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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率先走出服飾股反轉 二元思考

走出牢獄的企業家們究竟有何改變 東方愚

據《21世紀經濟報導》稱，曾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蘭世立已於2013年8月7日出獄。蘭世立3年前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間喊冤稱「不能把民企當成豬一樣殺肥了就殺掉」，甚至從獄中傳出一封 「絕筆信」。

粗略數下最近十多年入獄又出獄的企業家或經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兩三年出來的，除蘭世立之外，還有顧雛軍、李途純、張海、黃宏生等人，早些年出來的則有禇時健、孫大午、喬贏、吳勝明等人。

鐵窗富豪出獄後的行蹤分別是怎樣的？十年間，他們的罪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牢獄之災究竟對他們有怎樣的改變？

體制內外有別，重操舊業者多

十八人當中，有五人嚴格意義上說不能稱之為企業家，而只能說是國企經理人。他們分別是紅塔集團前董事長禇時健、萬國證券前總裁管金生、南方證券前總裁闞治東、三九集團前董事長趙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總裁陳九霖。

管金生選擇淡出了公眾視野。但他作為中國證券界「教父」級的人物，江湖地位還在，有機構向他發出邀請，他答應了。於是一邊養老，一邊做起財經顧問。他最近也是罕見的一次參加公開活動，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場講述萬國證券歷史之新書的發布會上。管金生見到多位其萬國舊部時笑容可掬。

與管金生不同，闞治東選擇重返資本江湖，玩轉股權投資，一邊是挑選華銳風電這種超級項目，一邊與各省市地方政府結盟。他的個人品牌同樣還在，加上熟悉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喜歡，國內外各種機構信任，可謂一拍即合。

陳九霖出獄後做過擬上市公司的財經顧問，也玩過股權投資，後來成為央企子公司葛洲壩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眾多副總經理中的一位。但他現在更喜歡講段子、做「微博紅人」、「創業導師」；不久前說有一位「大老闆」，請他「搞一個30億美元能源基金」，不過要等牟其中出獄後一起搞。

趙新先選擇回歸醫藥業，加盟南京小營藥業集團。這家企業的前身是隸屬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一家藥廠；趙新先是軍人出身，三九集團前身也是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家藥廠。

也就是說，五位國企經理人中的四位，出獄後或是不同程度地與體制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利用自己在體制內的餘溫獲取資源。而唯有禇時健這位出獄時已經74歲的老人，選擇遠離喧囂，種起橙子，把果園視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乾淨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營企業家，他們出獄後的想法大多是「離政治越遠越好」。孫大午走向企業幕後，甚至愛上了考古；連一向張揚的健力寶前總裁張海，也刻意保持低調，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國民營企業家沒辦法做到獨善其身，不可能與政治絕緣，但他們應當盡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離，或是繞道而行。對於蹲過監獄的商人而言，他們尤其明白這一點。

天發石油創始人龔家龍曾被稱為「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現在他仍對資源行業情有獨鍾，不過戰場不再是國內，而是海外。他聯合其它資本買下加拿大一油氣公司，並興致勃勃描述他未來的資源王國「有石油，有鉀礦，也有鈾礦，甚至還有玉石。」

和龔家龍一樣重操舊業者的出獄富豪佔到多數。當年赫赫有名的鐵本鋼鐵創始人戴國芳於三年前創辦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目標是「打造中國乃至世界最大鎳鐵生產基地」。

如果說在資源行業東山再起難免再在政商關係上遭遇牽絆的話，像紅高粱快餐創始人喬贏等一樣回到充分競爭行業者，如果在商業技能上避開政策雷區，或許真的能夠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論「正能量」，或說出獄後取得成績大小的話，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監獄服刑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性格——從一個原先極權、霸道、自我的企業掌門，蛻變為懂得授權、善於分享、熱衷激勵的「隱形船長」。

黃宏生出獄首年，在全球彩電量萎縮的背景下，創維營收卻大漲34%；他更是推動通過分拆上市的方式（擬將一家上市公司拆為三家），給團隊內部創業的機會。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測良久的創維機頂盒業務分拆上市方案出爐。

控制不住的咆哮，適可而止的討伐

相比前些年出獄者的低調，最近兩年出獄的幾位都可以稱之為「咆哮哥」。蘭世立在獄中實名舉報武漢市副市長，稱地方政治玩弄東星航空於股掌之間；格林柯爾系創始人顧雛軍出獄後更是戴上自制「草民無罪」的高帽召開新聞發佈會，舉報包括前證監會副主席在內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濃，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裡轉了一圈後被判無罪，他不依不饒，舉報湖南株洲市副市長……

他們為什麼咆哮？皆因政商關係惡化是其落馬的助推器。這與他們是否清白無關，而是說另一種可能性：如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沒那麼劍拔弩張，至少入獄時間不會那麼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時候不會那麼長。

什麼樣的土壤孵化什麼樣的種子，「企業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縱觀十八位企業家入獄時大體所處的三個不同階段，是瞭解時代和牢獄如何改變他們、出獄後他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另一個視角。

第一個階段是十年前，有別於1980年代個體戶吳勝明因為「投地倒把」就被判處死刑（後改判，2003年出獄），經過1990年代的野蠻生長後，由於摸不準法律法規的邊界而入獄成為「潮流」。

孫大午和喬贏屬於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為「非法集資」。孫大午事件當年引發大討論，並最終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前後，中國經濟狂飆猛進，證券市場也是一路高歌。民間商人與地方政府都看到「大產業夢」並不遙遠。一些商人的理念是「產值與利潤壓倒一切」，有人則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人治成份濃烈，在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的均衡，「多輸」於是成為家常便飯。

戴國芳和唐萬新便是這一類型的典型輸家；但輸家絕不僅僅只是他們。

第三個階段是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中表面上風淡云輕，實際上卻可能是受傷最重的。因為在屏蔽外界衝擊力的過程中，行政部門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長。當越來越飢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與產業資本來到 面前，中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在都視其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與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則一旦交惡，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純和蘭世立則是在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純除了舉報地方官員外，現在還指證花旗銀行在辦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過程中存在欺詐、造假和行賄；而壓倒蘭世立的最後一根稻草眾所周知——通用電氣資本航空服務公司（GECAS）。

但如果說「咆哮哥」們生不逢時卻又是不妥當的。拿蘭世立來說，拋開他的激進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讓他吃不了兜著走。四年前蘭世立剛剛出事時，我到武漢調研時，聽一位知情的朋友轉述湖北省當年一位主要領導對蘭世立的一句規勸：「禍從口出，禍起蕭牆……要是在戰場上，只要敵人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口氣，還有一顆子彈，對準你一槍，你就和他是一樣的下場了。」

更重要的是，民間對政治家們的抱怨聲和質疑聲越來越強烈。與十年前相比，民眾更懂得表達情緒和訴求的必要性。而在堵與疏的選項前，官員們總是習慣性喜歡前者。他們人為地選擇站在民營資本的對立面，最後必須有人付出代價。

經濟起伏似乎十年一個輪迴，而中國法治市場的建設似乎也是十年一輪迴。十年前前坊間談的是孫大午案。十年後談的是吳英案、曾成傑案。吳英差點被砍頭，曾成傑已經被秘密執行死刑。

顯然，咆哮是咆哮哥們的權利。但相比吳英和曾成傑，他們又是幸運兒。不過，聰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種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塗者天真地以為聲勢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業家入獄現象不會消停。雖不至如驚弓之鳥，但防患於未然然、萌生退意，成為「棄業家」或轉移資產到海外者正絡繹不絕。那些繼續奮戰、曾經激昂，以及有過牢獄經歷的企業家們，如果用一句話說其最大的改變的話，那就是他們更懂得什麼叫「講政治」，也真切體會到了馮侖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那句描述中國商人應有姿態的台詞「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之意境。

自媒體如何走出商業困境：內容與商業化的矛盾

近年來，自媒體逐漸興起，許多媒體從業人員紛紛加入其中，並對其經營模式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在此過程中，唱衰者有之，信心滿滿者亦有之—

資深媒體人羅振宇近日在網上發起會員募集活動，宣佈通過自媒體「羅輯思維」推出付費會員制。雖然此舉被稱為「史上最無理」，但6個小時內，5000個標價200元的「發起會員」和500個標價1200元的「鐵桿會員」全部售罄，募集金額達160萬元。

這次會員募集活動被認為是自媒體新商業模式的里程碑，迅即在業界受到廣泛關注，並引發了一場對自媒體商業化模式的討論。

自媒體平台崛起

自媒體的出現源自互聯網，個人通過博客、微博、微信公共賬號等平台發佈信息，涉及各個領域。其特點是發佈流程快、言論空間大、內容不受限制且具有個人風格，形式上以文字圖片為主，體裁可以是新聞、評論、小說，也有媒體人做出獨立APP應用的嘗試。

「微博是『廣場』，微信是『會所』。微博通過轉發和評論可做到即時新聞的橫向大範圍傳播，微信則更適合精準內容的點對點傳播，兩者各有千秋。」黑石網創始人劉瑞剛說。在他的牽頭下，黑石網這個自媒體小團隊彙集了一批門戶網站的科技記者，每天通過微博、微信等方式對互聯網的熱點事件進行點評。

劉瑞剛介紹說，自媒體並不是一個很新鮮的事物。早在10年前，當博客中國面世時，國內最早的自媒體—「名博」現象就已經應運而生。「其實形式非常類似，都是以個人的信息製造、觀點分享向受眾群體傳播信息。目前在網絡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自媒體，大多來自於最初階段那批堅持下來的名博。」

自媒體開始為外界所熟知，始於去年9月程苓峰在微信上開設的「云科技」走紅。2012年8月，曾擔任某門戶網站科技總監的程苓峰發微博稱將專職做自媒體。今年年初，他又宣佈，以自己為主筆的「云科技」推出微信廣告，報價為每天1萬元或是每3天5萬元，向中國乃至全球開售。此後不到2個月，他就做了10單生意，入賬13萬元。

對此，輿論嘩然，基於自媒體的盈利模式成為業內熱議的話題。「他就像是自媒體的標竿性人物。有了他的成功案例在前，許多樂觀者認為這條路前景已經可期。」一位IT觀察者說。

試水植入式廣告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程苓峰的模式。有質疑者認為，程苓峰的「銷售業績」更多源於第一塊試驗田帶來的聚光效應，以及他個人的人脈資源，並非可以推而廣之的可持續模式。

「程苓峰被業界稱為第一個出售廣告的自媒體人，並通過廣告實現了盈利。但像這樣的案例並不多見，因為它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自媒體提供的內容是否有『乾貨』，二是用戶的質量是否有價值。現在許多平台的粉絲數量可以造假，能否有精準高效的到達率十分關鍵。」這位IT觀察者評論道。

據瞭解，類似「云科技」這樣的自媒體，主要的客戶為IT企業，投放的廣告大多以夾帶內容的軟性文章為主。「做廣告，大家也是在挑。好比一個科技類的自媒體，雖然汽車廣告很賺錢，但它還是會登科技公司的廣告，因為廠商只會找與自身定位相符合的平台來做軟性植入。」劉瑞剛說。「一些有影響力的自媒體賬號，如果與企業或公關公司合作，寫一篇稿子很少有低於2000元的—顯然，這樣的收益比起傳統媒體給的稿酬更有吸引力。」

然而，也有不少業界人士質疑，廣告很可能會影響自媒體的獨立性。對此，武漢大學教授瀋陽表示，關鍵還在於把握植入廣告的度。

他以微博為例，介紹了一種非常典型的自媒體盈利模式—針對活動的軟文廣告。「一些『大號』收取了廣告費用後，會通過微博刊發對於該項活動的看法和評價。用戶是否反感某個廣告，在於它是否干擾了閱讀體驗。如果廣告插入用戶微博閱覽的時間軸，則會影響閱讀體驗;若是附在博文後，影響則不大。」

經營模式種種

除了廣告收入，業內專家表示，目前自媒體盈利的可能通道還有付費閱讀、收取會員費和贊助費、二次增值效益以及線下收益等。

知名IT評論家、上海交通大學教師魏武揮並不看好付費閱讀這種模式：「大概只有網絡小說可以付費閱讀，一般評論性的文章很少，因為從受眾角度來說，少看一篇並不會損失什麼，此外還要注意防盜版的問題。」

對於羅振宇推出的付費會員制，魏武揮認為「聽起來數字很嚇人」。「會員費其實是兩年，團隊大概有六七人左右，所以細細算來，這筆費用也不是特別龐大，況且他的模式很難複製。」

除了收取會員費，還可以收取贊助費。「這不是直接針對發表內容來收取，可能是自媒體人有了名氣之後，獲得的擴展性活動支持。比如某微博平台邀請網絡達人到某地區旅遊，途中他們需要發佈描述親身感受的博文，以獲得相應贊助費用。」瀋陽解釋說。

在瀋陽看來，所有盈利模式中，最高級的還是二次增值效益，即「通過自媒體平台銷售某些商品，實現自身的品牌增值，從而獲取用戶、廣告公司和活動贊助商經費之外的增值經濟效益」。

瀋陽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二次增值的過程中，如果一個人的真實粉絲在十萬級別，那麼他的收入達到一百萬沒有問題;如果真實粉絲是百萬級別，那麼收入達到一千萬沒有問題。擠掉網絡水軍、『殭屍粉』等泡沫，我們可以估算他的收入。」

此外，還有注意力和影響力變現帶來的線下收益，比如舉辦活動和講座等。這種方式在業界看來潛力很大，但也有人認為，自媒體只能是精英的商業化，線下活動需要自媒體人極強的素質與影響力。

內容、商業化矛盾

業內人士「簡六」曾撰文指出，由於提供「乾貨」速度快、寫作可以有鮮明的傾向性和態度、人際傳播力量更強、組織用戶渠道更容易等特點，自媒體具備速度、閱讀體驗、內容、信譽以及受眾五個方面的優勢。當然，自媒體同時也面臨量產水平、渠道能力和商業化能力偏弱的劣勢。

魏武揮認為，能否持續生產信息，是自媒體生存下來的根本問題。「內容供應和自媒體後台的生產機制有關係—一個人很難持續地頻繁供給好內容，這要求太高了。」

劉瑞剛也認為，自媒體首先要做內容，有了好的內容和影響力才能吸引用戶，並在這個基礎上考慮盈利模式。「程苓峰是個特例，他專職在做這件事情。實際上，80%以上的自媒體作者還有本職工作，只是拿業餘時間去做這件事。」

其實，所有自媒體都有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傳播渠道的需求。「作為自媒體人，總是希望自己的傳播力是最廣的。他們現在提倡『全平台到達』，可能會同時考慮微博、微信、個人網站，或給門戶網站、自媒體聚合網站寫專欄，也包括自己研發APP應用。」瀋陽指出。

但是，內容和商業化之間存在著矛盾：一方面，沒有盈利支撐，自媒體難以做大，難以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商業價值轉換的實現又可能會逐漸消解自媒體的影響力。鑑於此，一些業界人士積極地為創新自媒體盈利模式提建議，比如綜合利用多種平台、嘗試內容分發和廣告投放、按文字收費等。但大家普遍表示，現階段更多地還是在嘗試，尋求平衡點。

看來，要想給自媒體找到一個清晰的商業模式，尚需時日。

【讀書】常去逛逛曾經大有希望的項目、投資和事業的墓地，走出倖存偏誤

由於日常生活中更容易看到成功、看不到失敗，你會系統性地高估成功的希望。不瞭解現實的你對成功抱有一種幻想，認識不到成功的概率有多微弱。每位成功的作家背後都有100個作品賣不出去的作家，每個作品賣不出去的作家背後又有100個找不到出版社的作者，每個找不到出版社的作者背後又有數百個抽屜裡沉睡著剛動筆的手稿的寫作愛好者。而我們總是聽到成功者的故事，認識不到作家的成功概率有多小。攝影師、企業家、藝術家、運動員、建築師、諾貝爾獎得主、電視製作人和選美冠軍的情況也是一樣。媒體沒興趣去刨挖失敗者的墓地，這事也不歸他們負責。這意味著：要想緩解倖存偏誤，你就得瞭解這些。

在涉及金錢時你也會出現倖存偏誤：一位朋友想創辦一家公司，你也可以參與投資。你嗅到了機會：公司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微軟公司。的確有可能你運氣好，可現實又是如何呢?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公司根本成立不起來。還有一種可能是，3年之後公司破產了。3年後倖存下來的公司，大多數會萎縮為一家員工人數不足10人的小企業。你被媒體對成功公司的介紹迷惑了。可是，因此就不去冒險嗎?不是這樣，不過你在行動時一定要意識到，倖存偏誤這個小魔鬼會像哈哈鏡一樣扭曲概率。

我們就以道瓊斯指數為例吧。它由純粹的倖存者組成。因為失敗公司和小公司——也就是大多數公司——都不會出現在股票指數里。股票指數並不能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就像新聞不會報導所有音樂家一樣。你也應該懷疑那些暢銷圖書和成功教練，因為失敗者是不著書立說，不去演講他們的失敗的。

如果你本身就是「倖存者」的一分子，倖存偏誤就非常麻煩了。哪怕你的成功純屬偶然，你也會發現你與其他成功者的共同點，並將它們詮釋為「成功因素」。不過在逛失敗者(人員、公司等)的墓地時你會發現，這些人經常也運用了他們以為的「成功因素」。

當足夠多的科學家調查某種現象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中一些研究純屬巧合地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統計結果——比如喝紅葡萄酒和長壽之間的關係。於是這些(錯誤的)研究立即贏得了很高的知名度。這就是一個倖存偏誤。

倖存偏誤意味著：你系統性地高估了成功概率。

解決辦法：儘可能常去逛逛曾經大有希望的項目、投資和事業的墓地。這樣的散步雖然傷感，但對你是有好處的。

銀行理財應走出內部交易

UC創始人何小鵬：產品如何走出牛逼哄哄的國際化運營之路

奢侈品代工做品牌　STELLA LUNA走出自己路

8月9日下午5點，北京三里屯「星」光熠熠。Stella Luna旗艦店舉行了The Black Party，中港台著名影星鍾麗緹、超模王瀟雙雙出席，和其他模特兒在現場演繹Stella Luna和法國設計新星Anthony Vaccarello合作的鞋履系列，展示性感、冶艷、高貴的迷人魅力。

Stella Luna這個品牌， 素以能夠修飾女性腿部曲線，顯得高挑、性感，穿起來又很舒適著稱，深受一眾女星的支持和喜愛。大陸知名歌手那英曾穿著Anthony Vaccarello系列的皮靴，搭配一身黑色搖滾裝束，出席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今年5月，巴西著名演員兼國際名模Gisele Bundchen在紐約參加號稱「時尚界奧斯卡」的MET Ball晚會，也是穿著Stella Luna鞋子；去年10月25日，台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舉辦女明星的鞋履評比，藝人艾莉絲備受好評的過膝長筒靴也是Stella Luna。

但鮮少人知道，Stella Luna其實是個台灣品牌，母公司為世界排名前10的鞋業集團九興控股。從代工起家，在台灣發跡、大陸東莞茁壯、香港上巿，九興從2006年起，因為自創品牌，除了Stella Luna、還有針對年輕女性的What for、男鞋JKJY by Stella、以及合資品牌Pierre Balmain，逐漸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加上大陸勞工薪資上漲，原物料成本提升，中國大陸製造業遭遇景氣寒冬。九興同業、全球最大的鞋業代工廠寶成今年上半年業績就衰退0.2％。從2009年3月以來，滙豐中國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始終在50上下襬盪；今年9月最新的PMI也僅50.2，「代表中國製造業整體狀況，還在盤整階段，」花旗銀行中國研究與分析部助理副總裁王昕傑解讀。

去年九興整體營收15.5億美元，同比增長3.7％；今年上半年營收也僅上升2.1％至6億9760萬美元。但同期，自創品牌業績卻快速上揚，2012年漲幅21％，佔公司總營收7.7％，2008年只佔2％（其餘為代工業務，目前一年大約生產5500萬雙代工鞋子）。「今年預估也會高於整體業績增長，」Stella Luna品牌創意總監齊樂人自信地告訴《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自創品牌營收佔比可望5年內達到20％，「我們不是另個奢侈品牌，而是定位平價奢華（A¬ordable Luxury），目標成為世界知名品牌。」Stella Luna每雙鞋的平均售價258歐元（約2672港元），比Coach女鞋貴，但又只有Prada的三分之一價格。

去年12月，Stella Luna更在法國巴黎開歐洲第一家分店，正式進駐歐洲市場。「成績還不錯，巴黎是時尚業公認最難打進去的行業，如果這裡能做好，去到哪裡都沒有問題了，」齊樂人預計明年在巴黎再開一家店，之後進駐百貨公司，5年內進軍倫敦和意大利。雖然美洲暫未有分店，但齊樂人並沒否定在那裡開店的可能性。

截至今年六月底為止，九興自創品牌在日本、中國、台灣、科威特、黎巴嫩、菲律賓、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都設有分店，全球店數超過400家。「香港舖租太貴。在巴黎租舖一年的租金，在銅鑼灣只能租一個月，」齊樂人解釋，九興在香港上巿，卻沒在香港開店的原因。

如同多數台商一樣，創立於1982年的九興，最初做的也是廉價的PU鞋子，直到1996年接到Reebok， 以及其他品牌的鞋子，才開始提升技術含量。現時，九興研發、設計人員超過2600名，每年開發超過一萬款的特別設計。「我們必須比客戶的要求更挑剔，才能贏得信任，」齊樂人坦言，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甚至不惜犧牲眼前獲利。曾經，從沒做過羊皮高跟鞋的九興，接下Nine West單子，但生產過程出錯。「結果慘不忍睹，8000雙鞋子全都不能要了，全部重做，」齊樂人印象深刻地說，那是一次昂貴的學習經驗，卻也建立起客戶的認可，「我們不會為了利潤，而把品質不好的產品推出去。」

「細節，在任何一個地方，」齊樂人拿起桌面上的雜誌，審視著微微起皺的包裝膠袋，「像這樣的就不行了，高級品牌任何瑕疵都是不可以的。」這也是為何九興從來沒找過單子的原因，「信任很重要，客戶相信你能做出有質量的產品，自然就給你訂單，」他指出，縱然可能利潤低，但和高級品牌合作是重要的學習過程，對手工的要求越來越高，就像上階梯一樣。現在，LVMH、Bally、Prada、Armani、Nine West、Vera Wang等品牌，都是九興的客戶。因為這些代工經驗，提升了九興的研發和設計能力，因而自創品牌，用最好的材料，打造定位和價位「good money to value」鞋子。從設計到生產，每道工序都很嚴格把關，一雙鞋子產品要花上六個月時間。

只是，從代工轉向自創品牌，並不容易。「掌握市場訊息往往是一大難關，」香港中文大學巿場學系冼日明分析，相較代工只求效率、控制成本，建立品牌要顧及很多，也複雜得多，包括掌握消費者行為、宣傳、營銷、以及如何和零售商維持好關係等，「建立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過程或許是抬著錢去蝕的。」

留著長髮、長褲褲管向上捲起、打扮很有型的齊樂人，是九興自創品牌的關鍵人物。從小，他對藝術、繪畫都很有興趣，但大學順從父母期望就讀機械工程系，卻發現自己不適合，於是畢業後進入他舅父的公司九興，從業務做起。因為他對於美的事物一向很有興趣，很自然負責品牌經營。

「一雙好的鞋子，巿場分析、產品設計、製鞋技術三者缺一不可，」齊樂人舉例，設計前，他會和同事討論上季銷售前十名的作品，為什麼賣得好？還有哪些元素可以衍生？現有產品線還缺哪些鞋款？Stella Luna 2013秋冬設計理念，仍然融合巴黎式的優雅、建築結構幾何線條的現代感，因應現時全球景氣不振，設計也不花俏，顏色柔和，前些年流行的高防水台也不復見。女性選擇鞋子，重點應是穿上後的美感。美或不美，都是整體的線條和比例問題。「很多鞋子很好看，但穿在腳上，如果感覺不對，就是不適合。」為了加強製作工藝，九興去年也從法國挖來一位剛從奢侈品牌退休的製鞋技師。

不過，隨著自創品牌業績提升，不免遇到和代工廠商競爭的問題。如同台灣宏碁、華碩、明基一樣，品牌、代工業務最終還是分家。冼日明分析，九興自設品牌，如果日後自創品牌茁壯，很有可能成為代工客戶的競爭對手，客戶「抽單」的機會大增，研發資金或因而驟減，如何取得平衡是個挑戰。里昂證券研究報告也指出，受到全球景氣不振，加上部份客戶因為反常天氣而推遲訂單，直至2014年下半年之前，九興整體銷售額不易大幅增長。

對此， 九興瞭然於心。齊樂人分析，Stella Luna一開始定位平價奢華就是為了和代工客戶區隔，目前品牌規模也小。同時，為了擴大品牌產品線及營收，Stella Luna也會推出配件，例如手提袋，而在去年九興也推出男鞋品牌JKJY by Stella。「JKJY的命名來自九興兩位創辦人蔣志剛、陳建民的英文名字Jack Chiang、Jimmy Chen，」齊樂人觀察，紳士學成為新時尚運動，男性配件將是重要趨勢，追求品味與質感的男士，越來越渴望尋求時尚與工藝兼備的精品男鞋。

【總之】製造業轉型升級已是趨勢。九興從2006 年開始自創品牌，找到自己的巿場定位，未來也積極拓展歐洲市場，預計5 年內零售業務佔比達到20％。

走出去吧！強鄰壓境不是壞事

遷徙時代 走出去的中國資本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

遷徙時代 走出去的中國資本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