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小微企業成長的沃土，小微企業貸款餘額、累放金額和戶數穩居全國第一。佔全部企業 97%以上的小微企業是浙江經濟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為經濟貢獻了56%以上的產值，55％以上的就業機會。但同時，浙江小微企業又長期以來面臨融資難、 融資貴等成長煩擾，還面臨經濟轉型升級、人民幣升值、要素成本上漲等新困擾。
雖然浙江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但服務的深度、廣度和質量上與需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大量小微企業嗷嗷待哺，銀行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正面臨進一步提升的瓶頸。
信息瓶頸是當前銀行業反響最突出的難題。由於企業的各種信息資源散落於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門，銀行難以通過正常、穩定、統一的渠道，直接從政府相關部門獲取借款企業的信息，從而制約了小微企業信貸業務的拓展，特別是從零售型向批量化服務的轉型。
其次是信心瓶頸。實體經濟的滑坡和民間融資「防火牆」的缺失，成為當前銀行拓展小微企業信貸的最大隱憂。實踐表明，銀行機構在開展小微企業信貸 時最突出的困惑，除了對企業經營的真實情況難以把握，企業參與民間融資行為的不可測及隱性風險是銀行最大的隱憂。近年來浙江轄內發生的一系列企業債務風險 案例，其背後大多有民間高息融資的影子，而且民間融資往往成為企業債務風險發生的導火索。
再次是資金瓶頸。存款來源緊張對小法人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能力制約日益凸顯。由於小微企業本身自有資金缺乏，資金閒置量和閒置期都很有限， 因此小微企業信貸對銀行而言屬於資源高消耗型業務，給銀行帶來的派生存款相對大企業貸款少得多。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正日益成為銀行特別是專營機構進一步拓 展小微企業信貸的發展瓶頸。
此外是擔保瓶頸。小微企業融資難是一個國際性的難題。國際通行的做法是政府除了提供資金援助、財政稅收優惠外，通過完善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 提供的增信功能，幫助企業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目前浙江信用擔保機構以民營為主，規模總體偏小，抗風險能力較弱，運作不夠規範，銀行與擔保機構合作的積極 性、主動性不高，信用擔保機構的增信功能發揮不充分。
客觀地說，目前浙江的銀行在服務小企業方面的理念與形勢的發展仍存在明顯偏差，還沒有科學處理好與小企業的關係，沒有真正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 務理念，而是處處以自身利益為導向。貸與不貸、利率上浮多與少，首先考慮能不能給自身帶來較高的回報，而不是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建立、經營與客戶的戰略 合作關係。這種導向必然是短視的，也是與銀行長遠利益相背離的。
銀行機構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方式可以說絕大多數為抵押擔保。這種過於依賴抵押擔保、忽視第一還款來源的信貸理念，一方面增大了小微企業獲得銀行授 信的難度；另一方面，也培養了客戶經理的惰性。不去準確分析企業的現金流、準確評估企業的還款能力和風險，而是一味依賴抵押擔保，這不利於銀行信貸人員技 術和水平的提高。因此，創新信貸方式對銀行業而言已刻不容緩。
在貸款管理方面,目前，銀行業小微企業信貸經營管理模式總體上不夠精細化，貸款額度、期限和還款方式設定上還沒有真正做到量身定製。在貸款額度 測算方面，表現為授信過度或不足；在貸款期限的確定上，比較簡單、機械、劃一，沒有充分考慮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的特點、節奏和生產週期等因素，期限錯配現 象仍較普遍。在還款方式上，大多銀行設定為到期一次性還本，這種還款方式增加了小企業融資的不確定性和到期流動性壓力，給小微企業資金調度帶來較大困難， 部分小微企業需提前較長時間籌集還款資金，甚至通過民間借貸、小額貸款公司等渠道高息借入轉貸資金，既導致企業的財務成本上升，也間接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 險。
作者為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銀監局前局長
候選十年，上海銀行仍然沒有進入資本市場，如今繞道H股，困難依舊重重。
6月底，上海銀行將進行H股發行上市的承銷商選聘，包括高盛、匯豐、花旗、中金、中信證券、建銀國際、工銀國際等大型著名投行在內的18家機構參與了投標。
「上海銀行選秀投行不能說明什麼，它已經向中國證監會遞交了A股上市申請，監管層是否願意放行H股是個未知數，先H後A的案例不多，A+H的方案同樣也需要監管層同意。」一位參與競標的投行人士表示。
與此同時，曾先於其他城商行拿到首張跨區經營牌照的上海銀行，受到資本金缺口的壓力，擴張步伐已遠遠落後於已經上市的北京銀行、寧波銀行和南京銀行。
上海銀行上市的障礙在哪？
資本金壓力
上海銀行成立於1995年12月29日，是一家由國有股份、中資法人股份、外資股份及個人股份共同組成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行設在上海。原名上海城市合作銀行，在98家原上海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市聯社的基礎上合併發起設立。目前註冊資本42.34億元。
近年來，上海銀行的經營業績穩步提升，跨區域發展有序推進。它在上海地區的網點數量僅次於工商銀行；在對公業務和個人業務方面，都得到了持續的發展。
但是上海銀行的競爭劣勢也很明顯。其地域覆蓋範圍主要為上海地區，地方特徵明顯，面對銀行業日趨激烈的競爭，有一定生存壓力。而隨著2012年經濟增長放緩，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上海銀行面臨存款增速趨緩，貸款增長受到制約等壓力。
上海銀行最早於2000年就提出上市計劃，然而作為國內綜合實力排名位列前茅的城市商業銀行，錯過了2007年的第一波城商行上市潮，上市夢未能如願。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不斷增加的資本壓力。
上海銀行有關人士公開表示，2010年至2012年該行面臨的資金缺口將超過350億元。截至2011年底，上海銀行資產總額6554.26億 元；存款總額4663.24億元，貸款總額3341.30億元；資本充足率為11.72%，核心資本充足率為8.74%；不良貸款餘額32.79億元，不 良貸款率0.98%；撥備覆蓋率276.62%。
與之相比，已經上市的幾家城商行的資本金則更為充盈。根據2011年年報顯示，北京銀行的資產總額達到9564.99 億元，資本充足率為12.06%，核心資本充足率 9.59%；南京銀行資產總額達2817.92億元，資本充足率14.96%，核心資本充足率11.76%；寧波銀行總資產2604.98億元，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5.36%和12.17%。
上市崎嶇路
2011年9月，上海銀行獲得銀監會的上市監管意見書，正式上報IPO申請材料，並獲中國證監會受理。
上海金融辦主任方星海今年3月公開表示，上海銀行基本掃除自身上市障礙，上市申請已獲銀監會審批通過，正在證監會審核之中。
據證監會2月1日公佈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申報企業基本信息情況表，上海銀行A股IPO處於初審階段。
此前，財政部及「一行三會」共同下發了《關於規範金融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通知》（財金（2010）97號，下稱97號文）後，城商行上市面對的歷史遺留問題有瞭解決的途徑，以新《公司法》實施為界，2006年以前城商行上市股東超過200人的可申報上市材料。
根據97號文要求，由原來合作制金融組織改制形成的存在內部職工持股的金融企業，如提出公開發行新股申請，應採取回購內部職工持股、向其他法人 股東和機構投資者轉讓等方式，進一步降低內部職工持股的數量和比例，回購或轉讓價格由雙方協定確定，公開發行新股後內部職工持股比例不得超過總股本的 10%，單一職工持股數量不得超過總股本的1‰或50萬股（按孰低原則確定），否則不予核准公開發行新股。
97號文下發之後，長久關閉的城商行A股上市大門初現鬆動。不過由於股市相對低迷，而銀行上市融資規模普遍高於其他行業，監管部門並不想快速放開准入。
從已上市地方銀行IPO看，寧波銀行實際籌資43.76億元、南京銀行67.14億元、北京銀行146.85億元，平均85.92億元，相當於十家中小企業上市的融資量。2011年深交所IPO總數243家，共籌資1810.42億元，平均每家7.45億元。
證監會網站披露的信息顯示，目前共有14家城商行、農商行在證監會排隊申請IPO，其中包括上海銀行在內的8家城商行還在初審階段。
今年4月，上海銀行召開2011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關於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H股股票並上市的提案》，以及《關於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方案有效期延長一年的提案》等18項議題。這是否意味著上海銀行確定放棄A股上市計劃呢？
據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證監會不願意優先放行H股的原因是要兼顧內地股東利益。因此即便放行H股，A+H股仍為首選方案。股東大會上關於發行H股的提案是為了H股發行預留空間。
至於時間窗口的選擇，投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整個市場不好，已經上市的銀行股價表現都不好，有的市淨率都低於1倍。
據接近投行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上海銀行很可能已選定瑞銀、JP 摩根和工銀國際作為H股上市的承銷商。
挑戰
隨著同業競爭的激烈程度不斷加劇，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吸引越來越多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上海增設機構網點，對上海銀行現有客戶資源形成很強的衝擊。
一位資深銀行業分析師告訴財新記者，「雖然上海銀行的資產規模和北京銀行相當，但是資產質量一般。」
一位買方資深銀行業分析師告訴財新記者，上海銀行和北京銀行曾經規模相近，但自北京銀行上市以來，其擴張速度加快，目前已經把上海銀行遠遠地甩 在了後面。受資本金約束，上海銀行的分行網點也不多。年報顯示，北京銀行2011年淨利潤為89.47億元，上海銀行則為58.06億元。
數據顯示，上海銀行貸款存在行業集中風險。
從貸款指標上看，上海銀行的房地產貸款佔比一直較高，2010年末房地產業貸款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分別佔貸款總額的15.6%和14.37%，合計佔30%。
2011年房地產業貸款雖然下降到了14.06%，但其前五大行業貸款餘額佔貸款總額的比例為70.64%。
而這種集中風險直接反映在了不良率上，2011年上海銀行不良貸款率0.98%，這與上市城商行比仍處於較高水平。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2011年底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0.53%、0.78%和0.68%。
在證監會目前公佈的14家城商行申報名單中，上海銀行總資產及淨資產均排名第一。█
2012年6月20日，原江西於都縣委書記胡健勇，因貪污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於都，是當年中央紅軍長征的集結地和出發地。胡健勇作為在革命老區任職的官員，涉案金額累計達1700多萬元，令人震驚。而他最初進入紀委的視野，並非因為貪污受賄，而是因為一起換屆期間的誹謗案。
胡健勇親手導演了一個中國基層官場罕見的故事——誹謗自己的上級市委書記。2011年換屆之際，因自己未被列為擬提任副廳級幹部人選，他安排昔日的司機等人，通過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匿名書信、知名網站發帖等方式，對贛州市2011年換屆工作和時任市委書記進行造謠誣衊。
江西省紀委很快介入查處，其縣委書記職務被免後，又查出胡還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後，胡健勇當庭提起上訴。
2012年6月20日，原江西於都縣委書記胡健勇，因貪污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於都，是當年中央紅軍長征的集結地和出發地。胡健勇作為在革命老區任職的官員，涉案金額累計達1700多萬元，令人震驚。而他最初進入紀委的視野，並非因為貪污受賄，而是因為一起換屆期間的誹謗案。
胡健勇親手導演了一個中國基層官場罕見的故事——誹謗自己的上級市委書記。2011年換屆之際，因自己未被列為擬提任副廳級幹部人選，他安排昔日的司機等人，通過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匿名書信、知名網站發帖等方式，對贛州市2011年換屆工作和時任市委書記進行造謠誣衊。
江西省紀委很快介入查處，其縣委書記職務被免後，又查出胡還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後，胡健勇當庭提起上訴。
銀監會主動治理銀行的「亂收費」。但財新記者調查發現，這一現象並不是簡單的合規和違規的問題。
今年1月20日，銀監會下發了《關於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範經營的通知》（下稱「3號文」），提出「為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糾正部分銀行金融機構發放貸款時附加不合理條件和收費管理不規範等問題」，在銀行業系統全面開展「不規範經營」專項治理工作。
「用考核推動中間業務收入佔比一窩蜂地提高不足取。」某大行高層對財新記者表示，不少銀行的分支機構在息轉費上動腦筋，主要為了提高中間業務佔 比。雖然對企業而言，總成本一定，但對銀行而言，提高了中間業務收入，分支機構也得到了相應的費用和績效的激勵，很自然地選擇將部分利息收入轉為財務顧問 或融資安排費。
「3號文」核心內容包括：不得以貸轉存，不得存貸掛鉤，不得以貸收費，不得浮利分費，不得借貸搭售，不得一浮到頂，不得轉嫁成本。
不得以貸轉存、存貸掛鉤的提出，是因為銀監會發現，部分銀行業機構利用其在貸款談判中的強勢地位，違反「存款自願、取款自由」的基本原則，硬性要求借款人將部分貸款轉為在本行的存款，或將借款人在本行存款作為貸款發放的前提條件。
對於以貸收費、浮利分費，銀監會有關負責人介紹，個別機構與客戶簽訂貸款合同的同時，還要附加服務子協議，要求客戶接受不合理的中間業務或其他金融服務，收取額外費用。或在未提供實質性服務的情況下，銀行將部分利息轉化為其他名目，如授信承諾費、財務顧問費等，
上述問題在小微企業貸款中尤其嚴重。「國務院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九條金融財稅政策中，對上述費用的收取進行了嚴格限制。銀監會要求，今後各機構要杜絕此類不合理收費。」前述銀監會人士稱。
天津銀監局副局長王俊壽坦承，雖然去年監管當局就出台了穩健績效考核的相關指引，但法人層面迫於資本金壓力，分支機構層面又面臨考核指標的激勵，就出現了上下博弈、科目套利現象，就難免有機構鋌而走險。
財務顧問費調查
今年春夏之交，財新記者跟隨銀監會檢查組，走訪了京津兩地，對當地的銀行法人機構和部分分支機構進行了採訪調研。
初步的調研發現，各家金融機構存在的問題較為相似，如在貸款過程中有「浮利分費」現象，即將部分原本以利息形式收取的費用，以財務顧問費、授信安排費等方式收取，並附加一定的存貸掛鉤政策。
渤海銀行行長助理梁建法透露，該行自查發現，部分分行存在收取授信安排費、授信承諾費的問題；個別分行在授信業務過程中存在收取財務顧問費，但 沒有保留服務過程材料，或未按協議提交財務顧問報告的問題；還有個別授信批覆中，存在設置存款餘額最低限制或要求貸款業務配比一定的負債業務、中間業務等 表述。
梁建法介紹，對2011年至2012年2月底收取的財務顧問費已經要求各業務部門補齊相關協議；對2012年3月1日後收取的財務顧問費，要求 必須提供實質性服務，有據可查，且不得與貸款掛鉤。而對於授信批覆中不符合規範經營要求的，已執行的立即整改；未實施的，立即停止執行；新的授信批覆中對 不合理條款自動廢止。
天津銀行也通過自查發現，該行個別外地分行在2011年對大型客戶發放貸款時，應企業要求，將通過定價辦法計算出來的貸款利率上浮部分，轉為財務顧問費的形式收取，以滿足企業融資需求。另外極個別外地分行在放貸時，存在推銷代理保險的情況。
天津銀行坦承，在信貸緊縮形勢下，不少企業存在融資難問題，能夠貸到款已經殊為不易，而銀行為滿足考核要求，將部分利息收入轉而以財務顧問費等方式收取，企業綜合成本並未相應提高，所以企業並非無法接受。
其他機構自查也發現類似情況。工行北京分行存在個別支行未提供實質服務收取小微企業貸款承諾費、個人貸款資金託管費、個人貸款融資顧問費等情況，現已進行整改退費。
價格博弈
天津銀監局副局長王俊壽坦言，目前仍有部分銀行機構薪酬考核辦法制定欠科學，部分機構對上級行有關考核層層加碼，部分銀行仍存在存款等指標沖時點的現象。
突出在定價方面，部分銀行對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存在「一刀切」的問題，無法充分體現風險定價、成本定價原則；部分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定價優 惠的政策力度體現也不夠。王俊壽舉例稱，某些機構對同質同類客戶、風險程度基本一致的客戶發放貸款時，採取不同的利率定價。如一個客戶在不同時點獲得的貸 款利率不同，同類客戶貸款利率也有差別。而相關機構作出的解釋是，貸款發放時間不同，銀行用於發放貸款的資金成本也存在較大差異。
此外，個別銀行在辦理授信業務時，通過財務顧問費、投資諮詢費等方式收取費用，但存在未提供實質性服務或收取費用質價不對等問題。
王俊壽透露，他們的檢查重點是「該不該收、合不合理、明不明示、對不對價」。
根據目前的價格體系，中國銀行業的收費項目分為三類，一類是政府定價；一類是政府指導價；一類是市場調節價。目前實行政府定價的項目僅佔很小的比重。
王俊壽建議，適當擴大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範圍。他坦言，當前政府定價覆蓋範圍偏少，佔全部銀行收費項目比例過低，建議擴大政府定價範圍，將支付結算、銀行卡等部分業務納入其中，以加強政府對銀行基本業務收費行為的規範。
某大行高層對財新記者表示，服務收費應該是一種是市場行為，政府和監管部門不應行政干預，但一定要反對壟斷和欺詐，在此基礎上應該允許銀行明碼標價和隨行就市，接受客戶選擇。
問題會診
一系列收費背後，各銀行總行對中間業務佔比的追求和激勵導向，導致分支行行為扭曲的問題正日益凸顯。
一位曾在多個業務部門工作過的大行高管表示，中國銀行業改制上市前，雖然也有發展中間業務的目標，但沒有多少人當回事，更不會絞盡腦汁想如何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上市激勵中國銀行業自覺應與國際接軌。國際先進銀行的中間業務佔比通常在30%—50%，而一味靠利差收入盈利的中國銀行業似乎相形見絀，也使得中國銀行業「奮起直追」。
前述人士透露，某大行前一兩年當年新增中間業務收入份額和絕對額一度逼近當時領先的另一家大銀行，於是後一家銀行備感壓力，開始研究為什麼自身網點眾多，卻意外失地，在學習了同業是如何增加中間業務收入之後，重新找回失落的份額。
前述銀行高管坦言，「去年國內很多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增速高達30%—50%，顯然是不真實的。」銀行碰到的一個尷尬是，雖然企業在大銀行的融 資成本一定，甚至並不算高，但由於一部分收入是以手續費等方式存在的，一旦相關部門進行檢查，不僅要退費，還要處以不低於5倍以上的罰款，對銀行的收入和 形象都有不小的衝擊。
前述高管直言，監管檢查有利於為企業減負，短期內銀行必然不敢再鋌而走險，亂收費現象會大大減少，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會隨之降低。但同時銀行也不 太會直接將利息收入大幅提高，一方面有利率約束，另一方面如果在中間業務收入降低後，銀行的利差收入大幅激增，無疑會在國際投資人眼中造成過去的中間業務 收入來源不實的印象。
有監管高層坦言，目前中國銀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大有水分，在整個經濟面臨下行走勢時，中國銀行業的盈利如果依然一枝獨秀，恐怕也是有問題的，畢竟金融是經濟的縮影。
源頭治理
監管檢查只能治一時之亂，規範銀行業經營行為，顯然還要從源頭著手。現在看來，對中間業務收入佔比的追逐和經營轉型的壓力，是一系列不規範經營的源頭。
一位銀行高層直言，中間業務佔比已經成為管理者刻意追求的目標，其實銀行收費的內容與價格，應該是由市場需求決定的，做多少業務才有多少佔比，而非相反。
北京銀監局副局長逯劍透露，北京銀監局已督導轄內法人機構，改革片面追求中間業務收入增長的考核機制，遏制「浮利分費」等不規範經營衝動。
逯劍稱，華夏銀行已從年度經營計劃和績效考核辦法入手，規範對中間業務收入的考核。該行2011年中間業務收入增速為40%，2012年該項指標已經調降至32%；而中間業務考核權重，則較上年降低3個百分點至5個百分點。
中行北京分行也從考核指標和獎勵等方面，向總行提出建議，促使中行總行取消了「中間業務專項人事獎勵費用」和「淨息差改善專項獎勵費用」，設立了經濟價值增加值綜合效益獎勵費用，使考核指標更趨科學合理。
民生銀行副行長趙品璋對財新記者直言，中國銀行業在海外上市後，中間業務收入漸成國際投資人衡量其業務表現的重要指標。一些中資銀行為滿足投資者的訴求，開始在利轉費上做文章，將部分應以利息形式收取的費用，轉為財務顧問費，以期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趙品璋表示，該行將中間業務的增長目標較年初調低了15%，全年增長目標為16%，與去年實際增長基本持平。
對於中間業務增長放緩是否會影響國際投資人對中國銀行業表現的判斷，民生銀行資產負債部總經理張昌林認為，一方面這种放緩是行業性的，有其特定背景；另一方面，依然有其他多項指標可以衡量一家銀行的表現。他相信國際投資人可以理性判斷中資銀行的投資價值。
未盡爭議
「目前經營者也很困惑。按照國際會計標準，銀行的利轉費是合規的。但按照國內的價格管理條例，中資銀行收取的很多所謂財務顧問費、融資安排費都 是需要退還的。如果實現了利率市場化，優質客戶的成本會繼續下降，而一些缺少抵押，經營不夠穩定的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還會進一步增加。」一家城市商業銀行 行長直言，中間業務收入到底多少才合適？對一些需要扶持的小微企業，是否可以有更明晰的定價標準？
他認為，為服務實體經濟，商業銀行承擔一定社會責任，減費讓利是應該的，但須平衡經營壓力和社會責任。
一些銀行人士甚至表示，雖然銀行收了財務顧問費，但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仍顯著低於其他渠道的融資成本，且是企業可以承擔的。但現在銀行卻可能因 此受到處罰。按照價格主管部門的規定，一旦違反相應的價格管理原則，將處以不低於超出部分5倍以上的罰款，而且「要承擔較大的聲譽風險」。
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歧在於，當前執行的政府定價和指導價，是基於多年前人民銀行發佈的相應價格標準，目前上述標準已經與實際發生很大的偏離，但相應法規還在繼續執行，所以就造成很多收費可能符合現狀，但違背了法規。而在法規未廢止前，又必須比照執行。
目前相應的管理權限已經不在當初制定上述法規的部門，而掌握管理權限的部門，又無法制定新的法規，於是便出現了上述問題。
北京銀監局副局長逯劍坦承，由於當前銀行業服務收費相關政策法規體系繁雜、數量眾多，大部分規定較為原則，且散見於不同部委及地方文件中，各政府部門、銀行業金融機構往往理解不一致、執行不統一。 在要求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背景下，銀行按照「減費讓利」原則對特定對象實施價格優惠，能否適當突破政府指導價規定範圍、是否存在合規風險，目前也尚未有統一明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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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總資產十二兆新台幣的中行行長李禮輝，文革時期失學，窮到種田、養蜂貼補家用，晚了好幾年才上大學。憑藉﹁早一小時上班、晚兩小時下班﹂的工作哲學，一路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重要人物，更使出霹靂手段，讓老行庫脫胎換骨，變身為經營海外市場最成功的銀行。 撰文‧周岐原 坐落於台北市信義區的中國銀行（以下簡稱中行）分行六月二十七日開幕，台灣金融業重量級人士幾乎到齊，台上一位西裝筆挺的男人掩不住微笑，雙眼瞇成一條縫。 他就是搶下大陸銀行在台灣開分行頭香的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雖然只是一家小分行開幕，他背後代表的是五十六兆新台幣的力量。 成立一百年後，中國銀行首度登陸台灣，對中行及李禮輝個人而言都是重要的里程碑。 市值是鴻海的三倍 台灣金融界對李禮輝並不陌生，早在一九九六年到台灣參加金融學術研討會開始，十六年來他來台超過十次以上，都是維持低調風格。 這次來台為台北分行主持開業儀式則頗為高調，不僅動用禮遇通關，見到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還獲邀參加幾場研討論，可說是近日台灣最紅的大陸人。 台灣人陌生的中國銀行，到底有多大？和台灣同業相比，中行簡直是一隻龐然巨物！它的總市值達三．二兆新台幣，為鴻海市值的三倍；中行的資產總額達五十六兆新台幣，也遠高過台灣金控的四．二六兆元。 中行同時還是中國最大跨境人民幣清算銀行，每年金額高達八三○○億人民幣；有權調度這家擁有二十九萬名員工、全球一萬一千間分行的世界級金融銀行的指揮官，就是李禮輝。 中行總部位在北京市最熱鬧的宣武門大街上，而由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香港分行，造型更是中環最醒目建築之一。但李禮輝奮力向上爬的人生傳奇，卻是從窮苦農村裡展開。 四十年前，熬夜搬運蜂箱的時候，青年李禮輝不敢想像未來，他只希望多賺幾塊錢，並不知自己將會像這群嗡嗡飛舞的蜜蜂一樣，為了工作輾轉千里，最後甚至當上中國最大海外經營銀行的領導者。 文革窮知青 種田養蜂維生一九七○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中國一片混亂，生長在福建莆田鄉下的李禮輝高中畢業，找不到就業或升學的機會。為了貼補家用，他到附近興建水庫的工地當建築工，又在家裡闢地種田、養蜜蜂。 由於蜂群習慣於白天外出採蜜，李禮輝一方面必須四處尋找開花的蜜源，在夜裡搬移蜂箱、摸黑完成所有工作。同時還得兼顧田裡的作物，日夜顛倒、蠟燭兩頭燒的生活，每天耗盡李禮輝的心力，他不敢幻想有一天能脫離這片土地。 好在命運之神並沒有遺忘李禮輝，一九七四年，他進入廈門大學主修財政金融，這是他人生最大轉捩點，從此與金融業結下不解之緣。 儘 管遲了好幾歲才念大學，李禮輝仍順利取得文憑。一九七七年，他被分發到中國人民銀行福建省分行就職，李禮輝回憶求職經過時感慨：「在我們那個時代，能找到 工作已經是非常大的運氣了，很多同學必須從軍或是當工人，我能分到這個工作實在很幸運。」早到晚退 將時間用到極致體驗過日出而作的辛勞，再也不必靠耕田維生的李禮輝格外珍惜機會。有別於其他作息固定的公務員，他將閒暇時間運用到極致，習慣比規定早一小 時上班、晚兩小時下班，利用安靜的辦公室閱讀書籍；同時也在假日抽空到大學主修英文，靠苦讀再拿到一個外語學位。 在海南省擔任兩年副省長之後，○四年李禮輝再被指派為中行行長(職位相當於執行長)。這位曾經窮到靠種田、養蜜蜂過活的「知青」，不僅沒有被大時代的風浪吞沒，反而憑自己的力量駕馭趨勢，成為中國金融業最炙手可熱的人物。 上級給李禮輝的任務是改革中行，儘快完成公司改革、掛牌上市。 三大驚嚇 成功改革老行庫儘管有多年經驗，李禮輝一進中行就遭遇嚴厲挑戰：冗員充斥、效率低落，組織結構疊床架屋，不改造就絲毫沒有上市機會。 李禮輝這時使出霹靂手段，為所有員工上緊發條。 「上 任第一周，他穿著便服走遍總行周邊十多個據點，列出一長串缺失；第二周，他親自站在大樓門口，一一記錄員工上班時間；第三周，無預警召開主管會議，時間一 到鎖門開會，遲到者全在外面罰站。」一位資深員工透露當時的震撼心情：「所有人都稱之為『三大驚嚇』！他還發文批評某些部門中午不關燈、浪費能源，原來他 連午休也在巡邏！」李禮輝憑著雷厲風行的改革手腕，八年來讓中行脫胎換骨，除了公司順利上市，由暮氣沉沉的老行庫，搖身變為全中國海外觸角最廣的銀行，海 外分行多達五八六家。 他自己淡淡地說：「經歷過農村艱苦生活的鍛鍊，再坎坷、 再瑣碎的事都難不倒我！」在李禮輝的指揮下，中行以超高效率奪下台灣分行的頭香，展現出六十歲金融老將的強烈企圖心。這位福建出生的閩南人在台灣銀行界的一舉一動，都值得關注。 李禮輝 出生：1952年 現職：中國銀行行長 經歷：海南省副省長、工商銀行副行長學歷：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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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銀行來台灣開設分行，像走馬燈一樣頻繁，從中國銀行到中國交通銀行，吸引一大堆名人的捧場。 七月十六日，中國交通銀行舉行台北分行開幕酒會，會場只能用「人多、頭銜高、花多」三多來形容。江丙坤、邱正雄，林義守等，約莫三百多位銀行、企業的大老闆參與盛會。 沒能親自與會的企業，如李焜耀、辜成允、林泰生等人，則送上祝賀花籃，把會場內外擠得滿滿的。 眾多花籃中，最醒目的，要算是放在報到櫃台兩側，且與兩岸交通銀行都有往來的台塑集團王文淵、王瑞華的花籃。 儘管中國交銀台北分行，現階段只能以企業金融業務為主，但中國銀行業面臨降息及利差市場化的壓力，交銀副行長錢文揮在會中一句「將積極發展財富管理業務」，也就是說，相準的是有錢人的生意，讓國內的銀行業「剉咧等」。 金融總會理事長許嘉棟致詞時，接連兩次口誤，把交銀「台北分行」講成「上海分行」。是下意識還沒料到在中國金融業已經兵臨城下？還是在為國內銀行業者打安心針？ | ||||||
《金融實務》
2010年第2期
作者余華彬為中國民生銀行冶金金融事業部總裁
中國是鋼鐵生產和消費大國，粗鋼產量連續13年居世界第一。
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鋼鐵產能過剩」之說一直在媒體宣傳和政府決策過程中佔據主導，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鋼鐵消費從不足1億噸飆升至5億噸以上（人均鋼鐵消費已達到416千克/人·年），並形成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6.65億噸鋼鐵產能。
中國鋼鐵工業「一日千里」的發展速度和增長規模一再突破傳統認識的極限，這迫使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以下問題：
中國鋼鐵工業的產能過剩了嗎？如果沒有，未來還有多少發展空間？
中國鋼鐵工業未來在資源、環境等條件的約束下，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是否具有比較優勢？
基於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我們面臨什麼樣的機會和選擇？
本文力圖回答以上問題。首先，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工業化過程的比較研究建立人均 鋼鐵消費模型，我們發現中國的工業化也在複製這個模型。通過該模型，能使工業化發展階段與鋼鐵消費相聯，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中國鋼鐵工業未來的發展空間；通 過對資源、環境約束和中國在這一產業比較優勢的研究，我們力圖證明中國鋼鐵工業具備滿足工業化過程對鋼鐵需求的能力；最後，依據未來趨勢和發展現實問題， 我們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發展空間的決定性因素
發展緣起於需求的興起。預測一個國家鋼鐵工業未來的發展空間，最根本方法是通過建立需求牽引模型，來測算一國未來鋼鐵消費總量的峰值。
國際鋼鐵協會（IISI）在1974年發表的《鋼消費強度和國民經濟總值結構》 報告中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一個國家只有滿足工業化 (產業結構中服務業佔GDP比重最少要超過50％)、城市化，人均GDP至少達到10000—16000（1990年蓋—凱：多邊比較的貨幣單位）美元這 兩個因素，鋼材消費量才可能達到「峰值」並由此保持穩定或逐年下降。1973年，符合以上標準的美國、日本分別以1.36億噸/年和1.19億噸/年達到 鋼鐵消費峰值。
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裡則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1986 年）中，創造性地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證明了國際鋼鐵工業協會的觀點，並且提出了在工業化階段一個國家或地區金屬礦產資源消費量和GDP增長的關係模型 （見圖1）。這個模型可以簡單表述為，金屬礦產資源消費量增長速率一般大於或相當於GDP的增長速率。
其認為，一國在工業化發展階段，即在鋼鐵消費峰值出現之前，金屬礦產資源的消費速度之快、強度之大、人均量之高、總產量之多都將是該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根據以上的經典理論，在一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時，將對應出現人均鋼鐵消費的峰值點，再考慮人口基數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模型預測出一國鋼鐵消費總量的峰值，並以此推斷出該國鋼鐵工業的發展空間。
未來發展空間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確定：決定一國鋼鐵消費峰值點的有：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人均鋼鐵消費強度、人均GDP水平等三個因素。利用以上三個因素我們同樣可以構建模型以預測未來中國鋼鐵消費總量的峰值點，並以此判斷中國鋼鐵工業未來還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工業化（城市化）的因素
歷史經驗表明：當一國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低於50％時，標誌著該國工業 化已經完成或進入後期，與此同時鋼鐵消費的峰值點也隨之到來。如日本和美國的第二產業比重分別下降為41.5％和30％時，鋼材消費歷史峰值分別為 1.19億噸/年和1.36億噸/年，隨後這些國家開始進入信息時代，鋼鐵消費量由此開始保持穩定或逐漸下降。
針對中國社會當前工業化的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國家「十一五」專項課題 組的研究表明：通過對三次產業就業結構、三次產業GDP結構、城市化率、工業化程度係數等指標的研究，認為中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中前部時期（見 表1），開始呈現重工業化的特徵。研究認為：如果未來中國能夠保持工業化綜合指數4％—5％的增長速度，在經過10—13年的工業化進程，到2015年— 2020年中國工業化將基本完成。
因此，根據中國工業化當前所處階段以及未來發展情況，我國鋼鐵工業正處在蓬勃發展時期，距離峰值點尚有很長時間。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是中國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鋼鐵需求量 甚至強於工業化進程，所以一般將該時期稱為「土木鋼鐵時代」。由城市化引發的城鎮房屋建築是鋼鐵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消費主要是螺紋鋼和線材，這與工業 主要消費板材是不一樣的。中國當前城市化現狀如圖2所示，2008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5.7％，大體相當於英國1850年（37％）、美國 1910年（45.6％）、日本1950年（37.5％）的程度，遠遠低於1973年鋼鐵峰值點時主要鋼鐵國家的水平。
聯合國人口司在2006年預測：中國城市化率具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2020 年有望達到近55％，2050年將達到72.9％。據此測算，2006—2010年，我國需要將1.1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而到2050年時，這一 數字將達到5.5億，這相當於3.05個西歐或者1.8個美國的總人口要進入城市。所以，只要中國城市化的動力不衰，鋼鐵消費量的增長就難言到頂，同時也 預示著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還有相當空間。
人均鋼鐵消費強度的因素
以先行鋼鐵強國之一的美國為標竿，2009年中國人均鋼鐵消費量約416千克/人，較美國70年代進入工業化後期時的711千克/人均鋼鐵消費量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在美國的「土木鋼鐵時代」，西部殖民開發、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鐵路）網帶來的 「Townhouse」（城郊化）消耗了巨量的鋼材。從1901年到2006年，美國全面城市化過程中，單位建築面積的鋼混比達到相當高的0.9，鋼積蓄 量為77億噸，從而使人均鋼鐵消費量從不足100千克/人攀升至711千克/人的頂峰。
中國當前也正處於「土木鋼鐵時代」，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投資，西部大開發以及大規模房地產開發一再刷新著人均鋼鐵消費量的紀錄。
以房地產為例，目前城鄉建築面積為400億平方米，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新增 建築面積300億平方米以上，單位建築面積的用鋼量將隨著鋼混比（當前中國單位建築面積鋼混比只有0.3）提高至65—75千克/平方米。所以今後10 年，中國將在房地產領域直接「埋入」19.5億—22.5億噸鋼材，平均每年消耗鋼材2.2億多噸。
經歷年數據概算，中國房地產的鋼材年需求量為當年總鋼材需求量的25％左右，以此可以預測到2020年中國人均鋼鐵消費量要達到650千克/人以上的水平。
如果再考慮到當前中國在「土木鋼鐵時代」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態勢（中國現有400 億平方米住宅建築面積中99％為高消耗建築），以及中國本土正在建造的人類歷史上最為密集、壯闊的電氣化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和支幹線機場網絡，中國未來人 均鋼材消費量的峰值應至少為700千克/人。
人均GDP因素
先期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3000—4000（1990年蓋—凱）美元時，人均鋼鐵消費隨著工業化的開始而增加；人均GDP達10000—16000（1990年蓋—凱）美元時，工業化完成，人均鋼鐵消費隨即達到峰值。
1865年到1973年，美國人均GDP從2000成長到16000（1990 年蓋—凱）美元，這一階段正好為其鋼鐵工業蓬勃發展時期；英國鋼鐵工業也是在1974年人均GDP到達12000（1990年蓋—凱）美元時發展到頂峰； 此外日本從二戰後經濟起飛到鋼鐵工業發展頂峰（1945—1974年），經歷了人均GDP從1346到11344（1990年蓋—凱）美元的過程。歷史的 發展經驗表明，在人均GDP4000到16000（1990年蓋—凱）美元時，正好為一國高速進入工業化，深入完成城鎮化的時期，也恰恰是一國鋼鐵工業 「爆炸式」發展階段。
中國2009年人均GDP僅為8000（1990年蓋—凱）美元水平，預期未來 10年內中國經濟保持7％增長率，未來中國人均GDP將經歷2010年：8500—9300(1990年蓋—凱)美元，2020年：16000— 18000（1990年蓋—凱）美元的發展層級。依據人均GDP為觀察標竿，中國鋼鐵工業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仍處於高速發展階段。
中國鋼鐵消費峰值
經上分析，以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階段為背景和時間參考因素，以人均GDP和人均鋼材消費強度構建的函數關係模型為量化參考因素，對中國鋼鐵消費峰值進行預測。
伴隨中國宏觀經濟未來相對穩定的發展，以中國進入工業化的高級階段為背景，以全 社會完成城市化進程為時間標誌；利用人均GDP與人均鋼鐵消費量模型，當人均GDP達到16000（1990年蓋—凱）美元時，年人均鋼鐵消費量達到峰值 的650—700千克（日本峰值為802千克/人、美國711千克/人、韓國982千克/人）；再引入總人口14.5億—15億，我們可以預測中國鋼鐵消 費峰值為9.5億—10億噸鋼/年（見圖3）。
目前中國鋼鐵工業年產能6.65億噸，按照未來10億噸的年消費峰值衡量，中國鋼鐵工業還有4—5億噸的發展空間，其市場龐大程度可以比喻為再造兩個美國和日本鋼鐵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