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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热钱链断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08/100311646.html

　 温州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构筑的民间借贷资金链越来越长，终于酿造了一场严重的信用危机

温州炒煤团的“前世今生”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14/zNNDE3XzM3MTczNA.html

21世纪网讯

从施工队长到煤矿主

有矿产的地方，往往可见温州商人的身影，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曾为温州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大笔财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温州商人最初并非是以“老板”身份而进入采煤行业的。

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正处于新建煤矿高速增长的时期，温州施工队伍承包很多井巷工程，施工队能吃苦且工程进展速度快，因此承包了相当多的工程。但上个世 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不景气导致了山西众多小煤矿出现经营困难，煤老板希望尽快将煤矿出手，更有甚者，在煤炭工程完工后无力支付施工款项。于是，温州煤 矿施工队代矿主支付工人薪水，半自愿半被迫的做起了“新”煤矿主。在逐步尝到煤矿开采的甜头后，温州煤商将更多的同乡拉入这个行业，逐步形成了山西煤商中 的温州势力。

09年兼并风暴来袭

2009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一纸通知，投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座煤矿全部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这场国进民退的风暴对温州煤商产生巨大的冲击及后续影响。

山西省政府要求：至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 吨。当时山西有煤矿2598座，其数量要减少六成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温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总数在500座左右，总资产超过500亿元。

整改末期，山西官员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达到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采矿许可证变更已超过80%。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 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1700万元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能得到5000万元— 8000万元的补偿。温州煤商撤离，究竟带走了多少财富或损失，难以尽数。

煤矿背后的风险

正如古语所言，“福兮祸之所依”，资本市场上，风险和收益往往相随，温商获得山西煤矿的采矿权意味着利润，但也伴随着风险。

当时温州人承包的大部分煤矿属山西乡镇矿，位置偏僻，多不是大型矿。同时在实际情况下，外省人不能成为山西省煤矿的法人，因此，温商投资煤矿主要以私下承 包或买断矿井几年经营权为主。此外，不同煤炭的价格受煤种和煤层分布差异影响有很大差异，外行贸然进入，有很大风险，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赌博。

此外，据当时的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人承包年产6万吨的煤矿需要花费五六百万元，至2003 年就涨到了一千多万元，2004年则涨至两三千万元。迅速攀升的价格也增大了投资的风险。不少煤矿主在2004年山西煤矿第一次整顿时，便在巨额获利后逐 步开始退出，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出路。

煤商转战 江湖再现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09年兼并风暴席卷过后，有70%的温州煤商离开了山西，但他们并未停止搜寻财富的脚步，而是将触角探入了新的区域以及行业。他们中 有的人涉足于广西，内蒙，贵州等地，意图继续寻找优质煤矿或其他矿产资源，有的人转战房地产及艺术品收藏等领域，进一步加速了资本滚雪球的速度。

此后，关于温州炒煤团进入新疆购买矿产及开采石油或进入内蒙投资锡盟油气资源，涉足呼伦贝尔煤矿等项目的报道层出不穷；其在房地产市场大手笔投资也让国人 记忆犹新。温商黄祥苗甚至重回山西，融资15亿元，经山西省政府的批准整合成立山西昔阳丰汇煤业集团。温州人带着巨额资金转战各地和各行业，从未迟疑或气 馁。

当被问起下一步的投资计划时，聪明的温州人往往笑而不言，或许有一句话更能代表他们的心声：“逐利而行，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温州人”。

温州赌徒：“太太赌博团”与101亿大案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15/4NMDcwXzM3MTc4Ng.html

“我老媪（老婆）在海南被抓了。”10月13日，在温州惠民路上陡门一所公寓里，做货运生意的当地人龙虾（化名）狠狠吸了一口烟。

他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获一个赌博案，有105名都是温州人，其中有30多名女性，涉案2000多万。“这个赌场是温州人开的，能给我们报销机票、吃住开支。有的赢家请客，还打电话叫温州的夜店送10多个小姐飞过去，供赌友消遣……”

这 种聚赌现象并不鲜见。今年6月，上海宝山公安分局捣毁一个“团赌”窝点，抓获涉赌人员63人，已查证赌资近亿元。该赌场由温州人邹松华开设，包租某宾馆 70多间客房，邀请众多温州富豪太太、富二代驾驶名车或包机前来豪赌。输赢以十万、百万元计，最惨的一名富商在一小时内就输了1700万元。

设赌人牟利的方式，就是从赌资中抽取5%的资金作为报酬。据邹松华交代，他一般一天只开四场，而他们每场可牟利30万至50万元，也就是说一天最多时可牟利200万元。

据介绍，太太们的“豪气”远远盖过男赌徒，常常输得精光后向赌场借贷。而赌友之间相互攀比，“输得多却不在乎”反倒成了时尚和高贵阔绰的象征。上海媒体为此惊呼，“温州太太赌博团”是继“温州太太购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之后的又一新生组合。

而温州市鹿城区江滨派出所所长陈可浩对记者说，这几年他们抓到过好几批赌博“娘子军”。例如2009年4月，温州警方在瓯江三垟河岛查获一处荒岛赌场，抓获24 名赌徒，其中19 人是女性，最年长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而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23岁。

2009年9月4日，青岛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浙江流窜赌博团伙，20个参与赌博的浙江永康、温州籍富豪同样男女混杂。其中一名胡老板身家超过10亿，在河南开发多个楼盘。温州某集团总裁林某某输掉2000万元，并欠下高利贷赌债本息7000万元。

类似大案频发。今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判决的一个赌博团伙，仅1年多累计赌资即达101多亿元。9月份，龙湾区打掉两个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参赌人员798人，其中一名富婆就输掉1100多万元。

而温州另一跑路富豪、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老板黄鹤，已被证实将其所借的高利贷资金豪赌一空。

“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今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出具的一份《关于温州民企经营状况的调查》称，今年初黄鹤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温州富豪聚赌现象已成风潮。龙虾说，有两个温州“码仔”去澳门包赌场挣到钱了，经常回来推广“免费游澳门”项目——出发前，先将赌资打到“码仔”在内地指定的账户，到澳门直达赌场酒店，吃喝玩乐赌一条龙服务。

更多的国际性赌场也将目标瞄向了温州赌客。最近，韩国济州、拉斯维加斯、西班牙等地的赌场也纷纷前来温州揽客。

官员涉赌，局部失控

在老板跑路最严重的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

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向记者坦陈，这个本地常住人口不过20万、外来人口却高达42万的辖区，“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

龙湾区永中街道下辖龙华村曾是一个声名远扬的赌博村。早在2004年，就曾发生一起多名富婆驾宝马豪赌的特大赌博案，当时被警方打掉的以李铭君、李宗权为首的赌博团伙，涉案金额近4000万，参赌人员上百人。

2008年5月17日，龙华村赌徒胡保强为报复寻仇，驾驶装有一只煤气瓶和爆炸物品的拖拉机，强行冲向当地赌场，造成19人死亡、45人受伤的重大恶性事件。

而官员涉赌现象也屡禁不绝。今年6月，龙湾警方捣毁了一个全村皆赌的窝点，赌场由村长翁碎校、村委员翁士字联合开设，该村65人涉赌。

记者根据警方提供的一份账单统计，今年5月9日至6月15日，村民翁学等在赌场发放高利贷56笔，金额多在10万至20万元。而利息少则七八分，多的高达一毛五分。

如此高暴利、低成本和相对低风险，导致日益猖獗的地下赌场实现了企业化运营。赌博团伙一般设“总经理”负责赌场经营，承担重要角色的团伙成员担任“股东”，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股分红。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甚至设立了“猎头”，专门寻找、引诱赌博人员。

记者了解到，一些与赌交织在一起的黑恶势力逐渐渗入到当地的征地、拆迁、工程项目中，霸居一方制造事端。而在浙江一些地区，一些赌徒形成势力后甚至通过借高利贷、贷款以贿选的方式竞选村干部而后侵吞集体资产。

本报获得的独家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查处赌博案件3166起，拘留4865人，打掉赌博团伙128个。2009年，全市查处赌博案件1440起、涉案6213人。2011年1至8月份，全市查处赌博案件1300多起、涉案4000多人，打掉赌博团伙34个。

而在地下赌场的刺激下，高利贷纠纷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温州市中级法院统计，截至8月底，全市民间借贷案件数同比增加25.73%。1~8月份，该市公安部门立案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17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起，涉案金额5.5亿多元。

“因赌博输钱的，让他们跳搂吧”

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温州已有90多个老板负债出走，有3人已返回国内。目前温州等地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当地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十一”长假期间赴温州进行了调研。

但对于是否救、如何救温州，各界意见并不一致。

据多个部委的最新调查，温州出现老板逃跑的企业往往存在从事非主业，并参与了高利贷的情况，而这并未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整体安全。

“那些企业主因赌博输了钱导致要跳楼的，就让他们跳吧。”一位中央某部委人士在这个报告会上大声说。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这个口子不能开。如果我们在温州开了这个先例，那别的地方怎么办？”10月11日，温州市金融办要求各商业银行向跑路老板信泰集团胡福林续贷时，某商业银行负责人指出，以行政命令放贷款救这些“老高”，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银行也是企业，多了坏账要自己承担后果。”某股份制银行信贷处处长直言，除非财政部表态，假如温州出现坏账的话，税收给银行优惠点，少交点，但这牵扯太多，也不现实。

浙江省经信委政研室主任周必健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正视，但不可过分放大。从全省看，现在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一些人炒作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话题，呼吁紧缩政策转向，是在为房地产商和证券商代言。”周必健称，货币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影响最大，其资金压力也最大。

“温州不缺钱。”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说，2011年一季度末，温州市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399.73亿元，已经超过2010年度温州市的GDP（2952亿元）。而在地下流动的万亿民间游资，尚未纳入金融部门的监管。

蔡骅认为，正因为本地产业无法消化如此巨量的民间资金，而实体产业利润日益稀薄，才导致民资大量外溢为游资和赌资。

“没有高利贷就没有今天的温州模式。遗憾的是，十年前地下钱庄是草根经济的水源地，今天变成投机者的金融工具。”蔡骅说。

拯救温州之前，官方需明确真正需要钱的究竟是中小企业，还是“老高”以及与高利贷绑在一起的泡沫投机资金？如果以拯救中小企业为名，替地下钱庄解套，救的是房地产商、高利贷业者及赌徒，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将功亏一篑。

蔡骅说，温州“救火”，或许会向全国的高利贷庄主们释放一个信号，央行的流动性又将开闸了，而隐藏在老高身后的官银及特权阶层或将发出“黑暗中的笑声”。

温州龙湾成“死”街：老板像赌徒般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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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已经成了死街啦。以前豪车成堆，现在垃圾成堆！”

温州龙湾永强一号横街，来自湖南的三轮车工张师傅望着街道两旁杂草丛生的别墅群，流露出迷惘眼神。

温州市龙湾区永强镇，这个昔日的工业传奇、老板云集之地，如今满目萧瑟。

工业园区内的街道两旁，不少厂房大门紧闭，尽管时有豪车驶过，但更多的是等待领取欠薪的工人们。

这里曾是最初爆出老板跑路的地方。4月5日，因欠赌债3亿，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后这里老板跑路的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

宝康生产制造厂房所在地，发现大门紧锁。据工业园区内知情者向本报记者介绍，吴宝忠这个厂一年销售额也有上千万，每年可赚上百万。但是，他嫌赚钱太慢，涉足担保，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被债主逼迫逃跑。

在 债务的压逼下，龙湾当地的“豪宅”正在纷纷跳水。数月前单价还是4.1万元/平米的“龙城锦园”，如今一户93平米的房主居然挂出了6452元/平米的跳 水价。一位房地产中介告诉记者，该楼盘的16套房产，每平米的价格从3.5万元至4.8万元，调整到1.8万元至1.9万元。

镇上的各种关于欠债人遭绑架的消息或留言不绝于耳。最新的一则消息是，一位姓叶的永中人曾借高利贷50万，利滚利到几百万，黑社会讨贷将其绑架，一个星期后遭拷打至死。

“老板跑路前，不少都接到了黑社会的威胁。”当地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而在龙湾区政府大楼，最新的一则当地《会议纪要》则显示：公职人员不得参与对欠债老板的暴力追债。

对老板跑路现象，浙江省委、省政府迅速谋划部署，经过10天左右的紧急应对，温州一度出现的恐慌情绪逐渐平复。

龙湾：温州老板跑路“风暴眼”

14日上午，龙湾区永中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科张雪兵一刻也停不下来，他忙着联系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48名工人，替其跑路的老板吴宝忠发工资37万。

中秋节的前一天，工人们突然发现老板的电话打不通了，就纷纷找到街道办。当时，还有20多位债主前来要债。张雪兵介绍，宝康在该街道辖区有一个销售公司，发现该办公地点为租赁，其负债60万，只好变卖其办公设备资产13万，另外37万政府先支付工人工资。

据 当地人介绍，吴宝忠涉足担保公司，其实就是几个人凑钱放“高利贷”。普遍的做法是，自己出一部分资金，然后以一分半到两分的利息从民间融资，然后以三、四 分甚至更高的高利息借给他人，从中牟利。据知情者介绍，吴宝忠此次失踪，涉及金额几亿元，而像吴宝忠一样的“老板”，在温州永强一带就有上百个。

“我 的家乡在龙湾，有个地方叫永强；远看永强像天堂，近看永强像银行……”在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而这正描述了永强盛行民间借贷的现状。温州当地人挂在口头的 “永强”，指温州龙湾区内除了永强机场外的区域，它占据了龙湾区很大一部分。这里聚集了合成革、不锈钢等生产企业，该地民间借贷较为普遍。

宝康公司的现状，只是众龙湾区跑路企业的一个缩影。

7月27日，位于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因为“涉嫌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一亿元，离奇失踪。

7月份，温州宝业皮革公司和温州大华皮革公司相继关门；8月下旬，龙湾区颇有名气的“百乐家电”老板郑珠菊消失……

龙湾区现有街道10个，该区永中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科张雪兵介绍，截至目前，该区跑路的企业老板有6位。

“在中秋节前后，莫名消失的老板最多。” 张雪兵回忆，如果不是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稳定信心，老板跑路蔓延的趋势或许无法阻止。

因为龙湾区经常有老板跑路，这里成为众多媒体眼中的“重灾区”。到底跑路的老板有多少？龙湾区政府并未向记者公布具体的数据。

“实际上，跑路知名的企业就那几家，其他都是小型、微型企业。” 张雪兵表示，有时候很难统计，因为一些私营老板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意做不好就消失了，这不算“跑路”，还有老板只是想暂时避避风头。“只有员工反映，我们才会做统计。”

经营模式：“赌徒”般扩张

老板“跑路”的各类消息，像温州海边袭来的风，混着事实与流言蜚语，穿梭在龙湾区的大街小巷。

龙湾区蓝田标准厂房工业园，一位关注胡福林的钢管厂张老板表示，虽然他与胡素不相识，但他对于这样一位富豪出走，他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眼镜行业也是传统制造业，利润率也低。”张老板分析，盲目扩张至房地产、新能源产业，战线过长，信贷危机，很自然会面临困境。他表示，这样盲目扩张的企业，在龙湾区很普遍。

为何要盲目扩张？张老板笑笑说，他都想扩张至高利润率行业。目前，钢管厂毛利润只有5%。他做了10年生意，只有2006年、2007年赚得多一点。而现在，人工成本剧增，普通工人的工资从2009年2000元增加至现在3000元。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因为技术门槛低，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入。残酷的压价，导致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张老板分析，这个厂上千万投资，以前可以赚几百万，现在只能赚几十万，“遇上钢价剧烈波动，则有可能亏损”。

“做实业太难了，来钱慢；而做高利贷、房地产等行业就不一样了，来钱快。” 张老板表示，身边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老板或参股担保公司、或从事高利贷等相关事宜。

“其 实民间集资，在温州由来已久。”张老板介绍，一个人要开工厂，几个朋友、亲戚合伙凑钱给他，几十年下来都有一个规矩，一般月利息在三分左右，也就是 说，100万借出一年，也就要利息36万。但是，也有非法高利贷机构，专门从事集资，然后放高利贷的，那就狠赚了，100万，贷出一年，可能变成上百万乃 至更多。

而同在龙湾区的箱包公司郭老板，现在遭遇比2008年尤甚的经营困境。郭老板直言，现在毛利率只有3%，因为有银行贷款，公司陷入亏本经营。

郭老板介绍，曾经多次有朋友让我将公司里的钱参股担保公司，这些朋友曾放高利贷赚钱了，但考虑风险大最终放弃。

但是，坚守主业，让郭老板失望，“订单排到年末，但公司仍在亏”。他有时候，想卖掉公司，但不知道做什么。郭明仍在进与退之间踌躇，“固守本业，难以发展；盲目扩张，可能破产。”

龙湾区经贸局局长吴向兵告诉记者，早在两年前就发现龙湾区一些老板盲目投资的现象，战线拉得过长。一些老板做生意出现“小马拉大马”的情况，比如一些企业产值一年就几千万，融资达到一两个亿，净资产负债率很大。

此外，一些企业战线拉得过长，就不能专注主业，并将之做大做强。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较弱，有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那 些老板就是赌徒。”温州政府一位官员总结，从老板“跑路”的原因分析，原因不外乎四类：一是企业家豪赌，如江南皮革老板黄鹤等；二是企业盲目扩张，如信泰 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三是涉嫌高利贷，如巨邦鞋业，这类企业最多；四是因担保受牵连的企业，这类主要以小、微企业为主，数量也不少。总体来看，前三类都带有 赌徒性质。

温州借贷危机：根源与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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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融资困境

《21世纪》：温州高利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高层的密切关注，高利贷实际已存在多年，为什么问题会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

陆磊：高利贷并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至少发达地区都普遍存在这种局面：借贷利率普遍偏高，实体经济面盈利水平普遍向下走，伴随着今年财富指数体现的经济不景气。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点爆发？道理很简单，实体经济收益率往下，而融资成本持续往上，两者出现交叉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随着货币政策或信贷层面持续偏紧，若没有后续补充，必然恶化实体经济向下和资金成本向上的态势，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并不令人惊讶。

高善文：温州事件也许只是更大范围内资金紧张的一个缩影。

实 际上，自去年10月份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持续上升以及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实施，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成本快速上升。从最近一段时间的指标来看，资金利率水平 已经上升到历史罕见的高位，比如9月短期票据贴现利率就一度达到了12%、13%，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水平。资金的紧张在资产市场上也有广泛 的表现。近期股票市场总体估值一直在下降，接近历史低点，特别是过去几个月的下跌出乎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预料；债券市场在今年9月中旬以前也一直疲弱；房 地产市场也开始表现出压力；理财产品市场利率上升很快，信托融资利率多在10%以上。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轮政策紧缩对中小企业的边际影响都要大于大企业，这并不奇怪。但是具体到本轮宏观调控，总结起来，其与2004、2008年宏观调控存在三个方面的特殊之处。

首先，2009年四万亿投资迄今并没有全部结束，与此相配套的项目贷款一定程度上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层面受到的挤压更为严重。

其次，在一系列调控举措和信贷压力下，截至今年7、8月份为止，房地产市场通过大幅降价加速回笼资金来应对资金压力的现象并不普遍。资金压力使得部分开发商通过高息融资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也加剧了其它领域资金的紧张。

最 后，过去三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较严重的泡沫化，这在房地产市场、股票中小板市场、收藏品市场都有体现。经济的泡沫化吸引不少民营企业将资金用于资产市场 投资或投机。而资产市场投资资金链的可持续性建立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之上，一旦这一过程停止，资金链就会出问题。资产市场的投资活动看起来加剧了资 金紧张背景下企业的经营困难。

《21世纪》：温州高利贷危机折射出民营企业融资困境，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状况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善？

陆 磊：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投机泡沫问题，及货币政策该不该放松的问题，是两码事。在中小企业从事实体经济业务的背景下，应该向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对于投机行 为，不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撑。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它一定有一个假定，就是你不是去炒房、炒地、炒资源、炒矿产 品，而是从事实体经济。当然，其中的困难是实际运行中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到底是从事实体还是从事投机。

高善文：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 有技术上的原因，比如能够提供的合格担保品比较少、没有长期健全的信用记录、经营风险大、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等，使得无论在银行体系中，还是在资本市场 上，它们的融资都要较大企业更为困难。另外，房地产投资项目、基建项目，对信贷资金投放的影响也很大，以至于每一次紧缩，民营企业都会因配额、规模控制等 原因被排除在正规信贷市场之外。历史上的数次宏观调控，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尖锐地暴露出来。信贷、融资市场上的筛选机制，迫使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同时也 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的利率双轨化越来越突出。

近年来，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高息理财产品大量出现；同时，银行通过信托产品使得贷款利率 自由上浮。利率双轨化也造成了存款人之间、贷款项目之间的分化。存款方面，大量中小存款人面临负利率，规模较大的存款人通过信托、理财产品享有很高的利 率；信贷方面，很多中央项目获得的贷款利率并不高，而很多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特别大，甚至被迫从民间借贷市场上高息融资。

当前解决这一状况的方法，可以从利率市场化以及总量调控政策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是促进利率市场化，双轨变单轨，或者至少让双轨宽度收窄。看起来目前正是实施这一转变的有利时机。由于现行条件下资金紧张，即使贷款利率实现自由浮动，其对信贷市场的冲击应该也不会很大。与此同时，适当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 次在总量层面进行调整，比如继续提高存款利率、适当提高贷款利率、纠正负利率，为利率单轨化做一个铺垫；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适 当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行，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如此一来，一方面银行存款成本上升，逐渐同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市场拉平，促使私人资金从银行表外向 表内回流、从民间借贷市场向规范金融市场回流，并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力；另一方面，银行间市场利率下降，银行发放贷款能力增强、贷款投放增加，从而降低了 民间借贷利率，这也就促成了两个市场的利率的适当接轨。

要不要救温州？

《21世纪》：继温州高利贷事件后，地方各级政府一揽子救市措施消息不断，甚至有消息表示温州方面正在争取央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要不要救温州，市场分歧很大，您怎么看？

高 善文：在这种时候，谈自由市场的理想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政府是救还是不救，关键看哪项举措的成本更大。倘若不救，可能面临的成本包括企业倒闭破产、工 人失业、当地政府税收减少、银行资产质量受到影响以及一定范围内民间金融体系的崩塌。倘若救，以上风险在短期内也许都能避免，但救的成本是，既要政府提供 相应资金，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变相鼓励民间借贷。

地方政府在事件中恐怕不能置身事外。比如在债务重组中，地方政府就需要积极出面协调。 企业破产、资产处置、债权补偿等，都需要地方公安、司法、工商和税务部门的配合。另外，如果企业资产处置以后仍然无法弥补拖欠职工工资等应优先受偿的项 目，地方政府出资弥补缺口、维护社会稳定、完善职工善后保障工作，也是必要的。

那么就债权人的损失来说，政府需不需要出资？如果债权人是 资金较为雄厚的高利贷放贷者，那么其承受一定的资本损失可能也是应该的，因为其参与民间借贷之前已经对其中的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当风险出现时理应承担。 如果是银行风险管理不当，导致银行资金参与民间借贷市场，也应当承担损失，政府的救助似乎是不必要的。

但问题是，如果大量的中小投资人参 与了民间借贷，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讲，政府出面弥补他们的损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说中小投资人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政府毕竟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在补偿的同时，为了避免道德风险、避免政府未来一次次被拖入重组和救助中，必须加强监管。这似乎也是促成民间借贷合法化和阳光化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陆 磊：实际上中国央行自成立以来，或《中央银行法》颁布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由央行直接向地方或实体经济部门直接发放再贷款的经验或可能性。简单地说，这是违 反中央银行法的。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做三件事情：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支付清算。即便为了金融稳定，也是有前提的。之所以叫再贷款，是央行只能向它的金融体 系特别是系统性金融机构发放专项、定向的融资。即便在90年代三年治理整顿之后，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海南发展银行事件、城镇信用社全行业关闭，地方上也 曾向中央财政借钱，但绝不是向央行借钱，而是转手由央行提供面向这些金融机构的专项再贷款。所以，我个人以为绝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直接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的 可能性。

其次，温州并没有大的法人金融机构的总行，最多只有城商行和一些大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分行不是法人，不具备向央行申请紧急专项再贷款的资格。

温州的事情，我的看法是不管，要管也由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去管。这里有两点判断：首先，温州的事情属于区域性而非全局性金融风潮，它是民间的相互借贷，除非能够证明工、农、中、建、交这样的大银行已全面涉足，才需要通过拯救这些大银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其 次，民间借贷相对来说都是有钱人通过炒作来完成前期的投机性操作，前几天跑路的眼镜大王，他不是生产眼镜出了问题，而是炒作其它资源类产品出了问题。如果 我们对于投机行为实施救助，就建立了非常不好的道德风险产生机制，意味着炒作者成倍的收益是自己的，一旦赔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是可以救助的，这是严重 的权责不对称安排。投机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游戏规则，就像麦道夫诈骗事件，双方是愿打愿挨的，不可能出现美国联邦政府或美联储为此买单。

《21世纪》：温总理在视察温州之后表示，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您认为引导规范需满足什么条件？

陆磊：怎么理解阳光化？是把它放在阳光下随它去干，还是纳为正规金融？首先我们要界定，民间借贷不是非法集资，它本身就是阳光的，是你我之间商定的。不阳光的是非法的地下钱庄、自己代办银行业务，这

是该打击的。“阳光化”这个语境，我们应该有精细的认知。

其 次，假设把它变成正规金融，如2005年至今各地建立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担保机构、典当行，这些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也有很多，为什么还有地 下钱庄或高利贷？它是打不尽杀不绝的，是人性使然，总有人是风险偏好者，想投机，想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也总有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之间就按照 高利率进行交易。如果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四倍，就是非法；但如果双方签一个对赌协议，我现在借100块钱，来年你还我200，那就不叫 借贷，而是债权债务关系了。所以，这些跑路的企业家，到底是向一般不认识的老百姓筹资，还是向他的亲友筹资？如果是熟人就不属于金融法调节的范围，而属于 民法调节的范围。

高善文：中国民间借贷如此盛行，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规范金融存在着大量的管制、企业很多融资需求在规范金融市场上无法满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加强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规范金融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和准入自由化，促进金融服务的便利化。

目前的情况是，民间金融的存在是无效率规范金融市场的一个补充，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政府应当加以规范和合理引导。

我 个人认为首先应以温州事件为契机，为民间金融支持下广泛存在的债务违约问题确立一个清晰的破产重组程序，这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积 极意义。债务违约既然已经发生，随后的工作就是进行债务重组，比如最坏的情况，企业破产清算、资产处置、债权补偿；比如稍坏的情况，原先债权人承受一定比 例的资本损失、引入新的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恢复企业经营等等。企业破产程序、优先受偿顺序、债务重组机制等，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程序和规章制度，中国在 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很欠缺。因此，借由此次温州事件，确立明确的破产重组程序，促进民间借贷规范运作看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并且这种信用增强机制会使得中国 金融业生态越来越丰富和深化。

多重困境下的货币政策

《21世纪》：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上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在升温。货币政策当如何取得平衡？

高 善文：静态地看，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动态地看，压力看起来正在消退。过去三个月，通胀压力消退的速度比市场预期的要慢，表现出很强的粘性，但这可能不 会影响通胀压力逐渐消退的基本趋势。目前在资金仍然紧张、外围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表现出比较广泛的减速迹象，硬着陆担忧的升温，反映出市场对 经济的看法比较负面。

从历史经验来看，央行的判断与经济形势的发展似乎总难一致。每一次通胀爬升的时候，央行往往很早地预警风险；在通胀 回落的时候，又总是过一段时间才确认趋势。当然这可能不完全是专业能力的问题，同央行所处的地位也有关系。我个人认为，目前央行的调控相对而言偏滞后于周 期，经济可能没有央行判断的那样好，通胀也没有央行认为的那样糟糕，这一点跟2008年有点相似。

未来一个季度继续维持总量政策的稳定， 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性的政策不能实施。考虑到目前比较严重的利率双轨，即使利率不能立即自由化，也可以考虑先提高法定利率，相当于一次紧缩性政策；同时，提 高贷款投放规模，相当于一次扩张性政策。两相结合，操作适当的话，既能实现总量政策的稳健，又能形成利率双轨向单轨的靠拢。鉴于目前经济可能的下行风险以 及通胀下行的趋势，即便政策在最后的操作上略偏向于扩张，也是可以接受的。

陆磊：着陆是肯定的，硬着陆是不可能的。经济上的硬着陆一定伴 随着金融危机，这在当前暂时不足以发生。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绝不会是由于民间借贷链条断裂，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了大问题。现在财政收入仍然保持30%的 增长，说明政府是有钱的。虽然房地产调控使土地和房价不往上涨了，但也没有非常强的下跌动力，所以整个融资平台发生泡沫破裂的可能性还不大，短期内不存在 硬着陆的风险。

经济增长率达到9.2%就说是硬着陆，这太可笑了，这仍然超过了我们设定的目标7%。硬着陆一定是经济急剧下行，伴随着金 融体系的崩溃。四季度我预测是8.3%，我们观察到的是民工荒，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失业，所以，没什么好怕的。现在我担心的是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又放 松，进入下一轮的泡沫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出现资本外逃。

货币政策具体的操作，首先，我认为加息周期随着7月份那次加息已经结束了。虽然中国应该加息，负利率就是让老百姓补贴投机者，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再分配；但现在我们投鼠忌器，怕经济硬着陆，不再加息，这个可能性我愿意接受。

其次，不排除出现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这不是说放松贷款，而是避免银行体系出现比较紧的资金状态，导致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最 后，在适当情况下，如明年一、二季度以后，随着通胀率下行，可能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也仅仅是为了使实体经济面不至于过紧，而不是大幅度地放松银根。关 于降息，我个人以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是负利率，所以利率政策可能会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能动的只是数量性工具。总之，我不赞同现在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但赞同根据银行体系情况来调整公开市场操作。

（因时间关系，陆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温州病历 官银在黑暗中发笑？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15/1MMzcxXzM3MTg1Mg.html

温州一家做电子的企业，因为向民间集资转贷给地下赌场放债，导致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工厂物资遭哄抢，只剩下几堵墙。这是温州老板跑路最典型的场景。

这些落跑的富人，政府要不要救，舆论逐渐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温州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救温州就是救赌徒；一派认为，温州老板跑路，不仅是温州一地的问题，反映的是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问题。

之所以出现分歧，在于温州老板跑路的性质未明，是投机行为？还是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问题？抑或是兼而有之？

面对外界的疑问，此时温州市政府选择的仍然是沉默。

我们跟温州投资圈内人聊，他们判断，如果年底楼市仍没有起色的话，则温州老板们日子会更难过。不过他们自己也认为，温州这次应该刮骨疗毒，来一次彻底的洗牌。因为如果说游资投机股市楼市导致资金链断裂，甚或是赌资外流导致资金溢出，其恰恰是宏观调控的一个结果。

就像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对本报记者所言，拯救温州之前，官方需明确真正需要钱的究竟是中小企业，还是“老高”，以及与高利贷绑在一起的泡沫投机资金？

这位曾经资深的浙江政府官员认为，如果以拯救中小企业为名，替地下钱庄解套，救的是房地产商、高利贷业者及赌徒，不但使过去几年来的宏观调控功亏一篑，还让隐藏在老高身后的官银及特权阶层发出“黑暗中的笑声”。

所以说此轮温州救市，施救的政府、银行等利益各方，不仅要考虑的是技术问题还关涉道德问题。而国务院总理到温州后，让温州众多企业看到了信心，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但问题并不就到此为止。温州民间金融曾经妙不可言，十年前地下钱庄曾经是草根经济的水源地，只是因为本地产业无法消化如此巨量的民间资金，再加上实体产业利润日益稀薄，才导致民资大量外溢为游资和赌资，变成投机者的金融工具。

资本既是魔鬼也是天使。此轮温州救市，与其说救跑路老板，不如说趁此机会，给自下而上的温州金融资本一个合理出路，才是解决问题的长策所在。

温州菲林董事长被传蒸发 债务或涉及广发银行

http://www.zjscdb.com/detail.php?newsid=63046

溫州錢殤

http://news.hexun.com.tw/2011-10-08/133997936.html

十月溫州，斷貸圍城。

　　無論是頻發的老板跑路，抑或偶發的事主跳樓，都足以令世人對溫州高利貸亂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層震動，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況表明，在監管失控之下，銀行資金、民間借貸合謀糾纏，釀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時惶然。

　　核心癥結，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資金價格扭曲和官民借貸雙軌。官方實際負利率與實際資金需求推高的民間高利貸，二者之間究竟存在怎樣關聯？《財經》(博客,微博)記者通過實地調查，漸次串聯起扭曲的民間借貸資金鏈，亦初步還原催生此致命鏈條的復雜土壤。

　　比照高利貸崩盤的制度成因，我們不難發現，當前一系列對策尚屬應急，針對問題癥結，真正的解決之道仍在於為民間借貸尋求制度層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將溫州當下金融亂象簡單歸結為資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僅無法探求事實真相，也無助於尋求溫州式金融危機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發先行者，以加工制造業起家的溫州，在最近幾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條去實業化的泡沫經濟之路，到底是誰之過？

　　冷靜觀察可知，在當年種種利好政策下養成的對外向型經濟的路徑依賴，令溫州民營企業升級乏力，轉身艱難，進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國內結構調整的大格局下進退失據，轉而投入房地產、民間借貸等局部暴利誘惑之中。

　　值此實業維艱之際，由天量信貸導致的資產價格飆升，遂成諸路民間資本逐利標的。一推一拉之間，去實業追泡沫之途得以鑄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 長各類資金違規運轉的熱情，此一致命鏈條的打通，更令溫州金錢生意勢成燃油。及至宏調由大松轉至大緊，且鎖定資產價格泡沫不放松，溫州錢商覆沒命運已然註 定。

　　可以說，溫州的成敗，集中展示了中國並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的得失。溫州錢殤，亦為神州之傷。解困之道，在於破解改革瓶頸，真正放開市場。具體而 言，尤需切實打造有利於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政策環境，助其專註做強，真正落實“新老三十六條”，廣開投資渠道，及早實施利率市場化，理順資金價格。

　　傷城溫州治愈之時，當為中國市場經濟再上層樓、續寫成功故事之新起點。

　　——編者

　上篇：钱商覆没真相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 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 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 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 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 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 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 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 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 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 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 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 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 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 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 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 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 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 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 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 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 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

　　下篇：破解致命链条

　　10月4日午后，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上的警察开始多起来。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略感意外，有司机称：这架势，和两个多月前温总理来温州处理动车事故善后时一样。

　　司机恰好言中。彼时，因为愈演愈烈的高息借贷事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当地，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气氛凝重。

　　以民间借贷活跃而著称的温州，从未像当前这样引人瞩目。

　　就在温家宝一行抵达浙江前一个月内，超过60名温州企业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则因此跳楼，民间高利贷崩盘之说迅速蔓延。

　　更严重的是，已经浮现的危机，并不仅局限于民间借贷市场。历史再度重演，此次民间高利贷的疯狂，已涉及部分国有企业和正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恐再度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正规军”拖下水。

　　据温州市金融办、银监分局、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初步统计，此番老板跑路所牵扯到的银行信贷“窟窿”约200亿元。一位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调查的深入，信贷“窟窿”和民间借贷规模都会继续扩大。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8月末，温州市各银行机构贷款余额6123亿元，而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继续增长。

　　如果“窟窿”全部转为坏账，当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在8月底0.37%的基础上飙升10倍，形势逼人。

　　根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在10月4日的会议上提出四点意见：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 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而在四天前，温州市政府在9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已宣布一系列应急措施，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

　　在国庆节前迅速扩散的恐慌情绪，至此略有所缓和。而对民间借贷链条的调查与艰难破解，则刚刚开始。

　　谁在放贷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民间借贷各国皆存，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对正规金融拾漏补缺。然而如果其短时间内过于活跃，则往往预示着金融动荡为期不远。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逐步收紧，中国各地民间借贷均呈迅猛发展之势。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银监会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估计，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中金公司9月底发布《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报告称，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 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

　　据统计，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107份关于“委托贷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约38%。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其他”类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上半年为2033亿元，同比增长67.7%。

　　在银行信贷资金收紧的大势之下，这些逆势流动的资金来自何处？

　　温州市金融办估计，当地的民间资金中，来自本地企业的资金占30%，当地居民闲置资金占20%，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资金分别占20%，其中部分资金可能是通过银行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但《财经》记者接触的金融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池支持，民间高利贷市场未必能掀起巨浪。

　　多位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借贷的资金池主要由“闲钱”组成，而国企和银行资金最为丰裕。尽管温州由于国企少而民企多，国企资金占比相对偏低，但其他地区的国企依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将资金注入温州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撰文认为，自1993年以来的民间高利贷风潮皆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作为资金的主要供应方。

　　他认为，经过改革后，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管理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有较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一轮的高利贷热潮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花样翻新的各种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成为变相的高利贷产品，国有控股企业利用信贷优势普遍当起了资金掮客。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来，银行表外资产暴涨，仅理财产品一项，今年上半年规模即已达8.5万亿元。在收益率上，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动辄5%-8%，而信托年利率一年来已上涨了50%，突破20%。如此高息揽来的资金唯有进军民间借贷市场，方能覆盖其财务成本。

　　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在信贷和资金上的反常之举，已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7月份，银监会召开第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批评银行对于大型集团客户，特别是资金池吸引了大量贷款资金的央企客户缺少贷 款流向调查，“部分银行遇难而退，甚至放弃了对去款走向和用途的调查，不提出受托支付的要求，使自己却背负了无限的责任”，“大量财务公司资金不是用在自 己核心主业和主体集团的成员，(国企)财务公司变成半个银行了，成何体统”？

　　包括铁道部在内的部分大型央企，旗下普遍设立财务公司，对银行债务“统借统还”，银行对信贷资金流向的详尽监管因此形同虚设。在今年民间借贷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部分国企资金以种种方式，或明或暗涌入民间借贷资金池。

　　温州某工业部门负责人观察到，最近一年间，国企大量注册二三级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通过“融资铜”等实物贸易获得进口信用证(通常六个月)贷款，并利用信用证的期限差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利。

　　一位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温商表示，业务主要取道上海展开，操盘者主要是温商。

　　通过期限差套利的不仅仅是国企，各家商业银行也多有涉及。一位高端制造业企业主对《财经》记者表示，最近一年间，曾有银行高管找上门来，与他联手通过期限错配、将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获利。

　　其操作方式为，企业主在月底替某家企业还清贷款，银行通过压贷25天的方式，将这笔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短短25天之内，企业主获得21%的回报，“如果银行不能在民间借贷市场获得50%以上的回报，怎么敢这么冒险？”这位企业主说。

　　最近两年，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兴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在特定阶段使中小企业融资水涨船高。

　　尽管分管金融的国务院领导曾公开提醒城市银行守住本地业务就好，但仍然难抵中小银行的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财经》记者表示，去年以来，仅在温州开业的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就超过十家。

　　而在差异化考核背景下，中小银行贷款利率远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高，前者当前贷款利率已达年利率18%，后者仅为12%。前者每每高息揽储，客观上又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逼上了高成本揽储之路。

　　今年二季度末揽储大战中，银行业理财产品一度出现短期8%的超高回报率，引来银监会重拳出击。至三季度末，建行温州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已降至6%。

　　由于中间业务已经市场化，担保公司将自有资金存入银行，即可获得《担保法》允许的10倍信用额度，上述银行和企业主合谋放贷一幕，在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反复上演。

　　9月30日，正值三季度末，银行日均存贷比大考关口。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期间当场指示手下询问一家急需存款的银行，“6.5(即 短期利率)要不要”。两分钟后，手下汇报称，银行嫌高，这位老板立即发出第二道指令：“问他6.2%要不要，反正我们是5.7%融来的嘛，还有利润可 赚。”

　　据介绍，温州众多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类担保公司、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及投资公司等，只有少数诱惑公司守法经营，其余均在巨大的利润面前违规揽储。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很多担保公司去年一年赚了超过100%的利润。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温州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该行副行长周松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数据存在一定误差，但60%的温州家庭牵涉其中是有的。

　　最近一年多来，不少温州公务员通过按揭等方式申请个人贷款，其中的部分贷款流入了民间资金池。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乌纱帽”是优质客户，我们必须争取，这会给公司运营以及风险控制带来潜在收益。这位担保公司老板曾在一分钟之内，与一位官员太太谈妥了资金价格：以22%的年利率吸储。

　　温州民间资金池的另一部分资金，则来自山西。2009年，山西煤矿改革“国进民退”，大量温州老板资金转战他乡，除了内蒙古继续炒矿、海南炒 房，另有一部分资金则流回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一位与国企合作、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民间借贷资金池中，最后一部分资 金来自个别慈善机构，具体的名单，他讳莫如深。

　　谁在接盘

　　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那些从银行及央企财务公司腾挪出的钱究竟流向哪里，依然是一个谜。迄今没有权威机构公开相关调查结果，而其灰色属性，亦增加了调查统计的难度。某金融集团高层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有关方面应对此进行深度调研。

　　但有一点几成业界共识，当前民间资金大多已脱离实业。而当众人皆希望自己成为食利者时，企业实体发展一旦无法支撑过高的资金成本，崩盘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恰处于国内外宏观环境不利的时局下，利润前景堪忧。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提供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比仅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占比则达20%。

　　而即便上述35%的实业投资比例也不乏水分。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温州市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日常贷款中，近来发现大量制造业企业的虚假需求。实际上，由于逾七成中小企业参与民间放贷，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企业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房地产项目占比远不止20%。

　　多位国有和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资金池闸门开启之后，地产项目是最主要的流向。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房地产企业并非都拿60%—72%的超高年利率，“这谁也承受不了，关键要靠资金组合”，这位负责人说，“例如理财产品的价格对于房地产企业就不算高。”

　　通常情况下，房企融资组合分为房地产开发贷、理财产品、房地产信托、民间高利贷四种。

　　前述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开发贷尽管已经收紧，但存量仍然很大。”同时，不少理财产品背后实际上就是房企在操盘，其部分资金定向流往 房企；房地产信托利率更高，年息已经超过20%；而动辄月息三五分的民间借贷已经大量存在于房企的资金组合中，不少资金链紧张的房企甚至不得不承受月息6 分的短期高利贷(折合年利率72%)。

　　“资金链相对丰裕的房企，前两种资金组合更多；反之则是后两者占比更大。”前述房企负责人说。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把钱放给房地产也很不放心，每个季度末，特别是春节前“钱紧”的时候，一定得亲自去看看那些项目。

　　9月底，标准普尔称，其对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多数地产商能承受2012年销售降低10%的冲击，部分房地产商则无法承受。标普 点了沿海家园、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证大、盛高置地、上置集团等六家企业的名，认为如果市场继续疲软，这些企业的偿债风险将加大。

　　在民间高利贷市场刚刚出现崩盘先兆之时的7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已作出预测：“从今年4月份出现负增长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从正变成负，估计还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时间就顶不住了。”

　　全国范围内，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变得惨淡，而老板纷纷跑路之后，温州高端楼盘绿城广场售价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万元/平方米。

　　尽管如此，仍不乏房地产企业自信地认为，政府迟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不少呆账坏账，主要依靠未来地价来覆盖之前的财务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下，制造业中小企业必然率先倒闭，然后就轮到了资金次丰裕的民间金融机构，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最为丰厚，一定是最后一个死”。

　　他相信，房地产企业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政策转向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

　　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民间高利贷与商业银行间的灰色交易，温州金融监管当局曾一度出手，试图斩断其通道。

　　自7月初王晓东的资金传销崩盘之后，温州各家银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指令，一方面为己身的信贷安全，对王晓东的投资公司所在地——龙湾区永强镇展开排查。

　　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永强始终是高利贷最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银行停掉了龙湾区、瑞安市的对公贷款，特别是对永强镇的贷款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建行温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对公业务是此番资金链断裂的重灾区。由于贷款流向监管薄弱，银行考虑到高利贷风险，为避免对公贷款窟窿越来越大，不得已而拒贷。

　　截至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这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状况不乐观，但同时，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随着老板资金断裂而纷纷跑路，温州金融监管者的态度遂产生180度的转变。

　　在9月29日出台救急措施的同时，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 “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从现在起，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 同时，不得强制贷款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企业贷款挂钩，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而在温州市政府对银行业的“禁 令”出台之前的一年内，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被银行业的各种“苛捐杂税”所迫，付出实际利率在12%-18%之间。其中，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邮储银行温州分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温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行长陈光龙表示，将积极向上级行进行规模申请，已向省行提出在现有信贷规划的基础上，年底再增加5亿元的信贷规模。

　　换言之，9月下旬之后，温州银行业机构将一改过去21个月内“以价补量”的思路，转为“以量补量”。

　　而温州市政府已派出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实地督导银行运作。

　　制度解药

　　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

　　尽管救急措施频出，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根本解药仍在制度层面。

　　9月29日凌晨，张震宇在一份起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7月7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提升为3.5%和6.56%，同时，活期存款利率被确定为0.5%。7月当月的CPI涨幅则为6.5%，实际负利率利差仍高达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一路飙升。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阶段性高位。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远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 (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普遍已上涨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月息已高达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 60%-72%)。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轮宏观政策调整，被外界视为加剧中国金融痼疾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银行信贷规模在2009年同比增长三成，达9.7万亿元，次年再增两成，“合计五成的新增信贷资金也要寻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表示。

　　在那场信贷盛宴中，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企获得天量贷款，以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为例，其所获2万亿元信贷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铁道部获得天量信贷的关口，有抵押的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10%，无抵押年利率则在30%-40%，而国企信贷资金价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报率开始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进一步放大。

　　紧接着央行启动新一轮总量紧缩的调控，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创纪录的21.5%；同期，央行还5次加息，通过价格控制产能扩张。银行放贷规模明显缩减。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撰文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

　　另外，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张震宇表示，温州市政府初步决定设立市县二级“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将寄售行、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此前，这些实际上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长期“独立”于“一行三会”之外。

　　除了监管扩容，温州还建议中央要“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开展民间金融组织试点”，以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其核心要 义是开放目前仍属垄断的金融服务市场，措施包括扩大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此前，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中，“分管经信委的副主任已经跑了五六趟北京，但一直没批下来”。

　　而包括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胃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们认为，应放松金融管制，给予民间资金合理合法的出口，并逐步消除利率双轨。为此他们呼吁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允许符合条件的私人办理银行业务。

　　张茉楠认为，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向总行递交报告，要求批准在温州施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然而，报告呈上之后，尚无回音。

　　温州人行副行长周松山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难关重重，远非央行可自行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企的超低利率、国有商业银行高达3个百分点的存贷利差是幕后阻力。

　　但当地人行坚持认为：温州国企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正是拆除利率双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有人甚至建议，处于危机之中的温州，或许可以借试点利率并轨而逐步走出困境，进而为更大范围拆除利率双轨探路试水。

　　高利贷倒逼金融市场化

　　从民间金融的热土浙江温州到苏北的贫困县泗洪，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600295,股吧)到陕西的神木，在中国众多的城市和广袤的乡村，民间借贷的高回报，已成为近来各路资金趋之若鹜的热土。

　　今年春节过后，江苏泗洪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一批放贷者一夜暴富，石集乡成了“宝马乡”。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高回报甚至让在京工作的白领不惜辞职回家做借贷生意。

　　传统形式的民间借贷还推陈出新，近年来，“人人贷”“哈哈贷”等网络民间借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民间借贷还突破“民间”向上市公司和国企发展，多家上市非金融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从事贷款业务，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宝钢集团、中国移动等央企早已或正酝酿成立金融子公司从事融资业务。民间借贷俨然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民间借贷诱人之处无非是高利率。江苏南通民间借贷月息就达5%，折合成年息高达60%，超过银行借贷利率近10倍。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40%，最高者甚至达到180%！

　　如此高的利率，没有哪个行业或企业能够承担。业内人士介绍，这些高利贷性质的资金中，有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空转”，其余大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比如赌博业。

　　民间借贷已变异为“炒钱”的“庞氏游戏”，并出现崩塌前兆。今年5月底，石集乡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元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各地频频爆出高利贷链条断裂案。

　　数量调控后遗症

　　从去年开始，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是信贷规模控制和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名义上央行早已不再直接控制信贷规模了，但存款准备金率将信贷规模按一定比例与存款挂钩，其实是变相的信贷规模控制方式。

　　不仅如此，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为央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改善央行的财务报表。现在来看，无论是限制信贷规模，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均未能达到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效果，反而加快了金融脱媒，越来越多的资金绕过了金融中介，进入无监管的灰色地带，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社会资金加快流出银行体系。今年以来，银行存款下滑趋势明显， 9月下旬，部分银行的存款余额负增长幅度达到创纪录的3%！

　　那么，银行存款“搬家”到哪儿去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信托理财产品！银行存款搬家加上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提高，银行为非金融部门提供中介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全民化、信贷融资信托化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漫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影响金融和社会稳定。

　　“校正”管制利率

　　民间借贷并非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借贷在中国由来已久，隋唐就有了“轮会”“摇会”“标会”(统称“合会”)等形式的民间融资形式，这些合会大致采取会员按期缴款、各期由一会员轮流使用，具有借贷和互助的双重性质。

　　民间借贷不独在中国盛行，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孟加拉等金融欠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

　　斯里兰卡有一种被称做“邀会”的民间借贷形式，与我国的合会类似。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建的乡村银行，其实也是一种民间借贷组织。但无论中国传统的民间合会，还是斯里兰卡的“邀会”，抑或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借贷利率很低甚至不付利息。

　　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是利率管制的结果。在信贷局部均衡模型中，假定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吻合时的利率为均衡利率，货币当局规定的利率为管制利率，当 管制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时，在管制利率水平上的信贷需求必然大于信贷供给，银行只好按管制利率将信贷配给部分借款人(如大型企业)。

　　得不到贷款的借款人(如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民间借贷利率既高于管制利率，也高于均衡利率；并且管制利率越低于均衡利率，民间借贷利率就越高于均衡利率。

　　目前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为3.5%和6.56%，而年初以来CPI同比一路攀升并保持在6%以上，存贷款基准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水平。某种意义上，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可看做是对管制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的强行“校正”。

　　市场化改革紧迫

　　民间借贷的活跃乃至疯狂，主要源于为中小型和小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主体缺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过度使用以及利率未放开等多重因素，要抑制或引导民间借贷，也需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对内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麦金龙早就指出，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先导，金融对外自由化前应先实行对内的自由化。

　　根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双36条”原则，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并结合对已有民间金融机构的改造和引导，筹建为中小型和微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

　　放松信贷规模和存款准备金率管理，加强对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控。2008年-2010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分别为72%、68%和56%，今年上半年已低于50%，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急速下降。

　　不仅如此，根据今年8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在央行全部资产中占比超过80%，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人民币早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实施信贷规模管理，除了降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加剧资金体外运行的金融风险外，并不能有效控制社会投资和消费水平。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利率管制的结果是，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只能以较高的成本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得资金，资金配置是扭曲的。

　　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不能市场化，资金的配置不能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能是一句空话。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松绑”。在目前通胀水平下，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提高基准利率水平，高利率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加大货币政策的难度。

　　蒙代尔早年所提出的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表明，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无法同时兼顾，只能三者取其二。

　　中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为重要；在资本管制日益困难且我国事实上已基本放开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惟有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放松汇率管制，除此别无他途。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助理（全文完）

溫州的救贖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14/100314093_all.html

等到溫州「跑路」的眼鏡大王胡福林回國，負責信用危機應急工作的溫州官員隨即組織7家銀行召開會議，要求各銀行在胡福林的信泰集團貸款到期後，在兩個工作日內予以續貸。會議還同時稱，一旦銀行因擅自抽貸、停貸或者延貸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將予以責任銀行必要的處罰。

　　對此，參與會議的當地銀行人士頗有微詞：「病急亂投醫」。

　　浙江銀監局局長楊小蘋向財新《新世紀》表示，在這場民間借貸信用危機中，溫州80多家因此倒閉的企業，沒有一家是因為銀行抽貸或停貸引起的，全 部都是企業自身的問題，包括管理混亂、脫離主業、盲目擴張、脫離實體經濟、個別企業主賭博輸光等問題，其中銷售額達到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只有幾家。

　　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亦表示，「溫州中小企業倒閉並沒那麼嚴重，問題被過度渲染放大了。」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則稱，希望銀行業繼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力爭達成新增貸款1000億元的目標，同時，爭取利率回歸到基準利率水平。

　　不過，溫州當地一位銀行界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制於上級機構，「現在即便是貸款利率，也沒有降下來。估計過一段時間，銀行會有些新增貸款投放，但是，不會太多。」

　　接近央行的多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坦承，貨幣信貸政策只可能向某一個行業傾斜，並無給予某一個區域單獨政策的先例。

　　一位接近央行的分析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銀行與政府對於救助信用危機的這一觀念衝突，恰恰說明了一個核心問題：「目前溫州只是局部問題，並沒有構成全局性的系統性風險。並且，溫州一向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更應遵守市場信用原則。」

　　10月1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會議，要求在規範管理、防範風險的基礎上促進民間借貸健康發展，有效遏制民間借貸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 擊非法集資、金融傳銷等違法活動；嚴格監管，禁止金融從業人員參與民間借貸。他亦提到，對小型微型企業的金融支持，要按照市場原則進行，減少行政干預，防 範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

600億再貸款懸疑

　　10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溫州並主持召開會議，聽取浙江省、溫州市關於小企業發展情況匯報。隨行者包括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央行行長周小 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部委一把手。溫家寶要求有關部門在一個月之內研究出台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金融、稅收等一攬子政策。

　　9月底，溫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關於要求申請金融穩定再貸款的請示》，由省政府出面，向央行申請金融穩定再貸款600億元，期限1年，專 門用於支持溫州金融機構增加對困難企業的融資，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相關事宜由省政府牽頭。」浙江金融辦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此舉一出，引來市場嘩然一片。

　　接近央行的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這一要求不太可能實現，「從目前央行全面監測情況看，溫州當地商業銀行運行良好。現在溫州的信用危機只是局部問題，並沒有構成系統性風險。」

　　央行發放的再貸款以金融機構為主，少部分為非金融機構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部分企業和事業單位貸款。

　　在計劃經濟時期，央行發放的再貸款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曾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再貸款開始承擔化解金融風險，支持金融體制改革的重任，如地方政府向中央銀行專項貸款、支農再貸款、無息再貸款和中小金融機構再貸款等。

　　2003年銀監會成立後，中央銀行承擔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的職能，再貸款主要指金融穩定再貸款，即是經國務院批准，中國人民銀行發放 的用於防範和處置金融風險的再貸款。按照現行再貸款分類，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向中央專項借款；用於救助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緊急貸款；用於退市金融機構個人債 務和境外債務兌付等其他風險處置類再貸款；用於兌付人民銀行自辦金融機構個人債務的再貸款等。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為關閉清理各類金融機構以及國有銀行改革，央行已發放1.4萬億元再貸款，而金融穩定總支出更超過2萬億元。

　　從2002年到2005年的券商綜合治理期間，央行發放了數百億元再貸款，用於彌補券商客戶保證金窟窿和兌付個人債務；1998年開始的信託業 整頓，26個省區市以財政擔保借了1411億元央行再貸款。由於金融機構清理資產困難重重，清償率很低，地方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地方財政負擔。此 後，央行為推進農信社改革發行1680億元央行票據，部分可以再貸款形式置換。

　　再貸款的發放大多屬於不得已之舉。業內人士認為，再貸款會影響到貨幣供應量，帶來實質性的通貨膨脹壓力，對央行的貨幣政策造成挑戰，並會造成比較嚴重的道德風險，非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動用。

　　接近工中建三家銀行高層的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承接針對溫州地區的再貸款任務，沒有被要求給予後者特殊的信貸傾斜。

　　一位國有銀行風險條線高管表示，對於決策層在溫州期間的表態，目前他們只看到原則性意見，尚未瞭解到具體計劃。他反問，「溫州開了口子，全國怎麼辦？如果沒有標準，道德風險如何控制？」

貸款獨木難支

　　針對溫州企業主相繼「跑路」，自9月21日始，溫州市政府各部門密集召開會議。當日，溫州市副市長孟建新向市委書記陳德榮作了匯報。陳德榮要求，政府該出手就要出手。

　　隨即，溫州市政府部門成立領導小組，組長由市主要領導擔任，下設4個專項小組。其中金融組由溫州市金融辦牽頭，第一步就是穩定銀行信心，希望銀行「放水養魚」。

　　陳德榮與中行、農行、工行、交行、建行幾大銀行以及溫州當地銀行座談時表示，銀行應認清與企業的共生關係。

　　銀監局亦與24家在溫州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座談，要求銀行不壓貸、不抽資、要下調利率回落到基準利率水平。

　　溫州市政府方面認為，目前的時局是恐慌造成的，「首先是銀行恐慌。銀行擔心大批的企業即將要倒閉，企業主出走，造成銀行不續貸，抽資，提高利率。」

　　根據政府部門統計，2011年6月末，溫州中小企業貸款餘額是2623.28億元，比年初增加189.47億元，但是比去年同期減少了51.08億元。而整個8月，同比減少370多億元。

　　「現在主要被要求繼續放貸。年初目標是新增貸款1000億元，但是目前只有600億元。」當地銀行界的人士表示。

　　浙江銀監局10月10日向轄內各商業銀行提出了「三嚴五禁」監管要求，督促銀行嚴格自律，切實承擔起社會責任，降低小企業融資成本，包括嚴格落實利率風險定價，合理利率定價，主動讓利企業，對小企業貸款利率原則上不上浮或少上浮等。

　　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同日對外宣佈了扶持溫州地區中小企業的六點措施，表示成立專項工作小組、給予信貸規模傾斜，不抽貸、不提高利率、不額外收費、不受存貸比限制、不搭售理財產品。

　　知情人士透露，溫州市政府正在爭取國家開發銀行以基準利率定價的30億元貸款支持，市經信委副主任已經和國開行浙江分行接觸，如果拿到這筆貸款，一些行業協會有資格向政府部門推薦一些困難企業貸款。

　　當地銀行還考慮同時發行集合票據，6家企業發行2.74億元，已經審核完畢。

　　不過，在這一系列「救市」政策背後，要靠銀行放水來解救溫州民間借貸信用危機的可能性並不大。

　　一位浙江工行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坦承，年初資金價格高企以來，前述一些要求禁止的現象，比如拉存款、搭售金融產品等的確在各行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對於增加貸款額度卻並不容易，在信用危機時期，要求基準利率不准上浮更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

　　「每個分行的貸款增量是根據區域內的存貸比決定，也是總行給予的定量指標，目前很難給出更多額度，因為這將意味著其他地區的信貸額度減少。」但他亦表示，還是可以在利率和貸款結構方面，適當傾斜。

　　有媒體稱，溫州銀監局在徵得浙江省銀監局同意後，放寬了銀行的票貸比標準（票據佔貸款總額的比例），票貸比從30%增加到50%，相當於增加了1000億元的信貸規模。但票據目前的市場貼現利率已經高達15%。業內人士發出疑問，放寬票貸比，有意義嗎？

　　楊小蘋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否認了這一說法。「沒有這個措施。對於企業來說，應該是壓承兌匯票爭取貸款，否則沒有意義。」她指出，前述「三嚴五禁」政策更具有實質性意義。

　　當地金融界人士10月12日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要銀行保證完成1000億元的新增貸款。實際上無法完成，因為銀行沒有貸款規模可以貸， 存款也沒有上來。一位大行高管甚至坦言，要解決當前國內小微企業的經營困難，起碼需要增加3000億元的貸款規模，但錢從何來？

　　浙江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在整個增量貸款中，佔比一直很高。截至2011年8月底，浙江省銀行業小企業貸款餘額13280億元，同比增長34％，超 過全省各項貸款增速20個百分點，小企業貸款餘額居全國首位、增量居全國第二位。當然，浙江對小企業的倚重程度也遠超其它省份。

　　一位接近央行的分析人士援引國外中小企業的數據表示，國外銀行系統給予中小企業貸款也大約佔10%左右，而中國的銀行貸款支持中小企業已達到全部企業貸款總額的18%左右。

　　「不過，在國外，中小企業通過銀行以外的直接融資的比例更大，比如發債和上市。」他表示。

整頓擔保業

　　雖然四處化緣，溫州市政府也開始了相關機構的整頓工作。

　　在上述座談會上，被叫去的還有當地48家擁有融資性擔保經營許可證的擔保公司，被要求相應減低原本1%到3%的擔保費率。根據統計，溫州掛著擔保公司、寄售行、拍賣行、當鋪等牌子的機構超過1000家。

　　首創旗下農擔擔保的一名知情人士說，一些不合規的擔保公司以發行理財為由頭吸收社會閒置資金，將錢貸給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從中賺取利差。比如 吸收資金的利息是2分，貸款利息可以到6、7分，通常安排借款人和貸款人直接簽合同。「很多溫州的中小企業毛利不足5%，完全就是靠資金拆借維持運作，一 旦某一環節出現問題，資金鏈斷裂，企業老闆選擇『跑路』，借款人就直接找到擔保公司，要求賠償。」

　　中擔擔保公司的一名知情人士稱，擔保公司放貸的月息是4%，即年化利率48%，貸100萬，那麼就能賺48萬元，「攬儲承諾給客戶高額回報，通 常一年成本10%以上，浙江、福建、內蒙古等一些經營活動比較活躍的地區甚至高達20%。這種情況特別普遍。擔保公司扣除成本，能白拿近30%利潤。」

　　他介紹，業內擔保公司短期貸款利率通常是 3%-7%月息（即年息36%-94%），委託貸款和直接放貸的利率均在這一範圍內。不同的擔保公司，對企業的認知風險不同，會相應調整利率。

　　溫州市擔保協會秘書長郭炳鈔表示，目前溫州擔保公司在銀行的擔保餘額共有100多億元。一些企業主的出逃，已影響到正規的擔保公司。

　　9月27日，溫州市擔保協會副會長單位溫州市金橋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和理事單位溫州金泓信用擔保因違規從事民間借貸生意受到牽連，兩公司負責人已選擇出逃。當地擔保界人士表示，金橋擔保和金泓擔保，資金規模應該超過兩億元。

　　兩家擔保公司剛剛在今年5月份獲得政府部門頒發的融資擔保經營許可證。溫州市經濟貿易委員會還在當天的公告中強調，融資性擔保機構不得從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受託發放貸款、受託投資等活動，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資。現在政府已經暫緩審批新的擔保公司。

　　知情人士表示，擔保公司的業務還在繼續，沒有停頓下來，而且正在準備增加新的小額貸款公司，希望這些有監管的放貸機構能夠增加資金供應，拉低利率，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下一步，肯定要整頓不規範的擔保公司，正規融資性擔保公司要迎來大的發展。」溫州市經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政府內部會議上表示。

產業升級之困

　　權威人士指出，溫州的民間信貸危機，一是產業空心化造成當地剩餘資金過度向高利貸行業集中，尋求超額回報；二是溫州當地中小企業自身面臨產業升級所帶來的自然淘汰，造成民間融資的信用危機。

　　楊小蘋表示，「這幾個月溫州共倒閉了87家小企業，佔總量比例非常少，溫州共有45萬家個體私營企業，整個浙江省每年註冊企業2萬多家，每年倒閉企業有1萬多家，企業的生生死死很正常，小企業轉型就是要優勝劣汰。」

　　工行浙江分行人士亦強調，民間借貸、當地企業老闆「跑路」的事情，每年都有，一些生產能力弱、技術落後、靠投機謀利的企業自然會被淘汰。

　　華興資本首席執行官包凡認為，所謂地下錢莊引起中小企業連鎖倒閉根本就是混淆視聽，真正的中小企業根本借不起高利貸，借高利貸者十有八九是去投機，以房地產為主。

　　中金公司研報亦稱，已經發生的違約事件，多與過度舉債或涉足投機領域如房地產和礦業投資有關，而且即便是在溫州，出問題的中小民營企業在當地仍是少數。目前溫州民間信貸平均利率大致在24%-25%，利率達50%-60%的民間信貸並不多。

　　某國有銀行風險條線高管表示，不排除少數企業為保持自己的信用，在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無法按時償還到期貸款，向外部臨時拆借高息資本，但他也表示，同樣不能排除將到手的貸款資金用於民間借貸，或者通過民間借貸炒房炒股，「如何界定拆借性質，是不小的考驗。」

　　另一位大行高管表示，敢於借高利貸的企業主，不少都是炒房或者炒股，甚至參與非法交易，屬於結構調整和信貸緊縮的對象，他們感到資金緊張，不足為奇，將本應在實體經濟中發揮作用的資金，用於虛擬經濟，正是國內現階段民間拆借活躍的主要原因。

　　不過溫州當地一位金融界人士表示，雖然溫州企業家跑的多，但這個不是主要問題。也不要一棍子把民間借貸打死。「有些朋友之間的相互借貸，利息也 才一分多。有的借貸利息甚至比銀行利率還低，解決了很多問題。所以1200億元的民間借貸不全是高利貸，更多的是個人借貸行為，壞賬率不會太高。」該人士 表示。

　　多位市場人士認為，溫州資本需要自己救自己，「如果出了事情就要政府來資助，談何優勝劣汰？」

　　當地人士表示，更大的問題還是實體經濟。基於溫州民間資本1萬億元的規模，即使高利貸產生600億元的壞賬，對於整個溫州民間資本而言，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更大的問題是，溫州的錢還能流向哪裡？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認為，溫州資金的投機現象並不僅僅在中國，在美國也同樣如此，即金融和實體經濟過度分離，更多投向虛擬經濟。這並不能全部歸咎於企業，也有國家產業政策不到位的原因。

　　楊小蘋表示，此次推出的幫扶措施，不光要幫助解決中小企業渡過難關，還將進一步推動浙江地區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引導中小企業回歸實業。

　　「高利貸是溫州人的選擇，其後果應該由溫州人自己承擔。我們可以責怪人性的貪婪，可是不能否認市場環境的惡化，關鍵是如何對民營企業生存狀態和環境加以改良。」一位資深投資人士表示。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產業實際上存在玻璃門，民企很難進入，主要原因是壟斷和過度管制，准入都需要嚴格的批准。」前述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過去30年的制度紅利基本釋放完了，下一部改革的核心是體制放開的問題，必須得反思，現在是不是管的過死了。」

溫州善後挑戰

http://bank.hexun.com/2011-10-24/134489884.html

　10月18日,溫州市婁橋工業園區,信泰集團廠區大門左側的「老員工返廠和招聘處」,仍在繼續招工。這家溫州市眼鏡行業的標竿企業,因涉足民間高利貸市場,導致資金鏈斷裂,老闆 跑路,已停產約一個月。

　　10月10日,這家企業的老闆胡福林突然歸來,許多人的擔心暫時化解。按照溫州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信泰集團先恢復生產,以穩定民心,此後再逐步推進重組。但原定10月17日復工的計劃,未能兌現,被迫延至20日。

接近本次重組的人士透露,作為溫州市頗具影響的民營企業之一,信泰集團的重組將會得到政策的特殊照顧。其餘跑路的100餘家企業則未必能獲得如此大的幫扶措施。目前,以政府部門牽頭的工作組,按照「一企一策」原則,正在逐一排查風險,制定解困方案。

　　在經歷了9月的瘋狂後,浙江省、溫州市政府對當前局勢的官方表述是:局面已得到控制,形勢正在逐漸好轉。但是,《財經》(博客,微博)記者深入調查發現,溫州基本面雖得到控制,但「跑路」現象依然存在,善後工作和政策制定面臨諸多難題和考驗。

　　具體看來,溫州市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依然不通暢,資金鏈仍然緊張。各家銀行言行不一,雖承諾不抽貸,增加授信額度,但執行並不到位。各家銀行出於各自利益,尚未做到 「同進同退」。此外,擔保公司業務仍處於暫停狀態,企業經營環境尚未出現好轉。

　　溫州市中安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譚建國戲稱,「總理來了,溫州人都很高興,總理離開後,卻發現沒有變化。」

　　這種政策預期的落空,一定程度上使個人、企業、銀行之間的信任危機仍在蔓延。

　　溫州市高層官員在多個內部場合坦言,在傳統年關來臨之際,溫州或將面臨又一波衝擊。

　　信泰復活

　　10月10日晚上11點左右,信泰集團跑路老闆胡福林,在剛剛回國後數小時,便在集團總部接受個別官方媒體採訪。

　　採訪由市政府部門統一安排,並被提前設定了四個問題。但胡福林沒有按照官方提供的「標準答案」接受採訪,而是脫稿暢談。採訪進行了約30分鐘後被現場工作人員終止。此後,胡福林再也沒有公開接受媒體採訪。

　　採訪中,胡福林稱,9月20日赴美是籌資洽談業務。但一位知情人士對《財經》記者透露,由於資金無法周轉,胡「實為躲債」。胡福林是被一筆數千萬元到期債務逼到「絕路」。

　　由於信泰是溫州市的標竿企業,胡福林的「出走」被看做是高利貸風波由小企業向大企業蔓延的標誌性事件。危機也由此升級。溫州地區銀行、擔保公司、民間借貸資金業務全都暫停,陷入了極度惶恐。

　　得知此消息,原計劃僅到紹興考察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臨時改變路線,於10月4日來到溫州。召開座談會,要求地方政府千方百計穩定人心,堅定信心,妥善處理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溫家寶要求,一個月內穩定局勢。溫州市政府工作重點之一,便是動員跑路老闆回到溫州。甌海區政府和溫州市政府高層官員多次和胡福林電話溝通,希 望胡福林回到溫州,恢復生產,並承諾不追究其責任,許諾由政府部門出面,積極協調包括債權人在內多方關係,通過重組的形式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此時的信泰集團總部辦公區已經被供貨商和債權人團團包圍。再三思量後,胡福林選擇回國,回國的第一時間,便被安排上述採訪,表態「信心有了,離恐慌遠了」。

　　隨後,由甌海區政府、溫州市工商聯、溫州眼鏡商會等部門共同牽頭,信泰集團的債務重組啟動。

　　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信泰集團)1993年成立於溫州,是典型的家族式企業。2010年,其眼鏡業務銷售收入為2.7億元。

　　2008年以來,面對金融危機重組,國家出台產業扶持政策,光伏行業作為新能源行業成為重點支持產業。加之當時信貸政策普遍較為寬鬆,各地光伏企業紛紛上馬。信泰集團正是在此背景下投資10億元進入光伏產業。

　　當年信泰集團預測,到2011年底,光伏行業預計達成600兆瓦,年產能70億元。而光伏行業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和市場都要依賴於出口,外部不確定性較大。現如今,光伏行業產值遠非當時所預期。

　　冠豪集團董事長鄭志遠認為,信泰集團出事,主要是因為投資光伏行業所致。依照目前眼鏡行業平均淨利潤率不足10％,按照目前信泰集團的負債規模測算,在光伏和其他行業嬴利有限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完成自救。

　　根據中介機構初步完成資產和負債核算評估,信泰集團負債約為13億元,其中銀行負債8億元左右,剩餘債務中,民間借貸有3億至4億元,供應商負債約6000萬元。其中貸款來自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九家銀行,金額最大的是中國銀行,貸款規模超過2億元,其次是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貸款金額都達到近1億元。

　　經過前期的溝通和協商,重組的方式已經逐漸明朗,可行的方式有債轉股、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模式,多方信息證實,奧康集團擬參與重組,此外溫州眼鏡商會也在積極參與。

　　信泰集團負債中,銀行債務、民間債務和供貨商債務將遵循不同的原則處理,處理方案也漸次清晰。接近建設銀行溫州分行的一位負責人表示,目前各家 銀行已經組成了債權人委員會,跟企業、政府協商債務的處理原則。他透露,由銀行、企業和擔保公司協商後,銀行債務處理方案基本是確定的,部分貸款可以適當 展期,或者追加抵押物,約定還款期限。銀行也將承諾繼續為企業提供貸款。

　　而民間借貸資金,則由政府出面協調擬重組方、企業和債權人各方關係,確定本金償付比例和利息減免。

　　多位接觸過信泰集團人士表示,信泰集團及其旗下子公司,都是比較乾淨的企業,經營比較規範。況且胡福林在行業內有著較好的人緣和威望。所以信泰的重組難度不大。

　　輸血救急

　　信泰集團是此次陷入高利貸泥潭最大的企業,與之情況類似的大企業,將以信泰模式接受破產清算或者重組。

　　對於資金周轉困難的中小企業,溫州市政府則於10月12日設立了溫州市區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予以應對。該專項資金規模為5億元,先予撥付2億元。但是政府對申請此資金的企業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此外,外界一直傳言,溫州市政府擬申請600億元央行再貸款,期限一年,用於支持溫州金融機構增加對困難企業的融資,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然而,幾日後,溫州銀監局官員表示對此不知情。

　　一位國有大行浙江分行高層人士表示,沒有收到總行關於下放央行再貸款的通知,僅收到總行關於信貸支持溫州穩定的口頭指導。

　　在危機發生以來,相關監管部門明確,要加強對溫州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溫州市政府亦要求各家銀行「同進退」,不斷貸、不停貸。

　　10月8日,溫州市政府部門組織25個工作組分別進駐25個市級銀行業機構。意在協助銀行和中小企業做好融資對接,防止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此外,監管部門規定,溫州市貸款利率上浮不得超過同期貸款利率的30％。

　　各家商業銀行也紛紛表態,承諾不抽貸、不斷貸,並以公開渠道宣稱,總行增加對溫州分行的授信額度。

　　但是實際執行情況並不理想。溫州最大的擔保公司中安擔保的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自7月份直到現在,中安擔保一直處在停業狀態,跟銀行的合作也已終止。他透露,一些股份制商業銀行仍然停止向溫州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目前只有幾大國有商業銀行對溫州的信貸基本持平。

　　一位溫州市區銀行高層管理人員證實,此現象的確存在。

　　而這些股份制銀行卻在溫州危機發生以後,紛紛表示,增加對溫州地區的授信額度。上述溫州市區銀行高層管理人員坦承,一旦出現一家銀行停貸、抽貸,其他銀行出於風險考慮必然跟風,這也是目前企業資金鏈仍然緊繃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溫州金融辦透露,目前溫州當地企業貸款規模仍在繼續下滑,只是態勢有所緩解。根據金融辦統計,在小企業貸款下滑最嚴重的8月份,貸款餘額環比下降約370億元。

　　目前,地方各金融主管部門,對於溫州高利貸危機到底需要多大的資金支持,一直說法不一,諱莫如深。溫州市銀監局在10月10日公佈數據稱,由於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牽連21家銀行15.86億元資金。但一位接近政府部門的人士透露,資金缺口可能會達到1000多億元。

　　上述一位國有大行浙江分行管理層人士認為,銀行現在都沒底,不知道溫州到底窟窿有多大,各商業銀行總行也擔心貸款風險。他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把底攤開,讓商業銀行和監管部門有一個清楚的判斷。這樣才有利於商業銀行心中有數,爭取做到「同進退」。

　　據瞭解,10月17日,溫州市政府高層與省政府幫扶小組對接會上,重點討論了這一話題,地方政府擬向各銀行總行和上級政府部門溝通此情況。

　　探路改革

　　短期來看,溫州市政府希望通過上述應急政策,穩定民心,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長期來看,當局寄希望於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的獲批,加快推進地方金融改革。

　　溫家寶在溫州考察期間,表示溫州考慮可以開展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試點,相關部門可以再研究一下。

　　《溫州全國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的方案》在溫總理提議後,就迅速研究起草,前後僅用一週時間,10月10日左右,便上報至浙江省政府。一位參與起草的溫州市金融辦官員表示,方案從溫州本地情況出發,感覺有點急。

　　浙江省從本省出發,也擬定了浙江省金融改革創新二十三條措施,溫州市方案將附在其中,於近日一併上報國務院。此外,溫州最近出台溫州市金融改革創新行動方案。按照溫州市工作計劃,爭取年內獲得國務院試點批准。

　　浙江省、溫州市的三個改革方案本質上大同小異。溫州市最大的亮點在於民間融資陽光化,包括開展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試點和組建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

　　溫州提出,今年內在兩個到四個縣(市、區),各選擇一個行政村或中心鎮試點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合作社;同時在成熟縣(市、區)先行開展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試點,服務中心將為民間借貸雙方提供供求信息彙集發佈、借貸合約公證和登記、交易款項結算、資產評估登記和法律諮詢等綜合服務。

　　這些措施旨在有效引導民間資本健康合理有序流動。促使民間借貸行為陽光化、合法化,引導民間資本合法有序地進入融資、創業活動。這也被業內視為試點方案的唯一亮點,但在執行過程中,具體如何規範和引導,將是很大的挑戰。

　　此外,方案的另一核心是引導民間資金有序地流向金融體系。方案提出了增加溫州市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啟動農村合作銀行股份制改造,同時引導和鼓勵發展各類本土股權投資基金。

　　上述浙江省政府參與修改此方案的人士表示,這一金融綜合改革方案,試圖以此吸納民間資金,整體上覺得有點虛,缺少「抓手」,地方對整個銀行金融體系認識不深刻,思路集中在增加金融機構的數量上,缺乏創意深度與厚度。

　　溫州市一位小額貸款負責人表示,2009年小額貸款公司剛剛推出的時候,民間資金爭相進入,但當時實行額度控制,當時民間利率水平較低。如今, 小額貸款公司以註冊資本發放貸款受到嚴格限制,民間利率水平已遠遠超過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上限。因此,現在政策吸引力已下降。再如,在本次溫州危機中興風 作浪的擔保公司,一邊想盡辦法從銀行獲得資金,另一方面吸收民間存款,然後參與高利放貸業務。

　　溫州市金泓擔保有限公司吸收數百人存款約5億元,另一家金橋擔保有限公司吸收上千人存款逾10億元。而監管部門對擔保公司這一做法卻約束不力。金泓擔保公司是溫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應納入銀監會等部門頒佈的監管領域。在2009年以來,溫州各類擔保公司呈現氾濫之勢。監管卻流於形式。

　　溫州擔保行業協會粗略統計,截至今年8月,溫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總數為47家,而各類擔保公司(含未註冊)的總數超過500家。

　　模式創新

　　在規範民間金融的同時,官方銀行體系的小企業信貸模式也在謀求創新。

　　10月10日,浙江省政府常委會上決定啟動幫扶行動,由省政府組建11個直接服務組,分赴各市開展「服務企業、服務基層」專項行動,幫助中小企業解決困難,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並任命11家銀行浙江省副行長為領導小組組長。

　　10月17日上午,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帶領的幫扶小組和溫州市政府及金融部門官員溝通了當前溫州的情況。

　　在當天對接會上,溫州市政府官員表示,目前雖然局勢基本穩定了,但是銀行在服務中小企業的過程中,政策的執行並不到位,中小企業仍然不能有效獲得貸款融資。

　　根據溫州官方統計,溫州地區將近80％中小企業融資依賴民間融資,中小企業通過銀行獲得資金不足20％。

　　銀行普遍不願為中小企業融資,根源與銀行自身的商業模式有關。傳統銀行模式下,一個客戶經理最多可以服務30個-50個客戶,而對絕大多數商業銀行來說,目前要求人員零增長。受人力成本約束,商業銀行不可能依靠「人海戰術」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

　　據瞭解,10月下旬,溫州市和主要商業銀行將啟動溫州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該平台的核心理念是「大規模協作中小企業綜合金融服務平台」,此模式一改銀行傳統的點對點的商業模式。

　　該平台的最大特點是,各家商業銀行的中小企業信貸系統對接,蒐集工商稅務等政府部門、水電通信等公共基礎服務部門信用信息,接入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以此降低銀行、專業服務機構與中小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

　　通過此平台,為銀行貸前、貸中、貸後各環節提供服務,都可以通過網絡完成,大大節約銀行人力成本。據瞭解,此業務模式最早由中國建設銀行開發,此前已在浙江省試點。

　　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行長助理、浙江省派溫州幫扶小組副組長王葉毅建議,溫州應該借本次危機,不斷探索建立起銀行服務中小企業融資的商業模式,即「大規模協作中小企業綜合金融服務平台」,把此平台建設作為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的特色。

　　長遠看,在實體經濟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宏觀背景下,該平台可以為中小企業實現業務轉型提供融資便利。

　　據瞭解,

已與幾大行達成合作意向,推動此平台陸續在其他省、市展開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