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大的建商都想出清存貨轉行 溫州倒債風後 大陸房市泡沫風暴再起

豪车大甩卖——温州“跑路”潮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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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万元的豪车甩卖，到几十万的车纷纷出货，二手车商在温州民企跑路潮中收获意外之喜。而很多企业主仍焦急如热锅蚂蚁，他们仍在四处找钱的漫漫途中。

“就跟买菜一样”

2011年10月中旬，新华网等多家网媒转载了一则新闻：温州在进行一场豪车大甩卖。新闻的开头就像一句极具诱惑的广告词——一辆奔驰S600，市 场价260万元左右，现在只要40万元。

但昙花一现的豪车甩卖景象，在近日的温州是看不见了。温州市二手车商会秘书长陈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庆节前，二手车交易市场里百万元级别以上的车 多，现在是几十万的车比较多。

“我们开玩笑说，之前是头道贩子跑了，现在是二道贩子跑了。”在陈侠看来，被集中甩卖的豪车大多来自急于“跑路”的企业家。

豪车大甩卖——温州“跑路”潮后传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金萍 2011-11-24 14:55:13 来源:南方周末

「溫州式」危機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2/1296292.html

溫州市經信委9月底對855家重點監測企業訂單情況調查顯示，受原材料價格上漲與人民幣升值影響，21.6%的企業主動減少長單或推掉部分訂單。

這一數據更像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再次來襲，有專家指出，宏觀調控和世界經濟環境的趨緊只是為溫州經濟提供了一個加速下滑的契機。

經濟總體下滑風險正在逐步集聚和顯現。這是一個「溫州式」危機的樣本，更確切地說，是來自「塊狀經濟」發源地浙江的一個典型意義樣本。

「產業集群」困局

阮超文（化名）做了20多年的鞋廠現在又關閉了。他的工廠在溫州瑞安莘塍鎮??底工業區，這個鎮上，「阮」是一個大姓，做得好的時候，一聲「阮老闆」，這個工業區就可以找到好幾個人。

這個工廠在2008年的時候曾經關閉過一次，後來重新又開張了，現在生意不好，只好又關門了。

2008年時，只有2600家鞋類企業處於生存狀態，而在2005年同一時間，溫州有鞋企近4000家，從業人員40多萬，年產皮鞋6億雙左右。

「溫州鞋都」不過是浙江產業集群中的一個，浙江是我國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在過去的20多年，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形成了五六百個產業集群。

儘管如此，這些產業集群的抗風險能力並不強，這些處在產業集群最初階段的產業，被更多叫做「小狗經濟」，並漸漸發展成「塊狀經濟」。

比如，現在年銷售收入超千億的產業集群示範區數量，從2008年的3個增至2010年的5個，分別為杭州裝備製造、紹興縣紡織、蕭山化纖紡織、永康 (含武義、縉云)五金及寧波服裝產業集群，2010年42個產業集群示範區共實現利潤1045.4億元，比2008年增長30.6%。

這些產業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有阮超文的縮影。由於接不到訂單，阮超文的工廠不得不再次暫時性停產。這種「半停產」更多緣於浙江作坊式的生產，有訂單就生產，沒有訂單就「暫時性」關門。

艱難的年關

據法院部門統計，截至8月底，溫州市累計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同比增長25.73%，比一季度高出8.7個百分點；涉案金額50多億元，同比增長71%，其中8月份涉案金額達10.7億，是1月份的2.69倍。

此前，溫州市政府的一份相關報告稱，隨著年關還貸高峰期來臨，為防實體企業資金鏈危機，溫州有關部門將對17個行業進行摸底，在產業升級、主營業務、資金來源等方面展開全方位調查。

這都是緣於今年企業利潤的一再滑坡，傳統行業出現了「萎縮」，比如1~7月，溫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0%，增幅不斷回落。其中，小型 企業回落最為明顯，利潤同比僅增長6.9%，較上半年回落2.3個百分點。利潤增幅比銷售產值增幅低了7.1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別擴大了3.4 和0.9個百分點，表明「增產不增收」情況加劇。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這只是本輪經濟調整表象的一個開始，每一次的經濟調控，都不可避免會有企業倒閉的情況，這是市場的一種正常洗牌，是優勝劣汰的一種必然結果。

這或許忽視了危機的程度，來自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上半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人民幣，有90%的家庭或個人、59.6%的企業參與。其中，用於一般生產經營的僅佔35%，用於房地產的佔20%，停留在民間借貸市場的規模高達40%。

換言之，一旦溫州經濟出現坍塌性危機，就會引發瘋狂的連鎖反應。

「我向您匯報一下」——溫州商人林春平的資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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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並不起眼的溫州商人，收購了美國一家並不起眼的破產銀行。但由於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加上他的言行舉止有意無意中暗合了地方對於扭轉產業和金融形象的期許，一時間成為風雲人物。

2012年2月6日下午5點多，《溫州日報》記者急衝沖趕到春平集團董事長林春平的辦公室，「我們要採訪你。這是市里布置的緊急任務。」

一個多星期前，浙江省民營經濟大會召開。浙江省一位領導點了林的名，「溫州有位企業家林春平，他收購了美國的一家銀行，了不起！」第二天，林春平買下美國大西洋銀行的報導登上了《浙江日報》頭版。

在此之前，這個自稱「身高1米69，白酒可以喝一斤多」的溫州商人，在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眼裡「只能算二三流的企業家」。

溫州正籌備申報「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以期在民間金融體系和風險防範體系等方面先行試驗。溫州市政府一位人才稱林春平聲收購海外銀行之舉「樹立了良好形象，有助於改革試驗區的申報。 （CFP/圖）

半推半就站上英雄台

儘管林春平一再稱這個收購來的小銀行只是「抱來的女兒」，他還是賣著他的大米和羅漢果，做著他的牛皮生意，但事實上他惦記這個「女兒」已經很久了。

鏈接

溫商代表性「出海」事件

1.聯合購入何鴻燊郵輪

2011年9月，溫州民間資本聯合福建、香港和台灣三地資本收購原主人為「賭王」何鴻燊的「亞洲之星」豪華郵輪，並在香港辦理了交接手續。出資主體是此前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在香港成立的中國海洋產業投資公司。

2.葉茂西拿下英國一電視台

2009年7月，中國商人葉茂西宣佈旗下的西京集團全資收購英國本土一家衛星電視台（普羅派樂電視台），並號稱是「唯一由中國民資投資的，直接針對歐洲市 場」的電視台。葉茂西被稱為「印刷大王」，彼時身兼北京市溫州商會會長、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常委、北京市工商聯執委、中國絲網印刷協會理事長等職。

3.潘長海等人拿下皮爾·卡丹

2009年，潘長海（株洲市溫州商會會長）、孫小飛、陳小飛、洪建巧等溫州商人組團收購皮爾·卡丹。事件一波三折，最終他們以3700萬歐元的價格取得皮爾·卡丹大中國區皮具、針織服裝、皮鞋等部分商標的使用權。

4.張進云等人買下阿聯酋人工島

2007年，加拿大溫州商會會長張進云與阿聯酋與當地政府簽約，試圖以50億元人民幣，買下當地即將填海建造的人工島「丹娜島」上50萬平方米土地的永久 所有權。另一位溫州開發商周建芝則獲得了在拉斯海馬陸地上的一塊30萬平方米土地的永久所有權，簽約資金約20億元人民幣。

5.王偉勝等人拿下阿聯酋一電視台

2006年，溫州華星集團董事長王偉勝，和朋友一起收購阿聯酋的一家名為阿拉迪爾的國有電視台，並將其改名為阿拉伯亞洲商務衛視。他1998年到迪拜淘金，第二年創辦阿聯酋迪拜華人網，是最早在迪拜做服裝生意的中國人之一。

6.曾昌飈拿下平壤第一百貨大樓

2004年，中旭集團董事長、時任瀋陽溫州商會副會長的曾昌飈（現任遼寧省浙江商會會長），拿下平壤第一百貨大樓的十年經營權。這座百貨大樓營業面積 3.6萬平方米，貨物總價值不超過人民幣50萬元，曾昌飈彼時聲稱將投資5000萬元對整個大樓進行改建裝修，並「建成朝鮮最大最好的百貨商場」。

7.徐益忠拿下ELIOS

2004年，徐益忠旗下的溫州飛雕電器以550萬歐元收購了意大利一家年產值800多萬歐元、有50多年歷史的牆壁開關企業——ELIOS。42歲的林春平掌控的春平集團，旗下15家子公司遍佈亞、非、歐、北美四大洲。其官方網站稱，2011年春平集團總產值達到50個億。其中大宗商品境外轉口貿易和牛皮加工為利潤大頭，其它業務還包括加工米、羅漢果飲料、圓珠筆，以及對外出租一座位於加納的銅礦。

林的野心顯然不僅僅在於此。

「溫州人號稱中國的猶太人，現在溫州人把猶太人的銀行買下來了，說明溫州人天然具有金融家的腦子。」2012年2月1日，首屆「世界溫商大會」，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當著台下1300多名世界各地歸鄉溫商的面，特意誇讚了林春平。

林買下的這家原為猶太人所有的大西洋銀行位於美國特拉華州，是一家只擁有二十多個網點的小銀行。總資產20億美元，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宣告破產。

為了避開美國法院的背景審查，在律師團的指點下，林春平於2010年6月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春平國際金融控股集團，而後在美國展開收購工作。耗資 6000萬美元的交易於2011年11月完成後，他將之更名為「美國新匯豐銀行」，其中「新匯豐」的英文為「NEW HSBC」，即在匯豐銀行的英文簡稱前加了一個「NEW（新的）」。

林春平對收購細節語焉不詳。只說成功收購的關鍵是「感動了負責批准此項收購的法官」、「可以給我的海外形象加分」、「有安全感」（特拉華州擁有全美最健全的公司法，如果有政府去調查林春平的銀行，得到的所有信息將只有「Chinese」和「Chunping Lin」）諸如此類。

據林春平稱，這家沒有官方網站、幾乎查不到任何公開信息的「新匯豐銀行」正處在試營業期，但已經吸收了4000萬美元存款，為了規避風險，「三至五年內不開展貸款業務」，只開展存款、匯款和離岸業務，利用資金轉存業務。

在美國，對於金額低於2萬美元的存款，大銀行不但不提供利息，而且要求儲戶繳納保管費。新匯豐銀行將提供少量利息以吸納2萬美元以內的存款，然後將 這些存款打包轉存給美國大型金融機構，賺取利息差價，以養活其二十多人的員工團隊。儘管如此，「每年可獲得500萬-600萬美元的利潤。」

「我現在算是一名小小的銀行家了。」林春平邊伸出小指頭比劃道。「收購美國的銀行，這可是華人有史以來第一次。」

「目前，至少有六七家溫商企業在洽談對海外金融機構的收購。」一位不願具名的溫州政府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林春平收購美國的銀行，建立了良好形象和示範效應，有助於溫州申辦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林春平在美國收購的雖是一家「看不上眼的小銀行」，但被不由分說地戴上大紅花，推上英雄台。

林春平的真正意圖是什麼？表面上出於「海外的資金總得有個去向」的考慮，事實上，從一開始，林春平瞄準的目標就不是海外，而是中國境內的銀行業。「三五年會有動作，時機成熟的時候我肯定會在國內金融業插一手的。」

「我對中國的銀行非常瞭解。」林春平說，他的妻子就是在銀行工作的。他說前不久他們剛跟十幾位銀行行長一起吃過飯。

在此之前，他曾密切關注並有意參與在溫州建立中國首家華僑銀行。當被問此事進展時，林春平的回覆是「八字都還沒一撇呢」。

「溫州人一直有一種情結，想從企業家變成金融家、資本家。但是國內進入銀行業很難。」周德文說。本屆溫商大會上，500餘個招商項目當中，金融業項目只有10個，但卻是溫商關注度最高的。

安南兒子的「同學兼室友」

這位特殊的「同學兼室友」為其指明了一條非洲投資之路，甚至通過牽線搭橋幫助他認識了一些國家的總統或副總統。

1970年，林春平出生於溫州澤雅鎮山區。16歲跟隨父親到廣西做皮革生意。他在三四個月內就學會了桂林方言。直到現在，林春平稱自己會講上百種方言和外語，甚至「廣東話講得比溫州話要好」，這為他積累人脈資源帶來了很大便利。

春平集團至今流傳著一種說法：有一次，一位國家領導人到加納訪問時，隨行的翻譯人員應付不來的當地土語，林春平卻能交流自如，於是做了一回臨時翻譯，「他在領導人面前表現了一把」。

1989年，林春平考入了深圳大學文史類專業。大學期間，他將父親的紐扣和皮革生意「發揚光大」並獨當一面，畢業前擁有了約600萬元的身家。

踏出校門時，正值溫州商人王均瑤（均瑤集團創始人，已去世）和一位四川商人經營航空包機，便跟風進入了這個行當，成立了他自己的第一家公司——林鵬航空包機有限公司，並開通了6條航線，「手上有了錢，野心就開始膨脹。」

結果，一年的時間，他不但把全部的身家虧了精光，還背上了兩千多萬元的債務——80%是「從七大姑八大姨那兒借來的」。

「跟最近兩年溫州民間借貸風波情況是一樣的，只是我沒有『跑路』。」林春平猛吸了一口「中華煙」，一字一頓地講道，「可是，沒有民間金融，哪來溫州老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為什麼三分四分合法，五分六分就不合法？」

1995年春節前，「也曾經想過自殺」的林春平回到溫州老家，晚上跟十幾個債主一起喝著幾毛錢一瓶的黃酒，「給我四五年時間，我一定將債還清」。這一次「債務談判」的成果是，「他們又湊了近20萬元，來幫我東山再起」。

這次「危機」讓林春平養成了一個至今仍保持的習慣：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以保持頭腦清醒。

重新積聚財富的途徑是：拿家族老本行的皮革產品到新加坡做轉口貿易。這也促成了林春平在新加坡的求學之旅。在新加坡商學院讀書時，他認識了聯合國前 秘書長安南的兒子。林春平說他的這位特殊的「同學兼室友」為其指明了一條非洲投資之路，甚至通過牽線搭橋幫助他認識了一些國家的總統或副總統。

用了不到四年時間，靠著往返廣州和加納，將10元進價的牛仔褲賣到10美元，林春平不但償還了所有欠債，還額外支付給鄉親們1000萬元作為回報。 2001年，他又在加納以50萬美元買下了一座有伴生黃金的銅礦之永久開採權。現在，這座銅礦為林春平每年帶來二百多萬美元的開採租金。

可是林春平並不樂意聽到別人說安南是其「貴人」的說法。「我這位同學打開了一個舞台，但我還是要靠自己的實力上去表演的。」他聲稱偶爾還會聯繫下老同學，「人家是個大忙人」。

緊跟形勢的「小老弟」

「林春平在溫州吃得開，得益於他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係。」

「房地產？擔保公司？我從來沒有碰過！」林春平瞪著眼睛，誇張地擺著手。他肢體語言豐富，說話眉飛色舞，嗓門巨大，喜歡用「我這個人比較幽默」「語言這方面我可能是天才」之類的句式。

儘管沒有從事房地產行業，但林春平始終對土地的價格多留個心眼。兩年前，林春平購入溫州農業開發區14畝土地作為辦公場所之一。每畝土地500萬，耗資7000萬購入土地，林春平覺得很划算，「因為那個地段附近即將開發商業地產」。

2012年2月6日，當南方週末記者來到春平集團位於農業開發區的這一廠區時，開工的工人只有數十名。其中一個生產塑料筆的車間，只有三名工人在工作。據春平集團一位人士介紹，在這個佔地14畝的辦公地點，從事行政工作的人員只有五六名。

「做實業永遠有機會」是林春平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最為頻繁的一句話。這一「金句」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實業致富」的口號不謀而合。而為了改變產業空心化的形象，溫州市不斷為自己貼上「回歸實業」的意願性標籤，本屆世界溫商大會的口號正是「振興溫州實業」。

某次在一個有當地官員出席的飯局上，周德文對林春平開玩笑說：「小老弟，你真的是『緊跟形勢』啊，總是跟市領導保持著高度一致。」林春平對此報以大笑。

「林春平在溫州吃得開，得益於他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係。」一位熟悉林春平的外地溫州商會會長說。他對溫州的投資環境表示失望，甚至想過「一輩子都不回溫州投資了」。而林春平在溫州卻如魚得水，他對林春平的高調有些許反感。

2012年1月18日，林春平首次當選為溫州市政協委員。

林春平在溫州的幾處辦公地點，裝修的「標準配置」都是走道上懸掛若干他與國家或各省市領導人的合影，辦公桌上擺一隻金蟾，身後的書架豎滿數十本商海秘笈、人生哲學類的書籍。

春平集團出品的大米，商標是林春平的頭像。「我這是『以人頭擔保』是放心糧。」林春平說。其羅漢果涼茶產值達到1億。「別看產值小，利潤很可觀。」林春平說，他的羅漢果涼茶賣得較貴，而且宣傳廣告費用極少，因為主要是政府採購——溫州市開「兩會」都是指定用的這一飲料。

林春平從未為貸款發愁。「太容易了。向您匯報一下，下午剛有三個銀行行長問我要不要貸個三五千萬。」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我向您匯報一下」——這是林春平講話時的習慣性用語。

溫州金融試驗放閘

溫州危機促成溫州試驗。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下稱《方案》）。

　　從提出設想到擬定上報，獲批，溫州試驗推進迅速，耗時僅半年。《方案》中定下12項任務，涵蓋規範發展民間融資、金融機構准入、個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產品創新、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描摹了一個多元的金融體系，為金融業的對內開放打開了一定空間。

　　其中釋放的最強烈信號，莫過於對當地活躍的民間金融充分肯定，並承認溫州問題在全國具有代表意義，決心探索解決這一問題。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不乏進退猶疑，在外部性強、壟斷度高的金融領域尤其如此。溫州試驗消息傳來，浙江省副省長、中共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將其稱做一次「再出發」。

　　不過，相比於溫州上報的方案，國務院批覆的《方案》迴避或模糊了利率市場化、開放民營銀行這兩項外界期待頗高的嘗試，顯示出高層在核心問題上仍然存有顧慮。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溫州改革的「試驗」意味。

　　與《方案》本身相比，後續細則的制定和落實更為市場期待。它將決定溫州改革會否是一道前途光明卻沒有現實路徑的「玻璃門」。

風雨再出發

　　試驗緣於迫在眉睫的現實風險。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提出始於去年10月。以發達的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聞名的溫州，在去年下半年宏觀環境的連續衝擊下，呈現飄搖之勢。資金鏈斷裂、老闆跑路甚至自殺的新聞，不時現諸報端。長期以來沒有「身份」的民間金融如再不被正視，溫州將面臨崩盤的可能。

　　江浙是中國民營經濟發祥之地，也有著悠久的民間借貸傳統，溫州尤為典型。基於人際關係、盤根錯節的民間借貸，在中國正規金融體系中一直難以獲得 承認，成為巨大而不透明的暗盤。但正因為其「隱身於地下」，所以幾乎完全市場化，能靈敏而準確地反映資金供給情況。因此，里昂證券在持續追蹤溫州基礎上發 佈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也成為資本市場上響噹噹的產品。

　　中金公司分析師毛軍華和羅景去年10月的報告在央行統計基礎上估算，溫州2011年截至二季度民間借貸餘額為1100 億元，據此推算2011年同期全國民間借貸餘額約為3.8萬億元，佔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總規模約33%，相當於銀行總貸款的7%。

　　來自央行的統計略顯保守。里昂證券去年6月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引用資金掮客的估計，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達到7000億元到9000億元，年化利率66%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其中，60%-70%的貸款進入企業用於運轉或償債，個人借貸主要用於炒股和炒房。

　　截至今年3月20日，溫州市銀行業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餘額6757億元，人民幣貸款餘額6261億元。如按里昂證券的調研，溫州金融的體外循環，已接近「正規軍」的體量。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胡必亮在今年2月赴溫州調研後，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溫州的民營企業及經營者幾乎全部參與民間金 融，80%以上的居民參與了民間金融，政府官員基本上全面參與民間金融；近年來借貸利率不斷創新高，折成年利率後普遍達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 100%以上。單筆借貸數額不斷提高，出現了不少億元以上單筆借貸，有民營老闆跳樓自殺，更多人一走了之。當地企業家認為目前問題是冰山一角，如處理不 當，會有更多嚴重問題。

　　胡必亮的判斷是，這場民間金融危機不僅是溫州的地方危機，「而是目前改革發展階段所要解決的極其普遍、十分重要而又非常難以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即在外資進入不多、國家投資很少、金融管制很嚴、企業家精神又很強、經濟發展勢頭也較盛的地區，究竟如何認識和發展當地民間金融問題」。

五個月成型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介紹說：「溫州的金融改革從1980年10月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開始，到今天已經32年。這種基層自發的金融改革現今已不適合。」

　　溫州的民間金融問題之所以這幾年集中突顯出來，胡必亮認為，原因之一是溫州民間金融的制度化安排近些年大大減弱了，即政府允許民間金融活動以一 定的組織形式公開開展金融業務的程度，比改革開放初期總體上是降低了。較之以前，更多的民間金融從地上轉入地下，利率逐年升高，風險不斷增大。

　　對此，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將基層改革的積極性與頂層設計相結合，以此推動金融改革深化。

　　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浙江調研期間，溫州方面就提出設立民間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想法，希望將民間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軌道、降低市場利 率和風險，引導民間資本早日實現「陽光化」。這個想法得到了認可。隨後，在溫州提交方案的基礎上，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提出修改意見，並徵求7個部委（包括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考意見。此間，國務院四位參事經過實地調研，形成書面材料，四次上報國務 院，兩次面見溫家寶總理，提出應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至3月28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獲批，僅五個月的時間，一份涉及區域金融體制改 革、民間資金疏導的試點方案成型。其第一項任務就是「規範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範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 系。」《方案》也明確指出，以解決溫州問題，引導民間融資規範發展為導向的金融綜合改革，「不僅對溫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發 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據瞭解，在綜合試驗區獲批後，浙江省將成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領導小組」，負責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方案的實施指導和幫助協調 推進工作。溫州市也將成立由主要領導任組長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協調小組」和若干工作推進組，協調和推進各項改革的具體推進工作。

　　一系列改革細則或將陸續出台。「如果說前段時間各部門齊心協力為試驗區批覆而忙碌，那麼，從現在開始要為一攬子項目推出而忙碌。」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

「關鍵兩項」缺失

　　胡必亮將「實行利率自由化」 和「一步到位，即允許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直接從事所有的銀行業務」稱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的關鍵兩項。但前者在國務院批覆的《方案》中未獲批准，後者則表述模糊。

　　巴克萊資本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表示，對此次溫州金融改革，他較為關注利率放開的問題。「為什麼一些正規金融機構不做中小企業，而是民間機構 在做？說明進入正規系統以後可能就做不了，或者制度不鼓勵它做。」黃益平指出，溫州很多民間借貸利率都是16%、17%，正規系統亦能達到，但存款利率不 能靈活，籌資成為問題。因此，「利率是一個比較大的限制。」

　　溫州此前申報的方案中提到，有限度地放開銀行機構存貸款利率，縮小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的利率雙軌制差距，指導新型金融組織實施規範的市場化利率。各類貸款利率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法定貸款利率4倍內可以自由浮動，由借貸雙方自行議定。

　　「以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規範的市場利率和新型金融組織靈活的市場化利率，引導民間借貸利率，影響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利率，逐步邁出利率市場化步伐。」申報材料顯示。

　　但利率市場化在最終批覆的《方案》中被去掉。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對財新記者表示：「要使金融體系真的發揮作用，定價是關鍵的一環。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卻不試了，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其次，申報資料中，溫州希望在江浙民資期盼已久的民營銀行方面捅開一個口子，申請「開展以民資和僑資為主的溫州民營銀行試點，為大量民間資本提 供投資渠道和專業服務」。《方案》對此的表述則為「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 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上述表述，從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從積極的角度去看，不需要規定可以做（民營銀行），只要規定一些政策，溫州得到這個信號，就可以突破。」原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政 策研究室主任，現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對財新記者解讀道：「村鎮銀行全國多的是，如果堅持現有的銀行控股，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把（銀行控股）這一條 抽掉，內容不一樣了，就是我們說的小銀行。」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也認為，如按照現行辦法，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基本不可行，「比成立 一家新的村鎮銀行還難」。他認為：「必須要拿一些新的思路出來，大幅度降低准入條件。鼓勵創新，培育創新，適當放權，打破條條框框。」

　　不過，王君認為，《方案》整體「重機構」，忽視了現有金融機構無法發揮作用的最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金融機構沒有符合中小企業需要的貸款產 品，從根本上說，無論大的小的機構都是官辦色彩較濃，聽命於政府和監管當局，沒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風險管理體系。」他主張溫州「應該拿兩家（金融機構）出 來，在法律範圍和審慎指標內真正市場化運行」 。

　　黃益平則認為，還應該設置一定的政策區隔，保證中小金融機構長期服務於地方和中小企業。

　　「中小金融機構過去也在發展，但是只要做得比較好了，就會想做大。這說明市場競爭還不夠，做大相對比較容易，只要抓到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光賺利 差就很容易，誰願意冒很大的風險去做中小企業？」他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在於，大的很大，中型的也很多，小的很缺。不能限制人家變，但要在不同的政策 框架下做，可以重新申請執照。」

　　而這些具體構想能否實現，則取決於《方案》的後續實施細則的出台。

　　「在金融改革方面，綜合試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提出很多方向性的東西。這些政策很好，關鍵是有些部門要認真貫徹落實，盡快拿出實施細則。」焦瑾璞說，「不能再給大家形成玻璃門，前面一片光明，就是沒有出路。」

　　而一位不願具名的金融專家則指出，「『十二條』都是在以前的文件中反覆提過，彙總出來的，了無新意。執行起來，一看中央的意願，二看溫州的能力。」

誰啃了溫州「小貸」的香餑餑？

市場的疲弱並不影響資金對於溫州綜改概念股的追捧。

4月6日，浙江東日開盤後再度衝擊漲停板，這是3月29日以來，浙江東日連續第四個交易日封於漲停板。

而讓浙江東日連續暴漲的，正是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出爐，3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浙江東日因為參股溫州銀行而被視為板塊領頭羊。

在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有關於「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的表述。

據此，「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公司在政策的沐浴下或將蛻變成小型村鎮銀行，這對於早在3年前擠破腦袋欲進軍銀行業的溫州本地資本，尤其是頗具實力的上市集團公司來說，無非是等到了出頭之日。

截至2012年3月，溫州本地小額貸款公司一共27家。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這27家小額貸款公司的發起人中9成均為溫州本地企業，且主發起人多為當地各縣（區）的龍頭企業，如開元集團、瑞立集團、廣泰建設集團等。

值得關注的是，主發起人中出現了上市公司大股東，如華峰集團（華峰氨綸002064.SZ、華峰超纖300180.SZ）、正泰集團（正泰電器601877.SH）、森馬集團（森馬服飾002563.SZ）、奧康集團（奧康股份已過會）。

由溫州瑞安人黃偉掌舵的「新湖系」對於溫州本土的小額貸款公司青睞有加，但無果而終；但新湖系在本次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中並非一無所獲，其通過哈高科（600095）參股了溫州銀行。

誰「搶」了第一隻螃蟹

2005年10月，率先在山西、陝西、四川、貴州、內蒙古五省開始了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

如此一來，國內由私人出資「只貸不存」的非銀行機構誕生了，旨在服務「三農」小企業，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而2008年5月，中國銀監會和央行聯合頒佈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也點燃了溫州資本進軍「小貸」的熱情。

浙江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人士表示，「政策剛出來的時候，當時各地包括縣政府、企業甚至個人投資者積極性都很高，想通過小額貸款公司作為跳板進軍門檻較高的銀行業。」

「但當時想拿這張『金融牌照』不容易，最初每個縣只有一個名額，所以一般當地實力最強的民企才能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發起人。」該人士進一步對記者表示。

截至2009年3月，浙江省共批准設立了小額貸款公司56家，其中民間資本頗為活躍的溫州便佔了8家。

溫州的蒼南、永嘉、瑞安三地的首批小額貸款公司名單率先出爐，分別是蒼南聯信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永嘉縣瑞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和瑞安華峰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而背後摘得主發起人資格的分別是天信儀表集團、奧康集團和華峰集團。

溫州樂清則是出現了「雙雄」奪一牌照的局面。

華 儀電氣（600290.SH）系當地第一家上市公司，2008年末總資產和淨資產分別為11.32億元和4.08億元；而正泰集團當時雖未有上市資產，但 其旗下的低壓電器龍頭製造商浙江正泰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的總資產和淨資產便分別達到了19.98億元和11.05億元。

最後，樂清首家「小貸」花落正泰集團——樂清市正泰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而浙江正泰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正泰電器，601877.SH）亦於2010年1月21日登入滬市主板。

值得關注的是，溫州共有11個縣（市、區），最後組建小額貸款公司是文成、泰順、洞頭三地，其中洞頭縣誠意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於2010年7月才成立。

對於別的縣區遲遲未設，前述浙江小額貸款公司人士對記者亦稱，「不是這幾個縣對設立小貸不感興趣，而是設立小貸公司有硬性門檻，這把一大部分有意向當主發起人的企業擋在了門外。」

據《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登記管理暫行辦法》，小額貸款公司設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最低門檻為5000萬元（欠發達縣城不低於2000萬元），而設立為股份有限公司門檻為8000萬元（欠發達縣城不低於3000萬元），且均為一次性足額繳納的貨幣出資。

工商資料顯示，文成縣百川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洞頭縣誠意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僅為6000萬元；依此看，文成、洞頭兩地小額貸款公司註冊資本不足8000萬元，是按「欠發達縣城」3000萬元的標準執行。

上市巨頭圍獵「雞肋」盛宴

溫州本土具有上市資產的民企集團自然成了這場「小貸」盛宴的主要饕餮者。但這場盛宴明明是無錢可賺的「雞肋」，但還是為了村鎮銀行的綠色通道而趨之若鶩。

除了前述樂清市正泰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有正泰集團持股20%外，另有溫州市甌海恆隆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恆隆小貸）和瑞安華峰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峰小貸）分別有森馬集團和華峰集團壓陣。

森馬集團系中小板企業森馬服飾（002563.SZ）的控股股東，其於2009年1月6日聯手15家溫州本地企業以及3位自然人成立了恆隆小貸，註冊資本為20000萬元，實際控制人為森馬集團董事長邱光和。其中森馬集團持有其20%的股權為第一大股東。

而溫州瑞安尤氏家族92.17%絕對控制的華峰集團旗下有上市資產華峰氨綸（002064.SZ）和華峰超纖（300180.SZ）。

據華峰超纖招股說明書，華峰小貸成立於2008年11月，出資人包括華峰集團在內的15家企業和5名自然人，註冊資本20000萬元，其中華峰集團為主發起人，持有股權20%。

隨著2009年溫州當地對小額貸款公司政策的放開，華峰集團持股比例提到30%。而截至目前華峰小貸的註冊資本已升至80000萬元，為目前溫州27家小貸公司中註冊資本最高。

一位對小額貸款公司熟悉的浙江資本人士對記者表示，「當初參與小貸公司業務還是對村鎮銀行的預期，小貸公司對母公司貢獻的利潤微不足道。」

「另外受制於小貸公司只允許貸不允許存限制，以及不得超過2家銀行融資且要低於資產淨額50%的規定，小貸公司成了區域性『雞肋』，其服務功能沒有真正釋放。」該資本人士進一步表示。

華峰小貸財務數據顯示，2009年其總資產為53272.21萬元、淨資產為42643.19萬元，2009年實現營業收入5008.41萬元、淨利潤2634.29萬元。

這2634.29萬元的淨利潤分攤給

華峰集團（持股比例20%）僅有526.86萬元；可以比較的是，同期尤氏家族控制的上市資產華峰氨綸和華峰超纖為其貢獻了5564.76萬元和3826.09萬元淨利潤。

除了上述已有上市資產的溫州本地集團外，即將披上上市光環的溫州資本有奧康集團和浙江誠意藥業有限公司。

永嘉縣瑞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發起人便是奧康集團，目前奧康集團持有該小額貸款公司19%的股份。

奧康集團旗下浙江奧康鞋業股份有限公司早於2011年9月23日便過了證監會發審會，但至今仍未發行。

而浙江誠意藥業有限公司則是洞頭縣誠意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發起人，屬溫州「欠發達縣城」洞頭的擬上市企業。據悉，誠意藥業早於2010年便有上市意向，但至今還未進入證監會預披露階段。

「出局者」的金融版圖

新湖中寶（600208.SH）或許只能與本次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小貸」盛宴擦肩而過。

新湖中寶系「新湖系」旗下上市平台，實際控制人為資本浙江民營資本大鱷黃偉，而黃偉為地道的溫州瑞安人。

緊隨《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後，嗅覺靈敏的新湖中寶第一時間欲進軍溫州小額貸款業務。

2008年8月22日，新湖中寶發佈董事會決議公告，擬斥資4000萬元參與籌建「瑞安新湖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湖小貸），「新湖小貸」註冊資本為20000萬元，其中新湖中寶持股20%股份而為主發起人。

然而，光打雷卻沒下雨。新湖中寶籌建「新湖小貸」事項卻沒有了下文。

記者發現，目前溫州本地27家小額貸款公司亦無「新湖小貸」的身影；記者進一步通過溫州市企業信用網也未能查詢到「新湖小貸」的相關工商信息。

4月6日，新湖中寶董秘虞迪鋒頗為肯定地告訴記者，「當時這家小額貸款公司沒有設立。」但對於具體原因，虞迪鋒未作解釋。

在目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相關「小貸」政策下，新湖中寶未能擁有溫州小額貸款公司股權，虞迪鋒話語間流露出一些遺憾，「當初假如公司成立，現在看來蠻好的……」

其實，新湖中寶不乏參股銀行的足跡，通過持股小額貸款公司涉足村鎮銀行或只是其中的一個嘗試而已。

盛 京銀行目前「在會」14家城（農）商行之一，目前新湖中寶持有其30000萬股，持股比例為8.12%。參考2011年9月方正證券以5元/股、12.5 倍市盈率的價格入股盛京銀行，若盛京銀行順利發行，且發行價在8-10元一線，那新湖中寶所持股份市值將達24億-30億元，是其入股成本4.5億元的 5.3-6.7倍。

而成都農村商業銀行成立於2009年12月31日，註冊資本58.98億元，新湖中寶投入4.88億元，持股比例為8.27%的股權，為其第二大企業法人股東。

2011年2月，新湖中寶擬以1.6元的價格增資2.63億股，增資後持股比例為7.5%。

吉林銀行則是新湖中寶另一參股城商行，據2011年中報，其持有吉林銀行10000萬股，持股比例為1.52%。

與此同時，新湖中寶除了參股銀行外，還涉足了證券、期貨領域。

新湖中寶旗下擁有新湖期貨有限公司，持有89.29%的股權；而湘財證券和長城證券已有其參股身影。

目前哈高科（600095.SH）則是黃偉掌舵「新湖系」的另一資本運作平台。

哈高科與本次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密切相關，因其參股溫州銀行4562.47萬股而成為近期二級市場被炒作的對象。

哈 高科近4個交易日最大漲幅超過20%，4月6日，哈高科報收6.61元，漲幅為2.01%。對於溫州金融試驗區引爆二級市場，上海一位券商分析師對記者表 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目前只是作為框架性文件提出來了，具體還得一步步落實；參股小貸公司以及溫州銀行的好處也不會短期內體現，取決於小貸公司和 溫州銀行如何在政策下具體運營。」

溫州精神，輸了走人！ 貓王炒股日記

溫家寶上述的講話，我貓王希望這是假話！中央其實心裡有 數，容許大型銀行壟斷市場，並讓它們賺取較大的存貸息差。靠存貸息差為主要的收入，以現代銀行業的概念來說，業務單調了，以現代的角度看這是老套的經營方 法。但是，我中國如果真的遵循著社會主義的國策來治，還是應該要保留一些金融調控的皮斧。我必須重申一句，世界金融體就是一個泡沫，中國的金融體更是用污 水吹出來的泡沬，現在中央容許銀行賺取較多的盈利，權利與義務兩難分，年來的指令貸款之中，有多是不良貸款、隱藏呆壞賬則天曉得是，未揭示出來只不過是時 候未到而已！

温州金改博弈

央行行長周小川4月10日下午剛剛離開溫州，央行隨即在官網發佈了新聞通稿，稱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要點和重點在於「減少管制」。

　　4月9日下午，作為此次溫州金融改革試點方案的主要牽頭方，中國人民銀行調研組在周小川率領下前往溫州，與浙江方面召開了為期兩天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座談會，共同研究啟動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落實工作。

　　國務院批准了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點，被外界認為是一大進步。但由於方案迴避或模糊了開放民營銀行、利率市場化這兩項外界期待頗高的嘗試，被認為效果有限，民資進入正規金融業的「玻璃門」難以打破。

　　財新記者從多個權威渠道獲悉，此前，在會商溫州金融改革試點方案時，央行曾提議，對民企進入金融業有政策上的實質性突破，應放開商業銀行作為村 鎮銀行發起人和控股股東的規定。同時，浙江省也提議允許民企作為村鎮銀行主發起人。但銀監會從風險監管角度，堅持商業銀行作為發起人這一底線，不過，銀監 會贊成將民營資本的持股比例放寬。最終，此條建議並未能寫入「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十二條」（下稱「12條」）。

　　一位小額貸款公司董事長說，村鎮銀行發起人、控股股東須是商業銀行，這條不放開，小貸公司過渡到村鎮、社區銀行的路依舊漫漫。

　　不過，卸任不久的前浙江銀監局局長楊小蘋向財新記者表示，「民企進入金融領域，在浙江從未限制，不存在所謂的『玻璃門』。」

　　據她介紹，浙江銀監局在審查新設銀行股權結構時，從未區分是國企還是民企，只要符合有關銀行業資格要求都可以申請。

　　「溫州的根本問題在於社會產業的空心化。把解藥放在金融上，可能開錯了藥方。」楊小蘋直言。

「玻璃門」悖論

　　在浙商銀行的股權結構中，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約佔14%的股份，其餘為18家民企持有共86%的股份，「至少在浙江，沒有不允許民企進入金融領域，外界的『玻璃門』概念是錯誤的。」楊小蘋說。

　　她解釋稱，民企和商業銀行共同作為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銀監會對此一直是允許的，只是要求一定有一家商業銀行作為主發起人，持有20%股權。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商業銀行的信譽作為後盾支持，村鎮銀行吸收存款都很困難。村鎮銀行至今未被加入大額、小額支付系統，以及徵信系統、日常的非現金支付結 算往來，只有通過商業銀行主發起行的渠道走，才可以走得通。」

　　「如果活都沒法活，何談為小微企業服務、為農民服務？」楊小蘋稱。

　　「外界根本不瞭解情況。民企以為這是一個金融牌照，削尖了腦袋進入，卻不知道村鎮銀行自身生存環境很差，目前浙江有37家村鎮銀行，發展其實都很困難。」楊小蘋說。

　　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指出，村鎮銀行成立後缺乏信譽基礎，發展有難度，在世界範圍內，新成立的金融機構有效運行的條件就是有效的監管和股東的可信度，否則，「企業把儲戶的存款捲走了怎麼辦」？

　　王君認為，在村鎮銀行的設立中，的確有一個悖論，即沒有可信度的人來辦銀行，很難取得存款人的信任；「但讓商業銀行作為主發起人，也是重複和浪費資源，因為商業銀行本來就有大量分支網點。一些商業銀行則把設立村鎮銀行作為跨區經營的捷徑。」

　　王君強調，治理溫州金融風波，所謂打破「玻璃門」並沒有意義。根本問題是企業家放棄自己的主營業務去從事其他投機行業，包括投機金融業。

　　今年前兩個月，浙江省貸款幅度下降最大地區的是溫州，因為溫州企業需求不足，而銀行不良資產率已從去年10月的0.37%，上升到今年2月的1.74%，「溫州不產業升級，倒閉企業還會持續」。楊小蘋說。

　　「對溫州問題開錯藥方了，金融問題並非重點。」楊小蘋強調，溫州的重點問題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產業結構需要升級，「溫州老闆過去炒房、炒礦、炒棉花，去年又炒資金，都不投資到實業中。」

金融監管缺陷

　　在前述「12條」中，「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被外界解讀成「減少管制」的重點。

　　自2007年銀監會推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成立，五年來，結算渠道不暢、同業拆借准入限制等，成為普遍制約村鎮銀行發展的瓶頸。「這是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匯豐（中國）村鎮銀行執行部常務總監李惠乾告訴財新記者。

　　具體而言，一是支付結算渠道不暢，目前村鎮銀行尚無法以直聯方式加入央行的大小額支付系統，導致其客戶無法在銀行間直接劃賬、全國支票不能結 算，企業很少願意到村鎮銀行存款；二是村鎮銀行不能加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再貼現、支農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無法使用；三是由於銀聯入網費用高昂 （達幾百萬元）等原因，村鎮銀行卡業務進展非常緩慢。

　　而銀監會對於央行推動發展小額貸款公司，也一直態度謹慎。2008年，央行、銀監會聯合發文，允許小額貸款公司向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融資額不可超過資本淨額的50%。這對經營良好的小額貸款公司而言，是一個過於嚴苛的負債管理限制。

　　以浙江的小額貸款公司為例，浙江省183家小貸公司中，僅69家取得了佔資本淨額50%的銀行融資，只佔三分之一強。「銀監部門給銀行打過招呼，不讓銀行向小貸公司融資。」一位小貸公司人士稱。

　　「這是為了防止小貸公司將風險轉嫁到商業銀行。」一位接近銀監會人士說，「不符合風險要求的小貸公司，銀行是不會放款的。」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認為，當前改進金融監管有效性的第一步，就是監管者的自我反省，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客觀審視當前金融監管的系統性缺陷。

關鍵一環是定價

　　至於外界期待中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財新記者獲悉，此條曾在12條的草稿中提及，但最終在國務院批覆的方案中被拿掉。方案制定者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只是有利於資源配置，而准入改革才是急需的。

　　「下一步利率市場化，可以考慮加大存款利率上下浮動比例，銀行可根據自身經營成本，改善負利率狀況，這樣金融秩序會好很多，不至於出現攬儲大戰。」 一位銀監會人士稱。

　　王君對財新記者表示：「要使金融體系最終真的發揮作用，定價也是關鍵一環。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不試了，改革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王君認為，目前資金價格機制並未理順，存款利率的上限沒放開，是深層次的問題，也是解決民間高利貸問題的根本方法之一。因為存款利率上限沒有放開，而且存款利率定價很低，傳導到貸款利率的上限，使得貸款利率放開這一市場化措施，在實際的操作中沒有實質意義。

　　由於資金成本低，商業銀行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固定利差，加之貸款競爭，而對象主要是議價能力強、貸款責任相對小的國企或地方政府，往往將貸款利 率降到最低，「這也削弱了商業銀行的風險定價能力，創新能力不夠、市場化導向不夠、有了需求不知如何滿足，都反映了金融體系的深層次問題。」王君表示。

溫州能否涅槃重生

溫州金融改革：「關鍵看演員」

編者按：二十年前，溫州曾經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後來卻因為害怕風險裹足不前，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此後，溫州在全民借貸的畸形之路上越陷越深，最終在去年引爆信貸危機。

危機催生了新的改革。3月底，國務院批准溫州進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

無論對民間金融，還是中國經濟來說，這都是一次不容錯失的機會—— 「溫州悖論」長久地困擾著中國經濟：一邊是有錢無處投，一邊是有項目缺錢。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成為改革的重中之重。

至於如何改革，坊間關於「頂層設計」與「基層設計」的爭辯尚未有結果。也許，中國的改革從來沒有劇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員的表現。

已過花甲的楊嘉興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重拾舊業：1986年，他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私營銀行——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次年，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撰文點評：「在溫州，中國國營銀行的壟斷地位被打破。」

然而，此後十餘年，現實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民間金融創新卻停滯不前。

1995年，在得知溫州43傢俬營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務社要被國有金融資本「收編」之際，安全經營了10年的楊嘉興全身而退。自此，他一直密切關注國家的相關金融政策，試圖東山再起。

之後，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包括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2010年的「新非公經濟36條」，以及2008年的小額貸款公司放開，然而楊嘉興卻只收穫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終於，2012年3月28日，他等來了這輩子最大或許也是最後的一次機會。當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

這也讓楊重燃「民營銀行家」的夢想。在4月13日溫州當地的一個關於金融改革的公開論壇上，他忘情高呼，「我們這批人再次向金融機構進軍的時間到了！」

第二條，破局的「試金石」

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在3月28日這一天，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幾天後，溫家寶在福建調研時指出，打破金融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思想」。

「我這裡坦率地講，我們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就是少數幾大銀行處於壟斷地位。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溫家寶在調研中說。

中國現有國有銀行壟斷的金融體系偏向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一直備受融資難的困擾，尤其這兩年隨著央行緊縮銀根，中小企業貸款變得更難。催生民營銀行對改善整個壟斷失衡的金融系統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因此，本次溫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貼上了打破金融壟斷的標籤。

然而，備受期待的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試點兩項內容，在《總體方案》中被淡化，這也令一些市場改革派人士有些失望。

儘管民營銀行的提法被弱化，但《總體方案》還是發出了積極信號——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輿論普遍認為，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溫州本地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家和投資家把中國當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統稱為「偽民營銀行」——儘管民營資本佔大股，但行長任免是由政府部門而不是股東決定。

社會各界簡直是拿著放大鏡、「字斟句酌」地在研究第二條的這兩句話，即「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

楊嘉興的希望也就在這條。如果這條意味著民間資本，包括像楊這樣的自然人，可以作為主發起人設立村鎮銀行——不僅投資主體是民資，而且也是由民資自己而非國有的金融機構來管理，那麼楊的夢想就有望實現。

「只要銀行不參股，是大是小、什麼名稱都沒有關係，哪怕再小搞個金融服務社都行。」楊嘉興說。他只希望能有個國家承認的名分去做26年前他就已經在做的業務：做大銀行不願意做的個體戶和小微企業貸款。

實施細則的出台和落實，也讓楊嘉興在內的溫州民間金融人士翹首以待。尤其是第二條的實施細則，被廣泛看成是溫州這次聲勢浩大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是創新還是守舊，是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

失落的十年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深陷泥沼，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為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事實上，這並不是溫州第一次成為金融改革試驗區。

早在改革氛圍濃厚的1980年代，溫州就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1984年，溫州誕生了第一傢俬人錢莊，1986年誕生第一家民營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隨後，幾十家類似金融機構誕生。這些機構，基本上都執行著市場化的利率。

當時，溫州當地官員頂著各種壓力，極其支持這些改革，溫州民間金融得以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年代。不過，發展的過程魚龍混雜，也缺乏監管，「台會」由此盛行，並一度造成一場金融秩序的大混亂，甚至多次鬧出人命。

那場混亂與隨後的大整頓，讓許多人都心有餘悸。溫州金融改革的步子，由此慢了下來，即使是後來央行批准溫州成為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2002年，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批准溫州成為當時中國惟一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其內容比本次改革還要超前：不僅提出了這次改革沒有提及的利率市場化，還明確提出允許民間資本成立民營銀行等內容。

央行行長戴相龍當年在溫州調研後，曾公開表態：「溫州市場經濟活躍，發展富有活力，在此實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礎和條件。」

當時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營資本改造股份制商業銀行這面旗幟樹立起來，吸引民資改造中小銀行，比如溫州城市商業銀行這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可以吸納 民間資本再擴股；要加快農信社改革，吸引民間資金、更多農民入股，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比如樂清、瑞安農信社可以組建農村商業銀行；此外進行利率改革、建立 小型投資公司、成立擔保公司等等。

2002年，溫州本地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就在戴相龍調研中表達了設立民營銀行的意願，這些溫州民間資本甚至籌集了10億，還從四大行挖了個行長，為籌建民營銀行積極厲兵秣馬，但銀監會對此事始終未作批覆，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在戴相龍溫州調研前後，關於民營銀行的爭論已經波瀾四起。反對的聲音認為，溫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現過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亂從事金融業務的 「金融三亂」，最多時整個溫州有200多家基金會、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溫州民間資本也活躍在這些金融機構之間，儘管這些機構都限制民資的進入，但不少 民營資本設法戴上集體帽子，從而成為實際的出資人。

由此滋生的問題是，一些機構一開始就把它當作圈錢的地方，出資人另外辦企業並源源不斷地向自己的企業貸款，這樣形成的壞賬數額驚人。

這種野蠻成長的結果，一度造成金融混亂的慘痛局面。到了1999年，溫州不得不對225家農村合作基金會、民融資金服務部以及農村金融服務社進行清理整頓。而在此之前，溫州已於1998年對57家城信社進行了清理整頓。溫州也就被視為民間金融領域的「罪魁禍首」。

2005年，溫州市銀監分局和溫州市體改委聯合完成的一項研究課題認為，「在當前的形勢和經濟、金融環境下，設立民營銀行時機尚未成熟」，民營銀行「不可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這場改革於是無疾而終。事隔10年，溫州再次來到幾乎同一起跑線上，只是現在，曾經在金融創新領域一騎絕塵的溫州已遠遠落後：溫州沒有如北京中關村 和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那樣的新三板市場（即OTC市場，非上市公司股權場外交易市場），溫州沒有本地的信託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都 沒有投本地企業。

即使在溫州人曾經領先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營銀行方面，台州、寧波等城市都已後來居上。「他們都是在學我們呢。」在1984年就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 私人錢莊的方培林羨慕嫉妒恨。而溫州自從上世紀90年代收編了私營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官方承認的民營銀行。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越陷越深，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高利貸危機」倒逼改革

「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外界普遍認為，2011年下半年溫州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直接促成了這次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然而事實上，早在2010年，剛剛履新的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察覺到了溫州的高利貸問題後，很快就決定以此為契機推動一場金融改革。

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就是當時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2011年清明節後，史晉川任組長的浙江大學課題組完成了《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研究報告》。正是這份報告，成為日後溫州上報國務院「綜改方案」的藍本。

溫州方面將報告整合成一份「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試點」方案向上申報。據史透露，當時溫州市委領導帶著方案「跑省裡跑北京」，卻「到處碰軟釘子」。

直到2011年下半年危機浮出水面，震驚全國。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視察溫州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才駛入了申報快車道。

不過，儘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出台了多項緩解溫州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舉措，但溫州的民間信貸危機還遠未結束。

記者從多方消息源證實，由於支撐溫州民間信用的擔保體系崩塌，溫州民間信貸已基本「冬眠」，無論銀行還是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現在都非常「惜貸」，跑路潮仍在繼續——據多方消息，2012年1-3月，溫州又跑了六十多人，因信貸壓力而自殺的事件仍不斷見諸報端。

而接下來的4-6月，隨著新一輪還貸高峰的來臨，危機或許還會升級。「接下來跑路的或許就是銀行行長了。」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溫州銀監局的資料顯示，2012年2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4%，已經8個月呈現上升態勢，比2011年6月末最低時的0.37%飆漲了370.27%，達到了十年來的歷史高位。其中，一家國有大行溫州分行的不良貸款達到20.9億元，居各家銀行之首。

伴隨持續不斷的跑路潮，溫州的民間信用已瀕臨崩潰，一個電話就能籌資幾百萬上千萬的日子已經過去。業內人士稱，現在溫州的銀行一聽到「永強」（溫州民間信貸危機的重災區之一）就怕，而全國的銀行一聽到「溫州」就怕。

「現在外地商家一聽到是溫州的，都要求先交錢再發貨。」一位溫州本地企業家說。

「這種信用危機，幾年都恢復不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溫州蒼南縣「方興錢莊」的創始人方培林說。

當銀行和民間資金同時擰緊水龍頭，人工、能源等成本仍在上漲之際，更讓溫州中小企業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開始出現罕見的「訂單荒」。

據溫州海關數據統計，2012年2月溫州外貿出口5.14億美元，同比減少30.87%，環比減少更高達72.05%。其中受歐債危機影響，對歐盟貿易額為1.5億美元，同比減少44.35%。

按產業分的話，溫州典型產業鞋靴、服裝、通斷保護電路裝置、眼鏡及閥門2月的出口金額，分別同比下降為40.17%、47.86%、24.44%、51.13%和27.51%。

溫州鞋業協會會長謝榕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溫州鞋業出口第一季度高達15.3%的下降幅度，為「歷年來所沒有的現象」。

「溫州經濟正遭遇幾十年未遇的困境。」鹿城一家小額信貸公司不願透露姓名的總經理說。

溫州佑利控股集團董事長胡旭蒼，也是溫州第一傢俬募股權基金的創始人，更是極端悲觀，隨著未來兩個月還債高峰的到來，如果銀根再不放鬆，「溫州民營企業可能全死光」。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溫州人對「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能以前所未有的僅5個月的速度獲批給予了「民間」解讀。「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打通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3月28日，當溫州成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消息一傳開，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的辦公室立馬車水馬龍。找他的人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 陷入生存危機的企業家們，前來諮詢這場改革能否以及如何幫助他們走出困局？另一類是手握大量現金的企業家，他們關心的問題則是：他們能做什麼。

這恰好就是溫州悖論的集中寫照：民間仍然有很多的錢卻沒地方投，而本地中小微企業又嗷嗷待哺。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改革主要是建機制。」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說。

鏈接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中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議：

一是對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民間金融機構，取消計劃審批制，實行登記備案制；

二是放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發起人的資格限制，向合格的自然人投資者開放；

三是在溫州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中開展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

四是在溫州試點建立OTC（場外交易市場或櫃檯交易市場）。

這個機制，在浙大的史晉川看來，就是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 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資問題上。

2008年4萬億時代中，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胡福林於是選擇了資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陽能。然而2009年年底，銀根開始收緊，胡買設備的錢已經支付，可設備還沒有到位。無奈之下，他籌借了高達5億的民間高利貸。

「實際上他的融資方式不恰當，不太適合銀行貸款，尤其是絕對不適合用銀行的短期貸款。」史晉川說，「最好是股權融資，因為這種投資不是說一年兩年就能收回來的。」

私募股權投資（PE）就是一種對非上市企業進行投資，在企業上市後通過出售股權等方式套現退出的一種投資行為，通常需要經歷若干年的投資週期。

「直接融資的問題，也就是地方資本市場發展，是我們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溫州金融辦的張震宇說。

頂層設計VS基層設計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與外界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普遍歡飲鼓舞不同的是，溫州本地對這個消息的反應頗為複雜。

感到振奮的人如溫州中小企業的代言人周德文。2011年溫家寶總理溫州調研期間，周專門向總理建言溫州試點金融改革並得到總理首肯。他告訴絡繹不絕地前來打聽投資機會的會員企業家們，這次，民間資本「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金融領域」。

悲觀的也大有人在。在方培林看來，這次改革如果不是倒退（因為上世紀80年代溫州就已經大量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並實際上執行市場化利率），也至少是在原地踏步。

「不管改不改，這12條其實溫州都在做。」他說，「這就好比兩人結了婚，孩子也大了，現在你來發個結婚證。」

一位不願具名的溫州投資家更是從這12條中讀出了「決策層沒有人想真正打破金融壟斷」。他說，除非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否則，「在溫州辦幾家小貸公司就能打破金融壟斷？在這12條裡我看不出一絲曙光！」

相比樂觀和悲觀，持觀望和審慎樂觀的人似乎更多。

溫州經濟研究者、前溫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津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儘管國務院的「12條」措辭模糊，但正好給地方提供了「想像空間」。改革能不能成 功，關鍵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積極、主動的改革態度落實細則。「上世紀80年代溫州私營銀行誕生的草莽年代，連個影子文件都沒有！」

評論者馬光遠也持相同觀點。他說，「中國的改革沒有劇本，我更期待的是我們的溫州『演員』。」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4月9-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到溫州調研。根據公開報導，他的發言未有提及「打破金融壟斷」，而是強調改革要立足溫州實際，解決溫州當前經濟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兩多兩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的突出問題。

不過他對溫州說，改革「允許試錯」。面對「尚方寶劍」，溫州負責金改的一位官員在近期的一檔財經節目中則表示，對他而言，這次改革「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溫州本地學者擔心，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地方政府可能會趨於保守，事事請示，層層報告。

「中央是允許你試錯，但一旦錯了，你的官是升不了了。」溫州本地一位熟悉官場的企業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至少，目前在如何闡釋最關鍵的第二條，即能否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溫州地方官員尚不能確定。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明確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到底民間資本能不能取代之前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成為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溫州目前由明星企業作為主發起人的小額貸款公司能不能直接轉製為村鎮銀行（這意味著同時保留對村鎮銀行的自主經營權），審批權在「銀監會」。

而12條中的「推動更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是另一個溫州向國家爭取的改革領域，審批權則在證監會。張震宇指出，溫州希望私募債的價格能定在小額貸款公司（最高為銀行基準利率的4倍）和銀行貸款利率之間，「我們現在跟證監會在討論」。

不過，就在溫州金改獲批前不久，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改革思路，尺度極大，令人期待。

在2012年3月1日出版的《中國改革》上，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撰寫了《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溫州要立足長遠，本著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更大力度地推進金融改革。

文中所提的4條建議，前兩條內容意味著溫州將完全放開本地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准入，村鎮銀行不僅要成為民資自主管理的民營銀行，而且主發起人可以不再是企業，而是合格的自然人。

這些建議，除了利率市場化以外，都可置於措辭模糊的「12條」之內。現在人們最為期待的是，這些建議能出現在溫州即將出台的改革細則中。

地下民間借貸「陽光化」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

溫州幾乎全民放貸，民間借貸規模大約有1000億。如何讓這筆龐大資金從地下走到地上，納入規範化管理，亦是這次金改的重點。

就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正是這家由14家法人、8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公司，被賦予了「讓溫州地下借貸陽光化」的重任。

不過，公司開業的時間一拖再拖，其原因據說是因為投資人和政府並沒有完全想好這個東西具體該怎麼做。

首先遭遇的就是法律困境。由於旨在讓地下錢莊陽光化的《放貸人條例》總是難產，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能向企業貸款的就只有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如果向個人融資就是違法。中國因為非法集資被司法處置的案例從未斷過。

當然，既然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已經完成註冊，那麼企業向個人融資的行為就應該是得到有關方面默許的。

但是，真正要讓借貸雙方都有動力來這裡登記，尚有許多難題。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據國家法律還要繳納高達20%的個人所得稅。而原來民間借貸因為是地下，所以沒有納稅。

而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現在溫州很多出現財務危機的中小企業，即使政府有資助資金都不敢 用，就怕被銀行知道，列為「關注」對象，斷了今後從銀行貸款的路。而且如果出現還貸逾期或者不還，不僅下調信用評級，企業還要面臨司法訴訟。

「如果沒有給放貸人保障，沒有給借款人貼息，我幹嘛來這裡登記，不嫌麻煩嗎？」方培林反問道。

企業一旦開張後，還將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即如何平衡一家民營企業的逐利衝動和承擔民間信貸「陽光化」重任這個准公益組織之間的矛盾。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本來是政府要辦，但專家討論的結果是，如果政府辦，「完全不可能辦起來的」。

「因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臨借貸雙方需要繳稅的問題。」該人士說，「另外，政府擔心一旦有借款不還的情況，出資人會找政府算賬。但其實投資總是存在風險的」。

所以溫州政府後來決定讓民間來辦，並讓鹿城區明星企業開元集團牽頭。

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負責人徐智潛說，當前登記中心的運營費用是依靠向入場中介機構收取租賃費。「現階段，登記中心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而是帶有公益色彩的純服務機構。」

「如果虧損，那麼財政會補貼一點。」徐說。

面對所有潛在的問題，作為股東之一的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強調：辦法總比問題多。

「其實就是想通過這個平台服務中心，重新建立溫州的契約精神。」上述知情人說。溫州的信用重建並非一兩天之功，也不是說設立了一個登記服務中心馬上就能解決。「不過，這是我們必須要走出去的一步，一直堅持下去，路慢慢會走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