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掌故
- 香港股票資訊
- 神州股票資訊
- 台股資訊
- 博客好文
- 文庫舊文
- 香港股票資訊
- 第一財經
- 微信公眾號
- Webb哥點將錄
- 港股專區
- 股海挪亞方舟
- 動漫遊戲音樂
- 好歌
- 動漫綜合
- RealBlog
- 測試
- 強國
- 潮流潮物 [Fashion board]
- 龍鳳大茶樓
- 文章保管庫
- 財經人物
- 智慧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 創業
- 股壇維基研發區
- 英文
- 財經書籍
- 期權期指輪天地
- 郊遊遠足
- 站務
- 飲食
- 國際經濟
- 上市公司新聞
- 美股專區
- 書藉及文章分享區
- 娛樂廣場
- 波馬風雲
- 政治民生區
- 財經專業機構
- 識飲色食
- 即市討論區
- 股票專業討論區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區
- 建築
- I.T.
- 馬後砲膠區之圖表
- 打工仔
- 蘋果專欄
- 雨傘革命
- Louis 先生投資時事分享區
- 地產
Random Tags
給油企業減壓？財政部提高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28財政部日前發布通知稱，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決定從2015年1月1日起，將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提高至65美元/桶，此前的起征點為55美元。
在油價暴跌的背景下，石油上遊開采企業苦不堪言。中國經濟網提到，國內部分老油田開發、生產成本高企，根本沒有“特別收益”可言。尤其是國際油價暴跌的這段時間，石油上遊開采企業叫苦不叠。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在一時間節點提高，將很大程度卸下油企的稅負重擔。
網易財經則引述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觀點稱，本次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提高應該跟國際油價沒有關系，主要是跟國內石油企業的成本不斷上漲有關。
近年來國內石油企業的開采原油是越挖越少，越挖成本越高，尤其是三巨頭在海外收購的資源，都是在國際石油價格處於高點時進入的，成本也在逐年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國內石油巨頭往年業績好的時候，政府並沒有直接調高起征點，其實去年是個很好的機會，但是沒有調整，當前再調的話有其合理性，只不過當前調整很容易讓外界跟油價變動聯系起來。
還有媒體統計，2009-2013年，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累計繳納石油特別收益金分別為3264.95億元、1057.59億元和1193.65億元，在“三桶油”所繳納的稅費中分別占31.1%、33.8%和13.9%。這條消息對於“三桶油”的業績有重大提振。
所謂石油特別收益金，簡單點說就是“石油暴利稅”，是國家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因價格超過一定水平所獲得的超額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
當前國際原油價格較年中最高水平已經接近腰斬，布油保持在60美元左右水平。網易財經提到，當前國內油企平均成本已達每桶55美元左右，這其中除了直接開采成本外，還包括勘探成本、稅收和銷售成本等方面。
中宇資訊分析師張永浩對中國經濟網表示，國內原油銷售實現價格要略低於國際原油期貨結算價格，“兩桶油”銷售原油的實現價格理論上已經低於起征點，特別收益金已經不再繳納了，特別收益金調整短期內不存在實質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的原油價格肯定還會回到上升趨勢，那時候對“兩桶油”等企業就是實打實的利好。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IMF今年可能積極討論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638時隔五年之後，中國今年料將再次努力讓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
據路透，美國官員表示，要等IMF今年稍後就此事發布文件後再發表看法，但亞洲及G20其他國家官員則表示，與五年前的上一次評估不同，這一次至少會對該問題展開積極討論。
2009年，人民幣就曾爭取過進入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但被IMF以“人民幣遠未被自由使用或兌換”為由拒絕。
所謂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特別提款權目前的籃子里包括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四大貨幣。
成員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可以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用來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進入IMF的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均有著重大意義。
近年來，人民幣在國際化上頻頻出擊，戰果頗豐。2014年3月，央行將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至2%，人民幣匯率自由化賣出重要一步。根據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數據，人民幣已經占到全球最常用支付貨幣第7位。
截至2014年底，中國在14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並與28個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正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範圍內的認可。
能否爭取到美國的支持，對於人民幣此次能否納入一籃子貨幣有著決定性作用。IMF對一般事務討論需要70%投票權的支持，重大改革則需要85%以上的支持率。這里討論的籃子貨幣改革屬於重大改革。而美國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權，因此享有實際否決權。
路透引述亞洲一家央行高級官員稱：“我認為今年很可能將人民幣納入SDR一籃子貨幣。”
根據IMF規則，審查的第一步將是5月的非正式會議，之後是秋季的正式審查，任何變動將在2016年1月生效。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兩會特別報道·以法治“任性”】別人盯上了你的權力怎麽辦“一把手”眼里的依法治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187
2015年01月31日，沈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宣誓。 （CFP/圖）
“作為領導幹部，不是說一定要對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關鍵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維。”
如果審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夠呈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沒有必要打招呼”。
有些地方依法信訪的工作越做越糟，動不動就是書記、市長接訪，現場辦公。
2015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一口氣提了5份帶“法”字的建議：盡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修改社會矯正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
受十八屆四中全會啟發，李建春把自己的兩會關鍵詞從去年的“民生”轉為了今年的“依法治國”。就在春節前，他所在的巴南區剛完成“依法治區”的部署。去年，巴南區區長陳剛也成為重慶主城區第一位出庭應訴“民告官”案件的區政府“一把手”，他出庭還有一個目的，“想扭轉近年來群眾‘信訪不信法’的尷尬局面”。
“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講的這句話，給李建春留下了很深印象，此後這句話也成為不少官員的作文題。
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全國人大、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檢察長馬永勝，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張伯里，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等人相繼發文闡述這一命題，文中亦直接列舉當地“一把手”落馬的案例。
今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具體到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區域，“法治”如何真切地落地生根？兩會期間，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中的地方黨政“一把手”，記錄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和實踐。
“學法更多是在實踐中”
“你向醫生普及經濟法有什麽用？”
2015年3月7日晚，在重慶代表團的駐地北京金臺飯店，一身休閑裝的李建春說，今年重慶巴南區將依法治區的終極目標定位於“大善巴南”，“黨委、政府要澤善天下，普通百姓要從善如流，法治和道德都不可或缺”。李建春認為目前在推進依法治國時的主要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很多人目無法紀、有法不依，這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海南省東方市市委書記吉明江也認為，目前我國法律從數量上看已比較完備，但執法不嚴不到位、知法守法做得還不夠好。
“自古就有‘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樸素說法。但隨著社會向多元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到現今階段，需要一個法器了，就是‘依法治國’。”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說，“十八大後，中央查處了這麽多腐敗案件，說明了依法治國的緊急和迫切。”
黨委“一把手”們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均提到，落實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絲毫不能動搖。”浙江臺州市委書記吳蔚榮說，“黨委要在法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依法治市必須要通過領導的強力推進，才會有好的部署。”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說。
吉明江說，除此之外，還要通過學校、行政院校進行宣傳，並把普法教育納入政府培訓。多名“一把手”認可從政府機關入手，發揮好行政部門的帶頭作用。而黨校學習、黨委理論中心組學習和自學，是黨政“一把手”提高自己法律素養的主要途徑。
“我個人學法更多的還是在實踐中，以問題為導向。”李建春說，實踐遇到什麽問題，跟什麽樣的法律有關，就去學習什麽法律。“但作為領導幹部，不是說一定要對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關鍵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維。”
普法也是領導幹部學法的途徑。列席全國兩會的貴州省高院院長孫潮相信，對案件的判決可以在公眾普法方面發揮作用，“每一個案子都判得比較公平、公正，然後大家就知道，這個世界不怕爭議，怕的是沒有解決爭議的好機制。如果解決爭議的方法是恰當的，人們就會建立起對法律的信心。”
不過李建春認為，過去傳統的普法方式“太被動”。首先是沒明確普法主體，例如公安、工商、衛生等部門都有執法權，但很少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理念去執行，一般都是司法局去普法，“貼點標語、背背條文，法律沒有深入人心，對涉事當事人起不到教育作用”。另外，這種普法方式也缺乏針對性，“你向醫生普及經濟法有什麽用？”
“書記也是人”
“有時不能斷然拒絕，只能婉拒。”
法治與人情，是“一把手”們無法回避的糾葛。
浙江臺州市委書記吳蔚榮說，法和情是不能混淆的，作為領導幹部，如果別人找他辦事，首先自己要有強烈的“不能謀私”的意識，要學會拒絕，要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眼中的這條“尺度”是，“合法的就辦，不合法的就不辦”。
“我們說法治，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托關系辦事是客觀存在的。”內蒙古烏海市市委書記侯鳳岐說，“一把手”有很大權力，但他有自己的底線，“那就是不能違反黨規和法律，不能違反道德良知”。
但他也坦言，具體處理起來確實很難，“有時不能斷然拒絕，只能婉拒，畢竟是人情社會，不得得罪太狠”。
“親戚朋友知道我的脾氣，一般都不願意找我。”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說自己“基本不幹‘批條子’的活”，如果在職責範圍內，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不管是大企業家是小老板，“都按一樣的規則給予關心”。而如果別人的要求過分，就要把不能辦的原因說在明處，否則對方還要找人，最後還要轉到他那里去。
“書記也是人。”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不諱言，如果有同學、朋友找他辦事，他的處理方式是：告訴對方有什麽機會，找什麽人、走什麽程序更便捷，但不會去打招呼，“這樣既不顯得自己六親不認，也不會因權力為他們謀私利”。
書記們都表示不打招呼，但如果遇到更大的領導“打招呼”，“一把手”該如何應對？貴州黔南州州長向瓊紅表示，“上級也沒有誰直接跟我說，這個項目非要拿給張三做或者李四做，幾乎沒有，頂多就是說，這個團隊很有實力，能不能參與公平競爭。這個是可以的。”
“一般不會。”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說，即使有打招呼的一般也是符合辦理條件的，且大多發生在經濟項目上。梁建勇認為，從招商引資角度看，有人給推薦項目也是好事，但前提是“符合條件”。
梁建勇還會對請托人聲明，如果是在當地受了欺負、有不公平待遇，或辦事中遇上梗阻可以找他，如果想獲得額外優惠就別找他。
“說到底，都找書記，還是因為一把手的權力太大。”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稍有不慎就會形成權大於法，容易形成監督的真空，如何推進依法治國，“一把手”是關鍵的關鍵，必須形成一些制度來制約領導幹部的權力。
目前，重慶巴南區已制定了“一把手五不分管”的制度，不直接管財政、人事、工程招投標等。貴州黔南州的政府部門也很少直接面對項目和資金，很多項目都是通過各個縣去具體實施，就是部門實施的項目也很少，政府不直接面對資金和項目。
而譚君鐵也坦言，去年梅州的項目建設投資多達407億元，“還沒有在工程廉政建設方面有什麽反映”，主要原因是梅州沒有具體管理這個投資，是由每個項目法人在具體管理，“我們最近幾年沒有發生大的工程腐敗，這個功勞主要歸功於相關的業主單位”。
“簡政放權”也在一定程度了減少了部門和領導的權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指出，從去年審計發現的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線索看，60%以上發生在行政管理權或審批權集中、掌握重要國有資產資源的部門和單位。
議事規則上，重慶巴南實行一把手“兩個末位”規則，即“開會發言時末位發言，防止事先定調，在審批時實行末位審批”。“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希望今後所有的辦事程序都能公開、透明。
誰能監督一把手
“靠個人覺悟是沒有用的。”
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看過不少領導幹部“懺悔錄”，第一條幾乎都是批判自己的價值觀，中間有很多條則在講“自己是如何目無法紀、藐視黨紀國法”，然後再講領導幹部要加強法治意識、常敲法律警鐘，接受各方監督。
誰來真正監督“一把手”？鄧本元認為“一把手”的自律應被放在首位，之後才是組織部、巡視組、班子成員等外部監督。“受黨的培養多年，也受到過高等教育，一點覺悟沒有嗎？內因還是首要的。”
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認為，外在制度更重要，通過決策民主化、規範化、工作透明化來監督“一把手”，“該‘一把手’定奪的定奪，不該定奪的不要逾規”。而吳蔚榮也認為，光靠個人覺悟是沒有用的，首先要心底無私，心懷坦蕩，主動接受監督，同時要構建有利於監管的制度，“要靠上級紀委和組織部門來監督”。
“有兩重管，一個是黨委系統在管，另外政府也接受人大監督，同時重要的還有輿論監督，除非你不想幹了，關鍵是把名聲給搞壞了，今後很難在社會立足。”廣東梅州市長譚君鐵說。
兩會期間，貴州省省長陳敏爾在會上說今天是“人在幹、雲在算、天在看”。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理解的“天”就是“人民的眼睛”，“今天的環境跟過去大不一樣，你的一言一行都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
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覺得“監督一定是上級監督”，他時時都感到省紀委、省委巡視組的監督，特別是現在群眾跟以前也不一樣，會時刻盯著官員，可以向紀委、上級黨委、新聞媒體反映，“監督渠道還是很多的”。
“中央一再強調，十八大以後不收手、不收斂的，從重查處。一而再再而三講，如果一個黨員幹部依然不明白，哪些事情他該幹，哪些事情不該幹，這個幹部還能用嗎？”貴州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說。
“說‘一把手’監督不到，那是假話，只不過容易形成監督的真空。”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上級監督到位了，一把手不敢也不能為所欲為。
如何保證司法公正
“關鍵是領導不能過問案件。”
在談及依法治國時，習近平曾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但在近年不少已經平反的冤案中，“領導批示”、“打招呼”往往讓公平正義走向了反方向。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貴州高院院長孫潮的印象中，“貴州法院的外在環境，改變得非常明顯”。他的前任曾告訴他，過去辦案“打招呼”的人確實挺多，而目前其他部門和領導打招呼幹涉案件的情況幾乎沒有，“這個變化是加速度進行的”。
孫潮從上海調任貴州還不到一年，東西部法治環境的對比較為鮮明。在司法公開等方面提升空間很大，而另一方面，西南地區人際關系更密切，“打招呼”成了一種習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整個社會還是不信任你（法院）會去做恰當有效的判斷”。他認為，如果審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夠呈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沒有必要打招呼”。
“司法中的公平正義太重要了”，梁建勇認為，哪怕是0.1%的案件判決不公，對當事人來說就是100%的不公，其負面影響會發酵。而要實現每個司法案件的公平正義，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加強對司法的監督、加強律師隊伍的建設、要喚醒民眾的法律意識等等，“關鍵是領導不能過問案件”。
“現在我們常委會從來不研究案件。”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說，“領導也不能過問具體案件，不做批示。”周建琨介紹，在貴州安順，如果哪位領導對具體案件打了招呼、作了批示，要被記錄在案。
雖然領導說不“打招呼”了，但在福建龍巖，有時檢察院、法院還會主動向市委匯報案件。市委書記梁建勇介紹，這主要是一些敏感案件，市委遇到這種情況通常讓政法委召集各方面進行討論，“畢竟處理時還要考慮社會穩定，但最後如何判決還是法院自己定”。
在孫潮看來，政法委“作為政法機關協調部門的定位越來越準確”，在具體案件中越來越少去承擔幹預的職能，更多的是發揮協調的作用，幫助各方能夠更好地理解事實。“中國在一定階段，有這樣的協調機制還是很重要，我相信會越來越好。”他說。
“現場辦公不是法治的辦法”
“什麽事都要書記、市長來解決，那不成了封建社會？”
“歷史上凡是昌盛的朝代，當朝的律法都能上一個臺階。”內蒙古烏海市委書記侯鳳岐理解的依法治國核心是，要對公民的權利進行保障，對政府的行政權力進行限制，政府要在法律的監督下運行。
“但現在政府的權力過大。”侯鳳岐以信訪為例，認為信訪與法治本來並不矛盾，只要信訪是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就行，但有些地方依法信訪的工作越做越糟，動不動就是書記、市長接訪，現場辦公。
在侯鳳岐眼里，現場辦公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但不是法治的辦法。現場辦公越多，越說明治理能力的低下，“什麽事都要書記、市長來解決，那不成了封建社會？”這樣的情況過去很多，但今後肯定要改。
大多數市委書記都認為信訪與依法治國並不相悖。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只要是正常信訪，信訪局的大門一定是敞開的。
“如果都去法院，司法成本太高了。”福建龍巖市市委書記梁建勇認為有些社會矛盾還是要通過信訪途徑解決，不能因為推進依法治國就否定信訪的必要性，去法院也可以進行司法調解，但量太大。
梁建勇還有一個觀點，依法治國的理念下，“調解”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個辦法，行政調解還可以成為單位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徑和渠道。
貴州高院院長孫潮則認為，即便到了法院，解決具體案子時，也可以運用調解方式，調任貴州高院院長之前，孫潮在上海擔任過區長、區委書記。當過黨政一把手的他覺得，法院應該更清楚地意識到解決矛盾就是服務，而且是一種稀缺的服務，不要急於說判了多少案子。
長期主政地方的梁建勇很推崇“村規民約”的功能，認為那也是化解矛盾的一個有效途徑。福建龍巖市長汀縣河田鎮當年治理水土流失時，村規民約就發揮了作用。為實現保持水土，當地村規民約中做了一條規定，砍伐1根樹枝罰款0.5元，砍伐超過5株的加重處罰，除罰款外還要處殺豬一頭、放電影一部，就是通過這樣的村規治理好了水土流失。
“村規民約可以彌補人大立法速度慢、成本高的問題。”今年兩會期間，梁建勇還提了一份題為《發揮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推進依法治國》的建議。他說村規民約維系著鄉村社會有序運轉，要賦予村規民約一定的法律地位，可以先試點，成熟之後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立法建議，他同時還建議地方要加強對村規民約的引導，以德治鄉。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新常態一年考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28
2014年，所有省份GDP增速都較上年及年初預期有所下降。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中國財政也走入新常態。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互聯網+，李克強的新工具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21
2015年3月9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作了題為《設立“中國大腦”計劃推動人工智能跨越發展》的大會發言。 （CFP/圖）
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本屆政府在兩會上又開出了諸多藥方，包括制定國家互聯網戰略，推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等。互聯網會成為中國政府拉動經濟發展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救星麽？
一直以“IT民工”自嘲的中國互聯網人，最近揚眉吐氣了一回。
2015年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國家要制定“互聯網+”戰略。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小米創始人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聽到總理的這個表態時，感到“特別振奮”。
總理的工作報告對“互聯網+”戰略描述得相對簡單：國家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國家已設立400億元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要整合籌措更多資金，為產業創新加油助力。
對於這些信息，雷軍感到不解渴，他花了很長時間去搞清楚總理說的“互聯網+”到底是什麽，背後又意味著什麽。
最大的資本是解決就業
雷軍在國家發改委一份報告的名詞解釋中看到了具體內容，他用手機逐字逐句把這些內容發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聯網+”代表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於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高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坦承，目前國際經濟複蘇乏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為此，政府開出了很多藥方，其中重要手段就是鼓勵大眾創業。從數據來看，過去一年雖然經濟增長放緩，但就業增長迅猛，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互聯網對此功不可沒，這是互聯網行業能納入國家經濟頂層設計的最大資本。
教育部主管的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發布的《微信社會經濟影響力研究報告》顯示，從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微信帶動直接就業人數是192萬，間接就業人數815萬，共計1007萬人。
今年的主要經濟預期目標壓力更大：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按照總理的說法，隨著服務業比重上升、小微企業增多和經濟體量增大，這個7%左右的速度可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其中，互聯網至少能對於小微企業的增加有直接拉動作用。早在2013年，馬雲參加總理的經濟座談會時，就跟總理說，阿里巴巴2萬多人，拉動了1000萬左右的就業。
互聯網行業的整體體量也已經到了政府難以忽視的規模。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GDP的總量超過60萬億元。而阿里巴巴集團2014年全年平臺上的交易額是2.3萬億元，跟福建、上海、北京和安徽當年的GDP總量差不多，是山西這一數據的一倍。馬雲就曾在內部說，阿里很幸運，國家給了“相當於一個省份那麽大的經濟體”讓阿里人來管理。
易觀國際董事長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預測，今天中國的GDP總量里，九成是傳統企業貢獻的，但未來四成的GDP將由傳統企業的互聯網化來完成。
自然而然，近幾年來，互聯網企業掌舵者們成為了決策層的座上賓。
馬雲、馬化騰、雷軍、劉強東和張朝陽等互聯網行業大佬級人物，都先後參加過李克強總理這兩年的經濟座談會。
座談中有時候提的是行業遇到的具體問題，比如2014年7月那一次，馬化騰直接跟總理反映了打車軟件在一些地方被禁用，以及企業並購額在4億元以上要經過商務部審批以至於影響企業發展等問題。據中新網報道，總理隨即對相關部委負責人說：“你們認真了解一下，給我一個報告。”隨後，總理又補充說，“我不是‘以言代法’，你們要認真調查研究，如果有問題一定要切實解決。”
那次座談會雷軍跟馬化騰一起參加了。總理表揚說小米變成了大米，雷軍提出要將互聯網上升到國家戰略，幫助傳統行業轉型。這一建議，馬雲以前在總理座談會上提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馬化騰和雷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彥宏，在過去幾年里，也通過建議和提案呼籲過。
沒想到，今年兩會上就等來了“互聯網+”。
2015年3月4日，北京，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在進入人民大會堂前，剪刀手加自拍神器，引來眾多媒體圍觀。 （CFP/圖）
爭奪新時代的話語權
1994年，中國開始接入國際互聯網，中國經濟的格局和產業版圖就此發生了巨大改變。
在被當做國家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前，中國互聯網行業受到政府的最高規格重視是幾個月之前在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簡稱“烏鎮峰會”），這是中國目前舉辦的最高規格的互聯網大會，由中國互聯網官方主管部門主辦。
互聯網實驗室創始人方興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中國召開烏鎮峰會的一個主要考量就是，要主動爭取互聯網時代的世界話語權。
重視互聯網已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以美國為例，2015年2月13日，奧巴馬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演講時表示，互聯網世界就像當年蠻荒時代的西部，美國政府應當成為那里的警長。可見，美國的互聯網戰略已升級到整個全球互聯網空間的管理上。
早在1993年，美國就推出了為期20年規劃的信息高速公路國家戰略，重點是互聯網的普及和網速的提高。2009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表示，數字化基礎設施是美國的戰略性國家資產，並出臺了網絡空間國家戰略等政策。
“中國的互聯網+戰略有點像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戰略的升級版。”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於揚看來，中國已經意識到互聯網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具備普遍服務業務的特征。但思想轉變的同時，在管理體制上也要改革。比如，對於互聯網盒子的發展上，相關監管部門可以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按照馬化騰的理解，“互聯網+”應該先建好基礎設施，包括：網絡基礎設施、數據基礎設施和標準接口的基礎設施。
對於網絡基礎設施，主要就是網絡的進一步普及和網速的提高。
跟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相似，中國的互聯網也呈現出巨大的城鄉差距。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3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城鎮網民數量占比達到72.4%，而農村網民僅占27.6%。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李士強建議，國家的“互聯網+”戰略實施後，應盡快實現村村能上網。鄉鎮補貼一點、村里出一點、電信企業優惠一點，使寬帶網絡連到農家。同時，降低農業信息費的收費標準，鼓勵農戶上網。
而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是政府要對現有的互聯網數據資產進行管理，並開放給社會使用——這些數據目前多半控制在政府和國企手上。比如鐵道部門已經在開放數據給第三方訂票軟件，讓民間力量幫助政府分擔天量訂單帶來的網絡壓力。
這些工作美國同樣剛剛起步不久。今年2月，曾在LinkedIn、eBay、PayPal、Skype等諸多美國互聯網巨頭工作過的互聯網人DJ Patil，通過了奧巴馬的面試，正式擔任白宮首任數據科學家，為美國制定數據戰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王文京也建議國家對數據資產專項立法。他認為，數據已成為繼財務資產、人力資本、知識產權之後第四種形態的資產。在這方面亟須專項制定和完善有關數據資產的法律。
而互聯網標準接口的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其重要性則在於讓大家的產品研發出來後能互相兼容，相互適配。比如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智能家居國家標準缺失，行業里產品五花八門，很多相互不兼容、不適配、不互聯互通。
2015年3月4日上午，全國人大代表、騰訊CEO馬化騰，在參加人大預備會後面對記者圍堵一言不發。 （CFP/圖）
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匕首
如此看來，“互聯網+”戰略可以理解為，第一，政府看到了大數據等幾個互聯網行業最熱領域的重要性，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二是政府希望互聯網成為水電煤一樣的基礎設施，成為提升實體經濟生產力的重要工具。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希望互聯網將來能為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服務。
3月9日上午，工業和信息化部產業政策司司長馮飛在接受中國政府網的在線訪談時表示，目前全球正在進行新一輪工業革命，這輪革命的工具是互聯網。而互聯網+工業就是德國人說的工業4.0。
當前，中國的工業3.0還沒有完成，但要通過互聯網抓住工業4.0的新機遇。馮飛提到，我國每萬名工人機器人擁有量為二十多臺，德國是二百多臺，日本、韓國超過三百臺。
“這種差距不是技術和人才上的差距，而是跟市場競爭的環境不充分，以及政府對互聯網的限制過多有很大關系。”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揚最近一直在美國矽谷，他說自己感觸很多。比如他看到美國大街上有很多谷歌的無人駕駛車，一邊測試車輛性能，一邊收集地圖信息。但在中國，無人駕駛車輛還沒法上路，而且很多地方不允許地圖導航公司的車進入拍攝。
回過頭去看，過去的20年時間里，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經濟的格局和產業版圖。第一個十年里，互聯網行業和傳統行業和平共處，互聯網催生了很多新經濟，比如門戶、遊戲和電商等。第二個十年里，互聯網逐步開始改變甚至顛覆了很多傳統行業。
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改變，大概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營銷的互聯網化，比如廣告主從在報紙上做廣告到在網絡上做廣告。二是渠道的互聯網化，其最大推手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最典型的案例是京東的出現，逼著國美和蘇寧開始轉型互聯網。三是產品的互聯網化，這個進程從2010年開始，其最大推手是智能手機的爆發，典型的案例如小米。四是當下正在進行運營的互聯網化，企業完全數字化和網絡化。
過去被互聯網深度改變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現在這種改變正在向第二產業甚至第一產業滲透。第二產業被互聯網改變最大的，就是手機和電視產業，小米先是攪動了手機產業，又跟樂視網等一起去顛覆傳統電視產業。這種顛覆開始蔓延到汽車領域，比如樂視網要造汽車了。顛覆還在向第一產業滲透，比如本來生活網，改變了農業的銷售模式，讓農民的產品直接在網上賣給北京的市民。
經歷了20年的沈澱，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優劣勢已十分明顯。
騰訊的一個數據顯示，2015年1月，全球接入互聯網的移動設備超過70億臺。我國互聯網用戶6.49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滲透率達到85.8%，高於全球58%的滲透率。
雖然發展迅猛，但中國互聯網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盤子里占額還很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一個數據是，目前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只有7%。
不過，中國互聯網行業是中國為數不多能跟國外同行一拼高下的領域。比如社交軟件，目前全球四大社交產品，中國占有一席之地：微信、日本的Line、韓國的KakaoTalk和美國的Whatsapp。
在不少人看來，中國互聯網行業在應用場景上比國外要豐富，有很多產品和應用被開發出來。但在核心互聯網服務，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人技術上，跟國外的差距不小。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背景，李彥宏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這次提出的一個提案就是建議國家主導建立“中國大腦計劃”，扶持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
就在政府把互聯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時，於揚也提醒，要警惕未來的互聯網壟斷者。在他看來，在國家資源的支持下，互聯網時代里一旦形成新的壟斷者，可能比傳統行業里的壟斷者更加可怕。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缺錢可怕，用不好錢更可怕”訪甘肅財政廳長張勤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23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2015年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
今年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中，來了十余位主政地方財政廳的“財官”。他們通過各種場合，表達著自己的訴求。
曾任北京市財政局長的楊曉超提出預算編制不夠細，使得對次年的項目安排往往只停留在概念上，最終預算和真實情況不符，錢花不出去，一邊在擴大支出規模，另一邊又有大量資金剩下。
在貴州團的分會場，擔任財政廳長8年之久的李岷跳過了大而化之的發言，直陳訴求。例如建議中央充分考慮像貴州這樣稅源單一的西部省區，對煙草、白酒行業繼續在生產環節征收消費稅；將貴州5座大型水庫的中央出資比例從50%上調至70%；發行“西部地區特殊建設國債”等等。
財政部一位副部長列席地方代表團會議時，聽到一位市長提出中央本級預算單位公開度太低、專項轉移支付亂象叢生時，頻頻點頭、插話說“我百分之百贊成”。
同時他也有“苦水”，“真的能把中央各部門的專項轉移支付整合起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就像在市里面整合一樣，那幾個分管副市長不同意啊。”
在場的代表們都笑了。
置於地方債、專項轉移支付、財政預算公開化等多項改革之中，地方“財官”們處境如何、在想什麽？就此，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甘肅省財政廳廳長張勤和。
財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南方周末：去年財政增速放緩，財政廳的工作里有什麽具體變化嗎？在這個過程中，您所感受到的最大壓力來自什麽方面？
張勤和：甘肅是個西部財政困難省份，財政運行主要依賴中央支持。去年中央一般預算收入只增長7.1%，僅高於年初預算增幅0.1個百分點。甘肅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3.6%，比上年回落3.1個百分點。
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並已進入新常態。也就是說，中央財政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樣，在預算執行中大幅度增加對地方的補助，地方財政要靠超收來追加預算、增加支出，也不太現實，收支矛盾前所未有。因此，迫切需要優化支出結構，建立跨年度平衡機制等財政預算管理制度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壓力不僅來自民生等剛性支出有增無減、財政收入高速增長不複再現引起的收支矛盾，更主要的是來自如何主動作為，通過推進改革、加強管理，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真正用好。我經常給幹部講，缺錢可怕，用不好錢、造成損失浪費更可怕，正是此理。
南方周末：你認為預算賬本進一步公開透明、賬目細化的障礙在哪？
張勤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是最好的監督。新預算法明確將“預算公開”入法，形成了剛性的法律約束，同時新預算法強調今後各級預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編制，讓大家知道政府“錢袋子”里的錢往哪花了，花得是否合理。
這次會議李克強總理的報告明確提出：“實行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門預決算都要公開，全面接受社會監督”。也就是說，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
當然，細化公開內容、擴大公開範圍，在財政部門和其他部門間都有一個自身改革和規範跟進的過程。樓繼偉部長曾打過一個比方：要迎接客人到來，先要掃掃房子、打掃衛生。我覺得非常形象。
是救助，不是兜底
南方周末：財政部在1月、3月，兩次要求地方政府報地方債的規模，地方債為什麽那麽難理清楚？
張勤和：地方政府性債務形成時間長、情況複雜，要一下子把多少年積累的情況清理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要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這項基礎性工作又必須做。在清理過程中，中央要明確統計口徑、相關政策，地方也有一個消化、把握的過程，出現反複也是為了規範統一，是完全正常的。今年財政部在清理甄別工作結束後，針對清理甄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又專門安排了一次自查，就是為了解決統計口徑、政策把握不統一的問題。
南方周末：現在地方債務中一部分是政府只有擔保義務的債務，但外界都認為這實質上就是政府的直接債務，你怎麽看，會給這些擔保債務兜底嗎？
張勤和：新預算法增加了允許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規定，明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
國務院出臺《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要求建立“借、用、還”相統一，“誰借誰還，風險自擔”，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總之，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救助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南方周末：就地方政府而言，處理地方債問題目前的困難在哪里？需要中央給怎樣的支持？地方債是否如外界所觀察，現在已經是嚴重的地方財務問題？
張勤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概括起來就是要“開前門、堵後門、築圍墻”。對於存量債務，首先要進行甄別，明確償債主體和償債責任，落實償債資金來源，不能把企業債務推給政府，屬於政府債務的，要納入預算管理。還要處理好在建項目融資問題，避免資金鏈斷裂，造成新的浪費。
就甘肅而言，由於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困難，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推行PPP模式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中部省份，與東部省份更沒有辦法比，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主要還是靠政府投入，還需要中央加大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並在核定地方政府發債規模時給予傾斜照顧。
至於地方債、地方財務風險的問題，我覺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處於可控範圍，只要借、用、還、管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了，地方政府適度舉債融資，對經濟社會發展是有益的。
南方周末：關於財政轉移支付，甘肅兩年間專項轉移支付取消了多少個？主要是哪些？目標是壓縮到多大比例？
張勤和：這項工作與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間事權劃分關聯度很大。專項轉移支付數量控制到多少合適？這個結論不好下，不能簡單地說多了好，還是少了好，關鍵在於規範管理、公開透明、防止“跑部錢進”。
總體來說，2014年甘肅省級財政專項由原來的500多項壓減到220多項，2015年進一步壓減到150項左右。同時，今年將公開省級專項資金管理清單，接受社會監督。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摸底地方債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24
2015年3月6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被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地方債。 （CFP/圖）
債務金額多報一點還是少報一點，政府負責兜底的比重調高一點還是調低一點，對於地方官來說，這關系到的是當地經濟下一步的發展騰挪空間，尤其是在經濟換擋降速、財政收入也連續放緩的“新常態”的當下。
“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能不能多給點出路？”2015年3月8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的一個小組會議上，南方周末記者見到一位來自中部地區的市長就地方債問題向財政部一位副部長進言。
這位市長說，目前中央對地方債管理很嚴，首先是控制總體規模，其次還債之前要拿出預算，再次要化解存量債務。但目前地方政府面臨兩大“要命的”問題，一是存量債務怎麽辦，“地方政府的預算盤子中央是知道的，盡管給了這個口子，現實性有多大呢？能夠化解嗎？何年何時？”二是一部分在建的工程資金鏈如何不中斷，“（某重點項目）我已經花1個億，5個多億要繼續花，但既不允許搞政府融資平臺，又不能按企業貸款的辦法作為政府投資，到底怎麽辦？你們說發地方債券，但是只能到省一級人民政府，那麽市縣這一級的在建項目怎麽辦？”
“我感到這個出路給得不寬，很窄，有時候可能有點走不下去。”他說。
面對地方官員的直言，之前也做過地方官的這位財政部副部長回答說，“你說的都是對的。實際上剛才你提到後面這兩個問題，都已經有辦法。在建項目銀行會繼續放貸，存量債務我們允許發新債替換舊債，規模還可以。”
雖然他並未就此具體說明，但據經濟觀察網3月6日報道，財政部已經批複了3萬億的存量債務置換，其中1萬億的額度已經批複到各省財政廳。這一消息在資本市場上廣為流傳，但財政部尚未對此做出回應。市場分析認為，若能把原來融資平臺期限短、利率高的債務置換成低成本、期限長的債務，可以降低地方債的期限錯配風險。
這樣的對話，在兩會期間並非孤例。敏感的地方債問題，在今年兩會上被數位地方代表提及，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新聞發布會上也首先被問及此事，大背景正是中央正在進行著一場地方債摸底。
多報還是少報，是一個問題
對這次財政部摸底地方債的目標——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的不同解讀，決定了地方政府的不同選擇。
2014年10月23日，財政部下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的通知，要求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財政廳（局），按三類統計口徑分類填報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新增債務，以及之前的舊債務在這一時間段的增減變化，並於2015年1月5日前上報給財政部。三類統計口徑分別是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
這一紙通知讓全國的地方政府官員們陷入了糾結權衡之中。
對這次財政部摸底地方債的目標——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的不同解讀，決定了地方政府的不同選擇。一種解讀認為，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後，中央會適當考慮各地的債務情況，給予其相應的發債額度，或者多給債務負擔重的地區一些轉移支付，以避免債務違約。
這種解讀無疑會激勵地方政府多報債務數字，類似的情形發生在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處置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年內從33%飆升到41%。
另一種解讀認為，此次摸底是中央為了讓缺乏管控、一團亂麻的地方債變得公開透明和可控，要將地方政府自行發債配額和政府信用掛鉤。政府信用與債務率密切相關，如果未償債務規模過大，地方政府發債配額將被降低，相關人員還將承擔責任。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中也提出，把政府性債務作為一個硬指標納入政績考核，政府主要負責人要作為第一責任人。
“我的觀察，中央沒有要替地方埋單的意思，不僅沒有，而且是要地方政府自己講清楚債務自己扛的意思。”海通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陳瑞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月5日大限之後，財政部一直沒有公布地方上報債務的匯總數據。但從媒體的報道和財政部隨後的一紙通知來看，地方政府的選擇應該是多報了債務。
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1月5日的一則報道稱，其從多省財政部門和城投公司人士處獲悉，地方在上報數據時傾向於做大現有債務的盤子，致使從上報的結果看，近期政府債務激增。
而在1月29日，財政部印發了《關於開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初步清理甄別結果自查工作的通知》，指出此次地方債清理甄別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債務數據錯報、虛報等問題，要求各地進一步核實，“重點核查是否存在將不應由政府償還的企事業單位債務調為政府債務、將以後年度擬舉借的債務列為存量債務、多報合同金額、重複統計等情況”，自查結束後於2015年3月8日前將存量債務清理甄別結果上報財政部。
3月7日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在發言中說，“一些地方政府傾向於多報地方存量債務，使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債務增速較快。債務增速數據飆升的背後，不排除地方政府把一些本不該納入地方政府債務的債務也納入到這個範圍內，這是個值得註意的傾向。”
更直接的佐證是，3月6日的兩會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回答關於地方政府抓住最後機會多報債務，地方債規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激增”的提問時，並未否認這一說法。“我覺得你好像是做過財政工作的，特別理解各個地方的心理。”他說，“你的心理摸得很準，但是審計的時候各地是不是盡量搞得少點，這次甄別工作布置後，他們是不是就多報一點？”
樓所說的審計數額是指上一次審計署對截至2013年6月份全國政府債務的審計結果，總額17.9萬億的地方債盤子中，地方政府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7億，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4.3億，分別占比61%、15%和24%。
更早的2011年，審計署首次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結果是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萬億元。
某沿海發達省財政廳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省綜合各方面因素的上報數據比真實的債務還要“略微少一點”，而且他認為80%以上的省市都會少報一點。但即便如此，各省匯總數據還是大大高於之前的審計數據。
債務結構里的玄機
“金融機構希望借助這次甄別把它的貸款都列為地方政府直接償還債務，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和部門反映，甚至跟地方政府遊說。”
截至目前，財政部和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沒有公布本次地方債上報的數據，但有一個省例外。
2月9日，海南省在其2014年預算執行報告中披露了海南省政府性債務余額情況：截至2014年末，海南省政府性債務余額1719.0億元，比2013年6月底審計的債務余額增加了21.84%，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448.9億元，占84.3%；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120.4億元，占7.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149.7億元，占8.7%。
相比上次審計署數據，海南披露的債務數據有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債務總量在一年半之內增加了21.84%，快於2014年海南GDP的增長率8.5%；二是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占比從74.5%上升到84.3%，而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從15.96%下降到7.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占比從9.57%下降到8.7%。
也就是說，應由海南各級政府來償還的債務比例顯著上升，但舉債主體不是政府部門但政府負有擔保責任或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占比則顯著下降——這部分債務包括城投債、融資平臺債務等。
長安信托常務副總裁陳英2月初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上表示，截至去年底，地方債歸類已與上述審計署數據發生很大變化，“據了解在2014年未公布的數據中，第一類政府要承擔的占90%，第二類政府部分承擔的占6%，第三類政府有救助責任的大概占到3%到4%。”
地方政府調整上報債務結構，是由於財政部規定，直接政府債務可以用政府預算收入償還或者轉換成地方政府債券，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債券則將轉變成正常的公司債。“政府具有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如果按現在細則，很可能政府不管了。”一位中部省份的城投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前信托公司、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忙著為獲批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擴大信貸額度，前提是政府承諾將這類信貸歸入政府直接債務中。
而之前，地方政府為了卸責，則傾向於向審計署少報直接債務，將這類債務上報為或有債務。
“金融機構希望借助這次甄別把它的貸款都列為地方政府直接償還債務，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和部門反映，甚至跟地方政府遊說說中央會豁免地方債務、債務越多今後中央核定的發債規模會越大等等，嚴重幹擾了債務甄別工作。”西部某省財政廳預算處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下級政府也在猜測上報債務大小對今後的影響，怕政策會變化，怕影響當地利益。”
摸不清楚的地方債
當地政府想把地鐵公司定為政府性債務是有辦法的，把它定為非政府性債務，也可以找出無數條理由。
地方與中央此種博弈的根源在於，過去地方政府無法自行發債，只好通過融資平臺、城投公司等企業負債渠道，融了大量資金用於政府開支和公益性項目，在技術上這部分負債實際上很難甄別是否為政府債務。
“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最複雜，最難統計清楚，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擁有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說，北京的地鐵在票價“2元”時代長期政策性虧損，可以算作地方政府債務。而香港地鐵收費高，港鐵公司還能盈利。現在假如某市要修一條地鐵，那麽地鐵公司債務算不算政府性債務，要看其投資回報能否償債。
“但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因為投資預期回報受許多因素影響。當地政府想把地鐵公司定為政府性債務是有辦法的，把它定為非政府性債務也可以找出無數條理由。”鄭春榮說，“地方國有企業可能是政策型企業和市場經營企業兩者的混合體，這樣區分地方政府性債務和企業市場化債務，就較為困難了，因此有操弄的空間。”
事實上，大多數地方政府及下屬部門控制的城投公司等融資平臺都存在身份模糊、債務難以甄別的問題。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多地城投公司上報兩套債務數據，這兩套數據最大相差30%。
目前財政部正在對地方上報的債務進行逐筆審核，但市場人士並不看好結果。“有些數據本身就是模棱兩可的，如平臺公司投向非城市建設項目和公共設施項目的資金，算政府債務還是其他債務？”
江蘇省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浩俊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並不是說甄別辦法本身存在什麽問題，而是地方可能不會按照要求上報，上報的數據本身有問題，甄別得再認真也不可能是一個非常準確的數據。”
陳瑞明曾在2014年對地方債做過專門的草根調查和研究，他也深感地方債難以調查清楚，“很多是或有負債，比如當地人大批準的政府對公用事業企業的債務擔保，但這些企業本身有現金流，到底需要地方政府兜底的債務有多少，就看你概念上怎麽界定了，有很多的操作空間。”他認為，地方債規模成謎，根源在於缺乏關翔實可靠的基礎數據，“現在的數據都是層層上報來的，只有等將來政府有了資產負債表，這個問題才會比較清晰”。
【深度研報】第三方支付：交易，數據，服務的特別解析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1988|
【深度研報】第三方支付：交易，數據，服務的特別解析 第三方支付的誕生源於非現金交易的需求，在交易雙方在時間（預付或賒購）和空間（如網上購物）錯開時，作為中介機構介入其中，承擔便利支付（取代繁瑣的現金交割）和信用中介（支付寶首創）等職能，促成交易發生。2010年，央行頒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並於次年開始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行業正式納入央行金融監管體系。同時，伴隨以網購為代表的線上經濟和移動互聯網時代O2O的爆發，第三方支付行業亦迎來爆發式增長，2014年，第三方支付行業交易規模達23.3萬億，同比增長36%。 依據所獲牌照支付牌照不同，第三方支付公司主要業務範圍涵蓋互聯網支付（如支付寶）、銀行卡收單（如銀聯商務）、預付卡發行及受理等業務中的一項或多項。2014年7月,央行第5次集中發放發19張第三方支付牌照，持牌企業共計達到269家，此後半年僅廣物電商一家獲得牌照。伴隨2014年來行業接連爆發POS刷卡套現、央行處罰8家支付機構、上海暢購資金鏈鏈斷裂等事件，行業監管收緊、牌照暫停發放等傳言四起，存量牌照公司收購案頻發：萬達3.15億美元收購快錢68.7%股權,北亞資源擬14.3億元收購上海得仕51%股權。 我們認為，支付是一項經濟活動的終點（交易完成），同時更是另一項經濟活動的開始（數據收集），是構成“商業運營-場景搭建-支付完成”完整閉環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支付公司的價值更凝聚在其沈澱的支付數據和用戶資源，並通過向企業和消費者兩個方向服務延伸加以變現，即第三方支付源於交易，貴於數據，成於服務。在行業監管強化、價值受到市場認可、兼並整合推動行業洗牌的背景下，本月專題我們重點回顧國內第三方支付行業發展和現狀，探究互聯網經濟時代第三方支付公司價值所在。 （一）第三方支付：隨網購而爆發，隨O2O而升華 2004年，阿里巴巴上線支付寶網站，在國內首創信用擔保交易，以信用中介模式進入第三方支付市場，有效解決國內網購行業的信任問題，促成國內網購市場突破交易瓶頸，迅速成為線上第三方交易主流模式，並伴隨網購的高速發展而實現規模大爆發。2010年，人民銀行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將第三方支付企業界定為“在收付款人之間作為中介機構提供網絡支付、預付卡發行預受理、銀行卡收單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服務的非金融機構，即將第三方支付企業由互聯網支付企業擴展為從事資金轉移服務的各類支付企業。人民銀行對第三方支付行業實施牌照管理，正式將其納入金融監管體系，並於2011年5月開始陸續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 截至目前，共有270家企業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依據具體從事的業務差異，第三方支付牌照又細分為互聯網支付、銀行卡收單、預付卡發行和受理、固定及移動電話支付和數字電視支付牌照。各家可以依據業務需求申請其中一項或幾項業務，並經人民銀行核準業務實施地域範圍。以支付寶為例，其持有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包括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銀行卡收單和預付卡發行及受理業務，其中前三項業務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預付卡發行及受理則僅限線上實名支付賬戶。 
依據艾瑞咨詢數據，2014年國內第三方支付行業交易規模達23.3萬億，同比增長35.5%。從存量規模來看，銀行卡收單依然是最大的存量細分市場，占2013年第三方支付總交易規模的60%；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分別占據31.2%和7.1%的交易規模。從企業市場份額來看，依靠在線下銀行卡收單市場中的壟斷地位，2013年，銀聯商務占據第三方支付市場39.8%的份額，支付寶、財付通分列二、三位。 從增量市場來看，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是第三方支付市場主要增量來源。 1）以網購為代表的線上經濟的持續爆發增長推動了互聯網支付持續高速增長。2014年，互聯網支付交易規模同比增長50.3%，達到8.1萬億元，預計未來四年仍將保持29.8%的複合增速，至2018年規模將達22.9萬億元； 2）2013年以來，阿里、騰訊兩大巨頭推動線上線下渠道融合的O2O經濟時代到來，移動支付順勢迎來規模大爆發。2014年，第三方移動支付規模近6萬億元，同比增長391%。 3）市場份額方面，依托淘寶、天貓兩大網購平臺，支付寶占據第三方互聯網支付半壁江山。而在移動支付方面，率先發力，與線下便利店、商場等零售渠道及打車、餐飲等諸多場景深度合作的支付寶優勢更加明顯，2014年市場份額高達82.3%。 對於第三方支付行業而言，線上經濟的發展推動了行業規模的爆發，促成了線上非現金交易的實現，並完成第一次用戶教育，使得第三方支付概念為民眾所廣泛接受；而線上線下經濟融合下，移動支付的爆發，結合原有銀行卡收單，進一步完成對現金交易的替代，從線上到線下、從大額到小額，第三方支付大規模進入居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便利交易，引領居民日常生活習慣的變革。
行業交易規模的爆發並沒有給行業內公司帶來普遍盈利，其中既源於互聯網行業普遍的規模效應，第三方支付行業規模的爆發同樣伴隨集中度的迅速提升，支付寶、財付通、銀聯商務三巨頭的格局難以改變；更為重要的是，缺少產業鏈整體布局和業務開拓能力下，中小第三方支付公司盈利模式單一，手續費、交易傭金幾乎是僅有的盈利來源。以線下最主要的收單業務為例，目前行業通行的刷卡費用分配原則為“721”模式，即發卡行（銀行）、收單機構（第三方支付公司或其他）和銀行卡組織（銀聯）分別取手續費收入的70%、20%和10%，在除去硬件鋪設及營銷等費用下後，多數第三方支付公司難以盈利，再加上行業惡性競爭搶占市場份額，大量中小第三方支付機構處於持續虧損狀態。2015年1月上海暢購（擁有互聯網支付牌照個上海等地的預付卡發行與受理牌照）出現資金鏈斷裂，成為業內首家倒閉的公司。 自2014年以來，伴隨行業接連爆發POS刷卡套現、人民銀行處罰8家支付機構、上海暢購資金鏈鏈斷裂等事件，行業監管收緊趨勢明顯、牌照暫停發放傳言四起，存量牌照公司收購、行業兼並整合案例不斷湧現。據我們不完全統計，僅2014年5月以來就公告發生了11起第三方支付公司收購/擬收購事件，其中不乏萬達集團3.15億美元收購快錢68.7%股權、北亞資源（00061.HK）擬14.3億元收購上海得仕51%股權等大型收購案例。
（二）第三方支付價值：基於支付業務的衍生服務 支付是一項經濟活動的終點（交易完成），同時更是另一項經濟活動的開始（數據收集），是構成“商業運營-場景搭建-支付完成”完整閉環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小第三方支付公司難以盈利的原因，在於缺少資源投入和平臺入口思維，將支付環節中所蘊含的支付數據資源加以利用變現。 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用戶的支付數據是價值密度最好的數據源之一，支付公司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支付業務本身的盈利能力中，更凝聚在其沈澱的支付數據和用戶資源，並通過向企業和消費者兩個方向服務延伸加以變現。以阿里螞蟻金服為例，依托支付寶十年運營數據和超過2億活躍用戶積累和淘寶、天貓生態圈場景，螞蟻金 服打造出涵蓋現金余額管理（余額寶）、投資理財（招財寶）、供應鏈和消費金融服務（螞蟻微貸）、個人征信平臺（芝麻信用）、線上財產保險（眾安保險）和全面金融服務（網商銀行），其基於支付業務基礎，全面而豐富的服務正式螞蟻金服2000億估值的魅力所在。 除老大支付寶之外，各家支付公司或多或少均凝聚了一批核心用戶，其基於支付業務的服務拓展同樣值得關註。
典型案例1：拉卡拉社區電商+消費金融之路 拉卡拉成立於2005年，早年通過在社區便利店、郵局網點等放置自助支付終端，為用戶提供自助信用卡還款、轉賬匯款等個人金融及水電煤等便民生活繳費服務。 依據易觀咨詢數據，截至2012年末，拉卡拉便民支付終端放置數量已達7.5萬個，2014年拉卡拉各類終端支付規模達1.8萬億，同比增長38.5%， 累計服務用戶超過5000萬。 基於多年積累的支付數據、用戶積累和社區便利小店的合作， 2013年開始，拉卡拉逐步向社區電商和消費金融兩條主線進行服務擴張： 1 ）以集支付、生活、網購和金融為一體智能POS終端“開店寶”為核心，拉卡拉通過整合社區便利小店，為小商戶提供全面後端供應鏈服務（如采購支持、供應鏈 金融和O2O銷售服務）和前端營銷服務（如APP導流及派單推送、升級門店為統一的拉卡拉小店）； 2）以手機APP為核心，依托大數據征信技術，為個人用戶提供消費信貸、信用卡代償、 P2P金融等消費者金融及投資理財服務。
典型案例2：快錢支付2.0企業服務體系 與拉卡拉偏向C端的服務轉型不同，常年為企業用戶提供第三方支付支持的快錢更加專註於對B端企業用戶的服務拓展，其針對快錢用戶提供的拓展服務體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 1）企業財務管理服務。依據企業不同資金需求，提供增值理財或聯合銀行提供融資服務； 2）影響及客戶管理服務。以快錢雲端會員管理系統為平臺，為商戶提供支付、營銷、會員卡管理等一站式會員服務； 3）企業小額貸款服務。針對快錢用戶，以企業交易流水為核心分控體系，提供免抵押擔保的小額貸款服務。 2014年12月，萬達集團宣布以 3.15億美元收購快錢68.7%股權，並將其納入萬達商業版圖。憑借快錢手中的互聯網支付和預付卡發行及受理牌照，萬達將有望如願構建線下消費為主的O2O+互聯網金融完整閉環生態圈。
第三方支付的誕生源於非現金交易的需求，在交易雙方時空錯隔時，作為中介機構介入其中，承擔便利支付（取代繁瑣的現金交割）和信用中介（支付寶首創）等職 能，既是交易的完成，同時也是數據收集的起點。因此，支付公司的本質是對支付數據和用戶資源的沈澱，並通過向企業和消費者兩個方向服務的延伸變現。 （來自互聯網金融） |
藍皮書：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20727.html藍皮書：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一財網 章軻 2015-05-21 10:28:00
藍皮書認為，京津冀一體化被稱為國家一號工程，依然帶有政府主導型特征，這就要求推進一體化的舉措必須符合區域發展規律，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培育區域“文化認同”，凝聚人心。
2015河北省經濟藍皮書課題組5月21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稱，京津冀在功能定位、空間布局等方面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優化，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有效的區域合作，並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藍皮書說，“河北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中背負著重大的使命，是實現首都功能疏解，實現產業創新發展的主要承載地區，在交通、產業、市場、投資等方面亟需先行先試”，“河北該在交通、產業、市場與投資方面著手，加快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大格局，不以河北之小私損京津冀之大公”。
不以“小私”損京津冀“大公”，這句話最早出自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之口。
去年4月12日，周本順主持召開河北省委常委會議時說，“北京是13億中國人民的首都，河北環繞首都，為首都服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我們應該有為首都服務的政治覺悟。京津冀一體化發展，需要河北扮演什麽角色，我們就演好什麽角色，絕不以河北一地之小私損京津冀三地之大公。”
目前，在京津冀地區，各城市間仍沒有完全擺脫“一畝三分地”式的思維。
河北省經濟藍皮書課題組調查發現，以金融業為例，京津冀間金融業呈現服務水平差距大，擴散能力不足，合作水平低。
課題組介紹，京津冀地區的資金價格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進而表明目前京津冀地區之間的資金流動存在著障礙，地區之間的金融合作水平較低，金融市場化水平有待於提高。
京津冀區域中創新人員、創新資金以及創新技術的分布均存在很大差異，北京在這三方面都占有優勢。河北省在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的擁有量是最少的，在創新體系建設中的創新人員投入的基數和增長率都較低，存在著較明顯的劣勢。
此外，京津冀生產要素流動也存在多個方面的障礙。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作為我國的重工業基地，結構性汙染突出，產業布局不合理，是我國大氣汙染最嚴重的區域。
截至5月19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已經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每次會議，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都會強調“加強協作、聯防聯控”，並部署具體措施。但京津冀地區大氣汙染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今年3月，環保部利用無人機對河北省邯鄲市開展執法檢查。采用航拍及夜間紅外技術空中巡查，發現大氣汙染治理設施不正常運行、夜間治汙設施停運、煙氣排放超標、在建建設項目等諸多問題線索，多家企業被查處，多位企業主管被行政拘留。
藍皮書認為，京津冀一體化被稱為國家一號工程，依然帶有政府主導型特征，這就要求推進一體化的舉措必須符合區域發展規律，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培育區域“文化認同”，凝聚人心。
課題組建議，借鑒傳統“京畿區”及日韓等現代國家行政區劃的經驗，逐步推進“京畿特別行政區”的建立。
藍皮書解釋說，行政區劃的不合理割裂，加之行政力量主導形成的行政等級差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分布不公，是目前京津冀區域文化認同主要障礙。
課題組表示，文化認同既然是一種身份認同，那麽由行政區劃所決定的“戶籍”，特別是由戶籍所帶來的身份同一、各種福利同一就成為文化認同形成的重要行政基礎、物質基礎。在中國現行行政機制下，特別是在京津冀這樣一個二市一省行政資源具有顯著差異的區域，行政區域一體化及其背後的社會資源、福利的同一對於居民對區域身份的認同就顯得尤為重要。
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攝影/章軻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廣州車展特別報道】2015：汽車產業大變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4754.html【廣州車展特別報道】2015：汽車產業大變局
一財網 2015-11-20 14:23:00
時間到了2015年，汽車業經歷了幾十年的野蠻生長，國外汽車品牌和國內汽車廠商各自占據了相應的半壁江山。這一年，中國汽車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時間到了2015年，汽車業經歷了幾十年的野蠻生長，國外汽車品牌和國內汽車廠商各自占據了相應的半壁江山。這一年，中國汽車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國內乘用車企業非常多。各大企業下轄的新型乘用車，為了適應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在銷售、市場方面都做了相當多的變革與突破。國內的公交車、商用車在產品技術研發、銷售、與境外合作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新舉措，值得我們關註。【詳細】
今年以來，自主車企銷量前三名分別是長安汽車、長城汽車和吉利汽車，其中長安自主品牌1~10月銷量為78.75萬輛汽車，同比漲幅高達32.8%。長城汽車緊隨長安之後，前10月銷量增長22.8%至58.74萬輛車。排名第三的是吉利汽車，前10月銷量為41.74萬輛，同比漲幅29.5%。自主車企增速最快的前三名則分別是江淮汽車、廣汽傳祺和長安汽車。
在與合資品牌短兵相接過程中，自主品牌從“挨打”到“反攻”。【詳細】
轎車市場節節敗退，但自主品牌卻憑借綜合性價比在SUV領域大獲成功。數據顯示，在購置稅減免新政的影響下，今年10月自主SUV的銷量超過35萬輛，同比增長85%。來自蓋世汽車的數據顯示，10月SUV市場排行前3的產品均為自主品牌，為哈弗H6、寶駿560以及傳祺GS4，自主品牌優勢十分明顯。
雖然如此，有觀點認為，自主品牌要在與合資品牌的競爭中走得更遠，同時需要補齊在轎車市場的短板。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嚴格的國家燃油消耗限值的限制，專註於SUV產品的自主品牌在油耗上也將遇到挑戰。【詳細】
在中央及地方密集出臺補貼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催化下，中國新能源車市場持續處於“井噴”狀態。2015年，中國有望超過美國，躍升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車市場。
今年上半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生產、銷售雙雙突破7萬輛，下半年以來，在快車道中提速。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10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為3.64萬輛和3.43萬輛，同比分別增長4.2倍和5.0倍;1~10月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18.12萬輛和17.11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7倍和2.9倍。而根據工信部口徑統計的數據，新能源汽車增速則更快，10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生產5.07萬輛，同比增長8倍;今年1~10月，累計生產20.69萬輛，同比增長3倍。【詳細】
在經過今年10月汽車產銷環比、同比大幅上升的時間點之後，市場對於汽車行業的年度銷量數字，似乎也在逐步恢複信心。
1到10月，汽車產銷分別完成了1928.03萬輛和1927.81萬輛，產量略高於上年同期，銷量同比增長1.5%。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車也保持了高增長態勢，總計3.6494萬輛的新能源汽車同比增長了4.2倍之多。
國產汽車中，包括長安、東風、比亞迪、廣汽等拳頭產品也有搶眼表現。這類產品的集體振奮，主要是因為在品牌定位、營銷方式、研發能力等多重原因引起的，而未來國產車的發展方向也會朝著電動化、電商化和智能化前行。【詳細】
今年以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火爆程度超預期，綜合數據顯示，前10月國內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突破20萬和17萬輛。以至於浙商證券在其近期發布的研報中，將201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目標至33萬輛，較此前的預計數字增長32%。按照業內預計，到明年新能源實現50萬輛的銷量應該“全無壓力”。
中國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車市場，按照國家規劃，到2020年，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將達到500萬輛。數據之外，新能源汽車的使用途徑也在不斷的突破，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崛起。不過，全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仍然認為：“冷靜來看，國內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優勢是局部的，整體情況與海外主流車企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詳細】
外資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不如自主品牌，其主要原因並不只是各地政府補貼政策與牌照補貼的雙重標準，更在其新商業模式探索方面的保守。
2015年是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全面爆發的一年，但與本土新能源汽車銷量快速提升形成對比的是，外資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發展低於預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與本土企業在商業模式上的各種嘗試不同，外資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的營銷方式過於單一。這或將是制約其進一步快速發展的關鍵。【詳細】
經過“金九銀十”之後，2015年中國車市逐漸進入尾聲，今年整體銷量情況也基本明了。今年1~10月，我國汽車銷量為1927.81萬輛，同比1.51%，與期中考1.4%的增速以及前三季微增0.3%這兩份成績單相比有所進步，但明顯落後於去年6.86%的增速，比起2013年增長13.87%的成績更是相差甚遠。
自從2013年邁入年銷2000萬輛這一級別之後，中國車市增速逐年放緩，這一龐然大物“手腳”很難再像此前那般靈活。汽車專家張誌勇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稱，未來幾年，低速增長將成為中國汽車發展的新常態。【詳細】
與乘用車市場的百花齊放不同，中國商用車技術的發展與推廣相對較慢，但由於受國家政策影響明顯，中國的卡、客車企業在2015年仍然作出了一些令市場滿意的舉措。
隨著越來越嚴格的排放法規的出臺，今年也是中國商用車排放標準全面由國三升級到國四的關鍵之年，商用車企業在加大成本更換更先進的柴油機等動力的同時，也在新能源與智能化駕駛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詳細】
在一片質疑聲中，樂視、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高德地圖等互聯網企業依然在造車路上勇往直前。一群“門口的野蠻人”，正試圖通過行動證明造車夢可變成現實。
越來越多互聯網企業加入造車陣營，這將會顛覆傳統汽車行業嗎?業內對此存在分歧。對互聯網企業造車，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比亞迪總裁王傳福等汽車大佬並不看好。王傳福毫無掩飾自己鮮明的態度：“這只是一個概念和炒作而已。”【詳細】
車市步入“新常態”的拐點，汽車金融和保險的市場潛力才剛剛得到展現。數據顯示，2014年汽車金融、保險等關聯服務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6000億元，未來將依然保持高速增長。按照羅蘭貝格的預計，到2020年，汽車金融和保險的市場規模將達1.8萬億元。
傳統的汽車金融公司早有布局，但市場拓展的進展並不是十分順利，新的互聯網公司試圖利用自己的優勢，切一塊市場蛋糕。去年以來，無論是在傳統還是互聯網金融領域，新的轉變都在發生，但同時，二者也都面臨著系列的問題待解。【詳細】
京東與阿里的互撕反映出電商平臺之間的競爭的白熱化，不過，相較於消費品電商的激烈競爭，汽車電商依然處於摸索的起步階段。
雖然大家都認為未來電商將成為一種趨勢，傳統的4S模式雖然有存在的價值，但在效率上還有待提升，而互聯網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邊際成本。但是，汽車電商除了線下資源的布局之外，還會遇到更多的挑戰，只能曲折向前。【詳細】
中國好聲音上優信二手車60秒的鬼畜廣告和滿大街“瓜子二手車直賣網”的宣傳，讓二手車這個原本溫不吞的市場一下子火了起來。
“今年不光是二手車電商，包括新車電商，都在努力的造勢。但在我看來，做二手車電商比新車更為困難。”一位長期關註二手車行業的人士林明(化名)認為。首先，作為一個大宗消費品，汽車電商本身就對線下服務體系的搭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即便是阿里這樣的巨頭，要做電商也必須牽手永達、和諧等經銷商，解決線下服務的問題。二手車就更不用說了，由於信息的不透明、一車一況、一車一價，導致消費者在消費習慣上，會更大程度的依賴傳統的線下模式。因此，他認為“這輪資本的進入和大規模廣宣的投入，在我看來確實是提升了消費者對二手車的關註，但能為平臺帶來多少實際的成交還說不清，上半年大規模的資金進入其實已經讓整個二手車市場堆積了巨大的泡沫”。【詳細】
得益於互聯網的發展，百年來的堅固汽車鏈條終於開始松動，但在核心緩解，互聯網企業仍然難以突破。
在以無人駕駛為技術路徑的汽車產業發展過程中，博世、大陸、德爾福、天合等傳統供應商仍然在毫米波雷達、車道保持系統、激光測距系統、紅外攝像頭、立體視覺、車輪角度編碼器等關鍵技術領域保持領先，並在跟地圖供應商爭奪頂層系統的設計入口。
但隨著互聯網的介入，以及車聯網的發展，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務類軟件供應商也將介入到整個產業，盡管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避免不了被並購的命運。【詳細】
今年是出租汽車行業巨變的一年，這從廣州的車牌競價跌宕起伏中可見一斑。今年1月，廣州個人車牌競拍成交均價為1.31萬元，緊接一路攀升，7月飆升至3.78萬元，隨後又降溫，9月以及10月穩定在1.7萬元上下。車牌價之所以出現巨幅振蕩，與廣州網絡約租車急劇升溫以及回歸理性緊密相關。
Uber(優步)在Uber在全球單個城市里訂單量最高的城市是廣州。從去年2月份進入廣州，乘客量和合作司機數量一直在增加，從今年1月份到11月2日，Uber廣州用戶的數量增加了30倍。私家車紛紛加入Uber行列，專車一下急劇增加，不僅擡高了廣州車牌競拍價，還對傳統的士行業造成不小的沖擊，因此遭到諸多非議。【詳細】
10月，特斯拉將系統升級到7.0以後，一夜之間全球4萬輛ModelS具備自動駕駛模式，仿佛讓整個業界相信無人駕駛時代即將來臨。
實際上，特斯拉所強調的“高度自動駕駛技術”仍然是處在一般自動駕駛與高度自動駕駛之間，距離真正的高度自動駕駛時代還有很遠。
據了解，目前業內最樂觀的估計是，2020年將是全球將有首批高度自動駕駛車輛投放市場，並迅速得到發展和普及，到2025年高度自動駕駛車輛將占到當年總銷量的25%。【詳細】
如果說向無人駕駛進軍是這一輪汽車電子供應商的轉型方向，那麽向後市場進軍則是輪胎、機械類供應商的主要發展方向。
根據介紹，隨著中國汽車市場增速變緩，特別是商用車市場出現銷量下滑，這其實對中國中小輪胎企業影響不大，因為他們的主要利潤來自售後汽配市場，但由於前裝市場的不景氣造成國際大品牌的輪胎供應商也紛紛轉向售後市場，並加大了對前裝市場的開發。而隨著“賣輪胎”等互聯網企業的出現，又造成了整個後市場輪胎產業的零利潤或低利潤，而這正是造成這些中小輪胎企業破產的關鍵。【詳細】
更多精彩內容
請關註第一財經網、第一財經日報微信號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