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結算公布的2016年12月統計月報顯示,當月新增投資者數為139.69萬,較上月減少了20.09%。2016年12月末投資者數為11811.04萬。當月末持倉投資者數5043.66萬個,增加了17.08萬個,增幅為0.34%。
持倉投資者數占期末投資者數的比重為42.7%,較上月下降0.36個百分點;空倉投資者占57.3%。去年11月,空倉投資者占56.93%。
另外,月報顯示,社保基金當月新開A股賬戶數6個,滬市與深市各3個;社保基金期初A股賬戶數為310個。同花順iFinD統計顯示,社保基金上一次開戶是在2015年7月份,當月新開戶46個。
時隔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再發耕地保護領域文件。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占補平衡的意見》(下稱《意見》)。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97年的時候已經出臺過一個加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文件, 提出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對此,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稱,這是在承前啟後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耕地保護制度,明確各級政府的主體責任的需要。
他表示,這次文件中把20年來行之有效的嚴格管理制度固定下來,同時提出來“兩個絕不能”,就是已經確定的耕地紅線絕不能突破,已經劃定的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絕不能隨便占用。考慮到國情,中國必須實行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
但姜大明也表示,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看,新型城鎮化、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這是客觀事實。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力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進行退耕還林還草還濕,要進行汙染耕地的治理等,也需要調減一部分不穩定的耕地。同時,我國的耕地質量總體還不高,局部在退化,還不能夠滿足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需求,耕地保護面臨著數量、質量和生態等方面的多重壓力。
姜大明說,為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關系,妥善解決耕地保護工作中的困難與問題。中央及時出臺加強耕地保護的文件,既強調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不動搖,同時也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出發,提出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
此外,他還提到,在耕地的保護中,激勵約束機制非常重要。這個機制的建立,包括行政、法律、經濟三種方式。
姜大明介紹,行政的手段主要是要強化地方政府的耕地保護責任,層層落實到鄉鎮、落實到村集體。《意見》要求加強對地方政府履行耕地保護責任的檢查考核,考核結果作為領導幹部的實績考核而且強調耕地保護要黨政同責,黨委政府得一起做這件事。此外, 現在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規,已經有將近20年沒有修改了,要把現在改革試點中的成果充實到里面去,進一步把法治化工作做好。至於經濟激勵機制方面, 要整合中央和地方各級涉農資金,對承擔耕地保護任務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進行獎補。
姜大明還表示,土地政策在打贏扶貧攻堅戰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即通過複墾,耕地增加了,節約出來的指標也可以作為占補平衡指標,貧困地區可以在全省內使用,這對於扶貧搬遷、對於農民發展脫貧產業會起到重要的資金支持作用。
姜大明說,這個政策用得好的地方,比如河北省阜平縣,一年通過土地政策有20億以上的財政資金收入,而該縣自身財政收入不到3億。現在通過這個政策,有將近1/3的省在試行,已經產生的經濟效益為200多億。
在連續6日暫停逆回購操作之後,周一(2月13日)貨幣市場再次迎來了央行“放水”。但縱觀本周,有超過萬億元的資金到期,資金壓力仍不容小覷。
近期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在撰文中指出,金融、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出現失衡,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更加中性、更加審慎。
機構人士認為,這可以看出央行2017年貨幣政策的思路。預計上半年貨幣政策將維持中性偏緊,但就目前的經濟情況來看,尚不具備全面持續加息的基礎。
本周資金壓力仍不小
本周一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7天、14天、28天逆回購分別為200億元、300億元、500億元,同時當日有1900億元逆回購到期,實際凈回籠900億元。
值得關註的是,本周將有超過萬億元的資金到期。其中包括:9000億元逆回購到期;2月15日(周三)1515億元6個月MLF(中期借貸便利);2月17日(周五)左右將有6300億元TLF(臨時流動性便利)集中到期,央行是否續作仍未知。
在此情形之下,國債期貨午後漲幅擴大,至尾盤拉升大幅收紅。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T1706收盤漲0.46%報94.750元,盤中最大漲幅0.50%;5年期主力合約TF1706收盤漲0.26%報98.275元,盤中最大漲幅0.32%。但銀行間現券表現較為平淡,全天窄幅震蕩變動不大。
回顧上一周資金面的情況,春節後銀行資金面較為寬裕,央行連續6日暫停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上周逆回購到期5950億元,相當於凈回籠5950億元。
資金面利率全線上行,銀行間質押式回購利率R001、R007、R014分別上行1.1bp、8.63bp、11.14bp。
市場人士分析,央行多重措施之下,顯示其“去杠桿”的決心。“防風險”和“去杠桿”仍將成為2017年上半年貨幣政策主要基調。
申萬宏源周一發布報告中指出,央行稱貨幣操作利率上行並不意味著加息路徑重啟,影響主要在於去杠桿,對實體融資成本傳導有限。與此同時,本周需關註央行貨幣政策操作釋放的邊際信號。
“此前資金投放量巨大,但春節前後央行對MLF、逆回購等貨幣操作利率實施小幅上調,因此市場對本周央行是否會在逆回購和TLF到期之際,進一步邊際收緊流動性存有一定的疑慮。央行再度暫停逆回購操作的概率不大。”該報告中指出。
此外,2017年1月的信貸數據預計在本周公布,此前市場對該數據猜測頗多,絕大多數機構預測1月信貸數據將放天量,較去年同期更多。
“一旦1月信貸數據再度超出市場預期,央行將對金融數據進行說明,再度明確貨幣政策中性偏緊的立場。”申萬宏源稱,維持10年期國債利率預計2.8%~3.5%的年度波動區間判斷不變。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2月13日表示,大量資金到期考驗央行態度。
他指出,美元指數在100關口震蕩,特朗普新政實施存在很大變數,人民幣貶值壓力短期暫緩。各地悄然收緊房貸利率,地產價格高位回落。但短期經濟仍穩,金融去杠桿仍有反複,貨幣環境仍將偏緊,不排除後續有進一步針對同業負債的監管政策出臺。下周公開市場將有1.13萬億元流動性到期,央行態度決定了回購利率走勢,預計7天回購利率中樞仍將維持在2.5%~3%。
長期持續加息基礎不具備
近期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在撰文中指出,金融、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出現失衡,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更加中性、更加審慎。
中信建投固定收益分析師黃文濤認為,2017年貨幣政策執行思路在上述撰文中有較為充分的闡述。
他預計,今年整體的貨幣環境將較去年出現一個收縮。從目前來看央行已經將除存貸款利率以外的政策利率上調,實際就反映出央行對於去杠桿和維持貸款穩定增長的一個態度。
不過,他也指出,基本面並非央行貨幣政策轉向的出發點。整體來看,雖然2016年四季度GDP增速有所回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然偏弱,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壓力。通脹方面,2017年PPI增速可能呈前高後低走勢,上漲壓力有可能逐步減弱,CPI增速可能與2016年基本持平,物價上漲相對溫和。從經濟基本面看,當前並不具備全面持續加息的基礎。他預計,存貸款基準利率仍然將維持當前的位置。
姜超認為,逆回購和國債利率上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近期房貸利率有收緊趨勢,信用債融資成本上升導致實體債券融資渠道受阻,而銀行負債端成本上升或將傳導至資產端帶動貸款利率上行。當經濟和通脹再度下行之時,貨幣政策或將有所松動。
正當外界以為日本電子巨頭日落西山時,索尼卻以重回成長軌道的業績訴說著“我還在”。
3月27日下午,在廣州舉行的“索尼魅力賞”上,索尼宣布在中國市場正式推出OLED電視A1。時隔十年重返OLED電視陣營,索尼(中國)董事長兼總裁高橋洋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體現了索尼高端產品的戰略,而且經過十年努力,OLED技術的民用已經成熟。
堅守消費電子市場的同時,索尼還涉足了新的領域。在中國市場,索尼今年首次推出了可編程教育機器人套件KOOV。高橋洋透露,這是索尼去年剛開發出來的,目前只在日本和中國市場銷售,目的是培養孩子的創意,尤其是激發孩子編程方面的才能。
2016財年三季度(2016年10-12月),索尼中國的銷售收入重返成長軌道,同比增長了12.8%,這是自2014年索尼轉售VAIO筆記本電腦業務後,索尼中國業務首次獲得重新增長。高橋洋說,這得益於集中精力做好高端產品,鎖定富裕、時尚年輕的目標顧客群,並精簡機構、降本運營成本。
索尼中國2017財年的目標是銷售收入和利潤的增速,均超過本地GDP的增幅。高橋洋透露,繼上海、北京、成都、廣州之後,今年下半年索尼將在深圳開設在中國的第五家直營店。在電子整機產品之外,影像傳感器等元器件業務將是索尼中國未來最有潛力的增長點。
談OLED:索尼不受面板限制
早在2007年,索尼就曾推出全球首臺OLED電視,後來卻一直以液晶電視主打,為什麽時隔十年索尼又重返OLED電視陣營呢?
高橋洋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十年前產品上市後,索尼沒有停止研發OLED,在醫療、廣播領域,一直提供OLED監視器,但如果拿到民用領域,一是價格問題,二是有技術難題。經過十年努力,以往技術問題解決了,OLED面板可以量產化,並應用到索尼的產品上。再加上索尼在電視上的技術積累,如處理芯片,索尼既可以選擇做液晶電視,也可以選擇做OLED電視。目前,索尼將OLED電視定位高端產品。
今年以來,量子點電視與OLED電視的交鋒激烈。索尼也曾經在業界率先應用量子點背光技術來改善電視畫質,如今卻重新站到了OLED電視陣營。但是,目前全球OLED電視面板只有LGD一家供應商,上遊資源有限、成本較高,索尼OLED A1的55英寸、65英寸產品售價分別高達24999元和35999元。
對此,高橋洋表示,索尼之所以選擇OLED,是因為利用OLED,索尼能做出聲畫一體、無需外置音箱的獨特產品。索尼沒有自己的面板廠,反而不受限制,其它技術也在不斷嘗試。
談教育機器人:不是普通玩具
曾經推出過WALKMAN等劃時代產品的索尼,不想被人看作“英雄遲暮”。它在消費電子領域聚焦高端的同時,也不斷推出新玩意。
今年2月,索尼在日本和中國市場,同時推出的可編程教育機器人套件KOOV,讓人耳目一新。一堆五顏六色的塑料粒,能“折騰”出各種不同形狀的小機器人。
高橋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KOOV不只是玩具,編程才是核心,孩子可以下載已有的軟件做成玩具,也可以創造新方法,做出不同的機器人。
KOOV暫時不會推出人型機器人。高橋洋說,目前這些可編程教育機器人套件,只在索尼直營店和北京索尼探夢館出售,今後條件成熟的話,也會考慮與學校等機構進行合作。但是,今年在中國市場首先要“定好位”,KOOV既不是一般的教育機器人,也不只是玩具,而是網上編程與機器人的結合。
談轉型:全球銷售成本降兩成
已有70年歷史的索尼,與其它日本電子巨頭類似,近年也遭遇了業績危機,消費電子業務曾連續數年虧損。不同的是,經過幾年變革轉型,索尼的消費電子業務已重新盈利。
“我們所有的消費電子業務,目前都已經盈利,索尼手機業務2016財年也預計盈利”。高橋洋向第一財經記者揭開了背後的“秘密”:“我們高端產品的策略選對了,執行得比較好;架構改革後,操作的運營成本下降,同樣的銷售金額,以前虧本,現在盈利。”
去年接任索尼(中國)總裁一職前,高橋洋曾負責管理索尼全球消費電子產品的銷售。他回憶說,索尼CFO(首席財務官)向他施壓,要求索尼全球營銷體系的成本要下降兩成。
但當時,索尼在全球的銷售公司,每家都有理由說成本難以下降。高橋洋就不厭其煩地講,不降成本,就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給“索粉”(索尼的用戶和粉絲)提供服務。後來,索尼在全球各地的銷售公司反複研究,每一項工作是否一定要做,哪些可以精簡。
比如,以前索尼在美國有許多直營店,現在很多被關掉了。高橋洋說,索尼直營店毛利高,但成本也高,成本表現不佳的就會關掉,“過程很痛苦,因為這會讓一些消費者失望”。
渠道精簡的前提,是產品精簡。像索尼電視已經不做2K、小尺寸產品,40英寸也只是少量生產,主要聚焦在55英寸以上的大屏市場。合作的經銷商數量也減少,只與有能力經營高端產品的經銷商合作。這使索尼銷售體系的人數也相應減少,效益得到提升。
談中國市場:元器件業務潛力大
高橋洋在中國走馬上任一年,索尼中國的銷售收入已重返成長軌道。這同樣受益於上述“選擇和集中”的策略。他說,不選擇,精力、財力就會分散掉。
2016財年第三季,索尼中國的收入同比增長12.8%。高橋洋說,索尼中國旗下目前有民品、專業器材和元器件三大板塊的業務,其中元器件業務增長最快。
民品方面,索尼的全畫幅微單相機繼續擴大市場份額;音頻產品潛力很大,中國有約5億臺手機在使用,如果10%的用戶重新購買耳機,也已經是不得了的市場;彩電業務上規模很難,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4K電視市場,索尼希望在高端市場獲取更多份額。
“我們的成長戰略,是選擇自己優勢與市場需求的結合點。”高橋洋說,索尼的元器件,特別是影像傳感器,主要用於智能手機,今後無人機、安防系統、車載系統等都有需求。“這是我們的優勢,除了整機,索尼元器件未來在中國市場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除了硬件,索尼遊戲、影視、音樂等娛樂內容業務在中國市場也加快拓展步伐。最受矚目的,是索尼的遊戲業務。高橋洋說,中國龐大的遊戲市場中,手機遊戲、電腦遊戲居多,專用機遊戲市場只占2%,而美國專用機在遊戲市場占30%的份額。原因是軟件不足,索尼PS4在中國市場的遊戲軟件只有92款,而在美國、日本市場都有上百款的遊戲軟件。
這一局面正在慢慢改變。索尼互動娛樂(上海)有限公司總裁添田武人說,“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遊戲市場,但家庭遊戲占比小,只有2%,希望家庭遊戲成為新藍海”。他透露,除了把國外的遊戲軟件拿到中國市場,還會培養中國的遊戲開發團隊,去年8月索尼遊戲已公布了中國之星計劃。此外,索尼PS4的VR(虛擬現實頭盔)全球累計銷量已達91.5萬臺,今年3月會擴產,將改變目前供不應求的狀況。
通過硬件與軟件結合,索尼希望更好地粘住“索粉”。今年下半年,索尼將在深圳開設它在中國的第五家直營店,擴大凝聚索粉的基地。高橋洋透露,索尼在直營店有會員制,會員不只有打折優惠,還能率先體驗新品、參加產品使用培訓,索尼在國內的會員有500萬。
在城鎮化不斷加快的情況下,凍結了20年的縣改市也正在重新開閘。
縣改市重新開閘
日前,經國務院批準,同意撤銷寧鄉縣,設立縣級寧鄉市,以原寧鄉縣的行政區域為寧鄉市的行政區域。寧鄉市人民政府仍駐玉潭街道金洲大道5段398號。寧鄉市由湖南省直轄,長沙市代管。
寧鄉縣改市,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即暫停了20年的縣改市,開始真正的重新開閘。此間的背景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縣改市在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發達地區蔚然成風。其中,江蘇縣級市數量超過了縣的數量,蘇南的縣基本都改了市。
統計數據顯示,在井噴期的1994年~1996年,全國共有95個縣改市和1個新設縣級市。改為市之後,江浙魯等省的縣域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每年的全國百強縣排行榜基本都被這三個省占據。統計顯示,至1998年,我國縣級市數量達437個,其中近350個為縣改市。也就是說,有接近15%的縣改為市。
不過,縣改市一度引起盲目跟風,從而帶來不少問題。比如,許多地方盲目追求“縣改市”,造成縣級市市區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郊比例失調,城鄉概念模糊、大量占用耕地等問題,“假性城市化”俯拾皆是。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主要是當時改得太快,很多不具備條件的縣也改成市,由此帶來了很多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1997年,國務院暫停了實施10多年的撤縣改市政策。此後的近20年間,只有少數縣成功改市,而且這些縣主要集中在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比如吉林扶余、雲南彌勒、青海玉樹、雲南香格里拉、四川康定的縣改市。去年5月,江西星子縣改市,則是為了改變廬山“一山多治”局面,促進當地旅遊經濟發展的需要。
相比之下,此次湖南寧鄉縣改市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寧鄉位於湖南中部,隸屬省會長沙市,面積2906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 116.8萬人。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寧鄉縣實現GDP1098.35億元,比上年增長11%。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GDP達87826元。第十六屆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排名前移4位,躍居全國百強第35位,中部第3位。
分析認為,撤縣設市,將對寧鄉進一步提升城市定位,增強城市功能,拓寬發展空間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牛鳳瑞說,縣改市不可能永遠暫停。尤其是經過了20年的發展,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提高了很多。縣改市的速度已經與城市化的客觀進程不匹配,嚴重滯後於城市化的進程。再加上這些年不少縣級市改成區,因此城市數量反而減少了。“但是城市的發展是客觀存在的,很多縣城、特大鎮實際上已經是城市,只是沒有這名號而已。”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推動一批具備條件的縣和特大鎮有序設市,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
超200縣欲改市
縣改市,帶來的變化顯而易見。由於縣的重點是農業發展,市以非農為主,兩者的發展機會也不同。“最根本的是建設城市中配置資源的權力增大了。”牛鳳瑞說。比如,一些涉及城市建設和管理職能的部門,如住建局、城管局等,機構規模將更龐大,以適應城建和管理的需要。
目前一些經濟強縣,經濟總量超過了1000億,已經相當於一個地級市,但卻還是縣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樣的體制已經不符合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這也使得這些地方要尋求突破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需求與自身相適應的城市發展體制。
“就像孩子長大後還穿著小衣裳一樣,改成市之後就可以穿更合適的衣裳。”牛鳳瑞說,很多縣,雖然還沒有改成市,但實際上已經是個城市了,只是沒有給他們名號而已,所以顯得“名不正言不順”。
此外,縣改市,“名分”上帶來的變化也很吸引人。福建一位縣級官員告訴記者,由縣改為市,也有利於擴大知名度,也有利於當地的招商引資。“畢竟,市長總比縣長要好聽”。
這種利好之下,隨著縣改市的重新開閘,地方也點燃了新一輪縣改市的沖動。根據《決策》雜誌報道,截至到2015年,已在民政部“排隊”申請“縣改市”的縣,超過了200個。
專家分析認為,在接下來新一輪的縣改市過程中,一定要設定嚴格的科學標準,循序漸進有序的推進縣改市,避免一窩蜂和盲目跟風,符合標準的及時設市,不符合標準的拒之門外。
那麽縣改市到底有何標準?在2016年12月15日舉行的2016年城市中國計劃年度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陳亞軍表示,“新的縣級市設立標準和程序已經制定完成,這為加快啟動設立縣級市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盡管新的標準尚未公布,但是毫無疑問,縣域經濟發達、區域內城鎮化比例較高,城市規模較大的地方,撤縣設市的可能性也會比較大。也就是說,包括湖南長沙縣,山東廣饒縣、鄒平縣,浙江嘉興縣、長興縣、德清縣,江蘇海安縣等縣經濟實力雄厚、長年位居全國百強縣行列的縣,改市的可能性不小。當然,為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在經濟和城鎮化指標方面,中西部也可能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有所不同。
“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集聚規模十分重要。尤其是城區人口的集聚規模,是是否改市的最重要的指標。”牛鳳瑞告訴記者,一個縣是否改市除了看人口集聚和經濟發展程度外,地理區位也是重要的因素。一些大城市轄下的縣,比如湖南長沙縣,盡管經濟很發達,人口集聚規模很大,但這些地方縣改區的可能性更大。“像長沙縣現在已經與長沙市區連為一體了。”
在縣改市和縣改區之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相比縣級政府對縣改市的渴求,縣改區則體現了地級市政府擴張地盤的迫切願望。不過是改成市還是改成區,還是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比如,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以及杭州、南京等二線大城市,本身具有強大的輻射力和擴散力,其發展要素已處於外溢的階段,周圍的縣改區之後,發展的潛力遠遠大於縣域自我發展的能力,這樣的縣改區也更受歡迎。
但對於大多數三四線地級市來說,由於還處在集化階段,希望各個要素向主城區聚集,縣改區只會進一步吸附周圍縣域的資源。這樣的改區也往往遭到來自縣一級的反對。
在連續13天暫停公開市場操作(OMO)”排水”之後,央行於4月13日重啟逆回購,向市場凈投放700億元。
分析人士稱,隨著MLF(中期借貸便利)集中到期、繳稅壓力等因素疊加,資金面在4月仍將承受一定的壓力。而央行對維持資金面穩定的操作也需要更加頻繁,以加強市場利率的穩定性。
重啟逆回購 凈投放700億
據央行網站公告,本周四,在發放PSL(抵押補充貸款)839億元的基礎上,央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1100億元逆回購操作,包括700億元7天逆回購、200億元14天逆回購、200億元28天逆回購。當日有400億元28天逆回購到期,凈投放700億元。另外,同日有2170億元MLF到期。
中信建投宏觀與債券首席分析師黃文濤表示,央行重啟逆回購在意料中。受2~3月央行在公開市場大幅回籠的影響,3月末逆回購余額僅剩2900億元。截至4月12日,央行連續暫停公開市場操作,被動回籠1700億元,逆回購存量進一步下滑至1200億元。
“低額的存量以及不頻繁的操作,影響逆回購利率作為資金市場最重要的政策利率的地位。”黃文濤表示,由於公開市場操作仍然是央行主動調節資金余缺的重要工具,重啟逆回購有其迫切性。
與此同時,“在巨大資金壓力下,央行開展PSL操作符合需要,後續公開市場操作的頻率和力度也都將明顯加強,以緩和資金面壓力。”他稱。
不僅如此,黃文濤認為,央行將大概率續作MLF。
他指出,從央行各類貨幣工具余額來看,截至3月末,OMO+SLF+MLF+PSL余額為6.64萬億元,以MLF和PSL為主,總量較1月末下降了0.77萬億元。但2月外匯占款盡管降幅縮窄,卻仍在持續下降中,基礎貨幣缺口持續擴大。在缺乏降準預期的情況下,新興貨幣政策工具是補充流動性的最重要手段。
此外,隨著二季度進入到利率債凈融資高峰期,考慮到資金面過度波動並不利於國債和地方債發行,央行對維持資金面穩定的操作也需要更加頻繁,加強市場利率穩定性。
債市方面,央行重啟逆回購緩和了資金緊張情緒,10年期國債期貨明顯走高,現券市場也有好轉。黃文濤認為,在二季度經濟下行壓力顯現,通脹維持低位的情況下,盡管央行放松的概率不大,但貨幣政策態度有望更為溫和,還是以穩定為主。尤其是4~5月,資金面對債市的制約作用將出現邊際改善,短端利率存在下行空間。
從周四資金面情況來看,隔夜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漲2.45個基點,報2.4130%;7天期Shibor跌0.65個基點,報2.6566%;1個月期Shibor跌1.16個基點,報4.0016%,為連續13日下跌,並創2月14日以來新低;3個月期Shibor跌0.22個基點,報4.2631%,亦連續13日下跌,創2月20日以來新低。
4月資金面壓力仍然較大
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在繳稅壓力、MLF集中到期等因素疊加之下,4月資金面面臨的壓力仍然比較大。4月中旬,將面臨4000億~5000億元的繳稅壓力;4月13日與18日則分別有2170億元和2345億元MLF到期。
另一方面,來自監管政策的收緊也決定了資金面”松不得”。
4月10日,銀監會發布《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6號文),提出了對十大類風險的具體防控要求,同時發布了《關於開展銀行業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46號文),要求銀行自查”監管套利、空轉套利和關聯套利”,自查範圍涉及多項銀行近年來普遍存在的套利和規避監管行為。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表示,銀行監管加強,金融去杠桿延續,需要關註政策執行力度;利率債短期承壓,但中期仍有機會,信用債則需謹慎、防範風險。
華創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屈慶表示,監管收緊是慢變量,影響也將偏中長期,且限定了整體的市場環境。
他認為,在監管已經趨嚴的背景下,新的政策條例並不會引發市場的大幅反應(監管方向已經在預期內),但是在監管落實的過程中,資產端的拋壓對債市的影響將逐步顯現。
“需要關註的是,在目前經濟基本面和通脹數據並沒有明顯拐點變化的階段,資金面和監管依然是影響市場的最主流因素,監管趨嚴大背景下市場基調已經確立,債券市場很難出現大的機會。”屈慶稱。
在姜超看來,整個2017年仍需防範流動性風險。“2016年四季度央行貨幣政策收緊,貨幣基金贖回導致的資金緊張和債市調整記憶猶新,今年流動性風險防控仍是金融去杠桿下需要關註的重點。”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央行27日發布《經濟和物價形勢展望》報告,將對國內經濟現狀的判斷上調至“正轉向緩慢增長”。這是日本央行自2008年3月以來,時隔9年再次使用“增長”這一表述。
日本央行在這份報告中將2017財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期從此前的1.5%上調至1.6%,將2018財年實際GDP增長率預期從1.1%上調至1.3%。
央行表示,上調國內經濟現狀判斷主要是基於海外經濟持續緩慢增長,在此基礎上,出口呈增長趨勢,企業生產活動也更加活躍。
報告指出,由於消費者傾向於購買低價商品,大型零售企業頻繁降價,國際大宗商品行情反彈對物價的拉升作用減緩等原因,央行小幅下調了2017財年除生鮮食品外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增幅的預測值,從此前的1.5%下調至1.4%。
央行認為,基於收入和就業情況的改善,今後物價上升的勢頭將變強,因此將維持對2018財年核心CPI增幅1.7%的預期,而對2019財年這一增幅的預期則為1.9%。
此外,央行決定維持當前寬松的貨幣政策。央行在當天發布的另一份新聞公報中表示,繼續購入長期國債,將長期收益率目標控制在零左右,同時維持短期利率在負0.1%。
說到韓國的支柱產業,因為三星電子、現代汽車、起亞汽車等知名企業的存在,電子和汽車制造業是最為人熟知的。但是,大多數人日常接觸不到的造船業,也是韓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
在韓國,有三大造船企業:大宇造船、三星重工和現代重工。而且,這三家造船企業長期排在全球前三的位置。
可是,由於油價持續走低、新造船需求疲軟,三大船企虧損不斷增加,盈利能力也將繼續惡化。而就在2017年即將結束之時,韓國媒體發出哀嘆:
韓國將造船業冠軍寶座拱手讓與了中國。
海外網12月8日援引韓媒報道,截至2017年11月,中國造船業全年新接訂單量超越了韓國,成為全球第一。
據韓國《亞洲經濟》報道,英國造船海運分析機構克拉克森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造船新接訂單量排名首位的是中國(713萬修正總噸),韓國和日本分別以574萬修正總噸和182萬修正總噸的數據分列第2、3位。中國的市場份額達到36.3%,比韓國(29.4%)高出近7個百分點。
而單看11月,當月全球造船新接訂單量為140萬修正總噸,中國以91萬修正總噸的新接訂單量排名首位,意大利(31萬)、韓國(8萬)和日本排名其後。
面對這樣的數據,韓媒感嘆道,雖然距離年底還剩下一些時間,但從目前形勢來看,今年韓國有可能自2011年後,時隔7年再次將全年造船訂單量冠軍寶座拱手讓與中國。
中國造船業的高歌猛進讓韓國承受著切膚之痛。今年8月,法國達飛海運集團與中國兩家造船公司簽署了建造意向書,訂單包括9艘2.2萬TEU級超大型集裝箱船,每艘造價最高可達1.6億美元(人民幣約10億元),總訂單額達到了約96億元人民幣。
本次的訂單大戰圍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裝箱船訂單展開,因此備受關註。韓國造船業原本對拿下這份訂單勝券在握,沒想到訂單被中國輕而易舉地奪走。
韓國現代重工業公司、三星重工業公司和大宇造船海洋公司等韓國三大造船公司集體參與了這場訂單競爭,韓國業界也曾一度預測現代重工業公司有望拿下訂單。
韓國現代重工業公司船舶營業本部的余容華常務甚至在8月1日舉行的業績介紹會上自信地表示,“公司以往(2015年)曾單獨與法國海運公司談判,拿下大型集裝箱船訂單,雙方之間保持著良好關系,相信這次一定可以拿到訂單”。
但結果卻打破了韓國公司的預期。
對此,韓國媒體稱,稱造船與海運行業的景氣好不容易有所恢複,面對難得一見的超大型船只建造訂單,卻被中國搶走了生意,韓國造船行業普遍感到了“切膚之痛”。
目前,中國的高鐵、火箭、衛星逐漸替代襪子、玩具、代工手機等,成為中國制造的新標誌。而中國也在悄悄地成為海上大國,這體現在中國的集裝箱運輸量、造船產能、港口數量及吞吐量等多個方面。
據英國《金融時報》今年1月報道,航運咨詢公司德魯里(Drewry)的數據顯示,中國航運公司的集裝箱運輸量已經超過任何國家。2015年,中國前五大航運公司共計控制了全球前20大航運公司經手的集裝箱運輸的18%,第二名是丹麥,後者擁有世界最大集裝箱航運集團馬士基航運(Maersk Line)。
▲圖片來源:攝圖網
據《經濟參考報》今年3月報道,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造船三大指標市場份額總體保持世界領先,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分別占世界市場份額的35.6%、65.2%和43.9%,其中完工量居第二位,新接訂單和手持訂單均位居第一。
從集裝箱港口的數量來看,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截至2015年,在全球前50大集裝箱港口中,近三分之二都或多或少有中國的投資,而2010年時的比例只有五分之一左右。
根據海事與貿易數據專門機構勞氏情報(Lloyd’s List Intelligence)的數據,這些港口經手的集裝箱數量占全球的比例已從2010年的42%上升至67%。如果只計算由中國港口運營商直接經手的集裝箱數量,中國的優勢水平會有所降低,但仍很顯著。
德魯里的數據顯示,在全球前十大港口運營商中,中國企業經手的集裝箱數量占總量的39%,幾乎是第二名國家港口運營商的兩倍。
▲2016世界集裝箱港口前10名(數據來源:勞氏新聞)
從港口、船塢到遼闊的大洋,中國企業的身影隨處可見。但在一片繁榮的背後,我們也有諸多的煩惱需要正視。
2016年以來,全球造船業冷酷異常。韓國造船業遭遇“斷崖式下跌”,韓國最大航運企業韓進海運破產,日本造船業複興之路也漫漫無期。大環境不佳,中國也必然受到影響。
去年全年,我國造船業三大指標無一獨善其身,均出現大幅下滑。行業低迷,一些知名造船企業,如熔盛重工、明德重工的造船業務均深陷泥潭。
造船業本應是“去產能”的重要陣地,但如今“僵屍”船企“僵而不死”,與化解過剩產能的矛盾越發突出。我國此前通過淘汰、消化、整合、轉移過剩產能,已將2012年的8000萬載重噸的產能削減至2015年底的6500萬載重噸,然而仍然存在無效產能。業內估計,我國至少還需要去除近2000萬載重噸的造船產能。
航運企業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根據興業證券的統計,國內航運上市公司在2016年的整體凈利潤虧損54億元,其中中遠海控一家就虧損了99億元。盡管這一狀況在今年一季度得以好轉(盈利16億元),但相比規模龐大的營收,效率還遠遠不夠,靠天吃飯的尷尬局面仍未完全打破。
每經編輯 王嘉琦
時隔36個月之後,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4月11日宣布,再啟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的審批。
外匯局4月11日發布消息稱,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提出的擴大開放的要求,國家外匯管理局遵循宏觀審慎管理思路,針對不同類型機構的業務特征,綜合考慮QDII機構管理資產規模、內控合規等因素,秉持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原則,穩步推進QDII各項工作,更好滿足境內市場主體跨境資產配置需求。
央行行長易綱當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目前,中國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比例偏低。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鑒於國內和國外投資者都有需求,跨境資本流動可以平穩高效。
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副總裁謝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進一步放松跨境投資的管理,顯示了我國以開放促改革的決心,也為中國金融進一步開放鋪平道路。”
QDII額度審批再啟
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即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是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下,有條件、有限度開放境內機構境外證券投資的過渡性制度安排。
2006年中國開始開放QDII,這曾經是我國金融對外開放、中國資本市場走向全球的一個顯著標誌,也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到到一定階段,參與國際市場的一個制度安排。2006年~2007年,QDII的相關法律體系和監管框架初步建立。2008年至今,為促進QDII業務穩定健康發展,各監管部門在境外投資範圍、風險管理、額度管理、資金匯兌等多個方面,不斷修訂和完善管理制度。
如今,12年走過,“應該說,對於中國機構和投資人參與全球資本市場投資有很大的貢獻。”謝衛表示,目前,中國有4.2億的有效個人投資者,QDII不僅是中國居民投資者直接參與全球投資的重要渠道,更是踐行普惠金融的有效措施。“比如說,在我們的投資組合里,包括了國內在海外上市的互聯網巨頭公司,很多老百姓非常願意通過參與QDII產品的方式,來分享中國經濟轉型的紅利。”
易方達基金管理公司副總裁範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QDII的意義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滿足了境內的投資主體全球資產配置的需求;另一方面對於資產管理機構的發展壯大,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作為國內的資產管理機構,自QDII開通十多年來,我們的業務能力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提高,產品越來越豐富。從最開始QDII業務是跟境外機構合作,到自己獨立去完成,規模也從小到大,從最開始的幾個億,增加到100多億,整體規模增長顯著。”範嶽稱。
現行的QDII政策框架是:國務院規定QDII總額度;行業監管部門(銀保監會、證監會)負責審核QDII資質,規定境外投資範圍和種類,對機構提出風險管理要求等;外匯局對QDII機構投資額度、資金賬戶、資金匯兌及匯出入進行監督、管理和檢查。
據記者了解,本次啟動的QDII額度審批是外匯局在總結過去經驗基礎上,按照宏觀審慎管理思路,遵循市場化原則,針對不同行業資產管理的特點,按機構類型(分為保險類、證券基金類、銀行信托類)、QDII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內控合規的監管評價,以及提交申請時間順序(先到先得)等,制定了公開透明公正的配置機制,穩步推進QDII各項工作。
按慣例,QDII額度最新情況於每月末在外匯局政府網站上公布,便於市場監督。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稱,QDII制度實施十多年來,樹立了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良好形象,推進了資本項目可兌換,受到國際社會好評。同時,為境內金融機構“走出去”開展國際化經營作了有益探索,為投資者全球配置資產作了有益嘗試。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提出的擴大開放的要求,滿足境內居民配置境外資產需求,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外匯局穩步推進QDII各項工作,對穩步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助推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具有積極意義。
跨境資本流動更平穩高效
2015年3月開始,QDII投資額度一直保持在900億美元左右,至今已有36個月。
根據外匯局網站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3月29日,QDII投資額度審批899.93億美元,其中包括銀行類30家、證券類48家、保險類40家、信托類14家機構。
去年2月份以來,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企穩,我國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漸減小,外匯儲備穩步回升。截至2018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4萬億美元,較2月末上升83億美元,升幅為0.27%。國際收支也趨於平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貶值預期日漸消除。這樣的外匯收支環境也給此次QDII審批額度再啟創造了有利條件。
不過,謝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年,外匯局在金融防風險的前提下,加強了對外匯違法違規行為的管理和處罰,其中就包含了一些QDII機構。在他看來,此次QDII啟動,一方面在額度的審批方面會進一步放開,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會進一步加強對申請機構的審核。
範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肯定會傾向於穩定經營、合法合規使用額度的機構。穩步推進,更好滿足跨境資產配置的需求。
易綱在4月11日的博鰲亞洲論壇分論壇上也對中國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跨境資本流動波動的擔憂做出回應。他稱,目前跨境資本流動平穩。“當我們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時,我們會考慮資本流動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資本流動平穩,這有利於全球配置資源。”易綱表示,從外國投資者角度看,隨著中國股票和債券納入MSCI和彭博指數,外國機構投資者需要配置此類資產,因而需要投資中國股市、債市。與此同時,中國投資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資產。目前,中國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比例偏低。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鑒於國內和國外投資者都有需求,跨境資本流動可以平穩高效。”
中國人民銀行4月17日傍晚發布消息稱,從4月2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央行操作很及時,而且很有力度。”他預計,此次降準將釋放流動性1.3萬億元。
與此同時,此次通過降準置換中期借貸便利(MLF)的操作尚屬首次。央行稱,上述銀行將各自按照“先借先還”的順序,使用降準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MLF。央行有關負責人解釋稱,此次通過降準置換MLF的主要考慮是:當前,我國小微企業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盡管時隔兩年大幅度降準,但這並不意味著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基調發生改變。央行有關負責人稱,此次降準釋放的資金大部分用於償還NLF,屬於兩種流動性調節工具的替代,而余下的小部分資金則與4月中下旬的稅期形成對沖,因此,在優化流動性結構的同時,銀行體系流動性的總量基本沒有變化,保持中性。
釋放萬億流動性
為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銀行體系資金的穩定性,優化流動性結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8年4月2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同日,上述銀行將各自按照“先借先還”的順序,使用降準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MLF。
中信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明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通過降準置換MLF的操作尚屬首次,“MLF的問題主要是占用的抵押品比較多,而且期限比較短,相比之下,降準是深度層次的釋放流動性,並且可以釋放押品,可以減輕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壓力。”對於此次降低1個百分點,明明稱,“超大的幅度,釋放流動性是在萬億元級別。”
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央行操作很及時,而且很有力度。”他預計,此次降準將釋放流動性1.3萬億元。
最近市場利率上漲較快。Shibor(銀行間拆借利率)隔夜4月初回落至2.4460%後現在已經漲至2.6650%;DR007(銀存間質押7日)加權平均價格本月從2日的2.7706%漲到2.9353%;GC007(上交所7天回購利率)也在4月初回落後迅速上漲。
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降準是根據目前市場的實際需要,從比較直接的目的來看,是為對沖即將到期的數千億MLF,但同時也向市場投放了一定量的資金。
事實上,從去年以來市場資金面情況以及銀行體系流動性來看,市場上已經有降準的呼聲。
“過去準備金率比較高,主要是因境外外匯資金的流入,央行投放了貨幣,要把這些貨幣回籠,使得流動性保持比較平衡。而現在,沒有那麽多外部資金大規模流入了,同時現在資金狀況也比較平衡,這樣來看銀行繼續維持比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確實是一個問題,需要適當下調。”連平告訴第一財經,央行上周五發布了一季度信貸數據,很多相關指標都給出了信號。比如,居民的儲蓄存款是負增長,M1、M2增速持續回落至相對較低的水平等。
“這背後是整個金融行業監管持續加強,使得一部分的相關金融業務,比如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都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最近一個季度,從社會融資規模看,比去年同比減少,這是不多見的。”連平說。
連平表示,信貸雖然增加但是增量明顯減少,從需求來看,如果不進行適當調整,有可能市場利率還會進一步上升,甚至一些小的機構會存在流動性壓力。
與此同時,明明認為,此次降準還有一個原因是近期有市場傳言稱,央行將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把存款利率上限放開,會帶來利率上行的壓力,所以釋放準備金進行對沖,總體是要把資金成本降下來。”他說。
但是,連平認為,盡管降準之後再放開存款利率上限,產生的流動性壓力會減小,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不太適宜把僅剩的一些存款利率的上限放開,這容易造成利率水平較大幅度上升,是各方面都不願意看到的。
明明稱,降準對股票和債券都是偏利好,對於樓市的影響,因為目前樓市限購還沒有放開,還需要再觀察。
降準對沖MLF
值得註意的是,央行對此次降準釋放資金用於置換MLF的說明。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對部分金融機構降準以及置換MLF的操作,主要涉及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這幾類銀行目前存款準備金率的基準檔次為相對較高的17%或15%,借用MLF的機構也都在這幾類銀行之中。其他存款準備金率已經處在較低水平的金融機構不在此次操作範圍。
具體操作分兩步:第一步,從2018年4月25日起,下調上述幾類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第二步,在降準當日,持有未到期MLF的銀行,各自按照“先借先還”的順序,用降準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MLF,降準釋放的資金略多於需要償還的MLF。以2018年一季度末數據估算,操作當日償還MLF約9000億元,同時釋放增量資金約4000億元,大部分增量資金釋放給了城商行和非縣域農商行。
該負責人亦解釋了,此次通過降準置換MLF的主要考慮是:當前,我國小微企業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為了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可以通過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置換一部分央行借貸資金,進一步增加銀行體系資金的穩定性,優化流動性結構,同時適當釋放增量資金。
具體來看:一是可以增加長期資金供應,銀行資金成本將有所降低。置換MLF使商業銀行付息成本有所減少,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二是釋放4000億元增量資金,增加了小微企業貸款的低成本資金來源。人民銀行將要求相關金融機構把新增資金主要用於小微企業貸款投放,並適當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改善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上述要求將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
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基調不變
盡管這是央行時隔兩年來的第一次降準,且幅度較大,但連平表示,“這不能說是新一個周期的開始。此前,自2014年以來央行連續8次降息,而這次會否持續下去,還存在疑問。從目前各種背景看,還沒到上次2014年二三季度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那種局面。”
連平對第一財經表示,穩健中性是一個基調,並不意味著不能向松、向緊作調整,在目前的流動性、社會融資規模負增長、資金到期有需要等多種情況下,如果不采取政策,那麽有可能貨幣政策就偏緊了,所以適當的調整和對沖,是保持穩健基調的體現。
央行有關負責人稱,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保持不變。此次降準釋放的資金大部分用於償還MLF,屬於兩種流動性調節工具的替代,而余下的小部分資金則與4月中下旬的稅期形成對沖,因此,在優化流動性結構的同時,銀行體系流動性的總量基本沒有變化,保持中性。同時,還要看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為了防範金融風險,仍需保持相對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
對於此次降準的時機,連平認為,如果房價持續上升,成交量很大,無疑是火上澆油,現在看增速下降,有利於政策做相關調整,各方面指標看都沒有過熱跡象。包括資產價格、股市都是處在偏低的水平盤整,這種情況下,降準是選擇了比較好的時機。
央行表示,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