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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新任副行長張青松、劉強亮相

8月30日，中國銀行新任兩位副行長張青松、劉強出席了中行2016年上半年業績發布會。

據中行行長陳四清在業績發布會上介紹，張青松在中行工作了26年，歷任中行總行金融市場總部證券投資總經理、交易中心總經理，新加坡分行總經理，總行支付清算部總經理。

劉強在任中行副行長之前，曾擔任農行上海管理部常務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長，也曾在人民銀行總行營業部、大客戶部、資產負債管理等部門工作。

“兩位都是具有豐富經驗的銀行家，我行董事會已經批準了他們任命，最後正在履行監管審批程序。”陳四清在業績發布會上表示。

今年1月中旬，中行公告稱副行長張金良由於工作調動辭職，赴光大銀行任行長。6月，副行長朱鶴新辭職任四川省副省長。張青松和劉強的任命，使中行高管規模將達到“一行五副一首席風險官”的配置。此前，工行前副行長王希全也赴任中行監事長。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即將亮相杭州

G20來了。

伴隨G20一起到來的，還有《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G20亮相在即，數字普惠已經成為正在不斷升溫的熱詞。

此前，7月24日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會議公報稱，G20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並鼓勵各國在制定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首次披露了《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舉世矚目的G20在今年將於中國杭州召開，此次大會上，有兩個同金融相關的主題，即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其中與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議題是包容性增長，不斷整合所有的資源讓更多用戶受益，與另一主題綠色金融相匹配的則是可持續增長。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指出，未來經濟將轉型至消費驅動型經濟，順應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為消費者以及所有企業提供專業化、小型化、公司化的增產服務。“這個時代需要的增長是包容性的增長，需要的金融是包容性的金融。”

從上述兩大議題的包容性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共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普惠金融，即讓遊離在傳統金融服務業務之外的各種人群能夠通過普惠金融享受平等的、公平的金融服務，另一個則是享受金融服務的途徑，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

在陳龍看來，金融有兩個核心挑戰，一是普惠金融機構觸達用戶的成本高企。例如，在農村讓農民開戶的成本十分高。第二個挑戰則是對於主動使用產品及服務用戶的風險甄別能力。

而上述兩大挑戰正在逐步被科技改變，這也正是在“普惠金融”前面加註“數字”兩個字的原因。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技術的飛速提升，金融難題、金融挑戰正在被一一破除。

陳龍進一步解釋到，普惠金融應該從四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是“普”，即讓所有階層和人群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當需要金融服務的時候能夠公平地得到金融服務。“不僅僅是指所有人群，而且是指所有時間和地點。”陳龍表示，人群僅僅是一個方面，此外“普”的角度還應包括時間和地點。

第二是“惠”，即應該所有用戶群體能夠承擔的服務，可以享受到並且使用到的服務。

第三是“全面”，在普惠金融的多個應用層面中，既包含支付、小貸，也包含理財、保險、信用等多個角度。

第四是“可持續”。從商業角度出發，可持續似乎並非是公益行為，但是換角度思考可以發現，如果沒有技術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效率，那麽商業上必然難以持續。

本報記者從普華永道處獲得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境內非現金交易的數量將增長69％，相當於每分鐘發生超過一百萬宗交易。

“目前，支付寶的年活躍用戶約4.5億，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巨大群體，且每筆交易成本已低至2分錢，充分體現了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易綱說。

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提高了小額支付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改善了微型金融發展的支付環境，基於此，碎片化理財、小額借貸、場景化保險等諸多互聯網產品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從支付的可得性角度來看，網絡和移動支付已經顯著提高偏關地區金融服務的覆蓋度，進一步消除了有地域帶來的“金融”歧視問題。

不過，隨著電子支付的不斷普及，網絡犯罪與欺詐行為也將進一步蔓延。在更多的支付企業看來，目前最關鍵的行業趨勢是開發先進工具與技術，用來保護消費者免受網絡安全攻擊與欺詐行為的侵害。

征信作為普惠金融形成商業可持續性的重要一環也在不斷不足短板。2015年1月5日，央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允許首批8家社會機構開展個人征信業務，如今這些機構無論是在用戶獲取、場景布局、機構合作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

以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為例，其經過一年多的運營，已經累積超過1億用戶在使用芝麻分，並且布局了多種場景。“例如同金融機構合作，幫助銀行甄別風險，在信用卡端識別信用客戶，提高信用卡部門的發卡率。”陳龍表示。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科技合夥人張俊賢表示：“眾多金融科技公司想方設法通過支付平臺來增加收入，相關消費交易數據對公司有非常高的價值。公司通過這些數據可以來向消費者推送更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如理財服務和貸款業務）。因此，公司需要在短期回報和長期投入之間尋求平衡。”

G20聚焦數字普惠金融 首份國際行動綱領即將亮相

數字普惠金融戰略未來將上升為國家戰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G20會議將分多個領域共發布相關的48項原則，《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是其中一項，也是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一項，該原則將於2016年9月5日進行全文發布。

在9月1日由央行舉行的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表示，中國和G20成員共同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將提交G20杭州峰會審議。通過後各國在自願的原則下制定國別計劃，以實際行動落實普惠金融。

易綱指出，《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共有8項主要原則和66條行動建議。8項原則具體為，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G20中設有“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組織，其宗旨即推動普惠金融。“推動普惠金融一直是G20的目標，此次正值G20在中國召開，而中國也剛好是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的輪值主席。”陳龍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生逢其時，很多國家意識到數字普惠金融的巨大價值，而中國恰巧走得相對遠一些。“該原則是G20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的專家共同推動制定，螞蟻金服作為企業代表，分享了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實踐。”陳龍說。

數字普惠金融並非近年才出現。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和探索報告》指出，普惠金融概念早在15世紀已有雛形，較長一段時間均被視為一種依托宗教和募捐而產生的慈善公益行為。

直到20世紀70年代，具有可持續商業模式的現代小額貸款機構先後在孟加拉、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出現，其中以尤努斯教授創辦的格萊瑉銀行最為成功。依托連帶擔保責任的小組貸款模式，近40年來為孟加拉本土超過800萬農村婦女提供信貸服務，累計放貸超過160億美元，尤努斯教授本人也在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格萊瑉銀行背後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即難以複制，具有較強的屬地化和非標準化特性，此外傳統小額貸款年化貸款利率約26%的利率水平也一直為人所詬病，難以舉起“普惠”大旗。

新科技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從實踐層面讓“普惠”兩字進一步下沈至人們當中，由此“有數字普惠金融”(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的概念應運而生，依托移動互聯、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和成本，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體驗，實現商業上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體系。

世界銀行2015年發布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數》顯示，雖然全球無銀行賬戶的人數在顯著下降，但目前全球仍有20億人沒有銀行賬號;僅有10%的人有信用卡;有貸款需求的人，僅有21%的人能通過正規金融機構獲得服務;72%的成年人缺乏金融知識;傳統征信體系中，有信貸記錄的人不足25%;農村貸款僅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3%。

陳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有幾個核心難題很難解決，第一，如何有效地觸達更多的用戶，獲得良好的客戶群體覆蓋問題。覆蓋的成本能不能是一個合理的成本，能不能可持續成為難題之一。

第二是信息獲取的成本，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這是兩大難題。但今天利用數字技術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問題。”陳龍說。

所謂的數字普惠金融，就是通常理解的“互聯網+”普惠金融，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得到了世界多國認可，G20會推出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是在向全世界發起一個倡議。

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數據顯示，一方面，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惠及超過4.5億老百姓，為大量原本難以接觸到金融網點的農民、農民工、中老年、殘障人士等提供了安全、便利、易用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中國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水平5年增長5.5倍，遠超傳統普惠金融。以小額貸款為例，作為工業時代普惠金融的典範，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瑉銀行在39年里服務865萬農村婦女，累計放貸165億美元;而網商銀行用大數據創新小微企業信貸模式，僅用了5年時間累計服務400多萬家小微企業和個人創業者，累計投放貸款超過7000億元;再者，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比傳統金融體現出更好的地理穿透性，減少了中西部和發達地區之間的金融服務不平衡問題。

“數字普惠金融要做的好需要三個支柱。”陳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第一個是金融合規，例如身份識別、反洗錢、信息披露、風控流程等金融合規中所必須的內容。第二個是技術驅動，即通過線上技術驅動而非線下規模化布局。第三則是場景依托。“當前金融和場景結合越來越緊密，因為沒有線下分支機構，所以數字普惠金融則直接生長在需要金融多場景里面，通過移動互聯、物聯網等技術觸達用戶，通過大數據技術了解客戶、甄別風險，屬於技術驅動型的金融。”陳龍說。

陳龍還進一步指出，未來每個人應該有三個賬戶即資金賬戶、信用賬戶以及“碳賬戶”，所謂“碳賬戶”則是激勵每個人為節能減排貢獻力量，讓綠色也等於財富。

另外本報記者獲悉，在《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中特別提到“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這意味著未來可以用生物識別技術更好地了解用戶，服務用戶，意義很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還了解到，在2016年G20峰會在發展議題上創造了兩個第一：第一次將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圍繞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系統性行動計劃。

乾隆“太上皇帝之寶”璽將亮相拍賣行 估值高達1.2億港元

9月8日消息，清朝乾隆帝禦寶青玉“太上皇帝之寶”交龍鈕方璽將亮相10月初香港秋拍，據介紹，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禪位，尊為“太上皇帝”，特制禦璽以記，此次呈現的方璽正是當中寶璽之一。

據新華社報道，該拍品預估價為8000萬至1.2億港元。論尺寸，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所藏另一從未使用之和田玉“太上皇帝之寶”禦璽為最大，而此拍品次之。

在媒體預展上看到，用新疆和田青玉琢制而成的方璽，質色純美，體積碩大，高約11公分，長約13公分，在燈光下現出耀眼的光輝。方璽底部則工整刻著“太上皇帝之寶”六個字。

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中國藝術品部國際主管及主席仇國仕介紹，此次拍賣的方璽是私人藏品中最大的，良玉質地也十分罕見，是極為珍貴的拍品。

當天，在預展上還有其他重點拍品，如乾隆時期禦制“湘江秋碧”琴、乾隆時期粉彩粉地包袱式四系蓋罐一對等。仇國仕表示，此次拍賣將呈現一系列中國藝珍，從四世紀佛教傳中原之銅像精品到十八世紀清代華雅細膩之宮廷重器，應有盡有。

香港蘇富比中國藝術品秋季拍賣會將於10月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屆時將呈現近300件珍貴拍品，除了上述珍品，還包括明末清初黃花梨家具、明朝萬歷年間五彩瑞獸紋蓋罐等，總估值約8000萬美元。

李鴻忠任天津市委書記後 首次亮相都說了什麽？

9月13日上午天津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希出席會議並宣布中央決定：李鴻忠同誌任天津市委委員、常委、書記;黃興國不再代理天津市委書記，免去其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和市長職務，按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會上講話，他說，我堅決擁護中央關於天津市委主要領導調整的決定，堅決服從中央決定，衷心感謝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懷和信任，決心以對黨中央絕對忠誠、忠實履職、勇於擔當、幹凈務實的實際行動，不負黨中央的信任、重托，不負天津市幹部群眾的期望。作為天津市委的新成員、主要負責人，我堅決擁護黨中央對黃興國涉嫌嚴重違紀進行組織調查的決定。

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會上講話

此外，李鴻忠就貫徹落實中央決定提出了四點要求。

一要講政治，特別是要把講政治落到實處。要始終把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作為首要政治任務，抓緊、抓實、抓經常，把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作為做好天津各項工作的指南遵循。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天津時提出三個著力重要要求為原、為綱、為遵循，持之以恒抓好貫徹落實，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的要求，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不斷堅定四個自信，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統一與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地、認真地、不折不扣地抓好中央決策部署在天津的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要以對黨的絕對忠誠堅決維護黨中央作為全黨的領導核心，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堅決維護領導核心的絕對權威。市委班子要講政治，市四套班子要講政治，全市各級領導幹部要講政治，全市每一名黨員都要講政治，把講政治落實到嚴守政治紀律、政治規矩上，把增強四個意識落實到言與行上，做講政治的知行合一者。

二要加強黨的建設，大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弛而不息抓黨風廉政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是黨中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天津實施的根本保證，是做好天津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作為主體責任的市委，我們要認真履職盡責，勇於擔起應擔之責，作為主體責任的第一責任人我將擔當全市對黨的忠誠。當前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空前力度，抓黨風廉政建設的雷霆之力，是天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抓黨風廉政建設的強大政治動力。中央巡視組回頭看和中央對黃興國嚴重違紀進行組織調查，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有利契機。要充分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存在不力，黨風廉政建設存在的問題，充分估計形勢複雜嚴峻，把取得的成效擴展開來，把反面教材用足用好，我將按照講黨性、重品行、做表率，以身作則、堅持原則、率先垂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嚴格約束自己，為構建天津良好的政治生態履行第一責任人的責任。

三要維護穩定，營造社會和諧氛圍，以天津的穩定和諧為全國大局做貢獻。天津是全國大局的一部分，我們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職責使命感全力抓好天津的穩定和諧工作，以天津的局面之穩定，為全國大局盡應盡職責，做應為之貢獻。天津經濟社會發展的局面來之不易，是黨和國家大局大業中的組成部分，也是每一位天津幹部群眾的切身利益所在，要精心營造、精心呵護、堅決維護，註意抓好工作的連續性。

四要堅持第一要務不動搖，紮實推進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天津在全國發展格局中地位重要，面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自貿實驗區建設等難得機遇，大環境大機遇大優勢，既蘊含著黨中央賦予的重托，也是天津發展的歷史性窗口期，得之者如寶，失之不再來。我們應該為經濟新常態大邏輯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天津作為。成為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的先行區，勇當示範區，為天津人民群眾共享更多民生成果，得到更多民生實惠，做出更大作為。

李鴻忠說，來天津工作是黨中央的信任、重托，也是我的榮幸。有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有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維新戰略指導下，形成的黨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的時代大勢，有歷屆市領導、歷屆市領導班子奠定下的堅實基礎，有全市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作為天津新的一員，我非常有信心與大家一起開創各項事業的新局面。

天津市委副書記王東峰主持並講話，王東峰說，中央決定李鴻忠同誌調任天津市委書記，免去黃興國黨政職務，對黃興國嚴重違紀進行組織調查，我堅決擁護。我作為市委班子一名成員，要始終同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堅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決定上來，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對黨絕對忠誠，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自覺維護市委班子團結，既要積極參與市委決策，全力支持配合好李鴻忠同誌的工作，也要切實擔負起應盡職責，開拓創新、鞠躬盡瘁，為美麗天津建設貢獻力量。

王東峰強調，落實中央決定和本次會議精神，一要堅定政治立場，對黨絕對忠誠。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不折不扣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和市委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二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天津時的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三個著力和建設美麗天津的重要要求，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五大疊加歷史機遇，牢固樹立和落實新發展理念，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深化改革，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

三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實維護安全穩定。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認真實施民心工程，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深入推進安全天津建設，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確保社會大局平穩穩定。

四要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擔當盡責、幹凈幹事，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深入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紮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認真落實兩個責任，運用好四種形態，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以黃興國等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訓，管住自己管住親屬子女，管住身邊工作人員。

吳亦凡亮相倫敦時裝周壓軸大秀 為全場唯一亞洲男藝人

昨日北京時間淩晨，倫敦時裝周壓軸大秀正式開啟，吳亦凡作為品牌唯一一位受邀參加的亞洲男藝人前往秀場。

當天下午，吳亦凡身著品牌最新走秀款亮相倫敦時裝周秀場。雖然遠在倫敦，但秀場兩側早早就被粉絲擠滿，等待吳亦凡入場。

作為品牌首次開啟的9月男女裝系列時裝秀，此次大秀采用即看即買模式，而吳亦凡則是繼上次受邀後再度參加，成為全場唯一亞洲男藝人。大秀現場，吳亦凡和Cara Delevingne再度相見，這是繼兩人出演由呂克·貝松導演的電影《星際特工·千星之城》之後再度相見。Burberry集團首席執行官Christopher Bailey邀請吳亦凡後臺合影並交換秀後意見。

合並重組全新品牌亮相後 中遠海運數十億投資阿布紮比碼頭

今日一則有關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遠海運集團”）旗下公司的投資消息，可能是該公司最後一次使用過渡期的logo對外發布信息。

中遠海運集團旗下的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下稱“中遠海運港口”）9月29日宣布，公司通過中遠海運阿布紮比與阿布紮比港務局於2016年9月28日在阿布紮比簽訂特許權協議，雙方將於2016年成立合營公司，聯合經營位於阿布紮比哈里發港的哈里發港二期集裝箱碼頭，該港是中東、非洲及南亞地區(MEASA)的主要樞紐港之一。

根據協議，合營公司將擁有哈里發港二期集裝箱碼頭35年特許權並有權將年期進一步延長5年，中遠海運阿布紮比將擁有合營公司的控制性股權。算上35年特許期滿後的5年年可選擇年期，中遠海運應付總代價的現值估計約為7.38億美元（約合49.2億人民幣）。

哈里發港二期集裝箱碼頭的泊位前沿水深為18米，碼頭岸線將長達1,200米。首段800米的碼頭岸線(及相應的特許權區)預期將於2018年上半年投入營運，余下400米(及相應經擴建特許權區)的碼頭岸線預期於2020年投入營運。特許權區在加入經擴建特許權區後的面積將約為70公頃，有3個泊位，年處理能力為240萬標準箱。倘選建特許權區已移交予中遠海運阿布紮比可運營，哈里發港二期集裝箱碼頭的名義年處理能力將增至3,500,000標準箱。屆時整個哈里發港的年處理能力將達到約600萬個標準箱。

中遠海運集團總經理萬敏先生表示，阿布紮比哈里發港位處戰略要沖，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支點，在區位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是發展碼頭物流的風水寶地，港區水陸運輸發達，貼近貨源腹地，有利於發展成為中東地區的另一個樞紐港。哈里發港二期集裝箱碼頭是中遠海運港口的第二個海外控股碼頭，有助增強中遠海運港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公司將致力把該碼頭發展成為國際集裝箱班輪公司在中東上海灣地區(Upper Gulf)的樞紐港。

就在前一天，中遠海運集團剛剛對外公布集團新版徽標（Logo）、新的網站域名、中英文簡稱等企業視覺識別系統，包括集團中文簡稱“中遠海運”、英文簡稱“COSCO SHIPPING”、網站域名“www.coscoshipping.com”、郵箱域名“@coscoshipping.com”、司旗、海員制服、 帶標識的集裝箱、煙囪、船舷等。

中遠海運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許立榮告訴記者，作為當今世界上船隊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集團，中遠海運集團在規模上擁有了四個“世界第一”和多項全球領先，而新集團的目標是做大做強做優，不僅在規模上，更要在國際競爭力、全球資源配置、可持續發展上達到最強，要把規模優勢轉化為規模效益。

這也是中遠集團和中海集運合並後重組整合的又一進展。根據記者了解到的最新信息，目前中遠和中海集團的集裝箱航運資產重組已經接近完成，其中國內網絡的重組已經完成，國際網絡的重組正在進行，包括運輸船隊和口岸服務機構的整合，一旦整合完成，也有利於進一步降低成本，比如航線網絡這塊，就將節省2億美元左右的成本。

今年航運業的外部環境繼續低迷，也令中國遠洋整合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並且加大了全球海外碼頭的布局。除了此次控股阿聯酋碼頭，去年10月份公司還收購了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集裝箱碼頭65%的控股權。時任中遠太平洋總經理的邱晉廣曾告訴記者，未來的投資重點將圍繞像希臘這些已經投資的，或者新加坡這些占股權比較大的平臺周邊項目延伸，此外，西北歐一些重點港口也是我們關註的區域，非洲、拉美一些地區也在加大投資力度。

“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首次亮相聯合國

當地時間9月30日上午，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主辦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發布儀式暨“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推介活動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

“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商務部研究院共同發起，旨在提升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中國企業更好地與國際社會和諧共贏發展的項目。該報告是由上述三方共同撰寫，首份面向國內外發布的詳細介紹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情況的報告。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徐浩良指出，該報告因為以下兩點而具有特殊價值。首先，它有助於消弭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海外運營影響方面的誤解。其次，它還標誌著對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成效進行持續討論與合作的開端。報告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並已經在多種高端活動上進行了展示。

徐浩良作為創新、投資和提供就業機會的主要驅動力，企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夥伴和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可以幫助釋放市場的潛力，構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將利潤驅動與可持續發展價值觀及實踐相結合，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效益。同時，伴隨著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國際社會已經表現出對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越發濃厚的興趣。因此，中國企業正面臨著在改善海外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建立更加和諧的勞動關系、以及加強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等方面的挑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堅定地相信中國企業在全球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並時刻準備著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持續的支持與合作。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徐浩良做開幕致辭)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慎海雄也到會致辭。

慎海雄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杭州峰會上表示，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建立創新、開放、聯動、包容型世界經濟，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報告的發布正好契合了習主席提出的這一發展願景。廣東重視與海外的信息溝通和文化連接，重視發揮媒體大省、互聯網大省的優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慎海雄表示，當前，許多廣東企業正在以“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融入世界各地的發展，相信他們將為所在國的繁榮和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廣東將更加關註三方發起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期待能夠借助三方所搭建的海外傳播平臺為廣東企業“走出去”提供鼎力支持，並期待著有機會在廣東舉辦類似活動。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慎海雄致辭)

中國常駐聯合國使團公使銜參贊羅津在參會致辭中說，全球投資是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引擎，有助於創造就業、增進福利和促進包容性增長。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逐漸增加，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不少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同時，也積極從事社會公益工作。2015年，聯合國制定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議程的落實需要發揮聯合國、成員國政府、企業、學術機構等多方面的作用。希望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取得平穩、健康發展，通過他們的經營活動和社會公益活動為東道國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際社會應繼續合作，開展對話，以維護開放、有益的投資政策環境。

(中國常駐聯合國使團公使銜參贊羅津致辭)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處長、研究員張金城作為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負責人和首席專家介紹了項目的主要內容、當前進程和下一步工作。

張金城表示，該項目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唯一與中國合作的、促進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的項目，這是中國首次在聯合國總部發布該類報告。通過項目的推動以及報告的發布，可以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的正面了解，促進中國企業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實現各方的合作共贏及可持續發展。

張金城說，今後，每年都將發布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2016年度報告將圍繞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表現，促進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為重點進行撰寫。項目將充分發揮國際資源網絡優勢，選取重點區域和國家，為中國企業在海外提供可持續發展咨詢與解決方案。項目將建立開放式工作機制，匯集各方智慧，在致力於提升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同時，也讓更多國家分享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成果與經驗，推動中國企業同東道國一同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增進與所在國利益共贏的聯動，打造經濟增長共贏鏈，推動構建和優化全球價值鏈，促進中國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為全球經濟、環境和社會普惠共贏做出貢獻。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處長、研究員張金城做項目介紹)

來自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商詢科技、長江商學院等企業和學術機構的代表圍繞“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可持續商業，推動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主題進行了專題討論，分享了企業在經濟、社區、環境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實踐與面臨挑戰，共同探討解決方案。

現場直擊|歐洲創投大會Slush亮相上海

Slush，起源於北歐芬蘭，一群懷揣夢想、無畏無懼的年輕學生最早創立了這個科創大會。歷時八年，Slush不僅風靡歐洲，而且和Techcrunch一樣，成為了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創投平臺。但是和Techcrunch和其它任何創投大會不同，Slush以其獨特的芬蘭文化每年吸引著來自全球的上萬名參與者。

步入Slush會場，一片漆黑中點綴著微光閃爍的紅燈籠。這並不是因為萬聖節！在芬蘭，每年Slush舉辦的時候都已進入冬季。黑色，一直是Slush的主基調。

Slush的另一個元素是炫酷的舞臺燈光和音樂。芬蘭人酷愛音樂。每年8月的芬蘭Flow音樂節是全球最大的音樂節之一。而Slush的舞臺效果也是由擔任Flow舞臺效果制作的團隊Sun Effects所一手布置的，現場充滿了重金屬搖滾的氛圍。

芬蘭是一個極富創意的民族。在現場第一財經記者就發現了這位頭頂甜甜圈的老兄。他告訴記者頂著甜甜圈，是因為自己沒有頭發。

記者還發現了一個新奇的玩意兒。這個外形似氣泡的塑料裝置的實際用途是每個人都向往的一種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躺著就能工作。第一財經記者去年就曾在北歐藝術展上見過這個家夥。但今年，記者發現它略有不同。設計者在底部加上了一塊厚厚的墊子，讓人坐著更舒服是一方面，但是這塊墊子還有更強大的功能——凈化空氣。

今年來自創業公司和投資圈的超過4000名參與者來到Slush現場。演講者包括著名的《憤怒的小鳥》Rovio公司聯合創始人Peter Vesterbacka，舊金山年度天使投資人Manny Fernander，峰瑞資本創始合夥人李豐和金沙江創投董事總經理朱嘯虎。

Slush董事會主席Ilkka Kivimaki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參加Slush上海創投峰會的絕大多數企業和投資人都來自中國，把Slush帶到中國，就是希望它能夠形成一個本土的社區。他同時表示，不希望把整個峰會的規模擴張得太迅速。“相關性很重要，我們希望來到這里的人，都是帶有同一個夢想的人。”Kivimaki說道。他在開幕式後對第一財經記者開玩笑說：“昨天早上我來到這里，幾乎是空的，什麽都沒有，我問他們明天大會開得起來嗎？他們說沒問題。”

Slush是來自芬蘭的非營利組織，目的就是為創業者和投資人搭建一個互相交流溝通的平臺。

朱民告別IMF後亮相複旦：這世界的關聯性竟如此“恐怖”

朱民去哪兒了?——這個問題恐怕是各界自今年7月以來都在問的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結束後正式離開了IMF，面對此前IMF總裁拉加德的極力挽留，朱民仍然選擇了回歸祖國，他也是IMF管理層的第一位中國籍官員。

11月4日，這個疑問終於解開——當日，朱民登陸複旦大學，出席複旦管理學院將舉行的“2016複旦全球領袖論壇”，題為“重塑未來”。

當被第一財經記者問及，未來是否會在國內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時，朱民笑稱：“我暫時先需要休息，我快累死了。”其實，去年朱民在被問及退任後將會做什麽時，他也做過類似的回答——“我頭發都白了，結束IMF工作就該退休了。”

不難想象，朱民在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工作和研究任務異常繁重。他任職伊始，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朱民任職期間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大國，以及拉美的秘魯、中東的埃及和眾多的北歐及中亞國家。

在當天的論壇的論壇上，朱民仍然展現了國際學者的風範，並以近一年來其與IMF研究團隊所做的全球經濟、金融市場關聯性研究為基礎，既今年冬季達沃斯論壇後，再度向外界發出預警——世界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關聯。金融危機以後，全球金融市場的關聯性遠遠超過過去。如果市場互動性大大加強，就會產生流動性風險，從而產生恐惶。“擺在政策制定者、公司、個人面前的挑戰便是——當巨大波動來臨之時，你要如何判斷這只是一場巨大的波動，還是一場潛在的危機，各方必須做好預案，來避免成為被動、無辜的受害者。”

朱民的觀點具備強大的統計數據支撐。根據IMF團隊的測算，美國的GDP下降1個百分點，對於法國的直接影響只有0.1個百分點。然而，美國的變化影響到全球其他國家，從而再反過來對法國造成的間接影響則被成倍放大，高達0.4個百分點，瞬間變成了直接影響的4倍。這也反映了全球的相互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不可忽視。

此外，朱民稱，“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斷崛起，其也會對發達國家產生反“回溢效應”(spillback )。”例如，發達國家GDP下降1個百分點，就會引起新興市場經濟體0.44個百分點GDP的下降，“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GDP下降1個百分點，會對發達經濟體造成0.2個百分點的影響，對日本產生0.5個百分點GDP的影響。可見，世界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關聯。”

以中國為例，之所以過去一年來頻頻有外媒將“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作為標題，盡管這有失偏頗，但卻說明了世界越來越高度關聯。朱民解釋稱：“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還是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中國投資降低一個百分點，對如中國臺灣、馬來西亞、韓國等貿易夥伴的打擊高達約0.6-0.7個百分點，對例如智利、贊比亞、沙特等大宗商品出口國的沖擊也十分顯著。如智利，其對中國的出口量巨大。”

問題在於，“當前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為14.5%，根據IMF測算，這一比重還需要下降10個百分點，達到3-4%的水平。如果中國降10個百分點GDP的投資，那麽上述這些國家要降低多少?馬來西亞真的能夠降6%的GDP嗎?他們當前的GDP甚至還不到6%。”朱民表示。

當然，朱民也認為：“他們不會真的這樣，因此這些國家就必須要調整。也就是說，當中國經濟再平衡時，所有的國家都需要跟著中國的再平衡來調整對中國的關系。”

其實，這只是全球關聯性的一部分，更為可察覺的、“恐怖”的影響其實恰恰就發生在過去一年的金融市場。

危機以後的市場互動性遠超從前。朱民稱，根據其團隊的統計，“危機前，各個產品的關聯度分布很廣，市場流動性還是均勻分布，有0.8、0.9等，也有0或負，呈正態分布，處於流動性的安全區域；然而在危機後，所有金融產品都變得高度相關，都達到0.8左右，即所有數字都流向分布的同一端，進入流動性緊張區域。”

“直觀上理解，如果所有人在恐慌時都想拋售，那麽市場出現同向運動，必定會出現流動性緊張。上述發現則是第一次在統計意義上用數據證明了這一危機後的‘新常態’。應該說這是一張極為‘恐怖’的圖片。”

“過去一年，我們發現了巨大的市場波動，”朱民稱，衡量波動是一個嚴格的統計概念，“如果是在1個標準差的範圍內波動，這是正常的;如果是2個標準差，就是劇烈波動;而如果超過2個，市場就會發生危機。”

但是，如果將這“2個標準差”的概念放在過去一年，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朱民稱，“美國股市在2015年出現了6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28年以來不曾發現的;歐元對瑞郎出現了9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99年歐元成立以來的最大波動;美國債券市場出現了7.2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62年以來的最大波動，遠遠超過歷史的平均水平。”

“當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來臨時，所有宏觀政策都面臨嚴峻挑戰，也許你只能接受。那麽這究竟只是一個巨大的波動，還是危機的前兆？沒有任何歷史數據和理論框架能告訴你哪一個才是真的，所以深層次的結構變化對全球經濟、金融造成了巨大挑戰，群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大量互動，使得全球經濟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還能有獨立的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必須接受他國的政策影響。但真正的新挑戰在於，當全球流動性緊縮、恐惶來臨時，如何第一時間判斷這是一場巨大的波動，還是一個危機的前夕，當前沒有人能給我們答案。”

朱民更是表示，希望這個答案能夠誕生在當前的廣大學生、未來的研究人員之中。

面對這個高度關聯、劇烈波動頻發的全球“新常態”，朱民稱，“當前你在哪里、體量大小都不重要，你的實力是最根本的，你更必須知道你歸屬於哪個群，你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你所在的那個群、以及你的群與世界如何勾連所實現的，這個世界是如此緊密聯系在一起，互動、溢出、沖擊變成了beta(貝塔系數，是用以度量一項資產系統性風險的指標)，你必須知道沖擊從哪里來，必須要有預案，避免成為被動、無辜的犧牲者。這是當今全球經濟金融的挑戰。”

而這對於每一個人和公司的啟迪在於，“個人和公司都需要認真分析——你在哪一個群？與世界如何關聯？如何做好預案來預防外部沖擊？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越來越充滿挑戰，也越來越有趣。”

朱民最後也稱，“湯馬斯·佛里曼(ThomasL.Friedman)說‘世界是平的、是快的’，我說世界更是互動的，當世界發生根本變化時，我們看世界的角度也必須變化，這才是贏者的基礎，因此今天的主題是——重塑未來，這就是我們重塑世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