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1：【黑問導師】戴誌康

我認為賣與不賣沒有對錯，但真正的答案在創業者自己心里。我們之所以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心里要什麽，是因為心中有很多的雜念，比如想要對團隊負責任、獲得的套現等利益等等這些外在的因素，其實都是一種雜念。當拋開這一系列的雜念的時候，試想一下，賣了，我會不會後悔，會不會為那些尚未實現的理想而感到遺憾？不賣，我是否仍舊滿懷理想與激情，是否已經做好迎接最壞結果的準備？我當初創業的目標是什麽？我是否達成了這些目標？我是否已經盡我的全力？

當人靜下來，拋開雜念，賣和不賣的答案自己就會找到。如果雜念纏身，最後得到的只能是一個對世俗妥協的結果，而非自己發自內心想要的選擇。選擇大於努力，而賣與不賣又是企業發展中很重要的選擇之一。

無論選擇什麽，都必須要100%的堅定，堅定的就是不賣，或者堅定的去賣。一旦選擇，就需要全力以赴。

答2：【黑問導師】羅軍 - 途家網創始人

蠻簡單的。如果說的這間大公司，他資源加進來是為了讓你這個小公司做大做強並實現你的夢想的，你應該賣給他，但這個賣是加引號的；但是如果說這間大公司是是為了消滅你，讓他自己起來的，如果你還是有夢想的話，就應該不賣，和他幹到底。

答3：【黑問導師】王國安 - 韓後創始人

當公司被這種大買家看上的話，我覺得如果在一些很細分的領域里面的話，建議你還是可以賣的，因為當你去一個細分的領域，並到一個非常有資源的領域去的話，他的價值可以更大的放大。但如果你是一個本身就屬於未來空間非常大的領域，本身能量足夠大的時候，就沒必要了。

還需要看的，是你並進去以後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有多大。如果你創造的社會價值比現在大很多的話，我覺得可以並；如果覺得你並進去以後，你這個公司發揮的價值沒有以前大的話，就不必考慮並進去了。

答4：【黑問用戶】邊城

看情況吧：

1、巨頭很容易抄襲打敗你，這個就不是你能選的了，比如聯眾（雖然他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

2、巨頭可有可無或曇花一現（萌臉、西少爺）；

3、巨頭涉及的領域如當下的餓了麽（這得看大眾點評願不願意搞他），地面o2o例如賣生鮮蔬菜的（忘了叫什麽，得看順豐心情）；

4、通訊類大用戶基數情況下看產品基因，如秘密，騰訊也不好抄襲，產品基因決定了；

5、鐵打的技術開發型（誰都沒轍，當然搞技術的經營能力大都不強，柳老爺子很有體會）

6、最主要的，你做創業為了什麽？

答5：【黑問用戶】王君衛 - 法律行業創業者

如果夢想是占有，終將是一無所有。

 

看創業的初心，很多時候，偉大的企業是一個從創業之初小小願望到企業發展壯大不忘初心的故事。

 

如果真要遇到：“獨立做被巨頭複制和超越；賣了套現而放棄夢想”這樣橫豎都是無法實現夢想的艱難處境的時候，如果真有夢想，那麽就要以退為進，阿里當時被雅虎收購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關鍵是看創始人和團隊夢想的堅定程度。當然，馬雲團隊有蔡氏那樣的軍師。

 

每一個成功的創業歷程，都是一個與顧客、員工和股東分享夢想的故事。

答6：【黑問導師】panyu - 中國創業指導聯合創始人

如果被盯上的我會選擇賣掉，因為我們有的時候沒必要做哪些沒必要的抵觸，賣給大公司怎麽了，一般大公司收購了以後你的管理層幾乎不會怎麽變化，你還是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夢想，不要為了一時的勇氣搞得最後一無所有，如果最後你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這時候你有錢，有經驗，也有資源你完全可以選擇重新開始，而這個時候你的財務已經自由你對家庭和家人和合夥人都有了很好的交代你的壓力會小很多，最後我想說；大家好不容易奮鬥到這個階段套現可能是大家最好的歸宿，創業者一定不要空談夢想尤其是在沒錢的時候。

更多精彩問答盡在【黑問】社區，歡迎各位導師及創業者加入我們的討論哦~~詳情請戳：http://ask.iheima.com/?/question/4074

 

[黑問二十七]30天，1100萬眾籌，“三個爸爸”如何做到的?

問：我想提問三個爸爸，你們怎麽做到京東眾籌1000萬的?

黑問用戶

我想提問三個爸爸，你們怎麽做到京東眾籌1000萬的?想請問一下你們通過什麽方法來做的營銷推廣，為什麽能做到京東眾籌千萬的記錄？另外，跟那威的撕逼大戰是不是精心策劃的炒作？

說史141204冬天(四十七) 麥克阿瑟vs杜魯門 1

說史141204

最寒冷冬天(四十七) 麥克阿瑟vs杜魯門 1

蕭律師執筆

華盛頓終可鬆一口氣了，不必再擔心像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電報所描繪的那樣，再度蒙受鄧茍克大撤退那樣的羞辱，被中國人趕出朝鮮半島。 但戰局的好轉也未能緩和東京與華盛頓的緊張關係。

遠東師令部對華盛頓越來越橫蠻， 越來越公開批評杜魯門Harry Truman的戰爭政策，越來越公開貶抑李奇微Matt Ridgway的功勞。 不久之前，麥克阿瑟還感嘆世界末日的觀點，及與杜魯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唱反調。 按他的說法，面對強大的中國軍隊，如果不繼續向韓國增兵或動用原子彈，美國人將被逐出朝鮮半島。 但現在他挫敗了，他的觀點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對同情他的記者和政治人士說，要奪取真正的勝利，就必須到亞洲大陸與中共決一死戰。***

中國人的第一次進攻和聯合國軍隊的潰敗讓他聲望大跌。 一方面，華盛頓的軍界同行對他越來越貶抑； 另一方面，李奇微與中共軍隊對峙，在戰場上平分秋色，而這一直被他認為是無法實現的。 在這場與華盛頓的較量中，麥克阿瑟離勝利越來越遠，因為之間更多的是政治較量，而不是軍事較量。

李奇微在戰場上的勝利的沒有替民主黨帶來任何政治上的好處， 內憂外患的政府不會因此而擺脫麻煩，一場不受歡迎的戰爭也不會因為勝利而受到歡迎。 李奇微的「屠夫」戰術預示著這場戰爭更不受歡迎。 戰爭持續越久，他們需付出的政治代價就越大。

麥克阿瑟在與參聯會和總統的關係上一直處於被動， 他的支持者人數也不斷萎縮。 這樣的形勢肯定為他帶來最壞的結果，他會被華頓頓拋棄和實質忽略，因此他亟欲奮起一戰。

民主黨在美國公眾間聲望降低， 那是由於杜魯門在執政期間面臨了太多的困難抉擇，經歷過太多的艱辛時刻，有太多的力量他無法左右。 蘇聯擁有原子彈、蔣介石的垮臺、轟動一時的希斯事件及韓戰，都讓杜魯門政府陷入窘境。 隨著中共軍隊進入北韓，這場戰爭變得遙遙無期，看不到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最讓杜魯門政府無法忍受的，是麥克阿瑟的誤判使戰局惡化，而他還對政府橫加指責，拒絕承擔任何責任。

這一切都造成總統和將軍最終無法避免的決裂，因為總統無法約束將軍。 1951年一月底，麥克阿瑟飛抵水原，李奇微到機場迎接。 在場記者無意中聽到麥克阿瑟說：「七個月前，我正是在這裡展開聖戰。 我們現在的奮鬥目標已經不只是韓國了，而是一個自由的亞洲。」英國記者馬丁Martin記下了「聖戰」和「自由亞洲」這兩個詞，並發表在倫敦的報紙上。 這讓英國政府非常不安；他們意識到，這位遠東司令想打一場大仗，很有可能是一場針對中國的全面戰爭。

麥克阿瑟對當前戰局的認識不同於大多數將領，與參聯會更是針鋒相對。 對於蘇聯帶給歐洲的威脅，他視而不見。 杜魯門擔心，只要美國把韓戰升級，蘇聯極有可能採取相應的對策。 柏林、越南、南斯拉夫，尤其是伊朗危機，都讓杜魯門擔心。 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被蘇聯利用作軍事幹預的藉口。

至於轟炸中國的城市，杜魯門及其同僚認為，麥克阿瑟忽略了轟炸可能做成的後果，而且轟炸不會結束戰爭，也可能招致蘇聯報復轟炸日本的城市。 當柯林斯Joe Collins和參聯會其他成員向麥克阿瑟提出這個問題時，麥克阿瑟全然不理。

從一個將軍去批評另一位將軍的角度，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Omar Bradley的說話是尖銳的：「麥克阿瑟的反應如此強烈，是因為他的威望受到挑戰，他在軍界的傳奇色彩受到玷汙，紅色中國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錯的『軍事天才』。 因此，他若想恢復自身的尊嚴和軍事上的威望， 唯一可行的就是讓那些曾經愚弄過他的中國將軍們慘敗。 為了要實現這目標，就不惜與中國──甚至蘇聯──打一場全面的戰爭，不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惜動用原子彈。」

麥克阿瑟論定兵力嚴重不足的那支軍隊，在李奇微的指揮下卻在砥平里和其他地方節節勝利。 李奇微的勝利就是麥克阿瑟的失敗，因為這讓他毫無理由再狂妄自大。 同樣讓麥克阿瑟感到受傷的是，李奇微成為媒體眼中令人敬佩的明星級將軍。 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一直是麥克阿瑟夢寐以求的，而如今這些榮耀卻降臨在自己屬下身上。

就在李奇微的「屠夫」計畫即將實施時，麥克阿瑟突然從東京飛到李奇微的司令部水原，對記者大言不慚地宣布開始進攻，想藉此「騎劫」李奇微日益奪目的榮光，把這個計劃的功勞據為己有。 麥克阿瑟和他身邊的親信根本沒有參與「屠夫」計畫的制訂。

麥克阿瑟對杜魯門政府的非難很快升級。 早在十二月初，杜魯門便以政令形式要求所有與韓戰有關的評論必須得到國務院認可後才能公佈。*** 但麥克阿瑟顯然刻意違抗指令，抱怨華府限制他的指揮權，並且不給與足以完成任務的部隊。他又指責華府為他的敵人提供避難所，而對美國的避難所──東京和橫須賀──卻沒有給予絲毫關註。事實上中國人根本無力攻擊這些重要目標。

在國內共和黨也一直攻擊政府對共產黨的過度妥協，以致讓美國失去了中國。*** 麥克阿瑟的新牢騷與他政治上的支持者（國內極右反共力量）不謀而合。 麥克阿瑟寫給媒體的信中認為，美國只要在亞洲打敗共產主義，他們在歐洲才能擺脫共產主義的威脅。 只要華盛頓讓他放手去做──他們有現成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已做好反攻大陸的準備──他一定能贏得勝利，挫敗中國，打擊共產主義。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明知是保護區 十三年分批買二十七筆土地 追蹤地籍圖 還原慈濟內湖買地真相

說史150415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說史150415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蕭律師執筆

韓戰的最大勝利者是毛澤東。

當所有人都猶疑不決，擔心這個剛奪取政權、百廢待舉的新中國會遭到失敗時，他卻毅然決定出兵。他有遠見地預料到，在朝鮮半島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會使新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方面有都收穫。 雖然這場戰爭的酷烈超乎預期，美國強大的武器和戰鬥力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但他能容忍以鮮血作為革命的代價，他領導的國家雖則物質匱乏，但龐大的人口基礎允許他用人民生命去贏取國家榮譽。 毛澤東在韓戰中為亞洲地區隨後的幾次戰爭提供了經驗：與西方國家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以人力優勢去抵消技術劣術。

由於中國人把韓戰看成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政壇上的領袖地位。 這場戰爭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打擊了那些與西方世界勾結、支持舊勢力的中國人，把他們變成了全民公敵。在戰爭期間及隨後歷次運動中，這股勢力被徹底摧毀。*** 從那時開始，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戰毛澤東。 戰爭前，他是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性人物；戰後他成為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人民的領袖。 個人崇拜是他一度批評過的東西，現在開始讓他心情愉悅。對他的膜拜亦由此迅速膨脹，超過了蘇聯人對史太林的膜拜。

將絕對權力賦予一個早年飽受傷害的人無疑是極度危險之舉。 長久以來，毛澤東被無數敵人千方百計地追捕，遂生成一種深沈、揮之不去的情緒上及政治上的偏執氣質。 現今他在無人牽制的情況下統治著中國，而國內任何人都可能是他的敵人。他的權力沒有限度，他的偏執也沒有限度。他處於帝王般的地位，無須聆聽其他人的意見。 他認為他對所有事的看法都是正確的，所有反對他的朋友、同事和老戰友們都大錯特錯。他說出的話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那些批評他、持異議者不只是錯，更變成人民的公敵。

他決定中國已經準備好要進行現代化了，就是所謂「大躍進」。將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工業社會的任務，一夜間便落到農民身上。 大躍進使農民飽遭折磨，生產壓力更甚以往。 大躍進從來只是幻影，官員們竄改農產量，好像計畫相當成功，但政府裡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天大的失敗。歷史學家 史景遷曾評論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苦難」，然而當時沒有人敢挑戰毛澤東。

到了1959年，大躍進帶來的悲慘後果已經暴露無遺，中國發生了百年以來僅見的饑荒，但人們看到的農業產值卻高得離譜。幾乎每位高階官員都知道— 毛主席的「大躍進」充塞著謊誕虛假的統計數字，然而無人敢面對現實。最後，時任國防部長的 彭德懷說出了真相。

當時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彭德懷認為兩國關係處理不當，這種想法本身就給他帶來麻煩，但尚未和毛澤東決裂。他為人率直，不擅長政治技巧，而長期革命戰爭養成的直言性格，更容易被戴上反對派的帽子。 1959年他回到湖南老家的農村，農民向他反映生活極度窘迫的現實。 彭德懷發現高層領導者想像的情況，以及地方政府向中央彙報的情況並非實情，造假的現象普遍，廣大農民正為此承受巨大壓力。

夏天，即韓戰結束後六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問題，並認為自已看到的是現實，還委婉地提出了警告。 他沒有意識到這麼做會給自己做成怎樣的後果。 毛澤東立刻將此信列印成文件，分發給所有與會人員。 這封信因此面目全非，成為把彭德懷劃入人民公敵的鐵證。儘管所有與會者都認同彭德懷的觀點，卻沒人敢公開支持他。

正如史景遷所說：「毛澤東把彭德懷的善意批評和作為朋友的私下提醒當成叛國的罪證。當毛澤東把這封信的影本分發給其他政治局委員時，沒有人敢站出來支持彭德懷。大多數人認為元帥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只能反映毛澤東的想法，而不考慮中國當前的現實和需求。」史景遷還進一步指出：「今天，歷史學家認為這段時期對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造成極大的破壞，人們的士氣和勇氣遭受極大的損害。」史景遷還提到，由於連年饑荒，在隨後的七年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飢餓。

為此，毛澤東讓 林彪站出來，公開指責彭德懷，彭的人生因此走向了盡頭：先是被撤銷國防部長的職務，隨即在家中被捕。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成為首要目標，在群眾集會上被批鬥，遭到無數次身體和語言上的摧殘，在公開大會上慘遭羞辱，被強迫招認莫須有的罪名。長期的毆打和虐待，最後讓他含冤而死。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法律150505刑事法(十七) 犯罪無能1

法律150505

刑事法(十七) 犯罪無能1

蕭律師執筆

刑責的前設是每個人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是有些辯護挑戰這種假設，聲稱被告未能擁有所需的犯罪意圖使其要負刑責。*** 這種說法基於被告的年幼，或是被告的精神不正常，引出普通法的免責辯護。

當然，年幼或精神錯亂不能正當地被形容為一種「辯護」，而是兒童的身份令他或她無法犯罪；是其「不正常條件」使他或她免責。必須指出，雖然這些孩童或精神錯亂的人免於受譴責，他或她仍須在某程度上「受罸」：一個由於精神不正常而獲判無罪的人仍會被強制羈留在精神病院；一個「犯刑」的孩童仍需接受特定的「照顧」程序。

以孩童而言，法律是否承認有一個刑責相應增減的「計算尺sliding scale」？對於精神不正常者而言，由於缺乏自主能力，因而缺乏選擇能力，致使他或她獲判無罪，就沒有相應增減的計算尺可言了。

〈幼年 Infancy〉

幼年可以多方影響刑事程序：

程序的性質：  根據香港法例《少年犯條例Juvenile Offenders Ordinance》而成立的「少年法庭」是一個特別法庭，用作聽審及裁決對十四歲以下「兒童child」或十四歲以上及十六歲以下的「少年young person」的控罪（謀殺除外）。此條例列出少年法庭特定的審判程序。

判刑： 對監禁或羈留有所限制，如第11(1)(2) 規定任何兒童不得被判處監禁或因欠繳罰款、損害賠償或訟費而交付監獄。第14(1) 規定，如法庭認為並無其他適當辦法處理，可命令將其拘留在被拘留的地方，但不得超越六個月。

證供： 在1995年以前，七歲以下兒童表面上無能力提供可靠的事實證供。但1995年後根據《證據條例Evidence Ordinance》，一個十四歲以下兒童在刑事程序中，要在「未經宣誓下提供」證供。

〈刑事責任與無能的假設〉

與刑事責任有關的兩個重要的年齡是七歲和十四歲。***

七歲以下兒童

香港現行法律將刑責的最低年齡定為七歲。 一個七歲以下的孩童被認為是「無能力犯罪 doli incapax」。即是說，七歲以下孩童不單只不可以被判罪，更是不會犯罪，儘管他或她有犯罪行為。*** 這會影響到其他人的刑責。

舉個例：一個七歲以下孩童拿取別人的物品，這不算「偷」（違反香港《盜竊條例》第九條）。由是之故，後來收到這件物品的人就不算「處理贜物」（香港《盜竊條例》第二十四條）：Walters v Lunt (1951)

但由於一個七歲以下孩童身體上是能夠做出犯罪行為的（如攜帶毒品），法律會視這孩童為另一人的無辜代理人，而那另一人須以主犯身份承擔法律責任，基於他（那另一人）利用孩童去作出犯罪行為：DPP v K & B (1997)

在其他地區，刑責的最低年歲比香港高。 舉例說，英國、威爾斯和澳洲定為十歲，加拿大十二歲，德國、日本及中國定於十四歲。

他或她可能必須接受「照顧」程序，但不能被檢控。由十歲開始，一個孩童可以有罪。研究顯示，自覺的道德觀是定刑責的基礎，而孩童的自覺道德觀發展於十二歲至十三歲之間，所以《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在1997年關於《刑事責任的年齡》的意見書中呼籲將香港刑責的最低年齡提升至十四歲以反映此實際情況。

七歲至十四歲兒童

在普通法下，七歲至十四歲兒童亦被假設為無能力犯罪：R v Owen (1830)。但這種普通法的假設是可以反駁的rebuttable。要反駁，控方不單要證明被告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並且要證明至 “無合理懷疑”，被告知道他或她的行為是「嚴重的錯」，而不單只是「頑皮」或「惡作劇」：JM (a minor) v Runeckles (1984)。

上述那種假設多年來受到質疑，但在1996年在C (a minor) v DPP案重獲英國上議院確定。英國到1998在新立法下（《Crime and Disorder Act》）才將這種假設取消，但現今仍構成香港法律的一部份。此種假設不常要求證明被告知道他或她的行動是道德上錯誤，雖然這種證供可強烈證明他或她知道其行為是嚴重的錯。

孩童接近七歲時比接近十四歲時較難證明他或她的「頑皮判斷力mischievous discretion」。一件香港案件，Chan Chi Wah案，香港法庭判刑一個十三歲另八個月大女童收藏及處理毒品，違反《危險藥物條例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Pickering法官結案時認為在裁判司前有足夠證據推翻「無犯罪能力」的假設，並認為「有強力及有說服力證據證明被告知悉自己在做甚麼」。

由控方舉證建立孩童的「頑皮判斷力」，可推及孩童的家居生活及其成長（如被告生於一個良好家庭和有良好的教養），被告犯案前後的行為（如離家出走），或被警方盤問時的表現（如說謊）等都有關係。但只證明他或她知道自己行為的結果是不足夠的：IPH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Wales(1987)，或證明與被告年齡相若的正常孩童也知道所犯行為是極端錯誤也不足夠。一般來說，控方不必引用獨立證供（如心理醫生或教師或與被告相熟悉人士）去證明被告知悉他或她的行為的嚴重性。

孩童一經被證明有「頑皮判斷力」，他或她就有可能被判罪，包括謀殺。

十四歲或以上兒童

他或她有完全的刑事責任，可被控及判刑任何罪行。

年齡的決定

有需要時，年齡可由法庭決定（《刑事訴訟條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第106條）。

〈性無能的假設 Presumption of Sexual Incapacity〉

普通法假設十四歲以下男孩童無性為行或雞姦能力：Williams (1893)。證明被告身體有能力做不會被接納為證據。所以年輕於十四歲的兒童被控任何與性行為（如強姦）或雞姦有關罪行不能裁決他為主犯principal。但他們可作為從犯去協助、教唆、慫恿及促成此等罪行。英國在1993年已廢除此等假設而代之以《性罪行法例Sexual Offences Act》，但此等假設現在仍屬香港刑事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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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505刑事法(十七) 犯罪無能1

法律150505

刑事法(十七) 犯罪無能1

蕭律師執筆

刑責的前設是每個人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是有些辯護挑戰這種假設，聲稱被告未能擁有所需的犯罪意圖使其要負刑責。*** 這種說法基於被告的年幼，或是被告的精神不正常，引出普通法的免責辯護。

當然，年幼或精神錯亂不能正當地被形容為一種「辯護」，而是兒童的身份令他或她無法犯罪；是其「不正常條件」使他或她免責。必須指出，雖然這些孩童或精神錯亂的人免於受譴責，他或她仍須在某程度上「受罸」：一個由於精神不正常而獲判無罪的人仍會被強制羈留在精神病院；一個「犯刑」的孩童仍需接受特定的「照顧」程序。

以孩童而言，法律是否承認有一個刑責相應增減的「計算尺sliding scale」？對於精神不正常者而言，由於缺乏自主能力，因而缺乏選擇能力，致使他或她獲判無罪，就沒有相應增減的計算尺可言了。

〈幼年 Infancy〉

幼年可以多方影響刑事程序：

程序的性質：  根據香港法例《少年犯條例Juvenile Offenders Ordinance》而成立的「少年法庭」是一個特別法庭，用作聽審及裁決對十四歲以下「兒童child」或十四歲以上及十六歲以下的「少年young person」的控罪（謀殺除外）。此條例列出少年法庭特定的審判程序。

判刑： 對監禁或羈留有所限制，如第11(1)(2) 規定任何兒童不得被判處監禁或因欠繳罰款、損害賠償或訟費而交付監獄。第14(1) 規定，如法庭認為並無其他適當辦法處理，可命令將其拘留在被拘留的地方，但不得超越六個月。

證供： 在1995年以前，七歲以下兒童表面上無能力提供可靠的事實證供。但1995年後根據《證據條例Evidence Ordinance》，一個十四歲以下兒童在刑事程序中，要在「未經宣誓下提供」證供。

〈刑事責任與無能的假設〉

與刑事責任有關的兩個重要的年齡是七歲和十四歲。***

七歲以下兒童

香港現行法律將刑責的最低年齡定為七歲。 一個七歲以下的孩童被認為是「無能力犯罪 doli incapax」。即是說，七歲以下孩童不單只不可以被判罪，更是不會犯罪，儘管他或她有犯罪行為。*** 這會影響到其他人的刑責。

舉個例：一個七歲以下孩童拿取別人的物品，這不算「偷」（違反香港《盜竊條例》第九條）。由是之故，後來收到這件物品的人就不算「處理贜物」（香港《盜竊條例》第二十四條）：Walters v Lunt (1951)

但由於一個七歲以下孩童身體上是能夠做出犯罪行為的（如攜帶毒品），法律會視這孩童為另一人的無辜代理人，而那另一人須以主犯身份承擔法律責任，基於他（那另一人）利用孩童去作出犯罪行為：DPP v K & B (1997)

在其他地區，刑責的最低年歲比香港高。 舉例說，英國、威爾斯和澳洲定為十歲，加拿大十二歲，德國、日本及中國定於十四歲。

他或她可能必須接受「照顧」程序，但不能被檢控。由十歲開始，一個孩童可以有罪。研究顯示，自覺的道德觀是定刑責的基礎，而孩童的自覺道德觀發展於十二歲至十三歲之間，所以《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在1997年關於《刑事責任的年齡》的意見書中呼籲將香港刑責的最低年齡提升至十四歲以反映此實際情況。

七歲至十四歲兒童

在普通法下，七歲至十四歲兒童亦被假設為無能力犯罪：R v Owen (1830)。但這種普通法的假設是可以反駁的rebuttable。要反駁，控方不單要證明被告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並且要證明至 “無合理懷疑”，被告知道他或她的行為是「嚴重的錯」，而不單只是「頑皮」或「惡作劇」：JM (a minor) v Runeckles (1984)。

上述那種假設多年來受到質疑，但在1996年在C (a minor) v DPP案重獲英國上議院確定。英國到1998在新立法下（《Crime and Disorder Act》）才將這種假設取消，但現今仍構成香港法律的一部份。此種假設不常要求證明被告知道他或她的行動是道德上錯誤，雖然這種證供可強烈證明他或她知道其行為是嚴重的錯。

孩童接近七歲時比接近十四歲時較難證明他或她的「頑皮判斷力mischievous discretion」。一件香港案件，Chan Chi Wah案，香港法庭判刑一個十三歲另八個月大女童收藏及處理毒品，違反《危險藥物條例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Pickering法官結案時認為在裁判司前有足夠證據推翻「無犯罪能力」的假設，並認為「有強力及有說服力證據證明被告知悉自己在做甚麼」。

由控方舉證建立孩童的「頑皮判斷力」，可推及孩童的家居生活及其成長（如被告生於一個良好家庭和有良好的教養），被告犯案前後的行為（如離家出走），或被警方盤問時的表現（如說謊）等都有關係。但只證明他或她知道自己行為的結果是不足夠的：IPH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Wales(1987)，或證明與被告年齡相若的正常孩童也知道所犯行為是極端錯誤也不足夠。一般來說，控方不必引用獨立證供（如心理醫生或教師或與被告相熟悉人士）去證明被告知悉他或她的行為的嚴重性。

孩童一經被證明有「頑皮判斷力」，他或她就有可能被判罪，包括謀殺。

十四歲或以上兒童

他或她有完全的刑事責任，可被控及判刑任何罪行。

年齡的決定

有需要時，年齡可由法庭決定（《刑事訴訟條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第106條）。

〈性無能的假設 Presumption of Sexual Incapacity〉

普通法假設十四歲以下男孩童無性為行或雞姦能力：Williams (1893)。證明被告身體有能力做不會被接納為證據。所以年輕於十四歲的兒童被控任何與性行為（如強姦）或雞姦有關罪行不能裁決他為主犯principal。但他們可作為從犯去協助、教唆、慫恿及促成此等罪行。英國在1993年已廢除此等假設而代之以《性罪行法例Sexual Offences Act》，但此等假設現在仍屬香港刑事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