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oreverchan.blogspot.com/2011/07/from-wsj.html
馮哲
在過去的五至七周裡，疲軟的經濟數據、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的結束以及希臘的重重債務危機，似乎都在時刻 提醒著人們，美國乃至全球經濟仍然深陷困境。對於中國股市來說，亦是陰霾密布，銀行板塊則更是利空不斷，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2-3萬億可能違約的債務 （路透社報道），銀監會提高銀行資本風險權重的新規，以及6月的高通脹和萎靡的工業生產等。在此背景下，銀行板塊的估值也應聲回落到年初的水平。
銀 行業的問題並不僅限於此。我們觀察到部分信貸不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體現，同時監管制度的變化、地下信貸市場的興起、以及通脹曲線和加息等因素，都直接影 響了投資者的心態和銀行板塊的表現。但我們認為，中國銀行業的長期盈利可能取得百分之十幾的增長。由於決策層將進一步簡化相關規定，銀行在中間業務的收入 方面將穩步增長，這也是我們看好銀行業長期發展的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
中國對貸款額度的 管控促進了包括信托貸款、委托貸款、貸款擔保及小額貸款公司等在內的其他融資渠道的發展。我們認為，在目前銀行流動性收緊的背景之下，這些被歸類於影子銀 行體系的融資工具滿足了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及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中國新增銀行貸款佔社會融資總規模的比重已由2003年的90%下降至2010年的 53%。在我們看來，通過控制銀行貸款增長目標和M2來控制市場流動性已不再像從前那樣行之有效。然而，為了更好的衡量貨幣供應量，中國政府的注意力可能 由控制新增貸款目標向社會融資總量目標轉移，這可能導致市場信貸供應量的減少。
由於潛在的不良貸款率上升風險（主要來自中小企業）以及6 月起實施的日均存貸比考核所導致的激烈吸儲競爭，合資銀行可能對這一轉變更加敏感。假定商業銀行作為中間媒介參與的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均計入銀行資產負債 表。在這種情形下，中國銀行業需要3,030億元融資來維持10.1%的核心資本率（截止2010年）。而最糟糕的情況是，如果所有的影子銀行貸款均被重 組為銀行資產，銀行業將面臨5,990億元的潛在資金缺口。
我們認為影子銀行對於金融系統的風險在於缺乏監管力度（撥備覆蓋和低資本要 求），以及參與者在未經衡量對手風險的情況下過分追求非正常回報，從而避開對銀行借貸的嚴格控制向經濟系統注入過剩的流動性。如果監管部門加強對影子信貸 的管控，進而對社會融資總規模的增長進行更加有效的監測，我們相信，包括中小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內的影子銀行體系中的借貸者將對進一步的信貸供應控制更 加敏感。
地方政府債務的緊急救助
中國財政部關於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問題的內部討論引起了市場的負面 反應，因為可能有20%的損失需要由銀行系統承擔。根據我們的敏感度分析結果，如果有30%的地方政府貸款（3萬億元）以20%的折價剝離，中國銀行業 2011年度的稅前利潤將平均降低13%。而合資銀行遭受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因為他們擁有的地方政府貸款敞口佔資產組合的比重更高。
一 些市場參與者將地方貸款的政府救助計劃與1998年開始的銀行業重組進行比較，列舉出了由政策貸款引發的信貸高增長導致的資產質量問題，認為二者在這一方 面存在相似性。但是在我們看來，今天的銀行業總體資產質量明顯好於上世紀90年代末期。根據銀監會及一些公司數據，1998年，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達到 39.3%，而2010年，所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僅為1.1%，而撥備覆蓋率達到180%。
根據計算，在90年代末期，如果所有不良 貸款均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國有銀行可能已經產生負資產。1998年，銀行業不良貸款對權益比率達到3.8倍。盡管中國政府在1998年向四大國有商業銀 行注資2,700億元，並在1999年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這一比率在2001年仍然保持在2.5倍的較高水平。目前（2010年），銀行業不良貸款 對權益比率僅為0.28倍。因此，即使我們所認為的最壞的情況發生，即現有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14.4萬億）的30%轉化為不良貸款，中國銀行業的不 良貸款對權益比率仍將保持在低於1倍的水平。
資本監管框架新規 ──由資產數量轉向資產質量
銀監會的資本 監管框架新規提出了超過市場預期的資本風險權重調整方案。大部分人認為，銀監會要求的最少一級資本充足率（8.5%）和整體資本充足率（10.5%）的標 準已經比巴塞爾III更為嚴厲。我們認為，資本短缺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打擊市場氛圍，尤其是在2010年完成大量的增發新股的背景下。
有 新聞報道稱大銀行和合資股份制銀行表現欠佳，而人們通常認為，大銀行對於政策條款風險更具有前瞻性，而且擁有多樣化的貸款組合以及較低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的未收回放款額，這顯然與新聞報道是一種矛盾。我們認為，很多傳統行業中的大量未收回放款額或許可以解釋這一現象。我們仍堅持看好大型銀行的原因在於，大 型銀行擁有足夠堅實的資本基礎和謹慎的風險管理手段。銀行間資本風險權重調整則更易通過主動式資產負債管理進行吸收。如果調整是隨著監管新規的出台而逐步 實施，那麼大型銀行將有足夠的時間來適應監管政策的方向，如此一來，對於銀行的實際影響可謂微乎其微。
此外，資本監管框架新規更為透明化，融合了巴塞爾III，並與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相結合，這對於中國銀行業長期發展無疑是利好的。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1/100325094.html
近期，東部沿海地區部分小型、微型企業的經營困境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此，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赴浙江溫州調研，隨後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措施，其中特別強調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大對小微企 業的信貸支持。近日，中國最大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接受了財新《新世紀》的專訪，詳細剖析了大銀行在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體系中擔當的主力軍 和主渠道作用，闡述了他對大型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的戰略思考。
姜建清說，許多年前，有人說大型銀行會變成「現代的恐龍」，指的就是企業規模大了，效率就低了。不過現代大型銀行並沒有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就是 信息化。現代科技使企業變「扁」了，大象也能快跑了。而正因為大銀行具備這類優勢，他認為，才能做到不把小微企業當成一個獨立的經營實體來看待，重複地對 產業鏈上的企業進行授信、評估，有時候卻很難掌握到它真實的風險狀況，「而當我們把這些小微企業放到產業鏈裡面來看以後，馬上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主戰場
財新《新世紀》：現在社會公眾和學術界有一種認識，那就是「大銀行服務大企業，小銀行服務小企業」。所以要真正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還是應該依靠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姜建清：這是個流傳較廣的觀點，似乎也被不少人認同。但這是個片面、有誤的觀點，以此去指導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會導致走向錯誤和有害的方向。無論是從國際還是國內小微企業融資的實踐來看，這個結論都不成立。
舉例者常以美國為例，說他們有6000多家小型銀行，比中國多出不少。小型銀行是為美國小微企業服務的主力軍。可實際上恰恰是美國幾家大銀行承 擔著為小微企業融資的重任。美國銀行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也是美國最大的小企業貸款銀行，擁有430萬戶小企業客戶，2010年其消費者和小企業銀行業務部 門的收入佔到全部收入的43%，是該銀行最大的業務板塊。
美國第四大銀行富國銀行，是美國10萬美元以下的微型企業貸款業務排名首位的銀行，市場份額超過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總和。
有人會問，那美國六千多家小銀行不做小微企業貸款業務靠什麼生存？調查一下就會發現，美國絕大多數小型銀行由於資本金有限，從事的業務主要集中 在房地產金融領域，即向居民發放按揭貸款，然後再把這些貸款賣給「房地美」和「房利美」，他們從中賺取2個百分點左右的息差。之後，由「兩房」把這些貸款 打包資產證券化在金融市場上出售，回籠資金後再向這些小型銀行購買按揭貸款。這其實就是美國房地產金融體系一個基本的運行模式，這六千多家小型銀行是美國 「兩房」體系的一個起點。
再看美國之外的市場，匯豐銀行的小微企業信貸業務做得也非常專業，在英國小企業信貸市場的佔有率高達20%。
國內的情況以工行為例，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已經有3萬多億元，佔公司貸款餘額的60%左右，其中小微企業的貸款餘額達到8953億元。不只工行如此，中國的其他幾家大型銀行情況也差不多。這證明大銀行完全可以在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體系中起到骨幹和主導作用。
財新《新世紀》：為什麼在印象中大銀行總是忙著支持大項目、大企業呢？
姜建清：這有一個歷史傳承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小微企業發展起步與成熟相對較晚，過去大型銀行確實主要是服務於大型企業，並在長期合作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的銀企關係。此外，在前兩年「擴內需、保增長」的過程中，大型銀行為支持基礎設施和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這類貸款增加較多。
這就使公眾產生了一個印象：大銀行就是支持大企業、大項目。不過，應該看到這種局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首先，隨著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 善，大型項目的業務資源總的來說會越來越少，這使得大型銀行不得不快速地進入小微企業信貸市場，尋找未來的增長點；其次，大型銀行支持大企業、大項目的格 局和過去中國金融體系發展不完善、不成熟有密切關係。從國際上看，大型企業、大型項目包括市政建設的融資需求應該主要依靠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去完成。隨著 中國直接融資體系的不斷完善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大型企業、大型項目的融資也將逐步轉向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這會進一步促使大型銀行更快地將貸款主戰場 轉移到小微企業市場。
審批舉重若輕
財新《新世紀》：對於大型銀行來說，由於小微企業單筆貸款的金額小、成本高，這會不會導致大型銀行不願意做小微企業貸款？
姜建清：我也經常聽到這種說法，但它恰恰把問題給說反了。市場經濟不同於自然經濟，其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講求 集約化、規模化，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面向小微企業的前台服務必須是分散的，需要成千上萬的信貸及營銷人員，面對千家萬戶的小微企業， 但是，中後台必須具有相當的整合性，信息化程度高，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果沒有集約化、標準化和信息化的工作流程，只靠「人海戰術」，業務發展沒幾 年，銀行的中後台業務處理能力將會快速飽和。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型銀行由於在信息與業務的集中和處理能力上更勝一籌，加之有強大的信息技術平台做支撐，更具備大規模為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的實力。由於有現代網絡技術和大型數據庫系統的支持，可以將現場調查的視頻、照片傳送到遠程的終端，把電子的書面報告直接發送給審查審批人員，甚至可以依 靠視頻同基層信貸員或客戶面對面談話，直接瞭解客戶信息。
財新《新世紀》：如上所說，你特別注重小微企業貸款的中後台環節，可在很多人眼裡，銀行批貸款只是簽個字而已，會有什麼成本呢？
姜建清：完善、嚴密的流程管理，是控制風險的前提。可能有人會抱怨大銀行貸款審批的流程太複雜，我們也一直在千方百計地簡化審批手續。
但無論如何簡化，基本的審批流程必須要有。因為放鬆信貸風險的把控必然導致壞賬的產生，由此造成的貸款本息的損失，對任何一家銀行來說，都是巨 大成本。所以，一筆小微企業貸款從貸前的調查、評估、授信、審查、審批，到貸款發放，再到貸後的管理，到抵（質）押品的管理，都要一絲不苟，而每一個步驟 都要耗費人力物力，所以要進行集約化的管理。除了在前台必須要有大量的營銷人員直接服務客戶外，中後台絕不能靠人海戰術來解決。
財新《新世紀》：可是，如果實行遠程集中審批，僅貸款申請材料的傳遞就要耗費大量時間，可是小微企業的貸款需求都很急迫，恨不得上午提出需求，下午馬上就要提款，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姜建清：集約化管理的審批模式不但不會影響效率，反而能夠提高效率。
首先，由於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文本、影像和視頻長距離傳遞所耗費的時間已可以忽略不計，審批人員與客戶經理還可以通過視頻進行實時的交流，這 使得從樓上到樓下、甲房間到乙房間的距離，和我們相隔一萬公里之外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再者，專業化分工使審批人員可以專注於其熟悉的某個產業領域或市場， 對風險點的把握更加準確到位，審批效率也隨之大幅提高。
非零和遊戲
財新《新世紀》：即使大銀行的中後台審批效率可以做得比小型金融機構更出色，可是小型金融機構出身草根，長期在當地的市場裡摸爬滾打，對客戶的信用狀況、家庭成員情況甚至個人愛好都瞭如指掌，這個大型銀行能做到嗎？
姜建清：中國的大型銀行在縣域地區有大量的分支機構，經營網絡還延伸到一些鄉鎮，這些機構在當地經營了幾十年，員工和管理人員也是本土化的，對當地的情況十分熟悉。
更為重要的是，對於小微企業經營情況的判斷如果只看一家企業本身，往往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全面把握企業的經營狀況。
所謂「看森林」，就是要看這家企業在產業鏈條或產業集群中所處的位置。眾多小微企業分佈在許許多多不同的行業之中，並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經濟單 位。也正是由於大部分的小微企業都身處產業鏈條之中，而身處這些產業鏈條核心位置的大中型企業往往都是大型銀行的客戶，這為我們全面瞭解小微企業提供了非 常有利的條件。
過去，我們往往把小微企業當成一個獨立的經營實體來看待，重複地對產業鏈上的企業進行授信、評估，有時卻很難掌握到它真實的風險狀況。而當我們把這些小微企業放到產業鏈裡面來看後，馬上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財新《新世紀》：其實小微企業對融資成本是很敏感的，特別是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大型銀行在這方面有何優勢？
姜建清：現在工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平均利率是6.75%，僅比一年期基準利率高0.19個百分點，加上一些合理的費率，大約是8%左右的融資利費率，大大低於民間融資的利費率水平，也顯著低於小銀行的利費率水平。
現在商業銀行在進行貸款定價時，除了正常的經營成本、人力成本和資金成本，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風險。如果預期的違約率和預期違約損失率比較 高，自然需要更高的價格來覆蓋。而我們的小微企業貸款整體風險比較低，預期的損失很小，小微企業的不良貸款率只有0.72%，這樣我們附加在貸款價格上的 風險溢價就要少很多，相應的貸款利率也就低於小型銀行。
當然，小微企業貸款的價格水平與市場競爭態勢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貸款價格呈下降的趨勢，因為眾多的金融機構會提供更多的價格選擇。這是我們所樂見的。
財新《新世紀》：如此一來，是否說大型銀行做小微企業就沒有短板，小銀行應該退出這個市場？
姜建清：當然不是。大型銀行服務小微企業也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如我們的服務網絡目前還不能完全覆蓋小微企業經營的區域。
其實，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市場非常大，其中又分為很多的層次，而且形成了很多非常豐富、非常多樣化的組合，所以在小微企業這個大市場裡，各家銀 行都會有自己的業務定位。從大型銀行來看，我們的比較優勢首先是可以通過做產業鏈金融或者是產業集群金融帶動一大批小微企業；其次，是通過標準化、集約化 的經營能夠有效降低成本；第三，由於我們的成本更低，我們的風險控制能力和定價能力更強，可以為小微企業提供更有競爭力的貸款價格，更全面的金融服務。
財新《新世紀》：根據國家發改委披露的數據，中國的中小企業總量超過1000萬家。而工行的小企業貸款客戶僅有8萬戶，佔的比重還不到1%，是這樣嗎？
姜建清：這主要是統計口徑的問題，準確地說工行小微企業貸款客戶數量應該是50多萬戶。
因為，過去我們定義的小企業客戶是死板地按照公司貸款的口徑來測算的，實際上大量的小企業、微型企業都是以個人的名義在經營、以個體工商戶的形 式存在，其融資也是以個人經營貸款的形式存在，我們這一類型的小微企業有40多萬戶，再加上傳統統計口徑的小微企業客戶一共有50萬戶。這樣，如果其他幾 家大銀行的數據差不多，四大商業銀行加在一起至少有200多萬戶，佔到全部小微企業數量的20%。假以時日，銀行融資佔小微企業融資佔比達三分之一，是可 期望的。
因何「貸款難」
財新《新世紀》：既然銀行對小微企業融資做了這麼多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小企業在抱怨貸款難？
姜建清：最近，我注意到媒體上有很多關於小微企業陷入困境的報導，有不少企業主為了躲債甚至出走國外。應該說，造成這些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和融資難的原因非常多。
首先，小微企業處在產業鏈的末端，其營運資金容易受到上下游企業的擠壓，形成比較多的應收賬款，同時，通脹預期使小微企業的存貨增長較快，佔用 了不少資金，加劇了資金緊張；其次，由於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盪，國內外市場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市場變化導致包括人工、原材料在內的企業成本有所上升；第 三，資金價格上揚，如9月末貨幣市場利率明顯上揚，隔夜和7天期同業拆借利率均接近4%，同時社會資金面偏緊使一部分小微企業轉向了高成本的民間融資，成 本上升較快。
此外，也不排除一些小微企業主為了牟取高額利潤，參與高風險的投機行為而造成資金鏈斷裂。
財新《新世紀》：貨幣政策偏緊是造成小微企業目前融資困境的主要原因嗎？
姜建清：我認為目前在一定意義上確實存在著社會資金面偏緊的情況，但這種偏緊更多地是結構性的。
從整體看，流動性相對過剩的局面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今年上半年M2 （廣義）餘額同比增長15.9%，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運行，通脹預期依然較強。與此同時，資金結構性緊張的問題也十分突出。比如，目前18%到 20%民間借貸利率較為普遍，有時短期票據的利率高達15%，這說明短期資金和小微企業的資金市場有很大的需求。市場總體上不缺乏資金，但缺乏很好的轉 化。這種轉化需要金融機構和市場共同努力。
對於大型銀行來說，要充分發揮主力軍和主渠道的作用，應想方設法將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到真正需要資金的小微企業中去。
另外，宏觀管理部門在繼續堅持貨幣總量調控的同時，可針對實體經濟的需求對貨幣政策實行具靈活性和針對性的微調，促使解決目前結構性資金短缺的矛盾。
財新《新世紀》：有人認為大銀行並不是真的有積極性做小微企業金融業務，更多是迫於政府的壓力。你怎麼看？
姜建清：現在對於大型銀行來說，服務小微企業確實已經不是「要我做」的問題，而是「我要做」的戰略選擇。
首先，小企業和小客戶是個大市場，隨著大企業、大項目從資本市場獲取融資的能力越來越強，大型銀行要想生存和發展，必須轉向小微企業市場。
再者，按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監管規則，大企業貸款的資本佔用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大。以工行為例，綜合算下來，大企業貸款資本佔用約為 6.7%；中型企業次之，約為6.57%；小企業最低，只有2.44%，尚不足大企業的二分之一。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已成為大型銀行實現資本節約型可持續發 展的必然選擇。
財新《新世紀》：小微企業對大型銀行來說是一個新興的市場，新市場也意味著風險和不確定性，你的信心來自哪裡？
姜建清：小微企業對工行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市場，我們對小微企業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對小微企業業務的發展也有一個過程。
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經濟發展調整轉型的大浪中，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工行核銷損失類貸款時，就核銷了一大批小企業貸款，可以說當時我們投入小企業的貸款基本上全軍覆沒。
從2001年、2002年開始，浙江分行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積極主動地開展了一些小企業業務，慢慢覺得這裡面有機會，逐漸開始擴大試點進入。 到2002年時，浙江分行玉環縣支行對小微企業貸款支持力度大，又實現了零不良貸款，在全國金融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許多部門還不太相信，專門派工作組去 稽查。這些成功的實踐使銀行對發展小微企業金融業務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決心越來越堅定。從浙江逐步到整個東部，然後推到中部，又在全國推廣。
當然，應該充分認識和把握小微企業金融業務發展中的風險因素。以前有個通俗的說法，把小微企業稱為開關廠，一會開，一會關。如果經濟週期出現波 動，不少的小微企業會產生問題，因為他們是整個產業鏈中比較脆弱的一環，經濟週期變化和宏觀政策調整對他們的影響比較大。因此，對商業銀行來說，做好小微 企業的金融服務非常重要，同時，對風險控制也不能放鬆。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2/1283861.html
中 山北路2907號的上海市舊機動車交易市場非常熱鬧，門口站滿了黃牛。當你開車經過交易市場大門時，會遭這些黃牛攔截，他們熱情地問你是否賣車，不管你是開的奧迪還是奧拓，這些黃牛都收，而這些被黃牛收到的車子，有可能賣給二手車車商或者賣到外地。
「這裡的很多個體經營者（俗稱『黃牛』）都是最近才出現。家裡沒有農活，在老鄉的帶動下來上海收車，每年快到過年時，這裡的人都非常多，他們手裡有10萬左右都敢做。」舊機動車交易市場一個二手車經銷商老闆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當前的二手車市場，主要以小型二手車車商和個體經營者為主，不過越來越多的資本看中未來二手車市場巨大發展空間而伺機介入。
二手車市前景被看好
在這個交易市場的一樓， 幾個二手車經銷商正圍在一起嘮嗑，抱怨新開業的「車王二手車超市」對他們生意的衝擊。
「我們和『車王』是同行，是競爭關係。這些新開的大型二手車公司與我們在收二手車時，他們開價往往比我們高，對我們影響肯定大。」一位叫張星（化名）的二手車經銷商評估師告訴記者。
車王二手車超市由國美董事局原主席陳曉投資，是國內目前風險投資方投資最大的一家二手車公司，投資1.5億元人民幣，試圖打造「二手車市場的國美」，在不規範的二手車市場強調品牌服務概念，打消消費者購買二手車疑慮。
不僅有風險公司投資二手車市場，整車廠也躍躍欲試。繼車王超市模式後，國內首家整車廠上海通用在12月中旬也嘗試通過賣場的形式進入二手車市場。據 業務規劃，2012年上海通用旗下誠新二手車品牌將有4家大賣場建成並投入運營，在未來十年內會形成約30家的二手車賣場網絡。
目前，國內二手車市場處於剛剛起步的初級階段，二手車交易量是新車交易量的1/3。在二手車交易中，個體經營者佔了交易量的60%到80%，專業賣 場只有20%左右，而經過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拍賣平台，只有5%都不到。跟國外比較成熟的二手車經營業態相比，國內的顯得有些稚嫩。
「正基於這個考慮，我們看到未來二手車的發展趨勢以及較大的發展空間，廠商願意先行一步進行嘗試。」 上海通用汽車副總經理蔡賓對外表示。
廠商和風險投資看中二手車未來市場機會的信心還來自汽車保有量的不斷增長。據中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統計，截至11月，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23億 輛，汽車保有量達1.04億輛。「新舊市場關聯關係意味著2009、2010年對市場積累的新車銷售將引發二手車市場的爆發點在2014年前後。」中國汽 車流通協會副秘書長羅磊告訴記者。
時機是否成熟？
車王二手車超市將為購買二手車的用戶車輛提供245項檢測認證、明碼實價銷售、7天無理由退換等，但是這種經營類似美國CAR MAX交易模式是否能夠在中國市場取得成功，還有待觀察。
此前，以這種模式進入中國二手車市場的幾家二手車經營者都相繼退出，其中包括北京的帥車和美瀚二手車拍賣。
帥車在2008年開出中國第一家二手車超市，當時得到全球最大二手車零售商CarMax創始人奧斯汀的第一筆天使投資，按初期的目標，帥車要成為二手車交易領域的沃爾瑪。當時，公司還籌劃未來3年至5年在美國上市。不過，在去年年底北京的限購汽車背景下退出了北京市場。
2008年進入中國的全球最大的二手車巨頭美瀚集團，也在2009年退出深圳、北京、上海的二手車市場，鎩羽而歸。
北京一家熟悉帥車經營模式的汽車經銷商集團二手車負責人告訴記者，從外在環境上來說，帥車遭遇到去年年底北京限牌，車源受到限制，但從企業運營上， 這個公司不死也不正常。為了在一定時期內拿到車源，帥車的收車團隊不惜提高價格收車，明明知道沒有利潤也拿過來，但是他們的零售價是根據收車價格制定，這 中間已經沒有差價，其他的服務也沒有跟上，虧錢很正常。
上海一家舊機動車市場相關負責人認為，車王二手車超市和帥車超市在某種程度上是投資額較大的二手車車商。他們和二手車車商要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現 在二手車市場仍處於供不應求的階段，汽車保有量小，地區發展不平衡。採購模式大多是被動採購，即使找到新車經銷商4S店合作，但是雙方的利益基本上對立， 一個想高賣一個想低收，很難形成持續的合作關係。
此外，大型二手車超市暫時也未必勝過黃牛。張星告訴記者：「我這輛克萊斯勒的車子本來開價35萬元就可以從一個客戶那裡買過來，車王的收車團隊要給 35.8萬元，我後來直接開36萬元讓客戶把車開過來。我們做的時間長了，有自己的老客戶群體。他們現在就是砸錢，錢砸完了還有什麼。」
羅磊認為，未來幾年內，二手車市場的主體仍然以二手車車商和黃牛為主。當新車銷售和二手車交易達到平衡點的時候，二手車市場供應平衡，提出做二手車 超市形式的品牌店服務，機會才比較大。北京或許最有可能實現，北京現在保有量已經達到500萬輛。同時北京市場9月、10月、11月連續三個月的二手車交 易量超過新車銷售，北京市場已經進入置換階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db8fda0102dwqi.html
我看好中國移動的原因
之前有很多博友問我看好中國移動的原因，我不一一回覆了。
大致上來說，中移動現在對面國家不平等對待，要協助發展本地網絡技術，令他竟爭上處於劣勢。但從長期看，隨著手機用戶收入提升，每月貢獻必將會止跌回升。手機在生活中的用處已經不完全是通訊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每個用戶每月會向中移動支付兩三百元，甚至更多。
今天即使中國開放電信業務，也不會有外國投資者進來的。香港是一個極端例子，因為地方小、人口密度高。
中移動用戶現在大部分是用Edge(2.5G)上網，速度約20k/s，將來TD-LTE網絡4G的速度會是50Mbps，是現在的2500倍，很多現在 不流行的軟件將會得以共享，云端將來變得普及，相信數據用量有可能出現爆發性增長！不明白的請參考2010年數碼通（00315）年報。
當然手機支付如果成功又會是另外一個Bonus。但我不寄予厚望。
密切期待傳說中的4G！
中移動筆者現階段並未持有，但將來肯定會高追買入。
全球最大電信運營商長達七年的掌舵人退休，此時他63歲生日過去三個月有餘。這是個被推遲許久的時刻。
3月22日上午9時，在位於北京金融街的辦公樓，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召開員工大會，為董事長王建宙退休、黨組書記奚國華接任，舉行了簡單的交 接儀式。王建宙在講話前後，兩次深深鞠躬。當晚，香港上市公司中國移動（00941.HK）發佈公告，對王建宙的貢獻表達了感謝。
中國移動的內外交困，讓這位「超期服役」的董事長退休時間表一延再延。但不管怎樣，王建宙從董事長、總經理、黨組書記集於一身，到陸續卸去總經理、黨組書記、董事長職務，風暴眼中的這家央企通信公司，總算實現了領導層的平穩過渡。
2004年10月，王建宙調入中移動集團擔任總經理，之後的七年半時間裡，中國移動始終保持著優秀的財務業績：年收入從2004年的1924億 元增至2011年的5279.99億元，利潤從420.04億元增至1259億元，用戶數從2.042億戶增至5億戶。這些數據遙遙領先於其他兩家運營商 ——中國電信、中國聯通2011年的利潤分別為164億元和42.30億元，加起來也不足中移動的六分之一。
王建宙被認為是中國電信運營商中，具有最強烈互聯網和國際化雄心的領導人。他最早提出中移動的國際化目標，並且邁出了海外併購的第一步；在他任 內，井噴般的互聯網數據業務、創新的基地模式，都曾創下諸多奇蹟。但靚麗的業績單下還有無法抹去的暗色——直到退休之日，王建宙為中移動國際化定下的目標 還未能實現，互聯網戰略更「物是人非」，手下數據業務大將一一身陷囹圄。
執著與放手
1971年，23歲的溫州人王建宙結束了三年插隊知青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浙江省桐廬縣汽車站當會計。1978年12月，他進入浙江省郵 電管理局人事教育處，之後的21年，他先是在浙江省郵電局、杭州市電信局、郵電部和國家工信部擔任管理工作。1999年2月，他由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 長調任剛組建不久的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先後擔任常務副總經理、總經理、黨組書記、董事長。2004年10月，在一次高管大輪換中，王建宙來到中移動集 團公司擔任總經理、黨組書記和上市公司董事長兼CEO。
王建宙曾執掌過中國三大電信巨頭中的兩家，對通信業的熱愛毋庸置疑。2001年，王建宙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透露，他出國最愛做的一件事情是拍各 式各樣的電話亭；他說一想到全世界還有幾十億人沒用過電話，就激動不已；在通信從固話向移動通訊浩浩蕩蕩轉向之時，王建宙最大的樂趣就是看著人們用手機。 直到今天，他出門還常常帶著四五個手機。
舉止溫文爾雅，說話溫潤平緩，但王建宙身邊的人又都能覺察他內心有著很擰的一面。2004年王建宙加入中移動時，後者已經佔據了中國超過60% 的移動通訊市場份額。在公司內外和資本市場一片「投入回報不成比例」「農民普及手機尚需時日」的反對聲中，王建宙堅持向農村進軍。事實證明他的決策富有前 瞻性，四五線市場的增長潛力同樣驚人，近年新增用戶，農村都佔據大半，中移動的市場份額一度佔到80%，長期維持在75%以上。
坐鎮中移動不久，王建宙發現那裡像一個諸侯分封的王國，於是力排眾議，提出「一個中國移動」概念，強化集團功能，整合各分公司，並把其中最重要 的採購權上收，與現任中移動總經理李躍一起建設「集采」。同時，互聯網增值服務從過去的夢網模式，開始逐步向更為集權的基地模式轉化，統一中央平台建設。 這一基地模式沿用至今並更為強勢。
時光推移，王建宙展現出了自己對中移動極強的控制力，對外高調、對內強勢的一面也愈發深入人心。直到2009年末，中移動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落馬」，之後是更為驚動全國和全行業的反腐風暴，王建宙也在各種傳聞中逐步退居二線。
很難理解那是另一種執著還是放手，但無論如何，在風暴眼的各種未知與博弈中，他遵從了中央的決定。
2010年5月底，王建宙不再兼任中國移動CEO，繼續擔任公司董事長。當日在香港舉行的發布會上，王建宙說，「對未來我們充滿信心」，首次以CEO身份出席記者會的李躍則坦言，新崗位「壓力很大」。
2011年7月，工信部副部長奚國華接任中移動黨組書記，王建宙僅保留於2010年5月新設的董事長一職。無論從權力的交替，還是從中移動內部戰略和對外策略的逐步調整，在王建宙近年不斷的「退休」傳聞中，中移動的「去王建宙化」從李躍上任總經理之後就日趨明顯。
最賺錢也最腐敗的時期
在很多中移動員工看來，王建宙是一個少見的「國企實幹CEO」。這也給中移動在包括三大運營商在內的央企中樹立起「最忙最累」的企業形象。中移 動的辦公樓下，晚上10點鐘永遠有出租車等待，這形成了中移動相對高效的一種氣質——儘管淨利潤是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兩家相加的6倍多，但中移動的員工數 隻是中國聯通一家的三分之二。
要讓中移動這樣的大象快跑起來，放權與激勵必不可少。王建宙提出「一個中國移動」並上收地方採購權的同時，總公司為各省分公司確定服務標準化制度和績效考核指標，而後在業務拓展上相當放權。這種相對現代化的管理體系的建立，為中移動持續的加速跑提供了組織保障。
2007年，王建宙又出名言，「我們需要互聯網的瘋子」，再次博得諸多好評。他是運營商中較早把握到移動互聯趨勢的領軍者，並引進了有著「瘋子」之稱的原微軟MSN中國區總裁羅川，以及中移動研究院新掌門黃曉慶。
過去五年的歷史證明，王建宙這一大膽的人才引進計劃難說成功。中移動研究院重點打造的移動Labs和OMS（即中移動主導的OPhone操作系 統），至今毀譽參半，不溫不火。「瘋子」羅川則埋沒於體制的各種桎梏之中。2011年，作為嘗試互聯網期權激勵試驗田的139移動互聯（香港）有限公司被 撤銷。
在很多電信業界人士看來，王建宙對中移動有功；以王建宙的性格，多次傳言要退又遲遲不退，肯定也與他希望自己在中移動完美謝幕有關。但無論如何，中移動成立以來遭遇的最為慘痛的一次代價，也發生在這段企業獲得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2009年底，中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案發，隨後中移動四川音樂基地負責人李向東、四川移動總經理李華、中移動數據部副總經理馬力、中移動旗下 子公司卓望信息CEO葉兵、中移動終端部總經理吳唯寧等11名高管相繼案發。這場醜聞一直延續至今，2月28日晚，中移動排名第一的副總經理魯向東被檢察 院帶走。魯向東長期主管數據業務，直到2010年中移動高層發生較大人事變動，才與李躍職責互換，轉而分管公司發展戰略、計劃建設、採購等。中移動腐敗窩 案涉案金額之大觸目驚心，2011年11月下旬中央紀委呈報的案情報告，中央多位高層做了重要批示，要求中移動全方位整頓。
從外部觀察者角度看，作為央企領導人的王建宙，無論是帶領中移動「大象快跑」，還是推動運營商向互聯網轉型，都冒著吃力不討好的變革風險。
國有壟斷的通信企業與市場化的互聯網企業，在組織體制、激勵機制和創新模式上有根本不同，希望通過激勵和分權，讓壟斷官商企業兼得市場驅動型企 業之利，卻可能因為缺乏有效的制衡，而在兩種體制間的模糊地帶滋生腐敗——這種腐敗，被公司本身的快速發展和巨額利潤掩蓋，終至氾濫成災。
相比起來，剛剛50歲出頭的繼任者要低調很多。李躍自2000年加入中移動，就一直擔任分管計劃和網絡建設的副總經理，2010年5月正式升任總經理，同年8月兼任上市公司CEO。
「接班之後，我們再不能像以前那樣隔一個樓層都能聽到他爽朗大笑了。」這是李躍身邊同事最大的感慨。現在的李躍除了謹慎，就是越來越多的白髮，他甚至不再接受媒體的專訪。
逐步接班過程中，李躍對中移動的系列調整被業內稱為「李躍新政」，其核心之一就是「收權」。以移動互聯戰略為例，與王建宙強調「開放和合作是中 移動的成功經驗」不同，李躍的思路是以「統一門戶、統一入口」為原則，將之前分散在各大入口平台的應用，包括飛信、無線音樂、139郵箱、移動MM、手機 支付、手機遊戲等，統一到10086綜合業務平台，原有入口取消。
國際化漸行漸遠
除了互聯網，王建宙的另一大抱負是國際化。
王建宙有著強烈的國際化視野和熱情，每年他都會參加巴塞羅那GSMA世界移動通信大會、國際電聯世界電信展等業內最重要的幾大國際盛事；他也是中國運營商高管中惟一能用英文在國際會議上發言和交流的。
王建宙的英文來自自學。曾有媒體報導稱，當他還在杭州工作時，為了練習口語，每個休息日都會去西湖邊找老外，給他們當免費導遊。
2004年王建宙到中國移動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公司的國際化戰略，目光首先投向海外併購。那是國際電信重組尤其是新興市場重組的高潮期。「每個 國家只要有可能的項目，都會去看、去談，去了很多國家，談了很多項目。那都是真正地去看項目，而不是坐在家裡蒐集資料。」一位曾為中移動海外併購提供諮詢 服務的中介機構人士對財新記者稱，「那時候中海油、中石油等都還未開始嘗試。」
2004年，中移動在李躍牽頭下成立海外投資辦公室，所嘗試的第一單海外收購是巴基斯坦電信（PTCL）併購案。但那樁收購因要價太高，中移動不得不望而卻步。
這之後，Millicom進入了王建宙的視野。Millicom是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國際移動通信運營商，由瑞典電信和媒體集團Kinnevik 控股，總部設在盧森堡，主要在拉美、非洲和亞洲的16個新興市場國家發展，擁有近1000萬名用戶。2006年，Millicom有意出售股權。中移動聘 請了中金公司等機構作為財務顧問，準備連同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貝恩資本一起入股，雙方談判已進入到最後簽字階段。
一位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當時Millicom的市值大概56億美元，投行幫中移動計算的估值為40餘億美元。但最終，中移動因擔心新興國家政治風險太大，收購後難以管理而放棄。後來Millicom的市值曾最高漲到150億美元。
巴基斯坦電信運營商PAKTEL是Millicom全球十幾個子公司中業績最差的一家，在中移動試圖收購Millicom時，投行對其估值為零。兩年後，中移動以5.6億美元收購了PAKTEL，後改名為CMPak。2008年，中移動啟動其全新國際品牌ZONG。
「王建宙考慮巴基斯坦是長期友好鄰邦，政治上無風險。當時巴基斯坦也政局穩定，經濟正常，穆沙拉夫在位子上也很穩當。」上述知情人士稱。
巴基斯坦作為世界第六大人口大國，自2003年正式通過電信解除管製法案，成為國際運營商角逐的市場。「如果巴基斯坦都做不好，就不要去別的國家了。」這是王建宙在收購剛剛完成後所說的話，之後，此話也一語成讖，ZONG再也沒有新的成員。
回顧過去幾年的經營，中移動錯過了巴基斯坦電信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自身國際化人才儲備嚴重不足，也有多項戰略失誤，包括坐觀設備商虎鬥，雖然 拿到了低價，卻失去了時間；中移動試圖在巴基斯坦重複國內獲得成功的農村戰略，卻因為土地私有、防務等國情截然不同並不成功（參見本刊2011年第20期 「走不出去的中國移動」）。
王建宙一直把巴基斯坦當做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重要一步。中移動在2006年-2007年間的公司重要文件中，屢稱未來幾年要讓國際化收入佔到總收入的重要比例。「我們理解，『重要比例』至少要達到20%吧？但現在基本上連零頭都沒有。」上述人士稱。
巴基斯坦電信管理局提供的數據顯示，CMPak截至2010年底用戶數為850萬，市場佔有率為6.8%，仍位居巴基斯坦五大運營商最末，且與 前四大運營商相距甚遠。從2010年開始，中移動開始重新審視巴基斯坦市場戰略，也做了各種調整，但效果甚微。王建宙在接受採訪時坦言，巴基斯坦的進展沒 有預想的快，困難還是很多。
但王建宙仍不斷提出要加快中國電信運營商「走出去」的步伐，並透露中移動已經制定了海外拓展第二步計劃，在關心新興市場之外，將更多關注跟技術發展有關的市場，合作視野亦拓寬至歐洲、北美、非洲等各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建宙在解釋中移動近年來「走出去」進展不大的原因時稱，中國移動海外併購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價格，雖然機會很多，但每次都會遇到高價。
在2011年世界電信展大會上，王建宙演講稱願意去非洲投資，希望非洲國家能夠提供更多優惠。與會的非洲一家電信企業負責人感嘆，這樣的思維不可能適應非洲市場。
王建宙
1948年12月生於浙江溫州，浙江大學工學碩士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1969年到浙 江省桐廬縣合村公社大琅大隊插隊。1971年12月在浙江省桐廬縣汽車站任會計。1978年12月進入浙江省郵電局，之後歷任杭州市電信局副局長、局長， 浙江省郵電局副局長，郵電部計劃建設司司長，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1999年2月到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先後擔任常務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 2004年10月調任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總經理，2010年5月起兼任董事長。2012年3月22日，王建宙卸任在中國移動的最後一個董事長職務，正式 退休。
奧康訴歐盟反傾銷案子尤其曲折。從應訴到起訴至歐盟一審法院再到歐盟高院，前後歷時六年。開始參與的中國企業有150多家，後來減到5家，最後只剩奧康1家。
2012年11月，奧康終於等來歐盟高等法院一紙判決書：奧康勝了。實際上，勝訴前一年，歐盟已經取消對中國和越南皮鞋的反傾銷稅。中國的很多製鞋企業，不得已在制裁期間放棄了歐盟市場。奧康的勝訴，最大的經濟受益者是當地進口商——歐盟將退回過去幾年他們繳納的所有反傾銷稅。
奧康董事長王振滔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坦言，堅持打官司，主要是因為「官司合算」：「輸了也就50萬歐元訴訟費和律師的來回機票，贏了則是螞蟻和大象對決的勝利，對品牌幫助很大。」
2012年11月，中國一次性打火機也得到了好消息。歐盟駁回法國最大打火機廠商對中國一次性充氣打火機延長五年反傾銷關稅的申請，隨即取消了反傾銷稅。之前中國一次性打火機已經在歐盟市場交了整整20年反傾銷稅。九年前，溫州打火機企業聯合應訴歐盟反傾銷，協會帶頭十天內組織應訴，九個月後歐盟放棄針對風輪打火機的反傾銷調查。
然而，伴隨著勝訴，歐盟、美國甚至南美洲國家巴西、阿根廷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依然頻密。中國企業選擇應訴的依然有限，勝訴者更少，成功的案例兩三年才見一個。多位採訪對象表示，奧康等成功案例從技術層面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借鑑，及早準備、規範運作是應對甚至避免反傾銷調查的關鍵。
打到底
回過頭看，王振滔覺得歐盟對中國製鞋企業啟動反傾銷並不意外。歐洲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皮具製造業發展多年，為保護本國鞋業，從1995年開始，歐洲對中國出口鞋一直採取配額制。那時，以奧康的體量甚至拿不到配額。2002年中國加入WTO，鞋是「入世」談判時四個重點討論的商品之一，歐盟要求三年過渡期。直到2005年，針對中國鞋長達十年的配額制才取消。但緊接著南歐等國企業向歐盟申請對中國和越南鞋企展開反傾銷調查。2005年7月8日，歐盟委員會批准申請，涉及企業多達1200多家。
多數情況下，中國企業面對反傾銷調查往往是束手就擒，調查一結束，高額關稅開始徵收時，企業就放棄出口。這一次，中國150多家企業選擇了應訴。
歐盟委員會採取了抽樣審核的方法，只選取出口量前十的企業進行審查，最終判定這10家企業不具備市場經濟地位，進而認定其他140多家企業都不具備市場經濟地位。
調查期間，王振滔在西班牙參加鞋業論壇時發表演講，稱反傾銷不公平。他還代表中國鞋企向歐盟委員會提出抗辯。努力並未成功。歐盟宣佈，從2006年10月起正式對從中國進口的皮鞋徵收反傾銷稅，稅率為16.5%。王振滔告訴財新記者，如此高的稅率很多中小企業根本無法承受；反傾銷一開始，溫州倒了一批鞋企。
歐盟裁定已出，和以往絕大多數案例一樣，應訴企業基本選擇了放棄。奧康和溫州、廣東的五家企業決定起訴。王振滔回憶，奧康最終敲定當時在國內聲望很高的反傾銷案律師蒲凌塵。律師告訴他並無把握，訴訟期可能拖上十年。
王振滔幾乎沒有多考慮就決定上訴，「歐盟欺負企業不懂法律，但企業不懂律師懂，律師說歐盟這次反傾銷不符合法律和行政程序，過程中有漏洞。」在他看來，官司輸了不過花50萬歐元訴訟費，外加律師費和時間、精力，一旦打贏對企業美譽度提高很大。作為中國皮革協會的副理事長，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挑頭做事。
蒲凌塵後來接受採訪時解釋說，歐盟接到了150多家企業的應訴材料，最後僅憑10家企業調查就裁定所有企業不具備市場經濟地位。根據歐盟法律，市場經濟地位條文和抽樣條文並未有直接聯繫，需要通過上訴法院獲得解釋。
2006年底，奧康等企業的起訴書遞到了歐盟一審法庭。按照流程，法院接受上訴書後應和企業就相關訴求進行書面溝通，公文來往短則幾個月、長則1年。2007年10月，中國企業終於等來第一次答辯。2010年6月，歐盟一審法院駁回中國五家企業的上訴請求。
抓住50%勝算
在此期間的2008年10月，為期兩年的歐盟對華鞋企反傾銷到期，進入期滿覆審，即所謂「落日覆審」，覆審期間反傾銷稅繼續徵收。這次，歐盟提出延長反傾銷稅15個月。奧康宣傳策劃部經理王海龍回憶，落日覆審階段歐盟通過抽籤選取了7家中國企業進行調查，奧康也在列。中國鞋企一度看到希望——歐盟召開成員國會議時，27個成員國中15個反對延長反傾銷稅，10國同意，2國放棄。
王振滔分析說，歐盟國家中有的自己有製鞋業，有的完全依靠進口，大體對半分，前者希望貿易保護，而諸如德國這樣的國家歡迎相對便宜的中國鞋。
然而，最終延長反傾銷計劃還是在歐盟部長理事會議中通過了。歐盟將繼續向中國鞋徵收15個月反傾銷稅，最遲於2010年1月3日實施。
新一輪反傾銷實施，上訴被一審法院駁回。和奧康一起上訴的其他四家企業希望破滅，只有奧康決定把官司打到底。王振滔解釋說，奧康主要做內貿市場，外貿大約只有20%。但和其他幾家上訴企業不同的是，奧康的外貿鞋中有70%銷售到歐洲市場。
律師告訴王振滔，繼續上訴只有50%的勝算，時間可能會再拖兩三年。對那50%的勝算，蒲凌塵解釋為歐盟對中國企業損害幅度上的計算有違歐盟反壟斷法規定。歐委會改變評議方法時也只給了中國企業五天時間，而法律上規定評議時間應為十天。
王振滔的性格是，沒把握也必須要一個結果。從反傾銷開始，他每年都去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傳統製鞋國家溝通，有一年去了11次西班牙。多年來，他感覺到歐洲對中國鞋的牴觸情緒——西班牙火燒溫州鞋，法國燒中國鞋店面。因此上訴法院不僅要結果，也是表達態度。
2010年6月，奧康向歐盟高等法院上訴。還沒等到結果，2011年3月，歐盟針對中國和越南鞋發起的反傾銷到期取消。大氣候變了。2012年11月15日，歐盟高等法院下達判決書，推翻了歐盟普通法院作出的一審裁定。法院同時判定，歐盟委員會需賠償奧康上訴歐盟初級法院和高等法院的訴訟費。另外，與奧康有貿易關係的進出口商原則上可獲得六年來歐盟有關方面徵收的反傾銷稅。
奧康終於勝了。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認為，其意義不僅證明奧康沒有傾銷，也反映出歐盟法律在程序上的問題。今後不僅對鞋類，對其他企業都是一個可沿襲的案例。
勝訴帶來很多好處。王振滔說，通過官司，奧康在歐盟和國內的品牌美譽度提高了。「我們都說富易貴難，品牌獲益才是最大的勝利。」此外，通過這次訴訟，奧康建立了自己的法務部門，負責知識產權和合同審計工作。「不用碰到問題才開始想辦法，以後類似事情可以自己做了。」他說。
準備需趁早
然而，多位採訪對象對財新記者表示，多數中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上行動遲緩，往往接到調查通知後才倉促準備材料。中銀律師事務所的賈征律師曾代理超過60個反傾銷案件。他說，企業接到調查後應訴的準備時間非常緊迫。以歐盟和美國為例，一旦調查開始，企業的應訴提交材料的期限都在40天左右。這期間，如果企業選擇應訴，不但需要填寫反傾銷國家發放的相關問卷，還要提供一系列證明材料。「有時一個企業的證明材料就有十幾個文件袋。」相關律師必須快速介入，有些國家，如墨西哥還要求企業必須聘用當地律師應訴。
還有些很實際的問題。廣東環宇京茂律師事務所律師何培華指出，很多針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案件涉及的企業規模小，並且分散，一般企業無法獨立負擔聘請律師的費用。「聘律師少則幾十萬，美國這樣的市場，律師費通常需要兩三百萬美元。」因此，應訴者寥寥。
願意應訴的企業則出現舉證困難。有的企業有兩套賬甚至三套賬，無法在短期內拿出應訴材料。何培華以代理的中國某漁產品企業為例說：「和進口商簽的合同上一個價，海關一個價，稅務一個價，怎麼舉證？」最後地方政府幫忙，「很短時間裡把三個價格做統一了」。
反傾銷是行政程序，非普通法律訴訟。賈征解釋，通常裁定某國企業存在傾銷看兩方面：一是低價銷售，二是對提出調查的國家的同行企業構成損害。對於低價銷售，企業必須證明自己的價格合理，通常做法是將同樣商品在國內和國外的價格做對比，如果國內價格高於國外就往往被認為低價傾銷。如果企業是外貿企業，需要通過生產成本加利潤率來計算其商品的正常價值。
但賈征指出，企業在應訴中這樣舉證只適用於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國際貿易中，完全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只有泰國、巴基斯坦、韓國等，歐盟和土耳其是有條件承認，整個美洲，除秘魯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尚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就意味著應訴企業必須首先證明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在實際操作中非常困難。
在歐盟鞋業反傾銷的案子裡，歐盟就沒有承認中國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對於這樣的案子，提起反傾銷的國家會選擇一個參照系。奧康涉及的鞋案中歐盟的參照系是巴西製鞋的成本。根據商務部網站資料，最近一個月巴西對中國不鏽鋼餐具、髮梳和攪拌機發起了調查或落日覆審。在傾銷的判定上就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認定方式，對不鏽鋼餐具的認定稱，中國國內市場價格高於產品在巴西的價格；髮梳則選取德國為對照國判定成本；攪拌機是按墨西哥出口美國的攪拌機作為正常價值的標準。賈征認為，「反傾銷國家在選取參照時，有很大自由裁量權。企業可以對此提出反對意見，但按經驗被採納的可能性很低。」
需要聯合行動
一旦被認定存在傾銷，企業將面對高額稅收。資料顯示，中國企業曾經遭遇過高達200%的反傾銷稅。
但企業也並非無計可施。奧康是從法律條文和程序上找問題，有些案件則可從市場損害層面舉證。賈征介紹，他代理的激光噴墨企業應訴反傾銷案中，調查後發現，反傾銷國企業只針對高端市場，並不生產中國出口的中低端產品，因此不能認定中國出口商品存在損害。
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建議，中國企業在調查期間應更積極應訴，一旦成功可從反傾銷名單中去除，或者獲得更低稅率。如果失敗，還可以選擇奧康式的上訴之路。但他提醒，中國每年100多起反傾銷案，兩三年才能看到一個上述成功的例子。上訴是非常技術化的過程，首先考察案件是否站得住腳，法律程序是否有不當之處，聘用的律師是否稱職，最後還必須考慮企業在當地名聲，是否有社會基礎。奧康正是具有上述幾點才贏了官司。「不是說有委屈就去起訴。99%的案件都是敗訴的。」他說。
多位採訪對象指出，雖然應訴勝利難，但早做準備很有幫助。何培華指出，外國企業向本國政府商務部門提出反傾銷調查也需要準備材料，很多國外進口商知道消息後會告訴中國企業。如果中國企業從此時開始準備材料，會充分得多。霍建國則建議企業從進入他國市場前就要開始準備。「遇到問題時的化解能力都是前期的作業。」如果企業把握不大，就應在當地找合作夥伴，同時注意政府雙邊關係，在雙方互動好的時候出動才可能成為典型。
協會和政府在相關訴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中國皮革協會秘書長衛亞菲告訴財新記者，歐盟對中國鞋反傾銷一開始，商務部、協會和商會、律師團和企業就形成「四體聯動」。除了協調企業一起行動，更重要的工作是「和歐盟國家中態度搖擺不定的國家溝通遊說」。
衛亞菲回憶，後來的溝通帶有越來越強的政治色彩，成為了政府間的較量。「在爭取歐盟搖擺國家的支持時，也交換了一些利益。」霍建國分析，近來，中國面臨的貿易保護形勢越來越複雜，除反傾銷外，知識產權和反補貼案例越來越多。反傾銷主要以企業應對為主的方式可能會改變。「有時政府必須出面，因為涉及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
奧康的例子中，落日覆審期間，正是皮革協會的副秘書長衛亞菲第一時間通知奧康多國反對延長反傾銷稅的信息。賈征介紹，特別是在對市場損害的認定方面，單一企業主體很難舉證應對，很多時候都是協會提供相關的信息和數據支持。
但在何培華看來，協會對企業的幫助應更多體現在出事前。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常常跟風，沒有前期調研，在價格上惡性競爭，很容易給國外反傾銷提供口實。他舉例說，在美國的某些行業，自發組織的行業協會會對商品出口最低價做出規定，一旦超過最低價，出口企業會受到懲罰。這樣有助於避免反傾銷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