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成同名電影的小說《萬箭穿心》里,方方寫了底層女人李寶莉的苦命和堅忍:在新作《軟埋》中寫丁子桃,她同樣寄予了對女性的同情:“這些女性,受過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承擔過最深重的苦難。”(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小說《軟埋》里女主人公的兒子起名“青林”,一位評論家看了問方方,是不是意味著將歷史“清零”?
從朋友那兒,作家方方第一次聽到“軟埋”這個詞。
朋友經商成功,買了大房子,把母親接來。進門時,老人戰戰兢兢:“要不得呀,分浮財的要來的。”當時,老人似乎已經患上阿茲海默癥。
年輕時,她在“土改”中逃離四川,途中孩子不幸去世,後來去一位軍官家做保姆,才風平浪靜地活下來。因為後背讓槍打過,她經常在夜間喊疼。
2014年,老人去世。她的女兒買了上好的棺材,裝殮母親後一同火化。許多人認為很浪費。但女兒清楚,母親生前多次念叨:“我不要軟埋!”自己得滿足這個願望。“軟埋”是四川某些地區的方言,大致指人死後沒法睡棺材,只能草席裹屍甚至直接埋葬。
母親的後事料理停當,朋友照舊過日子,方方的內心卻“一下子燃燒起來”。“你已經很辛苦地活了一輩子,死一定讓你好死,讓你來生找到好人家。所以,很窮很窮的人,也會讓長輩有一個盡可能好的安葬。”方方觀察到,中國傳統文化輕生重死,即不那麽看重現世,而看重死亡和來世,厚葬因此格外重要。
2014年春節後,方方開始寫小說《軟埋》。民間軟埋多因貧困,方方要寫的是自主選擇的軟埋。“自我一般不會這樣選擇。我的小說要說的,是什麽心情導致這樣的選擇。”方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小說《軟埋》於2016年8月出版。
1952年,小說女主人公被人從河中撈起來,經醫生吳家名診治後康複。不過,她失憶了,腦海里偶爾閃過昔日生活,凈是“一生都不願意觸碰的東西”。吳家名給她起名叫丁子桃,因為一些機緣,兩人若幹年後結婚。
夫妻相敬如賓,但對丁子桃來說,“這個深愛的人,也是她深怕的人。”她下意識覺得,丈夫知道自己的往事,從而恐懼。與現實中的故事類似,許多年後,看到兒子新買的別墅,她問,“這不是像地主家了嗎?你不怕分浮財?”當晚,她徹底喪失了意識。
就此,故事分成兩條線。丁子桃一層層走到地獄第十八層,逐步目睹了自己忘掉的時光,有如解謎。“土改”轟轟烈烈,娘家人慘死:公公支持過革命,縣里本來要放他一馬,但有舊怨的長工成了工作組長,鼓動農民批鬥他們,再分田地、財產和丫鬟;批鬥前夕,公公帶領全家集體自殺,他命令丁子桃,將家人軟埋,然後帶孩子逃跑。
寫地獄時,方方化用了一個傳說:一個人新生時,靈魂是飽滿的,在成長過程中,魂慢慢地失散。人死後,靈魂會沿著以前生活過的腳印,回過頭來收集自己失散的碎片。方方說楚人總要在棺材上留一個小洞,讓靈魂進出。他們大概相信:人死了,靈魂可以從小洞出去,還可以隨時回來。
兒子青林循著蛛絲馬跡,追溯父母的個人歷史。找到母親家祖宅後,他放棄了探索,說服自己:“堅強的另一種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情。”
小說里“吳家名”這個人物,喻示著丁子桃沒有家也沒名字的情狀。為他們兩人的兒子起名時,方方並沒多想。令她驚訝的是,一位安徽評論家問起:青林的寓意,是不是歷史“清零”?
青林與清零,是個巧合,但篇名“軟埋”,方方是一開始就意識兩層寓意的:“不僅僅是肉身的軟埋,還包括時間對歷史事件的軟埋。”
她的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觸及過類似的題旨——漢劇名伶楊水娣,名字諧音“水滴”,楊水娣自述:“一滴水很容易幹掉,被太陽曬,被風吹,被空氣不聲不響消化。”借名伶的人生,方方寫到時間的力量:所有事情,都拼不過時間。
時間軟埋歷史,通常表現為遺忘。方方年輕時,對“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深信不疑。隨年齡漸長,她開始同情遺忘:“那些平庸者或蕓蕓眾生,在艱難時世中,能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就不錯了,不可能有精力去記很多事情。”方方決定“退一步”:老百姓,青林這樣的商人、現實主義者,不記就不記,“忘記不見得都是背叛,忘記經常是為了活著。”而自認為是“精英”的人們,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記錄發生過的事情。
“文化人,尤其是做人文科學的,有責任和義務記錄。以前皇帝身邊的史官,殺了他,下一個人還得記。這是他的職責,不記是他的恥辱。”方方希望,歷史進程中的不成熟實踐能得到正視,“把這些不成熟的東西記下來,哪怕是經驗、教訓,也應該記錄下來。無視是不行的。”
寫小說時,方方盡力把故事放到歷史背景中。土改一定要做,但缺乏經驗,不知道是否會失控,失控到什麽地步,社會什麽樣,老百姓怎麽想。“小組長劃名字,說‘村里說這幾個人是地主,可以殺,那幾個地主可以殺’,直接勾,勾了就殺了。”時代背景加上人性幽暗,丁子桃一家都慘遭軟埋。
方方不想輕易歸責於某一方面。她寫地主家的悲劇命運,也寫了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和對下人的傲慢。還有位正直的老革命,對自己的英雄事跡津津樂道,兩個兒子都聽煩了。“勝利者會把自己過往的經歷一點一點地,很驕傲地陳述出來。對於失敗者、受虐者,自己的往事是不願意提的,能不說就不說。”方方解釋道。
小說出來,很多人給方方發短信,說家里人從來都不願意談家族往事,自己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發現,自己的家史中,有太多記憶盲點。
寫作《軟埋》期間,方方被詩人柳忠秧狀告侵犯名譽權。現在,官司已經終審,但爭議仍未結束。(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圖)
丁子桃把過往當成“原罪”,不願記起。丈夫給她講過露德聖母的故事——聖母是“無染原罪者”,他對她說:“在這個世界,我們都是無染原罪者。你和我。”
方方見識過“原罪”的滋味。她成長在知識分子家庭,做工人時,與同事交往,成為閨蜜,“不由自主地對窮人好”。這時,她會聽到質疑:“你跟這些人來往幹什麽?”
久而久之,方方覺察到工人群體面對的歧視:“社會上的人,是瞧不起你的。”在校時,她的成績一直很好,受老師看重。1970年代中期,她與幾位同學回學校,同行的有公共汽車司機——當時的熱門工作,還有工農兵學員。她明顯感到,老師對自己的興趣小多了。
“我當專業作家,是很敏感的,你的一個眼神,往哪里看,都會註意到。”方方相信,因為自己是搬運工,老師更關註那兩位同學的工作、學習情況,“社會地位,你是沒有辦法的,我甚至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你的工作是搬運工,是拉板車、扛大包的人,老師作為知識分子,對這種人不會重看”。
方方受到觸動。單位讓她上街拉板車,她覺得難堪,堅決不去。除了階層,她還要面對成分問題。父親是工程技術人員,走“白專路線”,所幸對政治沒興趣,沒參加過政黨,終於未受批鬥,只下放“五七幹校”。
父親記了多年日記,從1942年1月1日一直記到1972年去世。日記打了捆,放到一邊,大家都不想看。2015年,方方才開始讀。原來,父親年輕時就是個“憤青”,解放前就一天到晚發牢騷,罵國民黨。
父親的境遇,連累到子女。方方被歸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仍時常被工廠單提出來,作為成分不好的典型。兩個下鄉的哥哥“抽不上來了”,因為家里有所謂的“海外關系”,方方一家,都成了邊緣人。
不過,社會上還有更加邊緣的人。方方記得,有位鄰居老太太挨批鬥,很多人沖上去剪她的頭發。這是對婦女的莫大侮辱。她也親眼見過遊街,被遊街的有很多熟人。
院子里有位姓劉的女人,丈夫不在身邊,也許坐了牢,一個人養幾個孩子。她常被遊街,一群小孩編了歌謠,跟在後面唱說她瘦得像個鬼,嘲笑她的鷹鉤鼻子和嘴。
“我現在想起來,真是應該懺悔。”當時方方念小學,也跟在後面唱歌謠。她現在還記著那個女人的名字,記著遊街時一群小孩在後面唱歌的場景:“你想,對她來說是多大的屈辱。”
方方目睹過各種各樣的軟埋。面對“原罪”,人們或逃跑,或遺忘。
有個年齡相仿的同事,雙簧管吹得非常好,有好幾次機會去文工團,但因為成分很差,始終去不成。他父親是大學畢業生,1950年代就被趕去鄉下。臨走時,父親帶走了所有的錢。結果母親靠微薄的收入養活孩子。父親是個悲劇人物,但全家人都憎惡他。
很多次招工,同事都因成分問題不成功。這樣一群人再去工廠工作,大家的心態都是“能有人要我們,就可以了”。1970年代末恢複高考,方方動員他參加。他已經非常悲觀,根本不願嘗試:“我不想要別人再把我的檔案去翻一遍。”後來,他做了司機,現在應該退休了。
一位鄰居,民國時畢業於北京大學,是李四光的學生,應時任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邀請,參與三峽工程的籌劃工作。沒多久,這位高級工程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1950年代之後,長年在野外的勘測隊做飯。1970年代末退休,回到城里。方方記得,自己1980年代大學畢業後,老人還在寫書,有時請她幫忙查資料。書寫完了,卻沒法出版,因為內容似乎已經過時。老人也連累了子女。他們本來成績非常好,但因成分問題而沒法考大學。最後,他的大女兒和二兒子遠赴新疆支邊。
在《軟埋》里,方方擬了一個小標題:一個人一生就這樣走完了。寫丁子桃,她寄予了對女性的同情。在社會變革中,她們往往承擔更多的苦難。
政治活動,男性是主要參加者,女性大多在家里面養育子女。“當災難來的時候,她要和你共同承擔這些,實際上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就像解放戰爭末期,方方的大姨夫逃去臺灣,大姨一個人承擔了家族的責任。
公公去世,留下兩個老婆;丈夫的祖父是國民黨左派,在南昌,但自顧不暇,管不了三個老婆。5位老人加6個孩子,11口人都由大姨一人拉扯。“這些女性,包括丁子桃,受過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承擔過最深重的苦難。”方方感慨,“男人可以逃走,她沒法逃走。帶了六個孩子和老人,沒法逃,也沒想過逃。”
大姨的兒子找不到老婆,只好與二姨家換親。二姨家也是地主,成分不好,孩子沒出路。大姨的一個兒子做二姨的兒子,二姨夫的前妻有個女兒,交換過來給大姨,成了兒媳。大姨夫一直在臺灣,做國民黨的官。夫妻兩人,再也沒有見面。方方的母親經常慨嘆:“我大姐太慘了!”
現實生活里,方方也常“被身邊的某件事激發起來:“張家李家,很多素材集中在一起”。
她從朋友那里聽過一個故事。有個女人正在買菜,丈夫跳樓自殺,可能跟下崗有關,夫妻關系也有問題。但公公婆婆堅持認為,兒子的死是兒媳婦害的,就這麽教孫子。那女人告訴方方的朋友,自己最害怕孩子的眼神。
後來,方方去深圳。一位朋友帶她轉到某個地方,說那邊有處房子,一直空著,在里面做生意或居住,都沒有好下場,風水上叫做“萬箭穿心”。方方當時就反應,那是個特別好的小說題目。市井八卦和風水術語結合,產生了中篇小說《萬箭穿心》。小說一開始,李寶莉家買了“萬箭穿心”的房子,遭遇一系列悲劇。
方方曾寫道:“寫作的時候,我是一個悲觀的人。”現在,這種悲觀變得更重。在2013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里,主人公名字與“徒自強”諧音。小說里,農村孩子塗自強考上大學,憑著樂觀與堅忍,打工掙錢讀完四年課程,畢業進入社會,諸事不順,精疲力竭,黯然去世。
“三本四本大學出來的年輕人,特別是窮孩子,辛辛苦苦考上大學,畢業也不想回(老家)去了。他面臨著打拼,非常艱苦。”方方經常遇見類似的年輕人,穿得很體面,但做修沙發、換馬桶蓋等非常辛苦的工作。她單位的司機,本科畢業,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應聘來開車。“但有些人不努力,沒有任何本事,同樣能在很好的工作,因為他家有背景,有權勢。窮人的孩子,可能要多付出100倍的心力,才能夠跟他在同一水平線上。”方方設想,塗自強那樣的孩子,也許到40歲時,才慢慢建立起家庭來,比其他人晚上許多年。
“一個好的社會,應該讓哪怕資質平平的人,經過自己的努力,也能過上他如願的生活。”方方說。
就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心中也都有一個經典的金庸武俠人物。
近日,獲得了15部金庸武俠小說的獨家漫畫改編權及漫畫衍生品改編權的鳳凰娛樂揭開了金庸武俠漫畫IP的面紗。
“鳳凰娛樂漫畫業務版塊的現階段工作重心將聚焦於金庸武俠小說的漫畫改編創作,我們希望演繹一個全新的武俠世界,讓新生代受眾對每個角色都有新的理解。”鳳凰娛樂CEO張佳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漫畫打造全新的武俠世界
事實上,鳳凰娛樂如此大的動作在動漫界並不算“超前”,因為隨著網絡視頻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以及版權意識在國內的覺醒,資本與市場對IP和優質內容的需求越發強烈。
中國原創動漫產業近年來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一方面引進吸收了國外先進模式與內容,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場潛力下國產動漫也發展出獨有的特征。
面對可觀的經濟前景,2013年起,漫畫圈的生態就已悄然發生變化,手持終端也讓漫畫在線閱讀更為方面和直接,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加入在線閱讀漫畫的行列。公開數據顯示,我國2013年的國內漫畫核心讀者的數量為3000萬,這一數字到2015年就增長到2.19億,有專家預測2017年會超過3億。
與此同時,面對整個泛娛樂行業的高速發展,2014年開始,產業並購就開始指向動漫行業,遊戲娛樂、影視動漫兩大板塊是近幾年產業並購的熱點。數據顯示,這兩大板塊商譽總資產比值超過全行業的平均水平,過去5年增長達到178倍與145倍。
“我們進入的時機是剛好的,因為在進入市場的時機上,早與晚各具優劣,關鍵要看是否符合企業的需求,適應企業發展的節奏。”張佳運認為。
鳳凰娛樂作為鳳凰衛視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天生就占據了品牌以及資源整合的優勢,在成立後不久就有了第一張主力“王牌”——獲得了15部金庸武俠小說的獨家漫畫改編權及漫畫衍生品改編權。
金庸武俠小說是華人世界的文學瑰寶,其世界觀飽滿,故事線深長,其中“從無到有”的角色成長過程更是符合多數人群的價值取向。隨著時代的發展,新生代受眾對於文字讀物的需求日趨下降,為了使金庸武俠文化精神在新時代里更好的傳播,鳳凰娛樂決定采用漫畫這種更符合新生代受眾喜好的內容形式。
談及拿下這一獨家改編權,參與全過程的張佳運表示並沒有太多神秘,“核心就是你的誠意,你對武俠動漫人物的理解,你的武俠漫畫能夠得到金庸先生的認可。”
在與金庸工作室溝通前期,鳳凰娛樂邀請國內外的頂尖漫畫人才,踏實打造好金庸武俠漫畫IP。比如張佳運先後與國內一流的漫畫作者張晶做過多次交流,其筆下的一些武俠漫畫人物也讓金庸先生愛不釋手。
“漫畫人物的表情、神態都透露著本身的靈魂,比如張晶筆下的康熙就透露著一種陰沈的強勢。”張佳運表示。
關於金庸武俠漫畫IP的打造工作,鳳凰娛樂秉承了“不改變原作世界觀”和“不改變俠義文化精神”的兩個基本前提,由國內頂級漫畫作者和日本動漫界大神天野喜孝協同進行。 在原作基礎上考量新時代受眾的思想訴求,添加時代元素和趣味性,充分發揮漫畫對於畫面感的調控和表現能力。
“我們力求演繹一個全新的武俠世界,讓新生代受眾對每個角色都有新的理解,讓金庸武俠文化重新煥發生機。”張佳運表示。
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已有4部金庸小說的漫畫改編工作已經同步展開。
版權保護任重道遠
鳳凰娛樂要想使金庸小說的武俠動漫IP價值得到最大化,並非易事。
動漫IP,就是動漫版權,它是由動漫衍生而出的,具有一定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品牌形象的知識產權,通過IP的授權,比如產品貼標、出版、發售改編等版權買賣可以獲得巨大的市場盈利。比如,迪士尼的米老鼠等卡通形象正是以成功的版權運營實現長盛不衰,每年就能為迪士尼公司增加上百億美元的收入。
作為生產動漫IP的公司,本身就處於產業鏈中距離變現段較遠的一環,在創造經濟利益上不會那麽直接。與此同時,國內動漫IP在遊戲、影視行業等不同改編的收益上失敗的案例居多。
例如上世紀90年代的《風雲》等影片都是漫畫改編,從而獲得票房上的成功,但此後的十多年,漫畫改編仍未能成為中國電影取材的主要來源。同樣,2014年,國產漫畫《十萬個為什麽》改編電影後票房破億元,但之後的很多漫畫即使也同樣改編成了電影,但盈利者寥寥。
至於背後的原因或許印證了“IP並非萬能,只有好的IP配合好的變現企業才能讓IP獲得更大增值”這句話。
有一種說法是動漫行業處於浮躁發展期,進入者也是各懷心思,比如,一些上市公司跨界收購並購動漫原創公司的過程中就出現估值問題。目前通行的企業估值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場法和資產基礎法,遊戲企業因為輕資產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在未來盈利上。手握IP在手的的企業,或許可以通過授權賺取數百萬的或數千萬的費用,走一條迪士尼走過的道路,逐步打造變現端,完善產業鏈布局,然後部分原創部分通過收購來補充IP池,但國內大部分動漫原創企業走這條路卻顯得劣勢,變現能力體現在估值低、布局能力差等方面。
“文化價值如何被認知,被大眾所接受,是一個很難的過程,就像養小孩一樣,最開始的幾年要不斷付出,要有耐心。”張佳運表示。“雖然做內容周期長,但我們想做精品,想做好的內容。”
想要成為“迪士尼”,基礎性工作之一就是對知識產權的健全保護,讓一個內容公司也能獲得足夠的能力去深度布局。為了將來有機會讓金庸武俠IP有機會更好得實現國際化,知識產權保護更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
為此,在獲取金庸武俠漫畫IP的同時,鳳凰娛樂聯手豬八戒網為金庸IP保駕護航。“我們與豬八戒網合作,把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做一個系統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張佳運說。
他坦言,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很多東西都具有知識產權,“比如人名、地名、事件等等,要全部保護起來任重而道遠。”
《駱駝祥子》中潑辣的虎妞,幾乎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網絡圖片/圖)
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老舍因此害了胃病。因為周末留在公寓吃飯,他屢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老舍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二馬》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老舍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
老舍逝世50年後,他的《四世同堂》要更新了。
幾年前,在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發現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譯稿主人是譯者浦愛德。趙武平對英文譯稿進行回譯,譯文十余萬字,將刊登在《收獲》雜誌2017年第一期。
這一版本,比1982年馬小彌的譯本更全,也更接近老舍。不過《四世同堂》中文版從未全數發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譯本又略去許多內容,想找到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幾無可能。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幾方消息表明,有多家機構爭取出版結合新譯部分的全本《四世同堂》,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最有希望。
譯稿面世處於一個微妙的時間段——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按照著作權法,2017年1月1日,老舍所有作品都將轉為公版。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不再需要支付版稅。
在《四世同堂》掀起波瀾的同時,方旭排演的話劇《二馬》也在北京上演。過去十年里,“老北京”方旭排演或參與了六部與老舍有關的作品。
1946年,老舍應邀訪美,待了三年多,《四世同堂》在那里完稿,並完成英譯。往前二十多年,1924年,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在英國,他開始寫作生涯,完成了頭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
《二馬》講述老馬、小馬兩個華人在倫敦的境遇。老舍想用這個故事來比較“兩國國民的民族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二馬》也可以視為老舍在倫敦見聞的投射。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倫敦的境遇,對理解老舍顯然必要。193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坦陳:“設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雖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說家。”
老舍與夫人胡絜青、小女兒舒立。(東方IC/圖)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蕩幾十天後,舒慶春終於抵達英國。“德萬哈”號客輪停靠在蒂伯里港,乘客們趕著下船,以便盡快奔前程。
外國乘客需要檢驗護照,舒慶春等待了一個半小時。一同從上海過來的乘客,眼疾手快,早已走得零零落落。碼頭到倫敦市區二十多英里,通關後,他還得再坐半小時火車。
車上,他好奇地眺望外頭的英國田園:烏雲稠密,底下地形起伏,綠意延綿不絕,偶爾閃過鄉村房舍,間或有牛搖尾巴吃草,並不見莊稼。他暗自感嘆:“這不是個農業國!”
離倫敦越近,鄉村景致越稀薄,房屋變得密集,墻面掛著煙塵,好像被熏過。在坎農街一下火車,他就看見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兩人坐地鐵到利物浦街,把行李交給轉運處,就找地方喝啤酒、吃點心。去了幾個地方,倫敦給他留下最初印象:外面烏黑不起眼,可里面清潔、有秩序。
易文思告訴舒慶春,住處已給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倫敦北郊的幽靜市鎮,合租者是舒慶春好友,作家許地山。舒慶春樂了:“見了他還有什麽事做呢,除了說笑話?”
兩年前,在正直的滿族牧師寶廣林影響下,老舍於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鄭重啟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來表鏟除社會積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結識了許地山,一見面就覺得“這是個朋友”,同時結識了擔任牧師的羅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學教書,不久因精神崩潰回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在為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的嶽父物色中文講師時,他想到了舒慶春。
舒慶春到達公寓時,許地山就在屋里,正用鋼筆在雜貨鋪賬本上寫字,原來是創作小說。他從美國拿了碩士,剛到倫敦,準備過段時間去牛津大學繼續研究宗教。
接下來近五年,舒慶春要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講師,年薪250英鎊。9月16日,舒慶春收到院長來函,其中列明工作細節,諸如每周最多20小時課程,並應允他可以使用“Colin C. Shu”這個名字。據日本學者日下恒夫考證,Colin是舒慶春的洗禮名,意思是“人民的勝利”。
在倫敦,舒慶春開始了長篇小說創作。過了快兩年,連載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期間,他開始使用筆名老舍。“老舍”和“人民的勝利”,未來會成為這個北京青年的生命關鍵詞,就像這次跨海旅程,艱難顛簸,含笑帶淚。
老舍,也就是舒慶春、舒柯林,雖做過小學校長、勸學員,但毫不寬裕。他從北京到上海的路費和二等艙船票,都由倫敦傳教會預付。
“有點像咱們八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所有人能走就盡量走,到外面去看看。”方旭揣度。
初到倫敦,老舍與校方和房東都相處得和平,但許地山很快離開,使他的鄉愁愈發濃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開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聖詹姆斯廣場,那兒離著名的諾丁山和海德公園不遠。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萬哈”號客輪退役,廢鐵賣了2萬英鎊出頭;滿是殖民地豐饒物產的英帝國展覽,繼續於溫布利公園舉行;倫敦市區車水馬龍,銀行、企業總部等高樓大廈集中出現,報業、郵局等公共機構增長迅速。大戰後世道總體和平,但殖民體系逐漸力不從心,經濟持續疲軟,失業率走高。
老舍與英國人克萊門特·埃支頓同租一樓,後者正在東方學院學中文。他和埃支頓互相輔導語言,還幫對方翻譯了《金瓶梅》。埃支頓是牧師的兒子,“一戰”時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業余教員為生,聰明、豪爽、多情。這個譯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寫譯為拉丁文而聞名。
初版扉頁上,埃支頓寫道:“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但老舍對這段經歷長期緘默。據老舍之子舒乙考證,他僅在一次於美國發表的演講中提過這個英譯本,並稱贊《金瓶梅》是“明代最傑出的白話小說”。1954年,老舍更否認自己曾從事過翻譯工作,即便他的譯作有二十五六萬字。
埃支頓交遊廣闊,令老舍窺見倫敦底層社會。一位年輕工人,談吐很好,卻時常失業,是個社會主義者。有個可愛的小老頭,通曉好幾門語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們討論東西方哲學,卻只能幫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在樓梯邊的小房間里,老舍真正開始了創作。初寫小說時,他沒信心,給許地山念了幾段。許地山回應:“可以,往下寫吧!”三年間,老舍寫出了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以及部分《二馬》。三部小說,均獲著名的《小說月報》刊載。
1941年,許地山去世,老舍哀痛寫道:“我總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時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幹什麽就幹什麽,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25年後,老舍逝世,不知又換來多少同感。
1928年,老舍搬進倫敦市區的托林頓廣場14號,寫完了《二馬》。1927年9月底,老舍見到了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
作家張愛玲曾回憶母親朗讀《二馬》的情景:“雜誌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老舍後來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
《二馬》寫馬氏父子一年的倫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更註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馬名叫馬威,被老舍當做理想人物寫,還嫌不夠,又添上留學生李子榮,贊其為“心神健全的英雄”。兩人合起來,善於學習,自尊自強,大概是中國的未來希望。
馬威的父親馬則仁是官迷,好面子,總覺得西方“俗氣”。他一出船艙就摔了跟頭,舉止頗有點滑稽,似乎落後於時代,但並不像前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那樣,唯利是圖或渾渾噩噩。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老舍在《我怎樣寫〈二馬〉》中寫道。
父子倆遇到許多文化沖擊,還分頭愛上了房東溫都母女。朝夕相處中,溫都母女也發現,馬氏父子沒殺人放火吃老鼠,還頗惹人喜愛。不消說,愛情終因種族主義成了悲劇。
當時,描寫華人惡棍傅滿洲的小說,已在英美流行多時,續作還不斷誕生。這類誇張角色,在英國文化中並不少見,更加深公眾偏見。
創作談里,老舍寫及英國人對中國的臆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發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汙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
老舍反省,自己做得“雖沒這樣壞,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他描寫的英國人,平素照章辦事,但無端心生惡毒。也寫到不爭氣的同胞,像當眾侮辱小馬的留學生,砸馬家鋪子的群氓。
早期作品中,老舍習慣直接利用人物表達觀點。雖然讀了很多英文小說,並自覺學習英國小說的結構與敘述,他在《二馬》里仍拋開故事疾呼:“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等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中國人!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
考慮到老舍在英國的生活,《二馬》或許離他很近。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他因此害了胃病。他幾次跟朋友寧恩承講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飯,而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除了埃支頓,他只與幾位華人交好,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在小說里,他描摹過小馬的孤寂:“聽著街上的車聲,聖保羅教堂的鐘聲,他知道還身在最繁華熱鬧的倫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獨身遊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群野鳥同居。”
小說寄出不久,老舍與倫敦大學合約期滿,起身赴歐陸遊歷。
臨行前,老舍去了趟巴尼特,看望房東姊妹。妹妹正直勤勉,生活負擔重,還要照顧有些精神障礙的姐姐,當時“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老舍拿著校方發的80英鎊路費,在歐洲周遊三月,在新加坡執教半年,攢足路費,終於回到故鄉北京——當時已改名北平了。
當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那段英國時光對老舍的影響時,老舍長女舒濟幹脆地回答:“造就了一個文學家。”舒濟記得,老舍非常喜歡莎士比亞和但丁。1970年代末,她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整理老舍作品。 老舍曾批評自己的許多作品。《老張的哲學》文字“還沒有脫開舊文藝的拘束”;《趙子曰》結構強了,“可文字的討厭與敘述的誇張還是那樣”。《二馬》更豐富,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沒寫完——原本可能有發生在巴黎的後傳,且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而且人物狹窄,大多是“中等階級”的。
他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所以我很願意看人家批評我。”
1946年秋天,在紐約附近的藝術家營地雅鬥,日本作家石垣綾子見到了老舍。老舍身著西服,系著一條顏色素樸的領帶,“與其說是個作家,不如說更像個教師”。在她眼中,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謹慎,“不是那種在眾人面前喜歡多嘴多舌的人”。
三十多年後,石垣綾子聽說,老舍被恢複名譽後,話劇重新在北京演出,六天的戲票一小時就賣了精光。
1946年3月,老舍與戲劇家曹禺結伴抵達美國。這次旅程由費正清夫婦促成,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一年里,他們結伴遊歷美國和加拿大,邊走邊講課。兩人關系很好,經費緊張時合租一塊錢一天的屋子。周六,他們拎一瓶酒回去,喝一會兒就唱京劇。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須生。
因為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出版,成了暢銷書,老舍受到熱烈歡迎。曹禺說,美國人其實普遍不了解中國,從前只知道個孔夫子。
他們體會到美國的先進,也發現它的另一面。他們去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保留地,下車就被一群貧困的印第安孩子圍攏,兜售自制陶器。兩人想在華盛頓請黑人作家吃飯,卻被飯店門上的告示“禁止黑人進餐”擋駕。
有次集會,一個美國人問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老舍一反常態正色回應:“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曹禺也驚訝。
旅途中,老舍抽空去雅鬥待了大約三周。每天早晨不到六點半,他就起床打太極拳,過半小時,就去森林中的平房悶頭工作。
他在美國讀了很多書,尤其著迷於描寫美國南方的威廉·福克納。曹禺在一年訪問期滿後回了國,老舍則留在美國寫作,最重要的是寫了《四世同堂》的剩余部分,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
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為《四世同堂》寫過書評,還推薦自己的文學經紀人戴維·勞埃德給老舍,兢兢業業地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權事務。在美國,老舍曾與《駱駝祥子》《離婚》的英譯者伊萬·金打過官司,後者實在喜歡給原作增刪情節。
最新發現的那部分《四世同堂》,就出自這段時光。有陣子,老舍白天與華人譯者郭鏡秋一起重譯《離婚》,晚上與浦愛德一起譯《四世同堂》。浦愛德是傳教士的女兒,在中國出生長大,中文聽說俱佳,卻看不懂。老舍就把小說念給她,由她譯成英文。
問題在於,老舍念小說時,時常隔過幾段。浦愛德的譯稿實際與《四世同堂》原作仍有差異。但在第三部《饑荒》沒有出版單行本,手稿又於“文革”遺失的情況下,由浦愛德譯稿回譯的《饑荒》,可能最為接近原作。
離開雅鬥,老舍還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國菜,並親自下廚。石垣綾子記得,1949年6月,天氣很熱,上海剛解放不久。老舍難得地情緒高漲,激動地告訴大家:“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屋里掛著郭沫若手寫的殷墟文字,他就著郭沫若的故事,講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
1948年,周恩來曾指示郭沫若、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藝界人士,聯名寫信邀老舍回國。國民黨方面也勸他赴臺。1949年11月,他回到大陸,在燈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來。
老舍的大女兒舒濟。在方旭的話劇經費產生困難時,舒濟與舒乙解囊相助。(劇組供圖/圖)
1966年“八二三毆鬥”轉天,老舍自沈太平湖。沈湖細節眾說紛紜,有說老舍懷抱《駱駝祥子》或《茶館》手稿,但他的家人否認。
作家汪曾祺與老舍素有往來。在1986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八月驕陽》中,他想象了老舍的最後時光。
“園門口進來一個人。六十七八歲,戴著眼鏡,一身幹幹凈凈的藏青制服,禮服呢千層底布鞋,拄著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個有身份的人……這人眼神有點直勾勾的,臉上氣色也不大好。不過這年頭,兩眼發直的人多的是。這人走到靠近後湖的一張長椅旁邊,坐下來,望著湖水。”
十二年後,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送去花圈,致悼詞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不過,火葬場當年直接遺棄了老舍的骨灰,骨灰盒中,據說是鋼筆和眼鏡等遺物。延續老舍生命的,是那些長久流傳的作品。
1980年,經導演陳達介紹,年輕演員斯琴高娃認識了導演淩子風。那時,她剛因處女作《歸心似箭》出名。“你那小媳婦演得不錯,這麽著,你就演我的《駱駝祥子》吧。”沒說幾句,淩子風直接邀約。“幹嘛逗我玩兒?”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自己嚇得說不出話,只當對方說笑。
沒多久,斯琴高娃去吐魯番拍戲,淩子風電話追到片場:“不能撂挑子,就是你了!”電影《駱駝祥子》反響熱烈。片中潑辣的虎妞,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
淩子風本想同時拍攝老舍描寫女性悲慘命運的中篇《月牙兒》,但上級不松口:“別學日本的《望鄉》,讓年輕人學壞。”1986年上映的電影《月牙兒》中,淩子風擔任了藝術顧問。
到方旭排“老舍三部曲”(《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斯琴高娃成了藝術顧問。合作持續到《二馬》。
方旭和老舍結緣是在2007年。那年,方旭演了《駱駝祥子》片段。當時執導的人藝老導演蘇民,已在2016年8月去世。此後近十年,方旭陸續改編、參與了老舍的五部作品。
演《我這一輩子》時,方旭遇到一樁奇事。頭輪演出,在北京蓬蒿劇場,演到張勛複辟,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滾,把鋪地的那一大塊漿布卷起來,再從中鉆出來。未承想,他發現自己鉆不出去,空氣越來越稀薄。他嚇壞了,唯恐出“舞臺事故”。
最後,他掙紮出去,換身黑警服回到臺上,張口一句“中華民國”。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從哪出來的,又嚇到了。一瞬間,他有了“角色上身”的感覺,那是演員們期待的體驗。往後,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經歷。
《我這一輩子》是出獨角戲,100分鐘全由方旭自己撐。六年里,方旭體驗了60場生死,演得“掏心掏肺”。2016年之後,他不演了,“演不動了”。
最新排的是《二馬》。《二馬》的故事沒那麽精彩;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又不複當年那麽激烈。方旭無從下手,糾結三個月,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的爭端。互不溝通造成的矛盾,近百年後仍在重演。
全劇開始是一陣進行曲,幾個英國人讀報:礦業罷工、倫敦地鐵停運、球員性醜聞……話題突然轉到中國人:“把中國人驅逐出境,還倫敦清凈!”理由似曾相識:中國人出了國什麽都搶,箱包、手表、電飯煲、奶粉……後來,有觀眾反映:若不是中國人在演,他們就要直接往臺上扔東西。
“泰晤士河里漂的都是死魚,走在街上我們看不見彼此。我懷念北平,那里天是藍的,空氣清新。”回憶童年的中國生活時,牧師女兒凱瑟琳說道。臺詞聽來不免諷刺。
“這不是老舍原話,但我覺得放在這兒太合適不過,當年英國工業發展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早就看到了,應該有能力回避掉。依然沒有,還是奔那兒去了。”方旭感慨。
在學者趙園看來,《二馬》是老舍“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市民傳統”的發端,這一“老舍主題”,在《離婚》中達到成熟。
趙園的碩士論文《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老舍小說初探》,是老舍研究的經典之作。“他們的生活目的,不在取得沒得到的,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無論智愚賢不肖,他們多半沒有‘非分之想’,不願也不敢茍取茍得,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知足,與世無爭,是個本本分分的老百姓。”趙園形容老舍筆下那些“老中國的兒女”。
2001年,老舍遺孀胡絜青去世。老舍大女兒舒濟和兒子舒乙,都多年從事老舍作品的研究、整理工作。舒乙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
而今,倫敦聖詹姆斯廣場的那處房屋,已被鑲上示意“名人故居”的藍色標誌。
(感謝關紀新先生對本專題采訪的幫助)
7樓提及
聽聞版權賣左7位數字, 都好公道啦. 如果以電影度橋黎講, 老蕭都係頂班啦.
4樓提及
上官永義恩仇錄之抽水無罪!
4樓提及
上官永義恩仇錄之抽水無罪!
8樓提及
我地唔係以貌取人...只係某的人相由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