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車展特別報道】2015：汽車產業大變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4754.html
【廣州車展特別報道】2015：汽車產業大變局
一財網 2015-11-20 14:23:00
時間到了2015年，汽車業經歷了幾十年的野蠻生長，國外汽車品牌和國內汽車廠商各自占據了相應的半壁江山。這一年，中國汽車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時間到了2015年，汽車業經歷了幾十年的野蠻生長，國外汽車品牌和國內汽車廠商各自占據了相應的半壁江山。這一年，中國汽車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國內乘用車企業非常多。各大企業下轄的新型乘用車，為了適應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在銷售、市場方面都做了相當多的變革與突破。國內的公交車、商用車在產品技術研發、銷售、與境外合作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新舉措，值得我們關註。【詳細】
自主品牌重拾自信
今年以來，自主車企銷量前三名分別是長安汽車、長城汽車和吉利汽車，其中長安自主品牌1~10月銷量為78.75萬輛汽車，同比漲幅高達32.8%。長城汽車緊隨長安之後，前10月銷量增長22.8%至58.74萬輛車。排名第三的是吉利汽車，前10月銷量為41.74萬輛，同比漲幅29.5%。自主車企增速最快的前三名則分別是江淮汽車、廣汽傳祺和長安汽車。
在與合資品牌短兵相接過程中，自主品牌從“挨打”到“反攻”。【詳細】
自主品牌稱雄SUV市場
轎車市場節節敗退，但自主品牌卻憑借綜合性價比在SUV領域大獲成功。數據顯示，在購置稅減免新政的影響下，今年10月自主SUV的銷量超過35萬輛，同比增長85%。來自蓋世汽車的數據顯示，10月SUV市場排行前3的產品均為自主品牌，為哈弗H6、寶駿560以及傳祺GS4，自主品牌優勢十分明顯。
雖然如此，有觀點認為，自主品牌要在與合資品牌的競爭中走得更遠，同時需要補齊在轎車市場的短板。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嚴格的國家燃油消耗限值的限制，專註於SUV產品的自主品牌在油耗上也將遇到挑戰。【詳細】
中國2015年有望躍升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車市場
在中央及地方密集出臺補貼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催化下，中國新能源車市場持續處於“井噴”狀態。2015年，中國有望超過美國，躍升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車市場。
今年上半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生產、銷售雙雙突破7萬輛，下半年以來，在快車道中提速。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10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為3.64萬輛和3.43萬輛，同比分別增長4.2倍和5.0倍;1~10月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18.12萬輛和17.11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7倍和2.9倍。而根據工信部口徑統計的數據，新能源汽車增速則更快，10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生產5.07萬輛，同比增長8倍;今年1~10月，累計生產20.69萬輛，同比增長3倍。【詳細】
國產汽車亮點多 未來趨向電動化及智能化
在經過今年10月汽車產銷環比、同比大幅上升的時間點之後，市場對於汽車行業的年度銷量數字，似乎也在逐步恢複信心。
1到10月，汽車產銷分別完成了1928.03萬輛和1927.81萬輛，產量略高於上年同期，銷量同比增長1.5%。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車也保持了高增長態勢，總計3.6494萬輛的新能源汽車同比增長了4.2倍之多。
國產汽車中，包括長安、東風、比亞迪、廣汽等拳頭產品也有搶眼表現。這類產品的集體振奮，主要是因為在品牌定位、營銷方式、研發能力等多重原因引起的，而未來國產車的發展方向也會朝著電動化、電商化和智能化前行。【詳細】
新能源產業火爆 核心零部件匱乏成短板
今年以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火爆程度超預期，綜合數據顯示，前10月國內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突破20萬和17萬輛。以至於浙商證券在其近期發布的研報中，將201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目標至33萬輛，較此前的預計數字增長32%。按照業內預計，到明年新能源實現50萬輛的銷量應該“全無壓力”。
中國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車市場，按照國家規劃，到2020年，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將達到500萬輛。數據之外，新能源汽車的使用途徑也在不斷的突破，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崛起。不過，全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仍然認為：“冷靜來看，國內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優勢是局部的，整體情況與海外主流車企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詳細】
外資新能源汽車在華尚未成勢
外資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不如自主品牌，其主要原因並不只是各地政府補貼政策與牌照補貼的雙重標準，更在其新商業模式探索方面的保守。
2015年是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全面爆發的一年，但與本土新能源汽車銷量快速提升形成對比的是，外資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發展低於預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與本土企業在商業模式上的各種嘗試不同，外資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的營銷方式過於單一。這或將是制約其進一步快速發展的關鍵。【詳細】
低速增長成中國汽車發展新常態
經過“金九銀十”之後，2015年中國車市逐漸進入尾聲，今年整體銷量情況也基本明了。今年1~10月，我國汽車銷量為1927.81萬輛，同比1.51%，與期中考1.4%的增速以及前三季微增0.3%這兩份成績單相比有所進步，但明顯落後於去年6.86%的增速，比起2013年增長13.87%的成績更是相差甚遠。
自從2013年邁入年銷2000萬輛這一級別之後，中國車市增速逐年放緩，這一龐然大物“手腳”很難再像此前那般靈活。汽車專家張誌勇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稱，未來幾年，低速增長將成為中國汽車發展的新常態。【詳細】
環保升級壓力下的商用車技術升級
與乘用車市場的百花齊放不同，中國商用車技術的發展與推廣相對較慢，但由於受國家政策影響明顯，中國的卡、客車企業在2015年仍然作出了一些令市場滿意的舉措。
隨著越來越嚴格的排放法規的出臺，今年也是中國商用車排放標準全面由國三升級到國四的關鍵之年，商用車企業在加大成本更換更先進的柴油機等動力的同時，也在新能源與智能化駕駛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詳細】
互聯網造車運動
在一片質疑聲中，樂視、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高德地圖等互聯網企業依然在造車路上勇往直前。一群“門口的野蠻人”，正試圖通過行動證明造車夢可變成現實。
越來越多互聯網企業加入造車陣營，這將會顛覆傳統汽車行業嗎?業內對此存在分歧。對互聯網企業造車，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比亞迪總裁王傳福等汽車大佬並不看好。王傳福毫無掩飾自己鮮明的態度：“這只是一個概念和炒作而已。”【詳細】
互聯網攪局汽車金融 社會征信和盈利模式成挑戰
車市步入“新常態”的拐點，汽車金融和保險的市場潛力才剛剛得到展現。數據顯示，2014年汽車金融、保險等關聯服務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6000億元，未來將依然保持高速增長。按照羅蘭貝格的預計，到2020年，汽車金融和保險的市場規模將達1.8萬億元。
傳統的汽車金融公司早有布局，但市場拓展的進展並不是十分順利，新的互聯網公司試圖利用自己的優勢，切一塊市場蛋糕。去年以來，無論是在傳統還是互聯網金融領域，新的轉變都在發生，但同時，二者也都面臨著系列的問題待解。【詳細】
汽車電商曲折向前
京東與阿里的互撕反映出電商平臺之間的競爭的白熱化，不過，相較於消費品電商的激烈競爭，汽車電商依然處於摸索的起步階段。
雖然大家都認為未來電商將成為一種趨勢，傳統的4S模式雖然有存在的價值，但在效率上還有待提升，而互聯網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邊際成本。但是，汽車電商除了線下資源的布局之外，還會遇到更多的挑戰，只能曲折向前。【詳細】
二手車電商平臺“虛火”
中國好聲音上優信二手車60秒的鬼畜廣告和滿大街“瓜子二手車直賣網”的宣傳，讓二手車這個原本溫不吞的市場一下子火了起來。
“今年不光是二手車電商，包括新車電商，都在努力的造勢。但在我看來，做二手車電商比新車更為困難。”一位長期關註二手車行業的人士林明(化名)認為。首先，作為一個大宗消費品，汽車電商本身就對線下服務體系的搭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即便是阿里這樣的巨頭，要做電商也必須牽手永達、和諧等經銷商，解決線下服務的問題。二手車就更不用說了，由於信息的不透明、一車一況、一車一價，導致消費者在消費習慣上，會更大程度的依賴傳統的線下模式。因此，他認為“這輪資本的進入和大規模廣宣的投入，在我看來確實是提升了消費者對二手車的關註，但能為平臺帶來多少實際的成交還說不清，上半年大規模的資金進入其實已經讓整個二手車市場堆積了巨大的泡沫”。【詳細】
那些智能汽車的供應商
得益於互聯網的發展，百年來的堅固汽車鏈條終於開始松動，但在核心緩解，互聯網企業仍然難以突破。
在以無人駕駛為技術路徑的汽車產業發展過程中，博世、大陸、德爾福、天合等傳統供應商仍然在毫米波雷達、車道保持系統、激光測距系統、紅外攝像頭、立體視覺、車輪角度編碼器等關鍵技術領域保持領先，並在跟地圖供應商爭奪頂層系統的設計入口。
但隨著互聯網的介入，以及車聯網的發展，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務類軟件供應商也將介入到整個產業，盡管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避免不了被並購的命運。【詳細】
出租汽車行業變局
今年是出租汽車行業巨變的一年，這從廣州的車牌競價跌宕起伏中可見一斑。今年1月，廣州個人車牌競拍成交均價為1.31萬元，緊接一路攀升，7月飆升至3.78萬元，隨後又降溫，9月以及10月穩定在1.7萬元上下。車牌價之所以出現巨幅振蕩，與廣州網絡約租車急劇升溫以及回歸理性緊密相關。
Uber(優步)在Uber在全球單個城市里訂單量最高的城市是廣州。從去年2月份進入廣州，乘客量和合作司機數量一直在增加，從今年1月份到11月2日，Uber廣州用戶的數量增加了30倍。私家車紛紛加入Uber行列，專車一下急劇增加，不僅擡高了廣州車牌競拍價，還對傳統的士行業造成不小的沖擊，因此遭到諸多非議。【詳細】
誰定無人駕駛汽車標準？
10月，特斯拉將系統升級到7.0以後，一夜之間全球4萬輛ModelS具備自動駕駛模式，仿佛讓整個業界相信無人駕駛時代即將來臨。
實際上，特斯拉所強調的“高度自動駕駛技術”仍然是處在一般自動駕駛與高度自動駕駛之間，距離真正的高度自動駕駛時代還有很遠。
據了解，目前業內最樂觀的估計是，2020年將是全球將有首批高度自動駕駛車輛投放市場，並迅速得到發展和普及，到2025年高度自動駕駛車輛將占到當年總銷量的25%。【詳細】
汽車供應商湧進汽車後市場
如果說向無人駕駛進軍是這一輪汽車電子供應商的轉型方向，那麽向後市場進軍則是輪胎、機械類供應商的主要發展方向。
根據介紹，隨著中國汽車市場增速變緩，特別是商用車市場出現銷量下滑，這其實對中國中小輪胎企業影響不大，因為他們的主要利潤來自售後汽配市場，但由於前裝市場的不景氣造成國際大品牌的輪胎供應商也紛紛轉向售後市場，並加大了對前裝市場的開發。而隨著“賣輪胎”等互聯網企業的出現，又造成了整個後市場輪胎產業的零利潤或低利潤，而這正是造成這些中小輪胎企業破產的關鍵。【詳細】
編輯：顧蓓蓓
【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3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兩會特別報道】“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 解放軍在兩會上關註哪些話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783
2016年3月4日，北京，兩名解放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外交流。當日，2016年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於上午11時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東方IC/圖）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許多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
今年兩會，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的共同話題，“組織讓你去哪就去哪”幾乎是每位與會者的共識，盡管“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
2016年3月5日下午，北京西四環附近的鴻府大廈會議室內，幾十位來自軍隊的特邀組政協委員召開了小組會議。“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一改以往冗長的開場白，發言直奔主題。
政治話語的背後，蘊含著更為樸素、實質的內容。在國防科技大學原政委徐一天委員眼中，“政協委員的發言是要存入檔案的，政協委員的聲音要經得起歷史檢驗，必須嚴肅認真對待國家和人民給予的話語權。”
2015年，僅軍隊政協委員的提案就高達260余件，不少提案還得到相關部門肯定。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提案內容涉及軍事、政工和技術三大領域，這也與代表委員們自身的職業分工吻合。而在今年兩會上，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共同關註的話題。
“組織讓去哪就去哪”
來京參會前，火箭軍某旅技術營班長王忠心還在參加實戰演練，同戰友一道鉆深山、進陣地。
“今年是我當兵的第30個年頭。按照士兵服役相關政策制度，我已經達到士兵服役的最高年限。這是火箭軍更名成立的元年，但對我而言，這或許就是軍旅生涯的最後一年。”佩戴著嶄新的“火箭軍”臂章，王忠心覺得很榮幸，能夠親歷這場“大變革、大發展”。
這名一級軍士長手把手帶出的戰士都已“出徒”。甚至，王忠心所在旅的不少領導也是他的“徒弟”。
2016年2月28日下午，從雲南省某營區出發前，王忠心認真記下戰友們的意見建議，“一定帶到北京去。”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兵王”的關註點也都與基層官兵的利益息息相關：2013年以前，工資待遇吸引力不足，多數士官還面臨著婚戀、看病、住房等現實困難，王忠心提出《關於保留士官人才方面的建議》，不遺余力地推進士官職業化；2014年，王忠心關註的依舊是軍人醫療保障問題。
軍人薪酬待遇近兩年已大幅提高，無需再為“五鬥米折腰”。2015年兩會開始，王忠心的眼光轉向《推動強軍目標向基層拓展延伸》，包括修訂與基層建設有關法規、推行軍人職業教育、加強基層幹部骨幹帶兵建連能力的培訓、建議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住班常態化。“兵王”的關註點與當前的軍隊改革步調一致。
個人的命運前途也在改革中流轉。來自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的張葦代表介紹，該部地處西北大漠深處，許多官兵都是從內地轉來邊疆，輾轉多個單位最終來到大西北，大家都把適應新崗位放在第一位。
軍隊改革不可避免地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今年的兩會上，軍隊代表委員集體表態支持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
“命令一旦下達，每個人都是組織讓去哪就去哪。”北部戰區副政委兼北部戰區空軍政委白文奇代表說。改革調整中，原濟空部隊轉隸3個戰區，機關幹部也調整到3個戰區近10家單位，近千人遠離駐守多年的營區，奔赴新的崗位，“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這些幹部當中，有的才分了房子，有的家屬隨軍沒多久。”白文奇代表的職務也在快速地調整之列。去年7月，他從海軍北海艦隊政委調任原濟空政委。半年後，又被調到北部戰區空軍任職。
重塑解放軍的領導指揮體制、重新劃分戰區只是邁出了形成聯合作戰能力的第一步。中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鳳彪代表認為，未來還有大量的挑戰性工作：制定聯合訓練規則、理順聯合指揮關系、創新聯合訓練內容方法、構建聯合訓練環境條件、培養選拔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等。
“越是這樣，就越要有鐵一般的擔當，決不能等靠觀望。”李鳳彪代表說。
新老提案、議案同臺
近年來，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日漸明朗，解放軍更加頻繁地走向海外執行任務，這也成為軍隊涉外工作人員以及高層將領的關註重點。
“目前，我軍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外的海外軍事行動時，部隊的遠程輸送、武器裝備的運輸過境等事宜，一般只能通過外交渠道一事一商。”駐埃及大使館原武官戴紹安代表建議，通過加入或簽署公約、條約、備忘錄、協定等雙邊、多邊法律文件，為推進軍隊海外軍事行動的常態化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帶來三份建議，包括《關於加強海外軍事行動法規建設的建議》。為此，她還提前一天來到北京，希望和其他代表多交流，不斷完善建議的內容。
兩會上，多位高層將領高度關註對外非軍事行動領域的立法。圍繞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代表提出多項意見建議；西部戰區副政委兼西部戰區空軍政委舒清友代表則系統地闡述了空軍如何服務“一帶一路”。
“‘軍人優先’為啥多次成為微信朋友圈熱議的焦點？說明我們在落實上還有不少問題。”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代表認為，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滯後的問題持續多年。
經過兩年多的調研，湖北省軍區原司令員汪金玉代表撰寫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法》，共8章59條，幾乎涵蓋從退役安置、隨軍家屬就業安置、撫恤優待、涉軍案件糾紛處理等軍人職業的方方面面。
汪金玉代表還建議，國家專門制定因公犧牲（包括因公致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獨生子女軍人父母的贍養辦法，解決獨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後顧之憂。2015年的兩會上，原總參某部政委李愛平和軍隊人大代表、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等136人也曾分別提出議案，建議制定軍人權益保障法。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現有公開資料發現，有關軍人權益保障法的建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3年。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多年來，軍民融合議題也頻頻出現在每年的兩會上。
“（軍民）融合的決心很大，問題把得準、措施很實在。”北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胡修斌代表曾有裝備戰線工作經歷。他對今年的軍民融合議題很樂觀，“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這些舉措都有助於打破利益的藩籬”。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南疆軍區副司令員哈里木拉提代表提出各種舉措，以促進南疆貧困地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海南省軍區政委劉新代表則一直在呼籲，“大力推進海上民兵建設”。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
今年兩會上，“四鐵”是軍隊代表委員的高頻詞匯，而關註者大多來自政治工作領域。3月7日，解放軍代表團在京西賓館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代表們就重溫著“四鐵”：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鍛造鐵一般的信仰，被認為是“四鐵”之首。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研究員陳舟代表認為，“我軍就是靠信仰起家，靠信仰成長壯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信仰之旅”，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是“信仰之勝”，堅守上甘嶺是“信仰之戰”。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必將進一步鑄牢堅決聽黨指揮這個強軍之魂。”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說，“在這個根本政治原則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差池。”
腐敗，則被認為是威脅“四鐵”的最為可怕的因素。京西賓館的討論發言中，多名代表都痛心疾首地談到，要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響。原總參陸航部政委陳向東代表說，“為什麽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管幹部的帶頭賣官鬻爵，講艱苦奮鬥的帶頭貪圖享樂？”“這原因那原因，歸根結底還是信仰出了問題，信仰之鐵變成了易碎的玻璃瓶。”
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也被視作一場戰爭。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代表描繪說，別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沒有硝煙，但殺傷力有時比真刀真槍還大，因為它試圖將我們的信仰連根拔起。“對軍隊來說，這比一場戰爭失利更可怕。”
軍事科學院原院長劉成軍代表認為，關鍵是把好政治信念“總開關”。“紅色資源”“互聯網+”都被認為是打贏這場意識形態之戰的槍支彈藥。陸軍第13集團軍某師偵察連指導員顏建剛代表提出，“要用好紅色資源，開展‘紅色基因代代傳’工程。”陸軍第40集團軍工兵團某營教導員謝正誼代表也認為，“要保留好我軍光榮傳統的紅色種子”。當前，部隊調整改革之時，也應註意保留“老虎團”“鐵拳營”“尖刀連”等紅色種子部隊，即使合編部隊時也要融“百家之長”為“一家之長”，推動老傳統孕育新精神。
全球軍事技術領域，“互聯網+”“班長的戰爭”早已打響。與會代表委員們認為，這一模式也可移植到政治工作中。早在2014年的兩會上，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工作系教授苗潤奇代表就提出《關於切實做好信息網絡大背景下的政治工作》，較為系統地提出“互聯網+”的政治工作模式。而在今年兩會上，原總參某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輝代表也認為，要把軍隊政治工作緊緊地與信息網絡聯系在一起，打造“互聯網+”政治工作新模式，用“數據鏈”加固“生命線”。
兩會也見證技術幹部的成長
兩會間歇，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時常拿起電話，詢問部隊彈藥銷毀作業的進展，細細地叮囑安全註意事項。
他累計參與銷毀彈藥上千噸，不止一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作為軍隊技術幹部中的骨幹，2013年以來，陳雪禮每年的提案都離不開他的本行：要麽建議高度重視基層人才的培養工作，避免出現“裝備等人才”現象；或者敦促提高機械化操作水平，讓官兵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每年的兩會，也見證著大批技術幹部的轉型與成長。
2014年兩會上，“特等狙擊手”賀源代表回到房間後心里還咚咚跳，他對與會的總部首長提了一些意見：官兵的作戰靴每兩年才配發一雙，隨著實戰化訓練力度增大，官兵一年要穿壞兩雙作戰靴。戰士自掏腰包買鞋，一雙作戰靴卻要270多元。能否給基層部隊官兵多配發一雙，或者采取以舊換新的辦法解決？南方叢林野外訓練中，著現配發的夏季迷彩服，與環境條件有一定的反差……
去年3月，賀源由連長升任旅教導隊隊長。賀源代表今年系統化地提出《增強基層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信息基礎條件、演訓評估標準、自主創新機制的滯後等問題影響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全軍的通信指揮裝備多種多樣，應用中難以融合互通。對此，賀源代表還給出了解決方案，把現有北鬥系統、電臺等通用裝備以及防空雷達等裝備之間信息鏈路打通，讓不同裝備、不同軍兵種在聯合行動時順暢通聯。
來自技術領域的軍隊代表委員的關註點更為專業、具體。今年，原濟南軍區青島第一療養院院長單守勤代表提出，建立“艦載機飛行員特勤療養基地”等多項建議。
“我軍特勤人員的健康維護面臨一系列新問題。”她認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深化，軍隊編制體制改革正在調整之中，新型和特種作戰力量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當前軍改正在進行，文中部分總部、軍區、軍兵種或單位等名稱沿用舊稱謂，部分內容據解放軍報、新華社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