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9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能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到2025年，中國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經濟體。
此前兩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依次是韓國和中國臺灣。
林毅夫表示，到2025年，全世界將有39%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較之現在會翻番。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即使是考慮了匯率因素，也是如此。屆時，中國每年將貢獻全球GDP增量的30%以上。
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迄今已經40年。林毅夫說，1978年中國人均GDP156美元，當時世界平均數為490美元。當時，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中國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下。
他表示，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5%，貿易額年均增長14.8%，“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增長和開放的表現”。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林毅夫稱，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社會的中長期目標而言，中國正在走上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他堅信，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中國能夠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這也是能滿足中國政府和人民各方面目標的增長率”。
作為民營經濟最為發達、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的主要經濟指標均位居全國前列。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近日在全省對外開放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17年，全省對外貿易連續跨過三個千億美元臺階，出口占全國的比重達到12.7%；實際利用外資從132萬美元提高到179億美元，占全國的比重達到8.1%；境外投資從基本為零提高到96億美元，存量超過700億美元。
大開放有力地推動了大發展。車俊說，到2017年，浙江實現地區生產總值近5.2萬億元，相當於世界第18位的土耳其；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連續32年和16年居全國省區第一位，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36萬美元，成功邁進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浙江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無論是勞動力要素、土地等制度創新都走在全國前列。浙江最早在全國實行省管縣體制，縣域經濟、鄉鎮經濟都十分發達，每個縣都有自己的產業集群，形成了強大的產業競爭力，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最小。
近幾年，浙江產業轉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新動能不斷發展壯大。這其中，以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戰略新興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轉型升級帶動效應十分明顯。數據顯示，2017年浙江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4853億元，增長16.7%，占生產總值的9.4%，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
以信息經濟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高速發展，也推動了浙江工業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方向演進，助力浙江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浙江制造一直以小商品示人。不過，經過多年轉型升級後，這一格局已經發生顯著變化，高端制造業在浙江生根發芽。
早在2016年5月，浙江公布的《“浙江制造”品牌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6年-2018年)》提出，通過3年行動計劃的推進實施，加快提升浙江的本土制造能力和競爭力，努力推動本土制造邁向更高品質、更高水平，把“浙江制造”打造成中國制造的標桿。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按可比價格計算，浙江全部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8%，高出同期全省GDP增速0.4個百分點。這是自去年第三季度開始，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連續三個季度快於同期GDP。
從數據來看，去年第三季度，浙江工業增加值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快於地區生產總值增速，超出0.04個百分點，表明浙江工業再次成為浙江經濟穩中向好的主引擎。2017年全年數據顯示，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8.1%，超過同期GDP增速0.3個百分點，增速差比前三季度擴大0.26個百分點。到今年一季度，增速差擴大到0.4個百分點。
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一季度,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7.6%，同比提高0.1個百分點。在規模以上工業中，一季度，高技術、高新技術、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均高於規模以上工業，所占比重分別為12.2%、43.6%、40.0%和31.2%，拉動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8、4.2、4.2和3.9個百分點，醫藥、通信電子、汽車、儀器儀表、專用設備、電氣機械等行業分別增長20.5%、15.3%、14.5%、13.6%、11.4%和10.3%。
當前，電氣機械、電子信息、汽車等產業已分別躍升為浙江工業的第一、第三、第四大產業。海康威視、華三通信這樣的創新型企業最近幾年也脫穎而出，成為浙江著名的新興企業。
與此同時，浙江經濟運行也仍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浙江省統計局指出，總的來看，一季度浙江經濟延續平穩向好態勢，但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企業成本上升等問題仍困擾著一些企業，部分外貿企業匯兌損失擠占企業利潤，也影響企業後期訂單，同時還需防範互聯網金融和社會金融風險隱患。
國際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三元悖論”或稱“不可能性三角”，說的是一個開放經濟體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一國在現實經濟中最多只能同時實現三個目標當中的兩個：如果希望本國的貨幣政策自主，同時保持匯率穩定，那麽它就必須進行資本跨境流動管制；如果希望貨幣政策自主，同時資本自由流動，那麽就必須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同樣，如果希望匯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進出，則貨幣政策自主就難於實現。上面所說的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當然都是市場經濟體系所追求的良好狀態。“三元悖論”告訴我們，這種良好的狀態不可能實現，讓人多少有點失望。
然而，更讓人失望的是，“三元悖論”所分析的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現實中上演。很多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尚不成熟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都試圖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時盡可能地實現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自由進出），同時希望本國匯率穩定，更在意根據本國經濟狀況來制定自己的貨幣政策，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自主。但是，它們卻常常顧此失彼，既沒有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又因為國際資本大進大出而引起市場劇烈動蕩，貨幣大幅貶值，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極大負面沖擊。
這方面，最新鮮的例子就是近一段時間以來阿根廷、土耳其、俄羅斯、南非、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因美元加息縮表造成資本外流以致貨幣大幅貶值的場景。
2018年3月，由於美國經濟複蘇強勁加之通脹預期增強，美聯儲在去年幾次加息基礎上再次加息，同時收緊銀根。今年3月加息後，聯邦基金利率已達到1.5%~1.75%，預計6月再次加息已成定局，今年內可能還將加息2~3次。同時，由於銀根緊縮，美國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超過3%，達到近年來的最高水平。由於聯儲加息和美國債收益率上升，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的息差和收益率差都發生改變，國際資金市場隨之大幅動蕩，大量遊資從新興經濟體流出進入美國，有關國家不得不緊急加息以應對資本流出。即便如此，這些國家仍發生了本幣的大幅度貶值、利率高企、“股、債、匯三殺”的局面。譬如，今年以來，阿根廷比索對美元貶值18%，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18%，俄羅斯盧布貶值40%，哥倫比亞比索在過去5個月里累計下滑約23%，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匯率在最近三個月下跌了17%。由於這些國家為應對危機而大幅加息（阿根廷的基準利率達到40%），在經濟本就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產生極大沖擊。某種意義上，這些新興經濟體已經陷入了金融危機。
那麽，從新興經濟體流出的資金又去了哪里呢？當然主要是流到美國。由於美元是國際貨幣，國際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美國資本市場又是最大的金融投資品包括衍生金融產品市場，流出的資金便主要回流美國。特別是此輪資本流動是在美國不斷加息，也成為發達經濟體中唯一加息國，其他發達主要貨幣與美元利差明顯的情況下，遊資流動更是非美國莫屬。
當然，任何開放經濟體（包括美國）都面臨三元悖論，都有可能遭遇資本流動引發的金融危機。但是，由於美國是國際貨幣發行國，是美元體系的操控者，它面對資金流出和匯率變動的承受力和可選擇性比其他國家大得多。特別是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國不用承擔維護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穩定的責任，但仍享受國際貨幣發行國的“鑄幣稅”利益，天然地與其他國家處於不平等地位。美國的貨幣政策就是其他國家不得不面對國際貨幣政策環境，要麽跟隨它的特征，要麽承受它的沖擊。而美國只需要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決定貨幣政策，不必過於擔心匯率走低和資本流出（流出的美元變為有關國家官方儲備後也只能回流美國），其他兩角更多的是外部效應。反之，那些被美元和美國貨幣政策牽著鼻子走的不穩定的經濟體便代人受過，李代桃僵。
可見，新興經濟體總是在一輪又一輪的國際資本流動沖擊中被“割韭菜、薅羊毛”，蒙受巨大損失，根本原因在於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實體經濟支撐力，以及對美元戰車的過度依附。以我國為例，一方面，我國並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資金進出是有限制的，雖然國際遊資仍能通過各種合法或違規的灰色渠道進出，但已大大減少。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基本面尚好，也可以根據自己經濟情況采取適當的貨幣政策。有賴於此，此輪美國加息，我國也面臨著資金流出和貨幣貶值的壓力，人民幣對美元今年以來也有所貶值，但無論是資金流出還是貨幣貶值都不算明顯，在可控範圍之內。這固然有資本管制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中國經濟基本面比較穩定之故。
因此，從最近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的事件，以及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20年間一再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或可得出這樣一種認識：對於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很大程度上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如何在金融開放中破解“三元悖論”始終會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三元悖論”的三個角肯定不是等量齊觀的，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始終應該高於另外兩個目標。當市場制度成熟程度、金融當局調控與監管能力都不足的情況下，適當放棄或者部分放棄資金自由流動，允許匯率適度變動，都是新興經濟體在相當長時間內的次優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教授）
土耳其里拉崩潰，給了人們對“美元收割機”的想象空間。
事情還得從2016年10月說起。美籍牧師安德魯·布倫森在土耳其傳教，被土耳其官方指控為間諜，並從事恐怖活動。故土耳其將其關押至今，美國與土耳其有多次交涉，但土耳其均堅持自己的立場，美方對此頗有芥蒂。今年3月，特朗普對全球開征鋁和鐵關稅，考慮到土耳其里拉一直在貶值，特朗普在8月10日表示，要將對土耳其的關稅從原來的10%和25%提高到20%和50%，本就疲軟的里拉應聲下跌，最低到6.89的水平。8月1日到8月14日，土耳其里拉從4.9跌到6.9，半個月間跌幅達40%。這是自阿根廷比索危機之後的又一起貨幣崩潰事件，而且南非蘭特也緊隨其後。由於土耳其是歐盟成員國，歐洲其他國家也都持有土耳其資產，歐元也被拖累。而另一方面，美元則在8月15日站上了96.7的高位。
長期以來，由於存在著不同區域、類別資產收益之間的差別，過剩的全球資本四處遊蕩，以尋求超額收益。近幾十年來，最為流行的一種交易結構就是“廣義套息交易”——carry trade，主要是基於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不同的經濟增速和資金價格，一般的結構是從資金價格便宜的發達經濟體借入貨幣，包括日元、歐元和美元，換成經濟增長速度更高、資產回報更高的新興經濟體貨幣和資產，例如地產股票和各種直接投資。由於新興經濟體過去經歷的高速增長，通常使得它們的貨幣匯率也會有相應的升值，並且由於更多的海外投資湧入，這種升值的趨勢還可能會在某些時刻自我加強，因此投機資本可以在利率差和匯率差上同時獲得一定的收益。為了放大利潤，這些資本通常會進行高杠桿操作，這同融資炒股以及房地產抵押貸款沒什麽不同。
這種操作的風險是當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息差收斂時，還有新興市場匯率開始貶值時就會減少利潤，甚至招致損失，而這在美聯儲升息以及美元相對走強時就會發生。由於這類交易都帶有巨大的杠桿，所以一旦趨勢反轉，大量資金就會去杠桿，解除新興市場高風險資產上的頭寸，甚至開始做空，從而引發資產價格和匯率的崩潰，再帶動中長期資本的出走，從而形成大規模金融危機。這在1981~1985年拉丁美洲金融危機，1995~2000年東南亞和俄羅斯金融危機中都能夠找到類似模式。
土耳其里拉崩潰有其內在原因，比如長期依靠外債、經常賬戶長期赤字等。“里拉事件”的關鍵在哪里？在於它對歐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土耳其是歐盟重要的一個外圍合作夥伴，如果歐洲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德國的銀行，在土耳其有大量風險敞口的話，它的損失可能也是比較大的，那就可能把歐元拉倒。
而歐元一旦走弱，對美元就會走強。2015年8月11日，中國進行了“8·11匯改”，人民幣就開始了一個貶值周期，同時美元也在走強。後來人民幣從接近7的位置漲到接近6.3，這中間，歐元幫了很大忙。
2017年，大家都特別擔心歐洲會徹底崩潰，但是不管是法國大選、德國大選還是荷蘭大選，就像我們打這個德州撲克拿了同花順一樣的。歐洲是涉險過關，那這樣的話歐元就挺起來了。特別是去年年中之後，歐洲經濟強勢複蘇，人們預期歐央行會退出QE，歐元快速上升。但今年一季度開始，歐洲經濟不達預期，但美國經濟卻很好，這樣一個周期錯位，就是貨幣匯率相對波動的關鍵因素。
美元指數中，65%是跟歐元掛鉤的。匯率是一個相對強弱的指標，歐元強，美元就弱。美元指數一旦被壓下去，從當時的接近100壓回到90的時候，整個新興市場包括人民幣，也就松了一口氣。
如果土耳其里拉崩潰導致了這一輪歐元波動的話，那整個世界，特別是人民幣，又會承受新一輪的壓力。
當然土耳其的情形是比較複雜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一個強人，當時他號召國民把所有的歐元、美元、黃金都換成土耳其里拉。他說：他們有美元，我們有神。這句話一說里拉貶值更快。
現在市場擔心，這可能會成為新興市場新一輪動蕩的開始，也可能會成為影響人民幣的一個主要的外來沖擊。
總體而言，這是在美元走強的大環境下發生的。在全球視野下，美元的強弱會驅使資本的全球流動，美元強，新興市場的資金就會抽逃。包括中國2015年8月11日匯改到現在三年，外匯儲備水平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套利資本逃出所引致的。
如同三年前一樣，整個新興市場的船板再度劇烈地搖晃。歷史不會簡單重複，環境也日益複雜。與1997年不同的是，由於多數發達經濟體也在變得羸弱並且積極參與貨幣競爭，這次的風險和挑戰可能要大得多。中國歷來是新興市場的旗艦和壓艙石，具有風向標和最後防線的作用。中國應當拿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人民幣換回大量的股權、資源、品牌、技術等。再順勢使人民幣部分頂替美元成為資源國的儲備貨幣，握住全球生產鏈的上遊，以此為契機推動人民幣對大宗商品的計價、定價功能，並最終實現儲備貨幣地位。可以預見的是，國際利益的現實主義博弈將會由此變得更加激烈和精彩。
（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