國內生產總值的40%來自出口,其中信息與通信技術占出口總量30%,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超過歐洲所有公司總和;2012年來,高科技行業融資額年增長水平高達34%,約有10%的高科技企業每年都能成功融資,2015年該行業的年度融資額更是高達近45億美元。
一連串的數字背後,正是以色列不斷湧動的創新創業熱潮。正巴菲特所言,若來中東尋找石油,請別在以色列停留。但若是來尋找頭腦、能量和正直,以色列是你唯一的落腳點。
“受地緣因素影響,在鄰國關系不穩定的大環境下,以色列創業公司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業之初就想好面向全球市場,吸引海外資本。”《以色列谷》作者顧克文表示,作為Catalyst-光大基金和Cukierman 投資集團的創始人,顧克文曾參與以色列科技、制造業和醫療等方面的投資。
數據來源:IVC Research Center
風險基金私有化改革
在顧克文看來高科技產業是以色列的經濟增長支柱,技術作為以色列與其他國家進行溝通的通用語言,國家層面會啟動吸引風險資本的完整計劃,創辦國家科技孵化器幫助創業者將想法轉變為產品。
在矽谷,高科技的發展得益於四大投行和發達的民間投資市場,相較於美國金融業發展,以色列的風險投資歷史並不悠久。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由於地緣政治動蕩等因素,政府實行金融管制,直到九十年代之後,以色列政治和安全環境改善,風險投資才得到了迅猛發展。
為發展國內風險投資產業,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了YOZMA計劃,主要針對創業過程中所存在的創業企業融資渠道短缺以及創業公司互補性資產和技能的缺失等系統性風險。
1992年創建之初,政府投資1億美元成立國有獨資公司,在此基礎上設立設立多個子公司並引入外國資本。據顧克文介紹,一般來說,一個2000萬美元的子基金當中以方持40%股份,歐美投資方持股60%。
為鼓勵投資,以色列政府承諾不幹預基金運作,由私人風險投資家決定分配;如果投資獲益,政府將所持股份按原始價格出讓給投資方,實現資金撤出。
在這樣巨大的政策傾斜下,最初的十支風投基金全部獲益,政府也與1998年通過拍賣和轉讓股份的方式撤出全部國有資本,完成了YOZMA基金的私有化改革。
“由於自身資源貧乏,周邊敵對國家環視,企業只能在國際市場的大舞臺與狼共舞,貿易保護主義這種弱者的生存邏輯從來不在以色列企業家的字典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就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為了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相互配合開拓市場。”非盈利組織以色列計劃(IPO)創始人彭湘墨解釋道。
與歐洲將80%以上的資金投入到成熟公司不同,以色列風險投資基金大部分優先註資到初創階段的公司。在以色列這種限於早期階段的融資方式越來越普遍,通過孵化器向天使投資人或群眾募集資金。
顧克文認為“源於學術和軍事世界的技術方面的預測和創新為以色列烙下印記,大量投資者只針對研發的初級階段,為的就是在幾年內,創建的不僅是一家卓有成就的公司,更是一個其他高科技公司可以收購的技術平臺。”
技術采購“超市”
時至今日,以色列最重要的出口已不再是鉆石或者水果,而是技術和企業輸出,以色列的技術主要根植於發達國家的公司使用,越來越多歐美大型國際集團到以色列來購買技術。
根據IVC Research Center 2012 Year book顯示,自2000年以來,約有上千家以色列公司被國際企業收購。2013年谷歌斥資9.66億美元收購手機GPS導航軟件創業公司WAZE。2015年微軟2.5億美元收購,以色列安全軟件開發公司Adallom,短短兩年時間收購了以色列三家公司。
20年里,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出售給國際集團的交易總量超過500萬美元。“以色列成為國際投資買家的目的地,他們像在超市里選購商品,購買投資者可以根據其需求選擇技術。”顧克文說道。
在顧克文看來,以色列公民服兵役的安排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無論從團隊協作、相互學習抑或應對緊急狀況解決問題的能力,都使得以色列創業者更具冒險精神和執行力,而這些因素正是海外投資者所看重的投資因素。
而相對完善的經濟管理體系,極富活力的投資環境,以及在軟件、農業、生命科學、清潔技術方面的前沿技術研究,將以色列和海外市場的共同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
投資中的中國力量
在顧克文的觀察看來,過去幾年,來自於中國、俄羅斯及其他亞洲國家對以色列技術的購買成為新的增長趨勢。據以色列風投研究中心IVC 統計顯示,在過去10年間,有超過120個以色列高科技企業獲得來自中國的投資。自2012年來,共有64個中國投資者選擇投資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僅2015年就有18名來自中國的投資者。
中國針對以色列的投資方式多樣,包含投資以色列基金、建立當地研發中心、投資加速器/孵化器、收購並購等。目前,以色列擁有5個中國公司的研發中心,例如複星集團和和記黃埔集團進行了收購和並購,還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中心;小米公司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中心,同時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投資;聯想集團、360等公司也投資了以色列的風險基金。
不僅中資企業赴以投資有巨大的商機,以色列企業也開始把中國市場看作未來發展的重點。據IVC Research Center統計,有13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在中國設立了152個海外分支:其中,北京41個、長三角地區(江浙滬)38個、珠三角地區(廣深港)23個;涉及的領域以通訊技術(30%)、IT和軟件技術(27%)、清潔科技(21%)為主。
“中國將是未來最大的市場,在科技領域的發展將繼續攀升,對技術的需求尤為強烈,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探索力度。”利瑞(Leverate)金融技術公司聯合創始人Ital Damti向第一財經表示,利瑞是一家總部位於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外匯金融科技公司,創辦於2008年。從2014年開始陸續開展中國內地業務,並於2015年正式掛牌成立利瑞上海辦事處,將中國市場視為發展重心。
為了鼓勵更多的中國資本進入以色列相關行業,以色列政府發布相關的政策規定,在投資過程中受損失的中國企業可以獲得10%到15%的補償(最高金額1500萬美元)。
在彭湘墨看來,“以色列在新能源、網絡安全、醫療、高端制造等幾乎所有科技領域都或多或少擁有創新優勢,而中國巨大的市場與以色列小而美的科技密集型市場形成高度互補。”前沿技術生產和龐大的消費應用群體,將中以兩個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而風險資本作為創新的加速器將更多的合作變為一種常態。
在向俄羅斯總統普京道歉的同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又把另一個疏遠已久的老朋友拉了回來。6月28日,經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批準,土耳其外交部次長斯尼爾利奧盧在首都安卡拉簽署了土耳其與以色列雙邊關系正常化協議。
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根據協議內容,以色列將向2010年土耳其“藍色馬爾馬拉”號救援船事件受害者家屬賠償2000萬美元,土耳其放棄對參與這一事件的以軍官兵采取法律行動。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仍將繼續,但土耳其可以通過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向加沙地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同時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本周五,一艘滿載10000噸援助物資的土耳其船只就將開往阿什杜德港,土耳其總理比納利·耶爾德勒姆表示。此外,土以兩國還將互派大使,並開始對天然氣管道建設進行談判。
土以關系的歷史波折
歷史上,土耳其與以色列有著數十年的友好關系。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土耳其成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伊斯蘭國家。軍事、戰略和外交合作始終是土以兩國關系的重點。
但土以關系在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成為土耳其總理後開始進入下行通道。盡管埃爾多安於2005年對以色列進行了正式訪問,兩國商業往來也有維持,但他反以色列的言辭還是被廣泛視為土耳其中東戰略的轉換——從親以色列轉向親阿拉伯國家。
導致土以關系惡化的導火索則是2008~2009年的加沙戰爭和2010年的加沙艦隊襲擊事件——2010年5月1日,以色列軍方在地中海公海水域對土耳其救援船“藍色馬爾馬拉”號采取了軍事行動。該艦由“自由加沙運動”和土耳其人權自由和人道救援基金會組織,當時滿載著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和建築材料,試圖突破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
當時,為了阻止土耳其艦只的“挑釁行為”,以色列特種部隊“最13”借助快艇和直升機試圖強迫船只停靠以色列阿什杜德港接受檢查。據以方報告,當時以軍遭到590名乘客中40多人的抵抗。雙方對抗中有9名活躍分子身亡,其中包括8名土耳其人和1名土耳其籍美國人,另有多人受傷。事後,土方要求以色列道歉並賠償損失,但遭到以方拒絕。土耳其隨後宣布將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降至二秘級,並中止雙方一切軍事協議。
由於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核心盟友,美國方面的斡旋對土以關系的緩和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3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2010年的襲擊事件表示道歉,並承認“行動失誤”,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也代表土耳其接受了道歉。但就在2013年10月,土耳其蓄意暴露以色列在伊朗的間諜,土以兩國關系再次跌入新的低谷。
俄土危機成土以和解契機
2015年年末俄土關系危機是土以關系緩和的重要契機。2015年12月,土耳其和以色列開始舉行秘密會談,就恢複外交關系進行談判。而該會談的開始時間,正是2015年11月土耳其擊落俄羅斯蘇霍伊蘇-24戰機的1個月後。當時,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系陷入危機,土耳其陷入孤立危機難以自拔,開始考慮與曾經盟友恢複關系。
同時,兩國政治關系的和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經濟的驅動。據外媒報道,2015年12月的土以密談包含了建設以色列-土耳其天然氣管道的計劃,幫助以色列向土耳其銷售天然氣。事實上,以色列擁有大量未開發的離岸天然氣田,加以開發正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迫切需求。同時,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系跌入谷底後,也需要新的天然氣供應商。
作為兩國的盟友,長期試圖斡旋兩國關系的美國顯然樂見其成。上周日,美國副總統拜登曾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恭喜以色列總理在與土耳其在達成和解上取得的進步,並指出這將為土以兩國帶來積極的安全和經濟效益。6月27日,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也對兩國的和解表示了歡迎:“我們一直鼓勵解決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分歧的行動。”
去以色列考察,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和投資者提上日程。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1月至10月訪以的中國遊客數量同比增加了91%,其中40%的中國遊客進入以色列進行商務訪問。
今年3月中旬,觸寶科技CEO王佳梁前往以色列進行了為期一周的以色列創新考察,和大多數的企業家和投資人一樣,他們的目的都是“尋找投資標的或者學習創新經驗”。
在這個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0.2%的彈丸之地,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這樣的創新密度吸引了海外市場的關註,令無數的投資者趨之若鶩。
與其他國家投資市場不同,以色列風險資本的資金主要來自海外。根據以色列風險資本研究中心(IVCRC)數據,2015年,約70%的投資來自海外,美國之外,來自亞洲的外資比例上漲明顯。
“以色列20%以上的初創公司投資來源於中國,7年前,這個數字還只是0。” 以色列駐華大使馬騰此前曾向媒體表示。IVCRC數據顯示,自2012年以來,共有64個中國投資者選擇投資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僅2015年就有18名來自中國的投資者。
不過相較於龐大的商務考察團而言,真正進行以色列項目投資的企業家仍占少數。常年專註以色列投資的耀途資本合夥人楊光向記者表示,其曾在一位以色列創業者的桌子上看到兩三百張來自中國企業家的名片,但該創業者表示進行後期跟蹤和投資的人卻很少。
中方觀望期
以色列目前擁有30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在當地設立的研發中心和分公司,大部分來自歐美地區。近年來,增加了一部分有實力的中國企業。
今年5月,深圳光啟集團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設立國際創新基金,基金主體總投入將達3億美元,首期投入5000萬美元,所關註的範圍圍繞機器自覺、終極互聯等領域。
光啟CEO劉若鵬認為以色列的前沿技術具有很強的商業價值。“我們會尤其關註以色列最優異的本地公司,特別是在識別、通信、機器智能和AR(增強現實)等領域的公司,並致力於進一步提高這些公司的技術及商業水平。”
然而,對於絕大部分的中國企業而言,要收購一家以色列公司也意味著將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和挑戰,需要更為謹慎的評估決定。
以色列風險投資人Ami Dror與他的團隊搭建對接平臺為中國企業投資者推薦合適的以色列技術以及創業團隊。然而,Ami目前促成的收購案例並不多。“許多中國企業對以色列的技術還處於觀望期,他們很感興趣但未必會實行收購。”Ami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他看來,中國企業在收購時更傾向於選擇能夠生產出具體產品的公司,而大部分以色列公司都是只提供技術或者解決方案。“這些中國企業還未能意識到那些初創團隊的價值。”Ami說道。“以無人機為例,以色列公司能夠提供提升穩定性的解決方案,但未必能生產整機,因此不能滿足中國企業的要求。”
此外,文化沖突也是阻礙中國企業進行收購的一大原因。 “以色列人說話比較直接,在工作中,因為意見不同,挑戰領導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中國情況就不一樣了。比較難的就是要幫助這兩者建立信任。”Ami說道。
因此,在投資之前Ami會讓創業者進入中國生活一個月,接觸中國企業與投資人,考察他們是否能夠融入中國環境。“只有決定在中國發展的團隊才能獲得我們的投資。”Ami說道。
對於以色列來說,中國是不可錯過的市場。因此,類似於Ami這樣的以色列投資者正在積極培養兩國團隊之間的信任,幫助以色列的技術更好與中國市場對接。
2004年,英飛尼迪集團成立第一只中國概念基金Infinity-CSVC,成為最早進入中國的以色列投資基金,隨後又設立了第二只中以基金Infinity I-China。十二年間,英菲尼迪集團共進行100多項投資,造就10個上市公司,管理6億美元與30億元人民幣基金。
其間該基金搭建平臺,幫助多家以色列公司將技術鋪向中國市場。以色列封裝企業Shellcase開發了ShellOP和ShellOC等晶圓級芯片尺寸封裝技術。但由於經營管理不善,一直處於虧損狀態。英飛尼迪看中了其掌握的核心技術和廣闊的市場前景,將其私有化後,與中新創投共同投資設立了晶方科技。由中方運營,Shellcase作為大股東以技術等無形資產入股,最後,晶方科技在上海證交所上市,市值曾達到100億元,Shellcase技術也隨之成功進入中國市場。
技術底層創新
耀途資本兩位創始合夥人白宗義和楊光在中以跨境平行投資和產業整合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曾在英飛尼迪集團工作多年。其所創辦的耀途資本重點關註消費升級與技術驅動兩個行業的早期項目投資,在技術驅動領域,以色列是重點覆蓋的投資目的地,投資方向重點關註物聯網以及企業級服務中具有顛覆式創業以及核心技術壁壘的初創公司,例如AR/VR,交互技術,生物傳感器、物聯網以及金融科技等細分領域。
正如Ami所提及的那樣,從楊光和白宗義的觀察來看,以色列很少做大而全的創新,且大多圍繞產業鏈上遊的細分技術和解決方案展開,商業模式上以2B的模式為主。移動互聯時代,國內以流量驅動的2C商業模式創新融資案例大概占了融資案例的80%以上,但是對於以色列而言,大概有超過50%的風險投資案例來自於2B領域。
“這與以色列本土和周邊缺乏消費市場直接相關,且很多技術脫胎於軍用領域,全球市場推廣和應用本地化並非他們的優勢所在。”楊光表示。
而這恰恰給中美這樣擁有龐大消費群體和應用市場的國家提供了技術采購“超市”,“以色列成為國際投資買家的目的地,他們像在超市里選購商品,投資者可以根據其需求選擇技術。”Catalyst-光大基金和Cukierman 投資集團的創始人顧克文說道。
在楊光看來,以色列的生態鏈極其完整,從底層的組件到中間設計再到上遊的平臺搭建,深入到不同的細分行業和領域。例如在當前格外火熱的AR/VR領域,國內的創新集中於硬件頭顯設備和VR內容,而以色列更集中於光學、傳感器設計、底層算法優化等。
例如耀途資本所投資的光學引擎模組開發商Lumus,是以色列一家做增強現實光學模組的創業公司,該公司以2B的模式運作,為做AR眼鏡的公司提供光學引擎。目前已經獲得了摩托羅拉投資部,包括盛大集團、水晶光電等中國公司的投資。
耀途資本投資的另一家公司MUV Interactive專註於手勢識別技術,所研發的下一代人機交互體驗的可穿戴設備,可以通過手勢對投影儀和屏幕進行操控,還可以針對AR/VR、無人機、教育和智能家居等應用場景提供新的交互解決方案。
同樣在金融領域,中國的互聯網創新更多集中於模式創新,以P2P金融平臺為主,改變的是傳統金融的投融資渠道,技術壁壘不高,信用體系的缺失導致無法把控資產端的風險,剛性兌付導致跑路與破產頻發。
而以色列的金融科技更側重於利用技術改變金融細分行業,例如在反欺詐、支付安全、區塊鏈等領域,幫助傳統的投資銀行、銀行、投資機構提高投資效率和管理的效率,降低資產端投資風險等。
“以色列的創新非常聚焦,多數創新者從事產業鏈上遊細分行業的從0到1的科技創新,他們希望自己的科技成果價值非常高,並且能以無形資產的方式輸送到海外。”當產品面臨轉型升級,這些底層技術勢必成為大公司所關註的標的。“與其從頭培養技術團隊,不如直接進行投資甚至直接收購。”楊光補充道。
更適合產業投資
強勁的研發實力吸引外來資本進入,不少國外風投瞄準了這塊創新寶地。
Geektime與企業評估網站Zirra共同發布的《2015 年以色列創業生態與風險投資行業綜述》(下稱《綜述》)指出,得益於境外投資者的湧入,那些已經步入發展期和成熟期的以色列公司在2015年的145輪融資中共募集了29億美元,在總金額上比2014年86輪融資提升了68%。
相較於來自公司以及產業的投資,一些外來風險資本在進入以色列時更為謹慎。深圳千乘資本創始合夥人熊偉在幾年前曾自費到以色列考察,但卻無功而返。“沒去過(的投資人)可以去看看,但大家投資風格不一樣,去了也白去。以色列更適合跨國企業做產業方面的布局投資。”
對於一些尋求IPO為最終退出渠道的風投來說,投資一個以色列標的,除了面臨文化溝通上的問題外,還需要接受在退出渠道的選擇上的差異。
在以色列,對比進入二級市場,被跨國公司兼並收購對創業團隊吸引力更大。
根據 IVCRC與大數據分析公司 SiSense過去統計數據,2004 年到 2013 年之間以色列高科技公司進行的交易總計有 910 起,總交易額 504.03 億美元,平均每起的交易額約在 5500 萬美元。其中合並與收購占到803起,平均每年80起,交易額達468.21億美元。IPO有107起,平均每年就有10起,募資總額35.82億美元。
這種情況在2015年進一步攀升,《綜述》數據顯示,在2014年,有12家以色列企業向證券交易所提交了首次公開募股的申請,並成功募集資金15.8億美元;2015年,同樣也是12家企業首次公開募股,但只籌集到了7.186億美元。
同時,在2015年選擇退出的初創企業共有69家,比2014年的43家增長了60%。收購總價則從2014年的37.5億美元上升到了54.1億美元,漲幅達44%。
與其他創新中心特點不同,相比公司長遠發展道路,以色列初創公司更註重如何快速成長,尤其是首次創業的創業者。
“以色列創業者無法容忍逐步遞進的工作方式。” 以色列3D成像技術公司Mantis Vision聯合創始人Loven說道,“這是推動以色列技術增長的原因之一,來自環境的緊迫感使得大家傾向於創造出有實際應用的發明,而非僅僅停留在實驗研究階段。因此,你很難在以色列的初創公司中看到矽谷公司里擺放的那些乒乓球桌和娛樂的用具。”
根據道瓊斯VentureSource的2014年第三季度數字,從首輪融資到被收購,以色列風投資助的公司平均只有3.95年,而英國和法國分別為6.41年和6.66年。這個數字也意味著大部分創業者在公司獲得B輪或者C輪融資之後就通過被兼並收購退出企業,轉而投向下一輪的創業。
哪些投資標的?
在耀途資本旗下產業整合平臺每年組織超過300位的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長在內的有轉型需求的企業家群體參加以色列公司考察。“去的人多,拿真金白銀去投資的人很少。”楊光表示。
原因在於國內很多企業並不具備對技術的判斷能力和消化能力,尤其是面臨轉型升級的傳統企業。而即使是大型互聯網公司也很少采用自己獨投或領投的方式去投資,更多選擇成為當地投資基金LP,或者以國外大型機構領投,中國公司跟投的方式進行投資。
例如以色列風險投資公司Carmel Ventures旗下Carmel Ventures IV基金曾獲得百度和中國平安等公司1.94億美元投資,而奇虎360也曾向Carmel Ventures和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兩只風險投資基金註資。阿里和盛景等註資JVP,聯想註資迦南基金(CPI)。
“鑒於文化差異、技術壁壘等方面的原因,這樣的投資方式更保險也更高效。”楊光表示。
在投資方向上,以色列在新能源、網絡安全、醫療、高端制造等幾乎所有科技領域都或多或少擁有創新優勢,而中國巨大的市場與以色列小而美的科技密集型市場形成高度互補。
為了鼓勵更多的中國資本進入以色列相關行業,以色列政府發布相關的政策規定,在投資過程中受損失的中國企業可以獲得10%到15%的補償(最高金額1500萬美元)。
“前沿技術生產和龐大的消費應用群體,將中以兩個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而風險資本作為創新的加速器將更多的合作變為一種常態。” 雅法庫克曼投資公司董事總經理彭湘墨表示。
通信技術、IT和軟件、半導體技術、清潔技術、生命科學都是海外投資以色列的重要標的。尤其針對中國市場而言,以中小企業價值提升為最終目標的基於雲計算的B2B企業級綜合應用與服務領域,和以技術驅動的廣義物聯網IoT,由萬物互聯走向萬物智能所帶來的智能硬件、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領域都是投資的熱點。
這兩大領域正是耀途資本關註的焦點,“中國市場是全球新技術應用最為快速同時也是最大的消費級市場,在技術驅動方面,我們在國內重點投資以技術應用為主要模式的優質企業,在以色列耀途資本重點投資產業鏈上遊具有明顯技術壁壘,同時與中國市場有廣泛協同效應的創業公司。”白宗義表示。
而在物聯網領域,以色列擁有眾多設計、通信設備和芯片技術領域的高素質人才,在物聯網領域擁有很強的創新能力以及眾多優秀創業企業。隨著物聯網設備和數據的穩定增長,智能硬件、人工智能、大數據、計算機視覺、機器人等領域將迎來眾多創新機會,創造新的服務、新的場景、新的體驗以及新的商業價值。
隨著中國遊客出境遊的升溫,一些以往並非熱門的旅遊目的地的也開始瞄準中國市場。
日前,以色列旅遊局開展2016年夏季路演活動,計劃進一步促進中國前往以色列遊客數量的快速增長。據悉,中國是以色列最為重要的海外旅遊客源市場之一,也是入境以色列的遊客數增長幅度最高的國家。據以色列國家旅遊部的統計數據,2015年中國赴以色列旅遊人數為4.74萬人次,與2014年相比增幅達到43%,而2016年5月赴以色列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更躍升了132%。
“預計到2016年年底,赴以色列旅遊的中國遊客可望達到6.8萬人。以色列旅遊部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旅遊業者,十分看重中國市場的潛力,通過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巡回路演,不但能加深當地旅遊業者們對以色列旅遊產品與實力的了解,也有助於以色列業者了解中國遊客們的喜好。”以色列國家旅遊部駐中國辦事處首席代表史寶樂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近年來以色列旅遊在中國市場增長很快,原因在於今年4月,海南航空開出了從北京到特拉維夫的新航線,這對市場增長有很大作用。同時,以色列旅遊局也做了諸多市場營銷和推廣,而當地一直在強調創新、科技,所以一些中國的商務人士到以色列會有些創業、教育、科技方面的考查和休閑遊。
去年中國遊客赴以色列有90%的團隊遊(5人以上),10%的散客,以色列旅遊局預計該比例今年會有調整,會有更多散客。
據統計,2015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10萬元人民幣大關,經濟實力穩步增速。豐富的航空交通資源,也助長了遊客熱愛海外旅遊的興趣。為了吸引更多的中國消費者,以色列旅遊業者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包含培訓中文導遊、架設中文網站、出版中文旅遊手冊、在酒店房內安裝中文電視頻道、供應中國人習慣的熱水與方便食品等等,並根據中國遊客獨特的飲食需求,邀請中國廚師培訓當地酒店廚師做出符合中國遊客的餐食。
著眼於出境遊漸依賴網絡下單的消費行為,以色列旅遊局還在另一個推廣策略——通過線上旅行社OTA的平臺,將旅遊產品直接推送到消費者眼前,結合線上與線下資源,開辟增長目的地旅遊消費規模的另一渠道。目前,以色列旅遊局與攜程旅行網達成市場營銷戰略協議,通過攜程的大數據以及一站式網絡旅遊服務平臺,為國內消費者提供以色列主題旅遊產品,提升以色列旅遊目的地的品牌知名度。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解到,自2016年起,以色列旅遊局加大推廣力度,除了與航空業者聯手提升航空運力,增加直飛特拉維夫航線,也計劃在簽證方面為中國遊客提供更多便利。
“雖然華東與華中地區的旅遊市場競爭激烈,但我們充滿信心,期盼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以色列推向中國遊客首選的海外旅遊長途目的地之一。”史寶樂強調,北京、上海和廣州是其在中國的主要市場,但同時其也想在一些二線城市尋找機會。
以色列為何能持續不斷地產出優秀的高科技創業公司?有哪些思路和經驗值得國內的技術創業者們借鑒?
本文授權轉載自分享投資公眾賬號(ID:fxtzvc),作者吳寒。
目前風險投資基金對先前“過熱”的商業模式創新類項目逐漸趨於保守,開始重點關註諸如“精準醫療”、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創業領域。
而以色列是高科技創業的典範,已經成為全世界除矽谷以外,高科技創業公司最密集的地方。以色列為何能持續不斷地產出優秀的高科技創業公司?有哪些思路和經驗值得國內的技術創業者們借鑒?
本文作者吳寒是分享投資享投就投投資經理。美國南加州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碩士,華中科技大學生物科學學士。在分享投資參與多個醫療項目投資工作,曾參與創立某醫療健康產業創業服務平臺,擁有民營綜合醫院籌建工作經驗。他對以色列的創業投資環境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調研與分析,發現以色列在高科技領域中的創業模式很值得中國技術類創業者學習。
如果你對以色列醫療健康領域的創業與投資感興趣,歡迎聯系:[email protected]。 文章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
高科技創業在以色列已經“產業化”
近年來,在國家大力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之下,國內創業與風險投資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度,“社交”、 “智能硬件”、 “互聯網金融”、 “O2O”、 “共享經濟”、 “新媒體”、 “知識經濟” 等一系列創業熱門概念被陸續推上風口浪尖。
但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大批前期估值高企的明星項目集中倒閉,以及整體宏觀經濟環境面臨的挑戰加劇,資本市場逐步回歸理性,風險投資基金對先前“過熱”的商業模式創新類項目更加趨於保守,開始越來越關註諸如“精準醫療”、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現實增強”等高科技創業領域。
說到高科技創業,不得不提以色列,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以色列政府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目前以色列已經成為全世界除矽谷以外,高科技創業公司最密集的地方。以色列為何能夠持續不斷地產出優秀的高科技創業公司?有哪些思路和經驗值得國內的技術創業者們借鑒?
過去幾年,分享投資也一直在關註以色列的投資機會,先後派出多名高管前往以色列考察。而分享投資旗下的“享投就投”,正計劃整合分享投資在以色列的資源和經驗,籌備第一只以色列專項投資基金。在基金的可行性研究過程中,我對以色列的創業投資環境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調研與分析,發現以色列在高科技領域中的創業模式很值得中國技術類創業者學習,希望分享給大家。
以色列人口840萬,面積22,072平方公里,將近1.4個北京大小,2015年人均GDP3.6萬美元,約為深圳人均GDP的1.5倍,有80余家高科技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僅次於美國及中國。以色列在通訊、農業、軟件、醫療器械、生物技術、機器人等各個高科技領域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為什麽以色列的高科技創業這麽厲害?簡單概括一下:
以色列自然資源匱乏,地緣環境惡劣,勇氣與科技是生存發展的關鍵;
鼓勵移民,目前是70多種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的棲息地,來自全球各地的高素質猶太裔移民給國家註入了創新創業的活力;
重視教育,基礎科研及教育水平高,高素質人才聚集;
鼓勵創新,包容失敗;
實行全民服兵役制度,軍隊培養了大量高科技商業精英;
政府為初創公司營造了絕佳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在調研過程中,我觀察到以色列之所以能夠源源不斷地產出優秀的創業公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高科技創業在以色列已經“產業化”,分工具有模塊化、精細化等特點。
揭秘以色列的創業生產流水線
我將以色列的創業產業比作一個面包廠的生產流水線,由以下四個部分組成:
第一,流水線的“動力系統”:強大的基礎科研及研發實力。
拿醫療器械領域舉例,以色列人均醫療器械相關專利數量全球排名第一,總專利數全球排名第四;每一萬人有140位工程師或者科學家,全球排名第一等等。
第二,流水線的“傳輸系統”:全世界最高效率的技術轉化組織(Technology TransferOffice)。
以色列絕大部分高校、科研機構都配有TTO,主要任務是將科研成果進行專利的申請、授權與轉化。請看下面這張圖表,我們將以色列、美國、英國、日本每年公開的發明數量、專利申請數量、技術授權數量、創業公司數量以及每年從IP獲得的收入金額,除以在高等教育中投入的研發費用,以色列幾乎每一項數據都是最領先的。
第三,流水線上的“面包師”:大量具備創業素質與意願的以色列職業創業家。
這些職業創業家負責做“面包”,做好的“面包”絕大部分都賣給了跨國公司,少量的面包師自己“開店成功”,把公司做上市了。軍營里的生活,培養了以色列人很多優秀的創業家素質,目標明確、執行力強、細節為導向、精於協作、兢兢業業、雄心勃勃,與此同時,大量的軍隊技術被以色列創業者轉化進入民用領域。
第四,流水線上的“強力助手”:技能熟練的政府、孵化器、風投基金等第三方機構。
他們的技術嫻熟且專業,幫助面包師更快、更好地做出優質的面包。就是在這樣一個精密的工廠流水線上,以色列可以源源不斷地產出優秀的高科技創業公司。
除此之外,就連以色列創業公司的創業模式,都是有“套路”的,而這些“套路”非常值得國內的技術創業者借鑒。
以色列創業公司擁有的六大特點
1、科學家+MBA的創始團隊組合。
我在看以色列項目的過程中發現,以色列高科技創業公司的CEO大部分都是MBA畢業,公司的CTO是技術的持有人。還有一種情況,CEO僅僅是單純找到技術轉移組織,拿到技術授權,再找一位CTO去商業化這項拿到授權的技術。我平時主要關註國內醫療健康領域的技術類創業公司,國內大部分技術類創業公司的CEO通常都是技術的持有人。
2、選擇一個沒人涉足但又有明確市場需求的前沿細分領域,引領技術潮流。
在以色列,比如醫療器械領域,創業公司會從實際臨床需求出發,自己創新性地去找到一個技術解決方案,該領域的市場不用“特別的大”,但是解決方案一定是別的公司沒有做過的。而在國內我們看技術類創業公司,會采取一些原則,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國產替代化,絕對的創新在國內並不多見。國內的創業圈還有另外一種現象,就是一旦在某個領域有一家創業公司成功獲得了融資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馬上就會有更多的創業者進入到這個領域,很多時候會發生“惡性競爭”。
3、創業公司保持小規模,大部分10人以內,技術研發階段,會聘用很多兼職人員,降低初期起步成本。
因為以色列大部分創業公司都是技術類創業公司,起步初期不需要很多的人,小團隊能夠保持高效。一旦研發成功,很多創業公司也不會選擇招聘市場和銷售團隊的做法,他們會直接把產品賣給擁有現成渠道資源的大公司。
4、全球化產品銷售。
因為以色列只有800多萬人口,國內市場非常有限,所以從創業一開始,就會采用全球化的銷售策略。他們的醫療類產品,主要通過FDA及CE的認證,銷售市場也集中在歐美,因此在產品設計的階段,以色列創業公司就需要考慮到全球各地不同市場之間的差別。
5、創業的任何階段,都可以賣給相關產業公司。
2005-2014年,以色列共有62家醫療健康產業的創業公司被收購,其中20家還處在R&D階段,19家剛剛才產生收入,只有23家處於收入增長階段。而國內的大部分技術創業者,往往會希望自己能把公司做上市。
6、不斷複制以上的模式。
在賣掉自己的公司後,這些CEO、CTO們又會尋找下一次創業機會,重新踏上創業的旅程,不管前次創業成功或失敗,以色列人都有勇氣從頭再來,也正因為此,我們在看項目的過程中,能發現不少的高齡創業者。
以色列創業模式對國內技術創業者有哪些借鑒意義
第一,國內技術類創業者在創業方向的選擇上,可以追求一些小而美,有實際需求,卻又還無人涉足的領域進行前沿技術研發。
為什麽這樣的創業方式原來在國內並不多見?我認為有兩點比較重要的原因:首先,過往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導致商業模式創新等“短平快”的創業機會在中國更加地受歡迎,但這類機會已經越來越少,接下來技術創業者將迎來很多的機會,需要沈下心來,做深一個領域;其次,中國具備成熟商業意識與風險承受意願的技術人才目前並沒有很多,大部分技術創業者往往會選取一些現成的技術進行模仿和優化,不希望承擔過多,及過長時間的研發風險。
其實很多以色列的技術創新,其絕對技術含量並不高,而是方向選的好,解決方案又具備創新性,願意承擔風險,團隊擁有執行力,善於利用資本力量。
第二,國內技術類創業者在技術獲取途徑上,不一定要采用自己的技術,完全可以向海內外的各大科研院校及技術持有者申請技術授權。
其實國內已經慢慢開始出現一些技術化轉移機構,只不過因為國內的基礎科研與產業化的距離較大,能轉化的成果相對有限。但如果創業者具備全球化的思維,應該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搜尋現有適合產業化的技術,進行創業,這樣的創業可能很適合MBA們。
第三,國內技術類創業者在創業伊始,需要做好定位,小而美的技術創業往往適合賣給相關產業公司,公司進行融資時的估值不能虛高,應該與退出方式相匹配。
在中國,大部分技術類創業者要麽是研發數款產品,把公司做上“小康”並一直維持;要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公司做強做大做到上市。真正在一開始,就把公司定位賣給相關產業公司、通過並購退出的並不多見。這種現象和國內創業投資發展階段高度相關,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像以色列那樣的職業創業者會越來越多。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如果公司初始就定位為並購退出,融資時的估值一定不能虛高。
舉個例子,國內醫療器械上市公司發生的所有並購案例,都沒有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因此,一旦一家技術類創業公司把自己定位為並購退出,公司的估值一定需要給投資人留下足夠的“盈利空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隨著國內創業與投資環境的逐步成熟與規範,我相信技術創業者們將會迎來他們的“春天”,也希望技術創業者們能夠從以色列的創業模式中得到啟發。
近日,據英國《衛報》報道,以色列入境旅遊運營商協會會長約瑟夫·法塔勒將一份賬單的照片發到了網上,並宣稱一部分中國遊客在以色列受到了欺騙,這在網上引發了激烈的討論。賬單顯示,有8名中國遊客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家餐館疑似“被宰”,他們一頓飯就花了1.65萬新錫克爾(約合2.92萬元人民幣)。
向這隊中國遊客索要“天價”餐費的這家餐館位於距耶路撒冷不遠的小鎮阿布高什。在這里,通常一頓飯的花費大概在幾百人民幣左右。8名中國遊客在這家與阿布高什小鎮同名的餐館就餐後,卻被告知僅一頓飯就花費了1.65萬新錫克爾(約合2.92萬元人民幣),讓他們感到非常震驚。
這份賬單里包含5900新錫克爾(約合1.04萬元人民幣)的酒水費、1300新錫克爾(約合2300元人民幣)的甜點費和4000新錫克爾(約合7000元人民幣)的包廂使用費和其他費用。雪上加霜的是,雖然賬單上寫明“不包括服務費”,但據稱這份賬單中還是加上了1500新錫克爾(約合2650元人民幣)的服務費。
該餐館的所有者之一喬達特•易蔔拉欣試圖這份賬單辯解。他稱,這家餐館能容納300人,當天一半座位都租給這個中國旅遊團了。他稱,這些遊客在這兒停留了好幾個小時,還點了不少烤肉和酒。但旅行社協會則表示,他們已經聯系過當時負責這些中國遊客的旅行社,餐館老板的說法並不屬實。
以色列入境旅遊運營商協會主席在網上發言稱,“這些中國遊客不會再回到以色列,也不會再推薦他們的朋友參觀以色列。以欺騙顧客的方式經營生意是不可靠的。這家餐館的做法正是在親手摧毀以色列潛在的中國遊客市場。”
據報道,阿布•高什村莊受到遊客和以色列人的歡迎,當地有多家物美價廉的小餐館,特色食品是一種叫做“胡姆斯”(鷹嘴豆泥)的中東美食。每到周末,總有很多人湧入當地餐館就餐。阿布•高什餐館還被旅遊網站列為最適合吃鷹嘴豆泥的地方之一。
據以色列國家旅遊部的統計數據,2015年中國赴以色列旅遊人數為4.74萬人次,與2014年相比增幅達到43%,而2016年5月赴以色列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更躍升了132%。
去年中國遊客赴以色列有90%的團隊遊(5人以上),10%的散客,以色列旅遊局預計該比例今年會有調整,會有更多散客。
搭乘俄羅斯航空班機,從浦東國際機場出發,中途在莫斯科的謝列蔑契娃機場中轉,然後再次飛行4個多小時,才能最終到達特拉維夫機場。
從中國上海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即便是最短的航班也需要近17個小時。兩地之間固然相距遙遠,耗時頗久的另一個原因則是航線需要精心設計、繞一個大彎以避開與以色列關系不睦的鄰國領空。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和投資人正在沿著這一線路,進出這個位於地中海東南方向的國家。地理位置上,以色列是處於被包圍的狀態,而實際國際貿易中,以色列是一個開放的國度。那些此前盯著美國矽谷前沿科技的投資者現在發現特拉維夫有獨特的吸引力。
以色列人口800余萬,這不足上海人口的一半。特拉維夫則是以色列標誌性的“創新創業”城市,科技類的產品是這個國家的強項。“以色列出口總額中近51%是科技類產品”, 位於以色列的Catalyst基金首席執行官顧克文(Edouard Cukierman)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自然資源有限、以色列很多科技類企業從創立初期瞄準的就是國際市場。
美國以及歐洲的企業一直青睞以色列公司,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近80家以色列公司在美國完成IPO(首次公開發行)。過去五年間中國的財務和戰略投資者在與以色列企業的交易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來,這其中包括了位於位於上海的複星集團以及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團。在2015年初,阿里巴巴集團宣布投資了以色列的Visualead公司,位於特拉維夫的Visualead開發了一種具有專利的二維碼,以使用色彩和動畫與用戶實現更好的視覺互動。除此之外,阿里巴巴還投資了位於以色列的風險投資基金。在2015年中國光明食品集團完成了對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的收購。
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很多以色列初創科技企業設立的初衷就是待技術成熟後將企業賣掉,顧克文告訴記者,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陷於危機中的美國和歐洲公司對於並購更趨謹慎,以色列初創公司與財務顧問公司有意識的將初創公司的股權或者技術產品推向中國市場。
顧克文發給記者的文件顯示,過去五年中國並購以色列公司的金額累計近89億美元。2015年,Catalyst與中國光大控股集團共同成立一支基金,以投資以色列科技企業。在2016年9月20日,一場聲勢浩大的中以投資論壇將召開以促成更多項目對接和收購。
顧克文認為,以色列初創公司之所以對中國的風險資金構成吸引力,源於其科技類公司“物美價廉”。一年前,已經有投資人對記者抱怨中國的初創公司已經貴過矽谷。一年後,顧克文在與記者交流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目前中國的初創企業估值已經超過矽谷,而矽谷初創企業的估值則超過特拉維夫。
近日,又一個國家決定對中國開放10年期、多次往返簽證。
9月26日,以色列駐華大使館發給第一財經記者的新聞稿顯示,從今年的11月11日起,中以雙方10年多次往返簽證協議將正式生效。該協議是在今年3月舉行的中以創新合作聯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簽訂的。當時,中國副總理劉延東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出席了協議的簽署儀式。
無論在哪個榜單中,耶路撒冷都能入選“一生必去之地”
這一簽證的細節顯示,10年多次往返簽證協議是繼今年1月中以實現持外交、公務護照人員相互免簽後的又一重大舉措。根據協議,中國遊客將可以多次入境以色列,每次在以色列停留不超過90天。
由此,以色列也成為繼美國、加拿大之後,第三個與中方達成10年多次往返簽證協議的國家。
以色列駐華大使馬騰表示:“過去幾年,我們見證了中以關系在旅遊、投資、學術和文化交流等多個領域的持續發展。我相信,在中以建交25周年(註:2017年1月24日)即將到來之際,新的簽證政策將提升兩國人民的關系。”
吸引中國遊客
近年,中以關系在多領域迅速發展,既有像聯合工作組和創新合作聯委會這樣的政府間平臺,也有貿易、雙邊投資、文化、學術和旅遊等方面的合作。“這一協議不僅能使得以色列企業家和旅遊者能更多地了解中國,也能給予那些希望了解以色列的中國申請者更多的便捷。”以色列外交部東北亞司司長夏格里爾(Hagai Shagrir)說。
以色列外交部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有3萬名中國遊客到訪以色列。而以色列方面希望這一數字能在3年內提升至至少10萬。以色列大使館的新聞稿顯示,中國的旅遊業增長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訪問以色列的中國遊客人數每年以30%的速度遞增。以色列歡迎中國遊客,並希望這一增長趨勢保持下去。
夏格里爾強調:“我們的目標是增加企業家和遊客的數量。要知道,目前對以色列約1/4的投資來自中國。相比其他國家的遊客,中國遊客在以色列的消費水平也位居前列。”
為了配合這一政策的實施,今年4月28日,中國海南航空開通了從中國北京至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直航。海南航空也成為首家提供中國與以色列直航服務的航空公司。目前,航班次數為每周三班(周日、周二和周四),價格也比以色列航空(El Al Israel Airlines)提供的直航服務便宜。
資深的以色列驢友小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的確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舉措,是個大快人心的好消息,體現了以色列對對華關系的重視。但是,小錢也強調,鑒於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歷史恩怨,一些阿拉伯國家對護照上有以色列簽證較為敏感,因此在申請時要較為註意。
加強經貿投資
近年來,中以經貿關系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以色列在亞洲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以色列在全球範圍內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以色列經濟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以色列從中國的進口額首次超過美國,達到81億美元。2012年至2015年間,中國對以投資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長。2015年,以色列初創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風險投資資金,有40%來自中國;當年,以色列50%的投資項目中都有中國企業的身影。
內塔尼亞胡曾在多個場合強調:“中國目前是以色列在亞洲最大的經貿夥伴。我們相信,假以時日,中國會成為以色列在全球範圍內最大的貿易夥伴。”
因此,中以間10年期、多次往返的簽證互發將極大地便利兩國商貿人士的往來,減少雙方在簽證辦理方面花費的時間和精力。
此外,在今年3月,劉延東副總理與內塔尼亞胡的會面上,雙方還探討了簽訂自貿協定的可能性。一旦中以之間能達成自貿協定,無疑將使雙邊目前的貿易量翻一番。以色列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最倚重的貿易夥伴為歐盟國家與美國,但是加強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有利於以色列經濟的多元化,尤其能極大地鼓勵以色列農業領域的出口。畢竟,以色列對美歐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優勢並不在農業領域。
當然,也有評論認為,中以自貿區的建立也有利於中國加強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近鄰,也能成為以色列最親密的朋友。”這是以色列前總統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對他期望中的巴以關系最真實的描述。可惜,當他的人生落幕,這一願望依舊沒有實現。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以色列政壇“常青樹”佩雷斯於當地時間9月28日淩晨逝世,享年93歲。早在13日,佩雷斯就因嚴重的中風入院治療。據其主治醫生介紹,27日佩雷斯的病情忽然加重,至佩雷斯逝世時,家人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
自以色列1948年建國,佩雷斯的影響就無處不在。他先後擔任過以色列財政部長、交通部長、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等要職,並兩度出任以色列總理(分別為1984~1986年與1995~1996年)。當這位以色列工黨出身的元老於2014年從7年的總統任期上卸任時,細細數來,他投身和領導以色列政壇已超過了半個世紀。
在擔任前總理拉賓的外交部長時,佩雷斯因參與斡旋和促成首個以巴和平協議《奧斯陸協議》,在1994年與拉賓、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當地留學的華人學生小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佩雷斯去世的消息震驚了以色列,更引爆了Facebook等社交媒體。當地媒體辟出專版追憶佩雷斯傳奇的一生。盡管以色列民眾對於佩雷斯的政見不盡認同,但都認為他為國家做了很多貢獻,對他的去世很惋惜。
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位工作人員28日對記者表示,佩雷斯享有很高聲望,以色列民眾對他的去世十分悲痛。“佩雷斯本人對中國是非常友好的。盡管他年事已高,出訪中國不便,但也通過開通微博等方式與中國民眾互動。”她說道,“目前以色列的拉賓廣場尚沒有降半旗,但上海領館已降下半旗,明天還將開設靈堂,供民眾吊唁。”
曾為以色列引進核武器
得知佩雷斯去世,多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首腦以各種方式表達哀悼。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刻,他依舊對巴以和解與和平的到來無限樂觀。”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回憶起協議簽署時的場景,“佩雷斯走了,中東失去了一位倡導和平與和解的熱切推動者”。
作為一位職業政治家,佩雷斯的經歷與其他多數以色列政客不一樣。鑒於以色列獨特的歷史,其領導人要麽曾經是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領袖,比如有“獨立之父”之稱的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要麽曾經在腥風血雨的戰場上屢立戰功,如魏茨曼、巴拉克、沙龍等。而佩雷斯在這兩個方面可以說毫無建樹,但他卻以其非凡的才能逐步登上以色列政壇的頂峰。
在以色列建國以前,本-古里安委任佩雷斯負責裝備事務。1948年以色列正式建國之後,佩雷斯也由此擔負起為年輕的以色列添置防務裝備的重任。由於掌握一定的防務預算,佩雷斯全力打造以色列新生的國防工業,尤其註重航空航天和電子設備領域。
當時,他也強調以色列自主生產國防設備的重要性。但看到埃及從當時的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購入先進的軍事裝備後,佩雷斯也開始為以色列尋找新的國防設備供應商。機緣巧合,他找到了法國。當時,法國政府深信埃及的納賽爾政府為昔日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煽風點火,因此將以色列視為窺探埃及國內動態的第一線。佩雷斯借此機會,與法國達成了10億美元的武器協議,引入幻影戰鬥機。這些裝備也夯實了以色列的空軍力量,為後者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中以勢如破竹般收複失地奠定基礎。
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期間,佩雷斯還看到了免於受制於人的契機。在法國人的幫助下,以色列的迪莫納地區(Dimona)出現了該國第一座核反應堆,也使得“以色列擁有核武器”在日後成為了公開的秘密,而迪莫納地區也成為了以色列國內最“神秘”的地方。
1976年6月27日,載有一百多名以色列人的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至烏幹達恩德培機場。時任國防部長的佩雷斯坐陣督戰,特種部隊千里奔襲,成功救出全部人質,堪稱奇跡。
盡管佩雷斯是以色列國內發展核力量的積極倡導者,甚至被稱為以色列的“核武之父”,但縱觀其一生,佩雷斯卻勇敢地推行了一條註定會削弱自己的政治實力並且會得罪軍事強硬派的和平路線。
余生為和平奔波
為在中東地區鑄劍為犁,通過在1992~1993年期間的秘密斡旋,中東和平進程在1993年邁出了關鍵一步。在與巴解組織代表秘密協商了多個月後,在挪威外交官的幫助下,佩雷斯說服了他昔日的政治對手、也是老朋友的時任總理拉賓,接受在加沙和傑里科首先自治等問題上達成原則協議,成為“奧斯陸協議”的最初範本。
1993年9月3日,作為外交部長的佩雷斯代表以方簽署了該協議。在白宮南草坪,佩雷斯見證了巴以領導人歷史性握手的那一刻。
然而,和平近在咫尺但觸不可及。當1995年拉賓被以色列極端分子刺殺,巴勒斯坦極端勢力亦連續發動針對以色列的襲擊事件,街頭沖突逐漸演變成雙方武裝對抗時,佩雷斯在萬般火急下接任代總理一職。他原本計劃提前大選,以確保拉賓政府的中東和平進程能一以貫之。然而,怒火當前的以色列民眾沒有給佩雷斯任何機會,直接導致鷹派的利庫德集團領導人內塔尼亞胡上臺。
對於巴解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阿拉法特的侄子埃雷卡特(Saeb Erakat)而言,他或許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了解佩雷斯。“40年前,當我遇見他時,我還是個年輕的學者。我對巴勒斯坦人遭遇到的一切倍感憤怒,但是佩雷斯看著我的眼睛,告訴我,‘孩子,5年的和談或許會帶來痛苦與失望,但這一代價遠不及5分鐘持續發射的子彈。’”
1997年,佩雷斯建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和平研究中心,預示著他從此完全獻身於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他總是告誡以色列國內的好戰分子:放棄目前的安全與利益,才能在未來換取更多的安全與利益。
但直至他重新就任以色列總理的這近12年間,所見證的是巴以間一輪又一輪的暴力沖突。尤其是在2000年,反對派領導人沙龍突訪被巴勒斯坦人視為聖殿的阿克薩清真寺,以色列警方又用石塊回擊抗議示威的民眾,巴以間的對抗一發不可收拾。即便2004年阿拉法特辭世、巴解組織誕生新領導層,巴以間的緊張對峙仍未得以緩和。
2007年6月13日,佩雷斯如願當選以色列總統。他也對其總統生涯的外交工作躊躇滿誌。他就職前告訴美媒記者,他會憑借總統職位“鼓勵”政府采取步驟實現巴以和平,給領導人出謀劃策,並“與百姓溝通”。
2007年,他在土耳其議會發表演講,由此成為了第一位出訪穆斯林國家的以色列總統。
2011年,他再度呼籲與巴勒斯坦達成和平協議。同時,他向聯合國發出警告,反對在現有的和平路線圖之外承認巴勒斯坦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對於主張和平的佩雷斯來說,民眾的短視與善變、政壇對手的敵意與歪曲、黨內的嫉妒與傾軋,都在限制著他的和平願望。
對於他一生牽掛的巴以和平進程,佩雷斯曾表示,要想與巴勒斯坦實現和平,以色列必須撤出西岸一些重要地點,“離開那些(巴勒斯坦)領土”,而這卻是以色列大多數人、歷任總理和總統應該去做而沒做好的事情。
留學生小瑜今年曾兩次見到過佩雷斯。盡管佩雷斯年事已高,但留給她的印象是非常親民、和善。“雖然他講話語速不快,但精神狀況很好,會主動與大家握手,也很有力度。”小瑜說道。
佩雷斯一直非常關註中國,直接推動了中以建交。卸任總統後,佩雷斯一直對華非常友善。在今年農歷新年之際,小瑜還參加了佩雷斯在他名字命名的和平中心舉辦的名為“Chinese Melody”的新歌發布會——原來,佩雷斯為了祝賀中國人的農歷新年,還特意親自寫了這首歌曲紀念中以友誼。
與佩雷斯有一面之緣的以色列問題觀察人士錢小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0年,在特拉維夫廣場拉賓遇刺15周年的紀念儀式上,當時作為交換生的錢小巖傾聽了佩雷斯的演講。“他對和平的堅毅,讓我印象深刻。”錢小巖說道。雖然近6年過去了,但錢小巖依然清晰地記得佩雷斯那次講話中關於和平擲地有聲的信念:“拉賓的生命雖然被中斷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我們經歷了七場戰爭,我們從來沒有對民主失望過,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我們相信話語,而不是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