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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墜落」：重挫溫州游資

國內主要的進口葡萄酒集散地上海，葡萄酒進口量已連續5個月下滑。一季度上海關區進口葡萄酒2962.7萬升，均價回落至每升9.8美元。其中3月份進口735.3萬升，環比減少11.3%。

作為世界紅酒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中國地區紅酒消費能力的下降，正被視為紅酒全球消費的「黃燈」。

先後從事紅酒投資諮詢及銷售行業的王小菲說，「如今紅酒的價格全面下降，很少有人願意進行紅酒投資了。」

他說，現在的市場讓人害怕。從事紅酒投資，遠比炒股票、炒期貨難以預期。「一瓶紅酒的價值，更多取決於願意購買他的客戶的心理，所以這個行業與經濟的週期一直都密切相關。」

一年前，拉菲紅酒的價格曾在拍賣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紀錄，然而，僅僅一年的時間，拉菲酒、拉圖、瑪歌、木桐以及奧比昂等名莊的紅酒全面大幅下調。

「溫州游資在2011年大舉介入拉菲酒市場，造成了價格的泡沫，隨著這一波拉菲酒價的下跌，他們損失不少。」多位上海從事紅酒生意的商人透露。

拉菲回調

2005年份拉菲的外高橋保稅價已從2011年8月的10280元高位跌至6804元，價格幾乎被腰斬

「這幾個月的生意開始不好做了，原來一個月可以賣幾百箱，現在一個月的銷售額大約只有一百多箱。」5月16日，卡斯特紅酒上海浦東地區一零售商如此告訴記者。

而更加敏感的，是高端紅酒的價格。

在亞洲首個紅酒電子交易平台——上海紅酒交易中心，投資者可以像炒股票那樣投資紅酒，這一交易中心數據也被視為目前較為權威的高端紅酒價格標尺。

根 據上海紅酒交易中心行情系統顯示，截止至5月16日，2005年份拉菲的外高橋保稅價已從2011年8月的10280元高位跌至6804元，價格幾乎被腰 斬。而同時進行交易的2001年、2008年等年份的拉菲以及瑪歌等名莊的酒，皆避免不了價格暴跌的命運，跌幅度都在近50%左右。

「自2011年底開始，以拉菲為代表，高端紅酒的價格就開始快速下跌，直到最近數個月，才開始止跌平穩。」王小菲告訴記者，「但是願意購買的客戶也開始銳減，總體而言，市場的觀望氛圍非常濃。」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也與國際接軌。據倫敦國際葡萄酒交易所數據，從2011年6月至今，反映波爾多一級莊園現貨價格的高級葡萄酒50指數已下跌逾25%。

為了挽救慘淡的人氣和大幅下跌的價格，今年拉菲提前公佈了2011年期酒價格：2011年一線酒商報價每瓶420歐元，與上年的600歐元相比下降30%。

溫州投資客

溫州商人目標是，儘量從一級代理商手中拿到拉菲酒，轉身獲得更高溢價

作為2011年初最火熱的投資品種，紅酒一度被譽為液體黃金，為何卻在2012年遭遇到滑鐵盧？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2011年高端紅酒價格暴漲的時期，曾有溫州投資客大舉投資進入，而隨著國際高端紅酒價格的下跌，這些溫州投資客遭遇重挫。

開車到溫州新城，在溫州新城大道一段300米的街上，以10米為單位，密密麻麻集中了溫州的各大酒莊。在經歷了從2007的開端到2011年的瘋狂之後，這些酒莊幾經淘汰，留下來的都是精通葡萄酒營銷的精英。

「我們這裡銷售好的時候，一年可以賣數十萬瓶紅酒。」溫州卡聶高貿易公司的一位銷售告訴記者，「這些紅酒主要都是被消費，少部分高端紅酒在賣出之後被用於收藏。」

收藏高端紅酒的風氣在溫州已然存在數年時光，很多人的家中都有自己的藏酒酒窖。而這樣全民的葡萄酒「普及」，也為溫州資本炒作葡萄酒提供了土壤。

「在2011年初的時候，我曾看見一個溫州商人，拿著現金在香港收紅酒，他的出價比一般人高5%-10%，而且對方有多少他就買多少。」上海一從事葡萄酒代理的老闆告訴記者，「他說買回去不賣也不喝，只是收藏。」

多位從事葡萄酒代理商稱，業內一直流傳著一個溫州商人炒拉菲酒的傳聞，不少代理商目睹過過溫州商人高價收購高端紅酒。

國 內的拉菲酒市場有多大？尚未有官方公開數據。國內紅酒業人士估算為5萬瓶左右。2011年初，溫州商人曾試圖通過資金壟斷國內的拉菲酒市場——拉菲酒每年 的產量都極為有限，且主要都被數個一級經銷商壟斷，這也直接導致國內的拉菲，大多是二級經銷商甚至更低級別的經銷商處轉手而來。

從歐洲到香港，這些溫州商人的身影遍佈全球，他們的目標是儘量從一級代理商手中拿到拉菲酒，從而轉身就可以在國內獲得更高的溢價。

「看到了其中的稀缺性，所以溫州商人大舉買入拉菲酒，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2011年中時的拉菲酒泡沫。」上述葡萄酒代理老闆告訴記者，「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這些拉菲最終沒能出貨的話，這些溫州資本浮虧至少也有10%-20%。」

拉菲的價值體系

隨著以拉菲酒為代表的紅酒價格下跌，關於高端紅酒投資價值的問題，又一次被提起。

「我 認為高端紅酒的價值在於購買者對其價值的判斷，作為一種有稀缺性的奢侈品，高端紅酒在經濟好時會大漲，在經濟不佳時則少有人問津。因為他不是必需品。」從 事紅酒銷售已經四年的銷售商如此告訴記者，在這四年中，他看到了拉菲酒在國內的暴漲暴紅，也見證了其從高空跌落的過程。

而市場人士則試圖通過貨幣、經濟等角度，分析高端紅酒泡沫的形成原因。

在2010年底，著名的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曾發文預言，拉菲的價格到頂，泡沫已經形成。

謝國忠表示，「中國為抵制通脹而緊縮貨幣之時，就是拉菲價格停止上漲之時，就像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樣。當美國國債市場崩盤的時候，美聯儲就會收緊貨幣政策，屆時拉菲就會崩盤。或許，上述情形會發生在2012年。」

2011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Serhan Cevik 和Tahsin Saadi Sedik發表論文《一桶油或一瓶酒：全球經濟動態如何影響商品價格》 。

在文中，作者研究了過去數十年間原油和最頂級的25個酒莊的價格，分析了決定價格走勢的一些經濟變量，得出需求特別是新興市場需求才是決定價格變化的決定性力量。

上海紅酒交易中心的報告分析，發達國家受歐債危機影響減少了需求，並不是目前紅酒價格調整的主要因素。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受到通脹困擾，貨幣政策從緊，影響了總體需求，導致一定幅度價格調整。調整結束的時間，取決於新興市場如中國何時改變經濟緊縮政策。

不過，這些因素在紅酒市場派的眼中看來，「其實道理很簡單，2011年的拉菲品質很差，所以價格下跌。放輕鬆！等到好的年份出現時，拉菲又會重新變成液體黃金。」一位在上海擁有數個酒窖的紅酒代理商說。

（應被採訪者要求，王小菲為化名）

空心化遇上經濟衰退 溫州規模工企六成減產停產

溫州炒房客完了

標題溫州拿地萬畝 新湖中寶如何撬動750億投資？

溫州「三公」改革： 公車、公款吃喝、公費出國，一個都不能少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要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據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今日早報》11月22日報導，近日，《溫州市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管理五項制度》（簡稱《五項制度》）出台，並將於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新政，溫州黨政幹部因公出國不僅要提前審批，而且全過程要在網上公示。

據溫州市紀委相關人員介紹，《五項制度》分為計劃控制、任務審查、公示公開、動態監督、責任追究，具體涵蓋了15條規定，針對管理因公出國（境）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逐一「對症下藥」並規範細化，可操作性強。

《五項制度》中，公開公示這部分被溫州市紀委認為是亮點最多的。例如，外辦、台辦將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年度計劃，包括批次、人數等情況，依託政務公開平台，於每年年初在政府門戶網站上公示；審核批准後3日內，要按規定在網上公示出訪團組的任務、人員、經費和行程等情況；執行出國（境）任務回國後30日內，還要在相應網站上公佈出國（境）任務執行情況、出訪成果報告和出訪費用。

此外，在從嚴控制出訪人員方面，《五項制度》規定，「新提任的市管幹部，一年內不安排出訪；退休前不足6個月和退二線的幹部，不安排出訪；同一地方、同一部門的負責人在6個月內不得重複出訪同一國家或地區（特殊任務除外）」。

今年以來，溫州頻頻出台「三公」改革新政，涵蓋了公車改革、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境）這三個方面。據《南方週末》此前報導，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於「三公」改革傾力頗多。2012年2月溫州黨代會上，陳德榮公開承諾：「三公」改革要在今年推進，特別是公車改革，從而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早在4月初，溫州已經下發市級機關公車改革方案。溫州的公車改革改革被官方歸納為：近程貨幣化補貼，遠程市場化租車。

溫州對從正縣實職到科員、辦事員，按其職務層級劃分為7個車貼檔次，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為300元。車補不計入個人工資，全部存入市民卡專用賬戶，用於市內交通有關的支出，如加油、保險、汽車維修等費用，不可提現或挪作他用；遠程出差和重大應急用車，將由溫州市交運集團組建的公務用車服務公司承擔。

溫州的車改借鑑了杭州模式與國企車改的經驗，推行速度極快。3月15日，初步方案交由民意代表研討；4月10日，方案下發；4月16日，車改辦成立；5月20日，評估開始，6月20日，公車全部上繳；6月24日，第一場拍賣開槌。

公務接待改革也在同時進行中。據《錢江晚報》報導，2012年5月，溫州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改革和加強公務接待管理的通知》，要求「三嚴四禁」：嚴格執行工作餐制度，嚴格執行公務卡消費制度，嚴格執行公示報告制度；禁止午餐飲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規格接待，禁止經費超支。

6月底，溫州又下發了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細」的《落實公務接待「三嚴四禁」規定實施細則》，對公務接待中很多地方，都進行了細化和量化。

比如，規定標準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同城單位不得互相宴請；野生黃魚、鮑魚和魚翅等高檔菜，以及茅台和五糧液等高檔酒，不得上桌；公務接待要逐月公示報告等。

「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據前述《錢江晚報》報導，近日，溫州市紀委對公務接待「三嚴四禁」執行情況進行了通報。8月中旬開始，溫州市紀委會同財政局、審計局組成督查組，對溫州98個市直單位和11個縣（市、區）進行督查。

通報稱，「各地各單位公務接待費用支出明顯下降，公務接待批次和費用均有大幅度下降。」6月底下發了「三嚴四禁」細則後，7月的接待費支出總額，就較前6個月平均數下降了40.8%。督查中，不少單位還表示，現在已經「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通報也提及，仍有一些單位執行不力，存在的問題包括：執行不及時；未落實公務卡報銷；工作餐超標；公務接待未公示；超額度接待；轉移費用。對此，溫州市紀委表示，接下來要進一步嚴肅紀律，確保「三嚴四禁」落實到位。

公務接待改革實施細則本身也還有改善空間。例如，中廣網引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學研究室研究員贠傑評論稱，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那如果來了20位客人，派19個人作陪就不算違規；高檔菜遠不止鮑魚和海參，高檔酒也不是只有茅台和五糧液，列舉式的規定難以做到萬無一失。

而據前述《南方週末》報導，在溫州的公車改革措施中，最觸痛公眾神經的仍是高額車補。有網友將最高車補標準與溫州市區企業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每月2200元）對比：假定處級待遇不變，到60歲退休，一40歲的正處級官員所領取的車補總額，將是338個月的企業退休職工平均養老金。

「車補標準不統一，公務員之間差距太大，改革後開支並未明顯減少。最重要的是，百姓對車補這種顯性福利反對聲強烈。」一位浙江省省紀委官員說。

問題就在於：中國人「過於勤勞」 溫州人在意大利

台灣演員李立群對海外溫州人的第一印象來自18年前的一次經歷。1994年他和好友賴聲川在歐洲遊玩，到了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幾乎每個華人餐廳的老闆都是溫州人。「後來我們就不信了，非找一家不是溫州人開的餐館不可。那天找到一家蠻高端的湖南餐廳，進去一看，老闆還是溫州人！」

高滿堂採訪了二百多位溫州商人，「徹底震撼」到他的是一位海外溫商。阿雨在劇中遭遇的諸多細節都來自溫州瑞安籍女商人程慧秋的真實經歷。程慧秋13歲隻身前往法國投奔舅舅，多年以後完成學業，並在巴黎涉足服裝銷售加工業。1990年代末，程慧秋回國創辦了多家企業。與程慧秋喝掉6瓶紅酒之後，高滿堂信心滿膛。

隨後高滿堂奔赴荷蘭、法國、意大利。在荷蘭，溫州人開了三千家餐館；在法國，高滿堂採訪到了溫州的黃先生，此人十幾歲到法國，創業過程中打敗了日本、俄羅斯商人，開設了歐洲第一家上市的倉儲公司，曾代表意大利商界陪同時任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訪問中國。《溫州一家人》中阿雨拿下倉庫辦市場的細節，就取材於黃先生的經歷。在意大利，整個歐洲的紡織業中心普拉托幾乎被溫州人佔了。

導演孔笙對海外溫商生存處境印象最深的則是，初到意大利小城普拉托採訪時，正值當地警察查抄溫州人社區，「天上兩架直升機，地面上百警察」。

NHK好奇的是什麼

《溫州一家人》中周萬順的女兒阿雨13歲時胸前掛著一塊牌子去歐洲投奔舅舅，起步在普拉托，寄人籬下，半工半讀，躲避警察，最終成功在普拉托，艱辛程度絲毫不亞於在國內打拚的父親周萬順。

普拉托（Prato）是歐洲著名的紡織業中心。日本NHK紀錄片《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中稱，普拉托現有居民18萬多人，中國商人、勞工超過4萬人，華人企業超過3000家。2012年7月14日，《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在NHK電視台播放，片長49分鐘。

蔣樂群、俞程珊兩位華人加入了該片攝製組，在意大利採訪一個多月，記錄了溫州人在普拉托的真實生態。

據蔣樂群介紹，NHK導演小黑看到意大利取締華人商販的報導後得知，歐洲大量的「意大利製造」其實是溫州華人在意大利開辦企業生產的。NHK之所以不惜工本拍攝這樣一部與日本人無關的紀錄片，原因是如同電子照相機等日本製造是世界名牌一樣，「意大利製造」的服裝是世界的品牌。中國人不知不覺地佔領了中低檔意大利品牌，NHK認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日本人提出的問題是——「MADE IN ITALY」到底屬於誰？

採訪組最初與普拉托4個主要的華人企業家協會聯繫，都被婉言謝絕。製片人神田聰親自赴意交涉，告知NHK紀錄片只是紀實，絕無偏向和惡意，如果中國人做的意大利品牌物美價廉也會如實記錄。經過百般說服，性格溫和待人誠懇的普拉托華商會新一屆會長、溫州文成人王增理同意了NHK的跟蹤報導。

片子開頭展現了普拉托的一條街道，街上到處是中文牌匾。中國工人在縫紉機方陣中忙碌，產品上掛上「MADE IN ITALY」的標籤。

歐洲服裝銷售商蜂擁而至，有用卡車拉貨的大商人，也有用轎車後備箱拉貨的小商販。片中說，普拉托華人服裝企業每年僅在歐洲各國的銷售額就超過1100億日元（約合80多億元人民幣）。

王增理的工廠主營以休閒裝為主的各類女裝，他的設計師全是意大利人，其中也不乏從當地企業挖來的資深設計師。事業蒸蒸日上，王增理一手抓宣傳，一手抓品質，設法擺脫低廉形象，變成真正的「MADE IN ITALY」。

普拉托溫州商人聚餐，輪到王增理做東。數萬日元一瓶的葡萄酒不斷打開，這次餐費花費超過百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5000元）。不過這些溫州商人不是扎堆炫富，而是交流信息，借貸融資。片子的解說詞寫道，「這種聚餐就像標會（呈會）一樣」。

王增理就是這樣一步步起家的，他20年前來到意大利，開始替意大利人打工，後來向同鄉借錢創辦了屬於自己的公司。

意大利式「運動式執法」

從11世紀開始，普拉托的紡織業長盛不衰。然而近3年，普拉托失業率從4%逼近10%，職介所人滿為患。NHK的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個細節，職介所一天只有4份招人廣告，還全都是臨時工。失業者抱怨，外國人來了，意大利人失業了。

當地企業呼籲控制使用「MADE IN ITALY」的標籤，理由是華人品牌的「MADE IN ITALY」品質參差不齊。一位鬚髮皆白的意大利老師傅聲稱，「我們的傳統和品質是無法複製的。」

壓力之下，王增理等溫州老闆出席了普拉托市政府的聽證會，會議主題是，是否限制中國企業使用「MADE IN ITALY」標籤。

聽證會上，意大利人攻擊華人企業的量產方式；華商則質問，「普拉托市大部分稅收來自中國企業，為什麼還要限制我們？」

市長最終拍板：「中國企業若存在違法將徹底取締！」

王增理覺得，即便華人企業完全守法，質量過關，也無法避免這次打擊。

取締查封行動之前，有一場市民活動，用意是增進中意兩國孩子的瞭解。中國眼鏡男孩說，他幾次嘗試與意大利人交流，對方非常冷淡，只好躲回到中國人自己的團體中。意大利人則堅持說，由於外國人增加，意大利變了。

會後，一位中年男人操著嫻熟的意大利語質問議員，十年前你們難道沒有把中國人當奴隸使用嗎？為什麼現在才來談融合？我在意大利待了20年，沒有一個意大利朋友。意大利出了問題，難道責任全在中國人嗎？坑坑窪窪的道路也怪中國人嗎？犯罪增加也怪中國人嗎？議員說，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卻一直堅持稱自己是中國人，可見融合是多麼困難。

二人握手告別，敬禮如儀。隨後中國男子走向牆邊的留言板，在中國人寫下的「傳統」、「文化」、「和諧」、「尊重」、「友誼」、「團結」等詞彙中間寫了一個字——「恨」。

運動式執法開始了。2012年6月18日，直升機在唐人街上空隆隆作響，普拉托警察、稅務、衛生局全面出動。

意大利警方提供的資料稱，溫州人的主要問題是偷稅漏稅、非法用工。一家服裝工廠裡20人沒有工作簽證，工廠內部違法改造成宿舍，其中有的工人一年多沒出過工廠。工廠裡搜出的「來路不明的現金」裝滿大紙箱。一個箱包廠，三十多位中國工人沒有工作簽證，工人月薪只有兩萬日元左右（不到1500元人民幣），不到意大利人的十分之一。

普拉托政府矛頭所向不僅僅是服裝企業，華人餐館也被牽扯其中，查封了二十多家，四萬人的唐人街陷入蕭條。NHK的紀錄片中也提到，「有的餐館被查封的理由，竟然是店主不會說意大利語」。

設計師徐月娟不僅不在打擊之列，還是意大利人追捧的一個。她的自創品牌「毫無疑問已被認為是『MADE IN ITALY'中的頂級品牌」，2012年2月獲得意大利政府頒發的「正宗意大利製造」證書，是中國企業中惟一一家。她理解的「MADE IN ITALY」，「意味著精工細作，追求完美」。

與徐月娟不同，王增理「寄希望於力量不斷增長的祖國的力量」。他在網上獲知，大連正在籌建一座7層的時尚大廈，三分之二的店舖將展示意大利品牌。王增理邀請大連那家企業的老總來到意大利，以期與意大利人在合作中消除摩擦。

「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利益追求、民族尊嚴、文化隔閡……人性的複雜性都表現出來了。」蔣樂群說。

《溫州一家人》中，普拉托戲份最多，事實上劇中普拉托的街景不是普拉托，而是普拉托附近的小城盧卡。

孔笙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去盧卡拍普拉托，原因有兩個：一是溫州人整天請客，會打擾劇組的工作，二是新市長上任後溫商生存環境動盪。孔笙在意大利採訪期間，上了普拉托當地報紙的頭版頭條，報導所談的都是移民、產業、種族關係等政治問題、國際關係問題。

孔笙對普拉托現象的觀察與NHK不謀而合——意大利民眾的抱怨是，華人過於勤勞，將本該屬於他們的生意搶走了。而且華人移民沒把意大利當作祖國，掙了錢總是要走的。意大利官方查抄溫州人的理由，一是非法移民，二是現金往來的地下銀行。

高滿堂在歐洲採訪時發現，第一代溫州創業者已經隱退了，第二代創業者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在歐洲辦了很多學校。溫商繼承了第一代創業精神，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公民意識強了，法制意識也強了，歐洲溫商的書房裡、餐廳裡，製衣車間裡，法律書籍處處可見。

【每日一黑馬】特寶貝高巍：賺奶粉錢的溫州人

人們都知道溫州的鞋多，但卻少有人知道這裡也有整條街整條街的母嬰用品店。高巍說溫州人天生愛做生意，能創業就不打工，很多夫妻有孩子後發現這一領域市場很大，商業氛圍也使他們不需要下多大決心，有一二十萬的家底，租十幾平米的地方就能開，於是便形成了連成街的「寶寶店」（當地人對母嬰用品小店的叫法）。

大學畢業後，高巍覺得自己之前創業的視頻廣告領域已經很成熟，創新潛力小，想要獲得一個大的切口比較難，因此不再將主要精力放在其上。他介紹當時很多人生孩子都比他早，去別人家做客時發現滿屋子都是嬰兒用品；同時，他也判斷80後90後的生育高峰即將到來。高巍覺得這是商機，開始他也想像開寶寶店那樣做線下連鎖，但覺得實體店這樣的傳統生意需要很多經驗，而做連鎖又要投很多錢，又認為線上B2C模式較輕，做網站又容易上手，又覺得網購是未來的趨勢，因此在2010年初創辦了特寶貝母嬰商城。

真正做起來後高巍才發現這裡門道挺多，起初做線上是為了省錢，但剛開始只壓貨就賠了幾百萬，「剛成立時一些奶粉我們備貨很多，結果自己的銷售能力沒跟上。奶粉保質期雖然是兩年，但過了六個月人們就不大願意買了」。做線上還有一些新的要點是高巍不曾想到的，怎樣導流量？哪個渠道流量的轉化率高？等等都是問題。他形象地說：「沒做過沃爾瑪的以為沃爾瑪就跟小雜貨舖一樣就是擺貨，做了後才知道沒那麼簡單」。

遇到挫折的高巍決定還是要穩紮穩打。在找供貨渠道時，他選擇了與線下連鎖店合作，因為特寶貝要保證產品類目多，同時又不能備貨太深，而從連鎖店一個品類可以拿5罐、10罐，正好滿足他們最初的銷量。銷量上去後他們便開始從渠道商拿貨，而在溫州恰有獨特的渠道優勢。由於這裡母嬰市場繁榮，同時又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很多母嬰品牌的區域代理、省代，甚至是總代都在溫州，保證特寶貝商品品類齊全的同時也降低了價格，「這些渠道商又不能直接給外地的電商供貨，否則便成了竄貨」。這也便成了高巍的一個優勢。

新生事物推廣很重要，特別是對於三年前的電商網站。廣告、搜索優化這些傳統的方式他們都做過，但與銀行的合作卻讓特寶貝在收穫眼球的同時贏得了信任——對於線上銷售母嬰用品，這很重要。當時不少銀行已經很重視線上交易，他們找到特寶貝這樣的電商，希望用戶在使用自家網銀進行交易時，網站能給予優惠，而銀行除了會給其宣傳外，也會把自己買斷的一些媒體資源置換給電商。就這樣，特寶貝的字樣出現在了銀行的易拉寶、LED，以及銀行發出的短信上。

能與銀行展開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特寶貝地處溫州。高巍說，如果自己是上海的企業，那這樣的事情可能還輪不到他們。而另一個地緣上的實惠來自物流，有了一定銷量後，特寶貝引起了當地郵政的注意，他們也在試水與電商的合作。最後達成的協議是：特寶貝所有的物流都走EMS，而郵政保證所有貨品都走空運——在這之前，奶製品一般是不允許發航空件的。特寶貝現在可以做到江浙滬次日到，但與郵政合作的好處不僅在此，高巍表示自己不需要僱傭打包、裝配這方面的工人，他需要多少，郵政就往自己的庫房派多少，「我們很重視與第三方的合作，這可以降低人力成本；特寶貝現在只有50多人，如果算上他們的人，數目可能就要接近兩百」。

去年特寶貝有6000萬的銷售額，其中來自天貓的部分接近一半。天貓2011年底開始邀請特寶貝，但他們到去年六月才入駐。高巍說自己最初太好強，一定要做獨立平台，但後來意識到傳統電商獲取流量的成本增長迅猛，覺得沒必要拒絕渠道，結果很快便嘗到了甜頭。

高巍認為做B2C有兩點最重要，一是流量、二是品類。流量方面除了靠天貓這樣的利器外，自己的平台也不能偏廢。高巍表示傳統電商陳列般的售賣形式已不合時宜，他瞭解到很多年輕父母缺乏育兒知識，不懂得如何選取嬰兒不同生長階段需要的產品。為此，特寶貝正在做一個產品功能，用戶只需輸入預產期或嬰兒生日，網站就會自動推薦相關商品，並說明理由。「一個做線下店的老闆跟我說，他在店裡的銷售額跟不在時是不一樣的。他會給顧客進行一些指導、建議，而店員不會」，高巍也從這裡受到了啟發。

對於品類，高巍正試著從國外引入一些品牌。他告訴記者，某品牌奶粉之前只能通過代購渠道獲得，後來正式登陸淘寶後，全網每月單型號的奶粉銷量就解決一個億，「只能在線上買」。他也希望拿到這樣的金蛋。

溫州金改倒逼頂層設計

溫州僵局

溫州人幾乎是全中國最勤奮、對市場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緊跟信號燈走在市場最前面的這群人，最早被集體帶入一個危險的僵局。

經商30年來，55歲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無路」。

胡是森泰集團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溫州樂清市政協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遞交了一份緊急報告，要求破產重整。

對於這家成立20年、擁有「中國馳名商標、」躋身中國電氣行業百強的低壓電器製造企業來說，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它已經苦苦捱過8個月，但依然只是一具「殭屍」——從2012年9月起，因資金吃緊，森泰的生產規模縮減至平時的1/3，刨除所有成本後，剩下的錢遠遠不夠支付銀行利息。貸款展期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森泰地處溫州樂清柳市鎮，這裡是中國的電器之都，也是「溫州模式」的發源地，承載著溫州模式最令人驕傲的過往，經濟總量連續16年在溫州各縣市區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這裡卻似乎成為中國最焦灼的地區。

「殭屍企業數不勝數。」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樂清小型企業協會副會長葉強則估計，「六成以上企業現在面臨困境，三成企業資不抵債」。

樂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溫州，龍灣區、甌海區、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靜的外表之下，許多中小企業都面臨危局——它們的生產僅僅是在「為能還上銀行利息而奮鬥」。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一直是生機勃勃的代名詞。這裡，有全中國最勤奮的一群人——幾十年來，大部分溫州人都保持著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習慣，不管多大的老闆，都鮮有例外；溫州人也幾乎是全中國對市場最敏銳的一群人——過去這些年，市場上的機會，大多都由溫州人首先大規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積累之後，溫州也從不缺錢——早在數年前，溫州游資就曾博得千億之名。

那麼，為什麼溫州會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殭屍」

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歲的銅加工廠老闆葉健強還是驕傲的行業商會首領、當地政府經濟形勢會議的座上賓，如今卻整天惶惶不可終日。

他的企業在距離樂清幾十公里的溫州龍灣區，如今也成了「殭屍」。受地產調控影響，銅業經營慘淡，但財務成本、管理成本必須支出，葉的廠子2012年虧損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經虧掉400多萬，賺的錢全部用於支付每月170萬的貸款利息。

儘管如此，為了維持銀行貸款，企業仍需表現出正常運轉的姿態。本來夜間電費便宜，工廠夜間開工。但銀行最近經常來檢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實這麼做是打腫臉充胖子，已經瘦得不行了，還要把臉打胖。」他說。

為了穩定人心，從正月十五開始，葉健強每天住在廠裡。「一天不到廠裡，或者在外面出差幾天，都人心惶惶。」從2011年開始，葉健強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壓力之大外人難以想像。

調任樂清市經信局副局長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為企業家風光體面，五個月後卻印象大變，「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企業家舉步維艱」。

事實上，溫州的「高檔消費場所」早已門庭冷落。溫州街頭，過去隨處可見的豪車勞斯萊斯和賓利也已難覓蹤跡。在樂清，一家蟲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蟲草店周圍的奢侈品商店已陸續關張。

一些高檔樓盤價格甚至腰斬，高檔住宅開發商方大山從不同銀行辦出幾張額度十幾萬的信用卡用來透支，再找人擔保從農村合作銀行貸出50萬，來回騰挪才能解決基本開銷。用光了，就再想辦法從農合銀行貸一筆。

彷彿一切，都只是圍繞著緊繃的資金鏈條在轉。南方週末記者在當地接觸的數十位企業家，每天的核心問題，大多是怎麼還上這個月的貸款。

大多數人還在勉力支撐，葉健強就是其中一個。

「肯定要破產。」葉健強語氣中帶著些悲壯，「但眼下要撐著，倒下來有些企業不同意，我想讓身後一大批人用時間換空間，換出來後，我死掉，他們能撐住。」

現在，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見銀行，信心滿滿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來；見債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認真的沒錢。「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當中堅企業踏入「連環地雷陣」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

危機像咒語般籠罩在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週末記者在一次企業老闆和銀行行長的飯局上，幾乎沒聽到與危機無關的話題。

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業一起捆成殭屍的，正是他們深深倚賴的互保鏈。

「互保」是指互相擔保，也就是企業之間對等為對方保證貸款，當對方還不上時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2004年左右開始，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民間信用也非常發達的浙江，互保成為一種普遍的新貸款方式。

而2009年實行救市政策後，銀行一級級壓下來大量放貸，又往越燒越旺的火堆裡添了無數柴火。中國企業在資金使用上八個蓋子蓋十口鍋是普遍現象，一貫以靈敏著稱的溫州人自然不會例外。事實上，溫州的擔保網尤為密集，極少有企業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這樣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業溫州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資金鏈斷裂。為了防止風險蔓延，三家互保企業湊出1億元借給華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資4650萬。不料，兩個月後中國銀行向森泰收貸兩千多萬，隨後另一家互保企業要求停止擔保，其後民生銀行、交通銀行要求泰森追加股東個人資產擔保。

2013年2月，森泰開始欠息。到遞交破產申請時，估算資產4億多，貸款5.9億，缺口近2億。

兩年前，溫州出現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為賭博，或者投資激進，才出了問題。此後，跑路潮逐漸平息，外界以為溫州已經平靜，誰知風險其實卻在悄悄積聚，通過互保圈隱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業倒下，我們還能應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業出問題，我們就很吃力了。」葉健強說。

葉健強的廠子的銀行貸款七成都為互保而來。和他一起聯保的企業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計今年還會倒三家」。這些互保企業涉及銅業、皮革、食品機械幾個行業。「在我這個圈子裡，最終剩下的企業最多20%。」他說。

而經信局副局長徐立志天天忙於開會。到任五個月，他先後召開一百多次銀企協調會，有時候一天四次會議。「一個企業協調好，下一個又來了。」

在樂清，政府成立了「幫扶組」，由政府出面專門幫助協調銀企及互保單位關係。有資格加入的大多是銷售額過億甚至接近十億的明星企業。

森泰是名單上的第17家。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官方材料顯示，先期16家企業，涉及電器、金屬加工、船舶、塑料製造等多個行業，也包括柳市歷史最久的電器廠之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精益電器，以及曾打贏五場美國知識產權官司名噪一時的通領科技。

如今，這份名單還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單位華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就已於2013年5月初申請成立幫扶組。華通集團規模位列當地電器企業排名前五，集團下屬十多家成員企業。

華通董事長李成文對南方週末記者稱，華通在銀行貸款7個億，此外並無民間借貸。受森泰逾期影響，華通已被所有銀行密切關注。各家銀行提出，一旦授信到期，將壓貸5%-10%，涉及金額約為3500萬-7000萬。與此同時，因為華通「不再安全」，它與其互保企業都需要尋找新的擔保人，而在當下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華通身後有六家互保企業，而這些互保企業背後又將是難以窮盡的層層擔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資質良好、經營相對穩健的中堅企業。這意味著，危機將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範圍內的健康企業傳導。

在樂清，在溫州，幾乎每隔幾天，就能在飯局或私下場合聽到各種交叉印證的傳言——「××企業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精益電器集團董事長陳冬青說。

連環地雷引爆的後果是，溫州從全國不良貸款率最低的城市，搖身變成不良貸款的重災區。

2012年6月，溫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連續12個月上升，高達2.69%，創十年來新高。當時溫州金融辦曾表示，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見頂。但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著每一個信號走到極致

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

踏入互保的連環地雷陣，只是溫州這些年遭遇的問題之一。這群靈敏的人，是最先跟隨市場信號燈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問題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國還在搞「文化大革命」武鬥的時候，溫州人就開始南征北戰。這個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國家也幾乎沒有投資。為了生存，溫州人彈棉花、理髮、打棺材，什麼都干。

「人家不願意幹的行業，溫州人幹，靠的是勤奮和吃苦耐勞。」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伍勝回憶。

1970年代初，市場經濟萌芽，走南闖北的溫州人，開始販賣各種小東西，比如，塑料花、螺絲、電圈。漸漸地，在這些需求的刺激下，溫州出現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產這些東西，再由遍佈全國的老鄉網絡賣出去。

溫州人的靈活，一個細節可資佐證：當時國家重視農業生產，對長途運送養蜂箱提供優惠。溫州小商販們就利用養蜂箱夾帶緊俏物資，甚至出現了「養蜂部落」。

很快，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真正到來，溫州人如魚得水，迅速學會倒買倒賣，也迅速學會借改革開放「挖社會主義牆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溫州蔚然成風。很多老闆都記得，1980年代，鄰里鄉親們走私手錶、汽車、錄音機，直到1988年走私被徹底打擊。

與此同時，溫州人也從後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後，新華、求精、精益開關廠陸續開辦。起初，他們對質量並沒有概念，假冒偽劣一起上，只要賺錢就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廣場上，憤怒的杭州人點起大火，燒掉五千多雙溫州的假冒劣質鞋，才在溫州敲響警鐘，開始有溫州人在意起質量和品牌。

而這個背負原罪又引領中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來黃金十年，因為他們集體發現了肥美的出口市場。

1992年開始，溫州人開始租個民房，雇十幾個人，幫外國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廠一年出口額能達到一千多萬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睜開就跑到廠裡，晚上9點鐘回家，中午沒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幾」。

那時的低壓電器行業也利潤豐厚，淨利潤10%，高的能接近20%。

在這樣的刺激下，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以至於在市場上，溫州人最大的對手就是溫州人自己——這樣的結果，帶來的只能是價格戰。

支撐著溫州商品以低廉而聞名的，是這個「大工廠」的隱秘一面：成千上萬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農民工，和被廢水廢氣污染的江河土地。

轉軌進程中的中國，並沒有完善的法規，也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執行這些法規。善於利用市場機會的溫州人，將每一寸優勢都發揮到極致，沒有底線的價格戰以難以想像的慘烈程度進行。

雖然國內並未遇到約束，但出口市場那一端的人卻抗議了。2003年左右，國際市場上多次發生貿易衝突，最先走出去的溫州人，首當其衝，2004年西班牙人焚燒溫州鞋的惡性事件就是標誌。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樂清市天經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建義跟當地不少企業打過交道，發現很多企業「從2004年以後就基本上沒有賺錢」。事實上，經濟數據已顯露衰退徵兆。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數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墊底。

這讓許多當地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2004年，溫州人王紹基——也是西班牙中國商會執行主席——就曾通過南方週末記者呼籲，「凡是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人，現在應該趕快建立自己的品牌。這是溫州人必須要走的路，也是責任，對自己的責任，對民族的責任。溫州人現在有資本和產品的後盾，溫州企業家有責任為中國塑造國際品牌。」

溫州：從炒房團到棄房團

溫州人曾以四處炒房聞名，現在，忽冷忽熱的政策讓他們心驚膽顫。在經歷了四萬億寬鬆狂潮以及接踵而至的樓市限購政策之後，連續下跌23個月的房價，讓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將房產丟給了銀行或法院。

溫州人，正在他們的家鄉陷入一場嚴重的樓市危機。

2013年8月中旬，國家統計局公佈了最新的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69個城市都在同比上漲，唯有溫州，仍在下降。至此，溫州已經連續23個月同比下降。

更觸目驚心的是，越來越多的房主放棄了正在銀行做按揭或者抵押給銀行的住宅、經營性房產。一位不願具名的房地產業內人士從多位銀行親友處核實的信息是，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1萬套，如果按照每套100平方米來計算，100萬平方米的量已經超過了2012年溫州全年新盤供應量。

截至目前，溫州的央行系統尚無法提供準確的官方數據。許多被作為資產處置的房屋，進入法院系統，但法院也未能提供統計數據。

但可以佐證的是，溫州產權交易拍賣行2013年上半年完成的拍賣金額相比去年和前年都是接近一倍的增長。「其中絕大多數拍的是房產。」該拍賣行拍賣總監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根源還是過去兩年整個溫州經濟出了問題。」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一位負責人指出，單純因為房價下跌繼續供房不划算而放棄房產不再供按揭的，依然只是個別現象，銀行系統跟房產相關的不良資產主要還是來自抵押貸款。

2011年9月，「眼鏡大王」胡福林跑路事件拉開了溫州這場經濟危機的序幕，民間借貸鏈條迅速斷裂，越來越多的溫州商人被追債，以致跑路、自殺。如今，這場危機正在蔓延到金融系統。

「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是企業感覺最難的時候，2012年下半年至今銀行系統也難過了。因為往往是在危機爆發一年後，才開始進入大規模的資產處置階段，而房產，永遠是資產處置的重點。」前述央行溫州中心支行負責人解釋。

溫州人無比熱衷的房產，在這場前所未有危機的醞釀、爆發、深入之中，始終扮演著一個先鋒隊的角色，將溫州經濟拖入一個更深的泥潭，自身亦深陷其中。而如今，曾經支撐溫州房價暴漲的各種因素都發生了逆轉，如果溫州樓市走不出泥潭，溫州經濟能否一力回轉？

被腰斬的豪宅

2009年底，劉聞以每平方米4萬元的價格，買下「鹿城廣場」一套350平方米的房子，一年後就漲到了每平方米7.5萬元，升值了1000萬元。但沒想到，再過一年後，過山車一般回到了原點，一場空歡喜。

「鹿城廣場」是溫州近年來最具標誌意義的豪宅，由全國性房地產商綠城集團開發，拿地時是地王，開盤後是樓王。

從峰值攔腰斬斷的豪宅名單還可以列出一長串，溫州本土最大開發商中梁地產的香堤半島每平米是從5萬元降到了如今的2.8萬元；中低端商品房也比最高峰時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

不僅是購房者，連開發商也走了眼。王大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10年拍下新城和老城交界處一個地塊打算開發豪宅時，怎麼也想不到今天會重債纏身。

2.8萬元的樓面地價，王大山當時預計能開到5萬元，最差4萬元起。因為地處鹿城區這一溫州傳統老城區，該區域的新盤非常稀缺，最貴的豪宅「鹿城廣場」的二手房時價當時已經逼近了8萬元。

新盤稀缺也是溫州近年來房價飆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泰和營銷機構總經理林育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1年之前，溫州每年的土地放量平均只有二百多畝，僅僅相當於北京一個中等以上小區的大小。

王大山的個人財富是在房地產行業做了5年積累的，部分土地款是跟另外五個朋友合夥湊齊的。這些合夥人，有做服裝的，也有做不鏽鋼的，來自各個行業。

王大山浸淫房地產業的那5年中，溫州市區商品房銷售均價從每平方米8000元一路上漲到3萬元，部分樓盤價格甚至超過北、上、廣等特大城市。

四萬億催生瘋狂借貸

王大山2010年拍下鹿城區那塊地的時候，也正巧遇上了一個資金亂飛的瘋狂年代。

他一點也不擔心資金缺口，因為「很多人通過朋友主動找上門來要投錢，還請我們吃飯，一放就是1000萬、2000萬元」。

自2009年起，溫州的民間借貸開始進入一個逐漸瘋狂的狀態。一開始的利息還只是月息2分3分，發展到2011年年中溫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前，根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調研數據，利率水平超過了歷史最高值，月息6分甚至更高，這意味著100萬的民間借款每年要還的利息就高達72萬元。

報告指出，約20%的民間借貸資金最終流向房地產市場。

溫州民間借貸涉及之廣，根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的報告可以看出，「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

錢從哪裡來？除了從實體經濟抽血之外，更多的民間借貸資金的源頭是銀行，而房子就是他們撬動資金的重要工具。

杭州銀行溫州分行的一位部門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詳細解釋了這個資金流動的鏈條：不少溫州人在買房之後，選擇先將按揭貸款還上，再拿去銀行做抵押貸款。一套500萬的房產，無論是按揭還是抵押，一般最多只能在銀行貸出300萬元。奧妙在於擔保的放大作用——擔保公司可以作為中間擔保人，協助房主多貸剩下的200萬元出來。「只要房價是上行的，擔保公司就沒有任何風險」。

銀行自身當然也在不遺餘力地向外放貸。2011年，溫州GDP是3351億，年末貸款餘額是6194億，是前者的1.8倍。據保守估計，溫州直接或間接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信貸資金至少佔貸款總量的1/3，而且50%以上的貸款以房地產作為抵押保全品。

土地款尚未繳清之時，王大山就通過一家平台公司，從華夏銀行貸到了1.5億元，「和民間資本一樣，他們當時也在求著我們去貸款，所以打了各種擦邊球」。

「如果沒有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溫州的錢不會一下子多了這麼多，房價也不會上漲這麼快，暴漲的樓市也不會進一步接下更多的民間資本。」周德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談及這場爆發了兩年的溫州金融危機，幾乎每個溫州人都會再往前追溯兩年，細述四萬億的催化作用。

樓市急凍

王大山的項目拖了整整一年才準備開工。這時，天已經變了。

2010年10月，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急速轉向緊縮，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錢少了。

華夏銀行同意將王大山公司的1.5億貸款做了延期，但貸款額度抽緊、審批權限上交到省分行後，新的貸款顯然是沒法審批下來。

如果處在樓市上行的階段，王大山還有一個選擇是盡快開盤迴籠資金。但在2011年2月，溫州出台了地方版限購辦法，這是一個嚴厲程度超過了北京的地方細則。「北京是家庭擁有兩套房產就不能再買了，溫州是只要有一套就不能買了，甚至於只要有銀行貸款記錄，把原來那套賣了再買都不行。」在泰和地產營銷機構總經理林育看來，限購讓溫州樓市進入了下行軌道。

豪宅市場的直接冷凍，迫使王大山沒法盡快開盤，只能繼續想辦法從民間借錢，蓋成現房後再賣，這樣買家也不會擔心他蓋了一半跑路。

2011年9月，民間借貸危機爆發，高利貸也借不到了，王大山和他的5個合作夥伴只能分別從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幾十萬幾十萬地借貸，勉力支撐。

往常主動送錢過來的債主紛紛找上門來催債，每個月一次。6個合作夥伴，一共欠下了高達7億元的高利貸。王大山一度萌生跑路的念頭，後來想到畢竟項目還在，跑路就徹底回不來了，開始跟債主協商讓他繼續把這個項目做完，「他們把我逼得跑路了，一分錢也收不回來；如果跟我一塊堅持，最後還能收回一半的本金」。

再支撐三個月，王大山的樓盤大概就能完工了。能賣多少錢？他現在還沒想過，拿地時預計的一平米5萬是不敢想了，「三萬多吧。」他說。

還有一些房地產商沒有熬過這個難關。2012年1月，湖南嶽陽的溫州商會會長白洪光用鋼絲繩結束了他年僅42歲的生命，他在岳陽和溫州開發了十幾個房地產項目。離世僅僅一個月前，白洪光的朋友還跟他一起去考察了一個新的地塊，「他當時仍然在想辦法講故事，想通過一個新項目融錢，來償還前面的巨額債務。」白的朋友回憶。

曾經引領全國炒房風氣之先的「溫州炒房團」，在2010年開始的「限購」政策之後，慢慢淡出公眾的視野。其中一位炒房團團長，曾經坐擁價值7000萬的房產，因為房價下跌資產縮水三分之一強，而此前炒房的資金幾乎全部來自溫州的民間資本，只能降價賣房。很多豪宅有價無市，撐到2012年下半年，各路債主開始紛紛上門。

其中一位債主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在2011年借出了200萬元，2013年5月去要錢，就被告知，要麼拿走八成的本金，要麼拿走兩套房子。

（應被訪者要求，王大山、劉聞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