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是,雙十一期間爽也好,不爽也罷,或者爽過頭弄得腰酸背痛,這些都只局限於城市的網購人群,而在廣袤的農村,大家卻只知道11月11日之後,天氣會更冷了,那里的消費者和店家依舊用傳統的方式進行著最古老的商品交易,他們喜歡在實體的商業街(又稱趕集)上擠來擠去,喜歡花半個小時同小商販們討價還價,目的是把豬肉價格從10.8元/斤降低到10.5元/斤,更喜歡在商業街的一角,喝碗豆腐腦外加兩個河間驢肉火燒…這大概就是中國農村最流行的“趕集模式”吧!在一些偏遠的農村,莫說是雙十一,他們甚至少有聽聞“電商”,90%的人只知道:隔壁村的電工不小心給“電傷”了!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農產品的交易總額在4萬億左右,其中有80%是通過傳統市場實現,農村的電商流量並不大,這個數據也基本印證了筆者回農村老家見到的情況以及感受到的氛圍;而阿里巴巴發展中心則大膽預測,2014年全國農村網購總額將達到1800億元以上,2016年將突破4600億元,或許我們可以懷疑數據的準確性,但它們卻反映出了同一個趨勢,也即電子商務在農村存在一個萬億級潛在市場,而且隨著城市電商發展緩慢,價格戰營造了一片血泊中的紅海,各巨頭大佬已然開始布局農村,總之,農村電商就像躁動的火山、起伏了20分鐘的男人,以及星矢的小宇宙,分分鐘都有爆發的可能!
商業模式:引進來、帶出去
馬雲、劉強東和筆者之所以都看好農村電商,主要是因為這真的是一個醞釀成型的市場,而不僅僅是一個口號,事實上,農村電商的概念比起神馬4G、5G的概念至少要真實20倍。一方面,農民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富裕,他們不能僅靠著玉米、小麥和紅薯就能找到幸福,而是需要對生活的意義進行包裝,這就會催生出一個商品多元化的市場;另一方面,農村廣袤的土地上,生長著未經工業汙染的天然綠色蔬菜、作坊里每天產出味道鮮美的豆腐,以及圈里那些從來就不吃激素的豬、牛、羊,如果有適當的存儲介質,我想就連村里的空氣都能裝到氣球里送去北京了,那麽,APEC會議的天空會更加湛藍!
農村人對商品多元化的追求,以及城市人對農產品的迫切需要,是農村電商的兩大脊梁,事實上,要真想引爆農村電子商務,必須圍繞這兩大主線展開,而且尋找一種正循環:農產品銷量好,收入增加,從而刺激消費…
如前文所述,農村人獲取商品最重要的渠道就是“趕集和廟會”,但這些商品銷售形式只能定期舉辦,例如每月一次、頻率最高的也要5天一次,這就容易造成農村生產需求不能及時滿足的情況;此外,散落在農村的小型便利店也會受到貨源和成本的制約,從而出現種類少、價格高的情況,這些都在一定成都上桎梏著農村幸福感的提升,而且一些諸如子女教育、服裝、大型家電、社保繳納等相對高級的需求,農村的基礎設施就更難滿足了。於是,農村電商要井噴首先要抓住農民需求的痛點,解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例如一些農村引進上網繳納話費,省去農民20公里的奔波,立刻生意火爆!如果說,高級情感需求無法滿足,尚不至於讓農民兄弟傷經動骨,那麽,農產品無法銷售則需要立刻解決,這甚至關系到他們的生存問題。近幾年,我們常常聽聞“白菜爛到地里”式的新聞,更出現了“煙臺農民賣1000斤白菜虧370元”的奇葩事兒,背後深層次的原因自然說銷售網絡的斷層,而電商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就是能快速搭建銷售網絡,整合資源、實現信息共享,讓白菜、土豆、紅薯等能更體面地走出農村,而不是爛到地里,而且,借助互聯網的推廣文化,類似竹炭、烤薯、土雞、土豬等土特產品,完全能成為時尚人群追逐的文化符號,反正,土雞比肯德基要更安全!
硬件建設:寬帶、物流和刷墻
電商和農村就像是幹柴和烈火,如果真有合適的平臺、合適的人把他倆撮合到一起,絕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順便還能發一筆橫財,但要想引爆農村電商的小宇宙也絕非容易的事,這不僅關乎技術瓶頸和商業模式,更關乎政策、文化、乃至人性,總之,農村電商的發展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
首先,寬帶中國的戰略要繼續推進,這有賴於高層對農村生活的重視,中國的9億農民亟待擺脫“胡同里聊天和屋內打麻將”這些古老而單調的運動,筆者多麽希望,母親哪天能發一條朋友圈,說他想兒子了;其次,巨頭要發展農村電商,除了常規的投入之外,更要註重向農民兄弟進行互聯網知識的普及,不單要把墻體刷得絢麗多姿、美輪美奐,還要註意培養村里的意見領袖。眾所周知,進入而立之年的80後已經成為社會主體,且趕上了中國高校擴招,農村的這個群體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90%的人在宿舍里打了四年魔獸,70%的人經歷過至少一次網戀,體會過在網上做一個高富帥的快感。巨頭下鄉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從村落中調查,找出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他們不僅僅可作為單純的消費者,更能作為互聯網、電商文化的推廣者,如果運營得當,甚至可以作為農村電商發展的一種固定模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電商要想培養農村人的網購習慣,還是要回歸於最基本面的經營,也即“不賣假貨,賣便宜貨”,加之,農村市場對價格更加敏感,如果讓農民知道有雙十一這回事兒,肯定不會有太多抵抗力的,而且謹記:淘寶上Adidas的店鋪不要銷售“阿迪王”!
新藍海:尊重農民、善待未來
有專家說:10萬億藍海還只開了一扇窗;也有網友調侃:誰能奪走農村電商的第一次呢?更有阿里、京東等巨頭準備投入1000億,而且找來藝術家設計了各種墻體壁畫…這些人向農村電商表達愛意的方式,雖有所不同,但其中卻有一個共性,也即把農村電商作為一個商業話題來討論,整個策略的核心是“如何掏空農民”的腰包,然後,揚長而去!
自古以來,農民在中國社會就扮演著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他們對苦難、屈辱、貧窮有著與生俱來的忍耐力。誠然,在商言商,追逐利益本無可厚非,但基於農民兄弟的歷史背景,筆者更願意把農村電商看做是一個民生話題!
外出務工的農民承擔著城市中最臟、最累的活兒:摩天大廈的每一塊青磚,都是農民兄弟的一根窮骨頭;城市人享受的早點:包子、油條、豆漿,都有農民兄弟滴下的滾燙的熱汗,雖然有點汗臭,但依舊要比地溝油健康地多;那些阻塞過的下水道中,常年回蕩著農民兄弟們的吶喊聲。遺憾的是,農民兄弟雖然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貢獻了艱苦卓絕的力量,但卻沒能享受到相對應的改革福利,他們乘坐地鐵時,喜歡先向前走幾站的路,目的是期望能找到一個座位,畢竟,搬了一天的磚實在太累了,但卻常常被城里人要求讓座,有的甚至因衣服而直接蹲地上,當馬諾們從寶馬車里哭幹了淚水,隨著幹爹參加舞會的路上,總能遇見幾個結束一條勞作的農民工,坐在地上抽著5塊錢的七匹狼…這些都是農村人的生活寫照,真實而有心酸!
與城市務工人員相呼應的是,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以及空蕩蕩的留守村莊,理應是一片蒼涼和蕭條,當頗讓人感到不科學的是,在筆者回農村老家的時間里,沒有感受到預想中的惆悵,一張張充滿期望的臉,一個個遙望遠方親人的眼神,讓人不忍打擾。基於此,筆者提醒各位大佬,請尊重農民,善待未來,農村電商發展的戰略要落地於“如何改善農村生活現狀,以及如何讓他們享受更多元化的改革紅利”,事實上,也只有真正敢於承擔社會責任,改善民生的企業之品牌能掛上600年,賺錢反倒成了順便的事兒!
(科技新發現 康斯坦丁/文)微信公眾號:kejxfx
國務院周四發布農村土地流轉文件,其中提到要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形成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格局,鼓勵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形式,並穩步推進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試點,探索建立抵押資產處置機制。
近來,我國的土地流轉呈加快之勢,但也存在“非糧化”、“非農化”的問題,有地方強推土地流轉,侵害農民利益。
上述文件提出了四方面措施:
一是堅守土地流轉的底線。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依法自願有償,保護農民承包權益,不能搞大躍進,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揮。要確保流轉土地用於農業生產,重點支持糧食規模化生產。
二是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鼓勵農民以多種形式長期流轉承包地。
三是嚴格規範土地流轉行為。尊重農民在流轉中的主體地位,村級組織只能在農戶書面委托的前提下才能組織統一流轉,禁止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將整村整組農戶承包地集中對外招商經營。
四是加強土地流轉服務體系建設。
該意見還提到,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原則上確權到戶到地,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前提下,也可以確權確股不確地。
其重申,用五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
《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全文如下:
伴隨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物質技術裝備水平不斷提高,農戶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明顯加快,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已成為必然趨勢。實踐證明,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有利於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於保障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有利於促進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和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應從我國人多地少、農村情況千差萬別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地推進。為引導農村土地(指承包耕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理解、準確把握中央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精神,按照加快構建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複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和走生產技術先進、經營規模適度、市場競爭力強、生態環境可持續的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要求,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為目標,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積極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的方向要明,步子要穩,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典型示範引導,鼓勵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不能搞大躍進,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揮,使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產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高相適應,讓農民成為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避免走彎路。
(二)基本原則
——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
——堅持以改革為動力,充分發揮農民首創精神,鼓勵創新,支持基層先行先試,靠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堅持依法、自願、有償,以農民為主體,政府扶持引導,市場配置資源,土地經營權流轉不得違背承包農戶意願、不得損害農民權益、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破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生態環境。
——堅持經營規模適度,既要註重提升土地經營規模,又要防止土地過度集中,兼顧效率與公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和資源利用率,確保農地農用,重點支持發展糧食規模化生產。
二、穩定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
(三)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承包合同取得權利、登記記載權利、證書證明權利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是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完善承包合同,健全登記簿,頒發權屬證書,強化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保護,為開展土地流轉、調處土地糾紛、完善補貼政策、進行征地補償和抵押擔保提供重要依據。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信息應用平臺,方便群眾查詢,利於服務管理。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原則上確權到戶到地,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前提下,也可以確權確股不確地。切實維護婦女的土地承包權益。
(四)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地方全面負責的要求,在穩步擴大試點的基礎上,用5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戶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在工作中,各地要保持承包關系穩定,以現有承包臺賬、合同、證書為依據確認承包地歸屬;堅持依法規範操作,嚴格執行政策,按照規定內容和程序開展工作;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積極性,依靠村民民主協商,自主解決矛盾糾紛;從實際出發,以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確權為基礎,以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成果為依據,采用符合標準規範、農民群眾認可的技術方法;堅持分級負責,強化縣鄉兩級的責任,建立健全黨委和政府統一領導、部門密切協作、群眾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科學制定工作方案,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確保工作質量。有關部門要加強調查研究,有針對性地提出操作性政策建議和具體工作指導意見。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給予補助。
三、規範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
(五)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導農戶長期流轉承包地並促進其轉移就業。鼓勵農民在自願前提下采取互換並地方式解決承包地細碎化問題。在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土地流轉優先權。以轉讓方式流轉承包地的,原則上應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進行,且需經發包方同意。以其他形式流轉的,應當依法報發包方備案。抓緊研究探索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在土地流轉中的相互權利關系和具體實現形式。按照全國統一安排,穩步推進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試點,研究制定統一規範的實施辦法,探索建立抵押資產處置機制。
(六)嚴格規範土地流轉行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屬於農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形式如何選擇,應由承包農戶自主決定,流轉收益應歸承包農戶所有。流轉期限應由流轉雙方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協商確定。沒有農戶的書面委托,農村基層組織無權以任何方式決定流轉農戶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將整村整組農戶承包地集中對外招商經營。防止少數基層幹部私相授受,謀取私利。嚴禁通過定任務、下指標或將流轉面積、流轉比例納入績效考核等方式推動土地流轉。
(七)加強土地流轉管理和服務。有關部門要研究制定流轉市場運行規範,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依托農村經營管理機構健全土地流轉服務平臺,完善縣鄉村三級服務和管理網絡,建立土地流轉監測制度,為流轉雙方提供信息發布、政策咨詢等服務。土地流轉服務主體可以開展信息溝通、委托流轉等服務,但禁止層層轉包從中牟利。土地流轉給非本村(組)集體成員或村(組)集體受農戶委托統一組織流轉並利用集體資金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可向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流入方收取基礎設施使用費和土地流轉管理服務費,用於農田基本建設或其他公益性支出。引導承包農戶與流入方簽訂書面流轉合同,並使用統一的省級合同示範文本。依法保護流入方的土地經營權益,流轉合同到期後流入方可在同等條件下優先續約。加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體系建設,健全糾紛調處機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經營流轉糾紛。
(八)合理確定土地經營規模。各地要依據自然經濟條件、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農業機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確定本地區土地規模經營的適宜標準。防止脫離實際、違背農民意願,片面追求超大規模經營的傾向。現階段,對土地經營規模相當於當地戶均承包地面積10至15倍、務農收入相當於當地二三產業務工收入的,應當給予重點扶持。創新規模經營方式,在引導土地資源適度集聚的同時,通過農民的合作與聯合、開展社會化服務等多種形式,提升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
(九)扶持糧食規模化生產。加大糧食生產支持力度,原有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歸屬由承包農戶與流入方協商確定,新增部分應向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傾斜。在有條件的地方開展按照實際糧食播種面積或產量對生產者補貼試點。對從事糧食規模化生產的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符合申報農機購置補貼條件的,要優先安排。探索選擇運行規範的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開展目標價格保險試點。抓緊開展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營銷貸款試點,允許用糧食作物、生產及配套輔助設施進行抵押融資。糧食品種保險要逐步實現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願保盡保,並適當提高對產糧大縣稻谷、小麥、玉米三大糧食品種保險的保費補貼比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研究制定相應配套辦法,更好地為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提供支持服務。
(十)加強土地流轉用途管制。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基本農田。嚴禁借土地流轉之名違規搞非農建設。嚴禁在流轉農地上建設或變相建設旅遊度假村、高爾夫球場、別墅、私人會所等。嚴禁占用基本農田挖塘栽樹及其他毀壞種植條件的行為。嚴禁破壞、汙染、圈占閑置耕地和損毀農田基礎設施。堅決查處通過“以租代征”違法違規進行非農建設的行為,堅決禁止擅自將耕地“非農化”。利用規劃和標準引導設施農業發展,強化設施農用地的用途監管。采取措施保證流轉土地用於農業生產,可以通過停發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辦法遏制撂荒耕地的行為。在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功能區、高產創建項目實施區,不符合產業規劃的經營行為不再享受相關農業生產扶持政策。合理引導糧田流轉價格,降低糧食生產成本,穩定糧食種植面積。
四、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十一)發揮家庭經營的基礎作用。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普通農戶仍占大多數,要繼續重視和扶持其發展農業生產。重點培育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從事專業化、集約化農業生產的家庭農場,使之成為引領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的有生力量。分級建立示範家庭農場名錄,健全管理服務制度,加強示範引導。鼓勵各地整合涉農資金建設連片高標準農田,並優先流向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規模經營農戶。
(十二)探索新的集體經營方式。集體經濟組織要積極為承包農戶開展多種形式的生產服務,通過統一服務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有條件的地方根據農民意願,可以統一連片整理耕地,將土地折股量化、確權到戶,經營所得收益按股分配,也可以引導農民以承包地入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通過自營或委托經營等方式發展農業規模經營。各地要結合實際不斷探索和豐富集體經營的實現形式。
(十三)加快發展農戶間的合作經營。鼓勵承包農戶通過共同使用農業機械、開展聯合營銷等方式發展聯戶經營。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深入推進示範社創建活動,促進農民合作社規範發展。在管理民主、運行規範、帶動力強的農民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基礎上,培育發展農村合作金融。引導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農社對接。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探索建立農戶入股土地生產性能評價制度,按照耕地數量質量、參照當地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計價折股。
(十四)鼓勵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鼓勵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涉農企業重點從事農產品加工流通和農業社會化服務,帶動農戶和農民合作社發展規模經營。引導工商資本發展良種種苗繁育、高標準設施農業、規模化養殖等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開發農村“四荒”資源發展多種經營。支持農業企業與農戶、農民合作社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合理分工、互利共贏。支持經濟發達地區通過農業示範園區引導各類經營主體共同出資、相互持股,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混合所有制經濟。
(十五)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力度。鼓勵地方擴大對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扶持資金規模。支持符合條件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先承擔涉農項目,新增農業補貼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加快建立財政項目資金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財政補助形成的資產轉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的管理制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實際情況,在年度建設用地指標中可單列一定比例專門用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設配套輔助設施,並按規定減免相關稅費。綜合運用貨幣和財稅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建立健全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貸、保險支持機制,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分散規模經營風險。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通過發行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多種方式,拓寬融資渠道。鼓勵融資擔保機構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融資擔保服務,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通過設立融資擔保專項資金、擔保風險補償基金等加大扶持力度。落實和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支持農民合作社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
(十六)加強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監管和風險防範。各地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有明確的上限控制,建立健全資格審查、項目審核、風險保障金制度,對租地條件、經營範圍和違規處罰等作出規定。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按面積實行分級備案,嚴格準入門檻,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防止浪費農地資源、損害農民土地權益,防範承包農戶因流入方違約或經營不善遭受損失。定期對租賃土地企業的農業經營能力、土地用途和風險防範能力等開展監督檢查,查驗土地利用、合同履行等情況,及時查處糾正違法違規行為,對符合要求的可給予政策扶持。有關部門要抓緊制定管理辦法,並加強對各地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
五、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十七)培育多元社會化服務組織。鞏固鄉鎮涉農公共服務機構基礎條件建設成果。鼓勵農技推廣、動植物防疫、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等公共服務機構圍繞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拓展服務範圍。大力培育各類經營性服務組織,積極發展良種種苗繁育、統防統治、測土配方施肥、糞汙集中處理等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等現代流通服務業,支持建設糧食烘幹、農機場庫棚和倉儲物流等配套基礎設施。農產品初加工和農業灌溉用電執行農業生產用電價格。鼓勵以縣為單位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示範創建活動。開展政府購買農業公益性服務試點,鼓勵向經營性服務組織購買易監管、可量化的公益性服務。研究制定政府購買農業公益性服務的指導性目錄,建立健全購買服務的標準合同、規範程序和監督機制。積極推廣既不改變農戶承包關系,又保證地有人種的托管服務模式,鼓勵種糧大戶、農機大戶和農機合作社開展全程托管或主要生產環節托管,實現統一耕作,規模化生產。
(十八)開展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制定專門規劃和政策,壯大新型職業農民隊伍。整合教育培訓資源,改善農業職業學校和其他學校涉農專業辦學條件,加快發展農業職業教育,大力發展現代農業遠程教育。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圍繞主導產業開展農業技能和經營能力培養培訓,擴大農村實用人才帶頭人示範培養培訓規模,加大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農民合作社帶頭人、農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農業社會化服務人員和返鄉農民工的培養培訓力度,把青年農民納入國家實用人才培養計劃。努力構建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認定、扶持體系,建立公益性農民培養培訓制度,探索建立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制度。
(十九)發揮供銷合作社的優勢和作用。紮實推進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試點,按照改造自我、服務農民的要求,把供銷合作社打造成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的生力軍和綜合平臺。利用供銷合作社農資經營渠道,深化行業合作,推進技物結合,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服務。推動供銷合作社農產品流通企業、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網絡終端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接,開展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服務。鼓勵基層供銷合作社針對農業生產重要環節,與農民簽訂服務協議,開展合作式、訂單式服務,提高服務規模化水平。
土地問題涉及億萬農民切身利益,事關全局。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重要性、複雜性和長期性,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嚴格按照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辦事,及時查處違紀違法行為。堅持從實際出發,加強調查研究,搞好分類指導,充分利用農村改革試驗區、現代農業示範區等開展試點試驗,認真總結基層和農民群眾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加大政策宣傳力度,牢固樹立政策觀念,準確把握政策要求,營造良好的改革發展環境。加強農村經營管理體系建設,明確相應機構承擔農村經管工作職責,確保事有人幹、責有人負。各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抓緊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工作指導和檢查監督制度,健全齊抓共管的工作機制,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健康發展。
以下是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答新華社記者問:
近日,中央審議通過了《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意見》出臺背景如何?主要內容是什麽?有哪些政策創新?如何貫徹落實好《意見》?記者就此采訪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問:請介紹一下《意見》出臺的背景和過程。
答: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和規模經營是事關農業農村發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逐步轉移,他們原來經營的土地流轉出來,使得農業從業者的土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先進的農業技術裝備得到利用,為建設現代農業創造了必要條件。這是世界農業發展的普遍現象,目前我國正處於這一階段。近年來,各地從實際出發在這方面積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積累了一些經驗。但從深層次看,在保護農民承包權益、加強流轉管理和服務、扶持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性因素。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流轉,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為貫徹好中央精神,有關部門在開展土地經營權流轉規範化管理和服務試點的基礎上,深入基層調研、總結地方經驗,充分聽取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的意見。可以說,《意見》體現了中央的意圖,凝聚了群眾的智慧,是今後一段時期指導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性文件。
問:《意見》的主要政策取向是什麽?
答:這些年來,中央先後制定了一系列關於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的政策法律,對土地怎樣流轉作出了明確規定。現在出臺的這個《意見》,是適應新形勢和實踐發展要求制定的,延續了中央一貫的政策基調,遵循了《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精神,並吸收了近年來廣大農民群眾的實踐創造。
《意見》的著眼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推進現代農業發展。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形成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格局,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二是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保護好農戶的土地承包權益。堅持依法自願有償,尊重農民的流轉主體地位,讓農民成為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三是堅持一切從國情和農村實際出發。
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是客觀趨勢,但必須看到這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能脫離實際、脫離國情,片面追求流轉速度和超大規模。
問:如何準確理解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
答:當前,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背景下,大量人口和勞動力離開農村,原來家家戶戶都種地的農民出現了分化,承包農戶不經營自己承包地的情況越來越多,在大多數地區,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實現土地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這是引導土地有序流轉的重要基礎。
《意見》明確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首先要維護好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意見》強調,一方面要探索新的集體經營方式;另一方面,要行使好農村集體在土地流轉和承包經營上的管理監督權,發揮好集體為農民流轉土地提供服務的組織功能作用。其次,要保障好土地承包權。《意見》指出,要抓緊抓實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戶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要完善承包合同,健全登記簿,頒發權屬證書,強化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保護。同時,要放活經營權。《意見》強調,要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加強土地流轉服務體系建設,為流轉雙方提供服務,保護流轉雙方的權益。總之,三權分置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實踐探索,體現了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論創新。
問:近年來社會上對未來“誰來種地”問題十分關註,請問《意見》提出了哪些應對措施?
答:《意見》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制度,培育新的種地人。包括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積極培養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農民合作社帶頭人、農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農業社會化服務人員和返鄉農民工等新型職業農民,努力構建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認定、扶持體系。二是引導土地資源流向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使願意種地的人能獲得更多的土地經營權。鼓勵各地整合涉農資金建設連片高標準農田,並優先流向家庭農場等規模經營農戶;有條件的地方可將土地經營權入股組建合作組織,通過自營或委托經營等方式發展農業規模經營;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工商企業可以適度租賃土地發展良種種苗繁育、高標準設施農業、規模化養殖、開發農村“四荒”資源等現代種養業。三是加大扶持完善服務,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環境。《意見》主要從財政、金融、用地、稅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扶持政策。如支持符合條件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先承擔涉農項目,新增農業補貼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引導金融機構建立健全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貸、保險支持機制,要求各地在年度建設用地指標中單列一定比例專門用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設配套輔助設施等。
應當指出的是,在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同時,不能忽視普通農戶的作用。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在農業的不同領域、不同環節各有優勢,要多元化、融合式地發展。
問:為什麽要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意見》對做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加強對承包地的保護,是促進土地流轉起來,形成規模經營的重要前提。過去,對農戶承包地主要是按照合同進行管理,存在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空間位置不明、登記簿不健全等問題。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一是針對現實矛盾,解決好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空間位置不明等問題;二是按照《物權法》要求,完善合同、健全登記簿、頒發權屬證書,確認農戶對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項權利。這是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重要基礎,是開展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重要前提,也是調處承包糾紛、開展抵押擔保、落實征地補償的重要依據。
健全登記制度,強化對農戶承包地權益的保護,當前最重要的抓手就是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為指導各地做好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意見》明確提出四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按照保持穩定、依法規範、民主協商、因地制宜、分級負責的原則穩步推進;二是原則上要確權到戶到地,在尊重農民意願前提下,也可以確權確股不確地;三是強化縣鄉兩級責任,建立黨委政府統一領導、部門密切協作、群眾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四是加強工作保障,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給予補貼。
問:當前,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情況如何,為引導有序流轉《意見》提出了哪些具體措施?
答: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呈加快之勢。隨著規模的擴大,土地流轉也呈現出主體多元、形式多樣的發展態勢。流入方仍以農戶為主,但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的比重逐步上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的轉包仍是最主要的流轉形式,但出租、股份合作等流轉形式比重上升較快。
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總體上平穩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如有的地方強行推動土地流轉,片面追求流轉規模、比例,侵害了農民合法權益;有的地方土地流轉市場不健全,服務水平有待提高;有的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非糧化”、“非農化”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好,就會影響到農村土地的有序流轉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健康發展。
針對上述問題,在總結基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意見》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具體措施:一是堅守土地流轉的底線。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依法自願有償,保護農民承包權益,不能搞大躍進,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揮。要確保流轉土地用於農業生產,重點支持糧食規模化生產。二是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鼓勵農民以多種形式長期流轉承包地,鼓勵通過互換解決承包地細碎化問題,穩步推進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試點,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等。三是嚴格規範土地流轉行為。尊重農民在流轉中的主體地位,村級組織只能在農戶書面委托的前提下才能組織統一流轉,禁止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將整村整組農戶承包地集中對外招商經營。四是加強土地流轉服務體系建設。
問:近年來,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引起社會廣泛關註,對如何引導好並防止“非糧化”、“非農化”等問題,《意見》有何規定?
答:我國農村缺資金、缺人才,缺先進的管理,為發展現代農業,工商企業進入農業是必要的。從實踐情況看,工商企業直接租地經營,有利有弊,好處是可以帶來優良的品種、先進的技術和經營模式,不好的是擠占農民就業空間,容易加劇“非糧化”、“非農化”傾向。
為鼓勵流轉土地用於糧食生產,《意見》提出,一是通過新增補貼向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傾斜、優先安排農機具購置補貼、開展生產者補貼試點、目標價格保險試點、營銷貸款試點、逐步實現糧食生產規模經營主體“願保盡保”等措施,重點扶持糧食規模化生產;二是通過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功能區、高產創建項目實施區的產業規劃和相關農業生產扶持政策引導經營主體生產糧食;三是通過合理引導土地流轉價格,以降低糧食生產成本,穩定糧食種植面積。可以采取停發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措施,遏制撂荒耕地。
為防止工商企業下鄉引發“非農化”,《意見》明確:一是鼓勵工商資本發展良種種苗繁育、高標準設施農業、規模化養殖和開發農村“四荒”資源等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農業。二是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加強監管和風險防範。包括,要求各地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有明確的上限控制;建立健全資格審查、項目審核和風險保障金三項制度,嚴格準入門檻,加強事後監管;定期對租賃土地企業的農業經營能力、流轉承包地用途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及時查處糾正違法違規行為等。
問:規模經營為什麽要強調適度,實踐中如何把握這個度?
答:現代農業的基本特征是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一定規模的土地集聚有利於發展現代農業。但是,任何一種土地經營方式,都存在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產出率如何均衡的問題,土地經營規模不是越大越好,應當有一個適宜的範圍。
《意見》提出對“兩個相當於”的要重點扶持,即土地經營規模的務農收入相當於當地二、三產業務工收入的,土地經營規模相當於當地戶均承包土地面積10-15倍的,應當給予重點扶持。這主要考慮到我國農戶平均承包土地面積不足8畝,10-15倍在100畝左右,按農戶家庭2個勞動力種糧計算,現階段勞均收入可相當於出外打工。實際是種半年地等於打一年工。當然,由於各地二、三產業發展水平不一,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快有慢,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的標準。
問: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有力支撐,《意見》提出了哪些新的措施?
答:健全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可以將農業經營主體從部分生產經營環節中解放出來,專註於發揮自身優勢,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有力支撐。
為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意見》提出了培育多元社會化服務組織的要求,拓展農技推廣、動植物防疫、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等公共服務機構的服務範圍,開展政府購買農業公益性服務試點;支持經營性服務組織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積極推廣土地托管服務模式。同時,《意見》提出要發揮供銷合作社的優勢和作用,紮實推進供銷社綜合改革試點,推動供銷社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接,鼓勵基層供銷社針對農業生產重要環節提升規模化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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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馬: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後,股價一路攀高,市值先後超過Facebook和亞馬遜,成為全球僅次於Google的第二大互聯網公司。國內外各界都熱切關註阿里下一階段的戰略。今日俞永福披露了阿里巴巴集團未來的三大戰略:全球化、農村電商和大數據,並對三大戰略做了詳細闡釋。
2014年11月21日於廣州舉辦的廣東互聯網大會暨全球移動互聯網CEO峰會上,阿里巴巴UC移動事業群總裁俞永福發表主題演講,並披露阿里巴巴集團未來的三大戰略:全球化、農村電商和大數據。
今年9月20日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後,股價一路攀高,市值先後超過Facebook和亞馬遜,成為全球僅次於Google的第二大互聯網公司。國內外各界都熱切關註阿里下一階段的戰略。
在本次廣東互聯網大會的現場,俞永福對阿里巴巴未來的三大戰略做了詳細闡釋。
全球化戰略即“立足中國,買遍全球,還要把中國的產品帶出去,賣遍全球。”農村戰略同樣是雙向的:讓中國各地的特色農產品賣地好,農民賺到錢之後,也能享受到最前沿的產品和服務。“中國的人口是13個億,網民是6個億,而電商人群是3個億,從3億到13億的滲透,農村是關鍵的一環。”俞永福指出,對廣東、浙江這些農村經濟建設發展比較領先的省份,農村電商有歷史機遇。
大數據則阿里巴巴的另一個核心戰略。俞永福指出,未來十年,整個互聯網將從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時代向DT(Data Technology)時代演進,企業需要研究如何讓數據驅動業務,讓數據變成業務。“從IT到DT,將會對企業的洞察力將產生化學反應,好比氫氣加氧氣並不會產生第三種氣體,而是會產生水。
今年6月,阿里巴巴集團與UC優視聯合宣布,UC優視全資融入阿里巴巴集團,並組建阿里UC移動事業群。UC優視董事長兼CEO俞永福將擔任UC移動事業群總裁,進入阿里集團最高決策團隊——阿里集團戰略決策委員會。據記者了解,阿里UC移動事業群目前已經整合了阿里集團其他相關業務和團隊,負責包括瀏覽器業務、搜索業務、LBS業務、移動遊戲平臺業務、移動應用分發等業務的建設和發展。
俞永福指出,阿里UC移動事業群在戰略上將與阿里巴巴也是高度統一的。比如UC瀏覽器的全球化布局,目前除了在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最大國家拿到第一,同時已經在全球超過10個國家市場份額突破10%。比如高德地圖,是國內唯一兼具互聯網產品研發和地圖數據采集能力的公司,未來高德會更加聚焦出行產品,聚焦數據服務。而神馬搜索在進行的移動搜索探索,作為國內唯一一家專註在移動領域的搜索品牌,已拿到了移動搜索第二的市場位置,目標就是要打造一個更為健康的移動搜索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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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 (英文版),
2014-11-29,
翻譯, 摘要:
六十多年的城鄉分割實在是罪大惡極。
這篇文章講的是我的湖北家鄉的真實故事。
13-15年前,中國的住房改革基本上是把城市的房子送給了住戶。
隨後的高速印鈔,高速通脹,高速加薪把農村完全拋棄了。
在很多地方,農村的基層政府基本上癱瘓了:環境被嚴重破壞,治安惡化,醫療滯後,無數家庭被拆散,慘不忍睹。
HONG KONG — On a trip home late last year to the rural Chinese village of my childhood, I found my brother tying a military knife under his belt as he was leaving the house. I asked why he needed a knife, and he replied, “It is not as safe here as before.”
The peaceful and idyllic village I grew up in, like many of China's rural towns, has been brought to ruins by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that followed decades of failed policies and neglect by the state. Many of my contemporary fellow villagers would prefer to go back to the old days.
Nostalgia in China may sound strange to people whose image of the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is colored by memories of Mao’s disastrous policies, which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brought economic disaster, starvation and mass death. But my generation, which came of age after the Great Famine and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mid-1970s, missed the worst of the misery. And in typical Chinese fashion, my elders preferred not to talk about the bad days.
My childhood came at a unique moment for China. We were still living traditional village lives, having left the horrors of Mao behind, but not yet in the thick of the capitalist frenzy. Families were strong, crime was unheard of and the landscape was pristine. We didn't mind being poor — in my third and fourth years at primary school in the early-’70s, the whole school did not have textbooks —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we were missing. We lived in peaceful, tight-knit communities.
But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fabric has become shredded — and the disintegration is most obvious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families are falling apart, crime is soar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s killing people. Many villagers who were happy to have the state retreat from their private lives in recent decades are now crying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to rebuild China’s languishing village life.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70s, the communes were split up into family farms, prompting a surge of productivity and more freedom for rural residents. Peasants suddenly had the power to decide what crops to grow, how to grow them and how to sell their harvests and other products. Many farmers decided to leave the land to work in factories in the boomtown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bringing home money as well as fresh knowledg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Many brought back much-needed skills to build their own businesses. This golden era was celebrated as the triumph of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liberation.
The period of renaissance in the countryside ended in the mid-to-late 1990s. Reckless growth of bank credit powered by the central bank’s printing press caused years of double-digit inflation that quickly eroded the incom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ed widen gaps between rural villages and the cities. Average monthly wages in the cities surged from a few hundred yuan two decades ago to about 4,000 yuan ($650) today, while incomes in the countryside lagged far behind.
More important,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privatization of state housing, urban housing prices grew exponentially, five-to-six-fold in many cases, while the value of rural homes rose little by comparison. Too many rural residents have missed out on China's property boom, contributing to the wealth gap between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done little to help. As more and more farmers flocked to factories in coastal cities, layers of local government were neglected and decayed. Factories eventually emerged in towns near rural villages, sucking the lakes dry and poisoning the rivers and the air. Experts estimate China has more than 450 cancer villages, towns where cancer cases cluster at much higher than average rates. Villagers have paid a steep price. Some residents of my village have died of unknown ills in their 40s and 50s.
The state of my family’s home village of Jingmen, Hubei Province, is common across China. Its roads are no longer usable as they have not been maintained for over a decade. The community buildings have been torn down; the last time I was there I only saw dust and broken tiles all around.
Rural families are suffering. The suicide rate in the countryside is three times as high as in the cities,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2011. My uncle, who had been living in a makeshift shack after his grown children kicked him out of their house, hanged himself four years ago, never having recovered from the death of his wife two years earlier.
It is common for both parents to leave their small children at home in the village while they go to work in factories elsewhere. Some 60 million children suffer this fate; most are left in the care of their grandparents, but more than 3 percent — millions of children — are left to live on their own. Children who stay behind often have to cope with loneliness (not many have siblings) and helplessness. Some reports say that sexual abus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on the rise.
Meanwhile, increasing numbers of rural children are dropping out of school. One study suggests there are at least 20 million school dropouts in rural areas, or 1 in 10 young villagers. The primary school that I attended in the 1970s was dismembered a decade ago, due to dwindling numbers of students. As a result, young kids in the village have to travel along more than five miles of mud roads each day to go to school.
In many cases, men go to jobs in the cities while their wives stay behind with the children in the village. They get to see each other only a few days a year. Distance, emotional stress and financial frustration tear families apar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Learning Weekly, China's rural divorce rate surged fourfold between 1979 and 2009. Lianhe Zaobao, a Singapore-based newspaper, and numerou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have reported that many parts of rural China have become anarchic, with rising crime rates and election fraud.
Beijing's effort to decentraliz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is social decay. The elections of village heads are often rigged and corruption is rampant.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has left a dangerous power vacuum, and many villagers have been left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re is a lot of talk of mafia-like groups wielding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Crime, rare in the Communist era, is increasing. Statistics are hard to come by — even the police do not publish them. In the countryside, only the most extreme crimes get reported, but even some horrific cases are ignored. Several years ago, my cousin was almost beaten to death by a fellow villager and his relatives in a conflict over an extramarital affair. My sister reported the brutality to the police but they never followed up.
In the old days, officials at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s had the mandate and resources to mediate disputes, including domestic violence. The police would patrol even the most remote villages. Today the police seem to stay in cities, and village heads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to intervene in social issues. The abolition of an “agriculture tax” about a decade ago has added to the budget constrai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obsessed with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e country's inequality and a damaged environment — especially in the villages — are much bigger challenges. Whatever libertarians say about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state, many rural Chinese, particularly the poor like my relatives and fellow villagers, want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rmers are forming petition groups in various places, demanding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 in land disputes, pollution and election fraud.
The misery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s severe but fixabl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must come out from the shadows and prioritize the rebuilding of village life. The state h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to do something. It just needs the will.
Joe Zhang,
新華社官微消息稱,習近平今日主持深改小組第七次會議。會議審議了《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在試點基礎上有序推進。
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之一,土地改革關乎中國9億農民的利益,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證券時報網報道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於12月8日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12月20日召開。此前市場預期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討論土地改革等相關方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涉及電力、林業和鹽業改革,以及國企混改等議題。
中金研報報告指出,我國市場化改革歷經三十多年,多數產品和生產要素都實現了市場化,而土地要素市場化相對滯後。土地在農業、工商業、住宅間的配臵主要通過地方政府而非由市場完成,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損失,同時扭曲了財富分配,不利於經濟發展、城鎮化進程以及社會和政治穩定。
土地制度改革範圍包括農民擁有使用權的土地45億畝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0.5億畝。農民擁有使用權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農民承包經營的農地。中金估計農村宅基地1.5億畝,按目前統計,農民承包耕地13億畝,承包其他類型農地25.7億畝。但原來登記的耕地承包面積存在低估,實際面積可能達到18億畝。
中金還指出:
土地產權將一分為三:所有權屬於集體,承包權屬於農民,經營權由產權主體自主。土地確權主要是確定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包括農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類似於城市住宅使用權用房產證的形式確認下來。土地確權工程量大,但由於確權有利於保障農民利益,預計進展順利,五年內完成。
中金認為,土地市場化改革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調整政府征地行為,控制金融風險。土地規模經營效率大幅提升,促進勞動力轉移,真正實現農民變市民。上一輪部分城鎮職工福利分房分享了資產升值收益,目前價值13萬億元。而農民擁有使用權的45億畝土地價值更大,估計有50萬億元,人均近6萬元。
土改的法制建設上,大智慧通訊社11月中旬曾報道稱,新版《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將於12月浮出水面,有望在1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進行審議,法律的修訂將實質性加速這一輪土地改革進程。
參與上述兩部法律修改討論的專家稱,兩部法律修訂工作進展順利,新版本有望於下月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而修法的總方向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立”。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要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但按照現在《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使用權和承包經營權都是不可以抵押的,因而要對這些法律條款按照改革需求進行修訂。
深改小組七次會議今日還審議了《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會議指出,在全國縣以下機關實施這項改革,要總結試點工作經驗,堅持好的做法,改進存在的不足,認真抓好組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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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鵬博士和中國移動在寬帶市場打出的價格戰,中國電信祭出了另類招數:拉村支書入伙在農村建寬帶網◎ 財新記者 覃敏 文qinmin.blog.caixin.com 目前的中國電信分外難熬。面對中國移動咄咄逼人的4G 攻勢,中國聯通在核心城市能以每秒速度高達42兆的3G 網絡與之較量,但中國電信則囿于3G 網絡速度較低和終端種類稍遜一籌,一直處於被動狀態。 中國電信財報顯示,2014年1月 -9 月,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中國電信的移動用戶淨減少了401萬戶,2013年同期這一數據為淨增2052萬,其中,3G 用戶淨增940萬,相較上年同期的淨增2743萬減少了約65%。 中國電信不得不想方設法穩住其移動市場的地位。而正當中國電信投巨資建4G 網絡、推4G 終端、搞4G 營銷之際,中國移動、鵬博士等競爭對手對中國電信的 “糧倉”——寬帶市場發起了猛烈進攻。面對對手們的價格戰,中國電信的應對方式很特別:它們殺到了農村去開闢新市場,而方法是拉村支書或村里的能人入股。 一場寬帶保衛戰正在上演。 駐紮在小區的鵬博士 “在寬帶市場,鵬博士、中國移動2014 年以來勢頭比較猛,它們借低價策略在新增用戶市場大規模擴張。譬如在上海,鵬博士已經發展了上百萬用戶,市場份額達到20%。 ”中國電信一名中層告訴財新記者,中國電信感受到了近在眼前的危機。 上述中層介紹,不同省份的寬帶市場情況不一,從市場份額層面,中國電信排在第一位的競爭對手,不是中國移動就是鵬博士。 作為一家民營寬帶運營商,鵬博士的短板是網絡資源,它試圖建立 “雲 - 管 - 端”的整體戰略,發展用戶增值業務來取長補短。鵬博士相關負責人向財新記者介紹,在管道層面,2013年12 月,鵬博士與中信集團達成協議,獲得了中信網絡10% 股權,並與中信網絡合作經營其全國骨幹網;在終端層面,鵬博士在2013年10月推出了高清機頂盒大麥盒子,還將上市大麥路由器、大麥影棒、大麥遊戲手柄; 在雲服務層面,鵬博士通過入股牌照方銀河互聯、與多家視頻網站合作獲得海量視頻內容,同時推出了雲遊戲、雲教育等多種服務。 公開資料顯示,中信網絡成立于2000年3月,是中信集團全資子公司,註冊資本44億元。中信網絡是三大基礎運營商以外惟一擁有固定網絡專線電路業務合法經營資質的基礎電信業務運營商,擁有覆蓋全國、路由長度3.2萬公里的光纖骨幹網,並投資控股、參股了多項其他網絡資源。目前,中信網絡的骨幹網已經開通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30多個節點,並可根據市場業務需要開通除了西藏的所有省會城市及重點城市。借助中信網絡,鵬博士將大大降低對三大運營商網絡資源的依賴程度。 鵬博士的打法靈活,從價格到服務都對著中國電信。鵬博士東莞分公司總經理李永春向財新記者介紹,鵬博士的主打策略就是“價格低、速度快、服務好” 。在東莞,同樣是100兆的帶寬,中國電信的價格是鵬博士的3-4倍;速度層面,中國電信多數產品是4兆 -12兆,只有少數用戶升級到20兆,而鵬博士在2013年初就開始全面推廣20兆產品,現在主推50兆、100兆產品。2014年9月,鵬博士還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推出了千兆寬帶產品,主打高端家庭用戶和中小企業用戶;至於服務,中國電信要求的是“48小時響應、五個工作日解決” ,鵬博士則要求“半小時響應、兩小時上門” 。鵬博士的服務採用社區駐站,以東莞為例,有300多人分佈在各個小區,每個點的服務半徑兩三公里。 鵬博士的靈活性還體現在寬帶運營商最難突破的“最後一公里”上。李永春介紹,鵬博士與其他運營商一樣,需要與各大樓盤的房地產商、物業談網絡接入問題。鵬博士一般會給物業支付一兩個人的人力成本費用,作為物業幫忙維護其寬帶網絡的報酬。同時,由於鵬博士採取的駐站式服務,當新的樓盤或潛在新用戶出現,鵬博士的服務人員能第一時間與之接觸,展開營銷攻勢。現在鵬博士寬帶用戶超過800萬,50兆+100兆用戶占比超過35%。2013年10 月推出的大麥盒子截至目前已賣出100 萬台。 更危險的對手 “鵬博士近兩年比較激進。但相較于鵬博士,中國移動的體量大,資金足,對網絡建設和低價競爭的支持力度更大更持久,是中國電信目前最擔心的競爭對手。 ”上述中國電信高層認為。 中國移動于2013年底正式獲得經營固網業務的資格。為了平衡三大運營商市場格局,工信部在2009年12月25日下發 《關於進一步落實規範電信市場秩序有關文件精神的通知》 ,要求中國移動只能經營利用 TD-SCDMA 網絡開展的無線寬帶接入業務,有線寬帶業務則授權中國移動旗下的中國鐵通運營。這一紙禁令在2013年12月4日被工信部親手打破,在給予中國移動4G 牌照的同時,允許中國移動經營固網業務。 拿到固網經營牌照的中國移動迅速出牌,針對公衆用戶推出了 “和家庭”業務;家庭業務則主打 “3+X”產品體系。 “3”指有線寬帶、移動虛擬網、智能機頂盒, “X”是各省自選的有針對性的家庭服務和應用,旨在用有線寬帶拉動4G 移動業務的發展。其中,智能機頂盒與牌照方華數合作,戰略地位類似中國電信的 IPTV,通過免費贈送吸引用戶、增強用戶黏性。中國移動之前公佈的計劃是,2014年發展智能機頂盒用戶1000萬戶。 中國移動在全國各地的寬帶廣告隨之鋪開,口號是 “一天只需一元錢” 。 中國移動各省市紛紛同步推出促銷活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寬帶 單產品的促銷活動,譬如北京移動推出的 “10兆寬帶730元包兩年”活動;一類是手機、寬帶融合套餐,根據移動業務的保底消費高低確定不同檔次的寬帶 價格,譬如在杭州,用戶手機月消費78 元,10兆寬帶價格為每月30元;若用戶及其家人累計月消費滿228元,10兆寬帶免費送。 公衆市場的“低價效應”一定程度上傳遞到了政企行業市場。一名負責 中國移動政企業務的市場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不少政企用戶都是家里使用了中國移動的寬帶後,才開始在公司里部署中國移動的寬帶。整體來看,中國移動在政企市場的寬帶價格要比競爭對手低10%-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移動獲得固網業務牌照後,並未與中國鐵通的寬帶整合發展,而是依托多年自建的網絡獨立開展業務。在中國移動的策略里,寬帶 業務是補充,通過寬帶促進移動通信業務的發展,同時增加政企市場競爭力,實現集團客戶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 上述中國電信中層坦言,中國電信的市場主導地位短期之內不可動搖,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移動、鵬博士對中國電信寬帶市場的增量部分衝擊很大。 財報顯示,2014年1月 -9月,中國電信固網寬帶用戶淨增561萬,比上年同期的淨增數792萬縮減不少。 不打消耗戰 面對中國移動、鵬博士的進攻,中國電信的應對策略是 “守住收入” ,維持寬帶用戶的穩定。 “中國移動和鵬博士都會往中國電信高利潤的寬帶市場打,但是兩者初衷不同:鵬博士主打低價是為了薄利多銷,獲得更高的市場份額和業務收入;中國移動則希望通過寬帶拉動4G 業務的增長,寬帶明顯處於補充的位置。 ”威普咨詢分析師黃正順對財新記者分析, “中國移動的價格可以更低,甚至免費贈 送,肯定會對中國電信形成衝擊。 ”“中國電信不能跟著打低價。 ”中國電信中層人士介紹: “中國移動正式開展寬帶業務是從2013年開始,它原來的客戶是0,通過低成本拉來100個客戶是100,而中國電信原來的客戶是1億,若低價和中國移動競爭,不一定會帶來 新用戶的增長,反而削減了收入。就好像中國電信是正規軍,中國移動是游擊隊,正規軍跟著游擊隊去高粱地里打,那肯定打不過了。 ”前述中國電信中層稱,中國電信現在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維持寬帶的收入,而不是跟中國移動、鵬博士去拼用戶增量。若為了維持市場占比,低價去拼增量,犧牲掉50% 的收入,將引起中國電信1億多寬帶存量用戶的改變,發生崩塌式的反應。所以就算未來失去三分之一的用戶,中國電信也要維持價格的穩定,不能跟中國移動、鵬博士打消耗戰。 現在,中國電信採取的主要打法是在既有價格基礎上增加更多服務。據前述中國電信內部人士介紹,對於用戶來說,在現有價格體系里提供更多優惠服務,譬如固定電話免費、移動電話贈送通話時長,等於是變相降價。但對於運營商來說,只是利潤率降低,仍可維持收入穩定。 對於低端的價格敏感用戶,中國電信會推出受限的套餐進行挽留。比如中國移動推出了每月30元的寬帶服務,中國電信就推出每月25元的寬帶服務,只是25元的寬帶服務會限制時長,或者規定只能老人等特定用戶辦理。 中國電信還在特定時段推出限量的寬帶折扣套餐,譬如廣東電信在2014年12月9日 -12月18日期間推出 “光纖折扣風暴” ,最低三六折,原價每年5520 元的100M 寬帶打折之後為1980元。不過,這種折扣活動並非常態,且相較鵬 博士100兆寬帶每年1300元左右的價格也沒有競爭力。 到農村去 嚴防死守城市寬帶市場的同時,中國電信將目光轉向了農村。中國電信中層人士分析,農村寬帶市場建網成本高、管控難度大,加上利潤不豐厚,鵬博士、中國移動現在肯定不會進入。但對於中國電信來說,城市寬帶競爭已接近飽和,又面臨著中國移動、鵬博士的蠶食,加上國家有推進農村寬帶的計劃,中國電信自然要找農村的藍海市場去做。 “在農村市場,中國電信將接入網開放給多方合作,譬如村支書、村里的能人,由他們來投資寬帶入戶那一段。 不同的地方合作模式不一樣,有的地方只負責投資,有的地方只負責工程建設,有的地方只負責營銷,有的地方只負責維護,有的地方負責多個環節甚至全包幹。 ”中國電信中層告訴財新記者,“根據合作方貢獻大小,中國電信給他們分成。 ”中國電信2014年年初才開始大規模推廣這種依靠農村本土力量發展寬帶的辦法。中國電信內部人士介紹,安徽電信是最早在農村實踐開放接入網、聯合社會力量發展寬帶的省份之一。2013年,中國電信集團領導去安徽視察工作,安徽電信的相關負責人向上匯報了這種做法,集團領導幾經醞釀,決定全面推廣。 “與村里的人打交道不是靠說服,而是靠實實在在的利益,要真正能賺錢,村里的人才願意做。 ”上述中國電信高層給財新記者算了筆賬,村支書拉一條線到用戶家里要花100元,每月向用戶收取30元,與中國電信按照四六比例進行分成,村支書獲得12元,一年能收144元。若一年發展200個家庭用戶,新增用戶每年都能賺上萬元。一般村支書與中國電信簽訂兩三年的合同,第二年、第三年就是淨賺的收入,一年可賺三四萬元。 “我們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東部發達地區做得不如中西部地區好,因為東部發達地區的村支書隨便幹個小生意、搞個小廠子就能賺好幾萬。 ”“為了避免出現廣電有線網絡資產 分散在社會資本手里的局面,中國電信與村支書或村里能人簽訂的條款里明確規定,合同期結束之後,建的所有網絡資產歸中國電信。 ”前述中國電信中層介紹。 在中國電信內部人士看來,通過村支書或村里能人發展農村寬帶,一方面可以減少建網成本,譬如村支書可以很順利地拉線從村里過,中國電信則需要去協調各方交“過路費” ;另一方面可以開拓營銷渠道、快速發展用戶,相較于運營商自己去營銷推廣,村民更習慣 信任村支書或村里能人。所以,建網合同期結束,中國電信仍會給村支書或能人提供10%-20% 的營銷費用以發展市場。 “農村市場的寬帶費用並不高,每月30元剛剛保本,但是綑綁移動電話業務、增值業務之後,邊際效益就顯現了,一個月可能就有六七十元了,還是可以賺到錢。 ”上述中國電信中層分析。 黃正順認為,寬帶市場具有一定的資源門檻,加上投資回報期比較長,中國移動、鵬博士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整個行業的格局。中國電信現在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危機,一方面在城市寬帶市場鞏固既有優勢;一方面向農村拓展新的藍海市場,未來在寬帶市場騰挪的空間很大。 |
本文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近日《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這標誌著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將進入到試點階段。
國土資源部負責人介紹,試點將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和農村改革試驗區中選擇,封閉運行,確保風險可控。試點工作將在2017年底完成。
2014年12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會議審議了《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在試點基礎上有序推進。
試點明確四大任務
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表示,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針對征地範圍過大、程序不夠規範、被征地農民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問題,要縮小土地征收範圍,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錄,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規範土地征收程序,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健全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全面公開土地征收信息;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二是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
針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權能不完整,不能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和交易規則亟待健全等問題,要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制度,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權能;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和途徑;建立健全市場交易規則和服務監管制度。
三是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針對農戶宅基地取得困難、利用粗放、退出不暢等問題,要完善宅基地權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探索農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區域戶有所居的多種實現形式;對因歷史原因形成超標準占用宅基地和一戶多宅等情況,探索實行有償使用;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願有償退出或轉讓宅基地;改革宅基地審批制度,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民主管理作用。
四是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針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之間利益不夠等問題,要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國家與集體之間、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辦法和相關制度安排。
非試點地區不要擅自行動
姜大明表示,改革試點的要求,一是堅持小範圍試點。統籌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兼顧不同發展階段和模式,主要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和農村改革試驗區中安排,選擇若幹有基礎、有條件的縣或縣級市開展。二是堅持依法改革。試點涉及突破相關法律條款,需要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允許試點地區在試點期間暫停執行相關法律條款。三是堅持封閉運行。試點嚴格限制在經法律授權的縣(市)開展,非試點地區不要盲目攀比,擅自行動,確保試點封閉運行,風險可控。
試點工作在2017年底完成。
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已終止審議
原本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立法計劃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最終並未出現在議程中。2012年12月初次審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在兩年內未再次提請審議,按照立法法規定,該草案終止審議。據專家透露,土地管理法修改將推倒重來,根據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改革任務,重新研究修法的內容和時機。
近兩年出現在立法規劃但未審議
現行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6月公布以來,歷經1988年第一次修正、1998年全面修訂和2004年第二次修正。
近年來,由於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物權法的公布實施,土地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受到社會關註。2009年和2010年,修改土地管理法連續兩年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規劃,但最終都無下文。
2012年,修改土地管理法再次進入立法計劃。當年12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初次審議。國務院法制辦主任宋大涵作說明時介紹,征地補償程序不完善、補償標準偏低、一些地方搶占亂占土地等是農村土地領域最突出的問題。
對於草案中的征地範圍界定、無上限補償等問題,學界、實務界多存在爭議。例如,有人擔心,無上限的補償會在城市周圍出現一個因為征地暴富的“暴富圈”,提高土地流轉成本,造成新的不公。
2013年和2014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再次出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根據情況,適時安排審議”。根據2013年和2014年歷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未再次提請審議。
現行立法法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問題存在較大意見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審議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務委員會報告,該法律案終止審議。”
根據上述法律,2012年12月初次審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經終止審議。
“土地管理法某些方面將推倒重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要求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
2014年10月,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表示,要配合有關部門加快推動土地管理法修改。
接近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專家告訴記者,與2012年提交審議的草案相比,正在積極研究的土地管理法在某些方面將推倒重來。這位專家稱,有關方面將根據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土地征收及農村土地相關制度等提出的改革任務和舉措,研究修法內容、方式、時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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