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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銀行副董王幼章 鐵血裁員無懼抹黑 自認對的就別管他人

凱基銀行副董事長王幼章，七年前從花旗銀行亞太區商業銀行處負責人轉任開發工銀資深副總經理，等待他的是士氣低迷、虧損連連的重重考驗，他的鐵血作風在內部引發反彈，他如何堅持改革打贏勝仗？

撰文•梁任瑋

周末上午六點，當眾人還賴在溫暖的被窩，大直河濱公園旁的草地，一群年紀已屆四、五十歲的大叔們戴著手套、拿著壘球認真地練習，他們的目標，是要蟬聯公司年度壘球冠軍，但這樣的企圖心，三年前的他們從來不敢想像。

領隊凱基銀行副董事長王幼章站在場邊嚴肅地說，「這攸關面子問題，不得不拚。」原來，激起這群大叔不服輸的動力，來自三年前開發金控舉辦的一場壘球賽，當時，王幼章擔任開發工銀企金執行長，他帶領同事倉卒成軍參加比賽，由於沒有準備好就上場，果然，第一場就被打爆了。

求勝決心︾

﹁別小看大叔自尊心﹂，帶隊練習壘球奪冠第一場就被淘汰，回來之後，王幼章對同事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如果我們不練習，永遠就是第一場比賽就被淘汰，要麼以後就不要參加比賽，既然要參加，就不要做半吊子。」為了扳回一城，他要求同事每次比賽前的兩個月，每周六上午六點一定要到球場練球。

「不可能啦！我們的體力怎麼跟凱基證券那些二十幾歲的小夥子比？」一開始，開發工銀的同事個個怨聲載道，不僅因為要犧牲自己的休假時間，更重要的是，「大家並不覺得為一場壘球比賽得獎，是一件值得付出的事！」王幼章說。

儘管同事參與意願低，但王幼章還是每周下場陪同練習，「不要小看大叔的自尊心。」他說，因為自己帶頭做，同事們也不好意思偷懶休息，加上開發工銀的壘球隊是開發金控所有參賽隊伍中練習最頻繁的，果然犧牲半天假日的付出終於得到成果，不僅隔年成績大躍進，第三年甚至拿下冠軍。

壘球隊逆轉勝的故事，正好呼應開發工銀這幾年的轉型成功，而王幼章正是推動改革的關鍵人物。

七年前，王幼章的名字在台灣金融圈非常陌生，雖然他的工作資歷豐富，曾任花旗銀行、亞洲新聞集團（News Corp Asia）總經理、百事可樂國際亞太區總經理，但因為上班地點都在海外任職，幾乎沒有什麼台灣企業界人士認識他。

二○○八年，開發工銀亟欲重振企金業務，開發金控大股東辜仲瑩透過開發金控總經理楊文鈞介紹，想挖角任職花旗銀行亞太區商業銀行處負責人的王幼章回台，沒想到，一向勇於接受挑戰的王幼章卻猶豫了，「第一，我從未真正在台灣的公司任職過，第二，我已離開台灣二十多年，如何融入本土企業文化，是很大的挑戰。」連朋友都持反對態度。

但辜仲瑩的一句話說服了他，「Eddie（王幼章英文名字），你身為一個台灣人，二十幾年都在海外工作，在五十歲的時刻回頭看，如果可以把我們的業務做起來，這將是無可取代的成就感。」就在眾人反對的聲浪中，王幼章離開了花旗，回台接下開發工銀企金執行長的職務。

那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王幼章一接手，首當其衝的就是全球經濟不佳、業務難以開發；其次，他面對的是一群早期中華開發士氣低迷、人力窘迫的組織，「工業銀行這幾年受制於法令限制，在台灣的發展持續萎縮，再加上長久以來累積的沉屙，王幼章要做好並不容易。」一位開發金控前高階主管透露。

改革受挫︾

重新整頓內部組織，黑函耳語滿天飛「巴士就要開了，你們要麼就上車，不然就離開，但不要擋在巴士門口不讓我開車。」王幼章上任之後，直接對同事這樣說，「你們可能還抱持很多懷疑，因為你們過去的工作習慣，讓你們看不到未來的願景。」可想而知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反對力量也隨之而來，「不少員工都另謀高就了。」王幼章坦言，初期他的作法引起很大的反彈，推動很多事情的進度都不如想像中順利，黑函、耳語不斷，來自辜仲●的支持，固然是讓他無後顧之憂持續改革的動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想著，「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對的，那麼不管其他人的意見是什麼，都應該在這裡畫下句點。」王幼章如今在管理上展現的自信，源自於二十多年前，他在職場上遭遇的一件嚴重挫折。

當時才二十八歲的他，已是百事可樂台灣分公司的行銷主管，當時亞洲區主管想拔擢他擔任百事國際亞太區行銷主管，但他的老闆私底下告訴他，﹁你是一個台灣人，英文能力不好，我很擔心你將來在與美國總部溝通會有很大的問題，如果你要接這個位置，勢必得重修英文。﹂「那天回家，我為此痛哭了一個晚上。」這番話讓一路在職場非常順遂的王幼章自尊心完全崩潰，但他沒有選擇逃避，為了補足自己的缺陷，他找來專業的外籍家教，每周六上一整天的商務英語，「那一年的砍掉重練，完完全全改變我後來二十幾年的職場生涯。」王幼章說。

面對弱點︾

花一年時間重練英文

改變二十年的職場生涯

一年之後，王幼章的英文能力突飛猛進，他不但可以順暢地在美國總部對著全球一級主管進行一個小時的英文簡報，後來也讓他得以非金融背景的身分，進入花旗銀行任職，這背後的關鍵在於「你敢不敢勇於面對你的弱點？」他說。

因為長期習慣外商公司企業文化，進入開發工銀後，王幼章快刀斬亂麻，一方面組織改組，另一方面又再從外部找來更多新人導入新產品以提升獲利，例如貿易金融 Trade finance）及商人銀行 （Merchant banking），以應收帳款或物權當作質押擔保品進行授信，都是他進開發工銀後，積極發展的新業務。

也因為企業金融的業務擴大，讓開發工銀這幾年淨利息收入及淨手續費收入穩定成長，企金業務一三年稅前獲利貢獻僅六．七億元，一四年稅前獲利貢獻已高達十九．四億元，年增率一八九．四％。

七年來，開發工銀的企業金融部門從一個不賺錢的單位，到每年獲利成長翻倍，去年購併萬泰銀行後，凱基銀行與開發工銀合併後的企金業務將發揮更大的效益，王幼章回想過程，支撐他走過困難的關鍵在於「吞下我的自尊！」已經位居公司的高階主管，竟然還要吞下自尊？「在優退員工最後那段時間，我花了一些時間跟那些老大哥一一握手道別，有些更資深的主管，我甚至直接到他辦公室鞠躬致謝。」王幼章說，在公司裡，每個人的職責當然各有不同，重要的是，在意識上是對等的，而且應該堅持的地方就堅持，坦坦蕩蕩不退縮。

「改革的陣痛、人員的流失，沒有阻擋王幼章帶領工銀轉型的決心。」開發金控發言人張立人說，王幼章由於有豐沛的中國人脈，使得開發工銀企業金融業務部門，得以在一二年到昆山成立中國租賃公司，而且很快就損益兩平，並順利在上海、福州、北京設立分公司據點。

曾在花旗與王幼章共事過的富邦華一銀行行長詹文嶽表示，「Eddie的個性永遠都很正面，就像當年他可以台灣人身分做到花旗銀行亞太區商業銀行處負責人，必然有他過人之處。」把挫折當作家常便飯的王幼章用成績證明，要突破逆境，只有捲起袖子帶頭衝，即使會被討厭，但他依舊堅持立場前行，終於也逆轉外人眼中不可能改變的劣勢。

王幼章

出生：1959年

現職：凱基銀行副董事長

經歷：開發金控資深副總經理、開發工銀企金執行長、花旗銀行亞太區商業銀行處負責人、董事總經理學歷：哈佛大學商學院AMP、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和紐約大學國際經濟學碩士

家庭：已婚

蘑菇街陳琪:持續做對的決定

見陳琪前，他的傳奇一直流傳於江湖。有投資人把他列為最優秀的創業者，也有投資人認為他是一位快速自我叠代的CEO，另一位獲得如此贊譽的是滴滴CEO程維。引發我好奇心的是，過去幾年，他是如何創立成長最快的女性電商的?

成功的公司是那些持續做了正確決定的公司，而失敗的公司是只做錯某個決定的公司。迄今為止陳琪遇到過四個重大的戰略決定。

第一個是選擇擅長的戰場。靈氣、親和力，以及對人性的洞悉，這些是一個產品型的CEO的特質。陳琪是設計師出身，設計和心理學本就一脈相承。在創立蘑菇街之前，他被評價為淘寶最好的產品經理。寫代碼，設計，運營過社區，這些點連接起來，就誕生了蘑菇街，蘑菇街以Pinterest的形態驚艷出現。這個重要的切入點，成為蘑菇街第一件“做對了”的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種類Pinterest模式的電商蔚然成風。

為什麽一款產品會成為爆款?爆款出現具有偶然性，可能是因為logo的布局、slogan 的字斟句酌，也或者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配色。作品是CEO自己內在價值的表達，而碰巧在某一個點上與他同時代的一群人發生了心理共鳴。同一時間上，可以做這件事的可能不止一個人，某種程度上，這個人是被選擇的。

在過去幾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潮水，有幾位創業者主導了過去幾年的女性市場，陳琪算得上勢均力敵的同時代對手中，有美圖的吳欣鴻、小紅書的毛文超和聚美優品的陳歐。巧得是，這幾位都是男生、年齡相近、從不同角度切入市場，最後做出感覺和態度各自迥異的產品。

第二件事是草船借箭，利用了流量紅利。2011年，蘑菇街起步，正是微博最紅火的兩年。2010年微博也初起步，最大的號粉絲也10萬不到。少有人會料到微博以後會變成輿論主陣地，不容忽視的主流媒體，以及各類網紅百花齊放的舞臺。陳琪敢賭微博會是未來成長最快的流量來源，和前一代的站長時期的建立在流沙上的流量不同，社交流量和導購變現讓商業模式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一位電商CEO形容這個時期的導購形態為“淘寶客流正規化”。此外，陳琪也巧妙地利用了騰訊廣點通的貨幣化階段，蘑菇街是廣點通最早，最大的客戶。

第三件事則是做marketplace，從信息流導購變成重形態的電商，其中有被動的外部原因，快速崛起的美麗說和蘑菇街同時被淘寶打壓。 創業初的公司像生長在鹽堿地上的幼苗，需要自尋出路。

陳琪自認擅長“前端”，對用戶更感興趣，如果沒有外部壓力，蘑菇街會變成什麽樣?如果導流模式還走得通，那就專註做前端，借蘑菇街為種子用戶，再繼續向前探索，用social形態的產品發揮更多的創造力。電商實際上限制了社交產品的發展。導流模式盈利豐厚，沒有經營壓力，當時蘑菇街50多個人，每天收入就有100多萬。倉稟足，創造性就可以更自由一些。

轉型電商後，陳琪會克制想象力。為了高效執行，他需要把自己大多數的想法先擱置一邊。產品型公司美圖，和蘑菇街走了迥異的路，這兩家公司的演變有點像上一代的阿里巴巴和騰訊，一個交易基因濃厚，擅長轉換和變現，另一個則以社交和產品取勝。

“能不能被選擇，個體無能為力，但可以選擇相信自己可以更好、更優秀，並進行充分的自我發展，以及，像產品那樣，通過學習，不停自我叠代，永遠超過大多數人，這是唯一的可能性。”陳琪說。

陳琪做對的第四件事，是把戰略從電商調整到了內容。在蘑菇街的新生態中，“網紅”成為重要的一環，而陳琪賦予電商形而上的意義，想激勵一代代的年輕女性。

陳琪似乎是個對過去沒有負擔的人，在蘑菇街的每個重要節點，他都敢於做出非常重大的戰略調整，實現從產品feature到業務的變革。

“做產品最重要的是移情和共情的能力，把自己想象成用戶，去感受他的感受。 ”這是產品型CEO 最核心的能力，這種帶點藝術性、難以量化的特質更像是一種天賦，是藝術而非科學。這像是業內盛傳的所談到的，能做出爆款的團隊或CEO，在某些方面總會異於常人。

這種感覺最後落實到產品上，成為非常碎片的細節，但剛好就把一群人的某個點戳中了，但你也很難說這是個什麽玩意兒，反正你自己就是這麽個人。“就像是一款對年輕人有持續吸引力的社交應用，看產品我就知道創始人一定很了解經常玩Pub那群人，否則他做不出這個產品，如果你們告訴我他是一個工程師，是個宅男極客，見鬼我才不相信。”陳琪說。

除此之外，唯一能做，就是到廟里多拜拜。杭州著名的靈隱寺，陳琪每年都會去多次。最開始是三個創始人一起，後來規模壯大，變成了公司團建。反正，創業維艱到了最後，就是任何可能有用的事情你都會做，而所有的事都會做到極致到不能再做為止。

產品的天賦或嗅覺可以培養嗎?陳琪的經驗是接觸的人要足夠多，要能夠沙泥俱下海納百川式和各種人接觸，才能在觀察中培養出對人的理解力。

陳琪是浙江人，在一份針對近五年中國互聯網獨角獸(估值至少為10億美元的公司)的統計中，位於北京的公司最多，創始人卻以江浙籍居於首位。蘑菇街和美麗說合並之後，陳琪有一半時間花在了北京，入鄉隨俗。

和已經蔚然成風、井然有序的江浙商業文化相比，北京是個更粗糙的地方。相較於江浙的規則感，北京則是無序中橫沖直撞的生命力。北京的創始人更狂野，勇於燒錢，善於在商業模式成熟之前用一輪輪投資的錢領跑對手，有商業格局。

在過去一兩年逐漸激烈的行業整合和並購中，勢均力敵的行業公司往往南北各據一方，而最終的結果是以北方公司主導並購居多。蘑菇街是為數不多的，地處南方並主導並購的公司。陳琪總結，杭州是個賺錢的地方，但北京是擁有掌握核心話語權人群在的地方。蘑菇街是少數打破這種規則的公司，看得出來，他在努力適應這種北方文化。

“精準醫學”真那麽神？一項腫瘤基因檢測能全對的實驗室只有16.7%

 
    通過基因檢測等技術找“準”病因，給病人找到最適合的藥品和療法，從而節約費用，提升療效——精準醫學，正將醫療健康事業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然而新華社記者近日在調研時發現，我國要真正邁入精準醫學時代，還需要越過三道坎。 

檢測不準，就談不上精準 
    精準醫學的最關鍵一步：精準評估風險、精準診斷病情。 
    “病人已經顯露出的癥狀如同水面上的冰山，據此要認識整個冰山，往往難於精準，必須充分運用基因組、分子影像等各種技術。”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大醫學部主任詹啟敏說，精準醫學包括對健康風險的精確預測、對疾病的精確診斷和分類、對藥物的精確應用、對療效的精確評估、對預後的精確預測等。 
    “沒有精準檢測，哪里有精準醫療？”國家衛計委臨床檢驗中心副主任李金明說，“目前，我國做基因檢測的獨立醫學檢驗所已超過200家，相當一部分實驗室所做的檢測結果存在準確性問題。一些三甲醫院臨床實驗室的基因檢測水平也不盡如人意。” 
    美國發布精準醫學計劃的目的之一是有效防控癌癥。當前，我國精準醫學應用最多的也是在癌癥治療領域。然而，去年12月底，國家衛計委臨床檢驗中心發布2015全國腫瘤診斷與治療高通量測序室間評估報告：對我國72家醫療機構臨床實驗室的腫瘤基因突變高通量測序檢測進行評估，實驗室檢測的基因數從4個至377個不等。100％正確的實驗室僅占總實驗室數的16.7％，22.2％的實驗室成績為零分，檢測結果準確性存在較大問題。 
    精準醫學檢測實驗室為保證檢測質量，應該集中設置，統一管理，但記者采訪發現，我國的精準醫學檢測，除檢驗科外，大部分分布在病理科、婦產科、藥劑科、腫瘤科、放療科、胸外科、呼吸科、心血管科等多科室。 
    “只要某個科的主任有想法，就自己搞個小實驗室，名為科研，實際開展臨床收費檢測，這一類實驗室往往缺乏質量和規範化意識，目前相當一部分實驗室沒有通過臨床基因擴增檢驗實驗室的審核驗收。”李金明說。 
    詹啟敏、李金明等專家表示，發展精準醫學，第一步針對基因檢測實驗室，需建立相關規範，技術標準不達標的要淘汰。其次，自主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研發一批國產新型防治藥物、疫苗、器械和設備。 

缺少“底版”，數據分析難精準 
    海量的數據，極其複雜的“生命天書”……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源源不斷產生的生物信息，亟待解讀和研究。 
    中科院精準基因組醫學重點實驗室教授曾長青說，我國精準醫學研究面臨的問題是：數據貧，擁有表型數據的全基因組數據匱乏，沒有像樣的數據庫；體系弱，大數據的充分利用和分析能力低下；缺乏中國人群基因組參考序列；轉化缺乏基礎和機制。 
    針對精準醫學面臨的存儲、計算、解讀等問題，中科院計算所洛陽分所建立了“晶雲”平臺，可在24小時內完成全基因組測序數據分析並生成臨床分析報告。 
    “測序是精準醫療的引擎，但不是光測序就完了，最關鍵是要把測序數據和臨床數據結合，挖出有價值的‘相關性’。”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趙屹說，數據解讀的痛點在於缺乏解讀人才，遺傳咨詢師沒有形成職業，專業培訓老師更是缺乏，“我們的平臺整合了超過１萬例患者和健康人的遺傳圖譜、30萬種基因疾病關系、1000多種基因－靶向藥物知識，借助大數據挖掘算法，可快速準確實現從測序數據到臨床分析報告的轉化。” 
    要精準首先要有“底版”，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北大人民醫院外科腫瘤研究室主任王杉說，精準醫學的障礙主要是積累不夠，我國絕大多數人沒有完整的個人醫療檔案，也就是說沒有“底版”，很難和基因測序的結果比對。另外，沒有強制性的醫療信息化國家標準，醫院間的數據和信息不能互聯共享。 
    “數據共享、生物樣本共享已成為精準醫學發展的瓶頸。”詹啟敏說，誰擁有生物樣本資源，誰就掌握醫學科技主動權，誰就能占據醫學競爭制高點，這需要高校、研究所、企業、政府主管部門一起合作，共同推動我國精準醫學的研究和發展。 
    “精準醫學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基因庫、電子病歷庫的建立以及大數據分析手段，並將基礎醫學的發現轉變為臨床診治。”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醫院院長王辰認為，應立足中國國情，積極開展基礎研究、治療方案優化研究，建立中國人疾病譜基因庫，將我國擁有的巨大的患者資源優勢轉化為促進臨床診療技術進步的戰略資源。 
    長期從事生物信息學研究的羅奇斌博士開設了“基因空間”微信公號，從事傳播、培訓等工作。他說，一直以為最難的事情可能是技術，後來在實踐中卻發現最難的是給大家做“科普”，我國目前的技術與國際幾乎無差距，但是在對基因數據價值的應用上卻存在知識盲點。“希望能有更好的環境、更多的政策推動產學研一體化，讓數據的價值能真正發揮作用。” 

醫生、患者對精準醫學了解不夠，臨床推廣難 
    精準醫學，最終是要讓患者受益，體現在醫生給患者開出的每一張化驗單里、每一個量身訂制的處方上。然而，當前，患者對精準醫學仍比較陌生，因其臨床應用剛剛開始。 
    記者在中日友好醫院看到，有110多種藥物可實現精準用藥，醫生在開這些藥時電腦會自動提示，建議告訴患者進行基因檢測。 
    王辰說，如果全面開展精準醫學的臨床應用，有可能基本避免別嘌醇、卡馬西平、巰嘌呤、華法林等藥物所致的死亡等嚴重不良事件，減少藥品的無效使用。 
    不過，當前在醫院進行基因檢測的費用，大多沒有進入醫保範圍，因此即使醫生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被拒絕的比例也較高。 
    實施精準醫學計劃，醫院將成為主戰場，醫生是臨床決策的主體。精準醫學為醫生決策提供更為精準的手段和依據，同時，精準醫學也對臨床醫學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尹燁認為，目前，懂基因檢測的醫生比例非常低，特別是在三級以下的醫院。 
    專家呼籲，要對臨床醫生進行再教育，讓他們更熟練、準確地掌握精準醫學知識。 
    王辰說，當前美國已修改華法林說明書，要求醫生在使用華法林前，首先實施基因檢測，以預判藥物療效、預估藥物風險、決定藥物劑量。目前藥物基因組學知識庫收錄的199種個體化藥物中，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已將171種藥物相關基因信息標註在說明書上，而我國目前只有一種藥品“卡馬西平”明確需要用基因信息指導使用。 
    詹啟敏、王辰等專家認為，我國的精準醫學事業需要盡快與國際接軌，從個體化藥物知識的傳播與普及到相關技術手段的應用和推廣，從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執行到臨床診療標準的建立與完善，我們都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國內外精準醫學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腫瘤和罕見遺傳病領域，這固然與這類疾病的發生與患者遺傳背景、基因突變關系較為密切等因素有關，但也凸顯其他領域研究的明顯不足。 
    中組部首批“千人計劃”入選者、南方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徐希平認為，精準醫學在心腦血管疾病領域也大有用武之地，尤其在心腦血管疾病現已成為我國居民主要死因之一、其防控多需要持續終生的大背景下，精準醫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呼籲，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在精準醫學等前沿科技研究方面的投入。 
    “精準醫學涉及臨床應用，醫療衛生部門不批準、醫改不報銷，很難推進下去。”徐希平希望我國加大對精準醫學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將上遊的基礎研究、中遊的產品開發以及下遊的產品審批、監管、醫保等打通 
 

俞敏洪：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俞敏洪 2017-02-11 11:28

本文系老俞閑話（微信 ID：laoyuxianhua）授權i黑馬發布。

任何人都不能拖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心引力。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依靠自己的理想和動力做事情。如果某件事情，你能夠輕輕松松做成，那不叫有能力。要去做有挑戰的、能讓自己更進一步的事。而創業就是這樣的事。

我和資深投資人、銀行家盛希泰在一次喝酒時偶然碰撞出了火花。他說我開始做天使投資了，我問為什麽。他說：“我現在和年輕人聊就覺得渾身充滿活力。我們再去創業做成一個大公司的可能性很小了，但是我們出錢讓他們去做，這個可能性就會無限放大。”

的確，好多時候我跟年輕人聊天，覺得他們的想法非常超前，要超越他們來做一個創新型公司，成功的概率真的不大。我清楚知道，顛覆和創新都會發生在年輕人身上，我能做的就是幫年輕人出錢，做他們的墊腳石，守護他們一路成長。

過去，世人都贊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現在，吃螃蟹成了中國的風尚，每個人都敢吃了。這個時候，養螃蟹就變得很重要——為螃蟹提供生長空間。

就這樣，我們一拍即合，立誌成為一對“守護天使”，共同創立洪泰基金，一起打造創業生態鏈：前端深入各個大學，提供創業課程和創業指導；中端提供天使投資；在天使投資這一環之後，與地產商合作，打造創業空間。

如果一個人沒有資源、沒有能力，卻定了非常高的目標，那他一定會失敗。但如果他的資源和能力都很不錯，卻只做了一件小事情，也算不上什麽成功。我認為，做好一件事，一定是資源、能力和理想相加，最後的結果不是等於3，而是300，這樣的過程。

所以你做的事情一定要比你現在擁有的資源和能力要大，但也不能大到自己根本沒法控制。前段時間，我的朋友圈里還流傳著一個從2013年到現在，互聯網創業公司死掉的名單，我初步算了一下，有二三百家，大部分公司的失敗應該都是因為資源和能力沒有配置好。我當初從北大出來的時候，以當時的資源和能力，只能做一個小小的培訓班，等培訓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我發現以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可以做一個大的學校，然後又發現，可以把學校開到全國各地去，再後來就做成了一個上市公司。

今天，以我的資源和能力，應該能做比上市公司更有意義的事。就像你有了錢不能存銀行，因為銀行的利息給得再高，也連6%都不到，是不值錢的。在有限的人生里，如果不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冒風險，盡管一生可能會很保險，但也是最不值得過的人生。就像錢只有在不斷流轉的過程中才能創造價值，現在我擁有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都足夠豐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做點事情，就是一個傻瓜。

當然，我也是有私心的，可能也不算一個純粹的、不求回報的“天使”。我跟年輕人合作，跟年輕人的視線緊密相連，也是希望自己成為時代的受益者和開拓者。我知道，必須永遠相信年輕，永遠跟青春掛鉤，才能跟這個時代掛鉤，跟未來的希望掛鉤。

我是擁有資源的普通人，所以我跟希泰下定決心，用我們的余生服務於有激情的年輕人，和他們一起共同努力，把這個世界打造得更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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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對沖基金不如買指數：“巴菲特可能是對的”

從2008年開始，“股神”巴菲特就展開了一場與對沖基金的終極較量。在他看來，與其投資高傭金的對沖基金，不如投資成本低廉的大盤指數基金。在近期公布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再一次以具體數據毫不留情地抨擊了對沖基金。

一般而言，對沖基金的投資收益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來自市場的收益(Beta)，另一部分是超越市場的收益(Alpha)。“然而，過去八年間，對沖基金平均業績均連續跑輸標準普爾500指數，巴菲特的言論不無道理。”長年從事對沖基金研究的諾亞研究部主管、香港大學教授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巴菲特抨擊對沖基金的主要理由在於“成本”。除了2%的初始傭金(不論是否盈利)，對沖基金還征收20%的超額收益提成，因此就凈收益而言，似乎投資指數更適合一般投資者。

始於2008年的“十年賭局”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巴菲特早在2008年便和對沖基金打了一個跨度長達十年的賭註——標普500指數基金的十年回報將超過對沖基金。

當時，在眾多對沖基金中，僅有Protege Partners迎戰，其聲稱在十年內挑選的含有五只基金的母基金(FOF)將獲得高於標普500指數基金的收益。目前，該賭註已經走到了第九年。

巴菲特為此寫道：“這種沈寂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盡管有成千上萬的專業投資經理聲稱他們具備高超的選股能力，但只有Protege Partners敢站出來接受我的挑戰。”

“從2008年1月1日開始，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十年，我認為標普500指數都會跑贏一籃子對沖基金，當然這種業績的對比是在扣除傭金、成本和各種開支的情況下。”巴菲特表示。

在去年的股東大會午餐之前，巴菲特和往年一樣向股東展示了他與Protege Partners之間十年賭局的最新進展。自2008年至2015年底，標普500指數基金的累計回報為65.7%，而Protege Partners挑選的基金回報率只有21.9%。在此次《致股東信》中，巴菲特也分析了這一賭局第九年的進展——2016年全年，該FOF的收益僅2.2%，而指數的回報則高達8.54%。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單只對沖基金，FOF更存在“雙重收費”的問題，其不僅要收取底層基金的費用，更要額外收取整體1%的管理費和10%的績效費，“股神”此次當然沒放過“批判”FOF的機會。

“各界多年來指責FOF‘雙重收費’，但這失之偏頗，”夏春告訴記者，“FOF的目標是通過盡職調查、多元化分散配置、積少成多申購表現好的子基金來為投資者獲得盈利。研究發現，在盡職調查上做得好的母基金業績相當不錯，實際上全球最大的FOF規模這些年也在增加。但必須承認，一些規模較小的FOF盡職調查的優勢不明顯，它們的業績相比前者差別就大了。FOF的另外一個優勢是可以幫助投資者投資到一些業績優秀但對外關閉的基金里。”

“巴菲特可能是對的”

盡管對沖基金對巴菲特的指責並不服氣，但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方機構和對沖基金研究者後發現——各方都認為，巴菲特的觀點整體是對的，如果買不到頂尖的對沖基金，那麽不如買指數。

夏春給出了幾大理由。首先，“全球對沖基金業績好的當然不少，但很多都是一般人根本買不到的，而買到的可能就並沒那麽好。”例如，橋水基金、索羅斯基金等募集資金有限，而且往往定向發售，一般富豪都很難獲得投資份額。

“某些對沖基金的策略也容不下大規模資金，可能5億美元資金可以獲得超額回報，但到了10億就難以獲利。”他稱。

其次，美國對沖基金行業的新陳代謝極其迅速。“對沖基金行業魚龍混雜，國外基金平均生命周期3年，10年已經實屬不易。”

此外，夏春透露，基金在進行業績披露時存在一定的“掩飾”，即如果有兩個產品，其中一個收益率為20%，另一個為-10%，那麽最終其向客戶展示的很可能是兩者的平均收益，而並非分別展示。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之所以過去八年對沖基金跑輸指數，這和危機後的量化寬松(QE)也密不可分。

“QE把市場基本面打亂了，傳統‘多空策略’很難推進，這些年比較好的策略為事件驅動策略和困境策略，全球宏觀策略的表現並不理想。由於對沖基金需要對沖風險，因此一定會部分做空，但在牛市進程中，對沖的這部分就等於虧損了。如果都做多，那麽遇上2016年初的恐慌性拋售，也同樣會虧損。”他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夏春也提及——如果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哪一年業績排行第一，很可能第二年業績就不理想，而亞軍在第二年登頂的機會很大。“奪魁的基金經理可能由於媒體曝光度、應酬增加，而無法聚焦策略研究，真正的基金管理人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這也正如前所述，當基金規模越做越大，可能就更加依賴2%的剛性傭金，且某些策略並不適合大規模資金。

對沖基金面臨大考

即使巴菲特不說，對沖基金行業也不得不承認其所面臨的挑戰，其中包括同業競爭的挑戰、宏觀環境的挑戰以及近年來興起的“聰明貝塔指數”(Smart Beta ETF)的挑戰。標普道瓊斯指數研究及設計部董事曾力宇此前對記者表示，“該類指數投資成本遠低於對沖基金，進入門檻低。截至2016年6月底，全球共有1123只，總資產達 5505億美元，年增長6%。”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數據顯示，在全球前20的對沖基金中，2016年橋水獲得年收益49億美元，榮登榜首，超越如索羅斯(-10億美元)、保爾森(-30億美元)等同行。可見，即使是行業大佬也難免失手，低利率環境、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等風險事件都令人防不勝防。類似的風險在2017年絲毫未見減少。

“2016 年是全球對沖基金行業整體陷入困境的一年，多年來業績不突出卻收費高昂，因此面臨大量贖回，”嘉實財富CEO趙學軍博士對記者表示，從長遠來看，大約90%的投資收益源自成功的資產配置。

趙學軍表示，全球資產回報整體的下行，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機構黑巖(BlackRock)預測，未來五年大部分的資產類收益率很難超過6%，高回報的時代一去難返。例如，“20 年前，國際投資者把全部資金放在債券上就可以輕松獲得7.5%的回報;10 年前，隨著債券等低風險資產回報率的下滑，投資者需要配置一半高風險資產來獲取7.5%的回報;而今天，配置在高風險資產的比例需要在 90%左右，才能博取7.5%的回報。財富金礦中的富礦在減少，好資產荒越來越成為一個世界難題。”

他告訴記者：“橋水成功的邏輯在於，盡量找八到十個相關性極低的資產組合，如果相關性只有 20%，將極大降低風險，提高夏普比率(Sharpe Ratio，是基金績效評價標準化指標)，同時虧錢的可能性也極低。”

不過，夏春也表示，“雖然許多對沖基金策略強調對企業基本面的研究優勢，但擁有宏觀大視野也是成功的關鍵，索羅斯就是宏觀投資高手。以橋水的輝煌歷史業績來說，對外他們以風險平價策略揚名，強調要多配置債券以平衡其低於股票的風險，但橋水的成功主要還是因為趕上了30年低息宏觀環境下的的債券牛市。同樣，巴菲特強調企業基本面研究，但他主要還是搭上了兩股‘東風’：美國戰後嬰兒潮和中國改革開放，為全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場，他投資的行業都和這兩個宏觀因素有關。當然，他們最厲害之處恰恰在於在同樣的宏觀環境下超越了同行。”

讀書札記170628不當行為34價格永遠是對的？

讀書札記170628
不當行為（卅四）價格永遠是對的？
朝日執筆

我們先來重溫一次「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的兩大核心奧義：

a價格永遠是對的！

b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

之前的幾集主要針對的是第二點。至於有關第一點，也就是股價是否總是「合理」的論爭，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掀起了。（「效率市場假說」正式提出是在1970年。）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當時）被視為「新興凱因斯學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新星的 席勒Robert Shiller（他後來與Eugene Fama和Lars Hansen分享了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了一篇關於「效率市場」難以解釋的論文。

「新興凱因斯學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與「新凱因斯學派Neo- Keynesian Economics」並不相同。前者又稱「第二代新凱因斯主義」，代表人物有Robert Barro（參閱第十五集的「子子孫孫假說」）、Milton Friedman、George Akerlof（以「二手車市場」論文聞名）及其 “湊巧是”聯儲局主席的妻子 耶倫Janet Yellen等等。

至於「新凱因斯學派Neo- Keynesian Economics」亦被稱為「第一代新凱因斯主義」，代表人物有 Paul Samuelson、Franco Modigliani（參閱第十五集「生命周期假說」）、Sir John Hicks（發明了著名的「IS-LM模型」）和James Tobin（大宗師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最後的入室弟子，有趣的是，熊先生的理論正好與凱因斯相互排斥。）。

簡單來說，「第一代新凱因斯主義」以「剛性價格假設」作為分析的主要基礎框架。至於「第二代新凱因斯主義」最大的創見，正是把「價格為何是剛性的」也作為「分析對象」，引進了宏觀經濟分析領域。

席勒的論文正好也是有關「價格問題」。不過在說席勒的「有趣發現」前，首先有必要解釋一下，「按理」來說，決定一隻股票（整個市場內「所有股票」）「正確價格」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假設你成立了一個「永續基金」，以基金會的方式買入一手股票，並打算一直永世持有。由於你不會把股票賣出獲利，因此，你從這股票得到的就只有「股息」。由此可知，這手股票的「價值」，就是基金千秋萬世所能收到「股息」的總和。當然，這「未來股息總和」還得折算成今日的「現值present value」—即經過逐次「通脹調整」後的「實質價值」。即使你現在就要把這手股票賣了，市場能給你的價錢，應該正好是這個「現值」；如果你在未來任何時間點賣出，賣價也會正好是「賣出一刻」的「未來股息總和現值」。***

顯然，我們不能預知未來。對一隻股票「未來」會怎樣派息，也只能是「得個估字」。因此，作為「未來股息總和現值」的股價，其實也只是一種「猜測」，是整個市場對該股票「未來派息總額」（加上「預測通脹」因素）的現值預期。

任何「理性預測」（「按理」當然包括「股價預測」）都應該遵循一個重要法則—所作預測的範圍不能大於被預測事物本身的上下限。舉例來說，香港八月份的歷史高溫是36.1℃，歷史低溫是21.7℃，平均高低溫象限是26.8℃－31.4℃。如果要你預測今年八月隨便一天的氣溫，「理性的你」預測必然會落在21.7℃－36.1℃，甚至是26.8℃－31.4℃。

席勒的論文正是建基於上述的這個原則。他把這個「預測象限原則」放在股票市場上。由於「股價」是對「股息總額現值」的預期，因此（按理說），「股價」的波幅，應該最多也不過是與「股息總額現值」的波幅重疊，但卻絕對不應該超過後者。

席勒整理了自從1871年以來，整體市場的股價和派息數據。他以「後見之明」逐年計算出自1871年開始，每一年買下「當時股票」後「未來」可獲得的「派息總額」（當然會折算為「當年現值」）。將股價的「長期上漲趨勢」也列入調整因素後，席勒發現「總股息現值」其實一直相當穩定。然而，這一百多年來的「股票價格」──也就是「對股息現值的預期」──卻是風起雲湧，變化異常激烈。

請看圖表12，中間那條平緩的黑線，是自從1871年以來的「股息現值」走向，就像「高僧入定」一樣「心如止水」；至於那條像看驚慄片時的心電圖的灰色線，就是歷年來不斷上躥下跳的「股價」。如上所述，兩條曲線都已經排除了「長期上漲趨勢」的影響。

席勒的論文題為《股價的波動是否大到難以用往後的股息變化來解釋？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就算不看內文，單看圖表12也可以知道，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自從較為完備的「效率市場假說」在1970年左右被提出，經過十年光景，已成為「武林正宗」。大家都相信「市場」已被「理性」所洞悉，乃至馴服。大量研究不斷印證「市場的效率」，敢於質疑「市場理性」的人並不多見。情況有點像拿破崙戰爭後，各國都相信以大家的「理性」，肯定不會再發生大規模戰爭一樣。（這種信念在一戰後又再出現，至今仍有相當市場。）

席勒的論文在當時的金融和學術圈，掀起了一陣波瀾。大量「理性派」論文湧現，有的質疑他的結論，也有的攻擊他的研究方法。不過，就在論文發表的五六年後，因為一宗「突發事件」，所有反對聲音一下子靜了下來。

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紐約股市跌了約5%，跌幅不算少，但也遠遠說不上是「災難」。由於時差關係，歐洲和亞洲的市場早已收市。不過，與紐約同步的 多倫多股市顯然沒有受到紐約的影響。上帝經歷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安息日後重新開工。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祂派出座下Suriyel，繞過最早開市的悉尼，降臨香江！香港當日跌了10%，殺戮從這裏開始，一路向西蔓延，越演越烈。繞了一圈後回到紐約，杜指當日跌了超過20%。史稱「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

之後幾日波動極大，杜指在星期二強力反彈了5.3%，周三再升9.1%，不過到26日星期一又再跌8.3%。整個十月下來，紐約跌了22.6%，倫敦26.4%，悉尼41.8%，而我們的香港則是45.8%！其中香港經過四日停市，於10月26日重開那一天跌了33.3%，創造了人類史上股市單日最大跌幅的紀錄！真大時代也！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翌日，紐約股市才下跌4.4%而已。「黑色星期一」最可怕的也許是：這一天風和日麗，天下太平。沒有大戰爆發，也沒有領導人去世，甚至沒有任何值得註意的事發生。按照「效率市場假說」，在「理性的世界」中，股價應該只會對「新資訊」，也就是「新聞News」有反應。然而，在19日至26日的一個星期中，所有媒體的頭版內頁，基本上都只有一條「新聞」，那就是「股市瘋了」！

面對「價格」在短時間的巨大變化，對「理性市場」信德再堅實的經濟學家也很難再大聲疾呼「價格永遠是對的！」了。難道說整個市場的「內在價值」，當真在兩個交易日中「忽然」減少了25%，然後又在接下來的兩天「忽然」增加了15%嗎？「黑色星期一」的出現，就像當年  畢達哥拉斯的信徒發現了無理?一樣，令一直堅信「理性」的經濟學家非常沮喪（當然「沮喪」更也可能是因為「輸到Ｘ街」！），沒有人有心情（或自信）再去質疑席勒和捍衛「效率市場」了。

34集關鍵字：
價格永遠是對的！
新凱因斯學派Neo- Keynesian Economics（第一代新凱因斯主義）
新興凱因斯學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第二代新凱因斯主義）
正確價格：未來股息總和現值
「預測的變化範圍」不能大於被「預測事物本身的變化範圍」
股價波動太激烈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黑色星期一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雖然有敗筆，但董明珠的網紅營銷路子是對的

熱點微評 2017-07-07 11:26

來源 | 熱點微評（ID：redianweiping）

作者 | 王新喜

最近格力手機被質疑刷單，董明珠再次站上輿論風口浪尖。

低調上市定價3200元的格力色界手機於6月14日在格力官方商城上市之後，銷量慘淡，截至6月15日上午，該手機顯示僅售出5臺。

但隨之銷量在短短幾天之內上漲千倍，銷量暴漲被質疑刷單也在情理之中。董明珠回應稱“格力最大品質是不作假”，格力“沒有必要刷單，刷單沒有價值”。

董明珠親自為格力手機站臺，豪言壯語頻出給媒體交了不少素材，比如她說，“格力手機開機畫面必須是我”、“這款產品可以做成世界一流”。為了證明格力手機品質高，董阿姨曾在某高峰論壇上激動的摔手機，招來業內頗多非議。

但董明珠的營銷方式有問題嗎？我覺得董阿姨這個路子是對的。

因為在當今智能手機的市場形勢下，如果格力推出新的手機，按照常規的套路走，恐怕發售首日能不能售出5臺都是個未知數。

因為當前智能手機市場的形勢已經非常明顯，市場飽和，國內華米OV的格局暫時穩固，品牌勢能形成，但與蘋果三星的差距仍然很明顯。在歐美日韓市場，三星蘋果之外，幾乎寸草不生。而中華酷聯早已解體，索尼谷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廠商做手機基本上以失敗告終。

即便是蘋果三星、華米OV等品牌，在當前也面臨著巨大的焦慮，因為手機這類硬件產品畢竟不是軟件可以不消耗資源與金錢去升級，而在當前，增量市場和換代需求都已經被過去幾年釋放的差不多了，智能手機的市場環境已經不太樂觀，說服用戶頻繁換機越來越難。當前的智能機市場都快從紅海步入到死海了。

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在手機領域並無積累與建樹的企業要來攪局，能攪的動嗎？

如果沒有顛覆式的創新亮點或者驚艷的產品，要活下來肯定是個問題。當然，不得不承認格力其在空調等家電領域擁有不可小覷的優勢與核心科技，但在手機領域並無建樹與深耕。

據格力手機官網給出的款手機格力“色界”的數據來看，處理器仍然是2015年年底的驍龍820，屏幕是夏普的5.5英寸1080p屏幕，4GB運存+64GB大內存（UFS2.0）、800萬前置攝像頭+索尼1300萬後置攝像頭。音頻芯片是高通的，圖形處理器是Adreno的，內置一塊3000毫安時的電池，30分鐘可以充電50%。

總的來說，配置放在2017年落伍不說，而且手機重要零部件基本也是組裝過來的，顯然，在手機領域，格力還沒有掌握核心科技。

但是對於格力手機來說，既無明顯的創新、又沒有核心差異化亮點，而且在手機領域，幾乎沒有核心專利技術積累與供應鏈議價能力以及品牌溢價，又沒有強勢的手機線上線下渠道。在這種情況下，價格還要賣到3000以上，要活下來，低調溫和肯定不行。

這個時候的營銷打法就必然需要激進、高調、下猛藥，甚至是負面營銷，能讓格力手機能夠時不時成為媒體素材並引發大眾的持續關註。顯然，“營銷女王“董阿姨是有這個能力與影響力的。

而負面營銷對於強勢的品牌與頭部企業來說，絕不敢輕易嘗試，畢竟從草根混成了精英，品牌有了一定的高度後，相對會愛惜自己的羽毛，一次負面營銷案例的打擊對於強勢的頭部品牌廠商來說，不會是皮肉傷，而是會傷到筋骨，因為背後是整個社會輿論的監督與海量用戶關註。

但面對一個強手如林的紅海市場，一個初來乍到的新手，不出驚人之語基本沒人看到你。正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即便是負面營銷，也可以將產品的曝光度與知名度從無到有迅速鋪開提升。

曾有一種心理學觀點大致是：負面的情緒會比正面的情緒給人的影響更大。

比如就拿電影市場來說，負面評價更高的電影更容易引發社交網絡大討論與大吐槽，吸引更多人的關註，進而帶動越來越多的好奇心，推動越來越多的人走入影院去親自看看電影有多爛，前兩年諸多小鮮肉爛片票房飄紅就可見一斑。

而曾經的《富春山居圖》在一片罵聲中票房飄紅，甚至被稱之為負面營銷的經典案例被人拿去研究。

該片的官方微博當時宣稱：“歡迎大家客觀地吐槽，能帶給您快樂，是我們孜孜以求的。”他們還是心知肚明的，對電影來說，無視才是最大的吐槽。

而對於在當前的手機市場來說，新冒出來的廠商顯然最怕的也是被無視，而不是被吐槽。在當前的智能手機市場，大眾的吐槽對於一個本身可能是玩票性質而且沒有亮點的新產品與新品牌來說，也是一種免費營銷。

所以我們看到，董明珠說：“我要做手機，分分鐘，太容易了”“格力要做手機分分鐘滅掉小米”。面對“刷單”質疑，董明珠說：“誰買的不重要，對於我來講都是用戶。”

在科技部和科技日報社聯合主辦的《科技創新大講堂》上董明珠說：“格力手機能不能賣到5000萬部要取決於我們的產能，但目前看來年內賣5000萬部不太現實。”以及“格力要做三年不用換的手機”、“華為賣老大，我就賣老二嘛”“格力手機開機畫面必須是我””你們不識貨，誰用誰說好”....

回味一下，這些豪言壯語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氣質是不是很像一個人？你猜的沒錯，就是鳳姐。

鳳姐出道時典型的豪言壯語如：“我9歲時開始博覽群書，20歲的時候到達頂峰，沒有任何人能夠超過我”、“智商前300年後300年無人能及。”、“我經常看的都是人文社科的書，例如《知音》、《故事會》”、“沒有男孩子能在智商上超越我了，只能在身高和相貌上來彌補。”......

而正是通過時不時爆出各種雷人語錄，使得鳳姐多年來能夠持續保持在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上的曝光率，具備持久的話題制造能力與媒體眼球效應。

從小米到錘子，這些出道時相對弱勢的品牌都曾經通過互聯網營銷以及情懷營銷的套路來引發大眾關註與吐槽。

而小米出道時，雷軍更多是從商業模式上對標蘋果的手法來引發關註，錘子是通過工匠精神與情懷來走自己的風格。

而董明珠的套路顯然與前兩者不一樣，畢竟小米錘子的營銷還是聚焦在產品的差異化與品牌特色，而董明珠的營銷風格則更多偏離產品本身，走雷人語錄路線，其網紅營銷手法跟鳳姐走的更近。

當然，這並不是說董明珠已經研究過鳳姐的營銷風格要刻意走她的路線，而是董明珠將其本身在家電圈的高調、強勢、敢言的個人風格帶到了手機圈，並且出於對格力手機銷量的焦慮，而進一步把這種風格放大了。通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段吸引輿論圍觀，將產品知名度推上去再說。

顯然，這種方式非常有效，格力雖然賣的不好，但這半個月來格力手機也成了手機圈的網紅，被業內與普通網友所熟知，迎合了網絡大眾找段子取樂吐槽的心理現象，並引發了諸多討論話題。

顯然負面營銷也是營銷，知名度與曝光度至少上去了。關鍵是董明珠與格力產品都算是有辨識度的品牌，也難說未來還真能會引發一部分消費者與擁躉的好奇心，願意嘗試格力的手機。

當然，這背後顯然也是董明珠對於格力的焦慮，畢竟家電行業需求目前已經在整體放緩，基於對於格力內部產能增量的消化，格力需要找到新的增長點。

但顯然，董明珠已經錯過了智能手機行業最佳的進入時間點，現在做手機已經太遲了，況且家電屬於耐用品，跟智能手機這類軟硬件結合的產品事實上存在著較大的區別。

從過去歷史看，家電基因出身的廠商做手機多半以失敗告終，比如三菱手機、飛利浦手機和TCL手機等，從當前看，格力手機並沒有做的比此前的家電廠商做的更出色，所以董明珠站臺也是迫不得已。

但董明珠的這種網紅營銷也有局限性。因為這類雷人語錄的背後其實並沒有為產品本身構建一套邏輯性的話語體系。所謂話語體系指的是創始人提出的口號本質是一套為其公司品牌加持的商業邏輯。

比如阿里為其電商轉型反複提出的新零售、雷軍早些年反複喊出的互聯網思維七字訣、羅永浩喊出的工匠精神，劉強東喊出京東十節甘蔗理論等等，都是為產品與公司品牌商業邏輯背書與加持。

董明珠的雷人語錄無論是“格力要做三年不用換的手機”、”你們不買格力手機，就是不識貨““格力手機開機畫面必須是我”都只是喊口號，並沒有聚焦產品的品牌與核心差異化亮點或者商業模式本身，當然，你也可以說，開機畫面也是格力獨到的差異化亮點之一。

這更多體現出，她在手機領域可能更多只是門外漢，而並沒有專業獨到的的商業與產品理論支撐，也就是說，董阿姨說的雖多，引發了業內外的眾多關註與諸多話題討論，成功讓格力手機的知名度高漲，並被大眾所吐槽，但並沒有為產品賦能，這可能是一大敗筆。

但總的來說，格力如果做手機，在當前要冒出頭來或者生存下來，董明珠的網紅營銷路子是對的，但營銷話術上有敗筆，但目前來看，這可能已經是格力做手機不得已而為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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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很多人只買貴的，不買對的？

羅伯特•西奧迪尼 2017-10-06 17:50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打來的電話。這位朋友最近開了一間出售印度珠寶的商店。她那兒剛發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她想，作為一名心理學家，我可能能夠對這件事做出合理解釋。這是故事是關於那些難以賣掉的綠松石珠寶的。那時正值旅遊旺季，商店里顧客盈門。那些綠松石珠寶物超所值，但卻怎麽也賣不出去。為了把他們賣掉，她想了各種招。比如，把它們移到中間的展示區，以引起人們的註意，可還是不奏效。她甚至告訴營業員要大力推銷這些寶石，但仍沒有任何收效。

最後，在出城采購的頭一天晚上，她氣急敗壞地給營業員寫了張字跡潦草的紙條：“這個盒子里的每件商品，售價均乘以1/2。”希望借此能將這批討厭的珠寶賣掉，哪怕虧本也行。幾天後，當她回到商店時，不出她所料，這批寶石果然全都被賣掉了。然而，當她得知由於營業員沒有看清她潦草的字跡錯將紙條上的“1/2”看成了“2”，而以2倍的價格將全部珠寶賣掉之後，她驚呆了。

哈佛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蘭格的一個實驗證明了人類也有著與動物相似的固定行為模式。有一條著名的行為準則說的是，當我們請別人幫忙時，如果能夠講出一個理由，那我們得到別人幫助的可能性就更大。原因很簡單，人們就是喜歡為自己所做的事找一個理由。

為了驗證這一平淡無奇的事實，蘭格跑到圖書館，請排隊等候複印的人幫她一個小忙：“對不起，我有5頁紙要複印，能不能讓我先複印呀？因為我有急事。”這種“請求＋原因”的方式幾乎受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有94%的人讓她排到了前面。但她不說明理由時，效果就差多了。“對不起，我有5頁紙要複印，能不能讓我先複印呢？”當她這樣說時，只有60%的人答應了她的請求。

乍一看，這兩種請求方式最顯著的差異是第一個請求提供了額外信息“因為我有急事”。但蘭格又試了第三種請求方式，結果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原因不在於多說那一句話，而在於“因為”這個詞。蘭格的第三種請求方式是“對不起，我有5頁紙要複印，能不能讓我先複印呢？因為我要複印幾頁紙。”這種請求方式並沒有包括一個真正能讓人順從的理由，僅僅使用了“因為”一詞。

它沒有增加新的信息，只是重複一個明顯的事實。但這種請求方式幾乎又達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即使沒有真正理由，也沒有新的信息來支持她的請求，還是有93%的人同意讓她排在前面。正如小火雞的“吱吱”聲能引起火雞媽媽的母性反應一樣，“因為”這個詞也激發了蘭格的實驗對象們下意識的順從反應，即使“因為”後面並沒有給出什麽令他們順從的原因。“哢噠，嘩！”磁帶自動播放了。

蘭格其他的一些發現也表明，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人類的行為並不是機械的、也並非像播放磁帶那樣發生，但出現這種情況的頻率還是高得驚人。珠寶店里那些顧客的奇怪舉動就是一個例子。在營業員錯誤地將綠松石珠寶的價格提高了一倍之後，他們將這些珠寶一搶而空。除了使用“哢噠，嘩”這套理論外，我找不出什麽合理的理由來解釋他們的行為了。

這些顧客大多家境富裕，但對綠松石沒有什麽了解。在他們購買珠寶時，他們依靠的是“昂貴＝優質”這一基本原理。因此，這些一心想買到好珠寶的度假者，在綠松石珠寶的價格被提高之後，認為這些珠寶更有價值、更值得擁有。單單一個價格就已成為質量的觸發特征。而價格的大幅提高，又導致那些註重質量的顧客購買量大幅增加。

大肆地批評那些觀光客所做的愚蠢購買決定並不難，但仔細思考過這件事之後，我們就會對此持一種寬容的態度。這些人都是在“一分錢一分貨”的告誡中長大的，而且在生活中也多次體驗到這一定律的正確性。過不了多久，他們就將這一定律轉化成“昂貴＝優質”。這個公式在過去一直都很管用，因為通常來說，商品的價格都會隨價值的增加而提高，價格越貴，質量就越好。所以當他們想買質量好的綠松石珠寶，但對珠寶又沒有什麽了解時，便很自然地靠這個公式去判斷珠寶的價值。

但這些顧客可能都沒意識到，僅憑價格來判斷綠松石的價值就像是一場投機取巧的賭博。與其辛苦地去掌握判斷綠松石價值的各種知識，不如只靠一個數字，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數字通常與商品的質量有關。他們堅信，價格可以說明一切。這一次，因為有人誤將“1/2”看成了“2”，致使他們下錯了賭註。但從他們過去和未來的生活環境來看，利用這一捷徑來賭一把恐怕仍是最合理的辦法。

實際上，這種自動的、像播放磁帶一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因為在很多情況下，這是最有效的行為方式。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們必須要這麽做。自古至今，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無疑是地球上節奏最快也最錯綜複雜的環境。為了適應這種環境，我們需要有捷徑。

我們每天所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甚至每一種情況，我們都不可能事事去親自認識和分析。我們既沒有時間和精力，也沒有那個能力去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要經常使用我們的磁帶、使用我們從經驗中得來的方法，按照事物的特征將其歸類。然後當某一種觸發特征出現時，我們就會不加思索地做出相應反應。

有時候，我們采取的這種模式化的行為並不適合當時的情況，因為即使是最恰當的磁帶以及最可靠的觸發特征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但我們卻甘願接受這種狀況，因為除此之外，我們別無選擇。如果沒有這些模式化的行為，我們就只能停滯不前，站在原地進行分類、評價和比較，任由我們采取行動的時間好不留情地逝去。現在種種跡象都表明，在未來我們會更加依賴這些模式化的行為。當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刺激，並且變得越來越複雜多變時，我們也會更加依賴捷徑去應付這一切。

英國著名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認為，這是現代生活不可避免的一個特質。他曾經說過：人類文明進步一個標誌，就是人們可以更頻繁地、不加思索地去采取行動。舉例來說，優惠券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消費者認為只要出示優惠券，他們就可以以優惠價購買商品。我們對優惠券讓人自動產生這種想法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一家生產汽車輪胎的公司的經歷就可以說明這一切。由於印刷錯誤，這家公司寄出去的優惠券沒能讓得到它的人省錢，但它所產生的效果與那些沒有印刷錯誤、能讓客戶真正省錢的優惠券是相同的。

這個故事所蘊含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對我們也有極大啟發。我們希望優惠券具有雙重責任。我們不僅希望它能為我們省錢，同時還希望它能節省我們的時間以及思考如何才能做到這點所需的精力。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需要用第一個優勢去應對財政吃緊的狀況，而要用第二個優勢去應對更為重要的腦力枯竭的狀況。

有一些人清楚地指導影響力的武器藏在哪里，而且經常熟練地駕馭這些武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在社會上闖蕩，恨不得讓每一個人都按照他們的意願行事，而且他們總是能夠如願以償。其實，他們成功的秘密就在於他們知道怎樣提出請求，知道怎樣利用身邊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力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有時候僅需要正確選擇一個詞匯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這個詞匯必須要與強大的心理學原理相關，並且能夠將自動播放的磁帶放置於我們體內。相信人們很快就知道怎樣從他人對這些原理的機械反應中撈到好處。

還記得我那位開珠寶店的朋友嗎？雖然最初的偶然事件讓她嘗到了甜頭，但她很快就學會了經常有意識地利用“昂貴＝優質”這個公式。在旅遊旺季，為了盡快賣掉那些不好銷的珠寶，她采用的第一種方法就是大幅提價。她說這一招真是既便宜又有效的好方法。當這種方法在那些毫無戒心的觀光客身上起作用時（事實往往都是如此），她就獲得了巨大利潤。即使這種方法一開始並不奏效，她還可以給這些商品標上“從xx元減至xx元”的標簽，然後仍按原價將它們賣出去。當她這樣做時，她利用的仍然是顧客們對那個被擡高的價格所產生的“昂貴＝優質”反應。

我的朋友決不是第一個利用後一種方法來給那些貪圖便宜的人下套的人。作家羅斯頓就舉過一個德魯貝克家的兄弟席德和哈里的例子。在羅斯頓成長的20世紀30年代，這兄弟倆在羅斯頓家附近開了一家專做男士服裝的裁縫店。每當負責銷售的席德幫一個新顧客在商店的鏡子前試衣服時，他會告訴顧客自己的聽力有點問題。

所以，當他與顧客交談時，他會不斷地要求顧客將得大聲一點。一旦顧客找到一套自己喜歡的衣服並詢問價錢是多少時，席德就會走進後面的房間，把做主裁縫的哥哥叫出來，說：“哈里，這套衣服賣多少錢？”哈里便會放下手里的活，擡起頭，給出一個比真實價格高出很多的數：“是那套漂亮的全羊毛套裝嗎？42塊錢。”席德假裝沒有聽清，他會把手攏成杯狀放在耳後，再問一次。而哈里會再次回答，“42塊”。此時，席德走到顧客身邊，對顧客說：“他說要22塊。”這時候，許多人都會趕快把這套衣服買下來，在可憐的席德發現自己所犯“錯誤”之前，帶著他偶然撿來的便宜貨急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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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納國際總裁：房住不炒是對的，美國曾經偏離這個原則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直是一個原則，美國曾經偏離了這個原則，從而引起了美國及全球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摧毀良好的經濟成果，以及很多曾經建立起來的財富，並且對全球的經濟和金融系統造成極大的威脅。

美國萊納（Lennar）國際總裁馬林（Chris Marlin）在11日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樓市：這次真的不一樣”分論壇上如此表示。

Chris MARLIN（美國Lennar國際總裁） 圖片來源：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官網

作為全美最大的房地產商，Chris Marlin表示，在美國，政府同樣通過多種方式幹預房地產市場，比如支持按揭公司做大以提供人們購房貸款，支付按揭的利息可以獲得減稅，業主使用房子的方式受到限制，不能在佛羅里達州征地蓋樓，對廉價房進行補貼等。

“我列出的這些，都是美國政府可以幹預房地產市場的方式。無論是市政府、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都是非常深度地參與這個市場，我們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Chris Marlin說。

盡管如此，國內的房地產調控依然讓越來越多的中國財富持有者紛紛走向美國等地投資房產。據美國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統計，2016年中國人赴美置業的總金額高達273億美元。

Chris Marlin在論壇現場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坦言，近些年明顯感受到中國客戶對美國房地產的興趣在逐漸增高。“中國客戶購買美國房產的原因是多樣化的，有自住的需求，也有子女教育、投資的需求，綜合來看是呈上升趨勢。”

Chris Marlin同時表示，萊納公司也非常關註中國市場，中國樓市仍然具有吸引力。他說，每一個投資者都希望以某種方式參與中國市場，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不過，要對中國樓市進行評估很難，還是希望進一步理解中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