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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一】治水：從嚴防死守到綜合管理

【編者按】

長江中下遊的防汛工作，並沒有隨著梅雨季節的結束而松弛。8月25日，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主持召開會商會。陳雷表示，當前全國仍處於主汛期。全國仍有44條河流發生超警戒以上水位洪水。2016年，長江中下遊部分區域遭遇了總量、強度和範圍等均高於1998年的降水過程，很多數據突破歷史極值紀錄。洪水危情再現。

1998年，是中國防洪思想變革的分際線。之前，限於條件，防洪基本圍繞“嚴防死守”四個字開展；之後，政府不僅投入巨額資金用於大江大河治理，國務院還具體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在進入新世紀之後，治水思路逐漸由“控制洪水”變為“洪水管理”。

18載之後的2016年，肆虐的洪水因為多項數據改寫了歷史紀錄而備受公眾矚目。18年間，政府采取的治水措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防汛抗洪依然面臨很多新課題。隨著流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治水戰略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2016年的洪水是對這些年江河治理成果的檢驗，只有清晰看到不足，才能在治水理念、方法上適應新的形勢和變化，最終造福於民。第一財經在2016年汛期即將結束之際，制作治水專題，以備殷鑒。

（都江堰）

治水，可以說貫穿了中國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人類與洪水的抗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文明時期，其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大禹治水。從大禹的“改堵為疏”，到孫叔敖的“引水灌溉”和西門豹的無壩取水樞紐及“低溢流堰”，再到李冰的都江堰、王景的“河汴分流”、範仲淹的“浚河、修圩、置閘”、郭守敬的“四海測”、潘季馴的“束水攻沙”……這些古代治理洪水的方法，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江、黃河、淮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遭遇了多次洪災侵襲，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抗擊洪水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也有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就治水的理念和思路來看，在1998年特大洪水之前，治水思維基本圍繞“人定勝天”和“嚴防死守”開展；1998年之後，中國在多個層面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本世紀初又提出了向“洪水管理”的戰略性思路轉變。可以說，1998年成為推動中國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的分水嶺。

在資金投入上，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斥巨資集中建設水利基礎設施。在1998年到2002年5年里，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額達到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總額的2.36倍。在“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更是達到2萬多億元。

伴隨城鎮化迅速推進，流域經濟迅猛發展，新時期的治水又面臨著諸多新問題。僅以長江治水為例，“經過多年治理，現在情況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一是目前長江幹堤加固完成，標準提高；二是農村青壯勞力進城，搶險力量減弱。所以，如今應該更多強調的是人水和諧，給洪水出路，還空間於洪水；同時在受淹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增強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快速響應能力與恢複重建力。”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

從“控制”到“管理”

1998年夏季，長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同年8月2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稱：“全國共有29個省(區、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2.23億人，死亡3004人（長江流域1320人）”，並表示要“繼續嚴防死守，確保大江大河幹堤安全”。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1℃記者回憶：“1998年，長江流域可用於調節大洪水的措施和工具不多，只能嚴防死守。”

在程曉陶看來，1998年長江抗洪最突出的特點是“嚴防死守、死保死守”。除了對少數有礙行洪的江洲民垸主動放棄之外，萬里長堤，寸堤必爭，不惜一切代價固堤護堤、加築子堤、查險排險、搶險堵口，搶築一、二、三道防線。

“嚴防死守，實質上就是在我國堤防標準與可靠性尚不夠高的條件下，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和多年積累的搶險經驗，采取臨時加高、加固、除險措施，保衛堤防安全，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河道、湖泊的行洪與槽蓄能力，盡可能減少淹沒範圍，減輕水災損失。”程曉陶表示。

這一場特大洪災的發生，促進了政府在治水思路的轉變和發展戰略的轉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提出的水利建設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並從1950年起對長、黃、海、淮等七大江河進行持續治理；在1998年洪災後，政府對水利的投入空前增長，在水利的諸多領域開始了“災後大治”的步伐。與此同時，社會各界開始反思應如何與洪水共處。

（2016年7月14日，湖北第二大湖泊梁子湖與牛山湖之間的隔堤被炸開，梁子湖永久性退垸還湖）

1998年長江洪災後，國務院提出“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等32字政策措施。是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在1999年召開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溫家寶表示：“堅持把興修水利擺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要堅持蓄泄兼籌，以泄為主，提高綜合防洪能力，必須通過堤防建設、分洪攔蓄水庫調節、河道整治等綜合措施，提高江河的防洪水平。”

2001年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講話稱：“‘九五’期間，特別是1998年大水以來，水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表現在於“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正在逐步形成適應新時期要求的新的治水思路”。

2003年初，水利部與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明確提出，我國的“防洪要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這一轉變，是中國治水方略變化的重要標誌。

對此，王浩表示：“對於洪水管理，摒棄了傳統的圍、堵、截等控制和防禦洪水的思路，倡導‘有意識地適應洪水管理’或‘洪水的自然管理’理念。”

從“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一詞之差、順序之別，卻意味著治水理念、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的調整與完善。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綜合管理”的現代治水理念，是指要充分利用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將洪水災害降低到最低。

國內外的防洪實踐證明，完全消除洪水災害是不可能的。在防洪措施方面，根據洪水等級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對於中小洪水，通過一定的輔助幹預措施，可以把洪水資源化，不僅可降低洪水的危害性，還能將洪水變成寶貴的淡水資源。比如，海綿城市就是新的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可以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而對於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比如長江流域今年的洪水，則要采取“蓄泄兼顧、以泄為主”的措施，必要時給洪水以出路，允許洪水淹沒土地，人員撤出蓄滯洪區，盡量降低洪災損失，力求做到人不與水爭地。

“98洪水”成資金投入轉折點

治水思想的變化以及推動洪澇災後的大治，需要大量資金來撬動。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之後，國家水利財政支出及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比在大幅度減少。《中國水利之路：回顧與展望(1949-2050)》中的數據顯示：計劃經濟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GDP的0.8%左右;“六五”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僅占0.29%，“七五”時期更下降為0.11%。水庫與堤防建設速度顯著放緩，供水能力增加和新建工程增加量明顯減少。

1978年之後的20年，水利防災減災方面的供給增長緩慢，與安全性需求之間的差距持續拉大。1℃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折算，“六五”期間用於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約為94.85億元；“七五”時期則減少至81.16億元。

不過，從1998年開始，中央在水利方面的投入逐漸大幅增加。1998、1999、2000年三年的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規模近千億元，年度投資額是過去一般年份的3~4倍。全國水利建設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高潮。

如果把這一時間拉長到五年來看，即1998年~2002年，來自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的總額達到了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的2.36倍。這一時間段內，國家共發行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於水利建設1258億元，約占五分之一。

“十二五”水利投入達2萬多億

根據“水利部長在歷年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1℃記者對“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的水利總投入情況進行梳理發現，這三個“五年計劃”對水利建設的投入，總量遞增驚人，占GDP比重相對穩定。

“十五”期間，中國水利建設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625億元，相當於1949年至2000年的總量，約占當期GDP總量的0.5%，其中中央水利建設投資1695億元；“十一五”期間水利總投入約7000億元，是“十五”期間的1.93倍，約占該期間GDP總量的0.45%，其中中央水利投資達到2934億元；“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達到2萬多億元，是“十一五”的近3倍，水利總投資占“十二五”期間GDP的比重超過了0.68%。

資金的持續投入推動了水利“大治”。其中防洪建設的投資巨大，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4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資達2411億元，其中用於防洪建設的投資1607億元，占同期中央水利基建總投資的67%。

王浩說：“目前，長江已基本形成了以堤防為基礎、三峽水庫為骨幹，其他幹支流水庫、蓄滯洪區、河道整治工程及防洪非工程措施相配套的綜合防洪體系。”

具體來看，以三峽水庫為骨幹的一批有較大防洪作用的幹支流水庫得以修建，目前長江流域總防洪庫容約700億立方米；興建了以荊江、杜家臺為重點的一批蓄滯洪區；整治了長江中下遊部分幹流河道以及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尾閭洪道，長江中下遊幹流3900公里堤防達到了設計要求等。

在全國10個省(直轄市)208個縣(市、區)實施了以“長治”工程為主體的國家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與2000年相比，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減少了14.6萬平方公里，全流域已實現水土流失面積由增到減的歷史性轉變。

美國運營商重啟補貼模式 iPhone6系列可免費換iPhone7

9月12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移動運營商花費了數年時間才推動用戶以全價購買昂貴的智能手機，但圍繞即將上市的iPhone7出現了一波促銷潮，顯示出運營商仍願意對這款設備提供補貼。

就在蘋果公司發布其最新款手機後不久，T-mobileUSInc.(TMUS)和斯普林特公司(SprintCorp.,S)推出促銷活動，任何人都可以用iPhone6或6s來免費獲得一部32G的iPhone7。斯普林特還接收三星最新推出的S7機型中的一款。

此前，VerizonCommunications(VZ)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Inc.,T)在上周五向大部分美國手機用戶提供了這一促銷方案。

鼓勵用戶升級到最新款iPhone並對以舊換新提供補貼，這背離了該行業最近幾年的做法。去年，蘋果、斯普林特和T-Mobile推出了租賃服務，用戶支付月費即可經常更新手機。但幾家更大的運營商大多要求用戶要麽支付649美元，要麽按月分期付款。這導致用戶保有設備的時間延長，且不那麽頻繁地更換運營商。

MoffettNathanson電信分析師莫菲特(CraigMoffett)稱，補貼就像裂紋，他指出，iPhone7的推出為運營商促使人們更換服務提供商並奪取市場份額打開了一扇窗戶。他表示，在用戶面前晃著一部免費iPhone，這種誘惑很難抵禦。

此前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蘋果公司上周剛發布的iphone7目前正在預售期，新顏色“鋼琴黑”一經發出便立即告罄。首批iphone7將在9月16日發貨。

蘋果發言人克里斯丁·胡古特表示，蘋果的運營商和經銷商已遍布全球成百上千個地方，目前我們需要關註的是在什麽地方能達到蘋果7預售量的最大化。

“透視東北人口”系列報道之二 ：四大根源致東北生育率低下

東北三省總和生育率排名全國倒數，僅僅比北京和上海略高；生育意願調查中，東北人生育意願全國最低，而且是最不願意生二胎的。這樣的生育現實，直接導致了東北人口結構更加突出的高齡少子化，並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先來看兩組數據：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將全國各省級行政區按總和生育率從低到高排序，遼寧、黑龍江、吉林三省僅次於北京市、上海市，列三到五名，總和生育率分別僅為0.74、0.75、0.76。而根據《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華中南地區育齡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08個，西南區、華東區和華北區都在1.94-1.95個，而東北地區的生育意願僅為1.76個，顯著低於其他地區。

那麽，到底是哪些原因讓東北人如此不樂意生娃呢？

生育政策的壓力

在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看來，東北人生育意願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東北工業化早、計劃經濟比重大、計劃生育推行力度大，從而導致微觀生育行為國家化、一致化和管制化。

東北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工業化比全國其他地方早，程度高。遍布東北三省的大型國企給東北人提供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也帶來更加嚴格的生育管制。58歲的哈爾濱出租車司機老朱告訴第一財經，當年在國有企業工作收入相對高，福利相對好，很有面子，找對象都比大集體的更有底氣。大家都很看重在國企的工作，極少有人會願意為超生而丟了“鐵飯碗”。

“這麽多年，我的同事、親戚、朋友里面，沒有一個超生的。超生了就得失業，誰敢？”老朱說。

除了生育政策外，城鎮化水平較高是壓低生育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根據研究，生育率往往與城鎮率水平呈反比，城鎮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

東北的城鎮化率比全國要早幾十年。根據統計，1975年全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而東北已經達到35%；1990年全國城鎮化率只有26%，東北為48%；2010年全國城鎮化為50%，而東北已經達到58%。

人口學者郭誌剛、王豐、蔡泳等在《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一書中提出，在現行戶籍制度及管理體制下，不同的人口在城鎮化進程中表現出很強的選擇性。當前人口城鎮化速度最快的是農村青壯年人口。而農業戶籍的流動婦女不僅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年齡大大推遲，其生育率也明顯低於非流動婦女。

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東北人口的生育率隨著城鎮率的提高而明顯下降，也跟第一財經所做的實地調研相符合。

在黑龍江、遼寧等不少鄉村，空心化程度已經非常嚴重。留在農村靠務農為生的青壯年人口已經非常稀少，出沒在村頭的更多是留守老人和兒童。

問題：生不起和不想生

壓低東北人生意意願的第三個因素是相對收入水平來說較高的養育成本。有媒體在今年初所做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報告》，不願意生二孩的理由中，高達44%是時間精力不足、經濟狀況不允許。

“養不起”的問題在全國普遍存在，但就東北來說，還存在一些特別因素。東北盡管城鎮化水平較高，但是經濟並不算發達，尤其是近年來，東北經濟整體疲軟，經濟增速下行明顯，在全國各省市居於後列。

東北整體的工資水平不高。根據智聯招聘的在線監測數據，2016年春季全國32個城市的崗位招聘平均薪酬中，長春位列倒數第一，其次是沈陽、哈爾濱。

哈爾濱市80後獨生子小陳告訴第一財經，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他心里明白自己應該再要一個孩子，但是實在不敢要，因為養不起。

“過去養四五個，也就這樣了，用老人的話說不就是添張嘴添雙筷子嗎？現在怎麽就兩個都養不了了呢？我覺得啊，時代變了，現在養孩子太貴了，尿不濕、奶粉不說，一上學，又是補課費又是課外班，錢嘩嘩地流走！”小陳說。

東北人生意意願不高的第四個原因是傳統生育文化傳承較差。“闖關東”使得東北成為“移民社會”，東北人整體宗族意識非常淡薄。相比較南方和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人們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不強烈。尤其是80、90後人群，不僅普遍結婚更晚，而且生育意願更低。

《2013-2014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報告》顯示，東北人最不想要二胎。2014年底，吉林省87000余對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婦中，僅有6225對提出再生育申請，僅有7%左右。

針對東北地區離婚狀況的社會學研究則表明，城鎮化、飲酒和低生育率三者共同推高了東北地區的離婚率，反之又進一步壓低生育意願和生育率。

穆光宗認為，要振興東北經濟，最關鍵地是要重建已經被破壞的人口生態。而重建東北人口生態任重道遠，要重建人口和生育的價值，跳出超低生育率陷阱；要重建生育的文化和環境，倡導2-3個孩子的合適之家；要調整生育政策，鼓勵和獎勵生育。同時，要打造聚集人才、人盡其才的包容性經濟環境，為東北經濟振興提供持續動力。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四：“海綿城市”崛起：500億元能否解決城市 “看海”難題

8月20日，臺風“電母”登陸海南三亞，給這里帶來了一天兩夜的連續強降雨。在當地一家海鮮市場多年工作的喬占輝憑多年的經驗判斷，他上班必經的迎賓路附近積水有可能沒過膝蓋。

雨停後，他用密封塑料袋包好手機和錢包，準備趟水過去。讓他驚訝的是，往年經常積水的路面，並未出現類似情況。第一財經1℃記者詢問他是否知道“海綿城市”的概念時，他還以為是在開玩笑。

實際上， “海綿城市”的建設從概念提出到正式實施不過短短幾年時間。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提升城市排水系統時要優先考慮把有限的雨水留下來，優先考慮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隨後有關部委開展了“海綿城市”建設試點。

從2014年開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建設海綿城市的補貼，2015和2016年兩年的預期投入將近400億元。有關地方財政也將提供不低於100億元的配套投入，就此計算，僅政府投入就將達到500億元。如果再加上金融機構設立的相關建設基金和社會資本的海量資金，“海綿城市”建設總盤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海綿城市建設的興起

根據住建部2010年對32個省的351個城市的內澇情況調研顯示，自2008年，有213個城市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積水內澇，占調查城市的62%;內澇災害一年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就有137個，甚至擴大到幹旱少雨的西安、沈陽等西部和北部城市。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曾根據2006年-2014年的《中國水旱災害公報》統計，這幾年內，我國大陸每年遭受洪澇的城市都在百座以上。其中,2010、2012、2013 年受淹城市分別高達258、184和 243 座,相應洪災直接經濟損失3745億、2674億和 3168億元。汛期“城市看海”幾乎成為常態。

解決城市內澇，建設海綿城市不失為當前較為理想的模式。

海綿城市是指通過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充分發揮建築、道路和綠地、水系等生態系統對雨水的吸納、蓄滲和緩釋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徑流，實現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城市發展方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海綿城市”建設，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通過采用滲、滯、蓄、凈、用、排等措施，將部分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提高了洪水資源利用率。“洪水”利用得好，尤其是中小洪水，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

2014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出臺了《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當年12月，住建部、財政部、水利部三部委聯合啟動了全國首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申報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於2015年10月發布了《關於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明確要求：通過海綿城市建設，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

2015年，首批遷安、白城、鎮江、嘉興、池州、廈門、萍鄉、濟南、鶴壁、武漢、常德、南寧、重慶、遂寧、貴安新區和西鹹新區等16個不同類型的城市納入了海綿城市的試點，3年為期，需在試點區域完成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目標。

2016年，北京、天津、大連、三亞等14個城市進入第二批試點名單。

建設海綿城市，錢從哪來

建設海綿城市，資金是需要突破的障礙之一。建設項目體量大，需要較強的資金運作能力。

根據《關於開展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一定三年，具體補助數額按城市規模分檔確定，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

根據補貼規定，2015年和2016年試點城市名單中，4個直轄市全部在列，另外還有5個省會城市和21個其他城市。根據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規定，未來中央財政將就此投入399億元資金。如果各城市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將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意即最高還有39.9億元的補助。

如果再加上2015年和2016年公布的25個試點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的261億元中央財政補貼，為解決“城市看海”問題，僅中央財政在試點海綿城市和城市地下管廊的總投入將達到660億元以上規模。

但中央的錢並不是好拿的。不管是海綿城市還是綜合管廊建設都規定，有關部委將定期組織績效評價，並根據績效評價結果進行獎罰。評價結果好的，按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基數10%給予獎勵;評價結果差的，扣回中央財政補助資金。

在當前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PPP運作模式也被中央政府所鼓勵，“對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

據了解，金融機構也參與到這了個領域。中冶集團與郵儲銀行共同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的城市綜合管廊產業基金，該基金今年計劃在近20個地市實施投資，拉動項目總投資超700億元。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同中國交建也共同發起成立了規模150億元的“中交建壹期基金”來投向包括海綿城市在內的基礎建設的PPP項目。

陳年欠賬和統一規劃難題待解

武漢也是國家2015年確定的首批16個海綿城市試點之一，按照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的專項資金補助，武漢三年內每年將獲得5億元補助。

此外，武漢市財政每年至少安排資金4億元，示範區所在地政府各自安排資金每年不少於1億元，專項用於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市、區財政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償還平臺公司的貸款本金與利息。同時，武漢市城建、園林和林業部門在安排城建計劃時，向示範區傾斜，支持其道路、園林綠地海綿性改造工作。

在被確立為海綿城市試點後，武漢市水務局發布了《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根據該方案，武漢在青山和四新兩個示範區開展試點工作，計劃三年投資162.9億元，實施項目455個。計劃到2017年，兩大示範區內澇防治標準提高到20年一遇。

按照這一方案的要求，至2017年末，武漢爭取實現城市雨水管理達到國內先進水平。青山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70%，四新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80%;年徑流汙染控制率不低於50%。

甚至在更早之前的2013年，武漢就宣布啟動《武漢市中心城區排水設施建設三年攻堅行動計劃》，擬投資129.85億元改造、完善市內排水系統。

這一劃的目標是到2015年，武漢要達到日降雨200毫米(即“十年一遇”)以內，小時降雨量50毫米以內，中心城區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漬水影響的目標。

既然已經投入巨大，為何今夏，武漢市民依然無奈“看海”?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海綿城市建設，為何遭遇了尷尬?

今夏武漢城市的內澇，除了降雨過於集中等客觀原因，城市排水系統本身建設標準偏低是造成此次內澇的原因之一。

有受訪學者向記者分析：武漢市的城市排澇標準只有10-20年一遇，部分地區僅為2~5年一遇，即使這樣，還有許多排澇工程尚未達標建設，加上許多管道年久老化失修、垃圾阻塞導致排水不暢等，導致排水系統的效率和能力大大下降。

武漢市水務局在回複公民信息公開時表示， “到目前為止，武漢防澇的這130余億元投資計劃，只完成了40余億元。”

此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接受1℃記者采訪時則強調，武漢發生內澇有其特殊性，不可與其他城市一概而論。武漢本身地勢較低，水系豐富，地下水位高，其發生內澇的原因更多的是流域上下的協調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長江委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表示，城市化的過程中，之前能夠對雨水徑流起到調節作用的河湖、坑塘、濕地、溝渠、低窪地已經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對雨水徑流的調節、蓄滯作用喪失，自身也從不怕淹的區域變成了怕淹的區域。很多城市排水設施建設欠賬比較多，排水能力不足，導致城市內澇頻發。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1℃記者說，新開發城區規劃科學性不夠、標準不高，排澇工程項目進展滯後，應對罕見大暴雨的準備不足、應急處置能力不足;老城區舊城改造地上地下不配套等方面都是重要原因。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彭智敏說，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記者註意到，中國在今年出臺的《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在談及“突出矛盾”時就指出，粗放式、無節制的過度開發，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導致基本農田和綠色生態空間減少過快過多，嚴重影響到區域國土空間的整體結構和利用效率;濕地破壞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環境質量趨於惡化等。

海綿城市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可見，海綿城市的理念無疑是先進的，符合當前時代的潮流。但海綿城市的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僅涉及補齊之前的短板，更需要統籌規劃合理安排。

李迅認為：“首先，海綿城市建設本身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內澇，不能期待這項工程能徹底解決城市內澇。其次，海綿城市建設目前仍然處在一個探索學習的過程中：在國內普遍缺乏建設經驗的前提下，建設理念還需要轉變與完善;同時，技術層面的學習與掌握也需要時間，不能期望‘一陣風’、‘運動式’解決問題。對政府和民眾而言，都不應低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與持久性。但是萬事開頭難，相信伴隨試點經驗的逐步積累和普及，未來建設的速度可以加快。”

值得註意的是，海綿城市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具體工作千頭萬緒，實現“規劃一張圖、建設一盤棋、管理一張網”尤為重要。

王浩建議：“要做好城市規劃，盡可能避免在蓄滯洪區和地質災害易發區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堅決杜絕填湖造地，維護湖泊蓄滯洪區調洪蓄洪功能;要全市一盤棋的做好城市防洪排澇規劃，通過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逐步提高防洪排澇標準。”

同時，對於已建設的城市，要因地制宜的實施海綿型城市建設，在城市周邊建設森林公園，在小區等地方大規模實施綠地建設，在公園等地勢相對較低的地方建設蓄水池，增強雨水的收集和下滲，降低洪峰流量。

這次給市民帶來驚喜的三亞海綿城市建設成果也可以為今後的城市建設帶來借鑒和啟發。三亞是第一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2015年該市啟動了‘海綿城市’建設，采用透水混凝土、透水磚和積水模塊等海綿化材料對鳳凰路、迎賓路、榆亞路三條主幹道升級改造，在地下埋設了蓄水模塊。在蓄水模塊建成後，雨水通過地磚滲透和植草溝引流到地下蓄水池。蓄水模塊埋在地底下，長度是26米，設計蓄水噸位是167噸，主要是用來收集雨水，用來綠化灌溉。

除此之外，三亞還建成了該市最大的“海綿公園”——東岸濕地公園。在8月20日的強降水過程中，該公園發揮了濕地特有的蓄水調解功能，蓄水近一萬立方米。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三：基建、圍墾成為“防洪海綿”濕地減少兩大主因

今年入汛以來，長江流域經歷多輪強降雨，多地發生嚴重洪澇災害。

造成洪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江中下遊濕地的大幅減少和弱化，成為一個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濕地被稱為“天然海綿”，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上意義重大。

但“相較於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遊70％的濕地已經消失。”國家濕地科學技術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雷光春曾直言。

《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長江幹流濕地共5類20型，總面積561.69萬公頃，濕地率9.99%。由於長江流域養育著全國33.7%的人口，因此，圍墾、汙染、過牧、基建和城市化占用的威脅影響處於高發態勢，濕地受威脅影響大。

此次洪災嚴重的湖北省，100公頃以上的自然濕地面積減少了10.94萬公頃。濕地減少原因主要是圍墾和基建。圍墾主要發生在大江大河的兩側以及湖泊的周邊地區；基建占用主要發生在城市濕地。

“地球之腎”在衰竭

目前，世界上對濕地的定義超過50種。其中，《國際濕地公約》對濕地對定義是，天然的、人工的、永久的或暫時的沼澤地、泥炭地和水泥地帶，帶有靜止的或流動的淡水、半鹹水及鹹水水體包括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

國內有專家對濕地的定義做了延伸：濕地是位於陸生生態系統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性地帶，是地球上水陸相互作用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統。其功能是，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補充地下水、改善氣候、控制汙染、美化環境和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等方面有著其他系統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濕地如此重要，以致人類對其冠以“淡水之源”、“地球之腎”、“氣候調節器”、“生物基因庫”、“物產寶”、“地球的碳庫”等諸多美稱。但濕地卻是目前受到人類威脅最大的生態系統。在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下，20世紀中後期大量濕地被改造成農田，加上過度的資源開發和汙染，濕地面積大幅度縮小，水旱災害頻繁。

通過動用兩萬余人在全國各地進行了為時5年的調查後，2014年1月13日，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下稱“濕地調查結果”）果顯示：全國濕地總面積5360.26萬公頃，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率為5.58%。與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比較，濕地面積減少了339.63萬公頃。這相當於減少了兩個北京市的國土面積。

“造成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氣候變化等一些自然因素外，人類活動占用和改變濕地用途是其主要原因。”在調查結果公布當天，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張永利表示，這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圍墾和基建占用是導致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兩個最關鍵因素，而且受影響的濕地範圍仍然占有較大比重。兩次調查結果的數字對比顯示，近十年來受基建占用威脅的濕地面積增長了近10倍。他提醒，這“必須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長江經濟帶濕地在中國乃至全球生態保護中處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資料顯示，長江流域由金沙江等11大水系構成，西自發源地青海，東至上海，流經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長江濕地面積約2500多萬公頃，其中自然濕地850萬公頃。

在上述長江濕地保護網絡年會上，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誌雲說，過去十年間，長江流域生態退化嚴重，水土流失面積占長江全流域的32.3％。長江流域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利用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沖突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

中國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出臺的《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規劃》和《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顯示，到2030年，長江中遊城市群要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則發展成為“全球一流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但這兩項規劃文件也分別提出警示：要“加強濕地生態修複”，“實施濕地修複工程和完善濕地生態功能”。

保護條例難產

1998長江洪災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其中“退田還湖”雖與濕地保護相關，但字面意思上並未直接表達出加強濕地保護的內容。業內人士建議，濕地保護應該提升到國家防洪的大政方針高度。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面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我國濕地生態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如果將濕地生態狀況按照好、中、差三個檔次進行簡單分類的話，我國的濕地生態狀況總體上處於中等水平。”張永利在濕地資源調查結果發布會上介紹，此次調查結果反映出，中國濕地保護還面臨著濕地面積減少、功能有所減退、受威脅壓力持續增大、保護空缺較多等問題。

從法律監管角度來看，張永利說，國家還未出臺《濕地保護條例》，濕地保護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科技支撐十分薄弱，全社會濕地保護意識有待提高。

在調查結果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道：多年來，一直被業寄予眾望的《濕地保護條例》為何遲遲沒有出臺？

“濕地是多要素組成的綜合體，濕地保護管理是林業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協作共同管理濕地的一種制度。換句話說，濕地里面，比如水、植物、魚、動物，包括水里的動物和空中飛行的鳥類，都是不同部門在進行管理。”國家林業局濕地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回答說，“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路走下來也很難。”他表示，國家林業局正在和有關部門就有關的條款進行磋商，可能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形成共識。

多年來，在每一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總有代表呼籲加快國家層面的濕地立法。比如，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傅克誠指出，地方立法的管理規定各不相同，濕地保護所涉及的多個部門權責不清，職責交叉，互相推諉嚴重，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出臺國家濕地保護條例，對全國濕地的保護、管理、合理利用以及法律責任等作出明確規定。       

最近十年，中國更加重視濕地保護工作，國務院批準了2002—2030年的全國濕地保護工程規劃，專門下發了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對濕地保護提出了具體要求。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

1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林業局報送的《關於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有關情況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濕地是重要的生態資源，此次調查摸清了“家底”。有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完善濕地保護制度體系，依靠科技多措並舉，遏制濕地減少、退化勢頭。

具有天然蓄水防洪功能的濕地、湖泊與人力措施共舉，洪災的防範才能有更顯著效果。

第一財經記者曾報道，由國家林業局近期出版的中國濕地資源系列圖書《湖北卷》稱，湖北省濕地保護中存在的四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濕地資源過度利用。

有關調查發現，湖北省對濕地資源的利用逐漸透支或過支。湖北四湖地區原有的三湖和白露湖現已全部圍墾成糧田，僅存長湖和洪湖。省會城市武漢市，曾因一些商家追逐短期的經濟效益，而政府有關部門又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度出現過度圍墾、填湖造陸現象，致使一些湖泊萎縮甚至消失，即便是城中最大的湖泊——武漢東湖，也曾有被圍填的經歷。“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地級市、縣級市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湖北卷》建議湖北省“樹立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的關系”“積極推進濕地地方立法”“完善濕地保護網絡體系建設，加大濕地保護力度”。

書面建議的力度顯然無法比擬立法的強制性。濕地保護只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並嚴格實施，同時納入到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之中，方可能有效遏制濕地大量減少對的局面。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二：圩垸治理十八載，仍是防洪軟肋

沿江、濱湖低地居民多修堤攔水，圍湖造田，統稱“圩垸”。一旦洪水來臨，圩垸首當其沖，往往成為抗洪的薄弱環節。

1998年洪水過後，政府在治水策略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實施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將湘、鄂、皖、贛4省的圩垸按照單退(退人不退田)和雙退(退人退田)分類實施平垸行洪。盡管如此，在2016年長江流域洪災中，安徽、湖北、湖南多地圩垸失守，仍是防洪的“軟肋”。

圩垸、中小河流等防汛薄弱

根據2015年發布的《長江防禦洪水方案》數據顯示，經圩垸平退和聯圩並圩後，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內仍有洲攤民垸406個，洲上人口約130萬人，總面積約2500平方千米;洞庭湖區及其鄱陽湖區還有萬畝以下圩垸133個，人口59.77萬人。

今年入汛以來，華南區域出現幾十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為歷史同期最多。入汛早、暴雨多等情況加劇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

安徽官方數據顯示，今年6月18日到7月7日，安徽累計發生千畝以上圩口破圩106處，其中萬畝以上圩口5個。湖北省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2日，全省已累計有195個湖泊內垸實施破垸分洪，其中主動破垸69個水位，126個內垸被動潰口。

為何破圩數量如此之多?

安徽省防指新聞發言人蔡正中在公開回應時表示：“今年破圩數量比較多的原因，首先是安徽省部分地區遭遇了罕見暴雨。降雨強度大，高度集中;長江一些支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證、超歷史。”與此同時，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防汛標準仍然不達標也是原因之一。“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的防洪標準總體較低。局地出現的大暴雨，大大超過一些支流和農村地區的防禦能力。一些潰破的圩口，多數是漫坡，這些圩口多是小圩口，很多基本沒有經過治理。”

水利部部長陳雷在7月部署防汛抗洪工作時也曾表示：“兩湖眾多圩垸、長江連江支堤防洪標準低、隱患多。”

據了解，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特別是從1998年之後，投資力度很大。但是對圩堤而言，根據《河道管理條例》規定，受益範圍明確的堤防、護岸、水閘、圩垸等工程設施，河道主管機關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業等單位和農戶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其標準應當根據工程修建和維護管理費用確定。收費的具體標準和計收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

按照過去的傳統，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和受益群眾承擔建設加固任務。

部分受訪學者向1℃記者表示，伴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防洪人力明顯不足，2003年開始在農村實施的“一事一議”政策也難以正常組織，導致維護管理費用難以收集和投入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建議，增加小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勢在必行。“應當拓展資金渠道，多途徑融集資金，如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中長期水利投資機制，建立專門基金，建立生態補償或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等，加大對水利工程的投資，在重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水利工程的配套，疏浚農村河流，實現河流安瀾和長治久安。”

湖之進退

圩垸歷史成因複雜，其中人地之爭是原因之一。

圩垸工程可溯源於先秦，唐中葉以來發展很快，北宋以後沿長江向其中遊湖泊地區推廣。這一帶因而成為全國農業中心之一。

圩垸無計劃地過度發展，水利問題隨之顯現：隨著湖區面積的縮小，湖泊對洪水的調節作用下降，水道被逐步堵塞。

南宋以來，太湖下遊泄水不暢加劇了圩區的洪澇災害。明清時曾多次禁築新圩及廢毀不合理的圩岸，但圩田仍是有增無減。洞庭湖區情況相似，明代有圩垸一二百處，到民國時期已增加到一千多處。

解放後，由於受“以糧為綱”思想的影響，圍湖造田一度四處開花。圍墾湖泊，占用河道、洲灘，加之泥沙淤積，打破了江湖原有的平衡，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是最終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根據《中國水利報》記載，1996年至1999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62萬多戶約242萬人因潰垸受災。江西省僅在1998年大水中潰決的千畝以上圩堤就有240座之多，108.3萬畝耕地受淹，近100萬人受災。

1998年洪水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的政策措施。

1998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介紹：“1998年後，國家出資幾十個億對長江中下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在1998年洪水中潰決和嚴重礙洪的洲灘民垸實施了‘平垸行洪、移民建鎮’。對影響行洪的洲灘民垸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雙退’方式，徹底平毀;對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單退’方式，即平時處於空垸待蓄狀態，一般洪水年份仍可進行農業生產，遇較大洪水年份，則蓄滯洪水。這樣將大大降低運用的損失。1998年來，共平退圩垸1461個，動遷人口241.64萬人，恢複調蓄容積約130億立方米。”

這一變化，被視為“實現了千百年來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的歷史性轉變”。

周宏春向1℃記者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對洪水災害防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策略也是逐步完善的。在對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個案調研中了解到，地方不僅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出現了退田還湖的一些成功例子，實現了“平垸行洪與行蓄洪區合理開發利用”的協調。但與此同時也，一些地方的湖泊還在被圍墾、被開發。例如，有著“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現在的湖泊數量與解放初相比已經大幅度減少。

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2016年的洪災讓地方政府有了進一步的清醒認識。

7月14日，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破垸分洪。洪水危情暫時緩解，永久性退垸還湖正式啟動，1600多名群眾妥善安置，永久遷出湖區。梁子湖面積就此將增加100余平方公里(1萬余公頃)，達到370平方公里。

不僅如此，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了印發《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白鷺湖等12處退垸(漁、田)還湖建設，對今年汛期分洪調蓄的部分湖泊圩垸實施永久退垸還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1℃記者說，“只有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湖北退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據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誌》記載，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1332個;半個多世紀過去，截至2014年僅存728個，減少45%。其中，武漢市水務局編撰的《武漢湖泊誌》統計，目前武漢城區有湖泊40個，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127個，減少了68%。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曾表示，當代湖北湖泊變遷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大量圍墾養殖，圍垸防水;二是上世紀末至今，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填湖造城現象大量出現。

秦尊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記者表示，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房地產的大開發潮流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附近的河道、濕地、湖泊被占用了。“包括洞庭湖也縮小了不少，(原本一體的洞庭湖)現在變成東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了。”

“我這里有一張圖，這是洞庭湖。”2010年，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做客人民網環保論壇時說，“1825年的時候，洞庭湖的面積是6270平方公里，到了1835年變成了4700平方公里，到了1949年還有4250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02年，洞庭湖就變成了2650平方公里，比建國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流域經濟最大的特色是‘水’，治水是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從歷史上看，沒有荊江大堤，就沒有富饒的江漢平原。”

“當然，經濟發展和治水兩者之間當前也存在一些矛盾，如城市沿江、沿湖地區的土地對房地產開發極具吸引力，農民希望把湖泊濕地開發利用，讓生態資源變成‘經濟收益’。”彭智敏分析認為，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7月11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稱，入汛以來，該省分洪內垸總數達到107個，其中主動分洪37個，被動分洪70個。分洪內垸總面積500180畝，按蓄洪深度2.5-3米計算，共計調蓄洪水8.34億-10億立方米，相當於8-10個東湖的正常蓄水量。

這些分洪調蓄內垸所屬湖泊主要有梁子湖、鴨兒湖、保安湖、大冶湖、三山湖、童家湖、龍感湖、赤東湖等;單個內垸面積大多在5000畝以下，5000畝以上的僅21處;主要涉及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鹹寧、荊州等7市州，垸內人口210676人。這些民垸，原本是湖區，大多圍墾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湖北正在反思。在7月27日召開的湖北上半年經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強調，要針對洪澇災害暴露出來的水利工程建設、生態保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認真深刻反思，著眼長遠科學謀劃，加強江河湖庫堤防整險加固、湖泊水系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恢複重建，全面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周宏春表示，行蓄洪區的規劃建設，需要在應急系統、法律程序、損失評估、利益補償等方面做出保證。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完善行蓄洪區的安全設施;在地勢較高的地基上規劃建設小城鎮，部署完善的通訊、報警系統，緊急撤離時應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使分洪的命令能迅速下達，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國產手機逐鹿年輕消費群體市場 華為再推nova系列

10月14日，華為在西部城市成都舉行了nova手機國內首發儀式，這被視為華為產品線和品牌建設一個戰略性動作。

今年上半年，華為手機在國內市場份額排名領先，但後有OPPO、vivo緊緊追趕，面向年輕消費群體發力，或許不僅是華為拓展業務的手段，也是反制競爭對手的手段。

對於nova是否就是華為針對OPPO、vivo而推出的品牌，華為方面沒有正面回答。

市場研究機構IDC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市場排名前三廠商華為、OPPO、vivo出貨量分別為1910萬部、1800萬部、1470萬部，較去年同期增長15.2%、124.1%、74.7%。

第二季度，華為、OPPO、vivo在國內市場的份額為17.2%、16.2%、13.2%，華為暫時領先，但OV的增長勢頭無疑也給華為構成潛在的壓力。

多年以來，OPPO、vivo深耕年輕消費人群，可謂立業之本。而憑借Mate系列逐漸崛起於手機市場的華為，最初在商務人群中更有號召力，華為曾推出了P系列主打年輕、時尚人群，此次同樣主打年輕、樂活的nova系列，更在價格段方面豐富了選擇。

市場調研機構GFK《2016上半年手機市場簡報》顯示，新千元(1000-1500元)和中高端(2500-4000元)成為上半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中2500-3000元同比增長了111%，3000-4000元同比增長70%，1000元以下市場只增長了2%。

而從市場特征來看，消費升級成為驅動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年輕群體成為消費主力。“年輕消費者已經成為智能手機消費的重要人群，他們喜歡思考新興事物，充滿活力，對生活品質有著更高需求。”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曾表示。

“相比去年，華為手機每個系列銷量都有顯著提高，特別是3000元以上的檔位，比去年基本上翻了一番。”在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采訪時，華為消費者業務手機產品線總裁何剛公布了這個數據。

何剛還表示，華為在2000元以上市場增長了30%，相對競爭對手，這個數字不算高。而此次定價在2000元檔的nova手機，無疑將幫助華為在該細分市場的競爭。

深交所就“恒大系”相關賬戶采取一系列監管措施

深交所11日在其官方微博發布消息，近期，針對“恒大系”相關賬戶涉嫌短線炒作的異常交易等行為，深交所采取了多重監管措施，並提請轄區證監局予以關註。

環保部回應“生死狀”質疑：有系列組合手段落實“大氣十條”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趙英民今天(18日)表示，“十三五”期間，國家將以環保督察巡視、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離任審計、損害責任追究等落實地方黨委政府環境責任，會有“一系列組合手段，落實‘大氣十條’以及中央生態文明建設的有關要求，來實現環境質量改善。”

在國務院新聞辦今天上午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有媒體提問，國務院常務會已經審議通過的《“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下稱《規劃》)對地方領導的追責以及考核是有要求的，而有位市長曾經對治霾向中央立下了生死狀，但是目前來看這個城市空氣質量的執行效果並不好，該如何追責?

對此，趙英民表示，針對各級政府的責任落實，實際上中央有一系列的部署安排。“大家這兩天可能都關註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正在陸續反饋意見，這是非常重要的落實各級黨委政府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非常好的手段。”

趙英民說，此外，環保部還有環境保護綜合督查，還有像今年冬天環保部專門針對重汙染天氣的專項督查，對一些履職盡責不力的地方政府還有約談。總之，利用這一系列組合手段，落實“大氣十條”以及中央生態文明建設的有關要求，來實現環境質量改善。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趙英民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攝影/章軻

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環保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首批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了23.6%，酸雨區占國土面積的比例由歷史高峰值的30%降到7.6%，全國地表水國控斷面Ⅰ到Ⅲ類的比例提高到66%，劣Ⅴ類比例下降至9.7%。

“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嚴峻，環境汙染重、環境質量差、生態受損大、環境風險高，生態環境與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相比有較大差距，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趙英民說。

他介紹，《規劃》是“十三五”統籌部署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基本依據。“十三五”期間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思路和目標追求就是，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以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突出問題為重點，全力打好補齊生態環境短板的攻堅戰和持久戰，確保2020年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的目標，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

值得關註的是，《規劃》提出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其中約束性指標12項。趙英民介紹，這些約束性指標分別是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細顆粒物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地表水質量達到或好於Ⅲ類水體比例、地表水質量劣Ⅴ類水體比例、森林覆蓋率、森林蓄積量、受汙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汙染地塊安全利用率，以及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汙染物排放總量。

“這里涉及到的環境質量指標，也是第一次進入五年規劃的約束性指標。約束性指標中，受汙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汙染地塊安全利用率是‘土十條’里的要求，其余10項是‘十三五’規劃《綱要》的要求。”他說。

在回答記者有關近期重汙染天氣頻發的問題時，趙英民說，近期北京的天氣不是很好，重汙染天氣頻發，實際上也提醒我們現在的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他同時表示，“應對重汙染天氣，首先還是要堅定信心”。趙英民舉例說，從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以來，全國環境空氣質量總體改善。就全國而言，重汙染天氣發生的頻次、峰值都在明顯下降。監測數據顯示，首批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2015年重汙染天數占全年比值4.1%，這個數字比2013年下降了52.3%，也就是說，2015年全國重汙染天次比2013年下降了52.3%。其中京津冀2015年比2013年下降了51.7%。這個數字充分說明，當前我們大氣汙染治理的方向是正確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也是顯著的。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趙英民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攝影/章軻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主持吹風會。攝影/章軻

對於目前中國的水環境狀況問題，趙英民表示，雖然通過“十二五”的努力，水環境質量不斷改善，但是和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環境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水汙染防治工作不平衡，流域生態破壞的現象目前還比較普遍，面源汙染應該說現在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部分支流汙染嚴重，部分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突出，水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者接近上限，不少流經城鎮的河流、溝渠“黑臭”問題突出，群眾反映強烈。

趙英民認為，目前全國水環境呈現三個特點：地表水質總體上穩中趨好，但是部分水體汙染問題突出;良好水體保護形勢嚴峻;主要的汙染因子出現分化。“過去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十二五”約束性指標COD出現了下降，但是氮磷目前看此消彼長。因為化學需氧量下降很多，相對來說原來處於第二、三位的汙染物逐步成為有些水域的突出汙染問題。”他說，實際上水汙染治理表現在水上，但是很多問題還是來自於岸上，所以必須把水中和陸上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環境管理也要按照流域的客觀規律去管理，實施精細化管理，這樣才能落實“十三五”規劃的要求，能夠實現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的保護。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主持吹風會。攝影/章軻

為防止AI毀滅人類 谷歌DeepMind招聘了一系列AI專家

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根據職業社交網站LinkedIn的信息，以及其他消息來源，谷歌旗下人工智能(AI)部門DeepMind近期招聘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專家，如維克托里亞·克拉克弗納(Viktoriya Krakovna)、簡·雷克(Jan Leike)和佩德羅·奧爾特加(Pedro Ortega)等，旨在降低人工智能將來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的風險。

這些人將組建成一個新的部門：人工智能安全部門，但目前還不清楚該部門確切的組建日期。

克拉克弗納以研究科學家的身份加盟DeepMind，她擁有哈佛大學科學博士學位，並與他人聯合創建了“生命未來研究所”(FLI)。加盟DeepMind後，克拉克弗納將負責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技術研究。

雷克也是以研究科學家的身份加盟DeepMind，他還是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FHI)的研究助理。雷克在其個人網站上稱：“我的研究任務就是要讓機器學習更高效，讓人類從中受益。”

奧爾特加也是DeepMind的研究科學家，他擁有劍橋大學機器學習方面的博士學位。奧爾特加在其個人網站上稱：“我的工作內容包括信息理論和統計機械學在序貫決策中的應用。”

當前，著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等人均認為，將來人工智能可能成為人類的最大威脅之一，甚至是毀滅人類。

DeepMind是谷歌2014年以4億英鎊(約合4.97億美元)收購的人工智能部門，目前正在打造一系列能夠自主學習和思考的智能計算機系統。到目前為止，DeepMind的算法在某些方面已經能夠超越人類，如複雜的圍棋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