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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妝大牌掀起降價潮 並非只因稅率下調

經常購買各種國際化妝品品牌的張琪發現最近有些不一樣。

不久前，她去經常光顧的Jo Malone專櫃購買聖誕禮物，一個熟識的銷售導購員悄悄地告訴她，元旦後再來，一些產品就會降價。這個英國的沙龍香氛品牌於1999年被雅詩蘭黛集團收購後於2014年正式引入中國市場。國內外的價差曾讓不少人“吐槽”。

雖然此次降價幅度不過十幾數十元，但依舊讓張琪覺得開心。至少，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那些國際大牌化妝品每年都會往上漲一點，而不是往下降。

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個案。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從1月5日開始，除了Jo Malone，雅詩蘭黛集團也將下調旗下多個品牌的售價，降價幅度從7.3%--18%不等。

國際品牌紛紛降價

雅詩蘭黛公司方面解釋稱，此次的調價是因為去年的消費稅調整。去年9月30日，財政部發布《關於調整化妝品消費稅政策的通知》。

這並不是這家主營高檔化妝品的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首次降價。2015年6月，財政部關稅司將進口護膚品關稅從5%下降至2%。隨後，雅詩蘭黛就宣布，在中國市場的所有護膚彩妝品牌全線降價，平均降幅保在10%左右，部分品牌產品零售價降幅達到23%。雅詩蘭黛稱，此舉“旨在支持政府降低關稅、提振國內消費的相關舉措”。

“在我的印象里，這是我們僅有的兩次大規模調價。”一位雅詩蘭黛公司內部人士回憶道。

除了雅詩蘭黛，另一家美妝公司韓國愛茉莉集團也會在本月15日下調旗下四大品牌的價格，最大的幅度可達30%。愛茉莉太平洋官方表示，此次調價主要針對受“進口品消費稅調整”影響的產品。除了調價的四個品牌之外，集團旗下夢妝、IOPE、赫妍、呂並未有價格變動。其中，夢妝品牌由於全部為中國生產的產品，不在消費稅調整品類中，均不受影響;IOPE考慮到目前定價已經充分考慮如何惠及中國消費者，因此零售價也不做變動;而赫妍由於今年7月剛剛進入中國，在定價時已充分考慮消費者，也不在調價範圍內。

記者采訪了解到，從往年的經驗來看，國際大牌在中國每年的價格幾乎都有調整，但都是向上的趨勢。

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告訴記者，這是因為高端化妝品成本主要有幾大部分構成，包括廣告運營成本、推廣成本、人工成本等。其中廣告成本在近幾年的時間里增加了20%左右，這導致企業推廣營銷費用的大幅度增加。而且，隨著商場租位的價格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但為什麽在成本增加的當下選擇調整價格?難道僅僅是因為稅率下降的原因嗎?

搶奪中國消費者

王昕認為，在業績下滑、自身品牌老化等壓力下，稅收的調整正好給了進口化妝品企業一個降價的理由。一些外資高端化妝品品牌可能正是借著這次中國降低稅收的契機重新調整在中國市場的營銷戰略，以吸引更多消費者。“此次調價並不僅僅是降低價格以回應關稅政策，而是一種消費者關系管理的長期戰略。”

日化行業人士、優億美妝化妝品采購服務平臺創始人白雲虎也持相同觀點。在他看來，無論是進口關稅的調整還是化妝品消費稅的調整，對於那些高端品牌的定價影響不大，他指出，從一些品牌的降價幅度上來看，稅費的降低和免除都不足以抵扣。所以降價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競爭的激烈.“這個競爭不是和其它品牌之間的競爭，而是和自己的競爭，是同一公司不同市場間的競爭。”

早前，不少高端的化妝品品牌國內外的價差可以達到50%。隨著中國海外遊盛行，不少消費者每每出門總是會購買大量的美妝產品，美其名曰“囤貨”。除了境外消費，海外代購，跨境電商也是一個“分流”消費者的渠道。

王昕告訴記者，正規企業正常進口化妝品到中國市場，上市前必須要有衛生許可批件，這就涉及要做全套的檢驗，其中普通產品大約9個月時間，特殊產品甚至要13個月，整個申請流程時間長、費用大。但跨境電商在銷售化妝品時則不需要衛生許可批件，成本自然要低得多。同時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新款進口化妝品能在電商上與國外同步上市，但在商場櫃臺卻買不到的原因。另外從進口稅收的環節上，品牌企業正規進口過程中要繳納進口關稅、消費稅、增值稅。跨境電商之前按行郵稅征稅時，成本就低得多了。

上述種種讓這些國際品牌公司不得不調整針對中國內地的市場戰略。通過降價，縮小和海外的差價，壓縮代購的利潤空間，把這些中國的消費者留在本土市場。而專櫃的優勢是，相對於電商的魚龍混雜，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質量問題可放心。

“整體市場來說，利大於弊。首先，對消費者而言節省了支出;其次，降價趨勢蔓延也有助於消費回流;同時，對企業來說，外資品牌公司可以用親民的價格，贏得更高的顧客忠誠度，而國內同行也將迎來市場機遇。”王昕總結道。

上述人士認為，隨著幾個大品牌宣布調整降價，未來恐或帶來連鎖反應，市場上化妝品價格有可能整體下降。“這對本土品牌會帶來一些競爭壓力。雖然雅詩蘭黛旗下的幾個都是走高端路線，但愛茉莉旗下的則有不少是大眾平價品牌。”白雲虎指出，後者定價在幾十元一百元的產品將和國內本土化妝品品牌形成正面競爭。

商務部：對美方濫用規則、人為裁定出高稅率的做法嚴重關切

1月9日，據商務部網站消息，美國華盛頓時間2017年1月5日，美商務部對進口自中國的雙向土工格柵產品發布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終裁備忘錄，認定中國所有涉案企業的反傾銷稅率為372.81%，反補貼稅率為15.61%-152.5%。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發表談話。

王賀軍表示，中方對美商務部對華涉案產品裁定高額稅率的決定表示失望和質疑。在反補貼的出口買方信貸項目上，美方申請人未提出充分證據，中國涉案企業和中國政府在答卷中均表示涉案產品未使用該項目，美國進口商也對未使用該項目予以證明，在實地核查中，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予以充分配合，美商務部也未發現使用該項目的證據，但美商務部在終裁中仍以該項目無法核實為由，適用可獲得不利事實裁定高額稅率。在反傾銷方面，美方無視企業的充分配合，完全推翻初裁決定，適用可獲得不利事實裁定所有企業適用最高懲罰稅率。中國涉案企業對美方做法及決定十分不滿。

王賀軍強調，中方對美方不顧事實、濫用規則、人為裁定出高稅率的做法表示嚴重關切。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貿組織相關規則，嚴格依照調查程序，審慎采取貿易救濟措施。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涉案企業的公平權利。

商務部：嚴重質疑近日美國三起案件裁定高稅率的方法和決定

近日美國就三起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裁定高稅率，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發表談話，他表示，中方對美國商務部裁定的方法和決定表示嚴重質疑，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貿組織相關規則，嚴格依照調查程序，審慎、合理和有節制地采取貿易救濟措施。

王賀軍指出，在反傾銷調查中，美方無視企業的積極配合和提交的事實材料，拒絕給予分別稅率，采用歸零和不利事實等錯誤做法，裁定所有企業適用懲罰性稅率。

在反補貼調查中，在申請人未提出確鑿證據的情況下，美方一味要求中方自證未使用相關補貼項目，還無視中國政府和企業提交的事實證據，以無法核實為由，人為裁定高額稅率。

此外，美方還要求中國涉案企業提供大量企業不掌握且與案件調查無關的信息，不給予中國涉案企業公平抗辯權，致使企業無法有效應訴。中國業界對美方做法及決定強烈不滿。

王賀軍強調，中方對美方不顧規則、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的做法表示嚴重關切。世界貿易規則不只需要共同制定，更需要各方認真履行，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貿組織相關規則，嚴格依照調查程序，審慎、合理和有節制地采取貿易救濟措施。針對美方有違世貿組織規則的錯誤做法，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企業公平權利。

美國華盛頓時間1月18日，美國商務部就非晶織物、普碳與合金鋼板和硫酸銨三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作出終裁，其中非晶織物案反傾銷稅率為162.47%，反補貼稅率為48.94%-165.39%;普碳與合金鋼板案反傾銷稅率為68.27%，反補貼稅率為251%;硫酸銨案反傾銷稅率為493.46%，反補貼稅率為206.72%。

企業所得稅法10年首次修正 專家建議稅率從25%降為22%左右

2月22日即將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六次會議，將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下稱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

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第二大稅種，2016年收入總額達28850億元，涉及千萬戶企業納稅人，因此此次修正內容備受關註，焦點之一是稅率會否調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對第一財經分析，這是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正式施行後首次修正，10年來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給企業減稅放權原則，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減稅新政助推的全球減稅浪潮，我國25%的企業所得稅有可能降低，相關優惠政策會進一步加強，反避稅方面也會有新的變化。總體而言這次企業所得稅修正會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劉劍文認為，企業所得稅目前25%的稅率可以考慮降低到22%左右。

時隔十年後，雖然企業所得稅法首次修正繼續降低企業稅負為外界期盼。不過目前官方尚未證實此次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會降低稅率。

內外形勢下或降低稅率

據新華社，2月14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十八次委員長會議決定，2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議程之一就是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

企業所得稅法於2007年3月獲全國人大通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在中國境內取得收入的企業，稅率為25%，對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實行優惠稅率。

企業所得稅收入穩步上升，成為第二大稅種，僅次於國內增值稅收入。根據財政部數據，2008年企業所得稅收入總額11175億元，到2016年這一數字為28850億元。

近些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利潤下滑明顯。為了降低企業負擔，本屆政府推出大規模減稅降費舉措，去年5月份推出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全年減稅規模超過5000億元，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也為企業減負千億元。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去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部署2017年工作時，提出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實施新的減稅措施。

劉劍文認為，在當前國內形勢下，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企業降成本的要求，企業所得稅稅率很可能下降，通過減稅促進企業發展。而美國等主要國家即將采取的大規模減稅也從外部倒逼中國加大減稅力度，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可以降低特朗普減稅政策沖擊。

全球減稅浪潮已初現端倪。

減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經濟改革關鍵一環，其中之一就是將美國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15%，減稅規模達萬億美元。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也正式批準了進一步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政策，將在2020年前把企業所得稅稅率降到17%，並承諾英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將保持在二十國集團國家中最低水平。法國總統的熱門競選人弗郎索瓦·菲永也表示，上臺後將使法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從當前的33%降到25%。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撰文稱，可以預見，世界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都將采取減稅措施，全球更大規模和範圍的減稅浪潮即將到來。

其實，我國在2007年企業所得稅法立法中就采取了降低稅率等舉措。

2008年施行的企業所得稅法核心是降低企業稅負。具體內容包括取消內外資企業差別待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並將法定稅率由33%降為25%。另外對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分別給予15%和20%低稅率優惠，對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執行15%低稅率優惠。

稅收優惠等內容或修訂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些年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完善、多變稅收征管合約及國家反避稅等相關內容也可能在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中體現。

劉劍文也認為，企業費用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將進一步加強。在近些年我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協定後，國際反避稅方面也有新的舉措，這些可能會體現在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里。

2014年和2015年，財稅部門分別發布了《關於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和《關於進一步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加大對生物藥品制造業、汽車等十大行業固定資產折舊力度，盤活了企業現金流，起到“減負”效果。

2015年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正式批準了經合組織發布的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項目最終方案，該方案共有15項行動計劃，包括中國在內的60多個主要國家參與了這一方案。BEPS項目旨在修改國際稅收規則、遏制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稅義務、侵蝕各國稅基的行為，標誌著一個世紀以來國際稅收規則體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

中國為了落實BEPS的15項行動計劃，已經開始修訂包括稅收征管法、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配套文件等法規，而企業所得稅法修訂也在考慮範圍內。

劉劍文告訴記者，如果此次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意見高度統一，可能一次通過，如果內容有爭議，則需要再度審議。估計年內企業所得稅修正案獲通過。

商務部：中方對歐委會裁定高稅率的方法和決定表示嚴重質疑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月28日，歐委會對原產於中國的中厚板產品做出反傾銷調查終裁，並決定實施為期5年的反傾銷措施，反傾銷稅率為65.1%-73.7%。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發表談話。

王賀軍表示，中方對歐委會裁定高稅率的方法和決定表示嚴重質疑，對歐盟在鋼鐵領域表現出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表示高度關註。歐委會在調查中無視企業的積極配合，繼續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國”方法，裁出高額反傾銷稅率，嚴重損害了中國企業利益。中國政府敦促歐盟全面履行世貿組織項下的國際條約義務，終止使用“替代國”方法，公平、公正、無歧視地對待中國企業。

王賀軍強調，全球經濟複蘇乏力、需求萎縮是當前鋼鐵產業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各國應當共同面對，以合作共贏的方式共克時艱。輕率地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只會對國際貿易秩序造成進一步沖擊。中方願意加強與歐方的交流和溝通，妥善解決當前鋼鐵產業面臨的問題。

TCL李東生建議：半導體顯示產業推行6%增值稅率

中國正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產基地之一，不過作為後起之秀的中國面板企業目前的折舊成本卻明顯高於國外的競爭對手。因此，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呼籲，希望國家未來五年內繼續加大對半導體顯示和芯片產業的支持力度。

在3月5日下午的發布會上，李東生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在半導體顯示產業中推行6%的增值稅率；二是保持國家對項目資本金投入的政府財政貼息政策；三是免除企業利潤轉增資本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李東生介紹說，半導體顯示和半導體芯片兩個產業的單個項目總投資均超過500億元人民幣，其中資本金約占50%。在經濟較好的情況下，凈資本回報率很難超過10%。一旦出現經營環境不好的情況，企業利潤微薄，甚至出現虧損。如中芯國際、京東方、天馬微電子等企業均出現過這種情況。TCL集團旗下的華星光電，也曾經有過季度性虧損，平均資本利潤率5~6%。

中國企業過去幾年新投入大量資本到上述兩個產業中，像華星光電2016年年底宣布在深圳上馬第11代液晶面板生產線項目，令國內面板產業的規模正快速趕上國際領先水平。相比之下，韓國的三星、LG，日本的夏普、日本顯示公司、東芝半導體以及臺灣地區的臺積電、友達、群創等企業，在半導體顯示或半導體芯片產業已經營多年，其大部分資產的折舊已經計提完畢；而中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巨大，當期折舊攤銷很大，成本競爭力處於劣勢。如，2016年，LGD的折舊和攤銷占比是11.4%，京東方、華星光電卻分別達到18%和20.7%。

所以，李東生說，國家曾讓半導體芯片企業享受“兩免三減半”或“五免五減半”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以及按照6%的稅率征收增值稅，而半導體芯片和半導體顯示產業都具有投資金額大、回報期長等特點，希望“兩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及6%增值稅率政策也在半導體顯示產業中推行。

其次，李東生建議繼續保持國家對項目資本金投入政府財政貼息的政策。由於半導體顯示和半導體芯片產業的資本回報率偏低，導致新投建項目社會融資面臨困難。政府已經發了三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在前兩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中，對經審批的項目給予低息的資本金投入支持，通常占總項目投資額的15%，企業在未來十年分期回購政府股份。但從第三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開始，基金利息已經按照銀行同期的貸款利率執行，使得企業的財務負擔較重。因此，建議繼續執行國家對重大項目資本金投入政府財政貼息的政策。

此外，李東生還建議免除企業利潤轉增資本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鼓勵企業以稅後利潤再投資新項目。據了解，韓國為了鼓勵企業在電子信息產業的投資發展，針對半導體顯示及半導體芯片產業新工廠設備投資的10%，直接抵減投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目前，中國半導體顯示及半導體芯片產業蓬勃發展，建議國家出臺類似的財稅政策，對這兩個產業的企業以稅後利潤再投資新項目的，即利潤轉增資本部分，免除企業所得稅，並返還利潤再投資金額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實習生麥舒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富豪們繳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 專家：稅率設置不利中產

距離上一次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下稱“工薪個稅”)稅率調整已經過去6年多，隨著居民收入、物價，尤其是房價的上漲，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及檔次已不盡合理，降低稅負呼聲日漸強烈。而新一輪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方案仍在設計中，實施尚無時間表。

在個稅改革總體方案短期難以實施和民眾呼籲盡快降低個稅稅負這一矛盾下，一個可選的方案被包括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內的官員學者提出：先行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合理調整稅率檔次，以此為突破口來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目前45%的工薪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以適度下調，針對中低收入的稅率級距應調寬，稅率要適度下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應該兼顧財政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以更好地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中等收入者稅率過高

我國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工薪、勞務報酬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

最為老百姓關註的工薪個稅采取超額累進稅率。為降低中低工薪所得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從而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2011年9月，國務院提高工薪個稅起征點至3500元，將此前的9級稅率縮減到7級，稅率範圍為3%~45%。

黃奇帆在今年全國兩會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表示，這些年雖有提高起征點、調整稅率級距等改進措施，但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變化等新形勢已不適應。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2016年這一數字為33616元，相比2011年增長約5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我國工薪稅率過高，稅率級距窄，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和培育中產階層。這一問題已經比較突出，需要盡快調整。

“比如你的工薪收入在扣除3500元和三險一金相關費用後，超過4500元到9000元的部分，稅率就由10%直接跳到20%，而超過9000元至35000元部分稅率升為25%。稅率檔次間隔太窄，收入升高一點稅率升幅很大，這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上海一家金融機構的一位普通員工，稅後月入9000多元，繳納個稅1000多元。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上海房租就占了工資的三分之一，基本存不下錢，更不奢望買房，目前4500~9000元部分適用20%的稅率太高了。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個稅目前的超額累進分級不利於中產階層形成。隨著近些年個人收入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稅率檔次，使得應納稅所得額超過4500元的部分的稅率直接從10%跳至20%，這導致中等收入者稅負明顯增加，現在國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該考慮對個稅稅率進行調整。

目前我國個稅以工薪稅為主，且中高收入工薪階層貢獻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

她稱，普通工薪收入者繳稅較少，而中高工薪收入者的貢獻較大。

比如，北京市年收入2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為5.3%，繳納稅款占總稅款比重為77.3%。其中，年收入5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僅為1.1%，繳納稅款占比為46.4%。

高稅率不利於人才集聚

當前工薪個稅不僅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而且最高45%的邊際稅率過高(月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國(內地)納稅，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而真正的富豪通過眾多避稅手段來躲避高稅率，使得個稅“調高”難。

黃奇帆表示，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跟周邊比，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稅前抵扣項目也不少，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費、看病就醫、撫養贍養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黃奇帆表示，目前工薪高稅率不利於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人才供求結構失衡，高技能、高層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需要好的稅收環境。許多跨國公司在亞太區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我國，但其亞太總部大部分設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主因之一就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達到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兩倍多，同時也沒有合理的退免稅政策，使得不少企業和專業人才望而卻步。

不少地方為了吸引高端人才和行業緊缺人才，采取了個稅優惠政策。

比如深圳2012年印發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暫行辦法》稱，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優惠類產業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在前海繳納的工資薪金所得個人所得稅已納稅額超過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的15%部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申請人取得的上述財政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

目前，以工薪為主的勞動所得個稅最高45%稅率遠遠高於資本所得20%的個稅稅率，這也引起工薪階層不滿。

一位年薪百余萬的稅務總監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加班加點掙得的年薪卻要繳納三四十萬元個稅，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掙了幾百萬元，股票轉讓時卻不用交稅，不太公平。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個稅稅制設計之初，我國缺乏資本，因此當時對資本輕稅，對勞動重稅。而現在客觀條件已經改變，應該更加鼓勵勞動所得，加強對資本征稅，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

黃奇帆表示，工薪階層尤其專業技術人才，由於收入來源單一、稅收由單位代扣代繳而成為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主力，這個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國個人所得稅的70%左右來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中國、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因此，高稅率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

張健菁稱：“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企業老板不拿工資，或者拿著1元錢工資，從而不用繳納工薪個稅。他們賣掉股權獲得的投資所得也只需要繳納20%的個稅，遠低於目前最高45%的邊際稅率。當然這些做法屬於合理避稅，並不違法。但真正富豪繳納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這就使得當前個稅改革迫切。”

當然，把國內取得的收入放到海外並不意味著不繳納個稅。張健菁表示，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CRS)，將與其他國家互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未來個人海外收入將被本國稅務機關掌握，此舉目的就是打擊利用跨境金融賬戶逃避稅行為。

下調工薪稅率建議不一

對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進行調整已經達成一定共識，即應降低45%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稅率級距，擴大級距範圍。具體如何調整各方有不同意見。

黃奇帆認為，目前我國正在研究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但由於社會信息共享度不高、個人所得稅數據庫建設緩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時日。

在這種情況下，黃奇帆建議，首先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稅率，自然帶動稅率級距的減少，還能實現與資本利得稅率相當，也有助於提高社會對納稅的遵從度，降低監管難度，提升監管有效性，為今後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便利。

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考慮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個稅最高稅率更低，並與企業所得稅稅負(25%)相對接，我國工薪個稅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在25%。他建議，可以將現行工薪個稅7檔降為6檔，對月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以下，適用3%的稅率;5000~1萬元適用5%稅率;1萬~5萬元適用10%稅率;5萬元~10萬元適用15%的稅率;10萬元~20萬元適用20%稅率;20萬元以上適用25%稅率。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近日撰寫文章《個稅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稱，實際上，各地為了鼓勵人才引進，留住稅收大戶，也多采取對高稅級被征稅者先征後返的方式，故實際被征高稅級者少之又少，這部分人要麽合理避稅(如到香港納稅)、要麽逃稅(走費用)、要麽被優惠。因此，與其現行稅制下大量稅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國際通行的做法，把現行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調整為5級，即把6級(35%累進稅率)與7級(45%累進稅率)去掉，剩下5級再做相應調整，最高邊際稅率為30%，最低為5%。

上述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是大勢所趨。不過，他對工薪個稅最高稅率降低到25%並不樂觀，因為這可能對財政收入影響比較大。

我國近10年個稅收入情況

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降低工薪稅率和級距之前，應該考慮個稅在整體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在什麽水平。如果按照本輪稅制改革提高直接稅(如個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大方向，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後，個稅收入如果大幅下滑顯然不符合改革方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根據個稅大數據來合理界定稅率和級距水平。

樊勇認為，大幅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做法簡單，但調節收入作用和效果並不精準。而通過推出住房貸款利息、教育支出等個稅專項抵扣方式，與個人負擔緊密相連，減稅效果更好。

他同時表示，目前應該降低45%的最高工薪邊際稅率，將7檔降為5檔甚至更少，從而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高收入群體避稅動力。具體稅率和檔次設計則需要依賴大數據，平衡好財政收入規模、減稅效果和稅制公平公正。

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海外經驗表明高稅率並不一定帶來高稅收，一些人覺得難以承擔反而選擇避稅甚至逃稅。而適當降低個稅邊際稅率有可能吸納更多人納稅，財政收入不減反增。

財政部首席智囊反駁：“死亡稅率”的提法並無科學依據

4月6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人民日報》發表5000字長文——《論中國特色的積極財政政策》，認為需要破除我國當前積極財政政策三個認識誤區，比如“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會導致風險失控，甚至發生財政危機”、“死亡稅率”以及“我國當前的減稅措施不是真減稅，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是隸屬於財政部的智囊機構。

“假減稅”“死亡稅率”說法片面無依據

此前有學者提出我國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對某些企業來說意味著死亡，可以稱為“死亡稅率”。

劉尚希在上述文章中稱，最近，有學者提出“死亡稅率”，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註。與此相聯系的是，有人認為我國當前的減稅措施不是真減稅，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這種認識是片面的。

他表示，我國近年來實施了一系列減稅措施，特別是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這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減稅。為了支持減稅降費，各級政府堅持過緊日子，逐年壓縮一般性支出。但是具體到每個企業，受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盈利能力及其自身經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獲得感肯定有差異。

“如果我國真有所謂的‘死亡稅率’，那為何每天新增企業數達到1.5萬戶，數不勝數的企業實現了轉型升級、創新發展，我國經濟增速仍在世界名列前茅?所以，‘死亡稅率’的提法並無科學依據。”劉尚希在文中寫道。

今年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中一大體現就是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力爭今年減稅降費能夠達到萬億元人民幣”。

部分降費政策已經落地。比如，4月1日起，城市公用事業附加和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取消，41項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已取消。

劉尚希表示，給企業減稅降費，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措施。需要強調的是，減稅降費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活力，並不是為了維持“僵屍企業”。企業優勝劣汰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法則。

劉尚希

財政赤字絕非大肆擴張

我國已經連續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赤字逐步擴大。

2016年，我國年初預算安排全國財政赤字2.18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4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800億元。

劉尚希在文中稱，考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隱性債務等，有人認為我國目前的實際赤字率和負債率已經很高，2017年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會導致風險失控。實際上，從2017年國家預算安排來看，財政赤字率保持3%的水平不變，財政赤字規模2.38萬億元，這一規模是適度的，絕非大肆擴張。

他表示，在債務方面，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即使考慮或有負債，綜合估計我國政府負債率約為40%。這在世界上屬於較低水平，而且也在我們的承受範圍之內。

“雖然地方的債務水平較高、還債壓力不輕，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社保基金支付困難、財政壓力較大的問題，但這屬於短期和局部困難，談不上發生地方財政危機。”劉尚希稱。

另外，從資產看，地方債務形成了大量優質資產，雖然在財務上不是都能變現的資產，但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有實實在在的作用，今天的債務將換來明天的增長，加上大量可變現的國有資產資源，足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任何風險。

劉尚希表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強化風險管理。加強地方債務管理，提高債務支出績效，本來就是當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之一。

積極財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劉尚希稱，很多人談到當前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往往將其放在凱恩斯理論的分析框架下，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一個工具來看待。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他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顯然不是凱恩斯理論分析框架中的那種政策，而是一種涉及經濟、社會乃至整個國家治理的多維度的財政政策，可稱之為“結構性的政策”。

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結構性問題。

劉尚希認為，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著力點在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調結構的功能更強大。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從關註總量性問題轉向更加關註解決結構性問題，所以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他表示，結構性問題必須用結構性辦法來解決，應通過財政收支結構的優化拓展財政政策空間。正是基於這種思路，2017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將保持3%的赤字率，在減稅降費的同時，中央和地方財政通過合理安排預算、盤活存量資金，確保重點支出強度不減。

國常會：決定推出進一步減稅措施 增值稅稅率減至三檔

據中國政府網官方微博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1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出進一步減稅措施，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後勁。

從7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 11%與6%三檔，取消13%這一檔稅率。預計全年將再減輕各類市場主體稅負3800多億元人民幣，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後勁;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範圍。
 

萬億增值稅邁出簡並稅率第一步，低於17%成大趨勢

中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稅率簡化合並將踏出第一步。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今年7月1日起，將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11%和6%三檔，取消13%這一檔稅率。

這一年收入規模達5萬億元的增值稅稅率變動，不僅直接牽涉到千萬家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更是影響著商品的服務價格，因此備受關註。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官員認為，未來我國增值稅稅率將簡並至兩檔甚至一檔。在統籌考慮企業負擔、財政可承受能力、稅收國際競爭力等因素下，增值稅基本稅率最終應低於17%。

稅率四並一是大趨勢

去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全面推開後，增值稅規模躍升。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國內增值稅和營業稅收入總額為52214億元。今年營業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收入規模將超過5萬億元。

為了不增加企業負擔，按照當時行業所適用營業稅稅率，相應設計了多檔增值稅稅率。

現行增值稅稅率共有4檔，分別是針對工商業的17%，適用於農產品、水電煤等貨物的13%，建築業、房地產業等采納的11%，和生活性服務業等采用的6%。其他還有適用於小規模納稅人的三檔增值稅征收率，為5%、3%、1.5%。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增值稅稅率檔次過多，加大了稅收管理的複雜性，存在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的問題，不利於公平競爭，也不利於充分發揮增值稅的中性作用。

不過從今年7月1日起，13%這一檔稅率將被取消，農產品、天然氣等增值稅稅率將從13%降至11%。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做出這一決定，目的就是為了營造簡潔透明、公平的稅收環境。

而這一舉措的實施，只是增值稅稅率簡並的開始。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他最近剛參加的國際稅收研究會的營改增研討會上，大家都覺得單一稅率制是改革方向。目前增值稅三檔稅率將並向兩檔甚至一檔稅率。

李軍表示，參照國際上其他征收增值稅國家的經驗及近幾十年的趨勢，大部分國家為單一或者兩檔稅率。我們需要進一步簡並稅率，兩檔比較合適，一檔正常稅率、一檔低稅率，用於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貨物及服務。

安永間接稅合夥人周澔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來看，增值稅稅率簡並大方向是主稅率一檔，再加簡易稅率一檔。

一位省級稅務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未來一檔增值稅稅率比較合適，但在短期內較難實現。

李軍認為，簡並稅率主要考慮稅收的效率和公平。效率，就是絕大多數貨物和服務使用相同的稅率，防止對經濟行為扭曲;公平，就是扶持弱勢群體。

基本稅率應低於17%

增值稅稅率繼續簡並成為共識，且一檔稅率的呼聲最高。雖然不同專家對最終基本稅率定在多少有不同看法，但普遍認為應該低於17%。

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服務業增值稅稅率是6%和11%，工商業稅率是17%，若是將稅率定為一檔，就看這三檔稅率誰向誰靠攏。

“未來基本稅率不可能會向17%靠攏，因為這樣做會大規模增加企業稅負；向6%靠攏也不太可能，因為其他國家少有且對國家財政收入影響大；17%向11%靠攏則相對容易，這樣就符合了給企業減負的趨勢，不過後果是會對財政收入有沖擊;而6%靠向11%就比較難了，會給企業增加負擔。”胡怡建分析稱，“統籌考慮財政收入、企業負擔等因素，最終增值稅稅率可能會定在11%，但需要漸進式改革並配合增值稅立法推進。”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朱為群研究認為，從現實的稅率水平和公眾的稅負水平看，我國17%的基本稅率隨著營改增的全面實施而顯得過高，因為稅基的擴大為降低稅率提供了有利條件。為減輕普通消費者的稅收負擔，應當在適當降低最高稅率的同時逐步提高低檔稅率，最終將統一稅率水平確定在12%左右。

“從財政收入的影響看，稅率水平是下調還是上升，取決於減稅效應是否在政府財力保障能力範圍內。降低基本稅率必須以保障政府需要實現的財政收入規模為前提，12%左右的統一稅率可以基本保證稅收收入不會出現大幅下降。從國際對比來看，12%的稅率水平是近鄰國家同類稅制的平均水平，有利於穩定我國商品和服務貿易市場的穩定。”朱為群稱。

上述稅務局人士認為，增值稅采用一檔稅率比較合適，未來基本稅率應該在17%基礎上往下調，這樣可以減少征納成本和適用稅目的爭議。具體稅率還需要測算。不過在目前減稅降費背景下，針對服務業的6%稅率往上提高並不合適。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考慮國情和中國處於亞太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應該是兩檔稅率，即10%的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

李軍認為，增值稅基本稅率定在多少主要考慮財政收入的需要，以及再分配的需要。這需要制定整體簡並的路徑，可以考慮漸進式簡並的方案，避免大幅度調整在短期內帶來的沖擊。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曾提出，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17%)。對於呼聲較高的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在去年12月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