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券商沒前途。為什麼說券商是農民工，銀行才是老闆。 NT_CLANN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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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在最後一段加入兩融局限性的內容。。。。對券商有不少接觸，分享一些看法，並非專門汙蔑券商。
銀行增速沒券商快？
首先，先看看某些人所謂券商業績增速比銀行快的結論。中信證券10年中只有2年ROE超過20%居然還有一半的時間ROE處於個位數
大家看看興業銀行 03年-13年的利潤增速。。。興業2003年凈利潤僅有9.8億元。到2013年凈利潤為400億元。10年40倍的增速。亮瞎券商的狗眼。而中信證券10年僅僅14倍的增速，這被銀行甩了多少條街了？即使是6000點那波大牛市，中信證券的利潤膨脹也遠遠達不到40倍。而且我相信，在券商自殘性的傭金大戰後，即使股市再沖到6000點，券商的利潤也遠遠達不到07年水平。
券商靠什麽盈利？
經紀業務依然是大部分券商目前利潤率最高的業務，其次是兩融，再來是自營等其他業務。從資本占用上來看，績效最差的是資管。
現在券商的業務利潤中依然有大約一半來自於傭金業務，而看起來高大上的投行業務其實對利潤貢獻幾乎忽略不計，現在承銷業務利潤大部分還是銀行賺的，為什麽？券商沒有客戶資源，客戶都是銀行的，券商只能給銀行打雜，乞求銀行給介紹點客戶，而且中國有幾個公司能上市？大部分還不是私募債和銀行信貸。也就是說券商的業績依然逃不過靠天吃飯的命運。事實上本來券商這行業存在的意義就主要是提供經紀業務，承銷和投顧業務，其他的都不是券商的強項，國外券商也不例外。而中國券商已經自己把經紀業務這條路完全斷掉了，和產能過剩行業一摸一樣，為了蠅頭小利，賤賣自己，到最後淪落到毫無市場定價權，大家都虧本賺吆喝的情況。不少中國券商提供經紀業務的收入已經只能勉強覆蓋成本，賺一點微利。
非標資管業務不可持續資產管理業務。這本來就應該是銀行的強項，因為銀行能接觸到的高凈值客戶是最多的。券商客戶基本要靠銀行介紹。券商哪來的高凈值客戶，股神自己就會炒股了，大戶誰會把錢交給不會炒股，只會追漲殺跌炒概念的券商！而券商的資管呢，正事不幹，專門幹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淪落為銀行的寄生蟲，收取微不足道的通道費。雖然也有一些做證券投資的，但是他們那些投資方式我不敢茍同，根本不是價值投資。也不能怪券商，因為其實券商根本不會炒股！更不懂價值投資！如果把銀行比喻成老板的話，券商資管就是農民工，甚至連農民工都不如，只能撿剩下的吃。資管一旦出事往往被銀行當做出氣筒，自己背黑鍋。券商資管理論上不承擔風險，但是你們去問問券商做非標的，實際上非標業務就是在剝削券商的剩余價值。利潤大部分被銀行搶走了，券商還要承擔極大風險，經常自己還要跑去做盡職調查，貸後。因為名義上他們是資產管理人，不盡責萬一虧了，投資者和政府第一個找的肯定是券商，怎麽會跑去找委托貸款行呢，這不符合邏輯。抽屜協議其實是漏洞百出，沒有太大法律效力的，本身就是違法的勾當，一旦銀行翻臉，券商有很大幾率照樣自己兜底。特別是一些依附於銀行的券商，更是敢怒不敢言。而且，資管對券商資本占用極大，整個業務的ROE極低，完全屬於高投入低回報的劣質業務。而且一旦銀行的投向監管放開，銀行甚至完全可以一腳把券商踢開，為什麽要給你付通道費，哥自己做不行？
非標信貸，房地產開發業務。券商的房地產開發貸業務，都是撿銀行吃剩下的，或者壓根不想做的，這和乞丐有啥區別。優質和低風險客戶都被銀行拿走了，剩下的垃圾留給券商。如果銀行將來給房地產房貸沒有額度限制了，那麽券商還有何用？到時候直接被銀行一腳踢開，客戶全被銀行搶走。本來信貸就不該券商來做，券商一沒有客戶資源，二沒有信貸經驗和信用數據，三沒有客戶經理團隊（有也被銀行挖走不少），四沒有足夠的便宜資金。你說券商在信貸上拿什麽和銀行競爭？
自營業務牛市里也未必賺錢自營業務。券商不是股神，他們其實不會投資。目前國內某些券商甚至出現了股市越漲，自營越虧的奇葩~~。因為券商的自營太聰明了，聰明到開了巨量空單去對沖他們所謂的牛逼投資組合。結果是，他們的投資組合中充滿了各種小盤股，題材股，創業板，而價值投資對他們來說一文不值。大家可以問問哪個券商會跑去重倉銀行和地產股的？而不買銀行地產，又開一堆空單，在這輪牛市里有什麽後果，我想大家都懂的。未來券商的趨勢是發展兩融，經紀，資管，這種坐吃固定收益的穩定業務，而不是自營這種靠天吃飯的過山車業務。
兩融資金依賴銀行，難以大幅擴容，資金價格不穩定
融資融券，股票質押式回購，資產包轉讓等確實有不錯的發展空間。目前質押式回購和融資相比銀行的優勢在於，券商對抵押的股票和證券擁有絕對控制權，資金去向比較好掌握，可以封閉式管理。還有就是股票和債券相對來說不容易貶值，變現容易，不像銀行抵押物那樣需要打非常大的折扣而且變現困難。不過兩融雖然信用風險不大，流動性壓力卻不小。很多人都提到了，券商自有資金極為有限。根本撐不起兩融的大幅擴容。兩融大部分的資金都不是券商自有的，很大程度需要依賴資產包賣出回購，資管資金以及銀行的資金。銀行作為資金提供方必然要趁機壓榨券商的剩余價值，特別是中小券商，銀行肯定漫天要價。招商銀行好像就很積極的給券商融資。特別是金融危機時期，貨幣市場可能會融不到錢，對券商流動性是極大的打擊，想想雷曼是怎麽掛的，就是因為貨幣市場弄不到錢，被流動性搞垮的。也就是說券商兩融規模放的越大，流動性風險也越大。反而是商業銀行很少被金融危機拖垮。因為銀行相比之下，資金來源穩定的多。每天都有無數孤兒寡婦，老弱病殘在給銀行貢獻幾乎0利率的資金。咱們每個月發的工資最起碼要在銀行躺2,3天讓銀行享受0利息資金，想想全國人民都這麽被壓榨，銀行有多爽？或者你想想，全世界有哪個金融機構有銀行這種特權？其實說難聽點銀行完全是在壓榨儲戶的錢，給儲戶的利息塞牙縫都不夠，而且大部分存款利息是長期鎖定的，不會很快隨著市場利息浮動。但是這對銀行股東來說是好事。
@top_gun888 @雲蒙 @世說新語
51歲農民企業家自述：18年來，我是如何兩次站上行業風口？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0/148295.html
一把電鉆，一塊鐵皮，真心的故事從賀曉華單槍匹馬“發明”第一臺80升的太陽能熱水器開始。位於浙江省臨安市的真心熱水器，自1996年創立至今，在競爭慘烈的市場已經存活18年，甚至從美的、格力虎口奪食，兩次站上行業風口。由一個農民創立的企業，為何能在中國競爭激烈的行業成為“長壽”品牌？
“農民極客”站上風口
說熱水器是中國競爭最激烈的行業之一，並不為過。
改革開放後，伴隨著新農村建設、城鎮化改造，高速膨脹的市場需求為熱水器行業帶來蓬勃發展的沃土；而從世界各地湧入中國的信息技術交流碰撞，使得行業技術門檻大幅降低；遍地開花的制造工廠更是提供了價格低廉、型號豐富的組裝配件。
一間農家小院，三五農民，進上一批原材料，就是一個熱水器組裝廠。
在坐享改革紅利的同時，熱水器行業也面臨著異常激烈的競爭，甚至出現一個城鎮幾十家品牌搶奪市場的局面。行業看似繁榮，實則激流暗湧，一波波淘金者瘋狂湧入，多數人卻鎩羽而歸。
1996年賀曉華創立真心熱水器，18年來，他始終在做一件事：發明熱水器。
中國企業家缺少“匠人精神”，換做今天流行的詞，就是“專註”、“極致”，就是“死磕”。中國社會太多的財富是發掘於“機會”，而並非產品，從真正的社會價值上來看，推動商業文明不斷發展的不是投機，而是對產品的專註。
農民出身，醉心技術，一個人組裝發明在當時甚為罕見的太陽能熱水器，已經是個足夠勵誌的故事。但在賀曉華身上，最令人佩服的還在於技術之外對商業發展的敏銳。
賀曉華研發出第一臺太陽能熱水器時，就像剛剛問世的大哥大，對於多數人而言，新鮮卻遙遠。而且，當時流行的太陽能熱水器是活塞式，功能簡陋，甚至不能保溫：白天出太陽時有熱水，一旦夜晚就失去了功用。
賀曉華意識到，太陽能這樣的綠色能源，在未來一定會受到重點關註，但是活塞式太陽能由於缺乏實用性，必然會被市場淘汰。於是，在向浙大教授反複請教後，賀曉華發明的第一臺熱水器便是真空管太陽能熱水器，也就是後來市場上流行的熱水器。
當時，活塞式太陽能熱水器價格不過兩三百，而賀曉華研發的真空管太陽能售價兩三千，在市場尚未成熟、消費者接受度不高的情況下做出這種決定，在今天看來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但賀曉華是幸運的，在尚未起風時，他無意中站上了風口。
2000年以後，太陽能受到國家重視與扶持，太陽能熱水器企業如雨後春筍，市場被迅速“催熟”。從十萬到百萬再到千萬，未雨綢繆的真心太陽能年銷售額節節攀升，迅速成為全國熱水器知名品牌。
賀曉華沒有像多數草根發家的老板一樣小富即安，技術背景催生了他在技術危機下的焦慮：太陽能技術門檻低，當競爭者越來越多，早期搶跑積累的優勢很快不複存在，企業如何持續發展？
第二個風口
回顧真心熱水器18年的發展歷程，賀曉華很是感慨：當年一同起步的企業，能走到現在的很是寥寥。當問起為什麽真心能堅持18年，賀曉華說這也是他這幾年複盤真心發展歷程時，苦苦思索的問題。
吳曉波講，企業家需要學習失敗，因為失敗里隱藏著成功的路徑。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企業的成功，中國太多的老板成功得“稀里糊塗”，我們需要從中發掘導致成功的必然因素。
從真心的發展歷史上來看，繼第一次搶占真空管太陽能風口之後，賀曉華“無意”中又在太陽能熱水器行業洗牌前，找到了“第二個風口”。
太陽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扶持力度最大的行業之一，在帶動行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也為紅海廝殺埋下了伏筆。
由於行業門檻低，大小品牌紛紛進入，甚至不知名的雜牌都在全國各地瘋長。除了知名品牌的強勢碾壓，還有地區品牌的價格混戰，太陽能熱水器的繁榮如曇花一現，很快紅利吃盡，進入了各個地區的價格肉搏戰。
賀曉華是“技術派”企業家，當太陽能市場全面爆發後，他一面開拓市場，另一方面卻始終堅持對於技術的學習與提升，多年來始終堅持參加重要的行業技術交流會。在賀曉華的定義中，真心是熱水器企業，而不是太陽能企業，看似微小的定位，卻決定了真心和同時代企業不同的發展走向。
2002年，在廣州一次行業展會上，賀曉華接觸到了“空氣能熱水器”概念。
“利用空氣能熱水，比電熱水器節電70%！“
在嘗盡了太陽能新能源改革對熱水器行業帶來的甜頭後，賀曉華敏銳地意識到，空氣能作為一種新的節能方式，在熱水器行業發展中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於是，會後回到公司，賀曉華立刻成立空氣能熱水器技術研究小組，並與浙江大學建立空氣能科研立項，花費一年多時間，攻克下了空氣能熱水器的術難關，並於2004年正式在市場投產。
自此，真心熱水器正式從太陽能時代進入空氣能時代，開啟了第二個風口下的“進化”。
一滴熱水的18年進化距離2008年美的進軍空氣能熱水器市場，真心領先了整整四年，但對於賀曉華而言，這四年“熬”得並不容易。
技術導向的產品市場，在新一代技術成熟之前，往往會需要一個階段的市場培育期，對於初創者而言，這段時期只能“熬”。
2004年真心空氣能正式投入市場時，依然是太陽能熱水器的天下，真心的空氣能熱水器如一粒石子投入大海，激不起半點波瀾，最初每年只有幾十臺的銷量，空氣能完全靠著太陽能的市場供養。
但是，賀曉華並未因此放棄，他相信空氣能的未來，相信自己對市場的判斷。
在熬人氣、養市場的這幾年，賀曉華沒有固執地堅守空氣能這個想法，而是像一個極客，企圖榨幹空氣能熱水器上任何一個技術創新的可能。
於是，在別的熱水器廠家還沈浸在太陽能的繁榮美夢中，真心研發出了雙聚能熱水器和GBS空氣能熱水器。
雙聚能熱水器是太陽能和空氣能的混血兒，在太陽光照良好時，以太陽能方式工作；當碰到陰雨天氣時，便切換到空氣能模式。賀曉華看準沿海地區多臺風、太陽能功效時常發揮不出的痛點，將雙聚能熱水器作為重點銷售產品，一舉在市場走紅，將空氣能熱水器的概念成功引入。
而GBS空氣能熱水器被稱為“熱水定位系統”。傳統的熱水器打開時都有一個由涼水到熱水的過程，這段時間流出去的水太涼，就只能白白浪費掉了，而且用戶還需要長時間等待。基於此，賀曉華研發出GBS熱水定位系統：即開即熱，不用等待。不僅節約了用戶時間，而且一年節水30多噸，加之“比普通電熱水器節能70%”的特點，GBS空氣能熱水器一經推出，僅經過一年的市場推廣，就創造年銷5000臺、銷售額2000多萬的驚人業績。
到2008年，美的、格力進軍空氣能熱水器市場，標誌著空氣能市場的正式成熟。在經過了多年培育後，眼看著市場成熟，大品牌卻開始入場搶食。但是，賀曉華卻並不擔心。
“美的、格力是‘雜家’，除了熱水器，它們還銷售空調、冰箱等家電，在熱水器上並不如真心專業；而真心是‘專家’，18年來，我們始終在圍繞著熱水器進行技術提升與市場開拓。哪怕是大品牌，也占不了我們多少便宜！”
眼下談及商業模式，“重度垂直”廣受追捧，真心在熱水器這個行業，重度垂直了18年，以極客精神圍繞一滴熱水，進行了18年的技術提升與自我進化。
2013年3月，中國最大的光伏企業無錫尚德破產重整，標誌著中國的太陽能行業開始衰退。但也正是這一年，真心空氣能熱水器銷量遠超太陽能熱水器，再創新新高，全國經銷商突破300家。
不過，賀曉華還來不及高興，便開始擔憂：“空氣能什麽時候又會走向衰落？衰落後下一代會是什麽技術引領潮流？”他說找不到空氣能下一代的繼任技術，是他目前最大的心病。
從前兩次懵懂闖入風口，到如今主動思考尋覓第三個風口，賀曉華從商業的偶然中發現了必然，更是從歷史中看到了趨勢，而這正是這個民營企業在中國競爭最激烈行業中的長壽密碼。 本文為i黑馬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侵權必究。
農村土改試點開啟：探索進城農民宅基地有償轉讓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984
本文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近日《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這標誌著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將進入到試點階段。
國土資源部負責人介紹，試點將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和農村改革試驗區中選擇，封閉運行，確保風險可控。試點工作將在2017年底完成。
2014年12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會議審議了《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在試點基礎上有序推進。
試點明確四大任務
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表示，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針對征地範圍過大、程序不夠規範、被征地農民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問題，要縮小土地征收範圍，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錄，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規範土地征收程序，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健全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全面公開土地征收信息；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二是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
針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權能不完整，不能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和交易規則亟待健全等問題，要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制度，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權能；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和途徑；建立健全市場交易規則和服務監管制度。
三是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針對農戶宅基地取得困難、利用粗放、退出不暢等問題，要完善宅基地權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探索農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區域戶有所居的多種實現形式；對因歷史原因形成超標準占用宅基地和一戶多宅等情況，探索實行有償使用；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願有償退出或轉讓宅基地；改革宅基地審批制度，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民主管理作用。
四是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針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之間利益不夠等問題，要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國家與集體之間、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辦法和相關制度安排。
非試點地區不要擅自行動
姜大明表示，改革試點的要求，一是堅持小範圍試點。統籌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兼顧不同發展階段和模式，主要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和農村改革試驗區中安排，選擇若幹有基礎、有條件的縣或縣級市開展。二是堅持依法改革。試點涉及突破相關法律條款，需要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允許試點地區在試點期間暫停執行相關法律條款。三是堅持封閉運行。試點嚴格限制在經法律授權的縣(市)開展，非試點地區不要盲目攀比，擅自行動，確保試點封閉運行，風險可控。
試點工作在2017年底完成。
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已終止審議
原本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立法計劃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最終並未出現在議程中。2012年12月初次審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在兩年內未再次提請審議，按照立法法規定，該草案終止審議。據專家透露，土地管理法修改將推倒重來，根據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改革任務，重新研究修法的內容和時機。
近兩年出現在立法規劃但未審議
現行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6月公布以來，歷經1988年第一次修正、1998年全面修訂和2004年第二次修正。
近年來，由於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物權法的公布實施，土地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受到社會關註。2009年和2010年，修改土地管理法連續兩年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規劃，但最終都無下文。
2012年，修改土地管理法再次進入立法計劃。當年12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初次審議。國務院法制辦主任宋大涵作說明時介紹，征地補償程序不完善、補償標準偏低、一些地方搶占亂占土地等是農村土地領域最突出的問題。
對於草案中的征地範圍界定、無上限補償等問題，學界、實務界多存在爭議。例如，有人擔心，無上限的補償會在城市周圍出現一個因為征地暴富的“暴富圈”，提高土地流轉成本，造成新的不公。
2013年和2014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再次出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根據情況，適時安排審議”。根據2013年和2014年歷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未再次提請審議。
現行立法法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問題存在較大意見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審議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務委員會報告，該法律案終止審議。”
根據上述法律，2012年12月初次審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經終止審議。
“土地管理法某些方面將推倒重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要求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
2014年10月，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表示，要配合有關部門加快推動土地管理法修改。
接近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專家告訴記者，與2012年提交審議的草案相比，正在積極研究的土地管理法在某些方面將推倒重來。這位專家稱，有關方面將根據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土地征收及農村土地相關制度等提出的改革任務和舉措，研究修法內容、方式、時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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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破冰已經開始，在中國做農民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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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1-24 09:42 編輯
制度破冰已經開始，在中國做農民要趁早？ 作者：鑫皓
說了幾十年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有了更為準確的說法：讓一部分藍領和農民也富起來。而現在相應的政策和制度早已開始，很快大家便會擠破頭爭做農民。
藍領和農民，在中國其實是一群人（沒有財產收入的赤貧階層），他們富起來的社會才是“橄欖型富裕”。為此，制度破冰已經開始：一方面是農村土地新政，讓農民也有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是提高基礎教育及職業教育水平。
這一切還告訴我們，做農民要趁早了！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在一次新年論壇的主題講話中似乎隱含的表達了這層喻意。
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一份研究，中國的工業發展使中國富裕的中產階層逐步且強勁的增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在中國，今後15年之內，中產以上的家庭將達到3.2億個。
據最新的調查發現，拉面師月薪1.2萬元；公交司機月薪8000元；搬運工月薪8000元；拌涼菜師傅月薪6000元；更不用提耳熟能詳的月嫂、速遞員動輒過萬的收入……現在北京很多行業的藍領勞動者工資，早已超出普通白領的工資。新藍領時代已經到來。
藍領中產階級的成長告訴我們在一個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會里面，這個事情本身表明了公平得到了重視，也表明效率得到了重視。還告訴公平跟效率是可以同時實現的，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此漲彼消。
資深傳媒人張郁暉表示，對於中國大多數企業來說，需求量最高的往往是擁有一技之長的藍領，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束，中國勞工成本的上漲，特別是在大眾化教育背景下，白領不再是應屆畢業生的唯一出路，藍領將是未來應屆生的重要就業渠道。他分析，從招聘方看，不少藍領崗位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需要具有一定知 識、善於在學習中積累經驗的人才在這些關鍵技術崗位上工作。
早在2011年厲以寧就表示，廣大勞動者的工資標準將逐步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廉價的時代已經結束。
厲以寧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熟練勞動力供給的不足，越來越影響勞動力的技術水平亟待提高，勞動力整體要升級。這也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迫切要求，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全國的關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已經出現了社會垂直流動渠道的堵塞問題，和20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社會垂直流動通道狹窄，職業走向世襲化。
近年來，厲以寧一直致力於研究二元勞工市場的理論。他介紹說，我國的勞工市場形成了上等勞工市場和次等勞工市場。上等勞工市場的工作被認為是好職業，工資高，福利多，有較多的學習培訓機會和逐步提拔的可能；而次等勞工市場的工作就被認為是壞職業，工資低，福利少，基本沒有學習培訓、向上提升的機會，一輩子從事簡單勞動。
二元勞動市場的理論，在西方發達國家大約是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西方發達國家對經濟情況的判斷被認為是現實，但是現實是不公平的，因為體現最為公平的應該是最為垂直流動渠道的通暢，一個有誌進取的人實現自己的願望。二元勞動市場就成為一個障礙。
二元勞動市場形成以後，一般說來，工作者很少有機會從壞職業轉到好職業，這兩種職業之間跨市場的流動機會很少。於是，上等勞動市場的工作有較大可能升為中產 階級，而下等勞動市場的工作往往是終身的，他沒有機會升到，或者很少有機會升入中產階級。換句話說白領可以成為中產階級，藍領很難做到。
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界日益註意到勞動市場的二元化問題，提出了一下措施：
第一個措施，加強職業技術的培訓。這讓那些有進取心的、簡單勞動的工作者能夠受到訓練，多種形式的培訓可能成為技工、熟練技工，或者走出了二元市場中做下等勞動、工作一輩子這樣的問題。
第二、要改善次等勞動市場的生產條件，不再單純憑體力在艱苦環境中工作。讓體力勞動的人有機會改善生活，來改善工作強度，使得壞職業逐步減少，一部分壞職業想變為好職業，或者較好的職業。
第三、增加社會上好職業的崗位。讓壞職業的工作崗位盡可能減少，在一些發達國家，這個已經成為當前所從事的現實問題。
這里所說的好職業和壞職業，是在西方國家勞動市場形成以後所產生的情況。這代表社會的偏見。什麽工作對社會都是有利的，有益的，不能把這種職業看成壞職業。 它的壞是現在條件不夠，比如說工作條件差，清潔條件差等等。改變這種條件實際上就不應該存在好職業跟壞職業的問題。因為其他條件是可以改的，工資水平是可 以變的，可以調整的，可以適應的，福利是可以隨著事業的進步而增加的。至於說，沒有受訓的技術，沒有再學習的機會，這是可以創造的。還有一輩子從事簡單勞 動，這不符合將來發展的情況。
第四、要鼓勵技工、熟練技工創業。要有能力開設自己辦的小微企業，在制造零配件方面為大企業配套生產方面做出自己的特長、貢獻，這樣小微企業也有可能逐步的發展起來，逐漸使他的主人、他的工作者成為藍領中產階級。
若幹年以後，只要個人努力，有信用，有擔當，未必不能成為大中企業的企業主。常言說的好，小富靠勤奮，中富靠機遇，大富靠智慧。所以，從小微企業做起，只要你勤奮，只要你抓住機會，只要你有機會，總可以成長起來。
社會流動渠道的通暢，這是一項重大的改革措施，是符合機會均等的原則的，一切職位都要通過一定的資格審查，有序進行，開展有競爭的上崗機制。凡是夠條件的， 又在技術考試中合格的就能被錄取、升職，這樣既對求職者和供職者公平了，還能夠努力工作，因為職業是世襲化了，在這種條件下，實際上就不存在了。
而在最近幾年中國也出臺了大量的政策，努力打破二元勞工市場的界限。
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主要是職業技術的教育，包括中專類型，大專類型，大學類型，研究生類型。應該看出有各種性質的學校，有各種性質的培訓班等等。
厲以寧認為，職業技術教育，系統的教師，他的實驗室的員工，研究人員都應該有一定的職稱，可以通過各種訓練和工作經驗的積累來提升自己的職稱。應該有一支龐大的師資隊 伍、研究隊伍、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不但自身可以繼續的發展，而且可以培養出更多的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作用的人。
這樣的人包括農民在內，農民在中國今後作為家 庭農場主要接受系統的教育，這些系統的教育包括農業的技術教育、畜牧業、養殖業的技術教育，這樣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耕地變成創業的基礎。
去年年初，黑龍江省甘南縣人民政府委托齊齊哈爾工程學院管理甘南縣職教中心簽約儀式舉行。破除傳統行政管理觀念，打破公私體制界限，將公辦職業學校交給民辦高校委托管理，體現了當地政府開放的辦學姿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
隨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會議確定了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5項任務措施。
4月，178所高校發布《駐馬店共識》，提出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教育部公布了首批14個專業類的95個中等職業學校專業教學標準。
6月，第三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快職業教育發展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強總理接見與會全體代表並講話。會前，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教育部等六部門發布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
11月，中央財政下達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專項資金40億元，用於改善中職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提升中等職業教育基礎能力。
去年年末，教育部公布《關於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幹意見（征求意見稿）》。
農村土地新政
梳理農村改革試驗區改革項目，不難看出，在新一輪國家級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規劃中，農地改革成為試驗區的重頭大戲。
此前在2012年公布的2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承擔農村金融改革、創新墾地合作發展模式改革試驗等改革任務，而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驗區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議題提到了新的高度。
首先，建設用地外延擴張、粗放利用，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其次，城鎮土地開發強度偏高、布局不合理，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再次，當前普 遍存在的城鎮建設中大規模低成本征地的方式難以為繼，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還存在經濟金融風險。此外，城鄉分隔的二元土地管理模式阻礙了城鄉發展一體化，固化了城鄉利益格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專家喬潤令則進一步指出，從各地的城鎮化實踐來看，許多地方政府大包大攬、過度介入，導致地方政府承擔“無限責任”，並最終出現“被套牢”的風險。
喬潤令認為，政府過度介入對新型城鎮化存在一定危害。不僅使得地方政府可能被城鎮化“綁架”之外，也可能使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居高不下。他呼籲政 府將更多的選擇權交給農民，把更多的操作領域交給市場。下一步，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關鍵是政府逐步放松管制，逐步把該市場配置的資源交還給市場。
董祚繼還透露，與當前城鎮化相關的土地改革系列方案“已經從國土部出手”。這些改革的總體框架包括宅基地改革、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等。“最後方案如何，值得期待”。
土地新政讓農民也有了財產性收入。
在科技進步，知識不斷更新的環境中，如果今天還有人在區分某種工作是白領做，某種工作是藍領做。那麽，若幹年以後不會有人再以這種舊眼光看你了，說這個是藍領的，那個是白領的。
當人們都在計算機旁工作的時候，你能夠區別誰是白領，誰是藍領嗎？可能連工作的自己都分不清楚。到了那個時候，區分哪種工作是白領還是藍領，已經沒有意義，社會上也不再分藍領工作和白領工作，這是一種過時陳舊的觀念。也許不久之後大家可能都被吸納到中產階級這個大範疇之中，沒有必要，甚至也不可能再區分什麽是藍領中產階級，還是白領中產階級。
厲以寧表示，中產階級不僅是一個按收入水平劃分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按文化素質確定的概念，不能夠認為只要有錢就一定有文化素養，就會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藍領中產階級將越來越成為文化方面有修養的人，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們和白領的中產階級一樣，都將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來源： BWCHINESE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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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農民加薪？
張化橋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2vdrj.html
我知道你不關心這個話題,
不過請看香港《南華早報》今天的文章。
首先是殘酷的城鄉分割。對醫療，教育, 就業, 和退休實現惡性分開。
其次，城市的住房改革把本來屬於"全民"的住房送給了一部分人（城里人）。
然後，信貸膨脹，房價飛漲。但你必須有房，才能站到風口啊！
儲蓄利率長期壓低，每年剝削一點，年複一年。
貸款市場分兩塊：銀行和影子銀行。利率有天壤之別。從銀行搞到貸款，就是獲得巨大的補貼。
在加上腐敗。這就是說中國貧富懸殊的根源。
QE？ 中國搞了36年，還在繼續。
城里人嬌氣，哭著喊著要加薪，"彌補通脹的損失啊"！但是，誰給農民加薪呢？
China's Perpetual QE and its many losers
Joe Zhang* SCMP, 2 February 2015,
In 1983,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d just risen from being a
junior sidekick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an equal entity
within the government. A staffer from the US Federal Reserve who
visited the PBOC, where I was a graduate cadet at the time,
explained why an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 was a wonderful thing
before asking why China had not made its central bank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With no trace of irony, my superior replied, “that would be very
inconvenient!” The visitor almost laughed himself off his
chair.
Last week,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tressed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inequality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for US
society. What he did not say is that the QE (quantitative easing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ince 2008 has made a key contribution to the
worsening of inequality. As Europe digs deeper into the QE hole,
everyone pretends there is no link between QE and inequality. But
sadly there is. Just look at how convenience in mainland central
banking has created massive inequality.
While the term QE was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has proven to be the most daring in practising it. In its “annual
credit plan”, the PBOC makes liberal predictions on the banking
sector’s deposits and loan demand, and plugs the gap by making
loans directly to each bank. It also extends additional loans as it
sees fit during the year. No collateral is ever needed. For many
years, the banks’ loan-to-deposit ratios far exceeded 100 per cent.
For the mainland’s banks (rapidly growing from just one in 1983 to
several thousand today), bargaining with the central bank has been
the most lucrative game: they borrow from the central bank at 1 per
cent to 2 per cent annual rates, and lend out at 6 per cent to 8
per cent.
When Western observers warn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balance
sheets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on
the back of their QE actions,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Fed’s balance sheet of about US$4.5 trillion and the ECB’s US$2.7
trillion are still far smaller than the PBOC’s US$5.5 trillion –
even though the mainland has a much smaller economy.
On the mainland, a vicious cycle has lasted 36 years: rapid credit
growth leads to high infl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higher
inflation) which makes the controlled interest rate seem low (and
even negative) in real terms. That, in turn, encourages borrowing,
which the central bank is often too happy to accommodate. Even in
2014,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of “economic slowdown”, the
mainland still recorded a money supply growth of more than 12 per
cent.
Apart from corruption, the biggest factor behind the mainland’s
inequality is asset inflation, with the root cause being its
perpetual QE. New credit flows constantly into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well-connected private businesses. Low interest rates
on deposits rip off savers on the one hand and subsidise borrowers
on the other. To benefit from asset inflation (mainly in real
estate), you have to have assets and, more importantly, leverage.
But access to credit has been a watershed between winners and
losers.
Regulated interest rates also make matters worse. Privileged
borrowers pay 6 per cent to 8 per cent a year to the banks, but the
vast numbe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y
15 per cent to 25 per cent to the shadow banking industry, if they
can get credit at all.
Perpetual QE has also caused the mainland’s stock market inflation.
Despite the stock index today being half the peak level seen seven
years ago, the market is still the most overvalued on the planet.
Most companies trade at 30 to 50 times earnings, with dodgy ones
being the most expensive. Observers are misled by the average
market valuation of, say, “only” 17 to 18 times earnings, but that
average is distorted by the 20-plus banks which between them
account for over a third of the market value and over half of the
total net profit of the market. They trade at seven to nine times
earnings, but as the economy slides into a new normal, one must
consider their rising bad debts and their true valuation.
Since 1992, Beijing has treated the stock market as a device for
credit rationing. Initially started with a stated objective of
“alleviating poverty for the state sector”, the mainland’s market
has been ripping off millions of ignorant retail
investors.
Through strict controls over how many businesses are allowed to go
public, and who they ar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played
favourites but also kept the stock market valuation high. Naturally
the process is fraught with corruption, as the media and the
regulators have discovered.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subprime crisis,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roken some policy taboos. For example, the idea of central banks
buying government bonds is now acceptable. Strict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banks is no longer such a big deal. But their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QE policies and ultra-low interest rates
will make inequality much worse, as the mainland has
learned.
Joe Zhang is chairman of China Smartpay Group and an adviser to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農民的心事：20萬，買輛車還是在縣城買套房？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2/4578127.html
農民的心事：20萬，買輛車還是在縣城買套房？
一財網 楚惟 2015-02-26 17:02:00
“其實農民才是天生的經濟學家，有些決定可能在城里人看來有些欠妥甚至荒唐，但往往是基於他所處環境下的最優選擇。”蔣峰在縣城經商的叔父，對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這個經濟實力，為了孩子好找對象，或者僅僅為了提升生活品質，買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農歷臘月二十八，湖南常德南部的一個小鎮上，春天似乎來得很早，路邊田里的油菜花已經陸續開了，氣溫高達近20度，鎮上新修的公路的十字街頭，被置辦年貨的小車、小四輪堵得水泄不通，載著女人、孩子或拉著成捆青蒜的摩托車擠擠挨挨。22歲的蔣峰(化名)一路按著喇叭，在最大的超市門前靠邊停下，搬了一箱啤酒放進車里，重踩了一腳油門朝家里奔去。
這天是他相親的日子。
買車就為面子？
5分鐘過後，蔣峰就將車開到了鄰近的村子，在大路邊的三層小樓的前坪停下，這時，家里已經坐滿了人，除了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還有他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以及女方的長輩。
在這個場面到來之前，蔣峰全家人圍繞一個議題進行過一場的辯論，那就是蔣峰開的這輛19萬5千元的越野車，要不要買？這個問題與熏制臘魚臘肉並行，貫穿了蔣家的整個臘月。
反對的聲音很大。姨媽家的表姐張晶(化名)還沒有到家，就在電話里表示了不理解。在她看來，雖說蔣峰的祖輩和父輩都做點生意，在村里算得上“有頭有臉”的殷實人家，但家里前年剛建了房子，手邊余錢已經不多。另外蔣峰沒有固定職業，初中畢業後幫著家里幹活兒，沒有跑業務、充場面的需要，買車並不能帶來直接的收益，純屬消耗。
張晶在上海一所名校讀完研究生後，留在了上海，在外企工作，她的丈夫則從事IT行業，兩人每月收入3萬元左右，其中1萬元用來還房貸，其余用於撫養孩子、供給父母、儲蓄理財。她身邊的30多出頭的同齡人，多是如此：看起來衣飾時尚、生活“小資”，背後則精打細算，添置大小物件都不免要在購物網站比價一番，每年有限的結余，也計劃好多少定存在銀行，多少存在余額寶，多少配置給基金或者股票，如果買車，則多選擇10萬~20萬元之間的價位。
在張晶這種充分追求性價比的“一線城市”思維里，習慣用摩托車代步的湖南農村，買小車必要性不大，如果實在要買，一輛10萬元左右的車已經足夠，花20萬元買車則不如在縣城買套房，一方面可以保值，一方面有利於蔣峰將來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
但是張晶的建議並沒有被采納。最終，她的姨父、蔣峰的父親還是默默“拍板”，並將買車的預算從15萬元提高到了20萬元。
張晶輾轉得知，姨父決定買車的理由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和他一起做同樣生意的老夥計們，雖然自己還在開三輪農用車拉貨，但都給兒子買了車，而自己財力比他們強，車自然也應該買得更體面；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與大城市優秀女青年眾多的情況不同，在當下的湖南農村，男青年過了20歲，家里如果沒個兩層樓房，便難有媒人上門。樓房、齊全的金飾和小汽車，這些都關系到兒子能不能定一樁好親事。
為什麽不買房
張晶學經濟學專業出身，雖然理解姨父的訴求，但她始終認為，如果說為了給蔣峰找個好對象，那麽一套縣城的房子，應該比一臺車來得更有吸引力，另外，如果萬一這次蔣峰相親未成、娶親需時日，那車子的折舊、養護就成了“沈沒成本”，從這個向度上看，現在買車，不如在將來蔣峰結婚時再買。
關於投資收益的計算，在追求閑適、超前消費成風的南方鄉村，似乎難被重視。回到老家後，張晶意外發現，想買車、買好車的，遠不止表弟蔣峰一個，很多經濟條件不如蔣峰家的人，都在談論買車。
一個記者聽來的故事更甚：一個村里的老人，兒子、兒媳在東莞打工，過年時帶了幾萬塊錢回家，老人卻動了買車的心思，村里人問您買了車幹嘛，他回答說：“開著走親戚。”
家鄉的這種消費現象，令18歲離開家的張晶十分錯愕。一方認為沒必要可以追求面子，另一方認為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不懂農村的處世規則。在蔣峰家的這場買車行動中，集結了來自不同消費觀念、不同生存環境的“撕扯”，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
“其實農民才是天生的經濟學家，有些決定可能在城里人看來有些欠妥甚至荒唐，但往往是基於他所處環境下的最優選擇。”蔣峰在縣城經商的叔父，對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這個經濟實力，為了孩子好找對象，或者僅僅為了提升生活品質，買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張晶沒有註意到的因素是，不同於她生活的上海，農村投資渠道非常有限，人們對理財產品並不熟悉，能為子女創造的財富，似乎被局限為房子和車子。實際上，攀比無論城鄉都存在，農村受到熟人社會、消費單一的影響，攀比現象更為集中，無需多度解讀為城鄉之間的差異。
記者粗略算了一下，在蔣峰所在的縣，縣城高檔小區房價每平米超過了3500元，小開發商開發的沒有小區的多層住房則價位較低，每平米在2000元上下，20萬元剛好夠買一套100平左右的三居室。
但是，為什麽蔣峰的父母不選擇在縣城買房呢？蔣峰叔父的話或許可以視為一種解釋：無論新舊，在農村人們住房都較為寬敞，都能滿足需求，在縣城買了房也沒閑工夫去住，加上縣城消費高、糧食蔬菜都得花錢買，住城里無疑將增加一筆不必要的開銷。買給蔣峰結婚用、將來再讓孩子在城里上學，這個想法雖好，但蔣峰沒有一技之長，沒法在城里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即便有了房子，在城里的生活也難以供養，還不如在村里過得舒適。
蔣峰的叔父還告訴記者，前兩年，他花45萬元在縣城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期房，原本打算裝修一下搬進新房，但2014年，自己在省城長沙上大學的兒子順利保送上了研究生，將來也不希望去北京上海打拼，計劃留在長沙，於是他趁2014年下半年長沙房價回落，果斷出手買入了一套三居室，預備兒子畢業後自住。
至於縣城的2016年交房的那套新房如何處理，他說：“準備賣了，現在不比從前，現在縣城周邊全是房子，二手房根本賣不起價，不虧本就覺得挺好了。”而這，或許也是蔣峰的父親不願意在縣城買房的原因。
編輯：吳狄
高齡農民工現狀調查：有人為獲打工資格染黑頭發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5-02/913002.html
解說：
50歲、60歲、70歲，他們為什麽還要外出打工？
55歲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10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經濟學博士 任遠：
農民工群體的養老保障、社會保障問題就是非常嚴峻。
解說：
統計顯示：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經超過4600萬！
《新聞1+1》今日關註：老去的“農民工”！
主持人 董倩：
晚上好，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今天是勞動節，那麽勞動節我們就來關註勞動者，首先我們先聽一群勞動者他們都說了什麽。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呢，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主持人：
接受采訪的兩位農民工，現在在上海的一家建築工地在做工。他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說到這個年齡的問題，就在4月29日，就是前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這樣一組數字，就是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報告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幾個數字，在2.73億農民工里面，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那麽具體到數字超過4600萬，這是50歲以上的。如果把41-50歲這個年齡段也算上的話，那這個年齡段的比例是26%。乘起來的話就是7千萬，40歲以上所有人都加在里面的話，那也就是近1.2億人。這是一個多麽龐大的群體。那麽他們這麽大的歲數，還在工地或者說幹著非常艱苦的工作為了什麽？另外，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去工作的話，他們的權益需要怎麽樣去保障，今天，我們就來關註這樣的一個中老年農民工群體。
解說：
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頭，在建築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著重體力勞動的工廠，他們正在老去，已經老去。50歲、60歲，有的甚至超過70歲，他們，被媒體稱作“高齡農民工”。
這對父子，來自江蘇，打工地在上海。兒子王榮做電工，父親王思浩已經五十多歲，因為沒有手藝，還在做搬磚、運水泥的重體力活。
農民工 王榮：
我感覺做建築這行，也真是挺累的。(父親)頭發白了，眼角的斑紋也有了。
解說：
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已經開始印刻衰老的痕跡，但是，在他們的工地上，像王思浩這樣，超過50歲的農民工，竟然占到了一半。這些高齡農民工們，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解說：
那麽，在中國，年齡超過50歲的外出打工者，究竟有多少？前天，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稱，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7395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超過了4600萬。有媒體報道，有些高齡農民工，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證留在工地；有的，不斷地走進理發室將自己的白發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補充體力獲打工資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農民工 王思浩：
包吃了，還可以吧，我們就是老板規定的19塊錢一天，都是有專門的食堂。做好了送過來。
解說：
在大城市從事體力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和在老家種地相比，收入上畢竟還有很大差別，甚至可能會翻番，這應該是許多高齡農民工，為何還要拼體力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正在持續擴大：2009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2.2%，有2803萬人；2012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1%，達3969萬人；2013年，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數量超過4000萬人。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17.1%，超過了4600萬。
主持人：
剛才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這個制度是從2008年開始調查，然後公布的。到現在7年的時間。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7年都發生了什麽變化。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看一下，16-20歲的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是6.5%。而7年之後，2014年降到了3.5%，那麽21-30歲這個年齡35%降到了30%，31-40歲這個年齡，23%到22%。應該說這就叫做青壯年農民工，31-40歲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在穩中有降，下降的最快的是16-20歲。
那麽我們再看這是處在一個下降的狀態，那麽在這個比例中有一個上升比較快的一個群體。41-50歲的農民工2010年的時候顯示比例是21%。到了2014年，比例上升到了26%。那麽再看這個一個群體增幅也是很快的，50歲以上當時2010年占比12%，到了2014年占比17%。那麽我們再形象的看一下，也就是說這些年它們的增幅，應該說是在穩步增加，而這樣的一個前提發生背景是什麽呢？2010年-2014年農民工的數量雖然說是在增長，但青壯年農民工的數量是在降低的。在掌握了這些數字之後，我們接下去請教一位專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張翼研究員。張先生，剛才我們註意到了一個極端，16-20歲這些年的降幅非常大，6.5%到3.5%。50歲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極端，增幅非常大，12%到了17%。為什麽會出現這兩種極端的變化？
張翼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越是年齡小的群體，它的人口共計總數也在降低。越是年齡大的群體，他的出生年齡段里面人口數量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多一些。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教育結構有了擴張，年齡小的群體進入學校學習的人數增加了，所以導致16-20歲之間的這個群體的農民工每年都處於下降的狀態。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長比較快，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老年或者中老年農民工的數量就增加的比較快。
主持人：
張先生我理解您這個原因是主客觀的原因都有，那麽客觀需求是因為整個中國人口都進入到了一個老齡化階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但是我們站在主觀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選擇，那麽誰願意到了老還去工作，而不是選擇在家里面去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您怎麽看待這個主觀的原因，他是不是沒有選擇才必須出去？
張翼：
應該說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結構狀態。在農村里面他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但是這一部分農民工他正是處於上有老，下有小這樣一個年齡段。對於孩子他們要撫養，要供給他們上學。對於老年人，他們要對自己的父母親盡孝道，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必須到城里面來打工。
主持人：
也就是說雖然從客觀來說這是一個進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但是從主觀來說，多少還是有一些無奈的因素在里面？
張翼：
是這樣的。
主持人：
好。那麽我們剛才關註的是這樣一個曲線的變化，中老年農民工應該說他們辛苦勞作幾十年之後，本來應該進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獲的季節。但是他們卻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卻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麽造成了他們這種沒有選擇的狀況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解說：
這是三年前，新華社記者劉傑在陜西農村拍攝的一組照片，這些空椅子代表著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員。這是三年前的陳榮英，當時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過去了，陳榮英，還是一個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慶洋，今年已經52歲，在哈爾濱的一個工地上做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冷慶洋：
白天幹一天，幹12小時，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點。慢慢撐吧。吃住不行，吃不飽。拿點錢到外面買零食吃。
記者：
每個月三四千的工資都怎麽花呢？
冷慶洋：
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著。
解說：
冷慶洋說，他還得繼續幹下去，愛人陳榮英，也已經習慣了一年見一次的日子。和陳榮英一樣，留守在家的還有揚大會，她的丈夫從30歲就開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陳已經變成了老陳，她的丈夫陳代前，今年已經58歲，還在西安打工。
記者：
快60歲了，為什麽他一定要出去打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揚大會：
三個娃娃還沒有成家，大的30了，想著家里還是負擔大，我們只有一棟房子也不夠，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們要討老婆。
記者：
在家種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嗎？
揚大會：
現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沒有多少錢，我們這里山上有野豬，遠一點的種了有種無收，他的計劃，他就幹不動，幹到快75。
解說：
陜西省的雙聯村，山多地少，經濟落後，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廣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歲以上的老人。
陜西省石轉鎮宣傳幹部 湯昊：
雙聯村總人口(打工)估計要占到(總人口)60%、70%吧。里邊應該有個20%、30%在50歲以上。很多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主要是像建築或者隧道這一塊，比如說勞動保障這塊，各類保險這可能有的不是那麽十分齊全。政府這一塊要想辦法發展產業。
解說：
勞動強度大，健康風險高，維權意識差，福利保障相對較弱，這些，都是困擾高齡農民工的問題。
2013年7月，高溫酷暑中，鄭州72歲的環衛工靳春波，在清掃馬路時中暑去世。記者之後采訪發現，當地絕大部分環衛工，都是50歲到60歲之間的臨時工，連一紙勞動合同都沒有。去年11月，蘭州一些高齡的環衛工人，竟然被要求簽訂這樣一份承諾書，承諾工作期間產生的一切人身損害，都由本人承擔，此事被報道之後，迅即引發輿論關註，這樣一個有些殘酷的要求，也被相關部門馬上叫停。
但是，即使面對種種風險，即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高齡農民工，還是要選擇繼續外出打工。
冷慶洋：
再幹個五六年吧。想家也沒辦法。
揚大會：
(我們)團聚的日子很少，有時候就是到逢年過節回來，有兩個年頭春節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還是太寂寞了。
主持人：
這就是中老年農民工現實中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困境。從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有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按照里面的一個細則你註意看，就是年滿60歲，累計繳費，這個費就是養老保險費，這個保費，滿15年，以後就可以按月領取，60歲以後享受相應的待遇。政策是個好政策。但是根據前段時間的調查，在武漢還有南寧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行為的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們就請教一下張翼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為什麽有了這樣一個政策是去保障養老金落實的，為什麽不去上這個養老保險，為什麽？
張翼：
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企業不願意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他想盡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開支，畢竟這一塊占到整個企業人工成本的20%左右。
第二個，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交養老保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這8%的錢轉變為現金拿回家去接濟家用，或者是接濟當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
第三個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麽樣去參加養老保險。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經濟的波動，以及農民工在就業過程當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這個企業打工，明天在那個企業打工，可能這一段時間在這個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別的城市打工，導致出現的這個斷裂使得到現在為止真正能夠拿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
張先生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讓你用今天的錢去保障你的未來，為什麽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長遠呢？這個問題怎麽看？
張翼：
因為當前眼下的壓力大於對未來的籌劃，雖然說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的五、六年當中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增長，但是隨著通貨膨脹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過程當中的生活開支的增加，導致農民工拿回家去現金的收入，就是錢越來越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讓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犧牲當前對未來保險的開支。
主持人：
剛才咱們說的是被這個政策，就是沒有享受到政策的這群人，那麽他可能說是享受不到這個政策對他們來說門檻有點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這個政策的人，多繳就能夠多得，那為什麽有些農民工他們並沒有采取多繳這種方式，而是能少繳就少繳，這是什麽原因？
張翼：
剛才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影響就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險的繳費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那麽整個保險繳下來，包括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加起來達到43%左右。如果是企業把所有這些保險交齊的話，那麽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對於農民工來說，他拿到這個錢現金的當前的欲求就大於對未來保險的欲求，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寧肯是少繳就少繳。在前面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過程中，我們說絕大多數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在年底都把養老保險退掉，然後拿回現金拿到家里去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現在真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我們就特別理解到是非常少的。
主持人：
張先生稍候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問題給您。所以說到這兒，並不是說農民工他們的目光短淺，或者說他們的見識短，等等。恰恰不是，他們恰恰是做了深思熟慮的思考，他們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選擇，因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在眾多要解決的問題面前，他們只能犧牲自己，不考慮自己的保險。好。我們繼續關註這個問題。
解說：
過去幾個月，深圳市社保部門，被接二連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這幾位。他們在達到退休年齡，卻發現無法領到養老金後，一紙訴狀，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退休女工 肖葉青：
我這些都是行政訴訟，這些都是法庭的判決書，已經輸掉了。
記者：
(訴訟)輸掉了？
肖葉青：
是。
解說：
這位是當事人之一肖葉青，在她身上，有著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深深烙印。生於上世紀50年代，90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葉青所在的服裝廠，才給工人統一辦理了社保。
肖葉青：
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個月。
解說：
在深圳工作20年後，雖然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而面臨養老難題。
肖葉青：
雖然我們是外來工在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經付出了，他們都可以在這里養老，我們幹嗎不可以在這里退休呢？
解說：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非戶籍人口已達到726.21萬人，那一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深圳的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才開始被覆蓋到國家的社會保障網下。但是，這也意味著，在近年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工里，將有一大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張展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研究員：
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可能因為過去的制度框架他還沒有資格來參加，或者就算參加了也是剛剛參加。年限比較少。
解說：
在深圳拿不到養老金，這些老工人們，或者是無計可施，或者是認了命，回到農村。像肖葉青這樣，只能把她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中的錢轉回原籍，參加家鄉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肖葉青：
像我們在外面買的是職工保險是不是，轉回農村一個月才拿幾十塊錢，對於我來說拿的那個錢還沒有買的那個錢多，至少我們很不劃算的，
解說：
此外，由於農民工有較強的流動性，而我國直到2009年才出臺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可跨省轉移。但是直到現在，仍有地方未能執行這一辦法，這也讓不少農民工，不得不中斷社保、甚至棄保。
張展新：
那麽高齡農民工回到家鄉，不能因為他們在城里的打工經歷，而面臨參保困難。各個地方有很多變通的辦法，中央政府應該敦促地方政府，通過補繳，就是要參照當地老年職工的參保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讓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經多年的，但是離15年繳費期還有一定差距的，通過補交來獲得城市養老。
主持人：
對於那些已經老去，或者說正在步入老年的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來說，他們遇到的養老困境有一部分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困境並不是說現實情況就沒法解決，就必須得去忽視他們。怎麽辦？接下去我們繼續連線張翼先生。張先生您看對於那些剛才我們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在現實中也大量存在有這麽多年紀大了還在工地上做著非常艱苦，非常危險的這些活計的老頭，甚至老太太，他們怎麽辦，就沒有辦法了嗎對他們來說？
張翼：
我想現在可以通過這樣幾個改革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必須改革現行的繳費率比較高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使得企業的社會統籌這一塊從20%降到12%，或者在別的降低幅度我們可以來研究。那麽使農民工自己繳的這一塊降到8%，使得老年的農民工或者中年農民工有這個信心來繳養老保險。
第二個辦法，就是把這個城鎮里面交的養老保險，能夠與農村的居民養老保險進行對接，使得農民工能夠非常順利的把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轉回到家鄉的居民養老保險里面去，增加他對未來的收入。
第三個方面，我想還是要加大勞動執法檢查的力度。
主持人：
非常感謝張先生。應該說老一輩農民工他們一輩子都在付出，我們整個社會虧欠他們的不少，甚至太多。當他們勞作了一輩子，我們真的不能再虧欠他們了。
一畝田創始人鄧錦宏：當農民在田里也能用手機上網，事情就成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790
一畝田創始人兼CEO鄧錦宏。 （一畝田供圖/圖）
2013年年底，我發現一個很讓我興奮的數據：每天訪問一畝田的用戶里三成是通過手機登錄的，農民白天在田間地頭，也可以通過手機登錄一畝田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撮合農民和買家進行交易了。
假如今天全國有一萬個人要買白菜，以前是通過很複雜的多對多的關系完成交易，我們出現後，通過系統的算法，包括價格、品質、規格、距離、天氣和信譽等級等，實現雙方交易的精準匹配。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尤其是很多現代農業合作社的現代化程度，超出我們想象。最後就是冷鏈運輸行業和批發市場的建設，高速公路的修通和物聯網等投入應用，各方面的資源都在加碼這個市場。
三個月前，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走進一畝田的辦公室，那時公司只有1300人，正在大量招人。
大家擁擠在一個小辦公室里，甚至連洗手間門口，也放了個屏風，搭建出了個臨時工位。來拜訪和談合作的，只能在過道里放兩把椅子將就一下。公司唯一的會議室員工基本預定不上，每天都有一些縣考察團來這里參觀。
三個月後的今天，南方周末記者再次走進一畝田的時候，他們的辦公區域擴大了好幾倍，在隔壁一個大廈租了好幾層的新辦公室。員工突破3000人。
這就是互聯網速度。有圈內人士感慨，上一次互聯網行業出現如此高速增長的公司還是團購行業興起時候的美團網。
一畝田成立於2011年，是一個農產品大宗交易的B2B平臺。雖然過去4年里，這個公司實現了2000%的增長，但直到這句話在社交媒體上發酵，一畝田才第一次為互聯網圈熟知。
一畝田創始人兼CEO鄧錦宏1985年出生，大學畢業後，兩次創業失敗，兩度進入百度。最後創建了一畝田。7月10日，他在極客公園的一次演講里說：你們每天吃的食材有20%可能就是一畝田提供的。
試錯了五個方向
只有第六個方向是賺錢的，這就是農產品交易信息的“去哪兒”模式。
2009年，正好百度市場部在做一個鄉村信息化的項目，沒有人願意接手，我就接下來了，並把它做成了百度當時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
這個項目持續兩年，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大量了解和接觸農村社會後發現一個現象：我四歲之前在農村長大，但沒想到20年過去了，我兒時印象里的農村，跟現在的農村並沒有什麽大的變化。我記得小時候農村還是有很多青壯勞力，現在幾乎只剩老人和留守兒童，空巢現象嚴重，在中國70萬個自然村中，不少村莊甚至消失了。
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不應該是這樣的。城市里的人們在享受現代化的技術，以及越來越豐富的生活，農村卻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世界。
於是2011年我離開百度開始創辦一畝田，決定開始在農村市場創業。
之所以叫一畝田，是有一次在陽臺上仰望星空想出來的，很多人老是記成一畝地，其實田和地有很大區別。地讓人想到種植，但田，除了土地，還能讓人想到田園，更詩意一點。
當時創業就3個人，我們嘗試了六個方向，五個都失敗了。
第一個是幫農民團購飼料。現在有很多農資團購網站，當時我做得早了點，農民、經銷商和資本的意識沒到，大家合作積極性不高。
第二個方向是鼓勵農民在我們網站上填寫養殖檔案，我們給他發虛擬貨幣，有兩萬多個農戶填寫了檔案，但依然難以撼動當時的流通體系。
三是幫農民賣東西給販子；四是找大學生村官合作，每個村搞一個網站，讓村官來編輯內容，做農村社區；五是幫批發商把農產品賣給飯店的後廚。
這五個項目都失敗了，我們總結出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當時還沒有到來，很多農民都是在早上七點到九點上一畝田，然後就是晚上登錄，白天有12個小時農民基本不在網上。但買家恰恰是白天活躍在網上，兩批人像平行的軌道，永遠碰不到一起。
只有第六個方向是賺錢的，這就是農產品交易信息的“去哪兒”模式。當時我們這塊業務只有一個人在兼職維護，但每個月能帶來10萬元的收入，主要是會員費和廣告費。
2011年到2013年9月份，一畝田主要靠這個農產品的“去哪兒”模式生存，即提供信息服務，比如用戶搜索白菜價格，就能看到一些買家和賣家發布的白菜價格信息。做了幾個月之後，我發現每天有好幾萬人登錄我們網站，很多人還提出要委托我們銷售或者采購農產品。這就讓我們開始思考：除了信息平臺定位外，我們能否提供更多的服務？
當時也沒有國外的模式可以參考，國外不存在這種信息鴻溝。於是我就開著車去農村調研。
以前在百度，我們去鄉下出差都是當地市長、縣長接待，住在縣里最高級的酒店，吃最好的東西。自己創業後，我每天在農村都是跟農民就著花生米喝點小酒，跟農民吃住在一起，呆了兩三個月。每天教他們怎麽上網。農民真的都很好客，包吃包住，拎包入住的那種。
讓農業交易精準匹配
訂單農業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我需要什麽，告訴你，你再去種植。
2013年年底，我發現一個很讓我興奮的數據：每天訪問一畝田的用戶里三成是通過手機登錄的，農民白天在田間地頭，也可以通過手機登錄一畝田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撮合農民和買家進行交易了。
2014年6月，我們正式嘗試做線上+線下的交易撮合模式，直到今天，公司有3000員工，線下團隊就占了2500人，這些人八成是從本地招聘，過去他們都在當地賣房子和快消品，我們給他們遠高於當地工資水平的薪水。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到田間地頭，教育農民、合作社的理事長和種植大戶去使用互聯網工具，教他們怎麽用我們的產品跟全國各地的買家聊天和交易。另外，就是當有買家來跟農民做生意的時候，我們的員工幫買家看貨，鎖定貨源。
現在中國大概有70萬個自然村，我們已經覆蓋了3萬多個村莊，未來我們希望線下團隊是1萬人，到時候將覆蓋10萬個村莊。我認為這是一個臨界點。覆蓋10萬個村子，一畝田的品牌就會讓種植大戶主動使用我的服務。未來，我們會加大從應屆畢業生里去招聘線下人員，國家現在鼓勵大學生回鄉創業，這恰好也是我們想要的。
去年7月，我們一個月只有50萬元的交易額，現在一個月已經達到100億元。日交易額突破3億元。目前活躍在我們平臺上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供應方，包括散戶、大戶、合作社、經紀人、龍頭企業（如新希望），另一類是采購方，包括各種類型和層次的批發商、飯店、超市、深加工企業和出口型企業。
之前，這兩類人發生交易主要是通過很多中間人和經紀人來完成。很多時候甚至連中間人也找不到貨。我們的出現消除了所有人的信息不對稱，就連中間人和經紀人也是受益方，因為中國大部分農業生產都是散戶，都需要經紀人去做工作，才能實現大宗交易。
一畝田正在讓農業交易的所有環節變得更加高效。假如今天全國有一萬個人要買白菜，以前是通過很複雜的多對多的關系完成交易，我們出現後，通過系統的算法，包括價格、品質、規格、距離、天氣和信譽等級等，實現雙方交易的精準匹配。
以前投資人對我們不了解，後來找上門來，我們基本是被動融資，連PPT都沒有做過，只給他們看了後臺數據。當時很多投資公司在搶，打錢最快的是紅杉資本，連協議都沒簽，就給我打了幾百萬美元。那天我記得去香港開了個賬戶，早上過的羅湖，九點就回來了，安檢的人還說我怎麽那麽快。
紅杉之後，先後有六七家機構投資了我們，我們可以說不差錢了。很多機構錯過我們，因為每個月我們的價格都在漲，很多人接受不了。也有很多投資人不太了解農業，他們投資別的電商有代入感，因為自己就是消費者，但對於農產品沒有代入感，他們就算用我們的App，也提不出優化意見。
在撮合交易環節之後，我們還會做訂單農業和技術輸出。訂單農業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我需要什麽，告訴你，你再去種植。以前是生產之後找需求，以後是按需生產。這就要求我們更深入地介入農業生產，比如我們要幫助農民合理使用化肥農藥，以及提升供應鏈整合能力。
現在一些從臺灣進口農產品的貿易商也在使用我們的服務。過去這些貿易商要通過多個層次的中間商才能把臺灣的農產品賣到大陸。但他們缺乏一畝田這種瞬間把貨鋪到全國所有批發市場的速度優勢。要知道，速度就是農產品流通的生命，延遲一天損耗就很大。
挖掘農業大數據
它會告訴你未來幾天內會有多少黃瓜運到某個城市，又有多少東西運出這個城市。
8月底，我們會跟中國氣象局和農業部、農科院等機構合作，推出一個真正的農業大數據產品，主導這個產品的是我們從加拿大挖過來的一個技術團隊。這個產品買賣雙方甚至是記者都能用上。它會告訴你未來幾天內會有多少黃瓜運到某個城市，又有多少東西運出這個城市。這對政府的物價調控會有幫助，過去政府穩定本地菜價的菜籃子工程主要是靠補貼，未來不用補貼了，只需要調控好供給關系就行。
媒體也可以從中提前知道哪個城市可能某個農產品要脫銷，哪個地方的農產品滯銷。對於脫銷和滯銷都可以做出預警。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三件事，一是用大數據來建立一個信用體系，二是用互聯網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三是用規模來制定行業規則。
目前公司還處在虧損狀態，最大的成本是人力。但公司每個月的收入都在增加，主要來自廣告、金融、大數據和物流。其中，廣告是賣家和買家投放的。金融是我們跟地方銀行比如一些地方郵政儲蓄合作，給信譽好的批發商做貸款，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大數據是跟地方政府做一些合作。物流是通過交易大數據解決貨車空跑的問題。未來我們還將在農產品的分級和行業標準制定上做許多嘗試。
我們不會去賺農產品差價，也不想賺這筆錢，這些收入應該屬於農民。我們的模式是C2C里的B2B，每個用戶都是個人，但交易額又非常大。淘寶的一筆交易都是幾十幾百，我們一單是幾萬元。
我們也不會去做B2C，這些生意讓給其他公司去做吧。實際上現在已經有很多餐飲企業、B2C網站、微店、超市和淘寶店從我們這里進貨。比如鄉村基，以前是從經銷商進貨，現在是從合作社產地發貨，一筆訂單就要省幾百萬元。
我們也不擔心巨頭進入，基因不對，模式也不同。別的電商進農村，走的工業品下鄉路線，目的是尋找原有模式的新市場。他們也嘗試做一些農產品上行的工作，但效果不明顯。一畝田只做一件事：就是農產品上行工作，我們只幫農民輕松買賣農產品，讓農民賺更多的錢，讓菜不要爛在田里，不要扔在溝里，不要花費過多的物流成本，也不要花費太多的交易時間。農民有了錢，他們才會去別的電商平臺購買工業品。
十年後才有回報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
這幾年農業電商市場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國家越來越重視農產品流通效率，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會提，但現在有互聯網和風險投資進入，國家突然有了抓力，政策有了附著點。其次是土地流轉政策的推行，小戶的土地流轉到大戶，我們只需要對接大戶就行了。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尤其是很多現代農業合作社的現代化程度，超出我們想象。最後就是冷鏈運輸行業和批發市場的建設，高速公路的修通和物聯網等投入應用，各方面的資源都在加碼這個市場。我們只是其中一股力量而已。
目前這個市場發展的最大阻力依然是用戶的習慣。很多農民還是不太相信我們，我們讓他們下載我們的App，他們覺得我們是騙他們流量，不相信能通過手機這個小屏幕把10畝地的產品賣掉。就跟15年前很多人不敢在網上買衣服一樣。
很多農民依然習慣找經紀人，習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過，一旦他通過一畝田賺錢後，他就會徹底成為我們的粉絲。我們的願景是創造新農業文明，簡單說就是讓流通更高效，讓生產更科學，讓食品更安全。所有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是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而是生產環節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利誘機制和農業規則的重塑解決。比如訂單農業，就能讓食品安全更加可控和可追溯。
盡管國家提出鼓勵農業電商，推動互聯網改造農業，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理解這個事情還是需要時間。一些縣長希望我們去投資建個大樓，拉動下GDP和就業，然後產生稅收。他們更關心硬實力的提升，對於互聯網這種軟實力提升不感興趣。
我們很多員工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設計了一種比較大方的利益共享機制，我是大股東，全體公司員工加起來的股份占到了公司第三大股東。我希望這些從農村走出來的人，能比較迅速地在一畝田實現經濟自由，然後再去回報他們走出來的村莊。
現在圍繞農民、農民和農業的創業者很多，除了我們這種模式外，還有的創業者在農資產品、農業技術、農民服務和鄉村建設等方面做嘗試，甚至有一些很細分的創業項目出現，比如有的專門做穆斯林市場、東北市場和西藏市場的農產品電商。但要真正讓沙漠變成綠洲，就要看大家有沒有耐心了。我們已經走了四年，但我們覺得至少要過十年才會有回報。
真實的美國轉基因現狀： 農民認為更環保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9158.html
真實的美國轉基因現狀： 農民認為更環保
第一財經日報 邵海鵬 2015-09-22 06:00:00
美國農場主不理解：生物技術是服務於農民的高科技，就跟智能手機、電子郵件等技術大家都在用一樣，為什麽要阻止使用呢?而且尚無任何可靠的、科學的信息來源證明這項技術是有害的。
“今年的雨水格外多。”57歲的羅尼·羅素(RonnieRussell)抱怨道。
羅素是美國密蘇里州的一位農場主，也是密蘇里州大豆協會董事會成員。因土壤、降雨、氣候等自然條件優越，密蘇里州的農業生產在美國乃至全球獨具優勢。再加上密蘇里河與密西西比河分別流經該州西境與東境，農產品物流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密蘇里州的主要農產品為大豆和玉米。為保護耕地，農民一般會選擇輪作，即同一地塊今年種大豆，來年就種玉米。因為與大豆共生的根瘤菌具有固氮效應，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事實上，在美國，大多數農民都這樣輪作。
多雨導致的晚播
擁有1500英畝(1英畝約合0.4公頃)家庭農場的羅素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他們這一帶，農場的大豆種植面積一般都在1000英畝左右。他不但種有大豆、玉米、小麥，還養了一些肉牛。這些土地一半屬於自己，另一半則是從其他農民手中租來的。
他說，這一帶出產的玉米，基本上都是沿密蘇里河往南運輸，主要供南方地區用於肉牛養殖。而密蘇里州的氣候種大豆也能適合。在全美，密蘇里州大豆產量排名第六。
當然，農產品銷售畢竟是一門生意。美國的農場主們也會根據對市場價格的判斷，微調來年玉米、大豆的種植比例。
也有農場主更在意輪種對土壤恢複的影響。北達科他州科爾法克斯縣(Colfax)的農場主保羅·庫默(PaulKummer)即是如此。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價格只是決定其播種面積的一個影響因素。因此，他選擇在輪作大豆、玉米的同時，間或種植一些大麥和甜菜。
在密蘇里州，種植時節一般是：玉米4月下旬，大豆5月初。然後，玉米收獲於9月中旬，大豆收獲於10月初。但今年受全球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氣候一反往常，5月初豪雨大作，打亂了全州農民的種植時序，只得晚播或者重播。
“因為比往年晚播了一些時候，今年的單產可能會低一些。”羅素說。
位於密蘇里州亨利埃塔市(Henrietta)的艾倫—西克農場(AaronHick’sFarm)今年的種植面積達到3000英畝，大豆、玉米各占50%。農場主稱，5月下旬才開始播種，有一部分地塊因為沿河，地勢較低，再加上降雨過多，無法正常播種，於是采用了飛機撒播的方式。6月中旬才最終播種完畢。
密蘇里小鎮達爾頓(Dalton)的鮑勃—利托頓農場(BobLittletons’sFarm)種植面積約為2500英畝，農場主也說，5月1日時已種下400英畝左右的大豆，但因雨水過多，6月7日又重新開始播種，直至7月初結束。
盡管前期降雨導致晚播，使得收割期較往年推遲兩周左右，但密蘇里州的土壤墑情及播種後的天氣良好，這些都有利於大豆生長，彌補了晚播的不利影響。
8月下旬的密蘇里州，天氣炎熱，正在結莢並陸續進入灌漿鼓粒期的大豆郁郁蔥蔥。這是大豆生長的關鍵時期。距收割期尚有6周時間。有農場主認為，至少從這些情況看，大豆的單產未受到影響，不會低於，甚至會好於去年。
“不耕地”也有科學道理
農業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相對於其他產業有弱質性特征，即使在農業發達的美國也不例外。前述厄爾尼諾現象所引起降雨，進而導致晚播，即是直接表現。這就需要順應自然，尊重規律。
在美國，農業生產堅持可持續的理念，與環境保護相結合。輪作以保證土壤肥力是一種保護方式，免耕是另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的選擇，則是緣於大自然的教訓。當然若有必要，也會有少量土地被輕微翻耕。
美國19世紀初開始工業革命，應用到農業領域就是大規模使用拖拉機翻耕土地，數千萬公頃幹旱、半幹旱草原因此被開墾成為大片糧田，奠定美國成為“世界糧倉”的根基。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終於釀成了震驚世界的“黑風暴”事件，原因就在於，西進拓荒時期的墾殖，導致土壤風蝕嚴重，而連續不斷的幹旱更加劇了土地沙化現象。
1934年5月，美國爆發號稱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沙塵暴。風暴從美國西部土地破壞最嚴重的幹旱地區刮起，狂風卷著黃色的塵土，遮天蔽日，形成一個東西長2400公里、南北寬1500公里，高3.2公里的巨大移動黑色風暴帶。風暴持續了3天，橫掃美國2/3的國土，3億多噸土壤卷進大西洋，使16萬農民傾家蕩產，逃離西部，不少人死於沙塵暴引起的肺炎。
面對大自然的懲戒，美國開始推動各種有利於水土保持的耕作方法研究。“免耕法”即是其中之一，它也被稱為“保護性耕作”(ConservationTillage)，這與中國傳統農業所講究的精耕細作截然不同。中國北方所遭遇的沙塵天氣，翻耕土地也是原因之一。單從農業生產來講，翻耕土地盡管松動了土壤、消除了雜草，可以幫助土地恢複營養，但這樣一來卻侵蝕了土壤，也殺死了生長在土壤中的一部分有機物。
免耕的核心要素是盡量少地擾動土層，盡量少地裸露地表，盡量少地田間作業，盡量多地保留稭稈。免耕與作物覆蓋、輪作相配合，會使土壤有機物含量持續增加，起到保護耕地肥力、防止土壤遭侵蝕的作用，而且還可以節約農業用水，提高農田的生物多樣性。目前美國已經廣泛地采用了免耕法。
免耕法的關鍵在於：怎樣去除雜草，以避免跟作物爭肥、爭水、爭光。盡管地表殘茬的覆蓋對雜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還是需要使用除草劑。那麽問題來了，如何才能只除掉雜草而不傷害作物幼苗呢?
直到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品種的出現，免耕條件下的除草問題才得到根本解決。免耕法的采用，配合轉基因技術，很好地實現了保護環境與發展農業生產的有機結合。
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擴大
截至2014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為1.815億公頃。這與1996年的1700萬公頃相比，增幅超過100倍。這一年，中國種植390萬公頃轉基因作物，主要為抗蟲棉。
上述數據來自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發布的《2014年全球生物技術/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態勢》報告。該組織成立於1992年，設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是一個非營利、依靠農業業界及政府資助的國際組織。
1996年是全球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元年，發源地為美國，品種為抗除草劑大豆。
根據上述報告，2014年，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面積為7310萬公頃，仍居全球首位。比2013年增加300萬公頃，增長率為4%，為創紀錄的最高同比增長率。
每年6月，美國農業部國家農業統計局(NASS)會在全美各州做一次農業調查，其中一項是：在各州隨機抽取一些農場，統計其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今年6月30日，美國農業部公布了美國2015年轉基因作物種植情況：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種植面積分別為3600萬公頃、3448萬公頃和358萬公頃，分別比2014年減少1.9%、增加1.7%和減少18.4%。
因為調查數據代表著全美86%的玉米面積、87%的大豆面積和85%的棉花面積，根據轉基因品種種植比例推算，美國2015年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繼續擴大，而轉基因玉米和棉花的種植面積下降。
不論爭議如何，中國乃至全球都不得不直面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的事實。
轉基因的是與非
種植轉基因作物已經有20年歷史的美國農民，顯然在關於轉基因的討論中更有發言權。
從堪薩斯州到密蘇里州，再到北部的北達科他州，田塊肥沃程度的不同，降雨量的差異，以及農場主管理水平的高低等多種因素決定了作物的生長狀況。《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考察沿途，仍然可見“草盛豆苗稀”的地塊，盡管作物是轉基因品種。
在密蘇里州哈丁市(Hardin)的德曼農場(Durhman’sFarm)，就有一片雜草叢生的豆田。農場主凱勒·德曼(KyleDurham)告訴本報記者，最近兩年的確陸續出現了抗性雜草，今年尤為糟糕，豆田中出現了大面積雜草。
不過，德曼否認今年出現的主要是抗性雜草。他說，這是因為天氣的原因(降雨較多)，錯過了關鍵的除雜草的時機。如果明年正常噴施除草劑，仍然是可以消滅雜草的。
德曼說，如果是抗性雜草的話，那就換抗另外一種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來種植，或者輪作玉米。他說，其中有一塊地，本來是要輪作玉米的，但仍然連續第二年種了大豆，這就使得本來可以有效處理豆田雜草的輪作無法發揮作用。
在北達科他州，運營著2300英畝家庭農場的傑·邁耶斯(JayMyers)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過去幾年，雜草的抗性越來越強。他采取的措施是，使用新的除草劑，在出苗之前就噴灑，而且噴灑次數由兩次變為三次。
抗性雜草的出現跟轉基因有關嗎?
北達科他州科爾法克斯縣的庫默說，一般來講，只要某種除草劑使用的時間長了，雜草自然而然都會產生抗性，這是正常現象。在轉基因技術出現之前，有數十種對除草劑具有抗性的雜草。耐除草劑雜草的出現，不是生物技術導致的結果，而是自然界演化導致的現象。
庫默1964年高中未畢業就開始在家里幫忙種地，1972年真正作為農民註冊交稅至今，務農已經超過50年，現在經營著4500~5000英畝的家庭農場。農業從業經驗豐富的他說，對付雜草的辦法就是，摻雜一些其他種類的農藥來去除有抗性的雜草。
種植非轉基因作物，出現抗性雜草就更難以避免。對種植非轉基因作物的農場主來說，除雜草就只能采用傳統的方法——噴灑傳統的除草劑，甚至人工除草。
北達科他州的大豆種植面積中有7%為非轉基因大豆。該州大豆委員會市場營銷總監斯蒂芬妮·辛納(StephanieSinner)告訴本報記者，她經營了一個有機農場，種植的就是非轉基因大豆。這個農場需要耗費大量勞力來搞田間管理。在使用化學品方面，需要綜合考慮作物、土壤等因素，做很多的額外工作，稍有閃失就會功虧一簣，毀掉整片作物。
斯蒂芬妮說，因為非轉基因作物的頂端覆蓋太少，不能很好地遮蔽陽光，給了雜草生長的機會。這種作物農田里除雜草時，只能采用傳統的施灑除草劑方式，耗費人力用不同的除草劑除雜草。這樣會對主要的作物產生一定的影響，“長相”會不好看。
今年沒有種植非轉基因大豆的庫默告訴本報記者，轉基因對農民有利，對環境也有利，因為減少了耕地使用，保護了土壤。在實驗室里，科學家也反複檢測其致敏性、致毒性，保證其不會對人體造成影響。此外，美國環保署、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農業部也均認可了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
那麽，轉基因種子貴不貴?的確很貴。
庫默聳聳肩，略顯無奈地抱怨說：“大家都認為是這樣的(貴)，從降低成本這個角度考慮，盡管買傳統的種子會便宜一些，在產前會劃算，但產中的田間管理就需要付更大成本。農民最終還是會衡量，購買生物技術(轉基因)的種子是否物有所值。”
種子公司雖然多，但核心技術仍然來源於孟山都、先正達、先鋒等種業龍頭企業。這些龍頭公司會選擇合作夥伴育種，然後銷售給農民。上述邁耶斯的農場就是主要負責育種的。
密蘇里州的農場主羅素也是轉基因技術的支持者。他說，自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種植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玉米以來，用在田地里面的化學制劑比以前要少得多，化肥使用量也只是原先的1/3。從農民的角度看，種植轉基因作物比起非轉基因作物，對保護環境更為有益。
羅素種植的大部分是轉基因作物。他表示不理解：生物技術是服務於農民的高科技，就跟智能手機、電子郵件等技術一樣，大家都在使用，為什麽要阻止農民使用這種先進技術呢?而且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可靠的、科學的信息來源證明這項技術是有害的。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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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要給農民工做“支付寶”，已拿到千萬天使投資
來源: http://www.iheima.com/project/2015/1112/152758.shtml
導讀 : 他們做了一個叫“工付寶”的產品，其中一個功能是支付工具，他們希望圍繞建築勞務供應鏈需求開發更多服務，比如民工記錄考勤、記賬、薪資支付跟蹤、金融、生活服務、行業動態等。
i黑馬 崔婧 11月12日報道
“傳統建築＋互聯網”的組合能夠撞出什麽火花？劉偉斌和麥碩的答案是做一個垂直領域的“支付寶”。
他們這麽做有一定道理。2014年，我國建築行業總產值為17萬億，建築工人接近3800萬人，工人的薪資發放高達4萬億，勞務成本約占了建築總產值25%，但是老舊的商業模式、項目信息不透明、傳統的薪資模式也是這個行業一直存在的問題。
於是，他們做了一個叫“工付寶”的產品，其中一個功能是支付工具，他們希望圍繞建築勞務供應鏈需求開發更多服務，比如民工記錄考勤、記賬、薪資支付跟蹤、金融、生活服務、行業動態等。通過用戶應用對工付寶平臺上的用戶行為進行數據采集，運用大數據和雲計算控制金融風險、生成用戶畫像，目前獲得1000萬元天使投資。
花6個月尋找切入口
劉偉斌，1983年生人，1米78的個頭。2013年他從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留學回來後，開始接手自己父親的公司成龍建設集團，該公司去年產值40億元。
接手後，劉偉斌發現建築工程行業里信息高度不對稱，整個流程、交易方式、運作方式、管理模式甚至是在這個環境當中生存的人都完全跟互聯網無關。成龍建設集團經營了20年，商業模式都沒有變過。
一個建築項目層級首先是項目經理，負責整體項目，材料、資金、預算、施工進度計劃、人員調配等；第二層是輕包老板，主要承接分包勞務，接單、結算、人力資源調配，墊資；第三層是帶班，主要來盯現場；最後一層是建築工人。“這些人是很松散的關系，規模大的有千人以上，規模小的可能就是百人左右。一年從建築公司發放到民工手上的工資將近4萬億。”劉解釋。
那麽，發現問題後，該如何尋找切入口？劉偉斌做了很多嘗試。
2014年11月，劉覺得民工生活很枯燥，可能需要類似同鄉會這種社交軟件，但是調研之後，劉發現工人們幹完活後，時間已經很晚，基本上不會再去社交，而且工人對約會的目的會有警惕性，最後從社交切入的方法被他自己否定了。
之後，劉偉斌把目光轉向了建築藍領招聘市場。研究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招聘平臺對項目經理、輕包老板和工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強需求。
劉偉斌後來發現，傳統鏈條上，項目經理、輕包老板和工人有幾種組合方式，一種是很熟的合作關系，一種是地域的聯系，比如包工頭帶著本村的人一起幹活，一種是親戚朋友關系，這幾種組合模式很牢固，而且是一種強信任關系，其他方式很難深入進去。”
劉偉斌也想過從工人工商險的方向切入，但是這需要重新設計險種，如果沒有很大的數量，保險公司根本不願意去談合作。他還想過從結算切入，後來發現結算是一個重模式，比如1萬人中有1%的人沒有做好結算，就可能陷入被動。
某種程度上，如果沒有遇見麥碩，或許劉偉斌還走在探索的路上。麥碩是國內最早一批進入移動互聯網行業的人，先後擔任優酷、新浪視頻等互聯網企業的高管，創業前最後一份職務是迅雷看看的副總，在互聯網產品、技術和管理經驗都頗為豐富。
和劉偉斌第一次見面是在2015年4月初的一個咖啡館，麥碩回憶。當時，麥也想創業，聽完劉偉斌的介紹後，他做了判斷，第一，這是一個農民工的建築領域的市場，體量是17萬億，勞務有4萬億。第二，這是一個藍海市場，還沒有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進入，唯一的信息公司是提供ERP財務管理軟件的用友等。
想做建築領域的支付寶
事實上，企業想要進入一個新生市場，一定要抓到最關鍵的流向。建築市場有三個流向，一是人員的流動，二是物料的流動，三是錢的流動。
而錢流（資金流）是最優先的選擇。建築市場能抓到的錢流其實是工人的勞務工資。“勞務工資有兩端，一個是B端，可能是項目經理或者輕包老板，一個是C端，就是工人。施工單位接了業主的項目後，需要先墊資施工，再根據項目進度回款，造成B端永遠在墊資，資金壓力較大。C端則每天惦記什麽時候能發錢，兩端都在為錢煩惱。”麥碩向i黑馬表示。
這看起來是一個有痛點的金融生意，但前提是能不能找到資產方、資金方以及合適的風控模型。劉偉斌介紹，B端沒有資產，能抵押的資產就是房和車，但是C端的工資是B端來發的。
那麽，能不能搭建一個支付平臺供B和C端使用，通過B端在平臺上給C端發工資的數據，倒推出其應收賬款數額，根據數額大小，工付寶再給出貸款授信。
這是做好風控的一個重要來源。麥碩介紹，工人每個月只領生活費，生活費是幹活總費用的1/3，幹活總費用又是勞務產值的1/4，通過項目的勞務產值就可以知道這個輕包老板到底靠不靠譜。“比如，輕包老板一個月發了20萬的薪酬，工付寶給他貸款10萬元還是很安全的。”
目前，工付寶提供給B端借款額度控制在50萬到500萬之間，首個訂單支付工資30筆，總額6萬多。對於盈利模式，劉偉斌介紹，工付寶做的是資產端，通過核心數據把資產端風控做好後，壓縮資金端的成本，賺取利差。他還希望可以把C端閑置資金貸款給B端，形成一個閉環。
但是，建築工人的思想比較守舊，有的人甚至連微信、淘寶都不會使用，讓他們綁卡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更不用說把自己的閑置資金再做理財，通過什麽樣的方式取得工人們的信任是劉、麥二人需要考慮的問題。
麥碩介紹，民工是聚堆的群體，他們會先選擇一少部分人做溝通工作，取得這部分的信任後，再由這部分人影響身邊的其他人。
黑馬檔案
公司名稱：浙江工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劉偉斌，麥碩
所屬行業：互聯網金融
融資進度：1000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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