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舞臺劇《獅子王》,朱莉·泰默還把多部莎士比亞戲劇改編成電影。在電影《仲夏夜之夢》中,她試圖兼顧語言和肢體表演,“如果用大段對白表演莎劇,我會覺得無聊得要死。” (劇組供圖/圖)
“獅子王並不是動物版的《哈姆雷特》,” 朱莉·泰默說,“你看到辛巴有戀母情結嗎?”
美國導演朱莉·泰默創作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賣座的舞臺劇——《獅子王》。過去18年里,泰默帶著她的《獅子王》去到五大洲的十多個國家演出,累計票房超過60億美元,是史上最賣座電影《阿凡達》的兩倍多。
1997年,迪士尼找泰默編排動畫片《獅子王》的音樂劇版。當時,泰默剛剛憑借音樂劇《胡安·達連:狂歡彌撒》獲得了1997年托尼獎的5項提名。該劇講述一個孩子由獵豹變成人,又在折磨中變回獵豹的故事。
改編《獅子王》時,泰默不想讓演員穿上絨毛衣服假扮動物,“因為獅子是很龐大的,人的大小沒辦法表達它。”她化用自己在法國、日本和印尼學習的木偶和面具表演,設計並雕刻了所有面具,扮演獅子、豪豬的演員把面具頂在頭上,用寫意的方式表現非洲草原上的故事。
舞臺劇《獅子王》是迪士尼的重磅制作,負責人很擔心:當演員頂著面具時,觀眾該看哪張臉?迪士尼最終選擇了面具方案,“冒險越大,回報就越大。”
2015年泰默首次來中國,籌備2016年上海迪士尼樂園的中國版《獅子王》。10月19日,泰默探訪烏鎮戲劇節,作為自己在中國采風的一部分。“這里跟外面環境的反差太驚人了。”泰默坐在戲劇節常任主席賴聲川的烏鎮宅院里,聊起了“中國元素”、喜劇的本土化和改編版權。
南方周末:如果《獅子王》由一個日本或印尼藝術家在美國做,會被認為獵奇或者過度宣揚他們本國文化麽?在中國,每當中國導演充滿中國元素的作品在西方得了獎,就會受到類似批評。
泰默:我只關心作品的品質,看它是否感人、是否睿智、是不是一部好戲。
如果我是個住在紐約的中國人,我做的《獅子王》也不會有什麽不同。因為我創作《獅子王》的靈感來自我自己的閱歷,來自我所見的非洲景象、那里的動物和音樂。
不該說中國電影導演在迎合西方或者媚外。黑澤明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但是他在日本也不太受歡迎,受到同樣的非議。
如果你問的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和《菊豆》那樣的影片,我要說它們是很美的。如果有人不喜歡,那是他的問題。一部偉大電影能聯接任何文化、觸動所有人。
這是傑出的捷克動畫設計師奎氏兄弟親口對我說的。如今它也成了我的座右銘:“當我創作時,就像乘坐15層樓高的電梯,觀眾可以在任何一層出來。”當我們喜歡一部偉大的中國電影時,也許我們並不懂其中的政治玄機、哲學內涵或者歷史縱深,我們會說:看吶,這武打真精彩,這景色真好看。這時我們也許僅在電梯的第6層。而其他觀眾可能去到更高層,進入政治層面或者社會層面。這才是好的觀眾生態。
觀賞莎士比亞也是如此:缺乏鑒賞力的觀眾可以欣賞戲中的幽默、愛恨情仇;另一些人則在戲中品味詩意。
南方周末:最初編排《獅子王》時,你有沒有考慮讓一個非黑人演員扮演美國版的辛巴?這會被認為“政治不正確”嗎?
泰默:倒不是擔心“政治不正確”。我看到的只是他們在舞臺上的表現。馬修·布羅德里克是辛巴的配音演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個白人。人們請他因為他是明星,並不是要找一個白人演員。我其實一直想找非洲或者非裔美國人來扮演木法沙、辛巴和娜娜。
南方周末:這是藝術考量,還是為了照顧少數族群演員?
泰默:兩方面都有。非洲歌手和非裔美國歌手的嗓音很不一樣,我很喜歡。刀疤通常由白人演員扮演,這是遵循音樂劇場的傳統。辛巴唱的《活在你心中》,娜娜唱的《新的影子》,都是李柏恩創作的,他們唱李柏恩的歌,確實是天籟。
我們在日本演了16年,沒用過一個非洲演員。
南方周末:在美國,白人演黑人或者黃種人的做法存在爭議。在中國我們使用假鼻子等道具扮白人,這種做法非常常見,一方面我們雇不起白人明星,另一方面話劇需要說中文,因此我們也不太在乎其他人種扮演中國人。
泰默:分配角色時並不考慮演員與角色的“人種”對應。只考慮他們是否合適。
我在南非排《獅子王》,演丁滿的是一個非洲黑人,演彭彭的是南非白人,第一次賦予了政治內涵。因為丁滿和彭彭被驅逐可以視為種族隔離的結果。當南非觀眾看到丁滿和彭彭的演員是自己的同胞,政治層面的深度便油然而生。我們選用那個黑人演丁滿是因為他演得最好,他來自索韋托,口音很重,而飾演彭彭的是個南非白人。這對密友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沒有種族隔離的社會的情形。所以我覺得可以在演員的種族上做些別的文章。
南方周末:我們能把《獅子王》稱為《哈姆雷特》的動物版嗎?
泰默:我從不這樣看,《獅子王》並不是《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是個寫人際關系和心理的偉大作家,《哈姆雷特》的故事多麽常見啊。年幼的兒子嫉妒新父,這種關系確實存在。
或許《獅子王》中的一小部分來自《哈姆雷特》,但是顯然娜娜不是奧菲利亞,其他角色也是《哈姆雷特》中沒有的,你看到《獅子王》中辛巴有戀母情結嗎?我不覺得有。
南方周末:《獅子王》在其他國家演出時,你曾經把劇中的美國笑話改編成當地笑話嗎?
泰默:演喜劇時要做大量改編。我會去聽《獅子王》的演員念臺詞,對照英文原版臺詞和新中文版臺詞的英文翻譯,跟演員討論為什麽在中國版做這些改動,以及能否達到效果。大部分喜劇都不能跨越文化,所以《獅子王》每到一個國家演出,我們就得把它改得很本土化,包括笑話、歌曲和舞蹈。
南方周末:我發現跨國演出的戲劇中,視覺主導型的越來越多,尤其是戲劇節。然而在不同文化中視覺要素的含義同樣千差萬別。比如紅色在中國象征喜慶,在西方卻象征暴力;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龍是帝王和圖騰,在西方人眼中卻象征著邪惡和毀滅。你怎麽調和這類文化差異?
泰默:你需要知道它所表達的意思是不是你想要的。在印度演出,有一場婚禮的戲,我們用白色打扮新娘,當地人說,新娘應該穿紅色。在我們看來,讓她穿紅色暗示著她要被殺害,但是我們不得不改。
有趣的是,亞洲人如今越來越跟風西方的著裝。為什麽你們喜歡西式著裝?對我來說一些亞洲的傳統服裝更舒服更漂亮。
南方周末:你是否擔心視覺的重要性被誇大了?如果我們都通過肢體語言表演莎劇,是不是會喪失作品的文學價值?
泰默:為什麽不兼顧語言和肢體呢?在《仲夏夜之夢》和《泰特斯》里,我嘗試平衡。我不喜歡用大段對白表演莎劇,那樣我會覺得無聊得要命。劇場體驗對我來說完全是視覺的、身體的、聲音的體驗,而不僅僅是照搬劇作家的東西。
南方周末:當《獅子王》在美國甚或西方國家之外演出時,其中的視覺元素有沒有被誤解過,以至於你不得不修改?
泰默:沒遇到過。我們每到一處都會提前做翻譯。比如來中國,我們會先評估,考慮是否用英語演出,在體育館還是哪里演出。
《獅子王》第二個上演的國家在日本而不是英國。美國在日本的兩家劇團已經運作了16年。日本傳統面具、木偶及肢體水準很高,歌唱部分也做得很準確。我們請了一個日本女法師來演拉菲奇,她的聲音很好。
我父親二戰時在日本戰場當醫生。我21歲時拿到獎學金去日本采風。當我回去看《獅子王》,就像是一個輪回。美國和日本二戰時是敵人,但現在通過戲劇訴說著共同語言。
日本觀眾的反應跟在紐約、南非或者巴西的觀眾沒有什麽不同。就是通過一個動物寓言傳遞的共通性,力量強大。
我們總是在說如何做出巴西特色、中國特色,但《獅子王》,對我而言最有力量的是人性普遍之處。《獅子王》的故事沒有發生在巴黎、紐約或者倫敦,而是發生在大自然。
朱莉·泰默2010年把莎士比亞最後一部完整戲劇《暴風雨》改編成電影。她請到奧斯卡影後海倫·米倫主演,為此,還把原劇中男主角普洛斯彼羅的性別改成了女的。 (劇組供圖/圖)
南方周末:你談到戲劇電影。我研究過這個主題,發現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處理對話的長度。觀眾可以在劇院或者電視上接受大段對白的表演,在電影上卻不行。
泰默:你得拍好一點。我的電影《暴風雨》長達一個半小時,跟舞臺版一樣長。我的《仲夏夜之夢》兩個半小時,也跟舞臺版本一樣長。然而舞臺版已經刪減了原著劇本。
我覺得《哈姆雷特》演4小時太久了,也沒必要。莎士比亞可沒寫4個小時的戲,是我們表演時放慢了節奏。
我的《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也許是一部好戲,但如果你演完整的4幕,耗時4個小時,其中會包含一些敗筆和贅筆,因為莎士比亞可沒指望你生吞全文,演員可以按需剪裁。所以我覺得4幕戲劇《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就像蚌殼里的珍珠,你需要選取其中的美,拎出其中的故事。
同時莎劇中的一些語言現在的觀眾聽不懂,所以我在拍攝電影《暴風雨》時做了很多編寫,保留了那些有表現力的部分,而不是全文照搬、不斷重複。
南方周末:電影表演相對自然,戲劇表演通常比較誇張。你拍戲劇電影時如何調和這種差異?
泰默:我拍《仲夏夜之夢》的時候,這出戲已經表演了3個月,演員表演得越久,表演就越來越誇張。我跟他們談了一次,我說,全場只有299名觀眾,而演員們身上戴了麥,所以不用演得那麽誇張。我強調,“少即是多”。
南方周末:話劇表演可以調整,但歌劇有所不同。歌劇表演通常比較誇張,這在舞臺上很自然,拍成電影卻讓人難以接受。
泰默:我曾拍過兩部歌劇,在演員歌唱時,你可以推近鏡頭,大部分會很棒。也許有些人覺得有問題,但是像普拉西多·多明戈這樣偉大的歌唱家,無論是紐約大都會劇場版還是英文電影版,都毫無違和感。更何況那些觀眾知道自己看的是大都會版的直播,所以他們能理解。這可不是什麽自然主義,這是舞臺演出。
南方周末:你心目中成功的話劇電影或者歌劇電影有哪些?比如改編自話劇的《莫紮特》和《欲望號街車》,在你看來拍得完美嗎?
泰默:《莫紮特》是一部好電影,對戲劇內容做了很好的改編。戲劇版完全是定點觀看,而我認為電影版要進一步刻畫。電影版《暴風雨》就是如此,既包含了常見的元素,又捕捉了演員和服裝的更多細節。當然,不是所有戲劇都允許你上舞臺拍攝。
南方周末:曾經有人用外景拍京劇電影,感覺在電影中沒法保存舞臺氣氛,因為在劇場里,很多體驗是由觀眾自己完成的。舞臺不是自然主義的,但在真正的環境中,所有東西都是自然主義的。
泰默:這是很大的誤解,“自然”也是可以剪裁和強化的。
我不認為拍電影要像風景明信片一樣。所有有趣的電影,都結合了後期制作。科波拉的《驚情四百年》,整部電影都沒去外景地,用技術手段完成,蒂姆·伯頓的很多電影沒出外景。
你可以在攝影棚里做出一部京劇電影,跟舞臺版完全不同。打開思路很重要,不需要墨守成規,電影不意味著自然主義。
一生從未停止探索的湯金斯,日前死於泛舟意外。他生於夢想、死於夢想,度過七十二年堪稱最幸福的人生。 在《富比世》(Forbes)雜誌剛出爐、二○一六年最酷十四大景點中,位置最偏遠、人煙最稀少的莫過於智利、阿根廷邊界的「巴塔哥尼亞保留區」;「只要去過都可以自稱為『先鋒』,」《富比世》寫道,「因為放眼望去絕對看不到人。」 巴塔哥尼亞高原有「世界的盡頭」之稱,在「盡頭的盡頭」,暗藏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國家公園Pumalin Park。 「私人國家公園」聽來奇怪——國家公園是私人的? 意思是,「有人」買下這片土地,再掏腰包復育生態,最後無償捐給在地政府做為國家公園。他就是甫於十二月八日因泛舟意外過世、全球最大戶外用品品牌之一The North Face,和休閒品牌Esprit創辦人湯金斯(Douglas Tompkins)。 十二月五日,七十二歲的湯金斯到有「風暴之湖」之稱的智利第一大湖卡列拉將軍湖,進行五天四夜的泛舟。突如其來的風浪,讓湯金斯被獨木舟覆頂又找不到物件攀附,最後在攝氏四度的湖水中待超過一小時、失溫而死。 「我爸玩飛機、爬過世界各大山,」湯金斯的女兒夏天說,「最後競死於一趟休閒旅行,讓我們頗為吃驚。」這種平靜的死法,對照湯金斯七十二年來的反骨人生,極不搭調。 17歲退學、21歲創業 他始終堅持「做喜歡的事」 湯金斯十二歲便會攀岩,國中就讀印第安森林學校時開始滑雪和爬山,因為不適應普通高中而遭退學;十七歲離開學校後,先玩三年戶外運動,就再也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 「我爸媽教我唯有做喜歡的事,才會做得更好、得到更多滿足和樂趣,」湯金斯說,「如果你發現自己上錯船,記得快點下船。」 離開學校的湯金斯,二十一歲成立了The North Face,他憑登山經驗,靠郵購和少量零售販賣自己設計的登山和露營器材。其中最經典的是,他以兩根弧形的交叉支柱結構,取代傳統帳棚中間的支柱,創造帳棚更大的空間,蔚為流行。 正常人看到事業起飛,理應趁勝追擊,但他不是正常人。 25歲賣公司、26歲當總監 龜毛到「廁所衛生紙都管」 二十五歲時,他賣掉了全部股份,所得資金多數交給老婆創業(即日後的Esprit》,自己拿了少部分,和三個朋友到智利和阿根廷邊界攀登巴塔哥尼亞南端冰原區的菲茲羅伊峰,費時半年、以全新路徑登頂,成為第一組登頂的美國人。 「登頂那天是耶誕節,我們揹著超過五十公斤的背包,回頭看著山,」湯金斯在日誌上寫著,「我們是五條像狗一樣累斃的登山迷,滿足的舔著餐盤,咧嘴笑著大喊:『我們做到了!我們做到了!』」 「這段旅程,決定了我們接下來的人生,」登山者之一的邱伊納德(Yvon Chouinard)說。下山隔年,邱伊納德就創辦了美國第一個捐出營業額一%做環保的綠色企業——戶外用品巴塔哥尼亞(Patagonia);而對湯金 斯的影響是,巴塔哥尼亞成為他下半生的命運。 冒險過後,湯金斯務實的回頭賺錢。二十六歲回到與老婆創辦的Esprit,以舊金山公寓當企業總部,自訂職稱為「形象總監」(LmageDirector),負責品牌形象主題、裝潢和型錄。 經常與大自然搏鬥,不能有一點閃失,這讓湯金斯在管理上凡事求精求細。一位老員工回顧,湯金斯是典型的「科長型」管理者(micor-manager),小如型錄色差、大到視覺印象,他無法容忍跟他要求的不一樣,而且事必躬親;「連廁所用的衛生紙他都要管。」 湯金斯自己玩攝影,讓他對Esprit的影像細節要求精細。當時它只是郵購品牌,他卻砸重金找為第一代蘋果麥金塔電腦設計Logo的設計師卡沙鐸 (John Casado)和為班尼頓集團(Benetton)拍廣告的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操刀,塑造Esprit鮮明的時尚品牌形象。 十年內,Esprit營業額突破一億二千萬美元,但湯金斯越來越空虛,開始蹺班數月去爬山、攀岩和泛舟。最後,他同時處理掉婚姻和財產,把Esprit持股轉賣給前妻與合夥人。 46歲定居智利、買地不怕黑函,砸百億復育雨林 當時四十六歲的他,帶著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隻身定居在南巴塔哥尼亞,一面反對鮭魚養殖和興建水壩等破壞水文的經濟活動,一面投入溫帶雨林的保護及復育計畫;卻引來上至總統、下王庶民的反對,還有黑函威脅要取他性命。 「巴塔哥尼亞的水和風力資源是智利經濟發展的關鍵。」一位當地人對英國《衛報》說,「一個超級有錢人到這裡買了一大塊地,說你們政府不懂得照顧土地,他要替天行道;我們怎麼嚥得下這口氣?」 「我認為我比智利人和阿根廷人更像當地人、更關心他們的國家,因為我沒有糟蹋他們的土地,反而照顧得更仔細,」湯金斯接受智利當地雜誌《地球島》(Earth Island Journal)訪問時曾說。 二○○○年後,湯金斯發現自己心律不整,他更積極的從事戶外活動,以及加快復育的腳步;湯金斯的一生中,先後投資了三億美元在環保,除了已購入的十二處國家公園預定地,他也與索羅斯、哈佛大學共同投入濕地保育計畫。「他總是怕來不及,」邱伊納德說。 湯金斯在生前最後一次專訪,帶記者走在Pumalin Park裡復育成功的智利柏林問,感慨的說:「人們終將走在這片土地上,你不覺得這比光禿禿的『森林墳墓』漂亮得多嗎?」 湯金斯生於夢想,死於夢想,最後還把他與自然共處的夢想,化為世界遺產,最幸福無憾的人生,莫過於此。 文 單小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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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投資領域不再像之前那麽火熱,而娛樂消費產業正在展現出更大的吸引力。
最新的嘗試者是上市公司中技控股。這家主業為預制混凝土樁公司的目標是英國遊戲開發廠商Jagex,後者開發的最知名的遊戲產品是RuneScape。RuneScape是一款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投放市場以來一直是Jagex公司最重要的搖錢樹,十年來為公司累計帶來的收入達7.25億美元。
Jagex準備借助RuneScape這一強勢的IP打開中國市場,該公司主席Rod Cousens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海外遊戲公司青睞中國市場,這不意外。據荷蘭市場研究公司Newzoo此前發布的《全球遊戲市場報告》季度報告預計,全球遊戲玩家將在2016年創造996億美元的收入。亞太地區將繼續主導全球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占據了全球遊戲收入的四分之一。
從中國遊戲市場分羹,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在7月25日舉辦的“2016泛娛樂產業高峰論壇”上,凱撒股份總經理吳裔敏表示,由於國內競爭確實太激烈了,“已經擠得人都站不住了”,因此國內遊戲公司都得往(國)外去看看。
中國的遊戲產業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DC)發布的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移動遊戲市場規模達到了514億元,同比增長87.2%。這一增速遠超過整體遊戲產業的22.9%增幅。這對Jagex構成挑戰:在移動遊戲領域,Jagex目前仍沒有大的建樹。
今天Jagex的遊戲開發還是依賴於位於英國的320工作人員,Rod Cousens對第一財經表示,他期待在中國推出移動端產品,屆時相關產品將由中國和英國的工程師共同打造。
這起交易的收購方中技控股此前曾有過一次不成功的並購嘗試。2014年8月,中技控股曾發布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準備募資86.72億元用於收購遊戲產業公司DianDian Interactive Holding 100%股權、點點互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北京儒意欣欣影業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但這一方案被證監會否決。
中技控股此次再啟遊戲產業並購,凸顯了公司轉型心切。與混凝土行業相關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正在承受壓力,中技控股營收已經從兩年前的35億元遞減至2015年的18.4億。
據中技控股披露,Jagex公司主要收入來源為會員收入和遊戲玩家的交易收入。2015年,Jagex公司實現收入8809.6萬美元,凈利潤3865.0萬美元。為實現轉型,中技控股準備將旗下原有混凝土樁業等資產作價24.16億元出手。收購完成後,中技控股能否將Jagex的海外成功經驗複制到中國市場,仍需拭目以待。
這筆交易仍有待證監會批準。
中國籃球明星姚明通過上海大鯊魚籃球俱樂部官方微博宣布,他將參加由知名生存挑戰真人秀主持人貝爾·格里爾斯領銜的綜藝節目,與貝爺一起體驗在大自然中謀生的經歷。
31日,英國探險家、野外求生專家貝爾·格里爾斯在微博上發出“戰書”,邀請姚明與他一起“荒野冒險”。
對此,姚明通過上海大鯊魚籃球俱樂部官方微博表示:非常感謝您對我的認可和贊譽,我也一直關註您的野外生存真人秀節目《越野千里》,欣賞之余亦被深深震撼。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人類正逐漸失去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的能力,這也使得他們加快了改造大自然的步伐,其實在大自然的面前我們都很渺小,我們需要去找回這份本能,讓我們的後代學會去與大自然、與動物融洽和諧地共存。我願意接受您的挑戰!姚明。”
《越野千里》是貝爾·格里爾斯全新打造的野外生存的真人秀,該節目以在野外殘酷的自然環境下鍛煉人類的生存能力而聞名。而“貝爺”貝爾-格里爾斯因其在主持另一檔節目《荒野求生》中所食用的東西太過驚人,曾吃過毛毛蟲、蛇、鹿、鱷魚等等許多種類動物,而被冠以“站在食物鏈頂端的男人”的稱號,
網友看到後紛紛留言稱,“人選太棒了”、“大姚終於出戰啦”、“大姚夠高,貝爺不用爬樹了”。眾多網友都表達了對姚明在節目中表現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姚明確認參加節目前,NBA昔日超級巨星、“鯊魚”奧尼爾已經參加了這一節目,並且在節目中和貝爺一起分食生肉,還慘遭“活埋”。此外,除了姚明,“貝爺”還向傅園慧等人發出了邀請。
在領英2016年的TalentConnect大會上,理查德·布蘭森一身西裝和白襯衫出現在了會場,引起臺下一片歡呼和熱烈的掌聲。
正如他對自己的描述,“討厭打領帶的冒險家、找刺激的人”,他果然沒有打領帶,似乎享受這一切,你幾乎不會覺得他已經是一個66歲的人——他的領英個人檔案對工作的介紹只有一句話:1968年1月至今(48年10個月),維珍集團創始人。
“我願意冒險,也鼓勵別人冒險。”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聽眾說。
維珍集團是英國的著名企業,團隊專註於消費領域的投資,其業務分為旅遊休閑、通信和媒體、音樂娛樂、金融服務、健康以及人類和太空六大板塊,在投資方面,維珍的團隊關註科技類的風險投資,比如消費互聯網、科技金融和共享經濟部門的超過35家公司。
從輟學辦刊開始,理查德·布蘭森掘到了第一桶金,之後,他憑借著不斷冒險的勇氣和決心在個人生活和職業道路上開辟出來了極具特色的道路。即便在以個性著稱的外資企業上也極少有這樣的創始人——在維珍集團官網上還專門附上了他的個人博客,一直保持著不定期更新,並且支持訪客把文章分享到臉書、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媒體——也真的有不少人這樣做了,他的文章轉載少則2600次,多則上萬。
賭上性命的探險
他的勇氣最早可追溯到什麽時間不得而知,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乘坐世界上最大的熱氣球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壯舉絕對是標桿式的事件。今年,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Don’tLookDown》即將在11月份上映,講述的就是這段經歷。
和他共乘熱氣球的是熱氣球專家、工程師佩爾·林茲蘭德(PerLindstrand)。“我們沒有僅僅把這個項目看成是一次合作,更重要的是我把理查德看成靈魂上的夥伴。”他們當然也考慮了熱氣球飛行的優缺點,佩爾表示,“最壞的結果是,我們可能會要了布蘭森的命,但我們絕對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熱氣球飛行的迷人之處和危險之處就是沒有人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麽。明明感覺在控制艙操作扔掉了一個空的燃料罐,卻在高空莫名的搖晃中發現連帶著兩個裝滿了燃料的燃料罐也一同掉進了太平洋;燃料是那樣珍貴需要謹慎使用,然而氣球上方發生火災,還要冒著缺氧的風險提升熱氣球的高度……
在最絕望的時刻,布蘭森這樣描述:“我看到我過去的生活往日在我的眼前閃現,只有我一個人站在祈求艙的頂端,然後向下看著水面,我給孩子們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我是多麽愛他們,然後就準備縱身一躍。”
“布蘭森本人沒有恐懼,他特別詳細地描述在面臨著可能是生命最後幾分鐘時是怎麽想的。”執導該部影片的導演DanielGordon說。
盡管這是一場以生命為賭註的冒險,布蘭森仍然樂此不疲。“我知道我還會嘗試下一次熱氣球飛行,因為它是碩果僅存的幾個極限挑戰之一。每次克服了飛行的恐懼,我就會再度充滿信心,堅信自己能吸取教訓,成功地完成下次飛行。”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冒著死亡的風險來試圖做前人未做過的事情,透過熱氣球控制艙內記錄的攝像機畫面,記錄下旅程中的高潮和失落——熱氣球飛行宛如昨日,但是這部紀錄片讓觀者覺得好像就在當下發生。
有著這樣傳奇經歷的布蘭森說,他還有太空夢要實現。“我下一個目標就是乘坐航天飛船上天。這不能說是我的生活目標所在,但絕對是非常令人激動的。我希望人們以後都有機會去宇宙太空旅行,有趣的是我也覺得人們會願意去看看,這里會有很多挑戰等待克服。生活里也有一些別的,比如取消死刑之類的。不過對於個人的挑戰而言,我覺得還是太空之行。”理查德·布蘭森說。
與早年間乘坐熱氣球是為了完成個人壯舉不同,布蘭森更喜歡從社會意義的角度解釋他的新挑戰。在他看來,人類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統治其他星球,這樣就不用擔心一旦發生意外對人類繁衍的影響。如果能夠統治其他星球,人類還可以回到地球繼續生活,盡管在探索階段這個過程本身集危險和挑戰於一體。
維珍銀河公司(VirginGalactic)已在測試可多次重複且價位能為人接受的太空旅行是否可行了。以後,度假的目的地將不僅限於倫敦、巴黎或者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而是在月球附近呼嘯而過,在未來太空中維珍旅館里,人們可以白天乘坐宇宙飛船繞月飛行,晚間再回小艙中休息,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個可以想象的未來十幾年內能發生的完美假設。
奧巴馬在2010年的時候曾經宣布美國的載人火星計劃,但美國宇航局(NASA)的火星計劃一直備受批評,尤其是來自眾議院的質疑。而在今年較早時候,一些眾議員和專家指航天局的火星計劃沒有明確的路線圖。
可是,奧巴馬未感氣餒。他在CNN的文章中表示,“實現上火星的願望,需要政府和私人創新者之間的不斷合作,而我們正在這樣做。”
目前,美國宇航局正與私人機構合作向國際太空站提供補給,其中SpaceX公司的龍太空艙運送物品到國際太空站。該公司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Musk)在9月公布讓數百人登上火星的計劃。
“現在政府允許私人公司在這一領域探索總的來說是正確的。讓維珍、埃隆·馬斯克(ElonMusk)來參與並且互相競爭可以降低政府為此付出的代價。私人公司之間的相互競爭可以充分實現人類的夢想。”他說。
但他對具體實現的時間不願多談,“公司的人建議我不要給出具體日期,我以前給出過,然後被指責沒能按期實現。”臺下傳來了善意的笑聲。
把冒險當做商業噱頭
除了人生中的冒險經歷,維珍集團的發展壯大也有好多次兵行險著。
“我強烈建議大家去發現外面的世界。”布蘭森現場回答關於如何將冒險遷移到商業上的問題時如此表態。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乘坐熱氣球跨越大西洋的壯舉也是商業上的冒險——當時布蘭森也正面臨著維珍航空的運營挑戰。
那是1984年,理查德·布蘭森以一個標新立異的英國音樂大亨而聞名於世,他又做了一項重大的決定:與英國航空(BritishAirways)抗衡,建立自己的航空公司。然而當時他只有一架飛機和有限的預算,他很快意識到,為了讓航空公司能夠活下去他需要用布蘭森大膽冒險的故事幫助公司“上頭條”。
“我的確用宣傳自己來獲得更多的資金,這比廣告更劃算。如果這個產品能夠成功,你就出去讓人們開始使用並了解。”布蘭森說。他決心與英國航空打一場硬戰來保證維珍航空公司的運營。
從創辦維珍大西洋航空開始到首架客機從倫敦蓋特威克機場起飛只花了六周的時間,這包括從機場獲得登記入口、招聘人員、獲得許可、定制制服、設計座艙、定價等一系列瑣事。
除了把新的航空公司放在報紙的頭條上,他還有一個隱秘的願望,就是打破世界紀錄,完成那些看起來不可能的挑戰。當最後報紙的頭條被諸如“厲害!布蘭森做到了”這樣的標題占據時,乘熱氣球中打破世界紀錄就變成了一個講述了勇氣、決心、絕望和最終勝利的故事。
“當時,我們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唱片公司,但後來又決定建立了航空公司,如果航空業務發展不好,那麽唱片公司也完了。在這個痛苦的過程,也想到了最糟糕的結局,我們經歷了那些苦難。正是如此,維珍集團所有的公司後來是內部相互獨立的,這樣它們不會因此而相互牽連——很明顯,我們想到了最糟糕的結局,也想到了解決方案。”布蘭森這樣回憶。
當然,他也並不總能成功。
“如果你知道只有幾分鐘好活的話,你想做什麽?別回頭,別害怕,別放棄,別沮喪。”布蘭森在博客里這樣寫,算是對他冒險行為的一個解釋。
比如成立於1994年的維珍可樂,當時為抗衡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也的確曾在短時間內取得過輝煌的戰績,但是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成為維珍集團,也是布蘭森本人津津樂道的失敗案例。經此一役,他不再低估世界領先飲料制造商的能力,也不再認為大的主導型的企業會“打盹兒”了。
同樣的還有維珍婚紗,在1996年的英格蘭開張。當時為了慶祝,他甚至還專門刮了胡子,然後穿上婚紗為新產業站臺,不過這家公司依舊短命,經歷了婚紗市場殘酷競爭之後於2007年12月關門大吉。
布蘭森毫不諱言他的失敗。“我會盡我所能避免失敗,但是如果真的失敗了,第二天會遺忘這個事兒繼續前行,從中吸取教訓。我學到的就是,商業可能發展得很好,但一旦我們沒能做得特別好,比如維珍可樂,或者沒有什麽特別的差異性,比如維珍新娘,我們就失敗了。”
“什麽是企業家?我認為簡單來說就是有好點子能變成現實,而且他們有勇氣去嘗試,把想法變成現實,當人們長大以後他們就很難有勇氣,他們可能有抵押貸款、有一套公寓、有孩子,這些就構成了挑戰,帶來難以戰勝的恐懼,這當然也可以理解,比如擔心不能支付賬單,成為了主要的障礙。無論成功與否,他們還願意再次嘗試。”布蘭森說。
堅守核心價值
現在,布蘭森也樂於和大眾分享經驗,他在《紐約時報》上開辟了專欄,分享商業案例中那些成功或者失敗的點滴,也依然會在文字里展現他征服世界的野心。現在,理查德·布蘭森的觀點都會得到人們的關註甚至喝彩。人們因為他是當今的商業巨擘充滿敬意,並不在意他曾是當年懵懂退學的少年。
是的,時至今日,理查德·布蘭森也不需要再用運動會上賽跑和跨欄的一系列獎杯來證明自己。
16歲,他擅長體育,是校園英雄,年長的男孩不敢欺負他,而體育裁判也不在乎他是否通過了課業考試。
後來他在自傳中坦承,雖然拼寫有時仍然較差,但是已通過訓練集中註意力,甚至閱讀障礙反而培養了他更好的直覺:當有人送來一份手寫的報告時,他不會糾纏於細節,而是通過自己的想象力領會,並且進一步予以發揮。
21歲,他就不再在辦公室里辦公,而是在家工作。他甚至建議那些創始人盡可能早地擺脫自己的事業,“我總是在家工作,這樣可以花時間陪伴孩子成長”。
在近50年的工作經驗中,他坦言除了經驗之外,也離不開別人的幫助,而這之中,員工的連續性(staffcontinuity)是他所看重的,換言之就是公司的人性化。
在大多數的公司里,“家庭”是一個被濫用的詞匯,公司並沒有像對待家人那樣去對待員工,而人道、真誠是布蘭森所看重的。
理查德·布蘭森對自己假扮成老年高齡司機接面試者去家中應聘的故事一直記憶猶新。在候選人中,有人對司機並不友好,讓司機幫忙拿行李或者嘲諷司機的年齡。然而到了行程終點,候選人們驚恐地發現撕下臉上的面具的出租車司機正是理查德·布蘭森本尊。那些不友善的候選者為他們的行為和口舌之快失去了獲得職位的機會。
以前,這個故事似乎更多的是在提醒人們應該註意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行動和評論,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在聽、誰在看,而這些行動和評論又會如何影響你後來的人生。但現在,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個公司保證核心價值得以傳承的方法——布蘭森為公司找到合適的人選,也能夠與這些人分享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正是他認為讓公司成功的原因。
“世界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有責任用經驗、金融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這需要我們自己觀察形勢,而不是看政客的眼色。每個企業都可以確定一個問題並且致力於解決它,這可能要等上10~20年才有變化,但這也讓後人知道我們曾經努力過。”布蘭森說。
激勵理查德·布蘭森一路不斷前行的是什麽?
“如果你把自己作為特權階層的話,不做成點什麽事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浪費。每一天,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更正那些世界上我認為覺得不對的事情上,我調動資源和優秀的團隊,現在打個電話你就能找到任何人。我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是這些都值得嘗試。”他說。
當年退學時,校長曾經對布蘭森說:“你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身價百萬”。
那時有誰能預料到這個16歲有著閱讀障礙,只在體育上表現出天賦的孩子,可以成立著名的維珍集團並走過48年的風風雨雨呢?
為什麼不敢高追開源呢?皆因中午時份,開源已經升至0.104元,較早上最低的0.086元升了21%,怎麼追?哪料到開源居然可以飆升至0.126元,較今天早上的最低位暴漲46.5%,只能乾瞪眼。
那又為什麼有膽追入中國海景呢?只因開源於突破0.096元的阻力之後依足圖表飆升至上升目標的0.122元,因此期望中國海景能夠突破0.195元的阻力,並向目標價的0.225元邁進,豈料中國海景於突破0.195元之後只能止於0.197元就掉下來,大概是接近收市的關係,引來獲利的回吐,畢竟是其今天的最低價只為0.175元而已,只要明天能夠再次重越0.195元的阻力,希望仍在。
另一隻處於突破邊緣的則是雅天妮(789),今天曾經試圖突破0.13元的阻力,可惜無功而返,退回0.122元收市,明天如果能夠成功突破0.13元的阻力將形成「五頂」而破,上升目標直指0.148-0.152元之間。
上周一,威華達(622)大漲67.2%,從0.305元漲至0.51元而停了牌,隨後澄清合資的證券夥伴並不涉及「三馬」,復牌之後股價曾經跌至0.395元,豈料三扒兩撥就已經飆升至0.64元;文化地標(674)早前從0.42元三天之內飆升64.3%而抵0.69元,隨後跌至0.56元停了牌, 隨後宣布以0.33元易手,並提出以0.33元提出有條件的現金要約,復牌之後股價跌至0.405元才喘定,今天尾市再次抽升至0.46元收市,其股價會不會重演威華達的走勢呢?不妨多加留意,只要能夠明顯突破0.465元的阻力,也許可以一見0.52元吧?
今年下半年以來,英鎊可謂上演了一場驚人的“大冒險”。自英國脫歐後,英鎊的走勢極具戲劇性,更令眾多外匯交易員心跳加速——脫歐前後英鎊暴跌10%,此後重歸平靜,再到10月因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硬脫歐”言論而瞬間“閃崩”,再到上周,劇情又瞬間發生了“驚天大逆轉”——英國高等法院於11月3日裁定,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需要議會投票,這導致脫歐進程出現變數,英鎊/美元短線拉漲約80點。
此後,又有英國媒體爆出一項重磅減稅計劃——其中最震驚的是對房產稅種給出規劃,即印花稅、市政稅、遺產稅應該全部取消。這又似乎是在為推動英國盡快脫歐做鋪墊。
截至北京時間11月6日18:40記者發稿前,英鎊/美元報1.2517,較上周四晚間飆升1.5%。下一步,在經濟、政治不確定性交織的背景下,英鎊究竟何去何從?這又對於全球市場和人民幣意味著什麽?
“英鎊終於苦盡甘來。”FXTM富拓中國市場分析師鐘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英國央行大幅上調增長和通脹預期,且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由議會投票決定退歐,這導致英鎊匯率飆升至1.2500關口,成為最強勢貨幣。”他也透露,去年通過交易歐元/美元貨幣對獲利,但今年因為英鎊的意外波動而小幅虧損,當前的不確定走勢挑戰了交易員的經驗和心理素質。
英鎊“大冒險”
北京時間上周四晚6點左右,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需要議會投票,並表示允許英國政府就今日裁決進行上訴。英鎊對美元暴漲,最高至當晚8點的1.2475,而後小幅回落;英國FTSE 100指數漲幅收窄,轉為持平。
也有外媒當時就報道稱,“特蕾莎·梅等人現在一定雙手一攤,心中默想——現在該怎麽辦呢?”
英國貿易大臣Fox在高院發布裁定後表示:“政府對法院的裁定非常失望,將謹慎考慮如何回應裁定。”英國政府也表示將就脫歐裁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政府認為,“其他國家之前與歐盟簽訂的貿易協定完全可能轉變為與英國的貿易協定”,言下之意正是希望表示,過早擾亂脫歐的進程打亂了特蕾莎·梅的計劃。
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表示,不希望英國法院的裁定推遲退歐流程。
其實,此前退歐到底是政府說了算還是議會說了算,一直沒有定論。而當前英國最高法院批準議會可以就退歐投票,那麽政府此前的退歐決定很可能會被推翻。
對此,有的資深交易員則表現得較為平靜。“這其實已經在意料之中,早當英國脫歐公投結束以後,就有這種預期,”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當晚告訴記者,“英國國會內部對此始終分歧不斷。”
某權威英國媒體則分析稱,英國首相的第一道防線是在12月初向英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試圖推翻上周四的裁決。第50條將開啟為期兩年的脫離歐盟進程。 如果上訴失敗,梅會在下議院和上議院面臨數月的沖突。
主流觀點認為,預計上下兩院的議員不會完全阻止脫歐,但他們將試圖修改授權啟動第50條的立法,推動首相采取“軟脫歐”的談判立場,使英國得以留在單一市場和關稅聯盟內。
說到“軟脫歐”,與其對應的便是十月初引發英鎊閃崩的“硬脫歐”。當時,本以為英鎊在英國脫歐後將暫時安全,誰料英鎊兌美元在10月7日亞洲早盤暴跌6.1%,錄得自1985年3月26日以來的最低點。
特蕾莎·梅在那之前突然強硬地在保守黨大會期間宣布,英國會將移民管控作為優先事項,其次再考慮歐盟單一市場的準入。“因為低技能移民的緣故,一些英國人被擠出了勞動力市場。”她當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提到英國是“歐盟之外獨立的主權國家”。這表明,一直在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的這位新首相,決心從歐盟手中拿回邊界管控權。
這也意味著,如果此次政府在高級法院的判決下作出了妥協,這也違背了英國政府此前的態度——“不存在有條件退出或者撤銷退出歐盟的決定,因此一旦退歐原本享受的權利也將不可避免地喪失。”
當然,仍不乏觀點認為——英國脫歐的收益大大超過成本。英國媒體最新爆出了一個重磅減稅計劃,稱該計劃對房產稅種給出規劃,即印花稅、市政稅、遺產稅應該全部取消。該計劃認為,相比脫歐後的經濟發展,這些稅種效率低下。有觀點認為,這似乎是在為推動英國脫歐做鋪墊。
英鎊暫迎“甜蜜期”
不論政治局勢如何令人眼花繚亂,對於交易員而言——英鎊暫時苦盡甘來。
“英國退歐是當前的主要推動力量,”ETX capital首席外匯經紀商Richard Wiltshire稱,“英鎊的任何漲勢都將可能因不確定性擔憂而受限。”
不過,至少在短期內,“有四大因素為英鎊的攀升保駕護航。”鐘越告訴記者。
首先,高級法院裁定觸發退歐程序需議會投票,加上6月底公投前英國議會議員均支持反對退歐,議會的投票令退歐進程新添變數。英國政府可以在12月初提出上訴,但被駁回的幾率很大。“該消息令留歐派希望重燃,刺激英鎊急升至三周新高。”
其次,央行也起了重要作用。鐘越提及,英國央行在上周四晚維持利率和購債規模不變,符合預期。“不過英國央行今年不再預期再度降息,甚至暗示通脹加速上升的擔憂可能在某個時候促使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因英鎊在退歐後大幅貶值,該央行也大幅上調了2017年增長和通脹預期。和8月以來的聲明相比,英央行的立場明顯強硬。” 不可否認的是,“英國經濟數據持續意外走強令英央行進一步加碼寬松的幾率驟降,也引發英鎊空頭回補,推動英鎊進一步升至1.25關口。”
第三,幾個月來的英鎊貶值本身反而也刺激了英國經濟。英國10月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錄得54.5,錄得1月來的最高水平。鐘越告訴記者:“數據表明受益於英鎊驟貶,英國經濟表現堅挺。英鎊自10月閃崩後企穩也得益於強勁的英國經濟數據。”
最後,不得不提的還是美國大選,其不確定性令美元下跌,這也利好英鎊。10月2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重啟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郵件門”事件的調查,導致選情突變,市場對特朗普勝選的擔憂打壓股市和美元,推升英鎊。
人民幣下行趨緩
轉視國內,在這個聯動性不斷加強的世界格局之下,歐美的變動對人民幣也產生了較大的中短期影響。
自10月英鎊“閃崩”後,美元指數便被動走強,不斷逼近了100大關,加劇了人民幣貶值壓力。人民幣對美元也從國慶前的6.6跌至當前的6.754,其間更一度逼近6.8。不過,近期人民幣的跌勢已經趨緩。
眼下,英鎊的強勢反彈無疑加劇了美元的下行壓力,這也使得人民幣暫獲喘息機會。此外,由於FBI重啟“郵件門”調查導致美元下挫,人民幣10月31日中間價大幅上調154個基點至6.7641,上調幅度為逾一個月最大。截至北京時間11月4日18:30,美元指數已經跌破了97關口,報96.94。
就人民幣的基本面而言,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則是兩大“支柱”。近期,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6年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數據。2016年三季度,經常賬戶順差712億美元,環比增長11%;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含凈誤差與遺漏)為2073億美元,主要是境內主體積極配置對外資產。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稱:“中國的經常賬戶(即貿易)不存在問題,就資本項下而言,企業資本流出的動能將逐步減小,但家庭部門換匯的動能仍可能使得人民幣承壓。”渣打預計,美元對人民幣將在2020年達6.3-6.4的水平,2016年底料為6.75,2017年底則為6.78。
12月5日從安監總局網站獲悉,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日前發布通報指出,近期,寧夏、重慶、黑龍江、內蒙古等地區接連發生煤礦重特大事故,這暴露出一些煤礦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隱患排查治理不認真,受煤價上漲的利益驅動,違法違規冒險生產問題突出;一些地區和企業安全生產大檢查責任不落實、組織不得力、落實不到位。
12月4日,救援隊員將遇難者遺體擡出事故礦井。(圖:新華社)
12月3日11點30分左右,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元寶山區赤峰寶馬礦業有限公司發生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該礦隸屬赤峰市元寶山區管轄,核定生產能力45萬噸/年,為低瓦斯礦井。截至12月4日10時,事故救援工作已經基本結束。事故32名遇難者遺體已全部升井,並送至殯儀館。
在安委會這份關於赤峰“12·3”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通報中指出,近期,針對全國煤礦重特大事故明顯反彈態勢,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各煤礦企業要要切實從血的教訓中警醒起來,真正把安全生產大檢查各項安排部署落實到每一個部門、每一個企業和每一處煤礦,堅持邊查邊改,以檢查促整改,真正實現全覆蓋,決不放過任何一個漏洞,決不丟掉任何一個盲點,決不留下任何一個隱患。
通報要求,煤礦企業要切實落實主體責任,全面徹底做好安全生產大檢查;切實加強正常生產建設礦井安全監管監察;切實加強資源整合技改煤礦安全監管監察;切實加強長期停產停工礦井安全監管;加大列入去產能規劃礦井的安全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嚴肅追責。
通報還要求各級煤礦安全監管、煤炭行管部門和各級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對發現的重大隱患要逐項列出清單、落實責任、掛牌督辦、督促整改,對超層越界、超強度超能力生產、擅自複工複產等嚴重違法違規生產建設行為,要立即停產整頓、頂格處罰。
各省級煤礦安全監管部門要將轄區內所有煤礦包礦責任落實情況於12月15日前報送國家煤礦安監局,每半個月調度1次煤礦安全生產大檢查進展情況和正反兩方面典型案例,並及時報送國家煤礦安監局。
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呼喚像侯亮平一樣的秉公執法、執法如山的英雄。
本文由三聲(微信ID:tosanshe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
誰也沒有想到,新一輪的反腐討論是由一部內地電視劇引起的。
自3月28日在《湖南衛視》開播已來,《人民的名義》這部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組織創作的當代檢察題材反腐電視劇,竟然成為今年第一部被全民討論的電視劇。
因為題材的特殊性、敏感性,加上部分反腐劇的粗制濫造,反腐劇自2004年開始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淡出期”。
《人民的名義》從一開始就打出了“十三年來第一部被解封的反腐劇”的口號,“直面當代中國官場大面積坍塌的腐敗現象”,“直接捅到副國級”,在十九大臨近,反腐成為主旋律的當下,這樣一部根正苗紅,(聽上去)尺度驚人的劇,來得正是時候。
“國家已經提高到不反腐要亡黨、亡國這個高度來看待這個事了。這種時候有什麽作品能比描寫反腐這個更能抓住人心。”導演李路告訴《三聲》。
《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中)
投政府所好,蹭“政治熱點”的影視作品有很多,但這類政治意圖明顯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市場和觀眾認可。《人民的名義》目前豆瓣評分卻高達8.8分,導演李路和編劇周梅森也在采訪中一遍遍強調在創作上下的功夫。
《人民的名義》主宣傳海報上的主演有17位,沒有一線電影明星,沒有小鮮肉,甚至很少有30歲以下的“年輕演員”。取而代之的是陸毅、柯藍、張豐毅、張凱麗這樣的“老幹部”、“老戲骨”。
李路承認這些演員幾乎都給了遠低於行情的“友情價”,但並不是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由於出品方的特殊身份。為了請來這些演員,導演李路把自己在電視劇行業十幾年的“臉”都刷了進去。不過他對這個主演陣容頗為得意,“既上檔次,又與角色合適”。
李路認為,外界妖魔化了“政治”和“政府機關”在《人民的名義》這個項目中的作用。實際上,盡管最高檢影視中心是項目發起方之一,但在具體項目推進過程中,無論是劇本創作、演員尋找還是資金籌借,都與其它商業項目無異。
反而涉及“高層反腐”這樣一個特殊性題材,讓整個項目推進過程中多了許多不確定性。
李路透露,有超過50家投資方因為擔心尺度和風險,最終沒有參與投資。其中有一些投資方甚至已經簽約,最後選擇毀約退出。而項目進行過程中的2000萬資金缺口,最終還是靠李路跟幾個老熟人以拆借形式“要”來的。“最後一筆資金,在拍攝十幾天後才到位”。
“現在這部劇火了,很多人看到報道說早知道你當時缺2000萬你找我呀。我說你打住吧,當時你要是知道這個事兒,說不定把之前投進來的都要回去呢。”李路告訴《三聲》。
“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炭”,這是李路在長江商學院學到的道理,在《人民的名義》這個項目中,他又受到了一次“洗禮”。
制作這部電視劇的商業風險,因為他特殊的政治背景、項目參與者而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人民的名義》是一部反腐力作,但它也是一個官方參與、民間投資、新玩家與市場博弈的故事。
作為項目的導演和總制片人,李路手里所謂的“政治資本”不過是最高檢影視中心給他的一份授權文件。這份文件授權李路全權負責這個項目的劇本開發、演員挑選、資金籌措和宣傳發行。比起“尚方寶劍”,它更像是一封“投名狀”。
李路對《三聲》說,他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人民的名義》可以順利播完,“到現在我還是惴惴不安,兩年都沒有睡過好覺了”。
生逢其時的反腐劇
《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
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成為政治生活的高頻詞匯,官方將這場持續的反腐運動描述為“顯示了猛藥去屙、重典治亂的決心,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僅2016年1月至8月,中央紀委就先後14次對966起典型問題進行通報曝光,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對7303批、19302起問題進行通報曝光。
電視媒介扮演著這場反腐運動最重要、最廣泛的輿論宣傳口徑。2016年10月以來,中紀委和央視聯合制作的反腐紀錄片《永遠在路上》、《打鐵還需自身硬》等在央視綜合頻道首播,大量官員的貪腐細節和周永康等大量落馬高官的懺悔出現在這部紀錄片中。官方賬號“共青團中央”在B站為《永遠在路上》做了專門的宣傳視頻,並打出了“反腐不是紙牌屋,反腐不是電視劇”的文案。
通俗娛樂內容層面,拍攝於10年前的《大明王朝1566》重回觀眾視野,在重慶衛視和視頻網站優酷重播。從表層來看,這部以皇權嘉靖、清官海瑞、奸臣嚴嵩為主線的忠奸大戲,至少在表層上暗合了反腐的主旋律。
反腐劇複蘇的苗頭發生在更早之前。編劇劉和平在談到2014年首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過審時曾表示, “(這部劇)關於貪腐,一條意見都沒有。前幾天還說了,現在怎麽看不到反貪腐的作品?就一個《繡春刀》這也太不像話了,說的是明朝。”
根據公開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專職副主任範子文從2014年到任起,就著力於重現反腐劇,“中央的反腐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但還是沒有人敢弄反腐題材。當時我們已經意識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視作品去呈現,也就是我們說的影視作品要關照現實嘛。”範子文說道。
最高檢影視中心的組織牽頭最終促成了成為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啟動。2014年11月30日,範子文去南京找到“政治小說第一人”周梅森,希望周梅森出面寫反腐。當時的周梅森表現出明顯的顧慮,“不知道廣電總局是否允許拍”。所幸,範子文得到了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的支持,“李京盛司長說當然可以,但是要精品,要反腐不要展示腐敗”。
最關鍵的是,中紀委的首肯成為反腐劇複活的一個重要節點。2015年6月的一次座談會上,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希望最高檢特別是最高檢影視中心要加強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和生產,同時希望廣電總局每年推出兩到三部的精品反腐劇。
《人民的名義》順勢誕生於這種自上而下的創作意圖,成為反腐劇回暖潮中第一個立項的項目。
險中求勝的決定
《人民的名義》主演陸毅
盡管從輿論形勢來看,反腐作品的春天悄悄來臨,但迎合了這個時間窗口的第一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目前看來還是一個險中求勝的故事。“一方面有擔心,一方面有底氣吧”,導演李路說道。
最高檢影視中心的範子文、編劇周梅森、導演兼總制片人李路,成為護航《人民的名義》的三劍客。
“中央的反腐成效越來越大,讓一直靜靜觀望的我有了信心”。此前,周梅森的官場政治小說包括了《人間正道》、《中國制造》、《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作品,這些作品相繼被改編成電視劇,其中《國家公訴》就是周梅森與最高檢合作的電視作品。
因為掛職過一年的市政府副秘書長,周梅森自稱充分了解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大量的東西都來源於生活”。啟動《人民的名義》的創作後,周梅森在最高檢的陪同下,去了南京的浦口監獄,與一些落馬官員、檢察院及駐監檢察所的幹部開過小型座談會。
導演李路則是在劇本創作了三集之後介入的。2015年年初,李路偶然得知,周梅森為了《人民的名義》的劇本創作正在江蘇的某個人民檢察院體驗生活。基於“周梅森”這三個字,基於13年沒有出現反腐劇,加上反腐的力度如此之猛,李路認為自己一定要參與這個項目,於是近乎三顧茅廬,從周梅森處拿下了這個項目。
李路是國家一級導演和中國十佳制片人,此前的作品包括《老大的幸福》、《山楂樹之戀》等電視劇。但對於這部劇來說,更有裨益的是,李路導演科班出身,但讀過長江商學院,曾經出任過南京電影制片廠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和江蘇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
對於劇中涉及到的很多涉及官員的言談舉止、生活工作習慣,做了十多年的副處級幹部的李路自己並不陌生,有時候確有不太清楚的時候,也可以在劇組現場很快找到熟悉的幹部打電話請教。
“比如我們有兩大場常委會的戲,那省委常委會議怎麽開,以前是長桌子領導坐兩頭,現在是領導坐中間,這些都是有安排的,以表明杜絕’一言堂’。如果你對這些變化不了解,不好拍。”李路告訴《三聲》。
“周梅森”這三個字在李路看來,是這局險棋中的制勝招,“如果這個戲不是周梅森編劇,我也不見得敢接。因為他常年做這個研究,他知道底線在哪里,該弘揚什麽,尺度怎麽拿捏,所以他的本子我覺得可以做。”
經過周梅森的舉薦和最高檢影視中心的面聊,李路拿到了最高檢影視中心的授權,成為《人民的名義》的總制片人和導演,負責項目的投資、融資、制作和發行。
2015年7月11日,制作方在北京召開劇本創作專家研討會。除了制作團隊的“三劍客”,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檢察日報社總編輯錢舫等都專家領導參與了劇本的研討會。
被允許的尺度——“反腐反到副國級”正是誕生於這次研討會。當時,對於劇本在尺度上的保守,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大為惱火,“壞人只寫到一個公安廳長,十八大後倒掉這麽多的貪官,反腐形勢這麽嚴峻,你能這麽輕描淡寫嗎?”
根據新京報對主演陸毅的采訪,《人民的名義》拍攝期間,現場也有一個最高檢影視中心的人全程參與,“因為很多條例是不允許說錯的”。陸毅在進組前,也曾在最高檢的每個部門做過生活體驗。
吸引新玩家的冒險
演員高亞麟的公司參與投資了《人民的名義》
即使有來自官方的牽頭和把關,但在具體細節和尺度的把握上仍舊是這部劇最大的不定數。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拍完送審時,編劇周梅森曾跟導演李路打了招呼:“要做好刪掉5集、改1000次的準備。”多家媒體報道的“十天光速過審”,也被李路否認。
對於總制片人李路來說,審查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最大挑戰在於找投資。
從立項開始,李路就將《人民的名義》定位成“投資不低於1億”的制作規模。通常情況下,反腐、涉案等特殊題材的影視作品,一般都由最高檢、或公安部直屬的金盾文化中心等機構和部門(俗稱“公檢法司安”)牽頭,聯合社會化的民營影視公司一起打造。但出於對嚴格的審查制度、高昂的制作成本和日益年輕化的觀眾群體的擔憂,很多老牌、大型的影視公司對這類劇集寧願敬而遠之。
李路稱自己制作過3000多集電視劇,從來沒有虧過錢。
但在《人民的名義》籌備之初,沒有投資方敢碰這個敏感題材。李路在為《人民的名義》碼局的過程中,接觸過的數十家大公司,包括了國企、民企、上市公司、影視界領軍公司,都在不同階段“逃跑”,“我最後要寫一個報告文學, 講講其中五十家兄弟姐妹沒敢投的故事。幾月幾日,因何而逃,合同都簽了,逃跑了。一堆,不是一個兩個,幾十個”。
最後,決定投資這部電視劇的毫無例外都是電視劇行業的新手,除了最高檢、江蘇省委宣傳部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之外,演員高亞麟的天津嘉會文化、北京正和順、上海利達影業、安曉芬的大盛國際、弘道影業等五家民營公司共出資一億,順利組局《人民的名義》。
“都是第一次做電視劇,基本上全是我的朋友或者是被勸說來的其他人”, 李路坦言自己是個膽子大的人,直到開拍前,資金缺口還差兩千萬,李路做好了抵押房子的準備後,按原計劃開機了,“誰都不告訴,誰都不講,所有壓力我一個人消化,一個人消化。”
對於這些參與投資的新玩家而言,它們明白投資這樣一部主旋律劇所背負的市場風險。但高風險對應的是高收益,它們比那些老家玩家們更迫切地需要切入電視劇市場,用這樣一個成功案例去獲取行業里更多的資源和人脈。更何況,這個組局人之前還沒有輸過。
目前來看,《人民的名義》正在享受高風險帶來的高回報率。自播出以來,《人民的名義》前五集全網播放量累計超過5億,雙網收視率第一。
更大的收益在於,《人民的名義》得到了《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上百家黨媒和主流媒體的評論認可,“很多國字頭的會議變成了《人民的名義》研討會”。來自劇組成員的社交媒體信息顯示,北京銀行紀律檢查委員會下發了《關於組織觀看反腐力作<人民的名義>的通知》,這部劇在政府機關中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
隨著十九大召開時間的臨近,以反腐為主題的獻禮劇會逐漸成為熱門劇種。《人民的名義》開播之後,不斷有人找到李路,希望能夠和他合作拍一部續集,或者一起做一個反貪題材的電影。
調侃自己因為拍這部戲已經“老了好幾歲”,“不是小鮮肉”的李路卻說,這樣的“體驗”,一次就夠了。
更加“接地氣”的主旋律內容
《人民的名義》有很多類似張豐毅這樣的老戲骨
民營力量參與主旋律生意,開始讓主旋律劇集脫離說教、刻板和口號的面貌,試圖變得好看,因為誰都不想賠錢,“害了投資人這種事我們絕對不能幹”。
試圖吸引年輕人的主旋律電視劇,越來越傾向於類型片的處理方式。
為了讓《人民的名義》“有深度有懸念有劇情”,以更加契合湖南衛視這個播出平臺,李路在這部主旋律正劇中也引入了一些新手法,將嚴肅的反腐題材進行了通俗化的改編,“誰是真正的貪官”成為目前推動這部劇的懸念之一。
全明星陣容也是李路一開始就定下的策略,“演員一定要是要上檔次、有功力的”。這種主旋律正劇的操作方法從《建國大業》開始就在不斷證明著商業上的可行性,為《人民的名義》註入了高口碑自來水。李路向《三聲》(ID:Tosansheng)描述起演員們現場飈戲的場景時,表現得十分興奮,“他們都是直接前天晚上在房間里想好怎麽演,第二天上來就來。就像武林高手過招的時候不用拿刀拿槍。”
與劉燁在《北平無戰事》中的平衡作用類似,陸毅從《永不瞑目》、《爸爸去哪兒》以來積攢的人氣,加上人到中年累積的演技,成為這部劇試圖彌合商業劇與主旋律正劇縫隙,以此吸引年輕收視群體的一個明顯嘗試。
周梅森把陸毅所飾演的檢察處長侯亮平處理成一個美國大片式的“孤膽英雄”,從目前放出的片花來看,侯亮平還會經歷腐化、臥底等元素。周梅森如此解釋道,“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鎖。我故意沒有給他太多政治資源、家庭背景的交代,賦予他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呼喚像侯亮平一樣的秉公執法、執法如山的英雄。”
這些嘗試正在得到年輕人的積極回應。一直在大部分年輕群體當中缺位的政治素養甚至通過《人民的名義》得以複蘇。在已經播出的第一集中,視頻網站不時會飄過彈幕,主動解釋“拘”和“規”的區別,監察系統與地方政府的雙套運行體制,甚至不同等級官員之間稱謂的細小差別。
《人民的名義》目前已經同時在各大視頻網站上線,收回投資已經不成問題。但即使這樣,李路仍然對後續輿論走向保持關切,一點都不敢放松,“希望能夠順順利利播完吧”。
外表光鮮的 VC 行業總是吸引著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履歷不凡、野心勃勃、從四面八方湧來,讓這個行業充滿著過剩的智商、荷爾蒙和廝殺。
來源 | 42章經(ID:myfortytwo)
文 |
謹以此文致敬那些曾經或正在這個行業中奮鬥著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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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遠把所有文件扔進了碎紙機,按下開關,一陣轟鳴聲過後,辦公室歸於沈寂,他靜悄悄地把門掩上,離開了他所供職的第 4 家投資機構。同樣被他留在身後的,還有長達 7 年的投資生涯。
像黎遠這樣的 VC 從業者,在中國大概數以萬計。
外表光鮮的 VC 行業總是吸引著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履歷不凡、野心勃勃、從四面八方湧來,讓這個行業充滿著過剩的智商、荷爾蒙和廝殺。
然而,滿載希望而來的他們,卻又有不少帶著失望而走。仍然堅守著的,也難免需要在焦慮和迷茫中,努力抓住那轉瞬而逝的成就感。
在這樣一個突然膨脹又驟然緊縮的大資管時代,VC 行業的個中滋味,恐怕只有這些年輕人自己最清楚不過。
1、聞風而動的年輕人
伯克利畢業的王巖在一家頂級美元基金工作了 2 年,這是他繼 KKR 之後的第二份工作。
從 PE 進入 VC 看起來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降薪很多,思維方式也完全不同」。但王巖並不在乎,PE 的嚴謹和保守已無法再滿足他。「大 PE 總是會選擇比較安全的,能夠穩賺兩三倍的 deal,這就必然會錯過高成長、高回報、當然也是高風險的 deal。」
他舉了個例子:「2012 年,國內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希望融資來回購大股東的股份,估值才 300 億美元左右。當時我很看好這家公司,但老板的質疑是,當時最大的互聯網上市公司百度的市值也不過 700 億美元,這家公司還有多少 upside?而且,即使投進去也只是一個小股東,違背了 KKR 謀求控股的投資邏輯。」
就這樣,不僅是 KKR,大部分 PE 都錯過了這個原本可以帶來超額回報的項目,這也讓王巖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更向往的是充滿冒險精神和無限可能的 VC 行業。
「我是個特別理想主義和樂觀的人,更容易看到想象力和可能性,所以更適合早期投資。而且,VC 要找的是黑天鵝,我喜歡這種反常規的思考方式。」
同樣從頂級 PE 出走後進入 VC 的周奕在大三的一次實習後就認定了這份職業。
大二時他在一家投行 TMT 組實習,為微博等互聯網公司做股票分析。「原來從沒有認真研究過我們每天在使用的互聯網產品的商業模式、財務模型,但這些東西突然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當時我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花在上面。」
那時正是 2011 年,移動互聯網正在快速興起。
就讀商學院的周奕想與更多的互聯網公司產生交集,VC 便成了他心中最理想之選。第二年,他給紅杉、IDG、KPCB、富達等頂級機構的合夥人發郵件尋求實習機會,並如願以償地進入了其中一家,而他的同學們幾乎清一色去了投行。
其實,VC 跟他最初想象的有點不一樣。
「大家做決策時不太看盈利,尤其對於移動產品來說,只要有高增長就投。這讓我在學校學的東西幾乎都用不上。」即便如此,他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每天接觸的那些公司我都很感興趣」。所以,畢業後雖然進了一家頂級 PE,但 10 個月後,他還是回到了 VC 行業。
放棄了高年薪的周奕想的很明白:「來 VC 的目的就是投出獨角獸。即便沒有機會實現,也希望能投出健康發展、持續盈利的公司,並且和他們共同成長。」
已經從業 7 年 VC 的黎遠則坦承,自己進入 VC 行業的直接目的就是「賺錢」。
「至少在早期,VC 行業很賺錢的,達晨有 100 多家 portfolio 都 IPO 了,找準機會,在這個行業里是可以賺到大錢的。如果投出獨角獸,更是名利雙收。」黎遠說。
但更多年輕人入行還顧不上考慮財務回報,「個人成長」是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即使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焦慮。
離開百度戰略辦公室後,戴康轉身加入了一家新基金,他的期待就是「更快速的個人成長」。「人的成長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獲取信息的速度和獲取信息的質量,而 VC 恰巧很好地滿足了這兩點。」
2、消失的機會
在這個容量有限的市場中,一旦碰上壞的光景,原本層不出窮的機會就會驟減。
「除了充電寶,最近還有什麽風口?」這是 42章經 近期被同行友人問及最多的問題。這恐怕是中國 TMT 風險投資歷史上最焦慮的一段時光之一。
回溯到 2014 年,那時的市場還非常火爆。根據 IT 桔子數據,2014 年成立了 10059 家創業公司,達到了近 5 年的峰值。同時,投資機構也都在瘋搶。
彼時入行僅 2 個月,正在看文娛領域的周奕經歷了一次難忘的「失之交臂」。「那天我跟著合夥人去看一個項目,約了創始人晚上 7 點見面。這家公司已經在這一天里見了 7 波投資人,當輪到我們時,價格已經翻了一倍。」這次擡價不僅讓他錯失了一個好項目,更讓他在第一線感受到了廝殺的慘烈。
2015 年,行業仍在升溫,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時候進入 VC 行業還可以抓住行業紅利的尾巴。據 IT 桔子統計,僅上半年來自 PE 和 VC 的投資額就和 2014 年全年持平,其中一半以上投入到了 TMT 行業。
但到了 2016 年,市場迅速降溫,新成立的創業公司只有 2070 家,同比下降 76%。雖然 2017 年資金又開始重新湧入市場,但優秀投資標稀缺的狀況卻沒有改善。
盡管從業者都在講今年的市場在變好,但這並不能解決資產荒的本質問題。現在正是資產端的供給跟不上、投資主題青黃不接的時候,這讓很多投資人感到焦慮和迷茫。
黎遠在一個月前決定暫時離開 VC 行業,「紅利期已經結束了」,他很悲觀。在 7 年的從業時間里輾轉了 4 家完全不同性質的投資機構,讓他幾乎經歷了創投市場一輪完整的起落浮沈。
「2008 年投資很容易,很多好項目大家都是按 PE 的回報來算的,5 到 6 倍,最多也就 8 到 9 倍。當時市場非常好,VC 收割了一批高利潤的公司。」
隨著高利潤的公司逐漸枯竭,大家會把註意力轉移在高收入的公司上,再之後,便是高流量的公司。2011 年,移動互聯網興起,高流量的公司成為焦點。因為只要找到變現途徑,高流量就能迅速轉化成高收入。
如今,移動互聯網紅利也處於消耗殆盡的邊緣,高流量的公司在這幾年悉數被挖掘。缺乏利潤、收入甚至流量的支撐,「高成長性」無從談起,而「高成長性」又恰好是支撐 VC 投資邏輯的核心。
無疑,對於想投出獨角獸的投資人來說,高成長性公司的稀缺令他們不安和迷茫。所以,一旦市場上冒出了高速成長的潛力股,投資人都一擁而上,風口就此產生了。
跟風現象引來非常兩極化的評價,但其實對很多年輕投資人來說,他們顧不上參與這樣的討論,因為他們大多數連抓住風口的機會都沒有——這些領域總是迅速被催熟,被收割,當你意識到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3、抓不住的成就感
要學會與焦慮、不安和平共處,投資人們都需要想辦法平衡天平的另一端——成就感。
在 VC 這個極度奉行結果導向的行業中,最強烈的成就感無疑來自於投出好項目。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人,黎遠非常認這一點。「如果沒有辦法投出可以退出的項目,看不到錢在哪,待在這個行業就沒有意義了。這跟做一家公司是一樣的,如果公司已經沒有增長了,那不如早點關掉。」
但對於許多入行不久的年輕投資人來說這簡直是奢望,他們甚至沒有出手一試的機會。
「自己看好的項目沒辦法出手是經常的事,而且這些項目里不少都是明擺著可以賺錢的。」2014 年是黎遠進入行業的第 4 年,那時他在上一家機構已經投出了不少好項目,但也依然無法避免錯失獨角獸的遺憾。
「2014 年,我非常看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共推了 3 次,當時估值 4 億人民幣,轉老股的話可以到 3 億,但老板不看好,3 次都沒出手。這個市場上沒有幾家獨角獸,錯過一次獨角獸,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什麽機會了。」
那些比黎遠資歷更淺的投資人對項目就更加沒有掌控力了。
戴康推項目很謹慎,他一年時間里對 50 多個項目做了 Pre-TS 的盡調,最終讓他下決心一推到底的卻只有 3 個項目。然而,直到最終環節,「我們的合夥人帶著 TS 去見創始人,卻又拿著 TS 回來了。」這種功虧一簣的感覺讓他很沮喪,「合夥人可能本來對項目就沒有十足的把握。通常,在面對這種可投可不投的項目時,合夥人大概率會選擇不投。」
比項目推到最後卻沒成更慘的是,自己推上去的項目合夥人根本就不理會。許揚傑是某二線美元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近 2 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出手一個項目。
「推項目很困難。雖然我對項目很有把握,但老板就是不想投,我挺受打擊的,甚至會質疑老板的判斷力。」
無法通過投出項目來證明自己,就必須切換獲取成就感的方式。
戴康一直在調整自己的預期,「後來我想明白了,我看好的項目,不管誰投了,最後公司做的好我都挺高興的,這是對我個人判斷的一種肯定。」
所幸,對於一些拿到融資的項目,它的成功與否很快就可以被驗證。但更多的項目卻需要在動輒數年的時間跨度里才能被檢驗出成色來——即使是一次成功的判斷,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也是非常滯後的。
當然,那些大量看項目的投資人或多或少會看到自己的變化,一方面,他們的綜合判斷能力和認知水平在上升,另外,對細分行業也會有自己的 benchmark。黎遠說:「大多數行業並不像手機,能通過跑個分那麽直觀的看出好壞。只有看的足夠多,才能基於技術、產品、團隊等諸多因素來對公司做判斷,這個 benchmark 完全就在於自己的經驗。」
他從第一家基金離開時大約 27 歲,除了投出了幾個項目之外,他最大的收獲是「能夠看清楚哪些公司能賺錢,哪些不能」,這便是一定認知水平的建立。「時代總在變,在投資這個行業里,只有建立了認知,當運氣來臨時才能牢牢抓住。」
吳青曾在一家準一線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個項目。即便出手過,成就感對他來說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資人的學習很分散,不會在一個項目上投入過多精力,所以學到的東西很難系統化,而這種碎片式的的知識無法帶來明顯的成就感。」
吳青對自己這段投資人的經歷頗有無奈,「這 2 年里,我幾乎沒有什麽成就感,對於自己投的項目是否成功也無法檢驗,只能交給時間。」
4、如影隨形的焦慮
比起飄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隨形的焦慮感更加折磨著這群年輕人。
對於極少數有機會出手的年輕投資人,品嘗所投項目的失敗總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沒多久,他在老東家所投的第二個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實,周奕心里對這個結果早就有數,但這個過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時候合夥人就說這個項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還是鼓勵我放點錢試試。在投了之後的 3 個月里,產品的數據已經越來越不好,那時每天都很焦慮,好像在等著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還活著的公司對他來說同樣也是焦慮的來源,尤其是當他知道公司現金只能再支撐 1、2 個月的時候。「每天晚上 12 點躺下後,這個公司過往的一切會像電影一樣在腦子里放個不停,持續好幾個小時。」
能盡早品嘗失敗的周奕已經屬於幸運的少數了,因為他所在的機構很有魄力地給予新人大量的決策權。而更多的年輕投資人根本無緣體會到扣動扳機時雙手的顫抖,他們全部的焦慮幾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歡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的第一天就意外地發現:這個行業更需要他們的 social 能力,這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
「最早的時候出差很多,時間安排的滿滿的。」因為晚去了幾小時、價格翻倍而錯過一個好項目的周奕在之後的日子里都繃著一根弦。「有能夠接觸到新項目的活動就會去參加,雖然知道效率也很低,大量的無效信息,卻也不敢怠慢。」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經歷過這樣一個疲憊的階段。
所幸,周奕現在倒是從容了不少。「要跟已經結交的創業者朋友保持良好的溝通,他們往往會有很多朋友、合作夥伴都是潛在的 source,反而是同行交流效率不高。」
他也確實花了一段時間來思考社交這件事,「之前覺得 social 不夠多是自己不夠努力,後來我覺得每個人很難改變自己的性格,應該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會經歷一段「從興奮到迷茫」的曲線,當興奮感不再,取而代之的就是焦慮感了。
王巖向我描述了自己的狀態:「前兩個月看什麽項目都覺得靠譜,恨不得每個都投。兩個月之後,看什麽項目都覺得不靠譜了,因為看到的風險和失敗越來越多。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狀態,會讓我有點不知所措和失去方向。」
而這種焦慮背後都隱藏一種深深的恐懼——投錯公司。
事實上,一些大基金的美元 LP 並不這麽看。周奕告訴我:「如果你的 portfolio 里少有失敗的項目,一些 LP 甚至還會挑戰你——如果你的項目死的不夠多,說明你的風格不夠冒險,而我們就是希望你去找到更多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畢竟,最終衡量一個投資人投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死了多少公司,而是成了多少公司。
所以,年輕投資人應該學會坦然接受一件事情:自己做的是早期投資,投的很多公司就是會遭遇失敗,因為很多時候自己做出的決定就是錯誤的決定。
其實,比起經歷項目逐漸死掉的切膚之焦慮,還有兩種焦慮更是延綿不絕,那便是「看到自己沒投進去的公司長的很好」和「好的公司自己壓根沒看到」。
正如熊曉鴿所說:VC 是一個你永遠都在後悔的行業。
但在當下這個風口盛行的時代,錯過一個風口足以讓人後悔的扼腕不已。很多年輕投資人害怕錯失掉風口里的項目,卻變得越來越迷茫。
已經做過兩家基金合夥人的胡博予在自己的知乎專欄里寫道:「等到錯過一些讓人捶胸頓足的機會,然後也用幾百萬美金打過幾個水漂之後,你才能慢慢地冷靜下來,明白一個道理——該是你賺的錢,總歸是你的,不該是你賺的錢,急也急不來。」
周奕對這件事也已經想的很明白:「一個投資人不可能投到所有好的項目,有些東西錯過了就算了,可以反思原因,也可以總結經驗,但千萬不能因為焦慮而變得盲目跟風,從而失去自己的判斷。」
5、擁擠的市場
與 2016 年的共享單車如出一轍,一年後的今天,共享充電寶掀起了一場資本的狂歡。
3 月 31 日以來的短短 40 天時間里,共享充電寶領域產生了 11 筆融資,近 35 家機構入局,融資金額約為 12 億元人民幣,這是共享單車剛出現時獲得融資額的近 5 倍。而如果仔細對比進入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機構的名單,你會發現它們是高度重合的:金沙江、經緯、紅杉、騰訊、滴滴等大資本悉數出現。
「很多好項目沒法投不是你沒有發現,哪怕你早早的 pitch 到,也投不進去。」抖音上線後不到一個星期,黎遠就註意到了這個項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後,他發現「都是大玩家在玩,根本沒辦法投進去」,這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
資本圈里,一些機構與機構之間開始形成更深一層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不斷強化,就像神經網絡一般,令圈子之外的資本很難再插手,小基金的日子只會越來越難。
可以說,VC 行業已經開始出現寡頭化的苗頭。任何行業一旦進入寡頭階段,就接近成熟了,這意味著行業的紅利期結束,資源都向頭部機構聚集。這景象與 2015 年到 2016 年間發生的 5 次「互聯網大並購」如出一轍——從此,大小互聯網巨頭各占山頭,平臺型機會幾乎消失,優秀的創業公司幾乎都逃不脫 BAT 和 TMD 的觸角。
「幾乎所有好的項目最終都會在這個寡頭化的網絡內被消化掉,比如朱嘯虎想給自己的項目找下一輪,他可以直接找到騰訊戰投的老大溝通。」黎遠說。
如此一來,新人的作用越來越集中在前端的 sourcing 層面,做渠道源的整合,角色就像半導體里面的傳感器芯片——獲取數據、清洗數據,而後端的核心處理部分幾乎遙不可及。
更壞的消息是,在這樣一個本就沒有給新人留下多少空間的行業里,供需關系變得越來越扭曲。
理想的情況是,進入 VC 行業的新人增量與行業自身需求的增量能夠保持增速一致。但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這個行業中,而行業本身的增長卻大大放緩。所以,大量新人在爭奪有限的機會,更別提那些由頭部機構提供的鳳毛麟角的機會。
可以說,現在的 VC 行業對年輕人來說機會窗口已經幾近消失。
6、出走的投資人
在 VC 行業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下,一頭是四面而來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的湧入行業,另一頭卻是行業里的年輕人陸續出走。
「做投資意味著你在做一件自己無法 control 的事情。」曾經有過兩次創業經歷的吳青之前一直對自己的業務保持掌控度,並且享受於此。
但顯然 VC 並不是這樣。「你對一個項目接觸的深度是由老板決定的,如果老板不看好,你也就沒辦法繼續跟進。」這不僅是吳青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投資機構里執行層的集體尷尬。
但即使一個年輕投資人可以獨立於合夥人自己對項目進行判斷,掌握決策權,他自身的能力在一次成功的投資里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60% 的運氣,20% 的資源,10% 的努力和天 10% 的天賦。」這是黎遠給出的答案。
胡博予在 DCM 時遇到了快手,而如今再談起這個明星項目,他也毫不掩飾的承認:
「投進去純屬運氣,動作快,而且如果當時能成功見到美拍的人,說不定就投了美拍。」
投資人們都不否認理論和邏輯框架的重要性,只不過,在個人能力面前,他們幾乎都更強調運氣和大勢。這讓投資這件事本身就變得難以掌控。
而想要擺脫這種難以掌控所帶來的不安的人,離開了。
吳青選擇進入一家 FA。「做賣方的話 deal pipeline 會比較大,一個個項目推進下去,總是會有些成果。」相比投資,FA 擁有一個更加標準化的流程,吳青覺得,只要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推進到無法推進為止,即使失敗也沒什麽遺憾。「至少我明確地知道我是這個項目的 owner。」
比起沒有掌控感,學習曲線放緩則更讓戴康焦慮,而這也成為了他離開 VC 的主要原因。
隨後,他加入了他參與投資的第一個項目,而他選擇的職位是 CEO 助理。「CEO 需要匯集所有需求、了解所有信息、快速做反應,所以他一定是在迅速成長的。那麽,我會假設離 CEO 越近,成長曲線越好。」
同樣選擇加入自己 portfolio 的王巖倒是沒有太多不安和焦慮,他只是想做點冒險的事情。「我骨子里總是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東西在作祟,我沒想過做一輩子投資人。」
「投資人創業」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大多數人認為投資人不適合創業,連王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投資人習慣於考慮風險、分散投資,沒有人願意把所有錢 all in 在一個項目上。但創業就是 all in,賭上你的 career。」所幸天性樂觀的他早已經想好了冒險的後果:「大不了公司沒做成再回來做投資就是了,這件事的 downside 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當然,從投資人變成創業者,要承擔的不僅是風險,還有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完全轉變,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挑戰。
在創業公司的兩年讓戴康變得更加務實:「在 VC 的時候,我都是在理論上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創業公司我需要把這件事執行到底,會把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無限拆解到最小單元的維度,在每個維度上給出解決方案。創業公司需要執行,所有不能給出最後解決方案的行動、策劃、接觸都是無效的。」
而對於王巖來說,他遭遇的是「帶團隊」方面的挑戰。「投資都是單打獨鬥,自己做好判斷就可以了,像一個獵手,但做一家創業公司的 COO 意味著你要做羊群中的頭羊。」
昔日的投資人們在創業公司的每一天也在面臨新的焦慮。正如許多創業者的感受:創業就是和時間賽跑,公司每天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而對於做出選擇的投資人來說,這大概又會是一段焦灼但投入著的時光。
7、迷茫中的自我救贖
盡管不少投資人的熱情和堅持被焦慮、不安、迷茫、失望所蠶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輕人對這份職業愛的深沈。在被挫敗拽入谷底後,他們總是選擇看到希望,然後拍掉身上的塵土,再次出發。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經輾轉過 2 家投資機構,投出過數個估值在 1 億美元上下的項目。他說,「目前對這份職業很滿意」。但實際上,這幾年他也並非一帆風順。
頭 5 個月里,周奕一直處於認知和判斷缺失的階段。「當時我沒有自己的 view,沒辦法從自己的過往經驗來判斷一個項目好不好,非常依賴於同事和老板的反饋。」
但他一直在調整,試圖把自己從迷茫中解救出來。
第 6 個月,他終於鼓起勇氣自主的推了一個項目上去。這個「第一次」是他強逼自己學會下判斷的開始。「合夥人給了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本不該給予的權利和責任,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長。」
這種成長雖令人痛苦,但也幫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變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進入第二家機構的他花大半年時間把自己關註領域內所有的項目幾乎都看了一遍,開始對行業有了自己系統的判斷,尤其是對市場上被瘋狂追捧的項目也有了不從眾的觀點。「現在,至少在我關註的領域內,合夥人都會相信我的判斷。」
巧的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在第一家機構出手的項目也開始有了亦或好壞的結果。「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就這麽過了那個急於靠投項目證明自己的階段了。」
角色的轉變讓他的思維方式開始更加接近一個成熟的投資人。「我會開始更加關註項目自身能不能賺錢,或者是不是一個能夠 save the fund 的項目。」 看著 3 年時間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長,他更加堅定的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這樣能夠自己拿項目,甚至體驗跟 3、4 家機構的 VP 一起搶項目的投資人相比,許揚傑就沒那麽幸運了。
「將近 2 年的時間里我推的項目老板都沒有投。」並且,由於自身機構投資方向的轉變,他所關註的市場對於公司來說變得不那麽重要。「整個 2016 年我幾乎都在休息。」
雖有焦慮,但他卻並沒有對這個職業喪失信心。投資人的身份讓他可以不斷接觸到那些「最聰明的人」。並且,因為在投項目上沒有了壓力,他可以不帶目的的、輕松的與這些聰明人交流。「我對今日頭條很感興趣,就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二三十個頭條的人,把這家公司徹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資不一定非要到處聊項目,一個典型案例同樣可以帶來很多收獲。」
雖然暫時離開了 VC,戴康言談間依然流露出「很可能過幾年又回來了」的憧憬。「當時跟我的老板商量過,他建議我去一家創業公司鍛煉一下,這樣如果再回來做投資的話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吳青也是如此。「做過 FA 之後再回到買方,會更有耐心應對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機會。」
想要留在行業里的投資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練得堅硬又平和,讓它能抵抗情緒的幹擾,這是他們讓自己走下去的方式。
胡博予說起自己在 DCM 時的感受:「那時我還處於 VC 成長曲線的早期,特別興奮,喜歡的項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來當時還推過什麽不靠譜的項目了,肯定推過,被合夥人給斃了。當然也有比較靠譜的,比如滴滴,知乎之類的。但人就是這樣,會選擇性記住好公司,同時遺忘爛公司。」
VC 到底值不值得年輕人投身其中?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冷暖自知。不僅是對財富和功名的欲望,還有對知識和成長的渴求,這一切都推著一群年輕人在資本的潮水中不斷向前求索,哪怕他們看不清前方到底是什麽。
這些前赴後繼的年輕人,想要參與到這個充滿荷爾蒙的商業世界中來,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在真切的影響著這個商業世界的樣貌。
而對於更多人來說,無論是咬緊牙關的堅持,還是灰頭土臉的離開,哪怕參與過一場充滿想象力的廝殺,也足夠了。
*應部分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梨遠、周奕、王巖、戴康、吳青、許揚傑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