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根據職業社交網站LinkedIn的信息,以及其他消息來源,谷歌旗下人工智能(AI)部門DeepMind近期招聘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專家,如維克托里亞·克拉克弗納(Viktoriya Krakovna)、簡·雷克(Jan Leike)和佩德羅·奧爾特加(Pedro Ortega)等,旨在降低人工智能將來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的風險。
這些人將組建成一個新的部門:人工智能安全部門,但目前還不清楚該部門確切的組建日期。
克拉克弗納以研究科學家的身份加盟DeepMind,她擁有哈佛大學科學博士學位,並與他人聯合創建了“生命未來研究所”(FLI)。加盟DeepMind後,克拉克弗納將負責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技術研究。
雷克也是以研究科學家的身份加盟DeepMind,他還是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FHI)的研究助理。雷克在其個人網站上稱:“我的研究任務就是要讓機器學習更高效,讓人類從中受益。”
奧爾特加也是DeepMind的研究科學家,他擁有劍橋大學機器學習方面的博士學位。奧爾特加在其個人網站上稱:“我的工作內容包括信息理論和統計機械學在序貫決策中的應用。”
當前,著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等人均認為,將來人工智能可能成為人類的最大威脅之一,甚至是毀滅人類。
DeepMind是谷歌2014年以4億英鎊(約合4.97億美元)收購的人工智能部門,目前正在打造一系列能夠自主學習和思考的智能計算機系統。到目前為止,DeepMind的算法在某些方面已經能夠超越人類,如複雜的圍棋比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顏茂昆29日表示,要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人民法院對於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要嚴格審查、嚴格標準,切實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認定為刑事犯罪,堅決防止造成冤錯案件。
在最高人民法院當天上午新聞發布會上,顏茂昆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第六條規定了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當作經濟犯罪處理。之所以做這樣的規定,還是堅持問題導向,因為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一些地方把正常的經濟糾紛當做經濟犯罪來處理,甚至導致發生冤錯案件,對這個問題社會反響是比較強烈的。所以在《意見》中專門規定了這一條。
總的原則是追究刑事責任,一定要特別慎重,特別嚴格。刑法有一個“謙抑”的原則,對經濟交往中發生的行為不宜輕易地進行刑事追究或者動用刑罰措施。對於法律界限不明、罪與非罪不清的,司法機關應該嚴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則、疑罪從無原則,對這種行為依法宣告無罪。這也符合嚴格司法的要求,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對於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要嚴格審查、嚴格標準,切實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說只要起訴就定罪,只要起訴就判刑,人民法院還是要發揮審判最後一道防線的作用,嚴格證據標準,嚴格定罪標準,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認定為刑事犯罪,堅決防止造成冤錯案件。
17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全面貫徹合作,是中美兩國之間唯一正確選擇的戰略思想,徹底摒棄零和遊戲的概念,保持中美經濟關系健康持續向前發展。同時希望盡快達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
朱光耀表示,要防止如果貿易戰發生,造成兩敗俱傷的這種後果。中美經濟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它涵蓋的領域不僅包括中美兩國,在全世界範圍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如果出現貿易戰,將妥善應對,進行雙邊密切的政策溝通,同時運用WTO的規則進行磋商。
朱光耀在發表題為《促進中美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演講時做出以上表述。
他提到了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該報告設計了三種貿易戰的可能性,對美國負面沖擊都很重大。
第一種,全面的貿易戰爆發,對中國征45%的關稅,對墨西哥征35%的關稅,對方也照方抓藥,全面的回擊。
第二種,非對稱性的貿易戰。中國和墨西哥不全面的進行反擊,有選擇的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包括中國可能拒絕提供關鍵要素資源,可能威脅終止購買乃至拋售美政府債券以及其他金融市場等。
第三種,短暫的貿易戰。預測估計不超過一年,但即使只有一年貿易戰,也將對美國的私營領域就業、金融市場、消費者商品產生影響。
此外,朱光耀還明確指出,在核心利益問題,即領土完整,主權維護和中國政治制度的安全問題上,沒有任何談判的余地,我們要毫不猶豫,堅定地維護。同樣也尊重美國的核心利益。在彼此核心利益上相互尊重,這是發展中美全面關系的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
據發改委網站4日消息,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規定了省級電網輸配電價的定價原則、計算辦法,與之前發布的《輸配電定價成本監審辦法》,共同構成了對電網企業的成本價格監管制度框架。
《辦法》明確了對電網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其中包括建立投資定期校核機制,防止電網企業虛報投資,當電網企業實際投資額低於規劃投資額時,對差額投資對應的準許收入的70%予以扣減,反之,差額投資對應的準許收入不再上調。
據悉,2015年以來,通過輸配電價改革、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推進電力市場化交易等方式綜合施策,已累計降低用電成本1800億元以上。
以下為2016年末,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對此問題的相關問答:
問:為什麽要制定《辦法》?
答:深化電力體制改革、推進價格機制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將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和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中發〔2015〕28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中發〔2015〕9號)明確提出按照“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思路,推進電力價格改革。
制定出臺《辦法》,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部署,在新常態下把價格改革向縱深推進、建立健全政府定價制度的重要探索,有利於政府價格監管方式轉變,提高政府定價的科學性,最大限度減少自由裁量權。
制定出臺《辦法》,是在新形勢下加強對超大網絡型自然壟斷企業價格監管的重大創新。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是世界範圍內規模巨大的電網企業。盡管網絡型自然壟斷企業具有規模經濟優勢,有利於電力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優化配置,但為更好地規範企業行為,防範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發電企業和電力用戶的合法權益,必須加強監管。
制定出臺《辦法》,有利於加快電力體制改革總體進程,推動有序放開競爭性環節定價、有序向社會資本放開配售電業務、有序放開公益性和調節性以外的發用電計劃,加快構建主要由市場配置電力資源的體制機制,還原能源商品屬性。
問:核定輸配電價過程中要堅持哪些原則?
答:《辦法》明確,核定輸配電價過程中要堅持三個方面的原則:
(一)建立機制與合理定價相結合。以制度、規則、機制建設為核心,轉變政府價格監管方式,既要提高政府定價的科學性,最大限度減少自由裁量權;又要規範電網企業的價格行為,通過科學、規範、透明的制度形成合理的輸配電價。
(二)彌補合理成本與約束激勵相結合。按照“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的辦法核定輸配電價,以嚴格的成本監審為基礎,彌補電網企業準許成本並獲得合理收益;同時,建立激勵約束機制,調動電網企業加強管理、降低成本積極性,提高投資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促進電網健康發展與用戶合理負擔相結合。通過科學、合理、有效的價格信號,引導電網企業的經營行為和用戶的用電行為。既要促進電網健康可持續發展,確保電網企業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要使不同電壓等級和不同類別用戶的輸配電價合理反映輸配電成本,以盡可能低的價格為用戶提供優質的輸配電服務。
問:《辦法》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麽?
答:《辦法》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三個明確”,即明確了獨立輸配電價體系的主要內容、明確了輸配電價的計算辦法、明確了對電網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
(一)明確了建立獨立輸配電價體系。《辦法》規定,以提供輸配電服務相關的資產、成本為基礎,確定電網企業輸配電業務準許收入,並分電壓等級、分用戶類別核定輸配電價,建立規則明晰、水平合理、監管有力、科學透明的獨立輸配電價體系,既要確保電網企業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又要使輸配電價合理反映輸配電成本,以盡可能低的價格提供優質的輸配電服務。
(二)明確了輸配電價的計算方法。《辦法》按照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則,既明確規定了折舊費、運行維護費、有效資產、準許收益率等指標的核定原則和具體標準,又明確規定了不得計入輸配電價定價範圍的成本費用、資產,還規定了分電壓等級、分用戶類別輸配電價的計算辦法,提出了妥善處理政策性交叉補貼的初步思路。
(三)明確了對電網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辦法》創新性地引入激勵性管制理念,建立對電網企業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一是實行費率上限管控,材料費、修理費、其他費用等高出上限部分不計入輸配電價,激勵企業以費用上限為目標盡可能通過節約成本費用來獲得收益;二是強化投資約束機制,電網投資與電量增長、負荷增長、供電可靠性不匹配的成本費用暫不予納入輸配電價,抑制電網過度投資,鼓勵工程造價節約,減少不必要投資;三是建立投資定期校核機制,防止電網企業虛報投資,當電網企業實際投資額低於規劃投資額時,對差額投資對應的準許收入的70%予以扣減,反之,差額投資對應的準許收入不再上調;四是建立成本節約分享機制,規定企業實際借款利率、線損率低於政府核定標準的,節約部分按1:1由企業和用戶共同分享,調動企業降成本的積極性;五是建立與供電可靠性和服務質量掛鉤的輸配電價調整機制。供電可靠率、服務質量等達不到規定標準的,相應扣減電網企業準許收入。
此外,為平穩推進輸配電價改革,《辦法》建立了平滑機制。監管周期內新增投資、電量變化較大的,在監管周期內對準許收入和輸配電價進行平滑處理;情況特殊的,可以平滑到下一周期。
問:請介紹《辦法》的制定過程。
答:對超大網絡型自然壟斷企業進行價格監管是世界級難題,各國監管機構都經歷了多年的探索,才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監管制度框架。輸配電價也是我國價格改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之一。在制定《辦法》過程中,認真總結試點經驗,並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監管辦法,形成了以“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為基礎,引入現代激勵性監管理念的監管制度框架。
首先,《辦法》是在充分試點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201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部署深圳和蒙西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2015年,將試點範圍擴大到寧夏、湖北、安徽、雲南和貴州等5省(區)。今年年初,又決定在12個省級電網和華北區域電網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9月決定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實現全覆蓋。我們與試點省份價格主管部門、國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機構進行了反複溝通,並邀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價格研究所、華北電力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專家共同研究,形成了《辦法》初稿。
其次,《辦法》反複征求了有關方面的意見。2015年,在輸配電價改革試點之初,國家發展改革委首先印發了《輸配電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對如何認定歷史成本做了規定。根據試點經驗,我們起草了《辦法》初稿後,反複征求了國資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能源局的意見。12月16日-2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向社會公開征求了對《辦法》的意見。征求意見期間,社會各界人士通過網上留言等方式提出了近800條意見和建議,相關意見建議中肯、全面,對完善辦法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多數意見認為辦法意義重大,科學合理,與國際先進電力監管理念接軌,建議盡快出臺。所提具體意見基本已在辦法中體現或在修改時采納,還有一些是在改革試點中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將在改革過程中逐步細化落實。
第三,《辦法》合理借鑒了國外經驗。對電網企業進行價格監管是市場經濟國家通行做法,美、英等國已有30余年的監管經驗。一年多以來,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加強與美國、英國等輸配電價監管機構的溝通交流,詳細了解各國監管經驗、遇到的挑戰及解決辦法,對《辦法》補充完善。
需要說明的是,輸配電價改革畢竟是一個新生事物,核定輸配電價過程中還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我們將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繼續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為將來修訂完善輸配電價成本監審辦法打下良好基礎,也歡迎社會各界幫助我們工作。
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低電力價格,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提出降低用能成本。《辦法》能夠降成本嗎?
答:“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也是推進電力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辦法》遵循了“著力建機制、合理降成本”的理念,在建立科學、規範、透明的輸配電價監管機制的同時,努力推動降低工商企業用電成本。2015年以來,通過輸配電價改革、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推進電力市場化交易等方式綜合施策,已累計降低用電成本1800億元以上。
一是實施煤電聯動機制,降低燃煤機組上網電價,相應降低工商業用電價格。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建立以來,由於電煤價格上漲,2004年-2011年曾連續7次上調燃煤機組上網電價,並相應提高工商業銷售電價。2013年以來,電煤價格持續走低,已連續4次下調了上網電價,共下調每千瓦時7.44分錢。其中,2015年4月20日和2016年1月1日,還相應下調了工商業銷售電價和一般工商業銷售電價,下調幅度分別為每千瓦時1.8分錢和3分錢。兩次調價共減少企業用電支出900億左右。
二是通過輸配電價改革嚴格成本監審,降低電網企業輸配電費用。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在深圳、蒙西、湖北、安徽、寧夏、雲南、貴州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通過成本監審,核減電網企業不相關資產、不合理成本後,綜合考慮未來投資增長因素後,用於降低銷售電價的部分約80億元。目前,我委正在加快審核2016年第一批12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水平,從成本監審情況,電網歷史成本平均核減比例為16.3%。從輸配電價測算情況看,除北京、河北北網受投資大幅增長、售電量增速較低等因素,輸配電價有上漲需求外,大多數省級電網的輸配電價均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近期我們將陸續批複12個省級電網的輸配電價,並由試點省級價格主管部門按規定對外公布分電壓等級的輸配電價。根據初步測算結果,預計還將較大幅度降低用電企業電費支出。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定價辦法規定了平滑機制,北京、河北北網測算出來的輸配電價較現行購銷差價有了適當提高,但暫時先不調整到位,銷售電價繼續維持現行水平。
三是推動電力直接交易,降低大用戶電力價格。輸配電價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制定獨立輸配電價,推動電力市場交易。據測算,2015年全國電力直接交易4300億千瓦時,按每千瓦時平均降低5分錢測算,減輕了用電成本215億元。2016年電力市場交易規模又進一步擴大,初步測算,2016年電力直接交易將達7000億千瓦時,按每千瓦時降低6.4分錢測算,全年可降低用電費用450億元。
四是完善基本電價執行方式,減輕大工業用戶基本電費支出。針對用電企業反映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部分企業無法滿負荷用電的情況下,向電網企業申請調整基本電價計費方式周期長、限制多,用電負擔凸顯的問題, 6月30日出臺了完善基本電價執行方式的改革舉措,放寬用電企業申請調整計費方式、減容、暫停的政策條件,電力用戶可根據企業實際需要選擇最有利的計費方式。據測算,可減輕大工業用戶基本電費支出150億元。
五是推動跨省跨區電力交易,降低受電地區用電成本。2015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文降低了部分跨省跨區的輸電價格,平均降價幅度每千瓦時2分錢,並完善跨省跨區電力市場化價格機制,由送電、售電市場主體通過協商或競價的方式確定送受電量、價格。2016年,跨省跨區送電價格根據受電省份燃煤標桿電價變動幅度同步降低,將有利於降低受電省份企業用電成本。在原有計劃之外,新增跨省跨區用電通過市場協商進一步降低價格。指導北京、廣州兩大交易中心,進一步組織跨省跨區電力直接交易,將西部地區“棄風”、“棄光”、“棄水”的電力以較低的價格送到東部負荷中心,既降低東部地區用電成本,又促進西部地區可再生能源發展。例如,“銀東直流跨區送電直接交易”共成交90億千瓦時,每千瓦時降價6分錢,減少山東用電企業支出5.4億元。北京市創新工作方法,由電力公司統一代理(自願選擇其他售電公司代理的除外)郊區工商業用戶掛牌采購區外電力,郊區工商電價平均降低2.44分錢,促進了非首都功能疏解。
問:在輸配電價改革方面,還將開展哪些工作?
答:目前,我們已經實現了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的全覆蓋。近期即將公布第二批12個省級電網的輸配電價,剩余14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成本監審的實地審核即將完成,並轉入輸配電價測算階段,預計明年二季度將全部向社會公布。接下來,根據電力體制改革和價格機制改革的總體部署,我們還將開展以下工作:
第一,合理核定區域電網和跨省跨區電網輸電價格。華北電網的成本監審工作已經完成,並對輸配電價作了初步測算,明年將啟動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區域電網的輸配電價核定;同時,還將合理制定或調整跨區跨省線路的輸電價格,促進跨省區電力交易的發展和西部可再生能源的消納。
第二,指導地方核定地方電網和新增配電網配電價格。為有序向社會資本開放配售電業務,國家發展改革委已經發布了第一批105個新增配電網試點;四川、廣西、雲南等地還有一些地方小電網。明年,我們將參照省級電網輸配電價辦法,指導地方科學核定地方電網和新增配電網配電價格。
第三,研究建立常態化監管制度。我們已初步建立了有關電網企業按規定上報日常運行的數據信息,並將以相關信息為基礎構建電價監管的數據庫,定期對電網企業的投資、生產、運營數據進行核查,不斷提高價格監管的科學性合理性。
第四,積極推動電力市場化交易。輸配電價改革在“管住中間”建立了制度框架的基礎上,也為“放開兩頭”、推進電力市場化交易提供了重要基礎。我們將積極與有關部門一道,共同研究電力市場交易的規則、辦法,共同推動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電力市場體系,不斷擴大市場決定電力交易、電價的範圍,構建主要由市場決定電力資源配置的體制機制。
問: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新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今年1月1日下調了電價。今年下半年煤價出現大幅上漲,請問明年1月1日還啟動煤電價格聯動嗎?
答:經國務院批準,發展改革委於2015年底完善了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完善後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規定,依據向社會公布的中國電煤價格指數和上一年度煤電企業供電標準煤耗,測算煤電標桿上網電價。每期電煤價格按照上一年11月至當年10月電煤價格平均數確定。本期全國電煤價格指數平均為每噸347.5元,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公布的年度燃煤電廠供電標準煤耗為每千瓦時319克。
根據煤電價格聯動計算公式測算,2017年煤電標桿上網電價全國平均應上漲每千瓦時0.18分錢。由於聯動機制規定,標桿上網電價調整水平不足每千瓦時0.20分錢時,當年不調整,調價金額納入下一周期累計計算。據此,2017年1月1日全國煤電標桿上網電價將不作調整。
在當前形勢下,煤電標桿上網電價不調整,客觀上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有利於穩定實體經濟用能成本,有利於促進煤電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將密切跟蹤電煤價格走勢,繼續采取釋放先進產能、調配鐵路運力、推動簽訂長協、穩定市場預期等措施,推動電煤價格盡快合理回歸,促進燃煤發電行業平穩健康發展。
央行發布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人民銀行下一階段將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更好地平衡穩增長、調結構、抑泡沫和防風險之間的關系,為供給側機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具體內容如下
2016年以來,國際經濟政治領域的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多,中國經濟運行出現積極變化,但結構性矛盾仍較突出,部分地區資產泡沫問題凸顯。面對複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中國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貨幣政策的審慎和穩健,尤其是註重根據形勢變化把握好調控的節奏、力度和工具組合,加強預調微調,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一是優化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和期限結構,保持適度流動性。在年初普降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補充長期流動性缺口的基礎上,更多運用公開市場操作、中期借貸便利、常備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工具靈活提供不同期限流動性。同時,建立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開展中期流動性常態化操作。
二是推動調控框架逐步轉型。一方面繼續強化價格型調控傳導機制,探索構建利率走廊機制,另一方面也註意在一定區間內保持利率彈性,與經濟運行和金融市場變化相匹配,發揮價格調節和引導功能。
連續在7天期逆回購利率進行操作,釋放政策信號,並適時增加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購品種,引導和優化貨幣市場交易期限結構。
三是進一步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MPA),對金融機構行為進行多維度引導;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擴大至全國範圍的金融機構和企業;按照“因城施策”原則對房地產信貸市場實施調控,強化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
四是促進信貸結構優化,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發揮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和抵押補充貸款、窗口指導等的作用,創設扶貧再貸款,將民營銀行納入支小再貸款的支持範圍,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和棚改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與此同時,堅定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疏通傳導渠道。繼續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著力培育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國債收益率曲線和貸款基礎利率(LPR)等為代表的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不斷健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初步形成“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圓滿完成人民幣加入SDR籃子的各項技術性準備,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
穩健貨幣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較快增長,利率水平低位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對美元雙邊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2016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1.3%;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5%,比年初增加12.65萬億元,同比多增9257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2.8%。12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27%。2016年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4.83,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9370元。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共同推動下,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消費貢獻率繼續提高,投資緩中趨穩,貿易順差收窄。工業生產平穩增長,企業效益好轉,就業形勢總體穩定。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增長6.7%,居民消費價格(CPI)比上年上漲2.0%。
展望2017年,全球經濟總體呈現複蘇態勢,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巨大,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化實施,中國經濟新的動能正在增強,穩定經濟的有利因素逐步增多。當然也須看到,全球經濟強勁增長的動力依然不足,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黑天鵝”事件還可能較多;中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穩定經濟增長、防範資產泡沫與促進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面臨較多挑戰,結構性矛盾仍較為突出。
下一階段,中國人民銀行將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戰略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和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的總體思路,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總需求管理,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更加註重改革創新,寓改革於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金融深化和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控模式,強化價格型調節和傳導,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暢通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抑制資產泡沫,防止“脫實向虛”,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一是保持總量穩定,綜合運用價、量工具和宏觀審慎政策加強預調微調,調節好貨幣閘門。適應貨幣供應方式變化和金融創新發展,密切關註國內外形勢變化對流動性的可能沖擊,更準確地監測和把握全社會的實際融資狀況,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加強和改善宏觀審慎管理,組織實施好宏觀審慎評估,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宏觀審慎評估,並逐步探索將更多金融活動和金融市場納入宏觀審慎管理,保持貨幣金融環境的穩健和中性適度,實現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繼續引導商業銀行加強流動性和資產負債管理,合理安排資產負債總量和期限結構,提高流動性風險管理水平。
二是促進結構優化,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繼續優化流動性的投向和結構,發揮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和抵押補充貸款的作用,強化信貸政策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積極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持續改進對制造強國建設的金融支持與服務,重點做好鋼鐵、煤炭去產能的金融支持工作。繼續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及鐵路、船舶等重點行業和領域轉型調整的金融服務,加大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以及養老等新消費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進一步發揮信貸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的積極作用。改進完善金融精準扶貧信息系統,加強信息對接共享和統計監測,統籌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專項金融債券發行和信貸資金銜接投放管理工作,深入推進金融支持特色產業發展,支持貧困戶脫貧。紮實做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依法穩妥規範推進農村“兩權”抵押貸款試點,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大對水利、農業基礎設施、一二三產業融合、農業對外合作、現代種業、新型城鎮化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完善“三農”和小微企業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開展金融精準扶貧政策效果評估。加大創業擔保貸款實施力度,深化科技金融結合試點,積極探索金融支持創業創新市場化運作的長效機制,加大對科技、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制。進一步督促金融機構健全內控制度,增強自主合理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從提高金融市場深度入手繼續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不斷健全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探索利率走廊機制,增強利率調控能力,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場及實體經濟的傳導。加強對金融機構非理性定價行為的監督管理,發揮好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方式激勵約束利率定價行為,強化行業自律和風險防範,維護公平定價秩序。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為基於實需原則的進出口企業提供匯率風險管理服務。支持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推進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直接交易市場發展,更好地為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服務。密切關註國際形勢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完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
四是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切實發揮好金融市場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和防風險方面的作用。堅持市場化改革與發展方向,堅持創新和監管相協調,豐富債券市場產品和層次,完善市場基礎設施,穩步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著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效率。積極推動債券市場產品創新,完善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金融債券發行管理機制,優化債券及衍生品交易機制。穩妥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支持境外各類主體在境內人民幣市場發行債券融資,提高境外機構在境內債券市場發行和交易的便利性,推動境內機構赴境外發行債券。加強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和統籌管理,保證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加快建立健全信用風險處置機制,建立債券市場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債券市場管理協調和跨部門監管協作,切實發揮債券市場在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五是深化金融機構改革,通過增加供給和競爭改善金融服務。繼續深化大型商業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決策、執行、制衡機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真正落實於日常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之中。繼續推動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深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密切監測評估改革成效,不斷提高縣事業部服務縣域經濟的能力和水平。繼續推動落實交通銀行深化改革方案,不斷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推動全面落實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方案,會同有關單位根據改革方案要求和職責分工,抓緊做好健全治理結構、業務劃分、完善風險補償機制等後續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符合中國特色、能更好地為當前經濟發展服務、可持續運營的開發性和政策性金融機構及其政策環境。繼續推動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發展。
六是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切實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個根本,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保持總量穩定、促進結構優化。進一步完善金融風險監測、評估和預警體系建設,加強重點領域風險排查,加強對企業債務風險、銀行資產質量和流動性變化情況、股票市場異常波動、保險資金運用、房地產泡沫風險、互聯網金融、跨境資金流動、跨行業跨市場風險等領域的風險監測分析。繼續做好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風險壓力測試,及時提示風險,完善應對預案。防止資金“脫實向虛”、“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桿行為,引導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提高預期管理能力,維護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加快完善存款保險的風險識別和處置功能,充分發揮存款保險市場化風險化解機制的作用。深入研究並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統一同類金融產品的標準規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減少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落實監管責任。深化資本市場體制機制改革,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堅持綜合施策,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對於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徐安而言,自2008年首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至今,已有十年。作為兩屆人大代表,參會十年,徐安親身感受到了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
13日上午,第一財經記者在江蘇團駐地對徐安進行了專訪。“十年前參會時講依法治國,我們還停留在較淺的層次上,而如今已大不一樣。”徐安表示。
3月1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下稱“兩高”報告)。按照會議議程,13日,各地方代表團在駐地舉行小組會議,審議“兩高”報告。
徐安表示,“報告過程中多次被代表熱烈的掌聲所打斷”,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指出,堅決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
“堅持‘疑罪從無’,堅持打擊犯罪的同時,堅持深化司法改革,進一步建立起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現在這些都在全面進行中。”徐安對第一財經表示。
徐安 資料圖
全面依法治國
徐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的“兩高”報告亮點頗多,主要有幾個方面。
首先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兩高’報告首先談的是如何通過履行司法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來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徐安表示。
周強在最高法報告中指出,全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11.6萬件,判處罪犯122萬人,同比分別上升1.5%、下降1%。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則在作報告時強調,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徐安告訴第一財經:“這應該是將法律和政治相融合,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國家長治久安。”
其次,在對於國家經濟轉型升級提供服務和保障、服務供給側的供給改革方面,兩院也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報告指出,2016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商事案件402.6萬件,同比上升20.3%。其中審結股權、證券、期貨、票據、保險等糾紛案件124.8萬件,維護資本市場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等。
在徐安看來,今年的“兩高”報告還特別“接地氣”,對危害人民群眾安危的犯罪活動都加大了打擊力度,保障了人民的生活和權利。
去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適用法律意見,堅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各級法院審結相關案件1726件。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徐安認為,“兩高”報告中最值得關註的,是勇於正視過去司法中存在的問題,積極糾正以往的冤錯案件,最典型的就是重新徹底複查糾正聶樹斌案件,改判無罪。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關鍵之舉。
周強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依法糾正一批重大冤錯案件,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以重大案件審判推進法治進步,充分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深化司法改革的成效。
“這反映了司法的進步,維護公平正義,就是從自身糾錯做起,並深刻反省這里面的教訓。”徐安稱。
周強表示:“冤錯案件的發生,讓正義蒙羞,教訓十分深刻。我們要堅決引以為戒,強化辦案責任,健全制度機制,堅決守住防止冤假錯案底線。”
“堅持‘疑罪從無’,堅持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堅持深化司法改革,進一步建立起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現在這些都在全面進行當中。”徐安指出,這樣做使人們感到司法確實是在維護公平正義。
今年“兩高”報告均提到的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改革,實行人員分類管理,進一步全面推進司法機關的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徐安表示,在聽取“兩高”報告時,現場多次響起熱烈的掌聲,其中對他觸動最大的一次,是曹建明檢察長專門在報告中提到,從嚴懲治司法腐敗,堅決防止“燈下黑”。
他稱,對於法院、檢察院而言,就是要維護所有人的合法權益,同時要堅持“疑罪從無”,堅持講事實、講法律、講證據。
(第一財經實習生熊天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3月18日,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金融業存在六大方面的風險,對應地需要加強監管。
“金融業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最後必然會出現系統性風險,這也是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陳文輝稱,當前金融領域存在資金空轉、以錢炒錢的現象,一些金融機構忘記本源,偏離主業,盲目搞全牌照,跑馬圈地,導致“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陳文輝認為,當前金融領域存在脫離實體經濟、偏離主業的風險,金融領域第三個風險在於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金融機構有很強的外部性,”他表示,如果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不健全,成為某些個人的牟利平臺,將會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
第四個風險表現在激進經營。金融機構給市場的往往是穩健經營的形象,但是目前存在不同的金融機構在收益率上盲目攀比的情況。事實上,考慮風險等因素,各類金融機構的產品收益率不同是有合理性的,並非越高越好。
第五個風險是資產負債錯配風險。陳文輝認為,金融資產存在一定的錯配是正常的,也是金融機構利潤來源之一,但是現實中部分金融機構人為加大了短錢長配、長錢短配的問題,提高了風險。
第六是流動性風險。陳文輝表示,這是其他風險結果的體現,比如一些金融機構激進經營,不註重資產負債合理配置,最終很可能就會導致流動性風險。
“我們在應對這些風險上,要更新觀念,主動作為,”他認為,首先要樹立服務實體經濟的意識,實體經濟是立身之本,要將此作為基本規律貫徹到金融各個領域。
其次,金融創新要以提高效率為目標,反對以錢炒錢、自我膨脹的現象;第三,應堅持主業,金融各業之間差異不小,有的金融機構自己的事情還沒做好,卻“這山望著那山高”,金融業只有回歸本源、專註主業,才能提高核心競爭力;第四,要健全公司治理機制,金融機構要求股權分散有合理性,對於大股東擔任董事長要有約束,CEO最好是職業經理人,這將有利於公司治理,也有利於培養金融家;第五,要堅持審慎穩健的經營,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最後,要加強和改進監管,同時加強監管協調,讓監管長出“虎牙利齒”。在他看來,最近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管層對金融風險的熟視無睹。
發改委網站消息,3月27日,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脫困發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在京召開鋼鐵去產能工作會議,會議指出,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基本面仍然沒有改變,價格恢複性上漲、效益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的任務依然艱巨。
2017年要化解過剩產能5000萬噸左右、有效處置“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上半年徹底取締“地條鋼”等。
同時要確保任務完成到位, 把握好“三條線”:一是“底線”,確保完成5000萬噸左右的去產能任務;二是“紅線”,徹底取締“地條鋼”;三是“上線”,密切關註鋼材市場價格,防止市場出現大起大落。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歷史性戰略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是如何關心指導河北雄安新區設立的?為什麽選擇雄安新區?河北下一步要做好哪些工作?據新華網報道,近日,記者專訪了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河北雄安新區臨時黨委書記袁桐利。
要求保持歷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新華網:習近平總書記是如何關心指導河北雄安新區設立的?
袁桐利: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科學論證、到現場實地調研,有力推動了雄安新區的設立。在決策過程中,總書記總攬全局,既給予宏觀指導,又註重細節、提出具體要求,令我印象深刻的有這麽幾個方面:明確提出了雄安新區的功能定位,即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強調要做到“四個堅持”,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同時把白洋澱整體納入雄安新區規劃管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要求雄安新區建設體制機制新高地,實施負面清單管理,要求凡是市場機制能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行政審批,激發市場活力。
還要求做到先謀後動、規劃引領,用先進的理念、國際一流水準進行城市設計,每一寸土地都要求我們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工建設,不留歷史遺憾。還要求我們保持歷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發揚工匠精神,穩紮穩打,一茬接著一茬幹。這些重要指示和要求,為規劃建設好雄安新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雄安新區具備了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最基本條件
新華網: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為什麽選擇雄安新區?
袁桐利:在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一些區域選址建設雄安新區,是黨中央、國務院綜合考慮區位、交通、生態、開發空間等方面因素,經過反複深入科學論證選定的。
區位優勢明顯,地處京津保腹地,距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距離相對適宜;交通比較便捷,現有京港澳、大廣、榮烏高速和京廣客專、京廣高鐵、津保鐵路等軌道交通,與北京新機場聯通便捷,對外交通通達性非常好;生態環境優良,緊鄰華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澱,河湖水系比較發達,森林、植被、濕地等生態系統較為完備;資源承載能力較強,地質條件整體穩定,水、地熱等資源非常豐富,適宜開展城市的規劃建設;現有開發強度較低,只有雄縣、容城、安新縣城所在地有一定的城鎮建設,其他區域基本為鄉鎮、村莊和農用地;發展空間充裕,起步區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這些優勢,使雄安新區具備了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最基本條件。
防止出現房地產“圍城”等問題
新華網:建設雄安新區,河北下一步要抓好哪幾項重點工作?
袁桐利:圍繞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安排部署,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要求,近期我們將重點抓好以下這幾個方面的工作,確保新區建設開好局、起好步。
一是著力加強各項管控。把管控貫穿於新區前期規劃建設的全過程,啟動新區全面管控方案的實施,對規劃、土地、建設項目、戶籍人口、不動產交易實施嚴格的管控,防止借機炒作,也防止出現房地產“圍城”等問題,確保市場平穩有序。二是加快完善各類規劃。組織編制好雄安新區相關規劃,推進多規合一,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後再開工建設,確保一張藍圖幹到底。三是建立健全組織機構。按照精簡高效統一的原則,科學設置新區管理機構,整合優化行政資源,實施大部門制、扁平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通過定向招聘、公開招聘、競爭上崗,聚集高端人才,確保一流人才建設一流新區。四是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我們要在土地、財政、金融、投資等方面加強政策研究、積極探索創新,加快組建新區的投融資平臺,通過市場化手段,包括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新區開發建設,這樣來構建多元化投資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其中之一就是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維護金融安全不能忽視一個風險,不能放過一個隱患。盡管我國金融形勢總體良好,金融風險可控。但在國際國內不確定性因素綜合影響下,我國金融發展仍然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可見,處置風險點的任務仍然艱巨。
維護金融安全首先要處置存量風險,防止風險由“點”擴散成“面”,釀成重大風險問題。這要求監管部門對現存的風險點要做到胸中有數。
在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銀監會已將房地產融資、交叉金融業務、理財銷售、網絡借貸平臺等作為風險防控的重點領域。證監會今年專項執法行動將繼續打擊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傳統違法違規行為。保監會也在資本不實、公司治理亂象、資金運用亂象等八個方面部署了專項整治工作。
比起後期處置,前期風險防範更為重要。不論金融機構還是監管部門都要未雨綢繆,控制增量風險。一方面,監管機構要全面排查風險,列出清單,逐一整改;另一方面,各金融機構要嚴格開展風險自查及“上對下”抽查,對於查出的問題和責任人要嚴肅處理。金融市場的風險排查往往內容上有交叉,對象上有重合,因此監管部門需做好統籌謀劃,落實責任,形成合力。
防控金融風險要規範金融創新。在金融機構紛紛“觸網”、互聯網機構對金融“躍躍欲試”的背景下,不能放松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摸排和查處。隨著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穩步推進,行業發展正逐漸回歸理性,但仍需要進一步明確業務邊界、監管規則,建立風險監測系統和長效機制,嚴厲打擊互聯網金融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
防範化解風險的根本途徑是積極主動地推進改革。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同時,要加快金融領域尤其是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破除風險和困難背後的體制根源,通過金融改革創造一個穩定、安全的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