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雷士創始人、原CEO吳長江的刑事案件進入敏感期時，昨天(29日)下午，雷士照明(02222.HK，下稱雷士)的民事代理律師、中銀(珠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張巖，在雷士大股東德豪潤達(002005.SZ)的珠海總部，針對社會上一些傳聞進行回應。

張巖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澄清說，惠州公安部門對吳長江一案有管轄權;雷士董事會去年罷免吳長江CEO職務合法，至今雷士沒有收到吳長江指控雷士程序不合法的法院傳票;此外，吳長江涉嫌挪用公司資金的擔保行為，並不能等同於購買理財產品行為。

而吳長江的代理律師熊智1月29日上午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電話采訪時，對惠州公安部門對吳長江一案的管轄權提出異議，最近準備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

管轄權的“拉鋸”

針對熊智“惠州公安部門沒有管轄權”的說法，張巖說，根據公安機關管理程序的相關規定，涉嫌犯罪人員的犯罪地和居住地所在公安機關有管轄權。

張巖表示，從犯罪地的角度看，吳長江涉嫌挪用資金，雖然犯罪發生結果的地方在重慶，但是“雷士中國(重慶)”作為結算中心，它的資金是從惠州生產基地調過去的，這是犯罪預備。所以，犯罪行為發生在惠州。從居住地的角度看，吳長江的身份證、戶口本顯示的居住地都是惠州，他還是惠州雷士光電的法人代表，他經常要回惠州辦理相關手續。所以，無論是犯罪地還是居住地來看，惠州公安部門對吳長江涉嫌挪用資金一事都是有管轄權的。

熊智表示：“(吳長江)涉嫌的事實發生在重慶，而在重慶辦理此案，成本比在惠州低很多。”他認為，惠州當地政府積極介入此事，是因為雷士承諾把總部從重慶搬回到惠州。“我剛從惠州回來，後續還會有資料公布”。

對此，張巖回應說，首先，中國法律適應全中國。其次，以事實說話。“我沒看到哪個地方政府積極來處理這件事，或者哪個地方政府消極來處理這件事。我們(指雷士)接管重慶萬州基地、雷士中國(重慶)總部，都是在取得(重慶)地方政府支持下實現的，它出於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我沒看到惠州當地政府很積極。”

吳長江因涉嫌挪用公司資金於今年1月12日下午被惠州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張巖說，由於他不負責刑事部分，所以不清楚案件的具體進展。“吳長江已經被正式逮捕。按規定，會有一個法定期限，如果吳長江被認為構成犯罪，他將會被移送法院，由檢察院提起公訴。”最近網上有些傳言，“不管是否造成負面影響，我們也有必要進行澄清”。

吳長江反起訴失敗?

去年8月8日，雷士董事會罷免吳長江CEO職務，引發“雷士風波”。隨後，吳長江對外稱，已就雷士罷免程序的合法性提起多個法律訴訟。

張巖說：“我們股東8月8日把雷士中國的公章拿過來，不是搶過來，是吳長江吩囑手下拿過來的。”雖然股東(指雷士大股東德豪潤達的人士)進入現場，雙方發生肢體沖突，但是“公章是吳長江手下打開保險櫃交出來的”。

針對吳長江方面在多個地方提起的七個法律訴訟，張巖說，時間過去接近半年，這些起訴並沒有真正落地。

去年8月，吳長江以惠州雷士公司的名義起訴王冬雷，要求返還雷士中國(重慶)的營業執照等證件;還以雷士中國的名義起訴王冬雷，要求王冬雷返還公章;同時還以重慶雷士公司的名義起訴王冬雷、肖宇，要求返還公章及營業執照等證件。

張巖說，惠州雷士營業執照變更完成後，吳長江現已不再是惠州雷士的法人代表，根據公司申請法院裁定按撤訴處理;另外，雷士中國法人代表的工商變更早已完成，法院雖未最終判決，但訴訟已無實際意義;而重慶雷士的起訴，雖法院尚未最終判決，但“外經貿部門的前置審批已經通過了，剩下變更(重慶雷士法人代表)的工商登記了”。

其他訴訟方面，由於香港上市的雷士是在開曼註冊的，吳長江去年8月還分別在開曼、香港提起訴訟，認為罷免的程序違法、結果無效。“但到今天為止，雷士沒有收到法院的傳票，這說明起訴後續沒有跟進，或者起訴不成立。客觀上沒有訴訟成功。”

從結果看，張巖說，從惠州、重慶到重慶萬州，都是當地政府協助雷士股東(董事會)進場接管雷士中國總部和惠州、萬州基地。“如果董事會決議不合法，政府會同意嗎?”

此外，吳長江指控王冬雷侵害德豪潤達公司利益的兩個起訴，現在也沒有結果。

借離婚轉移財產?

網上有說法稱，吳長江質押雷士資產合法，一是股東沒損失;二是不必報備;三是質押是理財行為。

“我們還原事實吧”，張巖拿出一疊當時質押合同的複印件說，吳長江的五個關聯公司去銀行借貸，涉及中國銀行、民生銀行、工商銀行共5.73億元借款，同時吳長江以雷士中國的名義為這些借款提供擔保，擔保資金額與上述借款相當，這些擔保的錢目前已經被銀行劃走。“(雷士)損失已經造成，而且是重大損失。”

至於程序問題，張巖說，吳長江作為雷士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香港雷士及孫公司雷士重慶的CEO和執行董事，涉及這麽大金額的抵押擔保，“他是應當向股東會、董事會披露的，高管人員對公司是有忠實義務的”。

熊智曾說，吳長江的質押行為涉及為雷士中國理財。對此，張巖反駁說，“銀行給質押資金一個優惠的利率，這是與理財完全不同的事。”而且，後來吳長江五家關聯公司的銀行借款都到期沒還，雷士中國專項擔保的錢最後全部被銀行扣押。

“吳長江涉嫌挪用的錢是否達5億多元，到底他的五家關聯公司借款去了哪里?將由公安機關、檢察院來查，正常就正常，不正常，吳長江就涉嫌犯罪。”張巖說。

一位接近雷士的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2014年7月吳長江已與他的妻子離婚，是有預感東窗事發而通過離婚轉移財產。對此，熊智1月29日表示，預計將在下周對相關事宜做出正面回應。

2012年末我考慮買房，這需要花費我近300萬流動資金。誰知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孫姐時，她幾乎笑掉大牙。“有錢人和一般人的思維真是不一樣的。”這是“有錢人”孫姐的一句口頭禪。

在孫姐那里，錢是用來生錢的。在她判斷彼時已市場資金面從緊、房價上升空間有限時，她開始攛掇我把錢交給她打理：“你把300萬放我這里，月息2%，每月15日你都會有6萬塊錢到賬。”

孫姐，在東部沿海城市明里幹著擔保公司，暗里幹著放錢賺息的生意。她是“愉見財經”專欄“高利貸奇葩事”上集《孫姐跑路記：40萬換美國L1簽證跑全家》中的主角。2012年，孫姐的資金“過山車”扶搖直上;但2014年，一個急轉沖向谷底，這才有了上集中的跑路故事。

孫姐的生意經

能支付我2%的月息，孫姐靠什麽本事賺那麽多錢?

孫姐的公司賺兩種錢。第一，公司有一塊正兒八經的擔保牌照，為一批貿易類企業的銀行融資做擔保，主要靠房產“二押”(余值抵押)模式做風控(銀行一般不接受余值抵押)，明面上賺取3%～5%的擔保費。第二，孫姐的公司也自己放息，其中不少借貸遠超同期銀行利率4倍，因此也就是個高利貸。

孫姐的放息業務中，占相當比例的一塊，是給企業客戶的銀行續貸做“過橋”。由於精準掌握著貸款銀行(不少本就是擔保公司的合作銀行)是否對續貸進行批複的信息，因此這項業務風險小、收益大。

甚至，憑著和支行們的良好關系，她還可左右貸款放下來的時間，讓銀行人士幫忙拖延，以便她能賺到更多天的利息。

放息得有本金，孫姐的錢從哪里來?她有三條路徑。

第一，靠保證金“抽頭”，這種做法幾乎是擔保行業中公開的秘密。對一些獲貸困難或是抵押物不足的企業客戶，孫姐會要求對方將融資的20%～30%留下作為所謂的“保證金”，而其實是她雁過拔毛獲得了一筆免費資金。

第二，靠民間融資，正如上述孫姐給我的“理財”建議。這一路徑下，孫姐的資金成本是月2分，放出的資金利息均高於月3分。當然，由於這種負債成本較高，所以孫姐並不歡迎長期資金。

第三，孫姐自己手頭還掌握著若幹貿易類殼公司，專門用來和擔保客戶們形成聯互保模式在銀行貸款(聯互保+擔保公司擔保模式)。

“銀行追著我放貸”

介紹完孫姐的“盈利模式”，回過頭來說說她在當時的流動性情況。讓我把錢投給她，在2012年末說出這句話，孫姐可是一番美意。“你可別以為我缺資金，現在銀行都追著我放貸，我們公司已經很少從民間集資了。”孫姐頗有幾分為我開了後門的意思，她的擔保公司生意紅火，不乏獲取低成本資金機會。

記得彼時在孫姐辦公室，我的確遇到過銀行人士，拜訪孫姐就為求她幫忙貸點款出去，因為行里信貸額度多出來，貸款放不出沒業績。

所謂“放不出”，實則“不敢放”。在孫姐所在城市，自2012年頭上便開始了鋼貿風險，此後蔓延到木材、水產等貿易企業，一眾銀行開始發風險提示，忙不叠收貸，對新增貸款暗中實施多個行業禁入政策。而這些，可都是銀行從前消化大量信貸額度的地方。

現在回頭想來，2012年是個值得玩味的年份。從我接觸到的銀行基層業務情況來看，那時，舊有的放貸思路式微，曾經受寵的行業和一些諸如貨押、連互保純信用的貸款模式被證明高風險;然而，舊的破了新的卻還沒立，即便市場上一大批中小企業仍然缺錢，但銀行們並沒有創新出好的貸款模式來對接，除了一貫的抵押物依賴，孫姐這樣的民營擔保公司增信，也算是一種上級行還能批得下來的模式。

銀行還有額度、中小企業還有需求，只是大家都怕了。結構性失衡的局面下，路徑依賴的支行長們需要孫姐。

踩時點高手

一直到2013年，孫姐都是洋洋自得的。她的成功，也在於那些年她的職場進退跟著貨幣政策大勢步步為營，每個選擇都踩在的時點上。

孫姐其人，和很多民間資金客不同，她是“正規軍”出身：名校科班畢業就進入了國有大銀行，從小跟班一路幹到支行副行長;隨後踏著貨幣大投放和城商行跨省經營招兵買馬的節奏，孫姐跳槽去了一家小銀行，在新東家明顯靈活於大行的績效薪酬和靠創利提“費用”的管理體系下，孫姐帶在身上的存貸款關系戶便是“搖錢樹”。

城商行跨省經營，頭幾年的規模比拼和“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這事尤為重要;而跨省而來的它們，實際卻缺乏和本地企業合作了解的根基。雙重壓力之下，諸如“三材”貿易類企業這樣的融資額度大、利息上浮多、還肯配合銀行“以貸轉存”等的能快速提升業績的業務，便成了法寶。孫姐做法也不出其外。

不過，她終究看得清，一旦貨幣政策收緊，玩著“十鍋九蓋”的企業必將原形畢露，資金鏈告急，而這個時候，還留在銀行就要為自己的爛攤子收場，恰恰是民間金融機構能靠銀企的危難發財。

更何況，幹過兩家銀行、帶出了一批手下的孫姐，有的是行業人脈關系。她的前下屬也有升職和跳槽，漸漸的，她在當地多家銀行都有一兩間“合作支行”，和支行長關系相當鐵。而這些，都反過來成了她經營擔保公司的渠道資源。

於是，在短暫的離行審查以後，孫姐自2012年進入民間金融行業，一路如魚得水。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或許是一路順風順水讓孫姐的金融嗅覺不再靈敏，她未料到在2012年還是銀行們認可甚至依賴的民營擔保模式，一年多以後也上了內部風險預警名單;或許是和幾名支行長的關系太鐵讓孫姐掉以輕心，她未料到從總行一路布置下來的信貸政策轉變會讓她的計劃不受控;或許是2013年手頭資金一多頭腦發熱，孫姐開始了短貸長投的不歸路。

天若欲其亡，必先令其狂。比違約風險更猙獰致命的往往是流動性風險。

2013年，孫姐的擔保公司接連投出三個項目，有收爛尾樓、也有買公司股權等上市。我曾問過她，資產端都是兩三年里變不了現的項目，和負債端期限錯配得太厲害怎麽辦。然而那時太多開放著的融資渠道讓孫姐根本不愁資金，她天天愁的是到哪去找好項目能覆蓋其負債成本還能賺大錢。

很少有人會在不下雨的時候帶雨傘，就像孫姐很難在資金過多的時候想到銀行會收水。貪婪讓人盲，即便是像孫姐這樣熟知金融理論的專業人士。

終於，從2013年底開始，在孫姐所在的城市，一大批擔保公司代償率直線上升，民營擔保公司模式逐漸上了孫姐合作銀行的內部黑名單。孫姐開始疲於與各家還對她留有授信的分管部門業務人士吃飯應酬，以求得到銀行繼續支持，但這一切都收效甚微。

有的銀行也算是“老關系”了，授信額度還給孫姐保留著，但這就是個“空架子”，單筆業務也要上貸審會，貸審會已一般不再通過民營擔保模式。孫姐如是告訴我。

我在去年下半年獲取的一份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孫姐所在的這一東部沿海城市，72家持證融資性擔保公司還能正常經營的只剩30家左右，即只剩四成公司還“活著”。

孫姐“滑鐵盧”

兩件事情加速了孫姐“滑鐵盧”時刻的到來。

第一，孫姐始料未及的是，她以為自己公司投了優質資產，能夠加強銀行對她的信心，但某家給了孫姐大額授信的合作銀行的反饋卻是加速收貸，因為孫姐挪用了信貸資金，這反而讓銀行慌。

第二，禍不單行的孫姐再遭違約風險。如上文所述，孫姐的擔保公司做了大量房產“二押”業務，這看似低風險的業務模式真到檢驗時漏洞百出。

打個比方：假設貸款客戶一套價值500萬的房產抵押給銀行，已經貸出400萬;客戶還需要100萬融資，就把100萬余值“二押”給孫姐。然而，這一當時看起來很安全的擔保融資模式，眼下遇到的問題是，當客戶出現壞賬後，其一，客戶必須先還清“一押”的銀行欠款400萬;其二，他可能發現房產不值500萬，當時評估價是被高估的，房產只值450萬;其三，即便不是三次流拍，拍賣的價格往往低於房產的市場價，很可能成交價只剩410萬～420萬了;其四，客戶還需要支付銀行貸款的罰息，加上拍賣費用、律師費用等各項開支，這樣一來，剩下的10多萬也可能耗盡。

“這還算是好的，更扯皮的情況是，客戶的民間債主先來查封房產，或者客戶轉移了其他房產，稱抵押的這套是他的‘唯一住房’，這樣我們連主張追償都很困難。”孫姐說。

【相關報道】

高利貸奇葩事（上）孫姐跑路記：40萬換美國L1簽證跑全家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2/4579775.html

“瘋牛”行情確立以來，融資融券的監管政策和業務規則調整頻頻引發市場波動。

4月28日大盤再現震蕩調整，只因盤中中信證券大面積調整兩融標的折算率的消息不斷發酵。但這一次，兩融業務不再是誘發市場波動的“罪魁禍首”。

“這並不是超預期的事，加杠桿、降加杠桿，市場過去也經常使用。”多位券商業內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稱，中信證券此次調整兩融標的折算率，屬於券商兩融業務的正常動作，對市場和個股後期走勢並無必然直接的強關系。

中信證券如此大面積的調整兩融標的折算率也與當前市場迅速上漲行情有關。短期漲幅一向是券商調整兩融標的折算率的重要標準之一。但業內人士也強調，融資客尤其是不適用調整後折算率的存量倉位，更應在此過程中加大自身風險控制，建好自身的“風險池”。

“這都不是事”

在業內看來，市場對中信證券將658股兩融折算率降至0的恐慌，更像是在為29日大盤調整“找理由”。

早在3月26日，申萬宏源“為及時有效防範風險、保護投資者權益”，就對1071只標的進行了擔保折算率的下調。其中，400只股擔保折算率從0.45被下調至0.35，另外671只股的擔保折算率從0.5下調至0.45。

中信證券此次調整，也在4月27日就發布了相關通知，調整結果當天起已生效。通知的附錄文件中，公布了此次涉及到的2731只標的調整情況。擔保折算率上調的共有1698家，下調的有1032家，其中包括658只個股擔保折算率調整為0。

“大盤突破4000點後，市場本身就聚集著釋放快速上漲所帶壓力的需求。這則降杠桿的消息，更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放大了市場調整的壓力，但並不具備直接必然的聯系。”申萬宏源理財研究部總監、首席分析師桂浩明向《第一財經日報》說。

桂浩明稱，調節兩融擔保折算率是各家券商本身的自主行為，按慣例一般分為定期和不定期調整，其中，每季度的定期調整是各家必須要做的規定動作。時間上或按自然季度、或按照定期報披露的季度劃分。同時根據某一階段的行情、自身資金供應狀況、客戶需求、風險判斷等，券商也會自主調節兩融杠桿。調整的途徑，都是通過調入調出、保證金比例、折算率等。

“類似中信這次幾百只標的折算率降為0，確實不太多見，但結合當下市場行情，也不足為奇。目前市場出現了大量股票的上漲，調整的範圍普遍會較以往更廣一點。無論大小券商，在大盤和個股越走越高時，都會不同程度的降杠桿。”桂浩明還強調，折算率的下調對市場影響主要體現在杠桿縮短後對融資買入力量有一定削弱。但在融資余額與可流通市值25%的比例控制紅線內，直接影響極為有限，更很難對個股走勢產生本質性的影響。

某券商兩融業務部負責人更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券商兩融折算率調整對大盤走勢“並不算是事”，折算率主要是對保證金可用余額有影響，調為0但未調出兩融標的範圍，相當於這只股票不再有擔保能力，無法新開倉融資買入。但這類調整僅對新開倉起效，已開倉的用戶不受影響。

券商態度日趨謹慎

上述兩融業務部負責人認為，中信證券此次將658只個股擔保折算率調整為0，是券商對兩融杠桿態度日趨謹慎的典型體現。

“在兩融火爆之前，券商實際上都以自身融出資金不虧損為主，來制定風控體系和各項指標，不太會考慮客戶的虧損情況。現在券商會加大對客戶的保護，收緊各項指標和縮短杠桿。比如華泰將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調出，顯得過於謹慎，中信證券這次調整也有這個趨勢，畢竟如果客戶因為虧損而流失，也會對券商帶來損失。”

此前，申萬宏源在3月大面積下調擔保折算率時也強調，今年以來小市值股票大幅上漲，部分個股漲幅驚人，已脫離了基本面，累積了較大的投資風險，一旦股價回歸理性，將可能會給客戶造成較大虧損。

在兩融風控相關指標上，券商的謹慎也可見一斑。在擔保折算率被中信證券降至0的個股中，包括有中國南車、中國北車、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船舶、全通教育、西部證券等。《第一財經日報》從中信證券了解到，調整涉及的個股還包括上市公司凈資產小於0、最近財務報表凈資產收益率小於-5%、停牌超過10個交易日、過去120交易日漲幅超過300%、市盈率大於500倍。

桂浩明介紹稱，兩融折算率調整標準有行業規則可循，但落實到每個券商則各有不同。折算率標準原則上，主要考慮各家券商兩融標的凈資產收益、短期漲幅、流動性即一段時間內的換手率等情況，但在具體數據設置上，則根據不同券商的風險偏好和業務運營情況而各有不同，部分券商還可能會設置附加指標。

“對於市凈率超過15倍甚至20倍、市盈率超高且基本面難以支撐、融資余額占流通市值股比接近25%紅線、重大事項具有風險等個股，我們一般會在定期調整中篩選出來，再由研究員進一步判斷，最終確定如何調整，中信證券的相關指標，態度明顯是極為謹慎的。”上述券商兩融業務負責人稱。

兩融客戶不買賬

“雖然不必要為折算率調整而過分擔憂股價走勢，但是當股票漲幅太快、股價太貴，投資的杠桿跟就應該放得短一點。”在桂浩明看來，券商謹慎對待兩融杠桿調整是保護自己，更是在保護投資者。

然而，券商這份“好心”，或還未充分博得投資者認同。

上述券商兩融負責人就透露稱，在該券商此前調整擔保折算率後，曾多次引起客戶的不滿。“兩融客戶不會在虧了錢之後抱怨折算率太高，或者歸咎於券商未做好風險警示、將標的調出兩融範圍。但他們會在下調折算率後，抱怨券商未把杠桿放到他們滿意的程度。在他們眼中，融資就是一種工具，他們不會在意券商通過調節折算率而釋放的風險提示、投資策略引導等。”

然而，從多次現場檢查情況及處罰結果通報，到本月初證監會再強調兩融業務合規和風險管理，加強風險把控已經成為兩融業務的核心主線。

“這是第一次在杠桿背景下出現的牛市，整個市場都很重視。不希望因為杠桿的原因出現較大的風險，這是自上而下一致的觀點;即杠桿業務可以做，但一定把控好風險。”桂浩明還同時指出，就券商來說，嚴格按照標準來操作兩融業務已達成共識，這種考慮也是出於控制風險，尤其是部分中小投資者現在可能根本不具備承擔兩融業務風險的能力。

此外，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靈活調度杠桿率也極為重要。桂浩明表示，券商近期對兩融折算率的調整就是具體體現，最終目的也是讓杠桿發揮最大的效果，同時嚴格控制風險。

大批擔保公司先後倒閉，曾是河南省留給國內民間金融業亂象的一個縮影。

現在，河南終於交出了一份初顯整頓成效的答卷。在這個民間金融業活躍、但也有些紛亂的省份，走出了第一家奔向資本市場的新三板上市公司。

4月28日，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鑫融基金控”)舉行新三板掛牌新聞發布會，宣告公司成為國內第一家金融控股型的新三板掛牌公司，股本總額在已掛牌的2000多家“新三板”已掛牌企業中位列前四。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鑫融基金控的前身，正是成立於2006年的鑫融基投資擔保有限公司，彼時，河南省的擔保公司數量僅有100家。

隨後的2008年，河南省的投資擔保行業迎來迅猛發展，到了2010年底，全省的擔保公司數量已經猛增至1640家，約占全國擔保公司數量的四分之一。

但是，從2011年開始，不斷有擔保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資或無法按時兌付客戶本金，頻繁出現老板失聯、公司倒閉，引發大批客戶不滿。

這一亂象曾讓當地政府頗為頭疼：原本用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的擔保公司，怎麽就成為了非法集資的工具?

如何規範擔保公司的發展，便成為當地政府頗為緊迫的難題。

此時，鑫融基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的發展路徑，便成為舉省上下關註的焦點。

鑫融基金控總經理朱艷君說，河南的很多擔保公司之所以出事，大多是因為偏離了擔保行業的本質和發展軌道。而鑫融基從最初的成立開始，便定下了以融資性擔保為重點業務。

所謂融資性擔保，是指擔保公司通過向銀行存入一筆保證金，獲取銀行的一點倍數的擔保授信，之後，再根據授信額度，為需要融資的中小企提供擔保。

“無論是擔保，還是小貸、典當、融資租賃等類金融機構都是對主流金融機構的有效補充，就鑫融基而言，除了年檢時比較嚴格之外並沒有受到規範整頓的影響。”朱艷君說。

之後，圍繞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鑫融基擔保的業務範圍，也從最初的擔保，逐漸擴展為包括小貸公司、典當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金融和類金融機構的金融控股集團，並開始由最初的單一債權融資服務，擴展為包括股權投資、債權投資、項目投資、資產管理和並購重組等在內的多元化金融服務。

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鑫融基金控董事長年永安說，未來，公司仍將圍繞中小企業，做唯一客戶。這個客戶一旦需要融資，鑫融基優先聯系銀行，銀行貸款能解決的由銀行貸款解決，銀行貸款解決不了的，由小貸公司、融資租賃公司解決，如果客戶需要股權投資，可以通過基金管理公司募集的資金解決，相當於一籃子把客戶的融資問題解決好。

“確實，我們是在主動收縮我們的擔保業務。”集成金融（03623.HK）執行董事、行政總裁陳暉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毫不諱言其業務結構的調整。

近日，集成金融發布半年報顯示：其融資擔保業務的收益降幅約37%，非融資擔保業務收益下降52.6%。

2013年登陸香港聯交所時，集成金融曾震驚過整個擔保業，因為，這是國內擔保業中首家上市公司。但目前其擔保業務已在收縮中，而近年來整個擔保業亦不消停。

“只能說，融資性擔保行業設計就有自身的特殊性、階段性和局限性，民營資本已經證明不適合進入擔保業，相信目前這種狀態在短時間內還無法改變。”廣東南方金融創新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淵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擔保“第一股”的主動收縮

總部位於廣東佛山的集成金融的半年報顯示：2015年上半年，集成金融已發行融資擔保最高總額約為7.3億元，來自融資擔保業務的收益約為1260萬元，降幅約為37%，占集團總收益約30%。

對於擔保業務收益下降，集成金融解釋稱主要由於中國宏觀經濟處於調整時期，信貸規模受限導致融資擔保行業整體低迷。

另外，其非融資擔保業務的收益同比下降52.6%至約人民幣90萬元，占集團總收益約2.1%。

“確實，我們主動收縮了擔保業務，主要是我們退出了一些正在轉型的行業，對於傳統經濟和已經不具有生命力的行業支持力度在減弱，在未來的經濟形態里面我們會更多地關註大消費，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策略性的轉型。”陳暉說。

但即便如此，集成金融依舊取得了期內溢利（凈利潤）大幅攀升132.5%的好成績，業績貢獻替代者是其新拓展的財務顧問業務，其同比大幅攀升約269.6%，占集成金融總收益約40.5%。

民營融資性擔保起飛於2008年，但自2012年起就危機四伏，風險接連爆發。2012年廣州爆發華鼎創富事件，這幾乎將廣州的擔保業致殘，後續處置一直持續到2014年。

2014年7月，位於四川的匯通擔保東窗事發後，引爆整個四川擔保圈，上百家處於民間借貸鏈條上的擔保公司、居間公司(也稱理財公司)和借款公司卷入其中。同樣在2014年，河北海滄資本前法定代表人姜濤跑路牽涉出河北融投違約事件，數十家信托公司被拉下水。

“融資性擔保行業本身設計就有其特殊性、階段性和局限性；廣州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也不例外。我了解到的數據是，現存融資性擔保公司53家，與2014年底的數據差不多，但有增加，也有退出，增加的幾乎都是國資背景，現存53家中，有正常融資性擔保業務不到10家，2015年有新增業務不到5家。”李淵在評價自華鼎創富事件以來廣州擔保業的情況時如是說。但該數據未獲證實。

一組來自廣州金融辦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全市融資性擔保機構53家，21家融資性擔保機構退出融資性擔保市場。行業凈利潤虧損0.44億元。由於不少中小微企業無法歸還到期貸款，造成融資性擔保機構代償規模和代償率有所增加。截至2014年末，擔保代償余額15.23億元，較上年末增長94.26%，其中融資性擔保代償余額15.18億元，較上年末增長94.12%。

李淵甚至認為，目前擔保業這種狀態在短時間內無法有太大改變。“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融資渠道先天不足，股東結構薄弱、註冊資金不能完全保證到位的背景下，起步階段又碰上‘華創’事件，即便在國家大力提倡推動擔保公司發展的今天，銀行資金也不大可能流向民營的擔保公司。”

多渠道轉型

“銀擔合作的邏輯是，在銀行不願放貸的情況下，通過非商業化的手段促進銀行放貸，這種挑戰銀行偏好的行為只能以‘國有隊’的公信力做支撐，尤其是在目前經濟下行，中小微逾期風險逐漸攀高的背景下。”鴻誌中基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岸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在‘國有隊’之外，‘民營隊’已與銀行已漸行漸遠了，民營企業也用自己的教訓證明這是一次失敗的試驗，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性擔保本身具有普惠性、政策性，而民營擔保公司的初衷卻是套利、投機。”陳岸說。

除了這些還立誌於開展擔保業務的公司外，國內一擔保公司內部人士接受本報采訪時透露，國內有些擔保公司幾乎是處於“三無”階段：無經營團隊，無正常業務，無經營場所，徒有一塊牌照，甚至地方的監管部門也在主動勸退這些“僵屍”擔保公司。

如今，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正在進行三方面的轉型：第一是完全退出擔保業；第二是轉戰互聯網金融；第三是開展訴訟保全擔保業務。

數據顯示：在廣州，自2014年6月份開展訴訟保全擔保業務以來，全市20家融資擔保公司累計完成訴訟保全業務928筆，在保金額56億元。該業務為擔保公司指出了一條生路，“廣州絕大多數融資性擔保公司都在轉型，專註訴訟保全業務，目前能夠正常開展此項業務大概40家左右。”李淵說。

而轉戰互聯網大致有三條路徑：第一是和P2P合作中小企業貸；第二是和互聯網金融平臺合作個人消費貸；第三是自己成立互聯網平臺。

“在前期‘P2P+擔保’的合作模式中，你可以看到很多是非融資擔保公司在幹著融資擔保公司的事，所以出現了諸多不規範的做法，這也為融資擔保公司提供了一個機會。但通過互聯網融資的一大問題是資金成本太高，企業難以承受，這就要求擔保公司自己少賺點，以實現三方共贏。”陳岸說。

“我認為，未來只有兩類主體可以玩轉融資性擔保：一是國有的，政策性擔保，有地方財政做後盾；二是作為大型金融集團內部的一個板塊，與其他兄弟公司共謀發展。”李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