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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告別IMF後亮相複旦：這世界的關聯性竟如此“恐怖”

朱民去哪兒了?——這個問題恐怕是各界自今年7月以來都在問的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結束後正式離開了IMF，面對此前IMF總裁拉加德的極力挽留，朱民仍然選擇了回歸祖國，他也是IMF管理層的第一位中國籍官員。

11月4日，這個疑問終於解開——當日，朱民登陸複旦大學，出席複旦管理學院將舉行的“2016複旦全球領袖論壇”，題為“重塑未來”。

當被第一財經記者問及，未來是否會在國內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時，朱民笑稱：“我暫時先需要休息，我快累死了。”其實，去年朱民在被問及退任後將會做什麽時，他也做過類似的回答——“我頭發都白了，結束IMF工作就該退休了。”

不難想象，朱民在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工作和研究任務異常繁重。他任職伊始，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朱民任職期間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大國，以及拉美的秘魯、中東的埃及和眾多的北歐及中亞國家。

在當天的論壇的論壇上，朱民仍然展現了國際學者的風範，並以近一年來其與IMF研究團隊所做的全球經濟、金融市場關聯性研究為基礎，既今年冬季達沃斯論壇後，再度向外界發出預警——世界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關聯。金融危機以後，全球金融市場的關聯性遠遠超過過去。如果市場互動性大大加強，就會產生流動性風險，從而產生恐惶。“擺在政策制定者、公司、個人面前的挑戰便是——當巨大波動來臨之時，你要如何判斷這只是一場巨大的波動，還是一場潛在的危機，各方必須做好預案，來避免成為被動、無辜的受害者。”

朱民的觀點具備強大的統計數據支撐。根據IMF團隊的測算，美國的GDP下降1個百分點，對於法國的直接影響只有0.1個百分點。然而，美國的變化影響到全球其他國家，從而再反過來對法國造成的間接影響則被成倍放大，高達0.4個百分點，瞬間變成了直接影響的4倍。這也反映了全球的相互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不可忽視。

此外，朱民稱，“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斷崛起，其也會對發達國家產生反“回溢效應”(spillback )。”例如，發達國家GDP下降1個百分點，就會引起新興市場經濟體0.44個百分點GDP的下降，“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GDP下降1個百分點，會對發達經濟體造成0.2個百分點的影響，對日本產生0.5個百分點GDP的影響。可見，世界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關聯。”

以中國為例，之所以過去一年來頻頻有外媒將“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作為標題，盡管這有失偏頗，但卻說明了世界越來越高度關聯。朱民解釋稱：“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還是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中國投資降低一個百分點，對如中國臺灣、馬來西亞、韓國等貿易夥伴的打擊高達約0.6-0.7個百分點，對例如智利、贊比亞、沙特等大宗商品出口國的沖擊也十分顯著。如智利，其對中國的出口量巨大。”

問題在於，“當前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為14.5%，根據IMF測算，這一比重還需要下降10個百分點，達到3-4%的水平。如果中國降10個百分點GDP的投資，那麽上述這些國家要降低多少?馬來西亞真的能夠降6%的GDP嗎?他們當前的GDP甚至還不到6%。”朱民表示。

當然，朱民也認為：“他們不會真的這樣，因此這些國家就必須要調整。也就是說，當中國經濟再平衡時，所有的國家都需要跟著中國的再平衡來調整對中國的關系。”

其實，這只是全球關聯性的一部分，更為可察覺的、“恐怖”的影響其實恰恰就發生在過去一年的金融市場。

危機以後的市場互動性遠超從前。朱民稱，根據其團隊的統計，“危機前，各個產品的關聯度分布很廣，市場流動性還是均勻分布，有0.8、0.9等，也有0或負，呈正態分布，處於流動性的安全區域；然而在危機後，所有金融產品都變得高度相關，都達到0.8左右，即所有數字都流向分布的同一端，進入流動性緊張區域。”

“直觀上理解，如果所有人在恐慌時都想拋售，那麽市場出現同向運動，必定會出現流動性緊張。上述發現則是第一次在統計意義上用數據證明了這一危機後的‘新常態’。應該說這是一張極為‘恐怖’的圖片。”

“過去一年，我們發現了巨大的市場波動，”朱民稱，衡量波動是一個嚴格的統計概念，“如果是在1個標準差的範圍內波動，這是正常的;如果是2個標準差，就是劇烈波動;而如果超過2個，市場就會發生危機。”

但是，如果將這“2個標準差”的概念放在過去一年，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朱民稱，“美國股市在2015年出現了6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28年以來不曾發現的;歐元對瑞郎出現了9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99年歐元成立以來的最大波動;美國債券市場出現了7.2個標準差的波動，這是1962年以來的最大波動，遠遠超過歷史的平均水平。”

“當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來臨時，所有宏觀政策都面臨嚴峻挑戰，也許你只能接受。那麽這究竟只是一個巨大的波動，還是危機的前兆？沒有任何歷史數據和理論框架能告訴你哪一個才是真的，所以深層次的結構變化對全球經濟、金融造成了巨大挑戰，群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大量互動，使得全球經濟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還能有獨立的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必須接受他國的政策影響。但真正的新挑戰在於，當全球流動性緊縮、恐惶來臨時，如何第一時間判斷這是一場巨大的波動，還是一個危機的前夕，當前沒有人能給我們答案。”

朱民更是表示，希望這個答案能夠誕生在當前的廣大學生、未來的研究人員之中。

面對這個高度關聯、劇烈波動頻發的全球“新常態”，朱民稱，“當前你在哪里、體量大小都不重要，你的實力是最根本的，你更必須知道你歸屬於哪個群，你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你所在的那個群、以及你的群與世界如何勾連所實現的，這個世界是如此緊密聯系在一起，互動、溢出、沖擊變成了beta(貝塔系數，是用以度量一項資產系統性風險的指標)，你必須知道沖擊從哪里來，必須要有預案，避免成為被動、無辜的犧牲者。這是當今全球經濟金融的挑戰。”

而這對於每一個人和公司的啟迪在於，“個人和公司都需要認真分析——你在哪一個群？與世界如何關聯？如何做好預案來預防外部沖擊？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越來越充滿挑戰，也越來越有趣。”

朱民最後也稱，“湯馬斯·佛里曼(ThomasL.Friedman)說‘世界是平的、是快的’，我說世界更是互動的，當世界發生根本變化時，我們看世界的角度也必須變化，這才是贏者的基礎，因此今天的主題是——重塑未來，這就是我們重塑世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