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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重新協商重組交易價格 將積極推進加快進程

樂視網發布公告稱，自重組預案公告至今，公司與重組相關方及獨立財務顧問、審計、評估、法律顧問等中介機構積極推進本次重組的工作，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涉及的審計、評估及相關材料編制工作尚在進行中。

同時，各方正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估值定價進行探討，公司將在新的資產評估結果的基礎上與交易對方重新協商本次重組的交易價格，重新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以該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作為發行股份的定價基準日。公司將積極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工作，加快重組進程。

【CFV·2017年度金融風雲人物】耶倫：貨幣正常化進程的“領航人”

如果說前任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功勛是“17次加息馴服通脹虎”，伯南克的功勛是啟動三輪QE(量化寬松)以幫美國擺脫金融危機，那麽當我們談論“加息”以及正常化進程之時，其實就已經進入了“耶倫時代”。

眼下，美聯儲主席一職似乎並不好當。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進程正在持續，耶倫可謂是這一進城的“領航人”。即使一次加息並不算什麽，但全球市場的緊張情緒升溫、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不作為都進一步綁架了央行;另一方面，生產率止步不前、人口老齡化趨勢、投資疲軟、海外經濟不振，這也都導致美聯儲加息空間受到抑制。因此，如何引導這一輪的正常化進程，無論在市場溝通還是在維穩金融市場方面，都將是擺在耶倫面前的一道難題。

嚴謹的經濟學者

耶倫是猶太裔，為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早加入美聯儲之前，耶倫是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教授。在接任美聯儲主席前，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2014年1月31日，前任主席伯南克卸任，副主席耶倫於2月1日正式出任美聯儲百年歷史上首位女性主席。耶倫一直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強力支持者以及公開倡導者，被認為是鴿派代表。

長期以來，各界都對華爾街和美聯儲之間的關系 “旋轉門”頗有微詞。例如，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曾為高盛工作十余年，擔任高盛合夥人及常務董事。不過，與很多美聯儲成員不同，耶倫從未在華爾街工作過。她從一個中產階層社區長大，她的伯克利分校的前同事都相信耶倫對“賺大錢”並不感興趣，她給人的印象則更多是一名沈著冷靜、嚴謹認真的經濟學者。

耶倫在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兼好友安德魯·羅斯回憶稱，有一次地震發生時，兩人正在大學一棟老舊建築的六樓。當地板晃動的一霎那，安德魯認為耶倫可能是他有生之年見到的最後一個人了。為安全，安德魯迅速地跑到了門框處，但他發現耶倫仍待在桌子旁。

安德魯之後回憶，“她(耶倫)表現得相當冷靜，也沒有大哭或大喊。”安德魯也坦言，下一輪危機來襲之時，如果這出現在耶倫的任期，屆時她還表現得那麽冷靜，我想我們將可以高枕無憂。”

此外，耶倫的“學者風範”也從未改變。離開伯克利後，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美聯儲面臨加息難題

對於嚴謹而又鴿派的耶倫而言，如今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加息難題都將是其面臨的重大挑戰。危機以來，經典模型和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似乎都在被顛覆。耶倫也坦言，危機前，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變化不會對總供給產生重大影響。

“他們都同意羅伯特·索洛的觀點，即經濟產出在長期主要是由供給驅動的。然而，後危機時代的經驗顯示，總需求的變化可能會對總供給造成重大、持續的影響，那就是潛在產出。”

在這種“範式轉變”下，加息與否就更難以衡量。2015年12月17日，在全球市場的苦苦等待下，美聯儲終於開啟了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加息。然而，事隔近一年，第二次加息被2016年的一系列突發事件一再推遲，例如2月的全球恐慌性拋售、6月的英國脫歐等等，這也令全球市場焦躁不已。11月的美國大選將使美聯儲再度推遲行動，去年12月，第二次加息的靴子終於落地。

耶倫也表示，經濟不尋常地出現供應過剩、需求疲軟的狀態，因此可以考慮暫時維持“高壓經濟”，以維持穩健增長的需求以及收緊勞動力市場;複蘇期間政策可能要維持寬松。但耶倫也不忘提及，維持寬松立場太久會造成代價。

這似乎也暗示了美聯儲正陷入兩難。之所以美聯儲希望維持貨幣寬松，背後不乏深層因素——生產率下滑、人口老齡戶、外部沖擊等都壓低了長期均衡利率。

具體而言，在過去十年，勞動生產率只上升了1.25%，而在過去五年平均只上升了0.5%。相較之下，在1876~2005年的這30年間，生產率年均增速略超過2%。

“盡管各界仍沒有弄明白生產率增速下滑的真正原因，但例如Robert Gordon和John Fernald等著名學者已經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創新速度放緩，而且這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耶倫表示。

此外，美聯儲認為人口趨勢也將在未來影響美國經濟增速和利率。尤其是，退休年齡人口不斷上升，根據相關預測，人口老齡化趨勢將使得未來幾年的勞動力增速下滑25個基點。

“如果利用FRB/US模型的數值模擬方法來推測長期GDP增速放緩對於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便可以發現，這將會長期均衡利率水平拉低120個基點。”可見，耶倫在進一步為低利率正名。

同時，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直接影響就是，老齡人群的儲蓄率高於平均。近期美聯儲的一項研究顯示，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將長期均衡利率均衡拉低，較1980年代的水平低75個基點。

最後，外部性因素也不可忽視。由於全球長期增長預期下行，各國紛紛開啟降息模式。FRB/US模型表明，海外利率下行使得美元升值壓力上升，因此降低了凈出口。模型顯示，如果要抵消上述效應，長期均衡聯邦基金利率需要下行30個基點。

基因編輯專利之爭定音 商業化進程提速

一場持續四年的圍繞CRISPR這項革命性基因編輯技術的世紀專利之爭上周末終於塵埃落定。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作出裁決，判定支持包括華裔科學家張鋒及叢樂在內的MIT和哈佛的Broad Institute團隊所申請的CRISPR基因編輯專利主張，同時也沒有否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Jennifer Doudna和歐洲合作者Emmanuelle Charpentier所持有的CRISPR專利。裁決稱，兩家的發現“並不存在沖突”。

誰是主要貢獻者

裁決宣布當天，第一財經記者郵件致電張鋒，但截至發稿未得到回應。Broad Institute的CRISPR專利共享者叢樂也未第一時間回應記者。不過他曾在與第一財經記者的交流中表示：“我們最初是出於對研究的興趣來開發CRISPR技術的。對專利權的歸屬可能並不那麽在意，只是希望盡快做出成果。有時候我們聊天的時候會說如果能做出新的東西取代CRISPR會更有意思。相信該領域中很多科學家也都是這麽想的。”

CRISPR是一種基因編輯方法，簡單說就是病毒能把自己的基因整合到細菌，利用細菌的細胞工具為自己的基因複制服務，細菌為了將病毒的外來入侵基因清除，進化出CRISPR系統。利用這個系統，細菌可以不動聲色地把病毒基因從自己的染色體上切除，這是細菌特有的免疫系統。這種突破性的技術通過一種名叫Cas9的特殊編程的酶發現、切除並取代DNA的特定部分。能對生物的DNA序列進行修剪、切斷、替換或添加。CRISPR技術作為生物技術史上一項歷史性的重大發明，將主導醫藥和農業等領域產生革命性的發展，因此受到科學界和生物技術行業的密切關註。業界幾乎一致認為這一技術的主要貢獻者肯定將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只是時間問題。而CRISPR技術的專利之爭的結果也將決定究竟誰才是該技術的主要貢獻者。

上述裁決意味著這場天價的專利爭奪戰告一段落，最大的贏家無疑是張鋒，因為他持有與CRISPR相關的十幾項專利，並將為此獲得豐厚的利潤。迄今為止，美國專利局已經授予50項與CRISPR有關的專利，其中Broad Institute和MIT擁有15項。Broad Institute稱，全世界的科研人員可以用他們的技術做學術研究，但是廠商必須付費使用。

裁決公布後，Broad Institute公關負責人Lee McGuire在研究所官網上刊發聲明，正式對判決結果表態：“我們贊成專利局認定Broad Institute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持專利及應用屬於不同領域且相互間不存在交集的決定。”

同日，伯克利大學發表聲明，表示會“尊重”專利法庭的判決，但仍會堅持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 Charpentier才是CRISPR系統的發明人。

這意味著，這場法律糾紛可能並不會就此了結，加大伯克利分校已經表示將會上訴至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而接下來的審議和裁決，可能會持續一年時間。紐約大學法律教授Jacob Sherkow表示：“屆時的裁決，很可能是最終裁決，就現階段的裁決來看，加州伯克利輸了。”

Doudna在裁決後的一場電話采訪中對記者表示，自己將繼續自己的專利申請，而且很可能會成功。她說：“我們的專利將覆蓋所有的細胞，而張鋒的專利只是覆蓋植物和動物細胞。”Doudna在去年3月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就曾表示，一定會“為專利而戰”。她說：“2012年我們的論文在《Science》上發表後，到2012年底，已經有6所實驗室發表了關於CRISPR技術的文章，也包括張鋒的實驗室。要知道以那篇論文中的技術為基礎，在人體細胞上應用該技術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對此，叢樂的回應是：“判斷專利是否有效的標準中包含一條‘Non-obviousness’，就是發明人的工作是否‘顯而易見’，是否一個具有基本技能的研究人員就可以直接想到和做出來，正因為這個技術不容易實現才有價值。這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什麽在專利仲裁中我們的工作獲得了USPTO（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的認可的原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ISPR系統本身作為自然界的生物系統是不能申請專利的，可申請的是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和相關方法。Broad Institute與合作方持有的是對真核細胞(包括人類)的基因編輯方法，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合作方於2012年在《Science》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則是在非細胞的體外環境中的方法，並不涉及真核細胞基因編輯。

這場官司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為原告提出，挑戰張鋒與Broad Institute的十余項CRISPR基因編輯專利。而作為被告的Broad Institute則堅稱，兩者並不相幹。美國專利局的裁決，支持了Broad Institute的訴求。

2012年，Jennifer Doudna與Emmanuelle Charpentier發表的論文首次分析了CRISPR基因編輯系統在試管中精確切割DNA的可行性。這兩位女性科學家作為CRISPR的第一發明人，被廣泛認為將會獲得諾貝爾獎，而這一技術，也被認為是世紀性的生物技術發明。

不過，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2013年1月，張鋒作為通訊作者、叢樂作為第一作者在《Science》發表論文，介紹如何將CRISPR基因編輯技術用於植物、動物與人類細胞，並和其他幾個獨立研究組先後完成了人體細胞內首次CRISPR系統基因編輯工作，充分表明了CRISPR技術有潛力修改哺乳動物的基因組，有助於改進人類疾病建模和對新治療方法的探索。

“將基因編輯技術首次應用於動植物細胞和人類細胞”成為了該專利爭奪的核心，是誰應該獲得CRISPR在植物與動物中使用的專利權激起了辯論：是CRISPR基因編輯技術的第一發明人，還是將CRISPR發展到更有意思、更有意義的系統，從而開啟CRISPR用於人類基因療法、轉基因作物以及基因工程動物大門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的法官們斷定，在張鋒之前，沒有研究人員能夠絕對確認，CRISPR能用於有核細胞，如人類細胞，而張鋒的發明，並非簡單擴展。因此，他們判定，張鋒得以保留其專利。

Broad Institute合作方、哈佛大學教授George Church博士表示，專利之爭總是會平息的，況且在CRISPR技術能夠真正作為藥物研發的話，還需要非常多的研究和技術上的改進。他說：“沒有Doudna的技術基礎作為支撐，張鋒是不可能實現人體細胞上的應用的，但是如果沒有新的科學研究來提升技術，那麽無論是Doudna還是張鋒的研究，都不足以支撐藥物的研發。”

商業化進程提速

即使在專利之爭結果尚未明朗的階段，持有CRISPR專利的三位科學家都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讓CRISPR技術在藥物研制等方面發揮作用，盡快產生社會效應。現在專利歸屬明確了，CRISPR技術商業化的進程可能提速。

去年Doudna曾對記者表示：“由於CRISPR技術非常高效，未來1~2年就能實現臨床試驗。未來10年內就能研發出治療基因缺陷的藥物。”不過她認為該技術一定還有提升空間。為此，她還在與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醫學院合作研究免疫療法，來治療基因缺陷導致的疾病，比如地中海貧血等單基因遺傳病。

關於CRISPR技術未來的應用，Doudna還表示，主要是三方面，其一，為醫學上的基因治療疾病;其二，是農業應用，如轉基因農作物等;其三，為工業應用，即用於優化藥物的研發制造等。

盡管利用CRISPR技術開發藥物仍處於早期階段，但目前這些持有CRISPR專利的科學家都已經設立自己的公司。而專利的裁決對他們公司的股價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比如擁有Broad Institute專利的公司Editas Medicine股價在裁決宣布當天就飆漲30%，張鋒和George Church是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Editas去年花費了1100萬美元幫助Broad Institute應對所面臨的法律挑戰。今年，他們會將此技術用於治療罕見的眼疾病。

相反，擁有Doudna和她的合作方專利的公司Intellia Therapeutics和CRISPR Therapeutics的當天股價下挫近10%。這兩家公司也已融資數億美元。

就像基因測序一樣，CRISPR是一項基礎性技術。打個比方，如果生命是一本書的話，以前我們只能讀，現在我們則可以去寫。很多公司和研究機構都可以直接使用CRISPR來進行基因修改，國內科學家和研究機構近年來也取得了諸多突出進展，比如，在基因編輯靈長類等動物模型就世界領先。

不過在人們為CRISPR技術的發明激動不已時，由此引發的深層次的倫理和社會問題也引起了科學家的熱議。比如當你想到可以對生殖細胞或者胚胎進行基因編輯，這些對人種進化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未來，CRISPR的發展呈現的幾個主要趨勢，包括一些尚未開發的領域，比如我們現在可以很方便地修改一個基因序列，將來可能可以同時修改多個基因。要知道無論是癌癥、心臟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要治療它們所涉及到的基因不止一個。

另一大趨勢是CRISPR技術與其他類型技術的結合，比如與基因測序、基因表達的分析、疾病的模型、藥物遞送等技術相結合，甚至與數學等基礎學科的跨界合作，以及在IT領域與機器學習相結合的大數據研究。

也正是因為有如此廣闊的應用前景，因此以目前的趨勢來看，CRISPR技術很可能會獲得諾貝爾獎。但對於該技術的研究仍然需要經歷時間的沈澱和檢驗，並不一定很快就會發生。至於諾貝爾獎頒給誰，盡管目前張鋒是擁有最多專利的科學家，但是在業內大多數同行看來，Doudna和Charpentier仍然是CRISPR基因編輯領域的先鋒。要想獲得諾獎，這兩位女科學家還需要各自獲得足夠多數量的專利。

醫藥界代表委員呼籲《藥師法》加快立法進程

目前，不合理用藥已經成為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全球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是死於不合理用藥，而不是疾病本身。能夠對安全用藥起到關鍵作用的中國藥師們，期待一部《藥師法》。

“現在我國大概有80多萬藥師，他們的作用非常大。穩定藥師隊伍，保障百姓的用藥安全刻不容緩，因此建議加快制定並頒布《藥師法》，制定統一的藥師制度和準入表現，明確藥師的法律地位和責權利，維護用藥安全。”全國政協委員、輝瑞制藥馮丹龍在3月4日由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等中國醫藥行業25家協（學）會舉辦的“2017第九屆‘聲音·責任’醫藥界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表示。

藥師是醫療衛生體系的保護和促進人民健康最重要力量之一，是醫保控費、合理用藥、用藥安全追溯機制的守門人。80萬藥師作用巨大，是醫院用藥的把關者；是醫師處方、用藥醫囑的審核者；處方點評的實施者；是醫院藥事管理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的執行者和監管者；是用藥信息的收集和反饋者；是藥品不良反應的監測和報告者；是患者安全、有效、經濟用藥的指導者；是藥品質量的保障者；臨床藥師是醫師臨床藥物治療的合作者、臨床用藥直接參加者。因此，藥師是構建醫患和諧關系和保障民眾生命安全不可替代的力量。

2015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我國現有40余萬醫療機構的藥師和41.35萬執業藥師，處於執業無法可依的尷尬地位。醫療團隊中，醫生的職業行為有《執業醫師法》規範；護士的職業行為有《護士條例》規範，而《藥師法》卻長期難產。同時，相關法律法規也未就不同藥師隊伍在管理主體、資格準入、職責權限、人員配備、繼續教育給予明確統一的規定，導致我國藥師管理法制形成“上位法模糊、下位法沖突”的局面，藥師難以發揮作用。

“我今年的提案就是要重視和加快藥師法的立法進程，大家知道今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幹意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十三號文指出積極發揮藥師作用，落實藥師權利和責任，充分發揮藥師的作用。”馮丹龍表示。

在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很早就對醫師的準入出臺了相關制度，英國（1815年）、美國（1869年）、日本（1898年）等相繼出臺了《藥房法》或《藥劑師法》，明確了只有取得國家資格並註冊的藥師才能在相關崗位上執業。

目前，國內執業藥師資格認定的範圍過小，由此導致了執業藥師資源利用率低。同時執業藥師需求還存在巨大的缺口，這使最後的配藥、治療跟蹤處置等環節的工作無法落實，影響用藥安全。

而這份尷尬還來自醫改中並沒有出現“藥事服務費”。2015年以來，我國公立醫院已陸續取消藥品加成，但並未出臺藥事服務收費的相關政策，各地陸續發布的“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相關文件中，也未能體現藥師為患者實施藥學服務的技術價值。而我國社會藥店依然停留在傳統的依靠藥品銷售數量的商業模式，藥師的技術服務價值沒有體現（國外的醫療機構和社會藥店藥師均收取藥事服務費）。合適的價值回報是規範藥師執業行為的重要保證。

事實上，在現代醫療體系中，成為一名藥師需要接受的教育和培訓漫長而艱苦，一名合格的藥師對醫療團隊夥伴和患者的幫助必要而顯著。在歐美發達國家進行的民意測驗中，藥師長期位居最值得信賴的職業排名前列。在我國，因長期沒有《藥師法》，造成我國藥師隊伍良莠不齊，人才缺乏，藥師職業地位不高，保障合理用藥的作用不能切實發揮。

同時，互聯網時代人民健康不但受到假藥劣藥的強力侵蝕，我國又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正在迎來全面二孩的國策之下的嬰兒潮，老人和兒童等弱勢人群更容易受到不合理用藥傷害。由於藥師人力資源不足、能力欠缺，用藥服務和管理不能到位，患者用藥教育嚴重不足，致使藥品治療效果欠佳以及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率高，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

東方電氣加快集團整體上市進程 擬向上市公司註69億元資產

經過近3個月的停牌後，3月8日，東方電氣(600875.SH)發布公告，披露其具體資產重組方案。根據公告，東方電氣擬向東方電氣集團購買其持有的東方財務等多家公司股權、設備類資產及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交易金額總計約69億元。

3月8日當天，東方電氣集團官方發布的一則名為《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整體上市“彩虹項目”方案披露》的消息稱：“在2016年12月，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將集團公司部分資產註入上市公司的建議方案，該事項稱為‘彩虹項目’。”

上述消息認為東方電氣集團實施彩虹項目可以起到五大效用：提高管理效率，實現集團整體上市;延伸產業鏈，提升上市公司綜合競爭力;實施創新驅動，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加強產融結合，提升上市公司價值創造能力;減少關聯交易，降低上市公司潛在風險。

“(這是)扁平化改革，力度還是很大。”一位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也是東方電氣集團貫徹落實十八大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的舉措。

註入資產預估69億元

從2016年12月9日起東方電氣A股連續停牌至今。根據上述公告和消息，在2016年12月，東方電氣集團董事會審議通過將集團公司部分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東方電氣的建議方案，該事項稱為“彩虹項目”。

本次交易預案擬註入的標的資產為東方財務100%股權、國合公司100%股權、東方自控100%股權、東方日立41.24%股權、物資公司100%股權、大件物流100%股權、清能科技100%股權、智能科技100%股權和東方電氣集團擁有的設備類資產及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

本次東方電氣集團擬註入的標的資產預估值總計約69億元人民幣，標的資產交易金額的100%以東方電氣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擬發行股份約7.66億股，發行股價確定為9.01元/股。

據公告，交易標的的資產審計、評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方案尚需獲得主管部門的備案、批準或核準。本次交易完成後，東方電氣集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將由當前41%提高到56%左右。

東方電氣集團作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是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交易對方。根據《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不構成重組上市。

上市公司業務得以擴展

東方電氣屬於電力設備制造行業，現有主營業務分為生產銷售大型發電成套設備、提供電站工程承包及服務。東方電氣構建了“水電、火電、核電、風電、氣電”五電並舉、共同發展的格局，發電設備產量連續多年保持世界前茅，發電設備及其服務業務遍及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發電設備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通過本次交易，東方電氣的業務範圍將得到拓展，新增電力電子與控制、金融、物流、貿易、新能源、工業智能裝備等業務。東方電氣作為發電設備制造商的產業鏈將更趨完善，發電設備核心產業將提質增效，同時在產融結合、國際化經營方面將得到有力提升，並有望通過新增業務培育未來業績增長點，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也將得到提升，綜合競爭力將得到增強。

另外，擬註入的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將大幅提升上市公司核心及新興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交易完成後，相關科技創新成果可借助上市公司平臺加快實現產業化。

東方電氣將在穩定行業領先地位的同時，積極實施“傳統主業+新興產業”雙輪驅動發展戰略，大力開拓新的經營業務，謀求新的利潤增長點。交易標的之一的國合公司具有豐富的國際貿易及投資等經營經驗，將助力上市公司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推動公司裝備、技術、服務、產能、投資和運營“走出去”，創新業務模式和商業模式，實現海外業務的拓展和壯大。

加快整體上市進程落實國企改革任務

東方電氣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發電設備制造和電站工程承包特大型企業之一，是黨中央確定的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53家國有重點骨幹企業之一，是國務院國資委批準改制設立的國有獨資企業，本次交易全部標的均為東方電氣集團的全資子公司。

就像上述東方電氣集團知情人士向記者所說的一樣，該集團上述消息稱，本次交易是東方電氣集團貫徹落實十八大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的舉措，目的是做強做優主業，進一步壓縮集團管理層級，縮短管理鏈條，提高管理效率，推進集團資產證券化，從而實現集團整體上市。

東方電氣集團此次實施“彩虹項目”似乎早有跡象。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2016年5月，時任東方電氣集團總經理的斯澤夫與時任哈電集團董事長的鄒磊職務進行了互調。 當時這兩家集團的知情人士就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兩家集團未來一段時間內或許會有“大動作”。

到東方電氣集團履新3個月後，2016年8月，鄒磊在回答《能源》雜誌問及“如何看待東方電氣不斷下滑的市場業績”時，他回答道：“東方電氣利潤下滑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發電設備行業‘三低兩高’的影響，即需求低、價格低、傳統的水火電比例低，用戶要求高、項目規劃風險高;二是內部管理也有提升空間。深化改革、瘦身健體、提質增效，工作做得好，才能較快走出困境，要通過改革發展抵消市場對企業的影響，實現企業轉型升級，做優做強。”

此外，在回答《能源》雜誌關於“業界對東方電氣(集團)和哈電(集團)的重組充滿了想象”的提問時，鄒磊回答道：“國內三大電氣企業並存，是歷史形成，當然目前市場也不僅僅只有這三家在競爭。不可否認，競爭確實促進了發展。”

電氣行業國企改革正在持續擴展。和東方電氣集團相仿，同為央企的哈電集團是國內三大電氣企業之一，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和東方電氣集團一樣，哈電集團目前也面臨了經營困難，所以也有明確的改革需求。

其中，哈電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佳電股份(000922.SZ)在1月20日發布公告稱，鑒於公司2015年度經審計的凈利潤為負值，且經公司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公司2016年度的凈利潤亦為負值，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若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公司股票將在2016年年度報告披露後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

法案在議會“打乒乓”，英國脫歐進程難免耽擱

英國議會上議院在當地時間7日以366票對268票贊成要求政府在脫歐法案中加入相關內容，以保證議會對英國在何種情況下能夠脫歐擁有更大決定權，政府的脫歐法案因此在議會再度受挫。

這個變數意味著，無論英國政府與歐盟在脫歐事務上的最終談判結果如何，議會都要求有權做出最後決定。換句話說，只有在議會允許的前提下，英國才能在未能與歐盟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脫歐，否則政府就應繼續談判，直至議會點頭。

唐寧街隨即表示將尋求推翻上議院所作修正案的可能性，認為如果議會手握生殺大權的話，將有悖國家利益，也會降低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談判力。

議會網站顯示，7日的表決是上議院自1993年以來投票人數最多的一次。但這已經是英國政府向議會提交脫歐法案以來遭受的第二次挫折。

今年1月，英國最高法院裁決，政府啟動脫歐程序需經議會批準。英國下議院於2月8日投票正式通過政府提交的脫歐草案，啟動脫歐進程。2月28日，脫歐法案在英國下議院獲得通過，並開始接受上議院審議。但是，英國上議院的報告稱，英國沒有法律義務向歐盟支付大約600億歐元的“分手費”。

而且，英國上議院在3月1日以358票贊成對256票的反對結果否決了梅的脫歐方案，並提出修正案，要求在脫歐法案中增加條款確保在英國生活的歐盟公民在英國脫歐後能繼續享有目前的權利。

一些議員對7日的投票結果很失望，表示將會在法案於13日回到下議院時再次出擊。英國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就直接指責部分上議院議員是在故意阻礙英國脫歐。

“上議院里顯然有一些人打算阻撓(脫歐)進程，而政府要做的是確保這樣的情況不會發生。我們會在下議院推翻這些修正案。”戴維斯表示。

保守黨人、前副首相赫賽爾廷(Michael Heseltine)就是這群阻撓議事的議員中的領頭羊，他表示這個修正案在法律上確定了政府有責任確保議會是國家主權的最終守護者。

如此一來，梅下周將繼續同議會中的保守黨展開新一輪較量。唐寧街需要重點突破的對象也轉變為十來個支持上議院修正案的下議院保守黨議員，他們同樣疾呼議會對脫歐進程的最終決定權。可盡管如此，下議院推翻這項修正案可能性並不算小。一旦被推翻，則法案又會被發回上議院再來一遍。

按照英國議會程序，經上議院修正的脫歐法案將發還下議院繼續討論，且上議院提出的修正案有可能被下議院投票推翻。這個過程被戲稱為“打乒乓”，但如果法案內容反複修改後兩院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那麽根據英國《議會法案》，下議院有權繞過上議院直接通過法案。

此前，按照梅的脫歐時間表，外界預計如果順利的話，關於脫歐法案的審議程序將在3月7日完成。但是，目前兩院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令法案遲遲無法通過，也就無法具備法律效力，政府也就無法啟動《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與歐盟展開為期2年的脫歐談判。這意味著，圍繞脫歐進程的“府院之爭”中，實際結果表明議會占了上風。

對梅政府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盡快與歐盟展開談判，減少不確定性對商貿領域帶來的經濟損失。除了議會的阻力以外，歐盟的態度也有待觀察，英國希望把談判集中在經貿領域，但歐盟並不這麽認為。因此，從目前來看，這份時間表毫無疑問將因為各方面阻力而往後推遲。

背景鏈接：什麽是《里斯本條約》第50條？

《里斯本條約》是基於《歐盟憲法條約》的“簡化版歐盟憲法條約”，規定了有關歐盟如何有效運作和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所有內容。

《里斯本條約》的第50條涉及到歐盟成員國的退出條款，即“任何成員國可以根據本國的制憲要求，決定退出聯盟”。

只有250個詞的第50條款，起草人從未料到這一條款會被啟用，迄今為止也沒有一個成員國適用過。因此英國與歐盟也曾就條款的含義打起口水戰，成為雙方手中一張彌足珍貴的政治牌。

中國百萬人口城市近百個，城鎮化進程“南快北慢”

隨著中國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大城市的數量也在日益增多。

英國《衛報》日前報道，研究表明，中國目前有102個城市的人口超過百萬，今後10年這一數字可能翻倍。

不過住建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以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統計為準，我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的數量在2013年達到79個，按照近幾年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預計這一數字在85~90個之間。而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僅為37個，不到20年，這一數字增加了一倍多。

百萬人口城市20年翻倍

外媒統計稱中國有102個百萬人口城市，其準確度如何？

對於城市人口的統計標準，若是以市轄區為準，我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則遠超這個數字。這是由於市轄區尤其是一些偏遠城區，往往還有大片農村地帶，擁有大量農業人口。因此城市人口並不能簡單地以市轄區來計算。

國務院於2014年11月發布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並不計入城區範疇。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有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準確統計。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數據，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已經達到79個，如今預計在85個~90個之間。這與外媒報道的數字差距不算太大。

城市人口超百萬是一個重要的標誌。2014年之前，我國城市規模的劃分標準是市區(不包括市轄縣)的非農業人口總數，在統計中主要分為：100萬以上為特大城市；50萬~100萬為大城市；20萬~50萬為中等城市；20萬以下為小城市。

過去我國城鎮化率較低時，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並不多。1997年底，我國人口超過百萬的特大城市只有37個，不到20年，這一數字增加了一倍多，可見我國城鎮化速度之快。

在發達國家，百萬人口以上就是大城市。比如英國倫敦有700多萬人口，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也有100萬出頭，而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則均為幾十萬。

然而在中國，在城鎮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目前百萬人口的城市也就只是三線城市，遠非人們心中的大城市，更別說是“特大城市”了。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2014年以前中國采用的是跟世界接軌的標準。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的國情跟發達國家不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許多普通地級市甚至縣級市都達到了50萬以上人口，這在國外就是大城市，但在中國顯然不是。

為適應新型城鎮化的需要，此類標準也需要進行調整。上述《通知》提出，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具體劃分為：城區常住人口在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為中等城市；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按照新標準，中國特大城市的規模提升到500萬以上，100萬的規模只能稱為Ⅱ型大城市，此類城市包括了臺州、南充、揚州、齊齊哈爾、江門、紹興等，它們都是傳統意義上的三線城市。

格局演變：南快北慢

盡管20年來我國的百萬人口城市數量翻了一倍，不過不少城市的發展程度和質量與發達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仍有較大差距。

以城市交通為例，在發達國家的中等規模城市，城區人口只有幾十萬，一般都配備有兩三條軌道交通線路，但我國許多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卻還沒有此類建設。在影響市民文化的體育賽事方面，類似利物浦、曼徹斯特這樣的中等城市，都擁有兩支英超球隊，幾萬人的球場一般都會爆滿；對比之下，中國大部分百萬人口城市的體育場，幾乎都在“曬太陽”。

另一方面，盡管過去20年中國城市規模不斷地膨脹，但並非所有城市都在高速發展，大城市的格局也並未一成不變，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化也十分明顯。

從格局來講，在上世紀90年代初，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中，北方占比遠超南方。除了直轄市、省會城市外，北方集中了大部分百萬人口城市，如鞍山、齊齊哈爾、撫順、吉林、包頭、徐州、淄博等，而當時南方的廈門、蘇州、無錫、寧波、佛山等城市人口則均在百萬以下。

不過等到了2013年，當南方上述城市的城區人口普遍超過200萬甚至300萬時，鞍山、撫順、淄博、吉林等彼時的特大城市，其城市人口大多卻仍處於100萬~200萬之間，增幅緩慢。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鞍山、吉林等作為老工業基地，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重要城市，當時獲得了大量要素資源、發展迅速，因此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城鎮化率較低時，其城鎮化水平已比較高。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少老工業基地由於體制、機制的固化，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面臨著一輪較大沖擊，導致城市人口增長有限，不少甚至出現人口外流。

相比之下，在改革開放時代，大量的要素資源包括資金和人才都轉向市場經濟比較活躍、有彈性的區域。南方不少城市由此出現經濟高速發展，人口快速增長。演變到如今，南方的大城市分布更為密集。例如2013年，廣東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個，江蘇也有8個，浙江有5個，三省就占據了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

從未來趨勢來看，大城市的規模仍會不斷壯大。未來我國百萬人口的城市也會繼續增多。

據麥肯錫咨詢公司的推估，到2025年，中國將有221個人口至少百萬的城市。不過，這個估計或許過於樂觀。按照我國目前人口流動的態勢，2012年以後，中國由城鎮化向都市化演變，人口選擇性地流向一、二線大城市。許多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長乏力，甚至面臨著外流的壓力。

從這個角度上看，未來我國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將繼續快速增長，而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數量未必會繼續快速增加。不過如此一來，未來的城市發展也會面臨著一些問題。

尤其是，中部省份需要發展更多的中心城市。與沿海省份擁有“雙子星”或“多子星”城市相比，中部省份大多只有一個中心城市，即省會。例如成都、武漢、鄭州，它們均為所在省份的單極核心城市，如今這些人口大省正處於城鎮化加快的過程中，僅憑一個省會不夠。因此如何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一樣，擁有更多的中心城市十分重要。

例如，近幾年，湖北把宜昌、襄陽作為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發展，與武漢相互呼應，形成“一主兩副”的鼎足發展格局，類似的還有河南洛陽，作為六大古都之一，洛陽也成為內陸省份中第二個獲準修造城市軌道交通的非省會城市。

一財點睛丨氫燃料電池技術突破 促進商業化進程

據新華網報道，由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主導的科學團隊，采用鉑-碳化鉬雙功能催化劑實現對水和甲醇的高效活化，在低溫下獲得了極高的產氫效率。研究人員估測，以目前甲醇市場價格每2600元每噸計算，采用此路徑儲放氫氣，氫燃料電池汽車每百公里燃料價格僅需約14元。

目前氫氣的儲運技術仍存在安全性差、價格昂貴、存儲容量有限等問題。針對這些不足，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氫氣存儲於液體甲醇中，通過水和甲醇的反應放出氫氣供燃料電池使用，在釋放出甲醇中存儲的氫氣的同時也活化等摩爾的水而釋放出額外的氫氣。為此，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針對甲醇和水的液相制氫反應的特點，采用鉑-碳化鉬雙功能催化劑實現了對水和甲醇的高效活化。

目前，車用燃料電池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是我國政府關註的重點，經過科技部“九五”攻關、973計劃、“十五”863計劃重大專項的經費支持，我國掀起了燃料電池的研究熱潮，我國在燃料電池的多項核心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國內目前用於示範的氫燃料電池汽車已達200余輛。

去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要系統推進燃料電池汽車研發與產業化，到2020年，實現燃料電池汽車批量生產和規模化示範應用。而按照《中國制造2025》規劃，到2020年，國內生產1000輛燃料電池汽車並進行示範運行。此外，本次新能源車補貼調整方案中未下調燃料電池車補貼標準，體現我國政府對其發展方向的重視。國內多家企業在燃料電池系統、關鍵部件、輔助系統、整車制造以及加氫站方面積極布局，如雪人股份(002639.SZ)、大洋電機(002249.SZ)、富瑞特裝(300228.SZ)以及中泰股份(300435.SZ)等，產業鏈初具雛形，燃料電池汽車已經逐步滿足商業推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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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央行4月10日消息，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4月7日在天津召開，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強調，金融機構要嚴格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空間、產業布局，立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創新中長期建設資金供給方式，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大力發展科技金融。要通過金融機制促進區域過剩、落後產能出清和產業優化。金融業要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自身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優化京津冀金融產業鏈布局，推動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加強內外資源整合和業務協同，探索推進金融管理機制一體化，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公告全文如下：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中央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決策部署和最新精神，人民銀行會同發展改革委、證監會等部門以及京津冀三省市於4月7日在天津召開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北京市副市長隋振江、天津市副市長閻慶民、河北省副省長徐建培、證監會主席助理宣昌能出席會議並講話，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劉國強主持會議。人民銀行、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環保部、銀監會、保監會、鐵路總公司、外匯局等部門負責同誌，交易商協會和主要金融機構負責同誌參加會議。

會議學習了中央關於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和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最新政策精神。會議認為，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是金融機構的重要責任。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央站得高、標準高、要求高、決心大，金融系統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從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統一思想，提升認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於京津冀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上來。要把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擺在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京津冀地區金融工作的中心任務，要緊緊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規劃，聚焦完善金融支持的重點和方式。

潘功勝要求，金融機構要嚴格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空間、產業布局，立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創新中長期建設資金供給方式，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產業升級、科技創新、扶貧開發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要通過金融機制促進區域過剩、落後產能出清和產業優化。

潘功勝強調，金融業要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自身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優化京津冀金融產業鏈布局，推動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加強內外資源整合和業務協同，探索推進金融管理機制一體化，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隋振江、閻慶民、徐建培分別介紹了京、津、冀三地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情況，並結合三地實際，從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創新金融服務模式、深化金融市場合作、完善金融協調機制、探索金融政策創新試點等方面，對金融部門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和建議。宣昌能表示要繼續加大對京津冀地區企業股權、債券融資的支持力度，並通過完善兼並重組機制、鼓勵區域企業境外融資等方式，進一步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

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環保部、鐵路總公司有關同誌介紹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總體規劃，產業、生態、交通三個率先突破領域的進展情況及相關領域的金融需求。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交易商協會負責同誌分別通報了人民銀行三地協調機制和銀行間債券市場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有關情況。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人保、華夏銀行、天津銀行等金融機構代表交流了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成效和經驗。

座談會結束後，交易商協會與京津冀三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金融局(辦)共同簽署了《借助銀行間市場助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合作協議》。開發銀行與首都機場集團、工商銀行與天津城投集團、農業銀行與河北建投集團分別簽署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戰略合作協議。

會議期間，天津市市委書記李鴻忠，市委副書記、市長王東峰會見了與會代表。

發改委回複雲南電改難題：堅決打擊阻撓改革進程做法

中國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正在緊密進行中。但個別地方在改革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作為全國“電力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地區”的雲南便是其中之一。

近日，就當地“配售電業務開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雲南省能源局和昆明配售電有限公司向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作出反映，並得到回複。5月12日，國家能源局官網公布了《關於雲南增量配售電業務改革有關問題的複函》(下稱《複函》)。

根據《複函》，雲南省能源局和昆明配售電有限公司所反映的問題，主要包括增量配電網配電費、增量配電網接入輸電網、電力市場化交易公平競爭等八大問題。

其中，關於增量配電網配電費問題，昆明配售電有限公司提出，按照《雲南省物價局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雲南電網2016-2018年輸配電價文件的通知》，10千伏配電網接入110千伏變電站應交上遊的輸配電價為0.07元/千瓦時，但有人認為接入電網企業的110千伏變電站出線端的輸配電價應為0.1692元/千瓦時，這樣10千伏增量配電網就沒有相應的過網費。

對此，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在《複函》中稱，根據《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管理辦法》和《雲南省物價局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雲南電網2016-2018年輸配電價文件的通知》的規定，增量配電網接入省級電網共用網絡，應當按照接入點電壓等級執行省級電網共用網絡輸配電價。

《複函》舉例，增量配電網接入110千伏變電站的10千伏出線端，應執行10千伏輸配電價，即0.1692元/千瓦時;若接入110千伏變電站的高壓側，則應執行110千伏輸配電價，即0.07元/千瓦時。增量配電網內電力用戶的配電價格，按用戶所在電壓等級對應的省級電網共用網絡輸配電價扣減該配電網接入電壓等級對應的省級電網共用網絡輸配電價執行。

關於增量配電網接入輸電網問題，昆明配售電有限公司提出，他們就呈貢信息產業園區增量配電網並網、接入工作與電網企業溝通對接，困難重重，影響了呈貢信息產業園區增量配電網建設的推進工作。

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就此在《複函》中稱，按照《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管理辦法》要求，配電網運營者享有公平接入電網的權利，電網企業應按照電網接入的有關規定以及電網運行安全的要求，向項目業主無歧視開放電網，提供便捷、及時、高效的並網服務。因並網互聯產生爭議的，可以按照《電力並網互聯爭議處理規定》，提請國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監管機構處理。

此外，《複函》稱，國家能源局正在組織編制接入電網管理辦法，制定《電網公平開放監管辦法》，修訂《電力市場監管辦法》，將進一步明確電網接入原則和流程，完善監管措施，進一步加強對電網企業等有關市場主體的監管，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秩序。同時，鼓勵試點地區探索制定配電網接入相關辦法，明確配電網接入標準。

關於電力市場化交易公平競爭問題，昆明配售電有限公司提出，雲南售電公司首批註冊10家，電網企業的售電公司占比較大，目前電網企業以“代報”的方式參與電力市場化交易競爭，一方面利用其壟斷優勢對社會資本售電公司形成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加大對流失到其他售電公司電力用戶的幹擾和威脅。

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就此在《複函》中稱，“管住中間、放開兩頭”是中發9號文明確的電力體制改革架構，售電側改革是本次電改的重要內容。我們將進一步加強監管，堅決打擊任何市場主體違反公平競爭，阻撓改革進程的做法。同時，我們將適時組織開展改革成效評估，如電網企業售電公司在競爭性售電業務領域確實處於壟斷地位，阻礙市場公平競爭，我們將及時調整完善相關政策。

“和其他重大的改革一樣，電改極其不易。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難題是很正常的。”一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需要我們一邊改革一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