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務院將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幹意見》,這是藥品領域的一項重大改革政策。1月25日,國新辦就此舉行吹風會。
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賀勝在會上表示,《若幹意見》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嚴把藥品質量關。如在新藥審評審批上更加嚴格,對已上市的仿制藥要開展一致性的評價,推動落後企業退出等。通過推行“兩票制”,開展藥品價格談判,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也將進一步降低藥品虛高的價格,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
王賀勝介紹,《若幹意見》指出,在生產環節關鍵是提高藥品質量療效。一是嚴格藥品上市審評審批,優化審評審批程序,推進信息公開。二是加快推進已上市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對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給予政策支持。三是有序推進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鼓勵新藥研發。四是加強藥品生產質量安全監管,嚴厲打擊制售假劣藥品的違法犯罪行為。五是加大醫藥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推動落後企業退出。六是健全短缺藥品、低價藥品監測預警和分級應對機制,保障藥品有效供應。
王賀勝答記者問
王賀勝表示,針對目前我國藥品質量參差不齊、部分藥品價格虛高等這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若幹意見》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並將給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第一,藥品的質量更加安全。這次出臺的《意見》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嚴把藥品質量關。比如在新藥審評審批上更加嚴格了,對已上市的仿制藥要開展一致性的評價,要加強藥品生產的質量監管,推動落後企業退出等很多措施,通過措施實施,保證藥品質量更加安全。
第二,藥品價格更加合理。通過推行“兩票制”,開展藥品價格談判,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進一步降低藥品虛高的價格,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
第三,藥品供應更加有保障。通過建立健全短缺藥品、低價藥品監測預警和分級應對機制,健全城鄉藥品的流通網絡,發揮互聯網的作用,提高藥品供應保障能力,讓群眾用藥更加方便快捷。
第四,藥品使用更加規範。通過破除公立醫院的以藥補醫機制,落實合理用藥制度,發揮藥師作用,強化醫保對診療行為和醫藥費用的監管,促使藥品的使用更加規範合理,讓藥品回歸治病的功能。
王賀勝強調,讓群眾受益,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這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近期,國務院將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幹意見》,這是藥品領域的一項重大改革政策。1月25日,國新辦就此舉行吹風會。
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賀勝在會上表示,《若幹意見》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嚴把藥品質量關。如在新藥審評審批上更加嚴格,對已上市的仿制藥要開展一致性的評價,推動落後企業退出等。通過推行“兩票制”,開展藥品價格談判,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也將進一步降低藥品虛高的價格,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
王賀勝介紹,《若幹意見》指出,在生產環節關鍵是提高藥品質量療效。一是嚴格藥品上市審評審批,優化審評審批程序,推進信息公開。二是加快推進已上市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對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給予政策支持。三是有序推進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鼓勵新藥研發。四是加強藥品生產質量安全監管,嚴厲打擊制售假劣藥品的違法犯罪行為。五是加大醫藥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推動落後企業退出。六是健全短缺藥品、低價藥品監測預警和分級應對機制,保障藥品有效供應。
王賀勝答記者問
王賀勝表示,針對目前我國藥品質量參差不齊、部分藥品價格虛高等這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若幹意見》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並將給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第一,藥品的質量更加安全。這次出臺的《意見》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嚴把藥品質量關。比如在新藥審評審批上更加嚴格了,對已上市的仿制藥要開展一致性的評價,要加強藥品生產的質量監管,推動落後企業退出等很多措施,通過措施實施,保證藥品質量更加安全。
第二,藥品價格更加合理。通過推行“兩票制”,開展藥品價格談判,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進一步降低藥品虛高的價格,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
第三,藥品供應更加有保障。通過建立健全短缺藥品、低價藥品監測預警和分級應對機制,健全城鄉藥品的流通網絡,發揮互聯網的作用,提高藥品供應保障能力,讓群眾用藥更加方便快捷。
第四,藥品使用更加規範。通過破除公立醫院的以藥補醫機制,落實合理用藥制度,發揮藥師作用,強化醫保對診療行為和醫藥費用的監管,促使藥品的使用更加規範合理,讓藥品回歸治病的功能。
王賀勝強調,讓群眾受益,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這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今日智飛生物午後開盤直接一字漲停。
消息面,據重慶日報9日報道,重慶精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已研發出一款學術名為CD19—CART的新藥,盲測測試結果顯示,該藥物治療白血病的有效性在90%以上。目前,該藥物已進入申報、審批流程,最快將於2018年進入市場。智飛生物通過重慶智睿投資有限公司參股其中。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最新消息,藥明康德已正式啟動A股IPO流程,與過往猜測的不同,此次登陸A股,藥明康德並未采取此前傳言的“借殼”形式。
3月23日晚間,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發布上市輔導公告:擬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並上市,現正接受華泰聯合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輔導。
根據公告,此次上市的的主要發起人為Glorious Moonlight Limited、SUMMER BLOOM INVESTMENTS (I) PTE. LTD、G&C VI Limited、WuXi AppTec (BVI) Inc.、ABG-WX HOLDING (HK) LIMITED、嘉世康恒(天津)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HCFII WX (HK) Holdings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和上海金藥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李革。
排隊上市,這與此前一直傳言的借殼上市的說法產生了出入,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後獲悉,“由於政策收緊,借殼現在很難批複,因此轉道‘排隊’,而現在A股排隊審評速度加快,所以IPO排隊也用不了太久。”
去年12月10日,中概股無錫藥明康德在當日收盤後宣布完成私有化,從紐交所退市,市值33億美元。一位接近藥明康德高層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私有化回歸,藥明康德是計劃“一拆三”分別上市,此前,承擔其CRO業務的子公司合全藥業已登錄新三板,而今年1月,藥明生物也已進入港股上市“走流程”階段,加之此次藥明康德新藥開發公司登陸A股IPO的公告,“一拆三”傳言也已坐實。
從估值的角度來說,目前合全藥業的市值為17.19億元,此前彭博社曾報道藥明生物的估值約為15億美元左右(約100億人民幣),但有業內相關人士猜測,此次上市的估值應該與15億美元的猜測價格相去甚遠,同時,有行業人士表示,藥明康德A股市場進行資本運作的主體業務部分將遠超藥明生物部分的融資估值。
實際上,自近幾年開始,以CRO業務起家的藥明康德便一直致力於打造新藥研發的“平臺”功能,並不願被純粹定位為一家新藥研發外包服務公司。而其多打造的新藥研發、服務外包、生物制藥、基因組學檢測、免疫治療等業務無疑是中國股市喜歡的題材。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包括基因檢測、藥物研發、免疫治療等相關業務在內的精準醫療相關部門,將成為此次上市的藥明康德新藥研發公司的業務主體。
去年五月,藥明康德就已經聯合華為企業雲發布過中國首個精準醫學大數據雲平臺——明碼雲,旨在打造覆蓋全國、標準統一、安全可靠的精準醫學雲服務,意在布局基因組信息及精準醫學大數據的集中和應用。
去年3月,藥明康德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次透露了其私有化的目的,並強調並非為了實現中美市場的“PE差”,根本原因還是華爾街太過於關註短期業績,大型戰略投資就變得比較困難。
“在2015年3月,我們在季度財報中準備了一頁內容,上面列舉了我們將持續發展的重點平臺板塊,以及將開始投資的新興機會。季度財報後,我們的股票非但沒有上漲,反而下跌了20%。我對這個結果感到非常失望。我們想要保持創新,卻不能得到正向的激勵。因此我覺得是時候回歸私有化了。回歸私有化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大膽地投資平臺建設,更加靈活地把握新興機會。”李革說。
結核病再次成為世界上最致命的傳染病,2015年估計有180萬人因結核病死亡,超過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如果你對肺結核了解不夠多,但是至少應該知道遠的肖邦、近的魯迅和林徽因,他們的生命都終結在了結核病上。隨著他們生命的遠逝,結核病並沒有消失,仍在我們身邊。
2015年,全球估算有1040萬結核病發病病例,結核病病例在各個國家之間分布不均,30個高負擔國家占全球估算發病總數的87%,發病數最多的6個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南非)占全球發病總數的60%,其中,中國、印度和印尼占全球發病數的45%。
中國每年新發結核病患者約91.8萬,位居全球第三位,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在防治層面上,中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結核病發病人數仍然較多,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結核病防治形勢嚴峻等,此外,結核病在藥物、診斷以及治療上也都還存在一定挑戰。
“我國現行結核病防治服務體系和防治能力還不能滿足新形勢下防治工作需要,部分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診治條件較差,防治所需設施設備不足,基層防治力量薄弱,流動人口結核病發現和治療管理難度大,公眾對結核病防治知識認知度不高,防範意識普遍不強。”中國防癆協會秘書長成詩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50多年沒有新藥出現
“結核病是全世界由單一致病菌引致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在20世紀40年代鏈黴素等抗結核藥物發明之前,結核病幾乎是不治之癥。20世紀初,結核病在我國嚴重肆虐,全國有癆病(結核病)的人數約1000萬人以上,全國每年死於癆病的患者數以百萬計,成為我國疾病死亡之最。”成詩明表示。
1944年,瓦克斯曼(Waksman Selman Abraham)發明的鏈黴素使結核病不再是不治之癥。此後,雷米封、利福平、乙胺丁醇等藥物相繼合成,全球肺結核患者大大減少。1946年,結核病聯合化療方案確立。上世紀90年代,短程化療已經在臨床普遍推廣。
但是,自1966年上市的利福平成為治療結核病最有效的藥物以來,中國市場上尚未有治療結核病的新藥出現。
“由於缺乏市場激勵和投資,50多年來我國幾乎沒有任何專門治療結核病的新藥誕生,在結核病新藥研發領域已經產生了研發能力和知識的差距。目前主要的抗結核藥物我國均有廠家生產,但部分抗結核藥物,如對氨基水楊酸鈉片、環絲氨酸等,是耐多藥結核病治療所必需的,由於需求量小、市場定價低廉,廠家生產積極性不高,因此在采購中存在一定困難。”成詩明表示。
結核病多發在發展中國家,但是藥物的研發實力又多集中在發達國家,這無疑也給新藥的誕生帶來了滯後效應。
北京胸科醫院主任醫師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結核病是一種貧困病,與免疫狀態有關,免疫力低下時容易感染疾病,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群體發病率比較高,發達國家發病率低,這也是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更新慢的一個原因。”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2012年12月,貝達喹啉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於治療耐藥肺結核,並寫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南。作為自1966年之後40多年以來第一個被批準的不同類的抗結核新藥,貝達喹啉可能為耐藥結核病患者帶來希望,同時有可能縮短藥物敏感的結核病患者的治療療程。
“貝達喹啉目前在中國已經獲得上市批件,不過醫院還沒有開始賣,這有望改變當前結核病藥物少的現狀。”高孟秋表示。
去年12月2日,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宣布,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已批準將富馬酸貝達喹啉片作為聯合治療的一部分,用於成人(≥18歲)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作為比利時楊森公司(Janssen Pharmaceutica N.V.)的重要科研成果,富馬酸貝達喹啉片是一種具有創新作用機制、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有望顯著改善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效果,將滿足眾多患者的治療需求。
耐藥困境
“我國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耐多藥結核病成為新的威脅,特別是耐藥結核的治療,已經成為了患者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重要原因。”中國疾控中心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張慧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WHO的評估,全球每年新增結核病患者900萬人,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正規的治療,近85%可以在6~9個月內被治愈。但是,全球每年由於治療不當而新增的多耐藥結核病患者有45萬人,對這些患者來說,治療周期要長的多、成本要昂貴的多。
“敏感患者一個療程的費用是4000元~5000元,6個月的治愈率達到85%以上,但是耐藥患者需要用二線藥物,一個療程是4萬,治療的時間需要2年,同時副作用更大。雖然有醫保報銷,但是多數地方還是以住院報銷為主,這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負擔。”張慧表示。
張慧還提到,目前,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向患者免費提供最基本的一線抗結核藥物、胸部X片及痰塗片檢查,每人補助400元,其余費用由醫保或患者自己負擔。但總體來看,自付部分對貧困肺結核患者仍然負擔較重。
針對耐藥患者的增多,成詩明認為,這是在治療過程中忽視了聯合用藥原則而單一用藥,菌群中的敏感菌(占絕大多數)雖被殺死,但少量自然耐藥菌仍存活,並不斷繁殖,最後完全成了耐藥菌,這種情況必然導致治療失敗。藥品使用方面,部分醫療單位存在不規範用藥,肺結核治療方案不合理等情況,部分醫務人員亟待更新治療理念。
成詩明表示,“很多醫療機構的醫生結核病治療知識相對匱乏而采用了錯誤的治療方針和治療理念。制定的化療方案不合理是最突出的問題,其中藥物聯合不合理的情況最多,在不了解患者的藥物敏感狀況,也不問其既往用藥歷史的情況下,盲目制定化療方案,特別是反複采用了已耐藥的藥物聯合,導致治療的多次失敗,最終形成耐藥。用藥劑量不足、服藥方法不當也是造成耐藥的重要原因,醫生或患者都可能因懼怕藥物不良反應而長期采用低劑量或錯誤劑量的藥物治療,導致治療失敗。”
另外一方面,社會普遍對結核病關註度低,公眾防治知識普及不夠,防範意識差,還沒有形成全社會參與的氛圍。調查顯示,2015年,全國結核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僅為74%,60歲以上年齡組總知曉率僅為67%,這也導致人們沒有認識到不正確的治療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患者在確診為結核病後未到結核病專業機構或正規醫院接受治療,而是到尚未經過結核病診斷、治療標準化培訓的機構就診;病人在就診時,醫生經常讓做痰培養結核菌和藥敏試驗,有時病人不理解,孰不知這能夠使病人的治療方案更加切實可行,做到用藥有的放矢,避免治療上走彎路,延誤了病情,這些都會導致耐藥的出現。”成詩明表示。
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全球對於耐藥結核病的治愈率在50%左右,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因為當前診斷手段還存在不足,能做到精準確診的患者只有30%,距離WHO要求的70%還有差距。精準確診需要培養細菌,對於實驗室的要求比較高,不是所有的醫療機構都能做,只有地市級的結核病專科醫院才能做,所以導致很多的病人先按照一線藥物治療,如果發現效果不好再去上一級醫院進行確診。”
近期發布的《“十三五”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中要求,精準診斷力求達到50%。雖然當前國內外對結核病診斷技術有了較大突破,出現了一批基於分子生物學的快速檢測技術,但由於這些新技術收費高、未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等原因,造成我國新技術推廣較緩慢。
除此之外,成詩明表示,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還面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艾滋病與結核病合並感染,流動人口等都為結核病控制帶來了嚴峻挑戰。隨著我國科技重大專項支持研發的診斷新技術的出現,只要按照正確的程序治療,會帶來疫情下降。但是如果不治或治療的方法不對,也會導致多耐藥結核甚至極耐藥結核。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最新消息,藥明康德已正式啟動A股IPO流程,與過往猜測的不同,此次登陸A股,藥明康德並未采取此前傳言的“借殼”形式。
3月23日晚間,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發布上市輔導公告:擬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並上市,現正接受華泰聯合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輔導。
根據公告,此次上市的的主要發起人為Glorious Moonlight Limited、SUMMER BLOOM INVESTMENTS (I) PTE. LTD、G&C VI Limited、WuXi AppTec (BVI) Inc.、ABG-WX HOLDING (HK) LIMITED、嘉世康恒(天津)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HCFII WX (HK) Holdings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和上海金藥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李革。
排隊上市,這與此前一直傳言的借殼上市的說法產生了出入,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後獲悉,“由於政策收緊,借殼現在很難批複,因此轉道‘排隊’,而現在A股排隊審評速度加快,所以IPO排隊也用不了太久。”
去年12月10日,中概股無錫藥明康德在當日收盤後宣布完成私有化,從紐交所退市,市值33億美元。一位接近藥明康德高層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私有化回歸,藥明康德是計劃“一拆三”分別上市,此前,承擔其CRO業務的子公司合全藥業已登錄新三板,而今年1月,藥明生物也已進入港股上市“走流程”階段,加之此次藥明康德新藥開發公司登陸A股IPO的公告,“一拆三”傳言也已坐實。
從估值的角度來說,目前合全藥業的市值為17.19億元,此前彭博社曾報道藥明生物的估值約為15億美元左右(約100億人民幣),但有業內相關人士猜測,此次上市的估值應該與15億美元的猜測價格相去甚遠,同時,有行業人士表示,藥明康德A股市場進行資本運作的主體業務部分將遠超藥明生物部分的融資估值。
實際上,自近幾年開始,以CRO業務起家的藥明康德便一直致力於打造新藥研發的“平臺”功能,並不願被純粹定位為一家新藥研發外包服務公司。而其多打造的新藥研發、服務外包、生物制藥、基因組學檢測、免疫治療等業務無疑是中國股市喜歡的題材。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包括基因檢測、藥物研發、免疫治療等相關業務在內的精準醫療相關部門,將成為此次上市的藥明康德新藥研發公司的業務主體。
去年五月,藥明康德就已經聯合華為企業雲發布過中國首個精準醫學大數據雲平臺——明碼雲,旨在打造覆蓋全國、標準統一、安全可靠的精準醫學雲服務,意在布局基因組信息及精準醫學大數據的集中和應用。
去年3月,藥明康德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次透露了其私有化的目的,並強調並非為了實現中美市場的“PE差”,根本原因還是華爾街太過於關註短期業績,大型戰略投資就變得比較困難。
“在2015年3月,我們在季度財報中準備了一頁內容,上面列舉了我們將持續發展的重點平臺板塊,以及將開始投資的新興機會。季度財報後,我們的股票非但沒有上漲,反而下跌了20%。我對這個結果感到非常失望。我們想要保持創新,卻不能得到正向的激勵。因此我覺得是時候回歸私有化了。回歸私有化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大膽地投資平臺建設,更加靈活地把握新興機會。”李革說。
iPhone X 被蒂姆·庫克稱作是「劃時代」的產品,是「智能手機的未來」。
今年 10 月,在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 102 年後,人類首次捕捉到了雙中子星合並產生的引力波。數百年來,這樣的科學發現和科技創新一直永不可逆地改寫著人類的歷史,推動世界加速前進。
自 2015 年基金成立以來,峰瑞資本(FreeS Fund)即持續且堅定地看好科技創新,相信科技能夠以更加深遠的方式,從底層改變商業社會。
我們將深科技確定為主要投資方向之一,並在智能制造、傳感器與芯片、人工智能的垂直應用、生物科技與新藥研發、新材料、新能源、環保等領域做出投資嘗試。
在這篇專欄中,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更希望聽聽你的看法:
從 iPhone 到美圖秀秀,傳感器的進步使哪些設備實現了智能化,又催生了哪些商業應用?
從智能音箱到疾病診療,AI 如何在特定場景中發揮作用?
哪些行業、哪些企業會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且有能力快速發展起來?
歡迎在文末分享你的看法。此後,我們還將與科技領域的創業者和行業專家們一起聊聊,嘗試記錄他們在廣袤未知中前行的真實腳步。
一
從傳感器到 APP
iPhone X 正式在中國市場發售了。時間過得很快,距離 2007 年喬布斯發布第一代 iPhone 已經過去了十年。朋友圈里有很多人都在回憶十年前自己用過的經典手機,比如諾基亞 5800、索尼愛立信的滑蓋、摩托羅拉的翻蓋等等。顯然,它們完全無法和現在的智能手機相提並論了。
iPhone X 被蒂姆·庫克稱作是「劃時代」的產品,是「智能手機的未來」。它額頭上的那塊小「劉海」集成了眾多昂貴又先進的傳感器,很受關註,我們不妨以它為例,來看看手機是如何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從傳統手機向智能設備的過渡的?
其實,早在 2000 年,手機就具備拍攝記錄功能了。夏普當時在日本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有內置攝像頭的手機 J-SH04,像素只有 11 萬,成像效果不好,沒發揮什麽作用。
之後幾年,索愛、三星、LG、諾基亞這些老牌子也都陸續推出了拍照手機。但即便是到了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面世時,配備的攝像頭也只有 200 萬像素,拍攝功能比較單一。人們還是習慣用相機來拍照。
那手機是從什麽時候起成了我們的主力拍照設備呢?答案可能是近十年內了。直到光學傳感器有了重大的突破,攝像頭像素大幅度提升,還具備了光學防抖、激光對焦燈芯功能,從成像、對焦到圖像處理的功能都不斷完善之後,拍照才成了手機的核心功能之一。
也就是說,把精度足夠高、尺寸足夠小、成本相對合理的光學傳感器被塞進了手機里,是一切發生的前提。
▲ 隨著光學傳感器的不斷叠代,手機逐漸成為我們的主力拍照工具。
硬件升級之後,大家使用手機拍照的頻率變得越來越高,各種商業應用也陸續冒出來了,例如基於照片後期處理的美圖秀秀、Snapseed、Instagram 等等。這些應用讓以前不太喜歡拍照的中國女生,變得基本上都非常清楚從哪個角度拍、怎麽修圖可以讓自己最好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因此發生了一些變化,從單純的文字溝通,變成更喜歡發照片和視頻。
到了 iPhone X,傳感器更是實現了一次飛躍。1200 萬像素的感光元器件讓手機的成像效果可以直接媲美很多專業相機。更重要的是原深感攝像頭系統的出現,讓攝像頭可以實現的功能從平面進入到了空間的範疇。
原深感攝像頭系統的組成說起來很複雜,包括紅外鏡頭、泛光感應元件、距離感應器、點陣投影器等 8 個主要部分。作用原理大概是利用點陣投影器投射出超過 30,000 個肉眼不可見的紅外光點,然後根據這些光點落在人臉不同部位的大小和扭曲度,來判斷每個落點與攝像頭之間的距離,從而描繪出人臉凹凸,實現 Face ID。同時,通過構建空間數據模型,攝像頭在拍照時也可以模擬出一些光影效果。
這大概會讓大家的拍照數量再上一個臺階。無論是更高級的拍照軟件,還是解鎖、支付技術,又或者是需要借助 AR 特效的軟件,現在看起來無法實現的應用都將逐漸成為可能,新的商業應用也將應運而生。
▲ iPhone X 「齊劉海」里的傳感器,將催生新的商業應用。
簡單地來總結一下這個過程:傳感器和傳感器算法進步到一定程度之後,應用到了手機上,手機完成了從傳統向智能的過渡,也同步催生了不少商業應用。各種地圖導航 App,Uber、滴滴、摩拜、ofo 等應用的出現也符合這個邏輯。它們誕生的前提是陀螺儀和定位傳感器的進步讓手機開始承擔 GPS 的功能。
Q:近十年來,有哪些設備逐漸實現了智能化?這個變化是由哪些關鍵元器件的進步所推動的?現在,又有哪些關鍵元器件正在進步,從而能夠在未來影響我們的生活?
二
從「在線且連接」到人工智能
不止是手機,無人機、自動駕駛汽車、物流、物聯網、智能家居等領域的進展,很大程度上也都有賴於傳感器的突破。從我們的經驗來看,立足於特定場景、基於特定需求的解決方案,會首先變得非常受歡迎。
英偉達今年用在深度學習專用芯片上的研發費用已經超過了 20 億美元,定制芯片的大潮已經慢慢顯露出來了。我們也在這個領域投資了幾家公司。例如睦星科技(Kolmostar),他們所研發的 GPS 傳感器成本和能耗比較低,定位精度卻很高,未來能夠讓更多的設備為我們提供位置信息。從運動手表到交通工具,它可以覆蓋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將催生很多新的應用。
再比如致力於研發基於蜂窩的窄帶物聯網(NB-IoT)芯片的公司芯翼信息也正在這方面努力。從 80 年代的「大哥大」開始,手機芯片一直通過公網基站來傳輸信號,覆蓋率和穩定性都有一些問題。芯翼信息想要努力改善這一點。他們研發的芯片保證了低成本、深度覆蓋、穩定的數據傳輸,在智能家居、智能樓宇、公用事業、工業、農業環境監控等領域都有應用空間。
慢慢地,傳感器會讓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設備都能夠實現「在線且連接」,和我們產生交互。這是通向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的關鍵一步。
▲ 2020 年,物聯網設備安裝量將達 281 億臺。我們與世界的連接將更為緊密。
接下來的一步是對數據進行抽取運算並優化。
以 2017 年以來中國市場上特別火的智能音箱來舉個例子。語音識別是智能交互的一個重要入口,所以智能音箱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通過語音識別來重新定義人與萬物的連接的一種嘗試。
這不是科技公司第一次嘗試用語音識別技術來實現人機交互。2010 年時,蘋果就收購了智能語音助手 Siri,並用在了 2011 年發布的 iPhone 4S 上。亞馬遜和谷歌也先後拿出了 Alexa 和 Home,嘗試開創出物聯網時代的智能家居和 AI 智能交互終端。
我們在 2016 年時也投資了一家這個領域的公司——研發語音識別相關芯片的聲智科技。他們做的事情是典型的軟硬件結合,涉及到了麥克風陣列、降噪算法、硬件平臺配置等等,目的是找到用什麽樣、多少數量的麥克風,才能在不同環境下做到語音的清晰辨別,有比較好的收音和雜音消除效果。
這項技術在當時看來還沒有特被明確的用處,但在智能音箱熱潮爆發之後,它立刻就找到了用武之地:由於不同環境有不同的背景音,比如開車時有馬路上的噪音,晚上在家里時會有電視發出的聲音,音箱想要識別用戶聲音、執行用戶指令的話,必須要能夠完成高質量的收音和雜音過濾。這需要用麥克風陣列組合來做算法,組成模塊來處理數據、濾除雜音、抽取關鍵信息。
很多智能音箱廠家發現自己一時間攻克不了這個技術難題,都找到聲智來合作。這已經是非常典型的人工智能在垂直領域的應用了。
▲ 從 Siri 到智能音箱,語音識別已成為智能交互的重要入口。
對於 AI 的應用,我們內部有一個判斷標準:當某個領域產生數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數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時,這個領域里往往會誕生新的效率工具,也會有 AI 的用武之地。
以醫療領域為例,我們持續關註與 AI 結合的醫療項目,也投資了包括 XtalPi 晶泰科技 等項目。晶泰做的是以計算驅動創新的藥物固相研發,通過計算物理、量子化學、AI 和雲端強大的智能算法,實現高度精確的藥物固相篩選與設計,極大地縮短了藥物設計、晶型篩選與藥物制劑開發的時間。
這個邏輯在工業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環保等領域也都同樣適用。 在過去兩年的投資過程中,我們把這類和物理實體、實業相結合的技術創新,稱為是「深科技」創新。
Q:哪些領域產生數據的成本正在經歷大幅度下降,數據化程度開始提升?AI 又將如何在這些領域中發揮作用?
三
技術創新與價值回歸
「深科技」為什麽重要,而且會是一個好的投資機會?
從大趨勢上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先從我們在研究芯片時發現的一組有意思的數據說起:過去兩年里,中國每年會在進口芯片這件事上花費 2300 億美元,金額已經超過了進口原油。如果看過去十年的話,那麽花的錢累計已經超過了 1.8 萬億美元。即便按照這些年里較低水平的匯率折算,也遠超 10 萬億元人民幣了。
中國的芯片需求占全球市場份額的比重超過四成,含有芯片的消費電子產品,絕大多數也都是中國制造的。但反差在於,市場這麽大,國產品牌的芯片卻只能自供 8% 左右。真正有毛利和議價權的芯片主要都來自進口,比如美國芯片巨頭高通 2016 年 凈利潤里,中國貢獻了差不多 60%。
從經濟結構上看,這已經成了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近一兩年里,國家為此成立了規模上千億的產業基金,想要把關鍵技術轉移到中國。既然國家下決心砸錢去掌握產業主導權和利潤,那這個過程里,肯定有著巨大的商業機會。
第二個原因,我想從矽芯片行業熱議了很多年的「摩爾定律」說起。
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在 1965 年時提出了一個觀點:每個芯片的晶體管數量每 12 個月增加一倍左右。1975 年時,根據一些行業數據,定律被修正了一次,戈登·摩爾把晶體管數量增加一倍、性能也增加一倍的周期增加到了 24 個月。
▲ 矽芯片行業曾把「摩爾定律」當作約定俗成的行業目標來努力。
但進入 21 世紀後,這個定律慢慢變得不太能應驗了。原因在於,芯片制造的成本幾乎每 4 年就會翻倍。讓芯片變得更快、更小的成本已經變得極高,速度也放慢了許多。特別是到了近幾年,大家普遍認為,「摩爾定律」在久病之後已經接近極限。
這件事導致的結果就是,那些以前利用「摩爾定律」盡快占領市場的大芯片企業受到了影響,不再需要雇傭大批工程師了。很多研發人員都主動或被動地離開,其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國人。恰好中國在產業結構上有了需要這批人來創新的需要,他們就陸陸續續地回到了中國,開始做一些和物聯網相關的智能設備方面的研發。
這樣一來,市場需求和能夠實現創新的人才條件就都同步具備了。
第三個原因要再宏觀一些。如果我們把視角切換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回顧一下過去 40 年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在大大小小不同領域,生產效率的提升基本都來自於生產關系的調整,從集體所有制到包產到戶、鄉鎮企業、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等等,一次次地用勞動關系釋放了生產力,在生產關系上讓企業與老板、高管甚至是全體員工都密切相關,以此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現在,生產關系上的轉變差不多完成了,人力成本的優勢也逐漸消失,那新一輪效率的提升,就只能從提高生產力來出發,在科技創新上來想辦法。
既然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了國策,那麽在之後一段時間內,能夠與產業結合的技術應用都有機會成為重要且發展迅速的方向。「深科技」創新的幾個領域基本都符合這個規律。
舉一個環保領域的例子,我們在江浙地區調研時,發現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將環保和 GDP 一起作為約束性的指標,來前置性的調控區域內企業的發展。單位產值排放汙染物越少,企業排名越靠前、越會得到政府的支持來做大做強,排名靠後的企業則可能面臨退出。
環保不再是人們看到霧霾、廢水和垃圾時才會想到的事情。它基本上已經關乎企業生存發展,和經濟大勢緊密相連了。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在市區內部署了幾百乃至上千個環境監測儀器(傳感器),以便最快了解到哪里沒達標、哪里出了問題。精細化和數據化管理的趨勢也初步出現了。
政策的紅利、成熟的市場、新的技術和產業結合,叠代交互,促成了環保這個萬億級的市場,有內核技術的環保企業也逐漸走到了舞臺中央。
▲ 環境保護和汙染治理開始真正進入數據化和精細化階段。有質量的環境數據是監督的依據,也是盡職免責的證據。
我們在這個領域也投資了幾個項目。比如 MicroHAOPs ,他們把美國的廢水深度處理和回用水技術搬到了中國,做的事情非常專業:自主合成了創新性的納米氧化鋁(HAOPs) 做為濾料,用了全新的膜組件設計思路。他們的第一套設備在挪威投入使用,已經做到了無人值守、全自動監測和運營。他們的技術用於反滲透膜或者超濾膜的前處理,很好地解決以往膜處理的痛點——低通量和高成本。未來,在需要高水量、高出水水質的情況下,他們都能夠提供比較理想的技術解決方案。
總之,從大趨勢上看,我們對投資這類「深科技」企業非常有信心。一方面是因為技術創新不容易被資本泡沫化,不太會脫離價值本質;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中國已經具備了市場需要、政策支持和人才基礎。我們相信,在技術創新能夠很好地與物理實體、實業結合起來的領域里,投資的回報都應該不會太差,價值回歸的速度也會比較合理。
Q:哪些行業、哪些企業會符合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並且有能力快速發展起來?
香港大學26日宣布,該校研究團隊研制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能保護細胞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和清除艾滋病病毒,並在小鼠身上成功進行實驗。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艾滋病研究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研制出一種新型的抗體藥物“串聯雙價廣譜中和抗體”(BiIA-SG),可有效抑制所有測試過的艾滋病病毒株,並促進清除小鼠體內的潛伏感染細胞。
港大研究團隊指出,BiIA-SG通過結合宿主細胞表面的CD4蛋白,能有策略地伏擊艾滋病病毒,保護細胞不被感染。另外,基因導入的BiIA-SG可以在小鼠體內持續發揮功效,並且清除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細胞。因此,這項研究為BiIA-SG作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用於艾滋病病毒預防和免疫治療提供了概念驗證。
相比目前治療艾滋病病毒的抗體藥物,新藥物效用有明顯改進,研究團隊希望新藥物有望真正成為首個“香港制造”,適用於臨床治療艾滋病病毒的抗體藥物。
這項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國際著名生物醫學期刊《臨床研究雜誌》上發表。
“在中國來講,我們的創新藥發展恐怕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時間,以前幾乎沒有。從這點來講美國研發環境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們現在後勁還是挺足的,國家從政策層面,到資金的支持方面,都可以說是把我們國內的創新藥的研發推向一個高潮。”複星凱特CEO王立群今日在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表示。
據了解, 從2018年5月1日起對抗癌藥品實施增值稅新政策——將抗癌藥品增值稅從17%降低到3%,同時,以暫定稅率方式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堿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為零。
政府在抗癌藥領域降低生產和進口環節的稅負,通過政府集中采購,將部分抗癌創新藥納入醫保目錄,有助於降低患者的負擔;同時通過加快創新藥進口等措施,為患者提供更多的用藥選擇。
醫療產業從不缺資本圍繞,熱點項目更是如此。“很多的熱錢追著醫藥行業。現在醫藥行業的估值是別的行業的2到3倍。”藥明生物CEO陳智勝認為。不過他同時也指出:“中國創新的基礎跟國外比起來,沒有那麽踏實。中國的企業可以先不做全球性,我做別人已經驗證的靶點。”
王立群表示,做創新或者做藥本身來講,有技術上的風險,也有商業上的風險。從技術上講,國內企業大多是做仿創這麽條路走過來。如果國外這個靶點已經有藥了,國內企業再去做這個靶點,這樣就可以用相對比較少的投資做出這個藥來。
“如果我們做全球投資,這條路是要到一定的能力企業以後才能做這個東西。我剛初始一個公司,馬上講我做全球最創新的,這個恐怕喊口號的成分大了一點。”王立群說到,“包括我們商業,不是說每一個藥能做成藥的,我們對市場的把握,對真正的市場臨床上需求和這個藥實際能夠解決臨床上的需求以及競爭者都有關聯。”
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整個在研發的投入方面,還是相對國際其他發達國家比例低。比如說歐美的藥廠研發,總收入的占比大概17%、18%會再回饋到研發。但國內的藥廠,大概只有兩個企業現在達到10.5%。絕大部分都是單位數的,甚至3%、4%的收入來去做研發,這個我們要正視,那麽多人要做,但是不給他財政上的支持,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發展速度。”
上海聯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聯席總裁張強在大會則指出,很多行業里面存在低價競爭,買來的東西質量、維護,甚至服務都不好,造成了劣弊驅逐良弊,沒有再多的投入去做創新,去做服務和質量。這個政策我看國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很多地方也在討論這種事情,也在積極推動品牌的建設、市場的建設,這種政策比較複雜的,接觸的面比較廣,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低價的競標能夠改掉。
邁瑞醫療集團總裁成明和進一步補充到中國醫藥的采購方式極其分散。而美國雖然5千家醫院,但卻只有是幾十個買家,國內是上萬個買家。
“科學發展讓我們對疾病發生發展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越來越了解,也逐漸深入到很多分子層面。有了科學的認識,就能有意識地尋找發現新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新藥研發一直以高投入著稱,以羅氏制藥為例,每年銷售額的20%都會投入研發,去年投入是104億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幣600億元。“我算了一下,每天超過2.5億人民幣的投入。” 羅氏制藥中國總經理周虹說。據她介紹,羅氏的主要重點放在了精準醫療和診斷,通過基因檢測和大數據搜集與分析實現。
作為全球領先的生物技術公司,羅氏在2006年就將個體化醫療作為集團的核心戰略。2015年,羅氏控股全球領先的分子信息技術公司Foundation Medicine,加速在分子信息領域的研究和發展,提升臨床試驗和基因組分析能力。
然而,藥物的研究非常複雜且高風險。陳凱先提到了不同時期流傳的新藥研究費用,“以前新藥的費用在3億~5億美元,後來說是到8億~10億美元。2016年發表的國外統計顯示,成功發明新藥的成本代價大概是86億美元。”
隨著科技進步,計算機輔助藥物分子設計的發展,AI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陳凱先提到,藥物研究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人工智能可以大有作為尋找靶點,另一個就是對藥物結構進行優化。
“以前我們並不清楚一片止痛藥止住了痛,但是病痛產生的相關原理和神經的關系是怎樣的,現在可以細分到基因和蛋白。比如說血管緊張素轉化酶與高血壓有關,我們就找降壓藥,找這個酶的抑制劑。靶點的確定是新藥開拓的突破口, AI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陳凱先說。
陳凱先介紹時稱,藥物研發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找到靶點,圍繞靶點進行藥物篩選,圍繞結構改造優化,挑出優良的分子結構作為候選藥物,然後進行系統全面的臨床評價。現在藥物的設計、藥物的構造關系,可用計算機輔助分析受體、蛋白、免疫力相互作用,尋找好的結構。
他告訴第一財經,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有專門的機構在進行AI應用的學術探索。AI在靶點發現,還有新的化合物的合成,特別是分子結構方面可以發揮重大作用。“我們要預先判斷可能成為新藥的化合物的安全性,涉及的因素非常多。有AI分析非常有幫助,特別是神經網絡這樣的軟件,對藥物研究幫助很大。”他說。
不過,AI在醫療上更快的落地應用是影像分析。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副主任、一期臨床中心主任醫師郭曄教授表示:“AI在醫療中的發展是非常快的,我覺得它有可能第一個替代的是這種圖像解讀,比如說影像學模式的這種醫療行為,有可能會被取代。” 他提到,圖像解讀是通過空間結構或特征來判斷疾病,這有賴於傳統的經驗醫學。而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完全可以達到經驗醫生相同的水準,這對醫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此外,這是一個大數據庫的結合,醫生的考慮是有局限性的,而機器可以把病人個體化的表現都記錄下來,通過大數據的檢索給出一個很全面的治療建議。
當然,現在人們還不必為AI取代醫生而擔心。“治療建議是需要臨床醫生來完成的,也需要跟病人來解釋人工智能AI醫療給你的治療建議,所以我覺得醫生是不會被替代的,但是有可能未來會為AI來打工。另外醫生可以給病人人文的關懷,這塊是AI不可能替代的,我們一定不會把一個有疾病的人單純看作是一個病人,而是作為一個人來對待,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郭曄說。
陳凱先也表示:“軟件的系統和算法離醫學生比較遠,要由計算機的同學專門研究,醫學生的長處在於從數據里歸納因果關系,找到邏輯關系。能夠和算法結合會對我們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