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在香港中環的商業大樓辦公室與境內企業家談融資,下午跑到投資銀行與律師事務所瞭解融資安排進展,晚上坐在電腦前敲定最終的融資合同條款,這是一家管理規模約在3億-4億美元的香港本地對沖基金經理張明(化名)過去12個月的工作節奏。
他 投身的,是一項貌似低投入、高回報的草根融資業務——先以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業拆借利率(1%-2%)拆入離岸人民幣,再以年利率約30%-40%貸給 急需資金周轉的境內企業,在扣除相關手續費用後,每筆貸款能給他帶來約20%-25%的年化投資回報率,遠高於香港當地人民幣存款利息。
只是,相比離岸人民幣直投境內企業(RQFII)及投資點心債券等合規路徑,他深知這項業務處於監管之外。身處灰色地帶的代價之一,是張明時常遭遇國際投機大鱷在離岸人民幣市場興風作浪的衝擊,「能存活下來很不容易。」張明感慨。
離岸人民幣已構成一個逐步壯大的隱性人民幣信貸市場,隨著規模逐步擴大,越來越多離岸人民幣正考慮借助灰色手段向境內企業投放高利貸,如何加強監管疏導,已迫在眉睫。
1、人民幣回流放貸淘金
由張明與周邊對沖基金同行經手的離岸人民幣境內放貸規模超過10億元,主要以銀行外保內貸的路徑操作,「每筆貸款能產生近20%的年化投資回報率,大家都不會錯過淘金機會。」
目前張明的主要工作,是向境內接受貸款的企業提供整套資金流轉與規避監管的解決方案。
起初,他主要協助境內企業在香港設立紅籌架構,並以境內經營實體公司的股權作為抵押,操作離岸人民幣貸款業務;資金劃撥則以借道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將對沖基金的美元資金頭寸以貿易名義換為離岸人民幣並貸給境內企業。
在與境外銀行多次溝通後,他無意間找到了資金劃撥的新灰色路徑——通過銀行外保內貸業務,也能向境內企業提供「貸款」。只是張明不再採用對沖基金美元頭寸作為外保內貸保證金,而是通過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或銀行槓桿融資,拆入離岸人民幣頭寸。
在張明看來,這好比空手套白狼,等於對沖基金拿別人的錢貸給企業,賺取中間的高額利差。外保內貸的貸款操作相當便捷,只需境內接受貸款的企業在香港一家外資行開設一個離岸賬戶與境內賬戶。雖然兩個賬戶的資金按相關法規無法流轉,但實際上卻能通過貸款方式互相「流通」。
「這類業務沒有政策支持,但相關法規也沒有禁止。多數參與境內放貸的香港對沖基金都在玩擦邊球,拿出基金10%資產參與境內企業3-6個月期限短期貸款融資,運氣好則用於企業應急付款等。」他說。
偶爾,張明會遭遇境外銀行關於反洗錢調查的詢問。對此他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每份外保內貸合同都附上一份跨境貿易合同,以凸顯資金劃撥具有貿易背景,二是部分貸款合同都是尋找相關律師嘗試設計離岸信託投資架構,規避相關部門的金融監管。
離岸人民幣境內放貸生意場,很快云集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境外對沖基金與投資諮詢機構。
「每 筆貸款能產生近20%的年化投資回報率,大家都不會錯過淘金機會。有些對沖基金乾脆打著不良債權投資的名義參與進來。」張明說。所謂的不良債權投資,並不 是投行手裡的企業信貸壞賬,而是將資金投給急需資金周轉的各類企業。通常單筆不良債權投資約5倍槓桿融資,運氣好時投資回報率超50%。
「說白了,就是低息拆入離岸人民幣頭寸,高息貸給境內企業賺利差。」 張明說。
目前,由他與周邊對沖基金同行經手的離岸人民幣境內放貸規模超過10億元,主要以銀行外保內貸的路徑操作。但更多隱性「境內放貸」,則藏匿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背後。
儘管境內時常發生民營企業因無力償還民間借貸跑路的傳聞,但張明的貸款壞賬率沒有超過2%,這讓他頗為得意。相比境內民間借貸主要看人情關係,香港對沖基金有一套量化企業家道德風險與企業經營風險的簡單方法。
較 普遍的做法是,部分對沖基金專門委派財務人員前往境內企業緊盯其財務報表與日常業務資金往來,隨時將一次性還款改成按月還款等,以降低貸款風險敞口。較時 髦的,則是部分打著不良債權投資旗號的對沖基金自己研發一種「預期損失機制」,按借款人違約概率、信用額度損失時「控制風險敞口」、擔保貸款抵押品(主要 是房地產、應收賬款、與設備等)損失率估算等方面進行測算,以確定自身可承受的貸款損失額度,再確定是否提高貸款利率;個別對沖基金還將行為心理學納入企 業家道德風險監控,通過定期面談及財務報表隨機抽查,查看企業家是否拿錢去賭博或從事其他高風險投資。
每週五,張明也有一項固定工作,即和內地合作律師開電話會議討論境內貸款企業是否出現償債風險,有無必要及早凍結企業相關資產,「我們採用信貸額度風險控制,通常貸款額度不會超過企業一年期經營性現金流或預期淨利潤。」
在張明眼裡,上述風險控制手法只能降低貸款企業的償債危機,一旦遇到系統性風險,多數拆入離岸人民幣參與境內放貸的對沖基金都會「扛不住」。
2、匯率倒掛「黑天鵝」
然而,「黑天鵝」來得相當迅猛,並迅速引發一輪境內購買美元(購匯)、境外拋售美元(售匯)的套利潮湧。
去年第四季起,香港NDF市場即期人民幣匯率忽然低於境內人民幣匯率的倒掛現象,讓張明領教了系統性風險的威力。
「當時有三個國內企業的離岸人民幣貸款項目陷入停滯。」張明說,業務停滯的原因是,香港當地銀行告訴他除非有美元頭寸擔保質押,否則難以再拆出離岸人民幣頭寸,「他們告訴我,銀行手裡的離岸人民幣頭寸也不多。」
這足以打破張明對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長久預期——在多數對沖基金眼裡,由於全球資本看好中國經濟,香港離岸人民幣會比境內即時人民幣匯率市場存在長期穩定的溢價區間,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發生大規模回流及離岸人民幣匯率低於境內匯價,應當屬於黑天鵝事件。
然而,「黑天鵝」來得相當迅猛,並迅速引發一輪境內購買美元(購匯)、境外拋售美元(售匯)的套利潮湧。
離岸人民幣加速回流境內的背後,不乏國際投機大鱷設局沽空人民幣的身影。其主要手法是投機機構先利用離岸市場籌資等方式,大規模押注該國貨幣大幅升值或資產價格上漲,並在遠期合約設立沽空頭寸「對沖」,一旦沽空頭寸臨近交割,會大規模集中拋售沽空金融資產。
讓張明未想到的是,國內貸款企業也參與這項套利活動。上述企業將本應歸還貸款的人民幣在境內先結匯換取美元頭寸,匯入香港賬戶,並於去年四季度在香港高價賣出換取更多人民幣,再歸還貸款,賺取境內外人民幣的匯率價差。
去年10月初,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人民幣購售額度項下的美元額度首度告罄。這迫使張明等基金經理只能向美國或加拿大銀行尋求美元頭寸融資(用於置換離岸人民幣頭寸),融資成本普遍高達同期LIBOR+4%-5%。
「融資成本偏高了,尤其是四季度境內銀根寬鬆,原本找我們有些境內企業把貸款年利率壓在25%以下,單筆放貸利潤所剩不多了。」張明說。
去 年12月初,他開始計劃向境內貿易商拆借離岸人民幣融資。他的判斷是,去年四季度起香港NDF市場人民幣匯率續跌,不少出口貿易商在跨境轉賬(將人民幣轉 回內地)前,會提高購買離岸廉價人民幣的力度。由於轉賬換取發票需要時間,他想利用時間差,向貿易商拆借短期離岸人民幣頭寸,用於向境內企業放款。
但理想未必能照進現實。事實上,多數進口貿易商傾向通過清算銀行使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轉換通道,在某些符合條件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以更高的在岸人民幣價格(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買進美元頭寸。
去年四季度張明沒能做成一單,直到今年1月離岸人民幣匯率較境內重回溢價區間,他才終於向香港銀行拆入足額人民幣頭寸,做成了一單。
今年1月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公佈包括渣打銀行在內的三家銀行離岸人民幣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從3個月期的2.6%到一年期3.1%不等,均遠高於離岸人民幣清算銀行0.629%基準利率,這意味著張明等對沖基金籌集離岸人民幣頭寸的融資成本已大幅提高。
在張明看來,上述「黑天鵝事件」教訓深刻,「我們必須打破香港離岸人民幣單邊溢價與離岸人民幣規模增加的幻想,隨時留意國際投機機構利用跨境資本流動逆轉(即去年四季度離岸人民幣忽然大規模回流境內),設局沽空人民幣的衝擊。金融市場的搏殺,永遠是大魚吃小魚。」
不過,在上述外匯交易員看來,如何疏導境外閒置人民幣資金合規合法投資境內金融資產,是離岸人民幣資金抵禦系統性風險亟需的保護傘。
3、陽光化願景
只有陽光化操作,才能把打擦邊球的機構納入國家金融安全的保護網,避免遭受國際投機者在離岸人民幣市場興風作浪的衝擊。
「按相關規定,目前跨國企業通過跨境貿易結算所得的人民幣頭寸不能用於境內資本項下的投資,頂多只能收取銀行存款利息。」一家跨國企業財務人員透露,但個別跨國企業卻不甘寂寞——在境內投資無門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借助各類套利模型伺機賺取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匯差收益。
去年11月30日-12月9日境內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連續八個交易日觸及跌停,跨國企業反向沽空境內人民幣「功不可沒」。
「按相關規定,跨國企業通過跨境貿易結算所得的人民幣頭寸是不能用於境內資本項下的投資,頂多只能收取銀行存款利息。」一家跨國企業財務人員透露,但個別跨國企業卻不甘寂寞——在境內投資無門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借助各類套利模型伺機賺取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匯差收益。
「目 前圍繞離岸與境內人民幣即時匯率的價差套利投資,理論上行得通。」美盛環球資產管理公司中國區零售業務部主管曾劭科介紹說,通常跨國企業需要分別在內地與 香港分別開設人民幣賬戶,兩個賬戶能由一家跨國公司管理團隊管理,在境內即期人民幣市場與香港NDF市場反相操作(一方買入,一方賣出),就能賺取匯差收 益。
「期間跨國企業積極沽空境內人民幣,主要採取境內購買美元同時沽空人民幣、境外拋售美元逢低買進人民幣的對沖投資模式。」上述財務人員透露。
相比QDLP政策或將「引導」跨國企業境內閒置人民幣合規流向境外金融市場,如何讓離岸人民幣有效參與境內企業投融資,需要更多政策扶持。
2 月中旬,由上海國際集團發起的國內最大規模境外投資型人民幣基金賽領國際投資基金(Sail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下稱「賽領基金」)宣佈首期募資120億元人民幣,而基金總募資額將達500億元,並將通過母子基金、投貸結合及發行債券等 方式將總投資規模放大至1500億元。
知情人士透露,不排除上海國際集團在境外再發起一隻人民幣基金,向境外離岸人民幣持有者募資,並在項目投資等方面,與賽領基金形成類似平行基金的投資模式。由此打通離岸人民幣通過賽領基金參與境內企業海外投資併購的投融資綜合服務。
「這 和我們現有的離岸人民幣參與境內企業貸款業務相似。」張明說,離岸人民幣要合規參與境內企業投融資業務,仍面臨多種障礙。包括,如何將跨境貿易結算出來的 離岸人民幣從貿易項轉入資本項,參與境內企業投融資;其次是境內外人民幣投資同一個國內企業項目時,如何區分兩者資金類型與監管各自資金流向;最後則是反 洗錢的監管。
目前,張明偶爾協助部分境內企業實現雙重套利,即幫助他們利用境內人民幣存款作為擔保向境外銀行申請美元貸款,再通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流入境內,放大資金融資槓桿。
「這 似乎存在洗錢性質,在引進離岸人民幣時,審查資金來源是否合法合規,或許是引導離岸人民幣合規參與境內企業投融資業務的重點監管內容。」但張明更關心的 是,境外中小型對沖基金參與境內企業投融資業務,何時能取得陽光化操作資格,「只有陽光化操作,才能把自己納入國家金融安全的保護網,避免遭受國際投機機 構在離岸人民幣市場興風作浪的衝擊。」
4月初,成都最繁華步行街春熙路上的華堂地下超市,在一個豎立著春芽菜標牌的貨架旁,伊藤洋華堂董事長三枝富博歸攏著幾包被挑亂了的春芽菜,轉過身對
店長徐旭華說:「小包裝的商品還不夠!鮮肉那麼大一塊,青菜那麼大一包,你們自己想想看,逛街的客人誰願意拎那麼重的東西?你要是逛街你最想買什麼?」
華堂的員工對於三枝的挑剔已經見怪不怪。徐旭華一手拿著商品目錄表格,一邊快速地記下三枝的意見。三枝除了要求每天早晨9點管理層在門店門口迎賓,還要求管理層一有時間就要泡在店舖裡。員工們戲稱剛送走了「1號」領導,又來了「2號」領導。
不過,三枝的現場督導即將減少。4月4日,他在日本接受了總部的最新任命,正式升任伊藤洋華堂中國區總代表;5月8日,日本株式會社伊藤洋華堂宣佈將以100%出資形式在北京成立伊藤中國,由三枝擔任董事長及總經理,全面負責伊藤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和開店。
外界普遍認為,三枝的升職與成都伊藤洋華堂的業績表現有直接關聯。這家日本公司進入中國15年,共有3家合資公司。三枝之前所執掌的是成都的伊藤洋華
堂,在北京,它還有華堂洋華堂和王府井華堂兩家合資公司。成都華堂是其中經營最為成功的,為伊藤在中國貢獻了約67%的銷售額。
伊藤洋華堂的打法與家樂福及沃爾瑪等零售連鎖公司不同,它並不靠規模效應取勝,而是更聚焦於讓每平方米產生更多價值。儘管這家日本公司從不對外透露它
在中國的利潤規模,但這在業內並不是秘密。日本伊藤洋華堂1958年創立,是日本流通領域利潤水平最高的公司之一。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的數據,伊藤洋華
堂在中國的平均單店收入為5.77億元人民幣,如果僅計算成都5店,這一數字為11.4億,比它的競爭對手都要高出一截—家樂福和沃爾瑪的這一數字分別為
2.23億和1.58億。
目前伊藤洋華堂在全球有199家店,年銷售額約為1179億元人民幣。成都的5家華堂店利潤水平位居整個集團的前列,其中的雙楠店是全球伊藤店利潤最高的一家。
現在,三枝奉命管理整個伊藤洋華堂的業務,把他在成都的經驗應用到其他城市。
三枝用一句再簡單不過的話總結華堂的秘密:滿足顧客的需求。
體現在進貨及供應商管理上面,就是揣摩顧客的想法,提供差異化貨品及服務。伊藤洋華堂採用的是超商綜合模式,超市收入只佔其整體收入的10%,但卻能
帶來90%的客流。跟家樂福和沃爾瑪比起來,它的商品品類並不足夠多,但是卻有不少別處很難買到的商品。比如現在網絡上熱議的雀巢笨nana雪糕,第一批
銷售就是在伊藤洋華堂和7-11—這兩家公司隸屬於日本柒和伊集團。
在中國,大型零售賣場多為「以蛋養蛋」,不管是蘇寧、國美,還是家樂福、沃爾瑪,面對經銷商都很強勢,其盈利模式之一是收取入場費及促銷費,風險大多
由供應商承擔,賣不出去的貨品要退回。「只有少量如可口可樂、寶潔等品牌可能會強過商家。」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牛海鵬說。但這樣的模式使競爭走上了
拼規模的道路,誰的規模大,誰就更有話語權。這很容易使公司一味追求擴張速度,而忽略單一門店的建設。同時,供應商的滿意度也難以提高。
在中國只有15家店的華堂並不具備談判優勢。1997年華堂舉行第一次招商會時,三枝發出的200份邀請函只有70餘家到場。
如果去拼價格,它沒有絲毫勝算。華堂的辦法是培養自己的供應商,加強對它們的管理,而達到更高的利潤水平。
三枝富博一直在向供應商闡述伊藤想要的合作模式,即創造進攻型經營體制,引導顧客需求,而不是單純打折。
「大多數零售商場都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但伊藤提供的是提案,是給顧客的生活方式提供建議。」正見品牌策略顧問公司總裁崔洪波認為。
它建立了一個與供應商共擔風險的體系。將「自負責任體系」改變了傳統供銷關係,將造成滯銷商品的經營風險改為由雙方共同承擔。
伊藤洋華堂更願意重點培養那些中小供應商,它們相對容易控制,而且可以配合華堂的各種要求。
成都愛緹莎總經理何志銳對《第一財經週刊》描述了華堂對它們的管理要求—商場每個樓層每週都要有新變化;華堂商品部每天不停地開會、出方案,不僅隨時
調用銷售數據分析哪種產品賣得最好,而且還要提供商品長期跟蹤銷售記錄。同時,商家們還必須根據季節性等特點,拿出銷售預案。「這樣做很辛苦,但經營效果
也的確很好。」
有時,伊藤洋華堂商品部的員工還充當教練的角色,與這些經銷商一塊想辦法賣東西。2007年,商品部的陳適想要找一家能夠做冷鏈配送的供應商,當時在
成都有工廠的企業為數不多,永利達是其中一家,但是永利達不做熟食,商品部就專門派人駐守在工廠,教他們採購原料、蒸煮、加工熟食。3年時間,永利達在成
都的工廠從200平方米擴充到600平方米,明年計劃擴充到2000平方米,永利達同時也成為成都7-11最大的熟食供應商。
許多供應商是跟著伊藤洋華堂一起成長的,由於它們與華堂的生意緊密相連甚至是定製化的,因此它們的忠誠度也相對較高。成都德仁堂最初只在伊藤洋華堂以
店中店形式開了藥房,幾年之後,把旗下餐飲品牌御膳堂也搬進伊藤,現在正在商量著成為伊藤青果類產品的供應商。2012年伊藤上半年供應商大會,參加者
1200餘人,除了目前合作者,還有更多意向方要求參與進來。
「即便之前比較傲慢的供應商也主動要求加入。」中國董事之一鐘慶記得很清楚,之前有的供應商把華堂當做B類商家—商品部採購員得一再上門要求把熱銷商品送過來。隨著華堂品牌越來越受認可,它們開始主動把新品送到華堂。
華堂進貨的選擇標準與家樂福們不同,它的原則是看商品有沒有吸引力和特點,喜歡追求別處沒有的,甚至是一些新面孔商品。西昌犛牛肉乾最初進入四川,採
用的是常規真空包裝,68元一斤的價格一直賣不動。成都華堂中國董事之一、曾在商品部任職的陳適找來產品試吃,發現口味其實很獨特,就建議供應商做散裝,
提供試吃,讓顧客覺得值再購買。現在,它成了成都賣得最好的牛肉乾之一。
牛海鵬認為,為了獲得好的發展前景,其實任何一個零售公司都得認真培養供應商,尤其是那些前期依賴性較強的供應商。
從找到需求到引導顧客需求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在成立的最初,伊藤洋華堂完全把日本模式照搬過來,結果它在中國的第一家店春熙店連續3年都處於虧損狀態,共虧了兩個億。
開店之初,伊藤洋華堂直接搬來了總部的綜合超市模式,90度鞠躬歡迎禮節,窗明几淨的食品區,比視線矮一頭的貨架,廁所內還專門給顧客留出了整理衣物
妝容的休息室,收銀台外擺上一溜自助整理檯面……前所未見的細節服務讓顧客感到好奇,開業第一週,伊藤洋華堂賣出了這家公司在日本市場以外開店單日最高銷
售額137萬元人民幣。
不過,開業的新鮮勁過後,春熙店的銷售便逐漸冷清,甚至還達不到計劃銷售額的10%到20%。
陳適至今記得當時從日本空運過來的海鮮被一批批倒掉的場景。當時,許多進店的顧客都好奇地看著擺放在冰櫃裡的從未見過的深海魚,臉上帶著吃驚的表情,
好像在動物園參觀一般。身為成都人的陳適很能理解顧客的心態:「成都地處內陸,人們只吃淡水魚,深海魚見都很少見過,更別說吃。」
華堂當時在還沒摸清本土消費者需求的時候,就採取了高價策略,另一名中國董事金曉蘇回憶說:「人民幣200多元的筆記本遠遠超過當時人們的想像。」金
曉蘇還趁著打折買了一套3000多元人民幣的日本品牌服裝,「這些日本牌子對成都人來說很陌生,而且尺寸也不太適合中國人。」當時的華堂只好拚命打折—由
於日本伊藤80%的商品是買斷經銷,只有20%代銷,賣不出去就等於虧損。
「到底什麼樣的商品是當地人及中國人喜歡的?」伊藤開始進行大量的調查工作,拜訪成都住戶,打開市民家的冰箱和櫃子,瞭解他們的冰箱和櫃子裡什麼是必要的,還缺什麼,甚至翻過居民垃圾袋,尋找他們的必需品。
三枝本人也迫切希望融入成都的當地生活之中—什麼餐館最流行,他就去嘗試—不過,語言和文化始終是很大的障礙。
後來,他開始把更多的選擇權交給中國的員工。商品部每週一次交流會,每個人都可以對商品選擇提出建議。
時任商品部文玩主管的鐘慶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毛絨虎,時值虎年,文玩部採購的毛絨虎熱賣,這讓日方大為不解,他們原本認為這種硬毛絨玩具手感不
好,根本不適合做玩具。悠悠球開始出現在成都街頭時,這種在日本早存在的老套玩具並沒有受到重視,不過,文玩部的劉虎發現,現在的悠悠球已經有了改進,不
僅是孩子們玩的簡單玩具,更成為一項手上競技運動,文玩部最終決定購進悠悠球,一天賣出25萬件,創下當時的記錄。
成都伊藤逐漸調整適合本地需求的商品結構,把深海魚換成了淡水魚,龍蝦換成了蝦仁,熟食櫃檯甚至增加了爆肚、肥腸粉等日本人引以為奇的特色川味。
同時,它也在培育顧客對華堂的認知,讓他們一想到華堂,就聯想到一些特殊商品。
這耗費了相當的成本和耐心,但效果在後續的經營中慢慢顯現出來。5年前,伊藤推出日本壽司和沙拉時,80%都要倒掉,現在這成了其單店一天能賣3萬元的產品。
伊藤每家超市都設有「烹調廚房」,現場教做牛排等菜式。你很難在其他超市看到類似只花錢而不產生利潤的項目,甚至還佔用了有限的零售空間。但是,華堂通過這種方式給顧客提供了一種接近發達地區的消費情報,也讓顧客更容易接受像牛排這樣的高端消費品和其他新鮮事物。
華堂的觀點是,不僅要抓住顧客眼前的需求,還要看到未來及潛在的需求。
2011年年底,來自日本的池彥和室裝修入駐高新店,在此之前,它只在上海有一家。店中店的營業員對《第一財經週刊》說,開業幾個月以來,每個月不過
一筆訂單。「我們希望的是讓顧客多一種選擇,有一天想做榻榻米裝修風格的時候,會想到伊藤洋華堂有一家。」成都華堂高新店店長李野解釋。
在商場商品的選擇上,伊藤也自有一套經營體系。ZARA、優衣庫這類暢銷品必不可少,但它們也經常為一些有潛力卻陌生的品牌保留一部分名額—因為這部分商品的利潤更高。
零售業的考核指標是坪效,即每平方米收入。要把每一平方米的價值發揮到最大,一方面得降低損耗,另一方面則是增加銷售。伊藤洋華堂的辦法是在有限的空間裡,營造出舒適而科學的購物環境。
伊藤的商品不根據品牌的類別做簡單的擺放,而是還原生活場景,根據產品功能的相關性,將商品周全地陳列出來。在其他超市,可能需要跨幾個功能區去購買的商品,伊藤這裡可以一處購齊。
住居部裡,一個模擬的「浴室」空間裡有沐浴所需的香皂、洗髮水、毛巾,刷牙所需的牙刷、牙膏、漱口水,護膚所需的手霜、身體乳等;而「洗衣房」中除了洗衣服用的洗衣粉、洗衣液,晾曬用的衣架、晾衣桿外,還考慮到了儲藏的需要,擺放了各式收納用品。
這種陳設方式的選擇源於對顧客消費習慣的分析。
伊藤洋華堂的每家店都不是簡單照搬的模式,而是會研究每家店所在商圈的人群特徵,在商品結構和銷售方式做調整。
顯得誇張的是,為了不斷調整適應度,以滿足顧客的舒適度和新鮮感,伊藤每年要進行兩次或大或小的改造翻新。廣報室主任趙夢紅說:「有的改造投入甚至比得上開一家新店。」
雙楠店前前後後歷經幾次大改造:開設了體育用品商場,加大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租用停車位,隨著開車族增加,雙楠店提前準備的停車位更加派上了用場;改
裝超市,冷鮮、冷藏、保溫設備全數更新,設立成都賣場第一個試吃點和透明的開放式廚房;餐飲區改造,引進諸多日本本土餐飲品牌,比如初次進成都的花丸烏冬
面,伊藤自有品牌PAOPAO。
春熙店也進行了調整。隨著成都舊街改造,春熙店的客人中60歲以上的居家老人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周邊上班族和外地血拼客。2010年,春熙店衣料
服飾館對品牌進行了重大調整,加大了時尚女裝的比例,全新引進了許多西南乃至全國的獨家品牌。ZARA、無印良品等在西南的第一家店選擇在此;考慮到前來
購物的人群都很繁忙,食品館摒棄了米、油等原材料的銷售,增加了半成品以及小包裝食品,水果也是小份包裝並配有小叉子。
伊藤還有一個偏執狂的特點,那就是,它幾乎把情報信息研究寫到公司章程裡。
在所有伊藤高層的辦公室裡,毫無例外都張貼著地圖,比如成都市城區地圖、成都市地鐵路線規劃示意圖、成都市購物中心規劃分佈示意圖、成都市田園城市概
念規劃圖、成都天府新區規劃圖等。它是成都第一個想到購買天氣預報的零售公司。華堂規定每家店舖都必須根據第二天的天氣情況調整商品陳列。
三枝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讓華堂摸清顧客需求,比競爭對手更快一步對市場做出反應。2006年成都遭遇歷年溫度最高的夏季,與往年同期相比高出五六
度。從7月到9月是體育類商品銷售淡季,有些商家甚至停止進新貨。伊藤向天氣台購買了預報信息,提前瞭解到天氣變化趨勢,並庫存了足夠的商品,更早引入了
大量新品。很快,國慶黃金週氣溫降了下來,去戶外旅行的人劇增,華堂的體育類商品銷售一度攀高。
更重要的分析數據來自POS系統,華堂借助它來預測每種商品的銷售趨勢。伊藤洋華堂在日本就很重視單品管理。收銀機每兩個小時把單品銷售信息反映在數據庫中,相關人員可以根據POS系統反映的信息精確計算進貨量和種類,最大限度降低損耗,儘可能減少斷貨情況。
成都的伊藤洋華堂則在總部的基礎之上強化了單品管理策略。三枝要求每一個單品負責人給自己定目標,設定「萬元目標」、「兩萬目標」等等,再在完成的基
礎上逐步提高—提升每件商品的最大銷量,從而提升整體銷售額。它根據顧客需求做出的調整甚至可以精細到時段。由於數據顯示,每天不同時段來購物的消費者並
不完全屬於同一種類型,所以顧客的偏好和需求也不一樣。伊藤賣場平均每天要變動兩次商品陳設,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消費者及時注意到他們想要買的商品,更快更
多完成購物。同樣的道理,伊藤對熟食等易壞的商品按照新鮮程度調整價格—通過小幅度的促銷刺激消費者購買,好處是加快存貨周轉,減少過期損耗,也就相應降
低了成本。
類似的思維體現在伊藤的每個管理細節中。它用生鮮帶動超市,再用超市拉動商場銷售。它自己形成了一套經驗,根據以往的銷售數據進行分析,到底是肉塊好
賣還是肉餡好賣,是500克好賣,還是200克好賣,再讓營業員精確下單,並根據當時銷售情況及時調整訂單。同時它還要求店長或者總部主管經常在店裡巡
邏,以檢視銷售情況予以及時調整。
「去現場才能確認我們的方針是否在現場、在員工身上得到落實。零售是對人的行業,與顧客在現場接觸發現的不足,在辦公室看不到。」三枝強調巡店的重要性,無論中方高管還是日方高管,都要儘可能多地接觸賣場。
牛海鵬認為,細緻到每件商品的管理雖然相對複雜,但也更能夠促進銷售。這也是日本零售企業的一大特色。與家樂福等大賣場的代售模式不同,伊藤多為自營商品,利潤主要是商品價差;綜合百貨有一部分利潤來自物業出租,更多還是依靠自營商品的價差。
這家公司還在組織架構和人事任用上做了日本公司少見的創新。
日本公司通常在人事管理上偏保守,它們的高級職位往往由日本人擔任。就以另兩家華堂合資公司為例,北京華堂洋華堂的9人董事會中只有1名中國人,還是中方投資代表,而王府井華堂的7人董事會中則清一色是日本人。
成都伊藤洋華堂打破了這個慣例。「我們必須在本地儲備起龐大的人才庫,才能滿足伊藤不斷擴張的需要。」三枝對《第一財經週刊》說。
就在三枝接受任命的一個月之前,2月27日,成都伊藤洋華堂宣佈了一個令外界吃驚的人事任命:將3名中國人升任為7人董事會中的成員。
這家公司的本地人才培養計劃一直在悄悄進行。早在2008年2月,伊藤洋華堂更換了四成管理人員,使大量中國籍員工走上更高職位。現任董事之一的鐘慶
成為當時華堂的第一個中國店長。2009年,伊藤洋華堂再次進行人事變革,日籍幹部全部轉為「教練」,由中國幹部擔當所有店舖店長和職能部門的部長,經理
以上幹部的崗位變動幅度達到60%。伊藤洋華堂希望一些干部能夠擁有不同的崗位經驗,以便更接近經營者的思維方式。
崔洪波認為,這是伊藤的聰明之處,零售業是與人直接關聯的行業,只有調動了管理人員的能動性和積極性,才會提供給顧客更好的服務,從而能夠為公司帶來更大利潤。同時,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零售業常見的商業腐敗行為。
在成都5家伊藤洋華堂穩定發展之後,第六家店已經正式動工,三枝甚至提出了新的發展計劃:2012年在重慶開店,以成都為基地,向西安、昆明、武漢等城市發展。
但是,目前華堂在整體營收規模上尚無法與家樂福、沃爾瑪相提並論,而且北京華堂洋華堂8家店的銷售情況也並不樂觀,除了首店十里堡店貢獻了北京華堂收入的1/3,其他店經營則非常嚴峻。
在接受正式任命之前,3月份三枝已經兩赴北京,瞭解華堂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發現,北京華堂走的是與京客隆、物美、家樂福等超市一樣的價格路線。」
在華堂的論壇上,常有人在討論三枝的到來能否改善北京華堂的現狀。
接受委任之後,三枝仍把成都作為伊藤在中國市場的人才培養基地。不管是從日本總部調來的人員還是伊藤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店舖負責人,都將先由成都伊藤來培養。華堂在重慶項目的負責人是成都伊藤的前董事關口博。原在成都華堂的4名日籍幹部也剛剛被派往北京。
三枝說,他希望這些新上任的管理者能給北京華堂帶來改變。
在一個競爭更為激烈的市場,完全照搬成都模式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三枝承認,兩天時間,可以把競爭對手的商品價格和商品構成收集到手,一週時間,可以照搬商品照搬陳設方式,一個月,可以照搬整個業態的裝修佈局。但是成都顧客與北京顧客的需求不會完全一樣。
這還需要更多本土員工的參與。
面對電子商務的衝擊,超商行業本身已經在走下坡路,整個零售業在2011年的情況並不理想。家樂福關閉了4家店,太平洋百貨關閉北京2家,而家樂福與
沃爾瑪中國區負責人也相繼更換,顯示出外部環境的艱難。但三枝認為,不管外界環境如何,最終發展還是跟一個公司自己的選擇有關—更具體的理解,應該是跟選
擇何種管理方式有關。
「建成一個什麼樣的華堂,在當地有存在的價值?」在北京公司的一場討論會上,三枝提出了與15年前類似的問題。接下來,他希望依靠這個答案來發揮北京華堂每一平方米的最大價值。
10月5日,這家公司發佈了第三季度初步財報。由於Galaxy系列智能手機強勁的銷售,其第三季度運營利潤約為72.8億美元,超出業內預期,同比增長將近100%。這是這家公司連續第四個季度創造最高利潤記錄。完整財報將於10月26日發佈。
以「跟隨戰略」起家的三星通過支付大量的專利費用購買技術並從中獲利,曾在半導體和液晶顯示器市場都實現過對領先者的反超。在智能手機市場也不例外。
它通常會選擇在新款iPhone發佈的前幾個月推出自己的旗艦手機Galaxy系列,避開與蘋果正面衝突。通過大屏幕的戰略和模仿其他公司最新產品技術的「反向工程」,Galaxy往往都能在硬件上領先於蘋果的最新產品。
2012年第一季度,三星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4220萬部,超越蘋果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廠商。在2012年第二季度的財報中,三星手機業務同比再
次增長145%,淨利潤36.5億美元。第三季度手機業務仍是三星最大的貢獻者,並持續抵消著芯片和顯示屏訂單減少的疲軟。根據市場調研公司Asymco
的報告,三星佔據了1/3的手機市場利潤,與蘋果共同把持著手機市場超過90%的利潤空間。
另一個利潤來源則是三星完整的產業鏈,包括了CPU到存儲芯片和液晶面板。除了為自己的品牌降低成本、縮短市場響應週期,它的競爭對手們也不得不依賴
於三星的零部件產能。2010年,蘋果在三星的採購總額接近57億美元,後者為iPhone和iPad提供主要配件。這使得三星掌握著近四成的智能手機關
鍵零部件生產和定價權,並利用供應鏈產能讓對手陷於被動。
但72.8億的利潤或許已讓三星達到了頂峰。在即將於12月結束的第四季度財報中,這種上升勢頭很有可能被終結。包括營銷支出、專利戰的消耗和芯片銷售額下滑在內的等等因素都將影響三星未來的財務表現。
倫敦奧運和Galaxy SIII的上市讓三星支出了龐大的營銷費用。根據國際金融服務公司瑞士信貸集團的估計,在7月至9月之間,三星大約有27億美元的營銷支出。
作為借由奧運營銷在世界上打響知名度的品牌之一,早在5月,三星就宣佈Galaxy
SIII將成為倫敦奧運官方手機,為奧運會提供「運營支持」,並提供給1000名「重要持股人和決策者」使用。這款手機沒有讓它失望。三星第三季度智能手
機出貨量約為5800萬部,其中Galaxy SIII在發佈100天內實現了2000萬部的銷量。在2012年6月的發布會上,三星首席營銷官Tom
Pendleton宣稱:「我們在做一場三星史上最大規模的營銷活動。」
三星還挑起了與蘋果的正面營銷戰。它們在報紙上投放整版廣告挖苦蘋果,寫下「傻瓜都知道哪個更好」的廣告詞。但蘋果依然具有強大的市場衝擊力。iPhone 5首日預售就達到200萬台,是iPhone 4S上市首日的兩倍。
這場營銷戰可以被看為從另一個戰場上蔓延而來的戰火。8月底,美國聯邦法院陪審團裁決三星賠償蘋果高達10.5億美金的罰金—即使對於這家全球營收最
高的科技公司而言,這也不是一個小數目。10月8日,三星發起反擊,宣佈把9月剛剛發佈的iPhone
5手機列為現有官司的起訴對象,指控該產品侵犯其專利技術。
因此,在最後一個季度中,三星還將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潤用以作為司法準備金和支付賠償。除此之外其全球20.6萬名員工中將有不少人的工資績效將可能加重公司在第四季度一次性支出的壓力。
真正讓三星無法高枕無憂的是它的利潤構成。在2012年7月4日,三星通訊部總監李仁龍也承認了公司的獲利結構並不穩定。
傳統的存儲芯片業務看起來已經不再是一門好生意。第三季度,三星用於電腦和手機的DRAM芯片價格下降了14%,合同價格已經降至谷底。高盛在一份投
資報告中稱:「如果不進行大幅減產,DRAM芯片的價格很難在短期內出現明顯增長。」根據全球市場研究機構iSuppli的數據,三星在全球記憶芯片市
場、存儲芯片市場和閃存領域市場的份額目前均為全球第一。但存儲器最大的需求PC市場已經開始疲軟,三星試圖改變利潤結構並降低對芯片的依賴。另一個壞消
息是三星最大的客戶之一蘋果正在削減自己對它的依賴性。雖然三星仍在蘋果的內存芯片初始供應商名單上,但後者已經開始減少訂單量,並以東芝、爾必達和SK
海力士的芯片取而代之。
現在,Galaxy策略讓三星的智能手機業務如日中天,芯片、半導體和面板業務已經成為利潤配角,它們曾經都是其核心業務部門。這使得三星手機業務發
展變得更加關鍵。但智能手機終端的銷售意味著營銷投入和面對一群變化無常的消費者。依賴Android系統也不是一個好辦法。雖然三星可以節約上千萬美元
的軟件開發成本和授權費用,但如果沒有操作系統和內容的競爭力,即使擁有產業鏈的優勢,未來也很難保持現有的運營利潤。
也有人認為三星還有機會,Rethink Technology Research研究主管Caroline
Gabriel表示:「三星並不是像HTC一樣的手機廠商,有潛力開發向電視機、PC、手機和多媒體播放器提供內容和網絡服務的平台,並使這些平台互聯起
來。」三星的確在嘗試與內容供應商合作,它們宣稱將在2012年年底推出一款帶有Google TV的智能電視。但這也不是什麼太讓人興奮的商業模式。
9月底,剛上任不久的三星新CEO權五鉉表示集團尚未敲定下一年的投資計劃,但三星的未來可能不會太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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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旗下的「人間衛視」節目主持人逸飛,被控以投資「電子垃圾回收」為幌子,大舉吸金詐騙5億元。十多名受害者集體向本刊投訴,指逸飛夥同妻子、弟弟,以每35~40天就有3~4%的高額利息為誘餌,大舉吸金,付出幾期利息後,再以「營運出問題」為由,停止支付利息,最後甚至連本金也不肯歸還。受害者發現,逸飛等人自稱投資失利,卻又大手筆買豪宅,行徑惡劣,目前已經提出告訴,希望檢調單位盡速偵辦,將騙徒繩之以法。 核四爭議不斷,佛光山創辦人星雲法師日前在旗下的《人間福報》發表〈吾言有罪〉一文,對於外界質疑他力挺核四興建的立場表示:「有人說,要把核廢料放在佛光山,感謝你的慈悲,成就我們的犧牲。」 此言一出,立即引發民進黨立委抨擊,蔡煌瑯希望星雲法師不要激化擁核與反核的對立;黃偉哲表示,不希望佛光山變成「核光山」,出家人不打誑語,請星雲法師不要掀起進一步的口水戰。 電子垃圾 當幌吸金 星雲法師撰文引發論戰,佛光山旗下的「人間衛視」節目主持人逸飛,也捲入一起五億元的吸金詐騙案,遭多名受害者提告,使佛光山跟著受累。本刊調查,今年四十七歲的逸飛,本名陳逸傑,曾經當過空中少爺、紅包場駐唱歌星,約在前年年底接下人間衛視美食節目《食來運轉》的主持工作,但該節目已於去年四月停播。十多名受害者集體向本刊投訴,指逸飛與妻子湯小玲、弟弟陳登廷,以投資「電子垃圾回收」當誘餌,謊稱每三十五到四十天,就有高達二‧八%到四‧五%的利息,大舉吸金。但受害者投入資金後,收了幾期利息,逸飛等人就宣稱「公司營運出問題、貨被海關扣留」,不僅不再支付利息,就連本金都不還給受害者。被騙的受害者遍及各行各業,包括珠寶商、馬術教練、中醫師、媒體主管、髮型設計師、藥師,就連在逸飛家幫他照顧小孩的保母,也都血本無歸,被騙的金額少則十萬元,多則一千八百萬元。目前受害者分別向台北、桃園二個地檢署提告,但官司進度緩慢,十多名受害者六日開會討論,希望聲請合併偵辦。出面提告的受害者中,損失最多的是馬術教練陶先生,他是新北市警察局騎警隊教練,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Janet也是他的學生。陶教練告訴本刊,他是因為馬術學生的引薦,認識了逸飛夫妻,才一步步掉入陷阱。 闊綽炫富 搏取信任 陶教練說:「二○一○年我因朋友介紹,認識逸飛夫婦,他們住在桃園第一豪宅『中悅帝寶』,出入開雙B轎車,穿金戴銀,十足有錢人的模樣。逸飛告訴我,他弟弟陳登廷是上市公司『樺欣環保』的主管,因為業務上的接觸,得知所謂的『電子垃圾回收』有極高利潤,所以在中國大陸成立公司。」陶教練說,逸飛夫婦告訴他,他們投資弟弟三億元,每月可拿三到四%的利息。陶教練聽了非常心動,透過逸飛夫婦認識陳登廷,陳為了取信陶,除了把「電子垃圾回收產業」說得天花亂墜,還提出一份「業務實績」,強調技嘉科技、全虹企業、通用先進等知名企業,都是合作廠商。 停付本息 全推胞弟 陶教練告訴本刊,陳登廷為了取信他,還與他簽署一份「投資契約」,雙方約定陶出資二百萬元,陳的公司每期給他二‧八%的報酬。個性謹慎的陶,一開始只投入二百萬元,三十幾天後,陳登廷匯給他五萬六千元利息,而且連本金二百萬元也一併匯到他的戶頭。陶教練嘗到甜頭後,逸飛夫婦及陳登廷告訴他:「本金匯來匯去,會有匯率上的損失,最好不要輕易挪動。」陶教練認為有理,加上信任逸飛夫婦,所以第二期之後就不再要求匯還本金。由於前幾期利息支付從未拖延,陶教練為了賺取更多利息,陸續匯了一千八百萬元,沒想到二○一二年五月開始,不僅利息拿不到,連本金也血本無歸。陶教練說:「陳登廷告訴我,因為貨物遭海關扣留,公司營運出問題,所以無法支付利息及本金,還說投資本來就有風險,要我自行吸收損失。但我要求他拿出公司帳冊,他卻拿不出來,我找逸飛夫婦協調,他們卻說自己也是受害者,我忍無可忍,所以在二○一二年六月提出告訴。」讓陶教練氣憤的是,官司拖了快二年,但台北地檢署一下交調查局查辦,一下由檢察事務官問案,一下又因為檢察官調動,而更換承辦人,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案。 不畏訴訟 再買豪宅 另一名也住「中悅帝寶」的珠寶商吳先生,也因為與逸飛夫婦是鄰居,被騙了六百萬元。吳先生說:「逸飛夫婦出手闊綽,我們認識第二天,他倆就到我店裡買了高價珠寶。我認為他們都投資了,應該不會有問題,沒想到竟然被騙!」還有受害的髮型設計師說:「我們髮廊的股東是逸飛太太的親戚,因為逸飛夫婦慫恿,投資五十萬元,每個月都拿到不錯的利息。逸飛夫婦每次到我們髮廊消費,用的洗髮精、護髮產品都是最貴的,他們常常跟我說,當髮型師很累,又賺不了多少錢,慫恿我投資,我禁不起誘惑,投資了一百萬元,好幾個同事也跟著一起投資,但沒想到才拿了幾次利息,就被倒了。更可惡的是,逸飛夫婦案發後,竟還大剌剌到店裡消費,要我們侍候,你說氣不氣人!」受害人查出,逸飛夫婦日前還用人頭戶,訂了台北市內湖區「天璽」、新北市新店區「碧潭山水」的上億元豪宅。為了討回被詐騙的金錢,受害人將集資湊足擔保金,把二戶豪宅假扣押,也希望檢調單位盡速偵辦,把騙徒繩之以法。 回應 逸飛: 我才是最大受害人 逸飛表示,此案目前還在訴訟中,不方便多說,但他和太太是最大投資者,損失最多,也是受害者,弟弟陳登廷目前人在中國,他才應該為此事負責。 逸飛 小檔案 本名 陳逸傑年齡 47歲學歷 世新大學廣電科經歷 遠東航空空少、紅包場歌星、人間衛視主持人 電 子 垃 圾 回 收 煉 金 回收報廢的電腦、手機等3C產品後,將晶片取出測試,若晶片功能正常,則轉賣給高科技廠商;若晶片已壞掉,則將晶片上的金屬熔解,提煉出黃金、銅等高價金屬變現,據說一噸的電子垃圾,可提煉出200到800克的黃金,蘊含龐大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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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利席捲台灣錢,讓台灣對中國曝險再創歷史新高,將兩岸金融風險高度連結。台灣應全面檢視對中國放款,揪出大玩兩岸套利的大咖,才是釜底抽薪的最佳方案。 撰文‧呂國禎 嘉義市、中壢、廈門現場發現台灣人正在瘋兩岸高利差,台灣錢前仆後繼前往中國,更嚴重的問題是,大企業借台灣錢到中國玩套利、變﹁銀行﹂。台灣資金流向中國出現大漏洞,讓台灣對中國曝險金額不斷創新高,已經到了必須全面檢討,揪出真正害群之馬的時候了。 第一個問題是,兩岸金融防火牆被挖洞,錢不斷地流向中國。 時間回到去年底,台灣的銀行對中國曝險額已近新台幣一.四兆元,兆豐銀、上海商銀、永豐銀、中信銀、國泰世華銀、玉山銀等銀行的曝險金額都被點名,放款到中國必須要小心上限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些銀行借出去的錢(含放款、拆借、直接投資)都逼近淨值一倍的限制,一旦超過,就不能再借錢到中國去。 今年第一季,情況更加惡化,根據央行統計,今年第一季當人民幣定存超過兩千六百多億元之時,台灣的銀行吸收人民幣存款無處去化,大多數轉存中國銀行台北分行,這些存款終點仍回到中國,因此這些人民幣定存也被視為兩岸曝險金額。因為這些人民幣定存目前沒有回流機制,也無法做國際離岸市場,最終就是流回中國,因此央行定義叫最終風險(都會有被中國倒債,錢要不回來的風險)。 用簡單的話來說,情況正在惡化,台灣從上市公司、大型台商都將錢借到中國去,後果是台灣金融體系與中國愈來愈緊密,中國金融業一旦出現任何風險,影響台灣的機會也愈大。 上市公司玩套利 變身為台灣版「影子銀行」造成台灣的銀行放款到中國不斷激增的原因,真正該檢討的是台灣的上市櫃公司,今年四月,外資盛博香港Sanford C. Berustein(Hong Kong) Limited發出一份名為「廣達銀行」的報告,指出台灣上市公司廣達的財務操作,幾乎已經是「銀行」的規模。 三年來,廣達在利息和匯兌的收益竟然分別佔了獲利三成多、二成多與四成多。除此之外,英業達、鴻海和廣達一樣,利息和匯兌收益不輸給銀行一整年的獲利,也同樣成為外資的焦點。 學者與專家指出,這些大型上市公司都在大玩兩岸套利,變身成為台灣版的「影子銀行」(見小辭典),在台灣借錢的利息有的才一%多,取得大量資金之後,搬到中國去定存人民幣、買理財商品甚至放款,報酬率五%起跳。這些錢本來借給上市公司的目的是投資實體經濟,例如蓋廠房、買設備與採購原物料,但這些公司卻看上了兩岸高利差,把錢用在理財操作。 交大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葉銀華說,要求台灣的銀行放款到中國不得超過淨值的一倍,是因為自開放中國投資以來,台灣經濟已經演變成過度依賴中國,讓兩岸經濟風險綁在一起。所以有一句話是這樣說:中國經濟如果失速,台灣經濟就要摔車;中國經濟如果打個噴嚏,台灣恐怕就要重感冒。 因此,政府不希望再讓兩岸金融也綁在一起,葉銀華說,這就像一道防火牆,隔離台灣與中國的金融體系,避免中國金融直接影響台灣金融體系。 然而,當我們試著直接在台灣將人民幣匯往中國去理財或定存,赫然發現錢進中國非常容易,也就是說,拿台灣房子貸款新台幣,這些新台幣換成人民幣匯到中國,只有一天人民幣八萬元的上限。 葉銀華說,這代表金融監理制度有破洞,雖然個人將資金匯往中國對於兩岸曝險影響不大,但這代表防火牆正在鬆動。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金融風險很大嗎? 就在台灣錢不斷被吸往中國的同時,中國公司債規模已經悄悄成為世界第一,信評機構更質疑中國企業的還債能力,直接點名房地產與鋼鐵業有違約的風險。 中國公司債攀升 企業償債能力值得關注 六月十六日,信評公司標準普爾發表報告,指出中國的公司債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公司債發行規模最大的國家,這比它們先前預期的早了一年,截至去年止,中國公司債規模為十四.二兆美元,美國則為十三.一兆美元。 預期到了二○一八年,中國公司債規模將達二十.四兆美元,佔全球的三分之一,而美國預計將為十四兆美元。中國不僅公司債高居世界第一,債務還在快速累積當中。 可怕的是,中國債務風險也在增加當中,標準普爾也發現,北京政府已經開始讓一些小的私人企業違約,降低為問題公司紓困的意願。這項作法的目的是提早讓不良企業倒閉,避免雪球愈滾愈大,將發生更嚴重的系統風險。標準普爾還認為,接下來不動產、鋼鐵業的償債能力值得關注,甚至點名中國鋼鐵業會有更多的債務違約。 所以台灣人如果投資中國銀行的理財商品必須小心,如果最終連結的商品是房地產與鋼鐵業相關,恐怕會有違約與倒債的風險。雖然迄今仍未出現任何一檔產品讓投資人本金拿不回來,但廈門銀行行長洪主民提醒,一旦違約或發生問題,台灣人想跨海求償,難度比一般中國公民還要高而且麻煩。然而,誰也無法保證中國不會發生本土金融風暴。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錢荒吸引台灣錢去套利,反而造成資金排擠的效應。 學者與台商專家呼籲,要同時解決不斷飆高的對中國曝險金額與台商資金短缺問題,方法不是放寬淨值一倍的規定,而是揪出台灣哪些上市公司在台灣借錢搬到中國開「影子銀行」,就能優化對中國放款,釋出額度給真正需要資金的台灣人。 資金排擠效應 中小型台商借錢難度增加 葉銀華說,台灣民眾到中國去定存人民幣,總金額還不至於大到影響對中國曝險上限,只要加強金融監理即可;真正的問題是,大型企業在台灣借錢,跑到中國去做財務操作,大玩兩岸套利遊戲,變身成為影子銀行,這個問題才大。今年六月更產生資金排擠作用,原來當台灣人瘋狂定存人民幣,讓台灣對中國曝險金額飆高,造成多數銀行因為放款到中國逼近淨值一倍的上限,因此不願意借錢給中小型台商。 富蘭德林事業群總經理劉芳榮說,六月一日中國放寬內保外貸政策之後,就有江蘇崑山的台商拿廠房抵押想回台灣借錢,這筆資金並未直接匯回中國,而是向台中的工具機業者採購六百台的工具機。 當一切手續都辦妥後,台灣的放款銀行最後卻踩了煞車,不願意放款給台商。原來台灣統計對中國曝險金額上限,從過去的直接放款到中國,現在變成借錢買機器設備,也要問這批設備是不是移到中國生產,如果這批機器最終是到中國,這筆貸款就被列為對中國的最終風險,不得超過一倍淨值的放款額度中。 劉芳榮說,這造成了二害一利的局面,第一害是台商無法取得相對低廉的台灣資金發展,只能回到中國去借,從台灣不到三%,變成借當地少則八%到一○%的貸款。第二害是台灣工具機王國因此少了六百台的訂單,最後是中國銀行與中國工具機業者賺到,這個台商最後轉回中國去貸款並且在當地採購工具機,獲利者反而變成了中國。 然而,葉銀華與劉芳榮都認為,真正的問題是目前台灣的銀行放款到中國,有多少錢是被上市公司、大型台商借到中國去做財務操作,特別是做電子代工的上市公司。 葉銀華說,上市公司兩岸套利問題已到了必須檢討的地步。劉芳榮也認為,全面檢視,讓台灣國銀對中國曝險金額降低,才能讓需要資金的台商可以取得資金,兩岸金融防火牆才不會鬆動。 所以,正當中國高利差席捲台灣錢時,是到了該檢討誰正在大玩兩岸套利的手法,因為一旦中國發生本土金融風暴,屆時不管你有沒有存人民幣,都會因為這群大玩套利的人而被捲入其中。 2008年以來, 對中國曝險金額大攀升 台灣本國銀行對中國曝險金額(直接風險餘額)2008Q4 38.4 2009 40.8 2010 74.1 2011 166.9 2012 235.5 2013 458.8 2014Q1488.49(812.7)**備註:2013年台灣開放人民幣定存,國銀吸收大量人民幣存款,轉存中國銀行台北分行,因中行台北位於台灣,不屬於跨國債權,金額並未列計在直接風險裡,但最終風險歸屬中國,使2014年Q1國銀對中國跨國債權最終風險金額飆高到812.7億美元。 小辭典 影子銀行 指一些非銀行機構提供和傳統銀行類似的金融服務,從事吸收資金、放款與民間借貸的行為,甚至包裝各種債務、有價證券、不動產變成各種理財產品販售,具備了銀行的各種功能,卻遊走在金融監理的邊緣,不易受到監管與控制,成為金融體系中潛藏的風險。 |
在澳門某知名賭場長長的扶手電梯上,下樓的孫姐和上樓的某“圈內人”朋友正巧遇上。孫姐眉開眼笑、大呼小叫,麻利地從手提包里翻出一沓錢,下了電梯又轉向蹬蹬蹬爬上對方的電梯追了上去,客套了幾句後就要對方收下紅包,說那是新年“利市錢”,可以開運。
“過年就是時來運轉,你說我運氣怎麽那麽好,財神爺賭桌上送錢不算,還能在這里遇上你。”孫姐的調子特別高,一連跟對方說了好幾遍自己財運好。
這一幕看得我哭笑不得。孫姐,在東部沿海城市明里幹著擔保公司,暗里幹著放錢賺息的生意,其中不少遠超同期銀行利率4倍,因此也就是個高利貸。去年整年孫姐都在煎熬,由於放出去的錢壞了好幾筆,因此在融資端,孫姐也欠債累累,就怕債主逼債或起訴她。
雖然不知孫姐具體欠債數目,但她的手頭早已不寬裕,澳門之行她也並未像自己說的那樣豪賭豪贏。當被問及為何主動散財,別過朋友收斂了笑容的孫姐說:“和你們媒體一樣,打個廣告做個宣傳,剛剛那筆就當廣告費。”
原來,這已是孫姐第二次使用“上澳門”的公關伎倆了。自從資金鏈告急,“江湖”上就有對她的不利傳言和各路打探。就像那個發生了某高管突然變動的股份制銀行要緊急應對負面輿情、暗中布置各基層行防擠兌風險一樣,孫姐也有她的防“擠兌”。
要是所有的金主都鬧去法院排隊起訴,所有給她公司貸款的銀行都來收貸,那還得了?
打扮身家防“擠兌”
在答我問題前,孫姐指了指自己鎖扣鋥亮、荔枝紋清晰的皮包,交相輝映的Vertu手機和陀飛輪精確擺轉的腕表。做資金的,除了他們自個兒腦袋里印著一張資產負債表,沒有外人能真正看得清他們的身家。就像孫姐,哪怕是借,都要繼續開好車,只有這樣,才能讓金主們以為她的身家還在。
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過程。“現在還沒人起訴我,他們都在互相盯著,打聽著我的情況,只要有一個債主踏出第一步,後面的全部會跟上,誰都會怕自己下手慢。到時候我就玩完。”
孫姐的描述讓我想到一個被吹漲的氣球,一根細針可以刺爆全局。
其實,這兩年行走業內,這種債主們集體虎視眈眈卻又集體按兵不動的局面,我已屢見不鮮。有時得知某債務主體已經周轉不靈,剛想調查報道,卻被銀行分管人士而非企業勸說求情或教導我“顧全大局”。
“你不曝光,我們都有‘時間換空間’的機會,你一曝光,銀行肯定一哄而上一起動手,鐵定壞賬。”我曾被這樣勸說。
在這種張力下,孫姐幾個月前已經來過一次澳門。那次她的目的一樣不是豪賭,而是在微信朋友圈里PO了不少顯示自己逢賭必贏和“敗家娘們”購物形象的照片,並且帶了豪禮回家送圈內朋友,為的就是裱糊自己的身家,迷惑那些虎視眈眈的債主們。
“我都不急你急什麽,我是欠你兩千萬,但老張欠我四千萬,下月初就還了。”孫姐曾這樣氣定神閑跟一討債上門的朋友說。
而剛剛電梯偶遇的朋友,是孫姐資金圈里的一個“碎嘴”。這對孫姐來說,是個“投放廣告”的好標的。
爭取時間鋪後路
孫姐也不傻,不可能白耗著“公關成本”等死。她面前有三條路。
第一條路,是她眼下放出去收不回的資金能被回攏,但是按孫姐對她債務人的判斷,希望渺茫;第二條路,是她能夠妝扮好身家去開拓更多的融資渠道,但是她的“名片”身份所從事的民營擔保行業已經被銀行們基本拋棄,不來收貸已經謝天謝地,而嗅覺靈敏的民間資金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去往了資本市場,這兩年民間資金運作盤子不斷爆掉,也讓不少金主長了記性,孫姐忽悠不到錢。
在孫姐看來,第三條、也是她正在謀劃的一條路,便是用表面的樂觀和打扮起來的身家,來爭取時間——逃廢債。
“我花了5000美金買了一本非洲護照。”據孫姐自己說,市場上有這樣“服務”,而且完全不需要本人去非洲該國就能買到,更不必因此放棄中國國籍(中國公民不允許雙重國籍)。孫姐信誓旦旦說這護照是“真”的,可以用來進入非洲該國,只不過,護照上只有非洲該國的出境章,但沒有中國的入境章,因此必須想辦法托關系去搞一個入境章,否則未來憑該護照從中國出境會遇到阻礙。
當然,我本人並未見到過這本“神奇”的護照,無從判斷是否真可以有這麽個“5000美金”救命招數。
40萬搞定一個美國L1簽證
“神奇”的非洲護照還缺一個入境章搞不定,孫姐另有更“靠譜”的辦法:花40萬搞定一個美國L1簽證,這下“跑路”可以跑全家。
孫姐介紹做法是這樣的:一家在中國成立2年以上的公司,有個小幾百萬人民幣的註冊資本,有個大幾百萬年營業額,證明有需要有能力在美國開分支機構,並且在當地租房辦公雇傭勞動力解決就業,就可以在美國擁有分公司。在美國的分公司註冊資金有至少5萬美元的要求,註冊資金是由申請人掌控的。以上這些步驟看似繁瑣,但國內不少移民公司都已有協助辦理的成熟經驗。
移民怎麽移?孫姐說,只要讓境內公司往分公司“派駐”高管,無論是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市場總監,都可以相應獲得“跨國公司高管”L1簽證。雖然簽證期限一般是首次申請獲批一年,但只要“勞動關系”在,日後可以延期為兩年或三年、最長可達七年。
在孫姐看來,這種跑出國的辦法好處在於:第一,她可以把手上最後捏著的流動資金通過給赴美以後的自己發工資的形式,順利搞到海外去;第二,這種簽證允許帶家屬出國,老公能合法工作、小孩能上公立學校;第三,一定期限後她還可以申請綠卡。
對曾經玩資金長袖善舞的孫姐來說,借個殼搞一個成立2年的貿易公司去美國開個分支做做平進平出的所謂貿易並不難,或者直接將其控制的公司投資美國分公司也可行。但是,比這些都好辦的是,孫姐從移民中介那里獲得的一條便捷路子:有已經搭好橋梁的公司,願意全套收費40萬“渡”一個人。孫姐只需要把國內的勞動關系轉入該公司,然後補交社保和稅收,一段時間之後便可“成行”。
眼下,孫姐正慢慢把手頭的資產想盡辦法悄悄變現,再把可騰挪的資金都暗地轉去該公司。這些“預存”的錢,將是孫姐作為高管被派駐美國後的“工資”。
孫姐謀“跑路”的故事講完了,下期“愉見財經”專欄將接著講孫姐前傳,扒一扒這個精明的玩資金高手是如何背靠擔保行業風生水起、又急轉直下的。敬請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