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保監會發布了《關於規範中短存續期人身保險產品的有關通知》,將中短存續期產品的範疇從產品實際存續期間由不滿3年擴大至不滿5年;保險公司中短存續期產品年度保費收入應控制在公司投入資本和凈資產較大者的2倍以內;存續期限不滿1年的中短存續期產品應立即停售。
對於此次修訂中短期存續產品監管政策的原因,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主任袁序成表示,“中短存續期產品順應需求,並具有收益穩定、透明度高、銷售誤導少等特點,得到了持續快速發展,但由於各保險公司發展策略有所不同,經營管理水平也存在差異,個別公司面臨資產負債不匹配、現金流不足的風險隱患。”
新政一出,部分之前中短期存續產品銷售占比較大的險企表示“壓力山大”,有的公司甚至頓時陷入幾乎無險可賣的境地。
如今已過去近半年時間,之前中短期存續產品銷售占比較大的部分險企也出現了明顯的業績分化,部分險企成績亮眼。以珠江人壽為例,其今年1-6月傳統險保費收入占比提高到51.65%,結構轉型調整成效顯著。同時,該公司今年上半年規模保費收入164億元,同比增長59.32%。
珠江人壽相關人士表示:“作為一家新公司,我們前期需要通過市場熱銷的產品,比如中短存續期產品以快速做大資產規模,然後通過良好的投資賺取利差,覆蓋前期較大的經營成本,盡快實現盈利。”
公司年報數據顯示,2015年珠江人壽保費規模達到211億元,實現凈利潤4,230萬元。
珠江人壽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發展初期,公司保費收入主要源自萬能險業務,但隨著市場整體利率的下滑,投資收益情況逐步下降,過高的萬能賬戶結息可能導致利差損產生。“公司一方面尋找更優質、穩定的投資項目,確保實際投資回報率高於定價時的精算假設;另一方面公司會嚴格控制萬能險的銷售規模。”
今年1月份開始,珠江人壽持續降低中短存續期萬能產品的保費占比,上半年萬能險的產品占比從90%以上大幅下降到不足50%。
“在市場‘資產荒’的大背景下,投資端的壓力會越來越大,為了實現公司的持續盈利,也必須增加保障型、期交型產品的占比,這和保監會的監管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珠江人壽相關負責人說。
近日,珠江人壽關於設立北京分公司的申請正式獲得中國保監會批準,據了解,北京分公司是珠江人壽第一家省外機構。
近日,保險行業首份中報出爐,中國平安以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17.7%的成績“秒殺全場”,而就在此前,另外三家上市險企新華保險、中國人壽、中國太保相繼發布業績預減公告,2016年上半年的凈利潤同比分別下滑50%、65%~70%和46%。
在中國平安凈利潤逆勢增長的背後,是多年來一貫堅持的穩健投資、經營策略,8月18日,中國平安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平安內部一直強調要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如心電圖般的業績表現不利於公司的經營。
壽險管理框架調整
記者:近期,平安人壽重新調整了管理架構,從區域事業部管理制轉為五大事業部和五個共享平臺,平安人壽為何要進行這樣的調整?
李源祥:事實上,一家企業隨著市場變化以及自身的需求而變化是很正常的。這次,我們對平安壽險的組織架構進行重新安排:在後臺,我們成立了5大渠道中心,包括產品支持中心、科技支持中心、投資管理中心、服務支持中心、共同資源中心,這5大中心對應支持前臺的5個渠道:代理人渠道、網銷渠道、銀保渠道、電銷渠道,其中,由於代理人渠道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又把代理人渠道分為兩塊,也就是一元事業群、二元事業群。
我們盡可能的把同類型的分公司放在一起,使其在業務推動方面更有力度,未來的資源投入、投資管理、政策制定更加有針對性。
記者:在這樣的框架調整下,平安也將越來越多的權限下放,這是出於何種考慮?
李源祥:過去,平安在集團層面的控制力度比較強,政策的制定都掌控在總部,也是因為在早期旗下各個分公司的能力有限,我們同時也希望透過這個“大中央”把所有分支機構的運作標準化。而經過幾年的發展,我們發現,無論是分公司還是總公司,中高層管理幹部隊伍都非常穩定,這些管理層積累了很多經驗和能力,考慮到未來更夠更快的回應市場的變化,所以,我們把權限盡可能下放,包括人事、財務和制度等。
資產與負債要匹配
記者:目前,市場上有不少中小型保險公司憑借銀保渠道大力銷售萬能險等高現金價格產品,借此迅速占領市場,你如何看待這種經營模式?
李源祥:由於每家公司的發展階段不同、股東背景不同,使得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經營策略。我始終認為保險要做回本業,即幫助客戶管理好中長期儲蓄和保險的需求,從平安壽險行業起家開始,我們都是這樣核心觀點,我們也堅持本行,關註價值經營,幫助客戶處理好中長期的儲蓄需求,給股東帶來長期合理的回報。
記者:業內通常認為,目前保險行業已經演化成兩種發展模式“資產驅動負債”和“負債驅動資產”,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分類?
李源祥:我堅信對於保險行業來說,最重要的風險管理。我並不認為“資產驅動負債”或者“負債驅動保險”的提法是正確的,對於保險公司來說,無論是解決客戶中長期的保險需求還是解決短期的保險需求,其實最重要的是資產和負債要匹配,如果出現資產和負債嚴重錯配的時候,就要確保風險可控,尤其是當市場上黑天鵝來襲的時候,如何應對市場和客戶的需求,有什麽手段能夠度過難關,在這一點上,從事金融行業偏向保守一點會更好。
拓寬保證險的資金來源
記者:根據平安半年報,保證險保費收入同比下降85.0%,大幅下滑的原因是什麽?
李源祥:我們經營信用保證險業務近十年時間,早期主要服務於平安內部的小額消費信貸業務,也從海外的花旗銀行聘用專業的團隊幫助我們建立這套信用管理平臺。大家都知道,小額消費信貸業務是有信用風險的,所以,我們一直非常謹慎,考慮到信用保證保險的風險,我們過去選擇只是做平安內部的客戶,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信貸管理能力很有把握。
但這塊業務重組之後,目前把它放在整個大陸金所平臺里面,過去消費信貸模式是銀行加上保證保險,考慮到未來小額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我們也拓寬了它的資金來源,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上半年整個信用保證保險業務量減少了一些。但這只是一個短期現象,待整個消費信貸模式穩定下來之後,還是會恢複快速成長的。
記者:你如何看待未來5年保險行業的機會和挑戰?
李源祥:從壽險角度來說,中國處於機會遠遠大於挑戰的階段,比如,老齡化就是一個機會,客戶有管理中長期儲蓄的需求,另外,近些年中國民眾購買保險的傾向明顯提高,對於保險的認識可謂跳躍式發展,過去,我們和客戶談保險,客戶會問什麽是保險,現在我們和客戶談保險,客戶問你有什麽險種,保險的普及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是巨大的機遇。
至於挑戰,我認為,短期挑戰就是目前的低利率環境,這對壽險來說不是好事,會給壽險公司帶來經營的挑戰。不過,我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GDP會恢複到健康的增長態勢,進而驅動利率緩慢回升。另外,中國消費者購買保險的深度還不夠,這就要求保險公司要透過產品創新捕捉更多的價格。
過去,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利差獲得利潤,如今,隨著利差一步步收窄,我們要維持產品的利潤率,就必須要提升運營效率,提高產品的豐富程度,從產品創新的角度去實現利潤。
“寶萬之爭”背後對於萬能險資金的爭議和其他一系列險資舉牌事件,使得保險資金在近一年多來史無前例地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誠然,在保險資金投資範圍不斷擴大的同時,一些外因和內因所造成的風險確實在逐漸積累。近日,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撰文闡述了保險資金運用目前面臨的十大風險,並表示保監會將對包括激進險企在內的重點公司和重點業務進一步加強監管。
保險資金運用十大風險
“放開前端、管住後端”的總體監管思路下,保險資金運用配置渠道單一、收益率長期低下等突出問題和矛盾得到了很好的化解,過去兩年保險行業的投資收益率不斷在創造新高。
然而,在各種外因和內因的作用下,保險資金運用也面臨著嚴峻的形勢,風險挑戰日益複雜。陳文輝列舉了目前保險資金運用面對的十大風險。
在外部投資環境方面,陳文輝表示,目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加大了資產配置難度,“資產荒”挑戰嚴峻,也決定了保險資產配置難度不斷加大,投資收益難以持續保持較高水平。保監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資金運用收益率2.47%,同比下降2.69個百分點。
同時,債券市場違約頻發,保險資金投資組合信用風險敞口加大。多名保險資管公司高管紛紛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今年信用風險是他們關註的首要風險。陳文輝表示,個別投資發生違約可能波及部分信用風險敞口較大且管控不嚴的公司。如“10中鋼債”違約事件中,6家保險機構共投資6.1億元。同時,保險機構為獲取更高收益,不得不提升風險容忍度,加大對高風險債券、債權和信托等資產配置力度,導致投資組合的信用風險敞口提升。
另外,隨著保險資金參與金融市場和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深度不斷提升,保險資金運用風險已經與經濟金融風險深刻交織交融在一起,風險日益複雜、傳染和疊加。
而從行業形勢看,保險公司的資產端和負債端矛盾突出。陳文輝表示,當前這一矛盾主要表現是:從靜態看,高成本負債所帶來的利差損風險隱患;從動態看,是高成本負債倒逼形成高風險激進投資,極有可能引致更大的風險。
高成本負債的背後是部分保險公司的激進中短期萬能險產品策略。陳文輝表示,有的萬能險結算利率達到6%,再加上手續費傭金等費用,資金成本在8%,甚至更高達到10%,這麽高的資金成本,已遠遠超過債券等固定收益類資產收益水平。這些高成本資金為獲取高收益,倒逼保險機構不得不提升風險偏好,投向高風險資產。與此同時,這些集中發展短期限、高回報中短期保險產品和理財型產品的保險公司業務結構單一、保費過度集中的現象較為突出。這些短期限資金主要投向收益高、流動性低、期限較長的不動產、基礎設施、信托等另類資產,“短錢長配”現象凸顯。
而究其內因,陳文輝表示,公司治理問題成為激進經營行為的先天“基因”。“近年來,少數保險公司股權結構複雜,往往通過股權代持等形式,形成‘一股獨大’,缺少有效制衡,大股東完全掌控公司運作。隨之而來是激進的產品和激進的銷售,這必將倒逼出激進的資產配置和投資風格。並且,公司治理問題也會帶來虛增資本等風險隱患。”
除此之外,輿情輿論風險、境外投資風險、道德風險和利益輸送風險以及投資管理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不足的風險,也在陳文輝列舉的十大險資運用風險之列。
對重點公司、重點業務加強“盯防”
“保險姓保”,而保險資金運用要始終堅持服務保險主業的根本方向。
面對個別行業內的“熊孩子”,陳文輝表示接下來要進一步強化對重點公司和重點業務的監管力度。
具體來說,針對投資激進公司,保監會將進一步加強風險監測和監管力度,綜合運用窗口指導、壓力測試、風險提示、檢查和處罰等,靈活運用“技術監管”和“監管幹預”多種方式,對於風險抓早抓小。對於經營激進、風險很高、治理不健全的公司或高風險業務,直接采取叫停業務、叫停投資等“監管幹預”方式,及時防止風險的擴大和蔓延。
針對境外投資,將進一步明確境外投資的資質條件以及境外重大股權投資的行業範圍和投資運作標準,研究評估和規範內保外貸、境外發債融資等方式開展境外投資。
針對熱點問題,將結合實體經濟和行業發展的要求,從審慎監管和防範風險角度,加快健全和完善監管規則,加強對一致行動人行為的規範和約束。
同時,將加強資產負債匹配監管,促進其從軟約束向硬約束轉變,包括研究制訂資產負債管理具體應用指引,明確硬性監管標準;研究探索分賬戶監管;針對資產負債錯配問題較為突出、錯配風險管理薄弱的公司,提出更高資本要求等。
另外,陳文輝表示,投資能力評估備案不是一勞永逸的,有準入就要有退出,要持續加強能力評估,對於出現重大風險事件、不符合有關資質條件以及違規投資的,應當撤銷其能力備案。
在公司治理方面,陳文輝則表示,將從責任人追責機制倒逼資產管理公司依法依規開展投資業務,防範公司治理風險的傳導。“針對投資風險責任人、保險公司首席投資官、資產公司首席風險官等關鍵責任人,將明確其崗位職責和報告義務,強化履職盡責和責任追究,用這一機制切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一系列監管措施的加強並不意味著“放開前端”會有所改變。陳文輝表示,“前端”該放的還要進一步放開,切實減少不必要的事前核準、備案等,進一步把投資選擇權和風險判斷權交還給市場主體,把騰出來的精力放在做好事中事後監管上來。
“在保險業目前面臨的風險中,我們最擔心的是激進經營的風險。”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日前在參加第17屆中國精算年會時表示。
我國保險業近幾年的發展可謂有目共睹。保監會數據顯示,“十二五”時期,我國保險業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全面站上新臺階。全國保費收入從2010年的1.3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2.4萬億元,年均增長13.4%。保險業總資產從2010年的5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12萬億元,成功實現翻番。行業利潤從2010年的837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2824億元,增加了2.4倍。我國保險市場全球排名由第6位升至第3位,對國際保險市場增長的貢獻度達26%,居全球首位。
但是,在經濟新形勢下,保險業也面臨一些風險和問題。陳文輝指出,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保險業原有的粗放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另外,保險行業熱點問題頻發。個別公司高風險方式做大業務規模,實現資產迅速膨脹,並在行業內形成示範效應,整體拉高行業負債成本。
陳文輝表示,在目前保險業面臨的風險中,最讓人擔心的是保險公司激進經營的問題。“這包括激進的產品策略、激進的銷售方式以及激進的投資方法,從而導致流動性不足、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
對此,新形勢下推進保險行業持續健康發展,既要進一步改革創新,更要把防風險放在突出位置,需要高度重視防範化解風險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堅持穩健審慎經營。
陳文輝指出,穩健審慎經營是保險行業發展的根本原則。保險行業必須穩健審慎經營才能發揮保險功能作用,實現企業價值,維護金融穩定。
保險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壽險行業經歷快速擴張後,通常會經歷危機事件。上世紀80年代美國、90年代日本等國家的壽險公司發生危機前經歷了繁榮期,基本上都是沿著“規模擴張、成本提升、投資激進、泡沫破裂、流動性或償付能力危機、最後破產倒閉”這一規律發展變化。
而“精算”這一保險公司背後的“靈魂角色”應在審慎穩健經營中發揮核心作用。
陳文輝認為,精算在保險經營中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精算師在推動行業穩健經營,防範化解風險方面大有可為。精算師應以精算工具促進行業穩健經營,在產品開發、資產負債匹配管理、資本管理、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價值評估與業績考核中,切實發揮專業作用,堅守風險底線,強化風險意識,引導正確的業務發展方向。
其中,在產品開發中精算師應堅持原則,守住風險底線。具體來說,必須堅持“保險姓保”,以風險保障和長期儲蓄類業務為主,短期理財類業務為輔。通過風險建模、定價、經驗分析等手段為實現“保險姓保”提供核心技術支持,制定有競爭力但可持續的定價策略;必須堅持“可保利益”,保險創新要符合保險原理,不能只顧“吸引眼球”;跨界經營合作要有底線,不能進行賭博性承保;必須堅持“合理定價”,目前行業數據積累和經驗分析尚不足,需要夯實基礎,實現保險消費者需求端和保險產品供給端的有效對接,實現針對不同風險狀況標的公平定價。
而在資產負債匹配方面,陳文輝表示,目前行業存在負債成本高企與資產端收益下行之間的矛盾。“保險行業只有個別的、比較優秀的公司做到了資產負債匹配,對於行業絕大多數公司來說,經營仍以負債為主導,保險產品定價策略往往是以市場需求及同業水平為基礎,一定程度上與投資市場客觀情況脫節,資產端和負債端‘兩張皮’的問題較為突出。”陳文輝表示,精算師在負債定價時要審慎和保守,依據對現實和未來投資形勢的判斷,切實降低負債成本、控制負債規模、優化負債結構。而保監會也將推動行業加強資產負債匹配研究,依靠精算技術和信息化手段,將資產負債匹配落到實處。
2016年5月31日,位於成都高新區的安邦保險大樓。安邦已先後成為成都農商行和民生銀行大股東。(視覺中國/圖)
險企覬覦銀行資產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通過對銀行、證券、基金、信托其他金融牌照的掌控,中國保險巨頭們正從單純的保險業務集合群蛻變為金融控股集團。因為擔心由此帶來的風險,監管框架正在相應發生改變。
2016年8月30日,廣發銀行董事長董建嶽、行長利明獻相繼公開發表告別信,宣布二人正式辭任相關職位。信中透露,將由中國人壽董事長楊明生及原中國人壽副總裁、現廣發銀行非執行董事劉家德分別接任上述兩個職位。
早在2月底,中國人壽就以233億從花旗銀行手中“接盤”廣發銀行股份,交易完成後,中國人壽成為廣發銀行單一最大股東,占廣發銀行已發行股份的43.69%,距離50%的絕對控股僅“一步之遙”。
在這場歷時十年的漫長“告白”背後,是中國人壽成為金控集團的“雄心”。
中國人壽與廣發銀行股東的談判始於2006年。這一年,監管層放行銀行、保險互相參股,以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為首的各大銀行紛紛涉足保險行業,成為國內保險、銀行混業經營的先行者。那時保險行業礙於自身實力、監管等原因,僅有平安一家旗下擁有商業銀行的絕對控股權。
十年後,除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外,也僅有安邦保險於2011年成功控股成都農商行,其他險企或以遠低於50%的持股比例曲線參股銀行,獲得相對控股權,或仍在苦苦追尋下手目標。
保險公司覬覦銀行資產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通過對銀行、證券、基金、信托其他金融牌照的掌控,中國保險巨頭們正從單純的保險業務集合群蛻變為金融控股集團。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險些倒閉,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仍歷歷在目,正在走向“大而不倒”的國內險企又將給中國金融市場帶來什麽?
中國平安是國內對“保險+銀行”混業經營模式最早的探路者。
“簡單理解這種模式,就是用銀行業務把保險和資產管理聯系在一起,以銀行作為天然的獲客渠道,同時為在銀行辦理存款和貸款業務的客戶提供保險銷售和投資理財服務。”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對南方周末說。
這一模式最早起源於歐洲,通常被稱作“全金融”(Allfinanz)或“保險銀行”(Assurebanking)。
19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讓多數歐洲企業處於國內市場飽和、外部競爭加劇的雙重不利環境中。為應對這一趨勢,金融機構拋棄了原有的分業經營模式,通過跨業兼並整合的方式逐步走向混業經營和集團化的道路,最終目的是獲得全球競爭優勢,由此催生出一批諸如德國安聯集團(Allianz)、荷蘭國際集團(ING)、富通集團(Fortis)等這樣的金融集團。
太平洋壽險副總經理楊曉靈對南方周末說,保險公司拿銀行牌照,主要是出於多元化經營的考慮,除了能夠擴大資產規模,公司ROE(凈資產收益率)也會有所提升。
郝演蘇形容,此類兼並合作是“保險公司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存在的訴求”,其本質就是對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追求,使得保險和銀行的服務產品在產量增加、合作生產後,平均成本不斷降低。
混合經營顯見的好處是,銀行可以通過代理銷售多樣化的產品,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忠誠度;保險公司可以利用銀行密集的網點擴大銷售規模、降低獲客成本。
但根據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監管層對“分業經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保險業、證券業和銀行業等金融子行業實行分業經營”,換句話說保險公司無法自行成立銀行子公司。同時受制於資金投資渠道和資產的限制,險企想要通過舉牌或是並購兼並銀行難度也很大。
直到2002年,國務院批準中信集團、光大集團和平安集團成為綜合金融控股集團試點,標誌著中國金融機構再度開啟混業嘗試。
當時保險公司的資產規模遠不及銀行,大股東也多為國家部委或地方政府,馬明哲對銀行的進攻更像是一場“蛇吞象”的豪賭。他選擇曲線進攻、三步走的方式。
首先是平安信托在2003年聯手匯豐銀行開展對福建亞洲銀行的收購,通過信托持股而非集團收購的方式繞開監管障礙,完成對銀行資產的小步試探。但由於福建亞洲銀行作為合資銀行的業務體量較小,且經營地點被限定在福建和上海兩地,明顯與平安最大最強的“野心”不符,因此謀求一張全國性的銀行牌照成為其下一步目標。
2005年末,國務院發布《關於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推進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試點。隔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公開表示,為了適應國內外競爭的需要,要持續進一步推進相關試點,並在金融業立法方面進行了修改,為進行混業經營試點留出適當的空間。
“正好當時深圳市政府想逐步減少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控制,為平安的入駐提供了機會。”平安銀行一位資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間,平安開始追逐國內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市商業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
2007年,馬明哲將福建亞洲銀行並入深圳商業銀行,同時更名為平安銀行。隨後平安銀行(深商行)進一步收購深發展,並最終完成從合資銀行到城商行、再到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蛻變。
馬明哲通過“以小博大”、逐步推進的方式,幫助平安實現了控股全國性銀行的目標,奠定了建設金控集團的基礎。
銀行牌照很快為平安業務帶來質的飛越,首先是集團資產規模和利潤急劇增加。2010年收購完成後,深發展就為平安集團註入了5878.11億的新增資產和50.31億的凈利潤,使得集團ROE有了明顯提升。
其次銀行與其它業務之間的“協同效應”開始奏效,在頭幾年初步混業經營下,銀行幫助保險子公司接觸到更多的客戶群體,實現交叉銷售金融產品、共享管理資源、分攤成本等功能。2010年,平安的主營業務壽險及產險保費一度激增33%和59.7%,為數年來之最。
此後,平安集團依舊執行其“全牌照”的布局,陸續拿下包括證券、期貨、基金、信托、租賃、支付等在內的主要金融業牌照,成為保險機構中唯一擁有金融全牌照的集團企業。
時至今日,平安集團已成為國內僅有的三家全牌照金融集團之一(另外二者為中信集團以及光大集團),平安模式也成為國內險企爭相效仿的對象。
有了平安的成功先例,就不難理解保險公司為何對銀行牌照趨之若鶩。
2014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簡稱“新國十條”),監管層確立了“放開前端、管住後端”的監管思路,對險企資金運用比例和範圍做了適當的放寬,進一步助推保險公司投資銀行資產。
監管層解釋稱,相比2006年出臺的舊版國十條,經過8年,保險業的發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舊”國十條已經無法完全指導保險業的發展。
此後,保險資金紛紛借道二級市場,對銀行股展開了“圍追堵截”。
據wind數據統計,截至2016末上半年,19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11家銀行前十大股東中出現險企的身影,其中成為上市銀行控股股東的僅平安一家。
安邦以百億巨資入股招商銀行,成為該行二股東。謀求董事席位未果後,安邦又轉向股權較為分散的民生銀行,先後12次增持該行股份至22.51%,成為該行第一大股東。富德生命人壽則連續四次舉牌,耗資逾600億元拿下浦發銀行20%股權。行業“老大”人保集團也陸續增持華夏銀行和興業銀行股份,並分別獲得二股東之位。
一家大型保險公司資管人士李青對南方周末分析,由於入駐全國性商業銀行需要大體量資金以及非凡資源,外加時機、政策等客觀因素,保險拿下一張銀行牌照花費的精力、資源簡直難以想象,類似平安銀行這樣的成功案例實屬“可遇而不可求”。
2015年7月中旬,人保集團曾於一個交易日內耗費百億巨資增持興業銀行股份至13.15%股權,成為該行第二大股東,緊逼大股東福建省財政廳,似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作為國內保險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保險集團,人保集團卻尚未擁有一張銀行牌照。
但此後人保卻不再增持,轉而在同年年末花費逾200億元以協議轉讓方式獲得華夏銀行19.99%股權,成為華夏銀行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首鋼總公司20.28%的持股比例相差無幾。
這意味著人保集團此前的舉牌僅作為財務投資。曾任職人保集團的吳敏對南方周末透露,這一轉變主要原因不排除興業銀行大股東的幹預。
“二級市場持股到一定比例後,一招呼你就得停,尤其是涉及國有資產的時候,不是有錢就能買來的。”吳敏感慨。
一些險企“退而求其次”,選擇投資未上市的商業銀行或者城商行。
據不完全統計,除去早年間安邦控股成都農商行外,國壽、人保、太保、陽光、泰康等險企均和多家地方城商行傳出合作意向。雖然事後證明,大多是股權占比不高的財務投資,但眾多保險公司密集布局城商行的意圖已不言而喻。
“安邦之前就有模仿平安的意思,先控股城商行,接著又拿下一家大型上市銀行(民生銀行)。”吳敏稱。
據南方周末此前報道,2011年成都農商行通過增資擴股協議,以總計56億元的價格引入安邦,安邦隨即獲得該行控股權。
作為“戰略投資者”引入的安邦,當時註冊資本僅有51億元,總資產256.74億元,凈利潤5.08億元。即使在保險行業里,也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在吳敏看來,安邦之所以選擇先拿下成都農商行而非全國性商業銀行,是和當時公司的資金實力有關,“大型保險企業拿銀行牌照的沖動一直都有,如果實力雄厚的就拿大銀行,實力不濟的就從小的開始”。
郝演蘇也認同這一看法,他認為,小型險企一般沒有力量參與合並收購大型銀行,進駐一家銀行所需的資本極其龐大,對險企的償付能力有很高要求。
安邦顯然渡過了現金流這一難關,根據相關年報顯示,在收購完成兩年後,也就是2013年末,安邦總資產已達近7000億元,成都農商行為此貢獻了4293億元。到了2014年底,安邦總資產規模近萬億之時,成都農商行的總資產約為6000億元,集團資產超過六成來源於此。
隨後的2015年,安邦不再掩飾想要控股一家國內大行的企圖,以400億元巨資進攻股權較為分散的民生銀行,持股22.51%成為最大股東,並成功入駐民生銀行董事會。
行業“老大哥”人保能否成功拿下華夏銀行?吳敏形容“難度不小”,首先得先過華夏銀行大股東首鋼這一關。
中國平安是國內對“保險+銀行”混業經營模式最早的探路者。(視覺中國/圖)
即便無法完全控股一家銀行,配置銀行資產也已是保險公司必然選擇,其背後正是現實的投資壓力在助推。
近期央行公布的7月金融數據引發市場強烈關註,M1(狹義貨幣)與M2(廣義貨幣)之間的增長“剪刀差”已逾15%,創出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低利率環境和資產荒使得機構投資回報率下降,體量龐大的保險資金如何投資才能保持穩定收益,已成為不少險企的困擾。
一家大型券商銀行業首席分析師汪建回想起1996年至2002年間的中國資本市場,彼時央行8次下調銀行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下降到1.98%,許多險企因盲目業務擴張背負了巨大的“利差損”,一度引發行業性危機。
保險公司的利潤一般來自三部分:“利差”“費差”和“死差”。其中費差是指附加費用率與實際營業費用率之差,死差是指預定死亡率和實際死亡率之差,二者分別取決於險企的經營水平與核賠技術水平。但真正會受到市場環境影響的則是利差,也就是實際投資回報率與預定利率之差。
1990年代末的保險行業仍處於高速擴張時期,各大保險公司為了搶占市場份額,無視市場實際情況,以遠高於實際的收益率向客戶兜售保險產品,造成了大範圍、全行業的利差損失。
“這跟現在的行情有些類似,央行的利率處於近年來較低的位置,同時好的資產很少、投資收益普遍不高;但一些公司依然通過瘋狂銷售高收益的萬能險吸引客戶,事實上卻很難保證客戶的實際收益。”汪建分析。
由於保險保單尤其壽險保單周期通常長達數十年,如何保障這筆長期資本的持續收益,形成資產與負債匹配也成為所有保險公司最大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保險通過二級市場投資銀行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保險資金入銀行股,除了業務拓展、渠道拓展方面的需求,也有一些是為了純粹財務上的收益。目前國有銀行或者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投資收益相對來說比其它資產穩定,銀行股依然是比較安全的資金分配通道。”一家大型產險公司風控負責人張力告訴南方周末。
根據最新的監管文件規定,保險公司在投資股市時,只要同時滿足“上季度末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20%”“投資藍籌股票的余額不低於股票投資余額的60%”“投資的藍籌股應在境內主板發行上市,市值不低於200億元”三個條件,險企投資單一藍籌股票的金額就可上升至上季度末總資產10%,投資權益類資產的總額度則上升至上季度末總資產的40%。
如果按資產規模1000億計算,一家險企用於舉牌上市公司的最高投資上限為400億,投資單一藍籌股(如銀行)的資金上限為100億,險企通過二級市場舉牌上市銀行並最終控股完全有可能實現。
這也解釋了安邦、前海人壽、富德生命人壽之類的新晉險企不惜代價想要迅速做大規模的原因——資產總量越大,可用於投資的本金就越多,險企在投資端的優勢就越大。
更重要的是,根據保險會計處理原則,一旦險企對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達到20%,保險公司就可以按權益法進行記賬,將持有的股票可以歸入可供出售類或者長期持有類資產,這樣上市公司二級市場股價波動對保險公司的影響相對較小。
如果上市公司業績能夠持續穩定增長,保險公司持有的股票價值也會隨之上升,避免了保險資金因短期股價波動影響對險企資產報表的影響。
“國有銀行或者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相對比較穩定,除去股價上漲可以浮盈,光是每年的分紅就是一筆穩定收入,這對追求長期、穩定收益的險企而言無疑是很好的選擇。”張力表示。
廣發銀行總行資保部總經理劉律估計,未來三年廣發銀行將面臨一輪較大規模的改革。劉律旗下的部門將要參與中國人壽收購廣發銀行後首單在不良資產方面的合作。
他對南方周末透露,未來中國人壽擬募資一項規模約20億的專項基金,用於收購廣發銀行的不良資產,以此降低目前廣發銀行1.43%的不良率。
面對險企的“全牌照”金融夢,吳敏認為,銀行和保險在資產負債匹配上存在較大差異,保險公司是長期的負債匹配,銀行相對比較短,流動性、期限跟險企都不同,“險企不一定有這方面人才儲備來把銀行管好,銀行還是需要銀行家來管,而不是保險精算師”。
更大的憂慮來自監管層面。伴隨保險混業經營、集團化的趨勢加劇,保險集團自身規模的急劇擴張和金融資產的交叉持有,讓越來越多諸如平安此類的金控集團成為“大而不倒”般的存在。
“大而不倒”描繪了一個經濟學概念,當一些規模極大或在產業中具有關鍵性地位的企業瀕臨破產時,政府需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救助,以避免那些企業倒閉後所引發的巨大連鎖反應。換言之,這些不會倒閉、更“不能”倒閉的公司,一旦出現問題將由政府兜底。
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就是最好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選擇了註資並國有化AIG,避免了AIG像雷曼兄弟一樣走向破產。
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他的回憶錄《行動的勇氣》這本書中解釋稱,“金融形勢已經十分混亂了,一旦美國國際集團違約,形勢就會惡化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後果雖然暫不可知,但肯定是災難性的。”
尤其在“銀行+保險”的混業經營當中,企業會面臨來自銀行業務與保險業務的雙重風險,風險傳遞很容易,假設銀行方面出現問題甚至於破產,往往還會波及保險公司的資產安全。
因此,如何解決此類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降低其系統性風險成為危機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內容。
2016年4月15日,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監管制度建設正式啟動,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在會上宣布接下來保監會將發布一系列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監管制度,公布首批16家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Domestic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 簡稱D-SII)入圍名單,也就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保險公司。
已成為業內混業經營標桿的平安除去入圍中國版“大而不倒”名單外,數年前就位列9家全球保險“大而不倒”企業之一,成為和德國安聯、美國AIG、法國安盛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全球性金融機構。
歷經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全球監管機構也將“大而不倒”列入了改革的重要議程,並研究如何加強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
各國政府在G20框架下於2009年組成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FSB),該機構被稱作“全球央行”,負責制定和實施促進金融穩定的監管政策和其他政策,制定“大而不倒”名單也是其工作之一。
為了對混業經營中保險公司的資產安全進行保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繼出臺針對混業經營的法案,例如美國就在2015年11月通過的“投保人保護法案”中規定,銀行破產之時,要把保險公司的資產與其破產風險隔離開來。這確保了保險資產與銀行業務之間的獨立性,並避免了在銀行清算過程中保費資產被沒收。
而在中國,保險實施的是分業監管,這也被認為是金融系統間最主要的風險隔離屏障。
“分業監管實際上就是一堵防火墻,相比較混業監管,分業監管(即央行領導下的‘一行三會’制度)要比混合監管嚴格得多。”郝演蘇對南方周末解釋。
1993年“一行三會”格局確立之前,市場主要監管活動和貨幣政策決策都集於央行一身,因此在面對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巨額不良資產等問題時,很難做到細致有效的監管。
分業監管的好處顯而易見,能夠最大程度防止金融機構間風險交叉傳遞、提高監管效率,最大程度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然而,金融機構過度使用杠桿導致的風險蔓延,讓市場再度望向早期被拋棄的“混業監管”。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李劍閣就曾公開表示,下一輪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應該建立以央行為核心的審慎監管的架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資本市場的交易行為還不能實行統一監管,這既不利於對市場風險的監測,處置風險的時候也難有及時恰當的方法。”
監管層似乎已經達成統一:混業監管已成趨勢,但關鍵問題是怎麽改。是按“一行三會”大合並的方式,還是“三會”間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小合並,抑或是在保持“一行三會”不變的基礎上,在更高一級施行部際統籌協調?
(應被訪者要求,李青、汪建、張力、吳敏為化名)
昨日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堅持不懈增強保險公司治理有效性”的話音剛落,保監會今日即發布了《保險公司合規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擬進一步規範保險公司治理結構,加強保險公司合規管理。
據悉,此次征求意見稿是在2007年的《保險公司合規管理指引》(下稱“管理指引”)基礎上修改而成。相對於之前的管理指引,此次的征求意見稿提出了保險公司應當建立“三道防線”的合規管理框架。
具體而言,保險公司各部門和業務單位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一道防線”職責,對其職責範圍內的合規管理負有直接和第一位的責任。其負責人應當勤勉盡職做好合規管理,兼職合規人員協助負責人進行合規管理。
保險公司各部門應當主動進行日常的合規管控,定期進行合規自查,並向合規管理部門或者合規崗位提供合規風險信息或者風險點,支持並配合合規管理部門或者合規崗位的合規風險監測和評估。
而保險公司合規管理部門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二道防線”職責。合規管理部門向公司各部門、業務單位的業務活動提供合規支持,組織、協調、監督各部門和業務單位開展合規管理各項工作。
保險公司內部審計部門則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三道防線”職責,對公司合規管理情況進行定期的獨立審計。
同時,此次征求意見稿對於2007年管理指引所提到的配備“足夠”合規人員提出了具體的數量要求。
征求意見稿規定,保險集團公司、保險公司總公司專職合規人員數量不少於本級機構工作人員人數的3%。
保險公司省級分公司、中心支公司應當根據業務規模、人員數量、風險水平等因素配備專職合規人員。省級分公司專職合規人員的數量不少於兩名,中心支公司專職合規人員的數量不少於一名。
對於合規負責人不得兼管的部門,征求意見稿也進行了擴展。在2007年的管理指引中,保監會規定合規負責人是保險公司總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管公司的業務部門和財務部門。而在此次征求意見稿中,不得兼管的部分還新增了“資金運用和內部審計部門等可能存在利益沖突的部門”。
除此之外,此次征求意見稿中還要求保險公司應當建立合規考核指標體系。保險公司各級機構、部門及其人員年度考核指標中的合規權重不低於10%。
而在合規管理的監管方面,征求意見稿中明確,保監會派出機構對轄區內保險公司分支機構合規管理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評價,評價結果作為實施分支機構風險綜合評級(分類監管)的重要依據。
對於險資舉牌是否應該從嚴監管?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監管?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保監會”)今年8月下發的《關於加強保險機構與一致行動人股票投資監管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受到業內關註。
征求意見稿首次強調了“一致行動人”的概念,對保險公司與一致行動人舉牌上市公司的行為進行了約束,是針對近期保險“資產端”的一大重磅文件。
不過,文件時隔兩月仍未正式出臺。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保險資管人士了解到,盡管他們多數贊同保監會對於舉牌中的一些激進行為加強監管,但一些業內人士對其中的部分規定也持有不同意見。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由於部分中小險企擴張偏激進,大型險企的投資則更為穩健,因此兩方面對於險資舉牌新規的態度也是迥然不同。
險資舉牌監管擬升級
保監會資金運用部在8月底下發了征求意見稿,擬對險資及一致行動人舉牌、參與上市公司收購等行為的監管進行升級。
第一財經記者從保險資管人士處了解到,征求意見稿擬對保險公司及一致行動人的一般股票投資和重大股票投資(超過總股本20%)實施差別監管。
“我理解這個征求意見稿與原來沒有大變化,唯一清晰的是,(股票增持)到了20%後只允許使用資本金,並強調了一致行動人這個概念。”一名大型保險資管公司的高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險資和一致行動人的共同投資行為也是監管重點。征求意見稿規定,保險機構與其非保險一致行動人共同開展重大股票投資的,應當由保險機構提交包含本公司及非保險一致行動人相關信息的備案報告。
提交備案報告還有時間限制。無論是一般股票投資還是重大股票投資,都要在上市公司公告後3日內向保監會報送材料。
事實上,保監會在去年年底發布的《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信息披露準則第3號:舉牌上市公司股票》已要求保險公司舉牌上市公司股票,應當於上市公司公告之日起2個工作日內在一定指定渠道發布信息披露報告,公告參與舉牌的關聯方及一致行動人情況、權益性投資占比、資金來源等信息。
值得註意的是,保險機構與其非保險一致行動人共同開展重大股票投資,經備案後繼續投資該上市公司股票的,新增投資部分應當使用自有資金。
2010年發布的《保險資金運用管理暫行辦法》早有規定,保險集團(控股)公司、保險公司不得使用各項準備金購置自用不動產或者從事對其他企業實現控股的股權投資。此次的征求意見稿則將使用自有資金提前至持股20%之後。
征求意見稿還規定,保險機構不得與非保險一致行動人共同收購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收購是指投資者依法購買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上市的股份,從而獲得該上市公司控制權的行為。狹義的上市公司收購即要約收購,要達到總股本的30%。
如果上述規定最終落地,將使得通過旗下保險機構與非保險機構一起“上陣”的“寶能系打法”再無法達到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
業內存分歧
已經下發兩個多月的征求意見稿至今未正式出臺。相比之下,保監會同期征求意見的“負債端”重磅文件——《關於加強人身保險產品精算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和《關於進一步加強人身保險產品監管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已於9月6日發布正式版本。
險資舉牌新規的“難產”使得業內眾說紛紜,多數說法將原因歸於“業內存在分歧”。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多位保險資管人士,盡管他們都不清楚新規為何會“卡殼”,大多數也贊同保監會對於舉牌中的一些激進行為嚴加監管,但確實也有一些業內人士持有不同意見。
“我贊同保監會對保險公司舉牌從嚴的監管趨勢,一些特別激進甚至內控缺位的公司正在積聚大量行業風險。”上述大型保險資管公司高管表示。
華泰證券認為,此次的監管政策旨在約束保險資金的盲目投資,引導保險資金遵守保險投資審慎穩健的理念,摒除某些股東將保險作為投融資工具的行為。保險經營“保”字為先,其資金具有長期性、保障性的特點,在當今低利率環境下更要做好資產負債匹配,審慎對待。保險業務和結構近年來日趨複雜,保險的金融屬性被加重利用,關聯交易增多、交叉風險提高。因此,監管層今年以來全方面加強監管預防風險,以確保行業整體平穩健康發展。
有保險資管人士表示:“舉不舉牌是形式,監管部門應該撇開這些形式,監管本質的東西。”該人士對於保監會嚴加監管險資一致行動人的意向表示贊同,但認為不應拘泥於對險資舉牌的投資形式,而應該從一致行動人對保險公司的內控、投資多方面的影響甚至是操控進行監管。
當然,也有持不同意見的保險資管人士。“這次征求意見稿只要是舉牌就需要向保監會備案,其中還包括投資研究、內部決策等,感覺有點‘多此一舉’,另外重大股權投資還需要報備持有期限,那之後如果出於種種原因想減持呢?”一位保險資管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一些中小險企保險人士則認為,保險公司舉牌本身屬於資本行為,保監會可能無法真正禁止保險公司與一致行動人的舉牌收購行為,“其實有一些‘通道’,例如信托、私募等‘玩法’,最終也能達到目的,反而會增加監管難度。”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型資管公司大多對舉牌監管從嚴持贊成意見,而部分中小險企則會有自己的想法。華泰證券表示,監管政策主要針對部分中小險企的激進擴張,而大型險企投資穩健,註重產業整合和綜合金融發展,並不會受該項政策太大影響。大型險企實力雄厚,自有資金充足、投資審慎,更能在規範市場中發揮優勢。
業績分化,成了A股四家上市險企三季報中最顯著的特點。中國人壽、中國太保、新華保險三家凈利潤同現大幅下滑,僅中國平安一枝獨秀,可謂“一家歡喜三家憂”。
一方面,受市場利率下行、資本市場低迷等因素影響,保險公司投資收益率下滑影響業績,另一方面,費率改革背景下,準備金折現率假設變動的影響加大了公司資本計提從而減少了利潤。
值得註意的是,三季度四家險企中,中國人壽、中國平安、新華保險獲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金公司”)小幅增持,中國太保遭小幅減持。
影響利潤兩因素:準備金折現率變動 投資收益下降
前三季度,上市險企凈利潤普現下滑。其中,中國人壽凈利潤135.28億元,同比下滑幅度達60%,中國太保、新華保險凈利潤分別為88.29億元、47.86億元,同比降幅為41.3%、44.6%,降幅均超過四成。
對此,一位不願具名的券商分析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主要是受到今年投資收益下降和準備金折現率假設變動的影響。
在準備金折現率方面,國債到期收益率750天移動平均線下行導致折現率假設調低,意味著準備金計提壓力增加。前三季度,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新華保險分別因此項變動增加計提壽險及長期健康險責任準備金而減少相應的稅前利潤。
投資收益方面,在今年資本市場降溫、市場利率下行的環境下,上半年行業資金運用平均收益率2.47%,同比下降2.69 個百分點,行業總投資收益下降約1200億元。前三季度,中國人壽、中國太保、新華保險投資收益分別為849.45億元、341.49億元、248.92億元,同比下降30.3%、22.09%、36.9%,投資收益大打折扣。
在保險業利潤普遍承壓的行情下,中國平安則逆勢大增。前三季度,中國平安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565.08億元,同比增長17.1%。同時,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為3793.78億元,較年初增長13.5%;公司總資產約5.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1.2%。
對於中國平安逆勢增長的原因,華泰證券研報分析稱,核心金融業務的穩健發展是其增長的原動力。具體包括:壽險和財險保費收入的高增長;品質提升;投資收益率的提高,陸金所重組帶來股權投資收益;多元金融的共振發展及互聯網金融的促動。
上述分析師表示,由於中國平安去年上半年減計遞延所得稅和平安普惠重組交易獲利的原因,剔除非經常性因素之後,帶來前三季度利潤微增長態勢。另外,去年股災後該公司投資策略相對穩健,因此前三季度投資收益有所提高。
相較於另外三家上市險企,中國平安投資收益向好。前三季度,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1.88萬億元,較年初增長8.6%,年化凈投資收益率6.0%,年化總投資收益率4.9%。
“保險公司利潤下行是長期性趨勢,預計四季度準備金計提壓力會稍微有所緩和,投資收益最多與去年持平,全年整體投資收益水平好於半年。”上述分析師預計。
對於四季度的險資投資策略,上述分析師還表示,各家保險公司定期存款、債券、股票和基金等標準化金融資產配置比例均呈減少趨勢,非標資產配置顯著增加,投資優質非標資產成為各大保險公司應對未來資產端壓力的重要手段。
保費收入增加 三家險企獲證金增持
2016年是保險行業尤其是壽險行業加速發展的一年,上半年實現原保費收入18812.82 億元,同比增長37.3%,增幅較去年同期提升18.02 個百分點。其中,壽險業務同比增長45.02%,健康險業務同比增長89.37%,行業仍處於快速發展期。
從上市險企的三季度業績表現來看,上述趨勢在第三季度得到延續。前三季度,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保費收入分別同比增長21.21%、26.2%、31.0%。
在壽險業務方面,中國人壽壽險業務收入3763.04億元,同比增長21.21%,獨占鰲頭。中國平安壽險業務規模保費2955.52億元,同比增長26.2%。其中:個人業務實現規模保費2807.65億元,同比增長26.6%;壽險業務實現新業務價值353.48億元,同比增長48.1%。中國太保壽險實現業務收入1173.35 億元,同比增長 31.0%。僅新華保險保費收入934.18億元,同比出現1.3%的小幅下滑。
在產險方面,盡管增長勢頭遠不如壽險,但也在三季度實現了小幅增長。前三季度,中國平安產險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274.27億元,同比增長4.8%。其中,車險業務實現保費收入1054.09億元,同比增長11.9%。中國太保產險實現業務收入715.94 億元,同比增長1.1%,其中:車險業務收入 553.33 億元,同比增長 1.3%;非車險業務收入162.61 億元,同比增長0.6%。
隨著上市公司三季報的收官,外界註意到五大國有銀行均遭證金公司小幅減持。而在上市四家險企中,證金公司則小幅增持了三家公司,減持了中國太保。
具體而言,截止到9月末,證金公司持有中國人壽股份比例由半年報中的2.03%增至2.09%;持有中國平安的股份比例由4.02%增至4.05%;持有新華保險的股份比例由2.79%增至2.86%。證金公司在中國太保持股比例為2.62%,持有該公司2.37億股,減持股票數量為4222.68萬股。
瑞再企商保險有限公司近期發布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計劃帶來大量基建項目和貿易自由化,也將促進國內外商業保險費的增長。預計2015年-2030年間,“一帶一路”將有望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230億美元。
具體而言,目前已規劃的“一帶一路”項目總規模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相關項目所產生的保費或將達到70億美元,其中55億美元的保費或將屬於中國保險公司。
而自2016年8月到2030年,預計“一帶一路”的後續建設項目還將帶來270億美元的保費增長潛力,其中160億美元或將歸屬於中國保險公司。
此外,2015年至2030年間,“一帶一路”規劃帶動的貿易活動將為中國保險公司帶來15億美元的保費收入,其中6億美元來自於貿易信用險。
因此,2015年至2030年間,預計“一帶一路”規劃總計或將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達230億美元。
瑞再表示,“一帶一路”在帶來可觀保費收入增長的同時,參與項目建設的中國公司將面臨新的風險環境,為其“走出去”保駕護航的保險公司也是如此。在東道國法規許可的範圍內,中國保險公司應註重發展最佳的長期戰略夥伴關系,如與所在地的公司建立合作等,以在新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近日,非上市險企先後披露三季度償付能力報告,在資本市場上生龍活虎的幾家險企也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其中,富德生命人壽依舊處於虧損狀態,盡管幅度有所收窄,但其現金流壓力持續增加;前海人壽的凈利潤和凈現金流水平處於上升通道,同樣盈利的還有安邦人壽、華夏人壽以及四次舉牌天宸股份的國華人壽,但華夏人壽凈現金出現負值。另外,頻頻現身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東列表,鐘愛短線炒作的恒大人壽其凈利潤和凈現金流卻雙雙為負。
事實上,“償二代”體系下,償付能力風險以及流動性風險通常作為兩個非常重要的監管指標來約束保險公司的業務行為。其中,流動性往往比盈利與否更加重要,保險公司之所以能夠連續虧損多年不破產,關鍵在於充足的流動性。而當保險公司的凈現金流為負數時,流量壓力就會明顯存在,甚至保險資金的投資組合也會來帶相應變化。
高現價產品的後遺癥
近年來,險資以其彪悍的身影在權益類市場上呼風喚雨,尤其是部分中小保險的投資策略之狠而被稱之為“野蠻人”,其中,包括前海人壽、安邦人壽、富德生命人壽、恒大人壽、珠江人壽等都是A股市場上的聚焦點。
前期“萬寶華”股權大戰的挑戰者前海人壽,三季度償付能力報告顯示,其凈利潤為65.49億元,凈現金流為184.94億元,監管指標均處於較好水平。
生命人壽依舊虧損中,三季度凈利潤為虧損215505萬元,但虧損幅度逐漸收窄,其二季度末虧損為291356萬元,一季度末虧損為381089萬元。但現金流水平不容樂觀,報告顯示:生命人壽2016 年一季度業務凈現金流入 7454236 萬元,二季度凈現金流出520111 萬元,三季度凈現金流出2531607 萬元。
對此,生命人壽在二季度末曾表示,由於有大量高現價產品到期退保,所以未來一季度現金流預計為凈 流出,其余後續季度及年度預計為凈流入。但由於壓力測試情景非常嚴格,壓力情景中新業務簽單保費急劇下降,僅為上年度的 20%,極大增加了現金流壓力,且不允許公司出售相應資產,故未來三年凈現金流均為負。
另外,恒大系旗下的恒大人壽近日以其“詭異”的持股風格在資本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
但其披露的三季度償付能力報告卻少了這份兇狠,隱憂初現:三季度,恒大人壽保險業務收入6.51億元,凈資產110.62億元,凈利潤為虧損 9.65億元,前三季度,恒大人壽已經累計虧損11.93億元。但與其虧損相比,更令人擔心的是恒大人壽的現金流猛然惡化,報告顯示:其第三季度凈現金流為-31.27億元,而一季度時,凈現金流為28.42億元。
對此,恒大人壽解釋,本季度凈現金流為負數,其中業務現金流為正數,投資現金流為負數。即三季度加大了資產的投資與配置,使得投資現金流出較二季度增加幅度較大,導致本季度凈現金流為負。 但恒大人壽同時表示,這並非表示公司出現流動性缺口,整體流動性仍然充裕,9 月底賬面剩余資金 37.3 億元, 本年度累計凈現金流 2.9 億元。
統計顯示:截至10月31日,恒大人壽已在積成電子、中元股份、棟梁新材、國民技術、梅雁吉祥和金洲管道共六只新進股票中持倉比例均出奇一致的達到4.95%,距離舉牌公告線僅一步之遙。
但就在大家還沒從驚嘆中緩過神來,近日又將其所持有的梅雁吉祥股份全部減持。
根據恒大一季度償付能力報告:其凈現金流為28.42億元。其主要原因是在一季度再次獲得股東方 20 億的投資捐贈,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流動性水平,並預計未來 3 季度發行資本補充債。二季度並未披露具體的凈現金流金額,但恒大人壽同時透露7 月將再次獲得股東方投資捐贈 15 億,以補充公司流動性。
同樣凈現金流出現負值還有華夏人壽,其三季度凈現金流為-34.70億元,另外,其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僅為79.60%,盡管較二季度末有一定的提升,但依舊低於100%,所幸凈利潤指標已經扭虧為盈。
盈利的還有安邦人壽以及四次舉牌天宸股份的國華人壽,根據國華人壽三季度償付能力報告顯示:本季度末實現凈利潤5600.69萬元,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為114.32%,上季度末為99.91%,凈現金流為151.44億元。目前國華人壽持有天宸股份已經達20%。
現金流保衛戰
事實上,近年來,由於退保率激增以及和滿期給付的壓力,保險公司的現金流普遍“壓力山大”,尤其是在償二代的壓力測試下,部分險企的萬能險賬戶由於中短存續期新政、滿期給付和退保支出較大等原因,導致現金流持續為負值。
根據畢馬威發布的《償二代2016年二季度公開信息披露分析》顯示:2016年二季度,保險行業總體凈現金流較上季度有所惡化,凈現金流為負的公司由一季度的41家增加到二季度的60家。而凈現金流下降的公司中,既包括傳統大型公司,也包括中外資中小保險公司。
對此,畢馬威表示,就人身險公司而言,拖累流動性的因素可能包括大量高現價產品到期或者退保、保費增速放緩等。
而彌補流動性缺口的手段大致包括增加流動性資產配置比例、補充資本、嚴控費用、變賣或贖回資產以確保現金流充足、減少退保率等。
比如,恒大人壽表示,為了應對極端壓力下的流動性需求,公司擬采取如下措施:配置大量優質流動性資產,包括現金、貨幣基金、短期存款等。在下季度接受股東方投資捐贈,大幅提升公司的總資產規模。同時,公司已經制定了新的增資計劃,計劃發行次級債。
另外,吉祥人壽在二季度現金流為負值時提出了四條應對措施,包括加強業務團隊考核,加強費用預算管理;適時調整投資資產組合,加強資產負債匹配管理,有效控制風險較高的權益類資產投資比例,最大限度地降低權益類資產價格下降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強可變現資產額度:出售相關資產;以及密切關註退保事件,以盡可能的減少退保。
生命人壽表示將持續對資產進行優化, 盤活存量資產;在現金流存在嚴重缺口等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退出非戰略性持有的項目,以滿足公司現金流需求。
今年三季度,瑞泰人壽凈現金流為-1.21億元,對此,瑞泰人壽解釋,其歷史業務結構以投資連結和萬能投資型產品為主,呈現新單保費現金流占公司整體現金流比重大、續期保費現金流規模比重小的特點。
而為了應對未來可能面對的資金缺口,瑞泰人壽表示,將通過資產贖回或回購的方式解決資金缺口:在資金缺口金額為 1 億以下時,優先以正回購或以出售權益類資產的方式填補缺口;當資金缺口金額超過 1 億時,以外部評級從低到高的原則出售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