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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星際大戰」到「法櫃奇兵」,喬治盧卡斯的電影故事總是充滿傳奇;從廉價勞工到超級製片,他的成功過程也是傳奇。現在,甫以千億之價賣掉自家公司的他,又宣稱要把多數所得捐出,喬治盧卡斯超級製片生涯的最終曲,還是傳奇。 撰文‧乾隆來 二○一二年的十月三十日,現年六十八歲的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把他的公司作價四十億五千萬美元,約新台幣一一八○億元,全部賣給迪士尼,並宣布不再參與好萊塢電影製作、不參與公司運作,而籌畫中的第七部﹁星際大戰﹂與第五部﹁法櫃奇兵﹂,都交由迪士尼完成。 自一九七三年以﹁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一片成名,這位雄踞全球電影產業將近四十年的超級製片,寫下他的「最終曲」,正式退休了。 不論用任何標準來排名,喬治盧卡斯都堪稱是「史上最偉大」的電影製片之一。他拍攝的﹁星際大戰﹂(Star Wars)、﹁法櫃奇兵﹂(Indiana Jones),陪伴了全世界一整個世代的影迷成長,絢麗的電腦動畫,更是當今所有主流電影的始祖。實際上,喬治盧卡斯帶給七歲到七十歲老老少少的歡樂,恐怕早已遠遠超過童話大師安徒生,甚至超越了創造白雪公主的華德迪士尼。 作為最成功的電影製片家之一,盧卡斯個人累積驚人的財富。據今年九月︽富比世︾雜誌估算,盧卡斯的身價高達三十三億美元,排名全美國第一二○名富豪,與另一位大製片家史蒂芬史匹柏的三十二億美元不分軒輊。 而在盧卡斯出售自家公司數日後,據報導,他又宣稱要將本次交易的多數所得捐出,若此,︽富比世︾雜誌計算,盧卡斯將躋身「全球捐款最多者」之列,與世界首富墨西哥電信大亨史林姆及金融大鱷索羅斯並列同一等級。拍電影成為巨富,盧卡斯堪稱全球第一人,名利雙收,無人可比。 夢想賽車,卻在撞車後轉上電影跑道盧卡斯的致富祕訣,對於一心想要發展文創產業的台灣政府,以及總是在理想與商業之間掙扎的苦勞導演們,無疑是一盞在重重迷霧中照亮前途的明燈。 盧卡斯出生在二次大戰末期的一九四四年,與台灣的企業家施振榮、趙藤雄同年。盧卡斯在加州土生土長,高中就迷上賽車,他喜歡修車、改車、享受飆速的快感。不過,十八歲那年,盧卡斯在一場賽車中被撞,差點丟掉小命,他的賽車大夢就此戛然而止。 退出賽車場的盧卡斯,上了當地的社區大學之後拿起攝影機,轉而成為記錄賽車選手的攝影者,也與朋友參加十六釐米實驗電影的拍攝。另外,他學習人類學、文學、社會學,成了後來﹁法櫃奇兵﹂與﹁星際大戰﹂故事的養分。 盧卡斯後來從社區大學轉學到南加大(USC)電影系,在一九六○年代,好萊塢的電影產業主流還是師徒制,南加大是極少數開設電影系的大學,因此成為年輕電影人的聖殿。比盧卡斯小兩歲的史蒂芬史匹柏此時也在南加大念電影,兩人後來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持續了四十幾年。 雖然受的是學院教育,但包括盧卡斯在內的學生們如果要進入電影產業,還是得到片場擔任不支薪、隨叫隨到、沒有假日的實習生,一切都得從學徒做起。 年僅三十,締造一億票房的得獎電影盧卡斯很認真,他的編劇功力也進步神速。南加大電影研究所畢業沒多久,年僅二十七歲的盧卡斯就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Lucasfilm;兩年後,根據盧卡斯自傳發展出來的電影﹁美國風情畫﹂,奪得金球獎最佳電影,還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四項提名。更重要的是,這部投資金額僅七十五萬美元的片子,締造超過一億美元的票房,當時,盧卡斯才剛慶祝三十歲生日! 接下來就是一九七七年的﹁星際大戰﹂,以及隨後在一九八一年與史匹柏合作製作的﹁法櫃奇兵﹂,﹁法櫃奇兵﹂第一集製作成本一八○○萬美元,全球電影票房賣了將近四億美元;而﹁星際大戰﹂花了一一○○萬美元,卻在全球席捲七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票房。 但是,一部電影的成功,並不代表導演或者製片就能跟著發財。盧卡斯起家的電影﹁美國風情畫﹂創造一億四千萬美元的票房,盧卡斯依據合約,其實只拿到五萬美元的編劇費與導演費(外加分紅),即使在﹁美國風情畫﹂之後身價大漲,但是﹁星際大戰﹂的導演與編劇費,合約也不過就是十五萬美元。簡單來說,身兼編導於一身的盧卡斯,當時還是個被電影公司壓搾的廉價勞工。 不是文青,懂得用成功元素締造商機不過,盧卡斯當時向電影片商二十世紀福斯要了﹁星際大戰﹂商品授權的權利,後來所有黑武士、機器人公仔娃娃、T恤、玩具、小說、電動玩具、外加電視授權金,全部進了盧卡斯的口袋。之後﹁法櫃奇兵﹂被迪士尼樂園簽去開發雲霄飛車,更為盧卡斯帶進數億美元的權利金。 在嬉皮文化中長大的盧卡斯,從來不是青澀的文藝青年,一九七三年拍攝﹁美國風情畫﹂時,盧卡斯已經成功抓到商業成功的要領。﹁美國風情畫﹂描述一群徬徨年輕人沒有目標地生活,情節根本是義大利導演費里尼一九五三年電影﹁小牛﹂的加州版。 至於一九七七年的﹁星際大戰﹂,更是世界名片一大抄,有影迷拿一九五八年日本導演黑澤明拍的﹁戰國英豪﹂比較,這部由三船敏郎主演的電影,描述十五世紀的日本,戰敗國的公主在武士與兩名小偷協助下,反攻打倒邪惡敵人。 ﹁戰國英豪﹂有兩名一高一矮、引人發笑的小偷,在﹁星際大戰﹂中變成機器人C3P0與R2D2,難怪有人說盧卡斯根本是抄了二十年前黑澤明的故事架構;一九九九年上映的﹁星際大戰首部曲﹂,遊行街道的場景、故事的架構,更是一九五九年電影﹁賓漢﹂的翻版。 決勝關鍵,大量運用電腦動畫做特效盧卡斯號稱是編劇與製片大師,但是他拍攝電影的決勝點,並不在原創故事,他從來不避諱套用別人成功的老梗,盧卡斯真正的致命武器,就在電腦動畫。﹁星際大戰﹂裡最吸引觀眾的,就是在峽谷中飛得觀眾頭暈腦脹的太空戰機;﹁法櫃奇兵﹂裡大石頭緊追印第安納瓊斯的畫面,更成了名留歷史的經典。要知道,這兩部電影都是在個人電腦還沒有誕生的三十幾年前,一千多萬美元的製片費用,有大半都花在電腦動畫上。 盧卡斯很早就在他自己的電影公司下,分設專門從事電腦動畫的子公司Industrial Light & Magic (ILM),這家公司三十幾年來一直是好萊塢特效公司的龍頭,作品包括﹁阿凡達﹂、﹁鋼鐵人﹂、﹁變形金剛﹂、﹁明天過後﹂、﹁加勒比海海盜﹂、﹁珍珠港﹂,當然,還有﹁哈利波特﹂。 從盧卡斯電影公司設立的子公司,可以清楚看出盧卡斯經營電影事業的重點,帶頭的當然是ILM特效公司,然後有專門授權的Lucas Licensing、有做後製音效的天行者音效公司、有後來分拆獨立出去的戲院音響公司THX,再加上動畫公司、行銷公司,以及網路多媒體公司。 當今最有名的動畫公司皮克斯(PIXAR),也是由盧卡斯在一九七九年創立的,初期是盧卡斯電影公司的動畫部門,但是到了一九八六年,盧卡斯鬧離婚必須支付巨額贍養費,加上﹁星際大戰﹂電影剛告一段落,財務陷入低潮,只好把皮克斯賣給蘋果的賈伯斯。 如今,盧卡斯顯然沒有財務問題,但把電影事業用四十.五億美元賣給迪士尼,恐怕算是「友情價」,光以﹁星際大戰﹂與﹁法櫃奇兵﹂的授權,加上ILM等電影特效的霸主地位,迪士尼就撿了大便宜。 退出江湖,卻在電影界留下一場好戲華爾街的媒體產業分析師大多認為,盧卡斯可以高價將公司賣給福斯(FOX),他選擇迪士尼,是為了感情因素「託孤」,希望已經擁有米老鼠、白雪公主、巴斯光年、小丑魚尼莫,再加上原屬驚奇漫畫(Marvel)的鋼鐵人、雷神索爾、美國隊長,幾乎已經囊括所有動漫明星的迪士尼,能夠好好照顧﹁星際大戰﹂的黑武士,以及冒險大師印第安納瓊斯。 宣布退休之後,盧卡斯說他要重回獨立製片的陣營,拍攝他想拍的小成本電影,還要響應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與股神巴菲特的號召,將大半的財產捐出做公益。 如今,賈伯斯駕返道山,盧卡斯又宣布退隱,在他們三十多年的努力下,電腦動畫已成好萊塢主流,年輕世代的電腦高手雲集,迪士尼又收編了所有叫得出名號的動漫明星,好戲,才正要上演呢!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 出生:1944年 現職:盧卡斯電影公司董事長暨總裁 (半退休) 學歷:南加州大學電影所 家庭:離婚,領養三個孩子 得獎紀錄: 2005年: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終身成就獎、美國探索頻道選為100名最棒的美國人之一2009年:進入加州名人堂橫掃票房30年! 盧卡斯從不避諱「炒老梗」,事實上,光是靠著「星際大戰」與「法櫃奇兵」兩個系列,足以讓他橫掃全球電影業30年。 星際大戰系列 1977年 星際大戰:曙光乍現 7.7 1980年 星際大戰:帝國大反擊 5.3 1983年 星際大戰:絕地大反攻 4.7 1999年星際大戰首部曲:威脅潛伏 10.2 2002年 星際大戰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 9.2 2005年 星際大戰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 8.4 法櫃奇兵系列 1981年 法櫃奇兵 3.8 1984年 魔宮傳奇 3.3 1989年 聖戰奇兵 4.7 2008年 印第安納瓊斯:水晶骷髏王國 7.8 |
編者按:
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上回提及阿sam每月洗費不少,係價設阿sam同細佬月入都係$40000,佢地每月淨落袋幾多呢比自己用同儲呢? sam約為 $40000 – 15%稅 – $5000專業人仕洗費同牌費 – 家用- 養車 = $13000 細佬有屋收租,因佢既資產(幾間收租樓)係可以放賣及提供收入的,佢將收番黎既租供按揭就等於儲錢,一間屋就似係一個saving plan 細佬為 $40000 – ($9000/12)稅 + 大埔村屋租金收入用於還按揭本金部份 + 花都廣場租金收入用於還按揭本金部份 + 上水廣場租金收入用於還按揭本金部份 – agent 冇咩專業洗費 – 家用 – 食野搭車 = $40000 – $750 + $3500 + $4500 + $6000 – $10000 – $6000 = $37250 即係細佬成份糧冇郁過,入$40000每月淨儲$37250 而佢地兩個搵既錢係一樣,但S因拓展被動收入,加上唔買只提供負現金流的資產(平車),每月落袋係阿sam近三倍! ($37250/13000)
另一個問題係: 阿sam咁鐘意買太古城,但係人工又追唔到太古城既升幅,點解呢? 因太古城算是港島大型而又出名既屋苑,當地業主都較年長及累有資產。附近有多個放盤隨時問銀行借些少又買多一間。你後生又冇父蔭想靠自己之力而同當地業主搶盤,實在係夾硬黎。所以奉勸現時年青一輩都係由細由平樓開始,用divide & conquer策略,遂步完成買入太古城之夢想(如果係)。
有自住樓加上招展了被動收入,你係香港既吸金能力比打死份工高幾倍! 有父母亦深知呢點,為子女比首期係大屋苑買入新居,此舉是給子女最好的成長條件,讓子女承襲甚至超越自己的社會地位、事業成就和經濟實力,由古至今未變過。人是群居的動物,不少富人深明鄰居網絡(Neighborhood Networking)的重要性,鄰居網絡的重要性,從康城站領凱的廣告強調「勢必吸納東移精英進駐」可見一斑。又如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山頂、中半山等地區成為英國精英與富豪聚居地,為現今香港傳統豪宅區定下雛形。所以名牌屋苑係價錢上有溢價,及點解呢個case阿sam哥咁想住係有原因。 但如狼母哺兒,一旦子女慣於向父母要食,久而久之失去覓食能力,後果不言而喻。各位輕裝上陣既年青人,請多加努力!
編者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起的口號。類似表態也出現在2013年3月17日新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面對數百中外記者,用俗語說明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對於走上執政前台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說,「甩開膀子」實幹,顯然比單純喊兩嗓子的「空談」要艱難很多。和十年前相比,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著迥然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
今天,中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強力推進行政體制、國企、稅制、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減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真正還富於民。政府要約束住自己那隻伸進 市場的手,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新領導人還要重拳懲治貪腐,維護共產黨自身的活力,建設廉潔政府;另一方面要建設法治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今天,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日益複雜。在中國南海和東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紛爭升級;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也經歷波折;與昔日友好國家如朝鮮、緬甸的關係也愈加複雜多變。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跳出的每一個改革的舞步,都被全球目光所注視。從經濟到政治、社會,從內政到外交,決策者們的每一個動作,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之路步步驚心,考驗新一屆執政團隊的勇氣、智慧和歷史擔當。
從十八大到兩會,經歷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過渡,新一輪政治週期已經開始。尋路中國,路在何方?本期兩會特別報導中,我們繪製了新一屆內閣圖譜,並試圖用六個關鍵詞,描述接下來中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讓我們在紙上想像未來中國,並且以最樂觀的心態,探尋中國決策者們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路徑。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變都改變不了。
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2013年3月17日上午,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他強調,改善民生離不開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我們應當敢於直面城鄉、區域兩個最大的差距。」
「提低」和「調高」
這個差距的確值得警惕。有數據表明,中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階層的收入差距是23倍。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終難產,等來的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國務院2月5日出台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如何讓大多數人享受改革成果,如何打破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難產本身就說明收入分配改革的複雜艱巨。這些年,除了城鄉和行業之間差距略有縮小外,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中國收入差距正進入轉折期、波動期,處於高位徘徊狀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很難,關鍵是要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內需不足,還會影響社會穩定。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都改不了。很多大的壟斷國企,現在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明顯比10年前強得多。中央高層要痛下決心,有壯士斷腕的魄力。
蘇海南:可以從兩個方向和一個切入點考慮。一個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可以通過多項措施來實現,包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待遇,促進建立低工資勞動者工資增長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等。
第二個方向是調節過高收入人群收入。可將國企分配製度改革作為重要突破口,打破壟斷,徵收國企資源稅,提高國有企業稅後分紅比例,《意見》中提到的到十二五期間,提高5個百分點,要儘早落實。一個切入點就是統籌設計財稅體制改革,對整個收入分配體系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極為重要。
李實:讓國企拿出更多利潤用於社會財政支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個難度要大些,短期內不會有很大進展。相比之下,在財政政策上做些調整倒容易些,包括在財政支出上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傾斜,在轉移支付上提高低保水平。
「少數人掌握資源發了大財」
問題是,現實中「二次分配」往往因為操作過程的不透明,存在「逆向轉移」,也就是說收入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初次分配不公亦比比皆是,幾大要素市場缺乏公平競爭,被外界認為是初次分配收入擴大的主因。如何重建要素市場?又該如何避免「逆向轉移」?
蘇海南:在行政干預下,整個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交易行為是扭曲的。「房姐」龔愛愛之所以有那麼多錢買房,無非是神木的礦產資源被她們低價拿到手。本來資源是全民的,結果讓少數人掌握發了大財。初次分配中資源配置有太多問題,要大力規範要素市場,保證要素市場各類主體地位平等,交易規範,價格形成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是初次分配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關鍵。
李實:如果做到沒有歧視、同工同酬、社會保障權利均等,勞動力市場就會有競爭力,收入自然就會提高。壟斷部門之所以存在高收入問題,和資本市場高度壟斷有關。怎麼破除資本市場特別是銀行業的壟斷?就得讓民間資本參與進來。這會引起連鎖效應,市場擴大了,就業就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會提高,工資就會水漲船高。
土地市場壟斷是導致城鄉收入擴大的制度性原因。農民為什麼有土地但不能獲得收益?是因為土地補償、徵地和管理制度不合理,土地市場完全被政府控制。土地市場的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對農民最大的傷害。
蘇海南:二次分配要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作用,需要抓兩方面。一方面是要明確財政支出中逐步提高用於民生的比重,比如社保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不低於12%並逐步提高比例。另一方面是抑制逆向轉移,政府首先要把保障對象搞准,比如一些保障性住房往往被有權者撈了一大把,但真正無房者卻分不到或分得很少。其次,對保障對象的分配標準要定得恰當。就像一個生小病的人,給他特別高的醫保是浪費,一個得了大病的人,卻只能給他很少醫保,讓他家破人亡,顯然也不公平。
李實:「逆向轉移」需要政府對不同收入人群,採取不同的稅收政策。比如個人所得稅本來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高收入人群有各種各樣的機會逃稅,政府可能就要考慮其他補救性的政策,彌補個人所得稅的缺陷,比如對富人徵收遺產稅。這些可以消除「階層凝固」的國際通行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極高收入人群。
既要勒緊褲腰帶,也要結束待遇終身制
遺產稅在中國爭議多年,有一種觀點認為,一旦開徵遺產稅,中國的富人都跑到國外去了,經濟就垮了。未來遺產稅在中國有沒有破冰的可能?僅僅靠多征富人的稅,少征窮人的稅,就能縮小貧富差距了嗎?
蘇海南:我參加過一個高層討論,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慢慢來,必須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現在要做的是摸底工作。可以先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包括金融賬戶實名制,工資貨幣化電子化,儘可能減少現金交易,實行房產全國聯網。這樣就清楚哪些群體是要徵收遺產稅的對象,但這估計得要八到十年。
在沒法征遺產稅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做文章。如個人所得稅調節,要從以工薪勞動者為主體,朝非工薪階層轉化,起碼並重。現在個人所得稅徵稅主體還是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並沒交多少稅,尤其是非勞動收入。統計表明,個人所得稅中的勞動收入稅率最高達45%,非勞動收入如股票投資、房租等稅率只佔20%,應提高非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要減稅和增稅相結合。一是減少間接稅,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很大的負擔不是來自個稅,而是間接稅,如增值稅等。逐漸地來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就得把直接稅培養起來,如必要的房產稅和資源稅。此外,其他措施也要配套好,如鼓勵民間創業,發揮聰明才智,鼓勵合法創業,消除分配裡邊的不公。
蘇海南:更關鍵的是要對財稅體製做全面深入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節支。政府的錢拿多了,老百姓得到的就少了。另外要增加轉移支付對民生的投入,對於支出結構,民生部門要用法律確定下來,要隨著財政收入增加,相應提高對民生的份額。
賈康:讓政府減支,就必須實行陽光財政和預算公開。更關鍵的是,政府要精簡機構,實現扁平化,削減三公開支,結束領導幹部待遇終身制,這是硬骨頭。
賴納特指出:不同的經濟活動在質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經濟活動才能富國裕民,「做什麼」比「怎麼做」更重要。哪種經濟活動能富國裕民?就是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其標誌,一是「報酬遞增(依靠創新和規模經濟)」,二是「不完全競爭」。通俗些說,就是能越干越賺錢,不容易被群起倣傚,陷入完全競爭。
1721年,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在總結英國的致富之道時說:「輸出製成品並輸入原材料,對於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不過的。」當時,製造業符合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很多國家沒有生產能力)的屬性。今天,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往往和技術創新能力、產業鏈的高端地位、多種專業能力的聚合協同(如城市比農村富裕,是因為城市的專業分工複雜,生產活動數量能夠最大化)聯繫在一起。
在賴納特看來,國富國窮的關鍵性因素在於是否選擇從事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它不僅能提高生產率,而且因為「不完全競爭」可以獲得更高收益——員工有更高收入,企業有更多利潤,政府有更多稅收。如果一國處於產業鏈低端和「技術死胡同」,則雖然生產率也能不斷提高,但實際收入的分享很少,反而會陷入報酬遞減、低工資和潛力被耗盡等境地。
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和創新體系具有「外溢性」,一國的高質量經濟活動佔比越高,不僅科技創新將日新月異,低質量的勞動者也能分享到創新收益。發達國家的理髮師比不發達國家的理髮師收入高幾十倍,是因為發達國家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創新,像「不斷湧出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使一國內部所有勞動力都受益。一國的創新頭腦越多,理髮師的收入就越高。
一國為什麼必須在具有引領帶動性、技術前沿性的領域下大力氣推進自主創新,哪怕短期看不如進口划算?道理在於,光是進口技術,會走上一條「無技術的工業化」之路,可能永遠無法產生高質量的經濟活動。
同樣是受困於居屋不能加按之苦,手上現金十五萬不能作樓宇買賣,
當然居屋不用補地價,仍有吸引之處。
自住居屋每月供款$6,000而擔保再用$4000,
至於買入(如匯景花園/星河明居)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