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任何一種事物，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生命週期。新生階段，有人追捧;高潮階段，有人狂熱;走向低潮時，會有各種雜音。在互聯網的時代，這個輪迴更是得到不斷的認證。關於豆瓣，從人們的討論看，現在似乎也在進入這樣一個週期。下面是豆瓣上一個老豆友(從2007年至今)在知乎提出的自己的看法。
本人應算是豆瓣資深用戶，從07年開始玩豆瓣，起初只是為了找書和電影，後來一度熱衷於參加組織各種線上線下的活動，參加和創建了很多小組和同城QQ群，後來迷過一段時間小站，後來專注於葫蘆屯與農業金屬研究，後來是始終沒搞清怎麼玩的阿爾法城和小豆，後來再是一度每日必讀的到九點，而現在除了偶爾更新下日記，更新幾本讀過的書和電影，聽聽豆瓣電台，基本不在豆瓣上呆太久了。
自我總結如下：
1.年紀大了，開始更關心對自己有用的事。
2.以前喜歡看小組裡的各種爆料和時事，自從有了微博，豆瓣的新聞屬性沒那麼強了，雖然做了類似形式的豆瓣說豆瓣廣播。
3.現在的豆瓣商品一上線，我的首頁迅速淪為各種淘寶貨的集合，只好設置取消此類關注。
4.豆瓣感覺越來越平庸，無聊人士越來越多，很多到處扒來的無趣相冊，很多無聊的線上活動，小組裡也充斥著各種無病呻吟和胡亂勾搭。
感覺豆瓣一直在努力，但是想賺錢卻又撒不下文藝的遮羞布，單純靠一批上班開小差下班搖微信的用戶群，能發展好嗎?
看看知乎網友的神回覆：
高端貢獻大的豆瓣用戶結束學業結束單身結婚生娃去了。
豆瓣的活躍用戶群和當年的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感覺越來越平庸」。
高品質的內容完全依賴於高素質用戶，而高素質用戶在社會上永遠是比例比較小的，說白了就是高級文藝青年和大神級的學霸、技術強人，這種人永遠佔很小的比例。
豆瓣開始以這種高素質用戶為主，並且迅速吸引同類用戶，但是隨著用戶數量暴增，神人的數量的增長速度減慢了(因為社會上總共也就那麼不多的一小撮有心情分享的大神)，不會再增加了，反倒是慕名而來的小白越來越多了，比例越來越大，逐漸稀釋了內容，使得大神逐漸遠離這個網站，並且衝著流量巨大的客戶群來的的淘寶店主、兼職招聘無疑加劇了這種趨勢。
最終就成了一個悖論：流量不增加，網站盈利受限制;流量增加，會使得網站庸俗化，失去賴以生存的特質，進而影響客戶體驗，影響盈利。
借用默多克的一句話：「增加報紙發行量的方法很簡單，降低品味!」也就是說，普通大眾的總體水準的低下是客觀的。當一個網站的流量暴增時，其實不可避免的是普通大眾在大舉進入，那麼，這個網站的信息質量的下降也就是具有必然性的了。
丁磊先生踱上講台，作為中國第一代互聯網的創業者，他已經許久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8月19日這一天，網易公司發佈了最新即時通信產品「易信」，這是一款與騰訊微信功能相似的產品。在發佈會現場，「反壟斷」以及「為用戶打造充分的競爭市場」是丁磊反覆強調的使命。
易信需要對抗的是4億微信用戶的使用習慣和一個規模接近5億的平台。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互聯網觀察家預測：「如果易信能夠搶佔10%-15%的市場，已經很不錯了。」他沉思了一會兒：「大概這是一款注定失敗的產品。」
丁磊最大的優勢是與中國電信的合作。巧合的是，易信推出當天，微信出現了半個小時的網絡故障。微信的官方解釋「網絡硬件出現故障」——微信系統設立在中國電信的機房內。
這次一向清高的網易也「背靠大樹」了，面對外界這樣的嘲諷，丁磊偶內心絕不認可這種價值觀。從20年前一位互聯網愛好者到身家過億的上市公司老闆，他依賴自由公平以及對技術的信仰。「直到現在，我也敢說，我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干淨的。」丁磊告訴《人物》記者。
2004年12月，丁磊任無線信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彼時，遊戲和短信業務挽救了丁磊，他是2003-2004年福布斯首富。
有所為，有所不為
9月中旬，在一次私人聚會上，丁磊談起微信裡的某一項功能，評價這是一個毫無道德的設計，好比「五星級酒店樓下開的妓院」，「你讓小孩子怎麼使用?」他把手機摔在桌上，生氣地問。
丁磊曾憤怒地把一張暴露的美女照片打印出來，貼在門戶頻道一位主編的牆上。「如果誰再上這種圖片，我就把照片打印出來寄給他父母。」婚戀市場剛起熱度時，網易推出同城約會，當發現湧入大量「小姐」後，丁磊關掉了它：「有人投訴我們，我沒必要為此背黑鍋。」
對於尊重，丁磊有強烈的需求。談及自己曾經的首富頭銜，他展現出強烈的蔑視感：「只有老闆才覺得首富了不起。」2003年至2004年，他蟬聯福布斯首富，卻藉口出國休假，拒絕了所有採訪。
部分員工認為丁不是一名優秀的產品經理，太理想化了。網易印象派是一款用戶上傳圖片訂製禮品的產品，「中國人連房子都買不起，誰還有心思欣賞自己的圖片呢?」「其實也虧不了多少錢，很少的錢。再說我今天賺很多錢，要學會對一些產品承擔責任。」丁磊解釋說。
「如果我信仰什麼，那就是技術。」他對記者說。
難以分清是馬化騰激發了丁磊的戰鬥欲，還是易信重燃了他當年開發網易郵箱的激情，但這符合外界對他的期待。中國互聯網最有影響力的前5人，丁磊一定佔據一席。然而，這位少年成名者一度令人失望，最多詬病是：這5年，他從行業先鋒變成了謹小慎微的保守派。
丁強烈的自尊心也導致他在每一種新品前考慮過多，他不接受自己出現判斷失敗。這導致網易看上去太慢了，尤其在移動終端來臨時，一些高管選擇出去創業。
2011年中國互聯網大會
領袖這個詞很奇怪
身處不同角度的人會對丁磊做出截然相反的評價：一些人認為他很摳門，北京早期有捷達和夏利兩種出租車車型，丁規定只有夠級別的高管才能夠報銷捷達出租車費，但沒人敢坐，因為丁磊常打夏利;當丁磊看到上海公司擺著一台價值不菲的咖啡機，大為惱火，在得知是品牌贊助後，立刻轉怒為喜。
另一些人則會讚揚丁的慷慨。網易高管李甬離開時，丁以100萬的期權挽留，未果，堅持贈送期權表示感謝。1999年，為了融資，網易從廣州搬到北京，丁磊出人意料地選擇當時城內最貴的寫字樓嘉裡中心而不是中關村，「當年的中關村是騙子一條街，充斥著實用主義，而非創新和革命者。」
和善於營造企業文化的老闆不同，丁磊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領袖』這個詞用得很奇怪。」他皺起眉頭，「非得從一百個人裡選排次序?我覺得每個人身上都有閃光點。」
丁磊非常喜歡講述「網易公開課」的開發過程。一位他根本不認識的員工，走進他的辦公室說：「老闆，我看到國外有很好的公開課，你給我投10萬塊，我來做。」至今，網易公開課一共免費製作12000集課程，每年投入千萬元。
真小人，非偽君子
丁磊今年42歲，少年得志，互聯網給了他成功的機會。在電信局的工作幫助他比常人更早接觸互聯網技術，趁其在中國發軔時，通過郵箱和個人主頁成為第一批互聯網創業者。他26歲成立了網易，運氣頗佳，在資本最熱時借力上市納斯達克，又得益中國網民的成倍增長，依靠遊戲和短信度過2001年前後的互聯網經濟寒冬。自此，前途坦蕩，32歲成為中國首富。
丁磊出生在浙江奉化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這裡同時也是蔣介石的家鄉，留存著傳統的鄉紳文化和新儒家精神的痕跡。在丁記憶中，父母最常說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
除了反對丁磊離開體制，丁的父母幾乎再沒有干涉其他，他得以以非常純粹的心態浸泡在網絡技術中——他熱愛技術是中國最早一批熟練使用UNXI和LINUX系統的工程師，也是北京電信前100名用戶之一。
丁磊的朋友、財經作家吳曉波接受《人物》採訪時，概括丁：「一個互聯網的信徒，一個為興趣而工作的人。」
接受採訪時，薛蠻子嫖娼正被熱議，丁磊評價薛是一個「道貌岸然的人」，「過去和現在都經不起檢點和推敲」。「他2000年前後在美國就有一樁證券欺詐罪，已經被判刑了。很多人不知道，以拿到薛蠻子的投資為榮。」
在接受《人物》3次採訪中，他多次按捺不住，點評「xx是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xx是偽君子」。他提醒記者關掉錄音，不透露名字：「我更喜歡真小人。」
丁磊剖析自己：「我性格直接，包容性差，所以只能給自己標一個真小人，而不是真君子。」他陷在沙發裡，放鬆愜意，「但是坦蕩蕩很重要啊。」
2003年，丁磊和張朝陽在西湖邊品茶
江湖太亂
丁磊常居杭州，據一位他的朋友透露，他刻意遠離是非，躲避有關部門的召見。2011年，曾有媒體報導他和馬云、張朝陽、李彥宏坐在一起，參加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舉辦的「網絡文化建設的研討班」，主題是共建共享健康網絡文化。這篇報導的題目叫《受訓的互聯網領袖》。
《商業價值》主編張鵬說：「馬云是個棱角非常圓融的人，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任何你不喜歡的東西，他很陽光，不攻擊別人，總憂國憂民，說大事;馬化騰其實非常內斂，後來發現不行，開始溝通改變;丁磊不太像個生意人，時不時說出兩句不像正經商人會說出的話。」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界，丁磊與電信部門合作最多。網易的很多項目得到了廣東省和浙江省的政府支持，財經作家吳曉波認為，不能將丁磊定義為躲避政府的人，「不過，他在分寸性上有把握，有獨立的姿態。他不是一個與尋租者為伍的人。」
自由與散漫
北京深夏8月，一個週末的夜晚，《人物》記者和丁磊初次見面。坐在北京街頭常見的那種三個輪子的蹦蹦車裡，丁磊熟練地跳下車，而後大搖大擺地穿梭在酒吧林立的三里屯街頭.
至今為止，丁磊沒有保鏢、司機、秘書。即便結婚時，也沒有聽從妻子的建議穿正裝。最昂貴的裝扮是2000年去美國路演臨時添置的兩雙皮鞋和一款勞力士手錶。
丁磊的性格既是自由的也是散漫的。「有時，他說：『你做得好，年底就給你一輛車。』我們就知道老闆喝高了。」網易公關部何寬告訴記者：「有次辦活動，丁磊說要來。他很少出席發佈會，所以我們通知了很多媒體。他前一天晚上才講不來了。我說：『老闆，這個很重要，已經通知媒體了。』他說：『你們幫我解決一下，我在杭州走不開。』」發佈會「被迫」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對丁磊進行提問。
2003年春節，方興東和丁磊在杭州樓外樓喝茶。方希望丁磊扛起中國互聯網大旗——彼時，首富頭銜讓丁磊處於社會沸點。「他沒什麼反應。」方回憶，聊了一些家常，大家散去，「我興致勃勃找他，灰頭土臉地走了。」過了不久，方得知，丁磊當上首富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換車，因為之前那輛太費油。
出來混的，遲早要還
丁磊最大的愛好是自駕，最近的一次出行讓他頗感不快。站在一個只有20萬人口的西北小鎮上，他看到銀行電子宣傳欄跑馬燈似的播放「存款103天利率4.65%」。「我突然想起他媽的這個城市居然沒有一家書店和報刊亭。你覺得這個國家缺什麼?」「缺鈣。」他自問自答。
「你有信仰嗎?」在網易食堂吃飯時，他突然問記者。「沒有。」「你以後會有的。」
「你有嗎?」記者追問。
「我不知道我的信仰，只知道《無間道》裡的一句話：『出來混的，遲早要還。』」
這種樸素的因果論同時也構成了他的一整套宿命論—「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他的經歷中交織的偶然性與必然性讓他唸唸不忘一句話：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考慮到現在「已經遠超出年輕時的想像」，丁磊說自己很幸運。「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上班不用打卡，賺到錢，財務自由，不想幹什麼就不干什麼。」
9月中，丁磊特意從杭州趕來，出席一對新婚夫婦的婚宴。聚會時刻，氣氛融洽，燭光映出北京夜晚難得一見的星空，許久未見丁磊的老友稱他「丁丁」，幾個女孩調侃他的捲髮「流氓會燙髮，誰也擋不住」。
輪到丁磊致辭時，他舉著紅酒，對新郎說：「愛一個人，就要給她自由。」男人靦腆地笑了。丁又思索了幾秒，意味深長地說：「婚姻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找靈感、挖黑馬、評熱點、抄本質-這裡是黑馬通訊社：中國汽車行業告別高增長時代，市場格局趨於穩定，已經成立150年的中國長安集團(以下簡稱長安集團)也已經開始從經濟適用轎車逐漸轉向成本更高的中級轎車。在2013年上半年，長安集團實現了營業收入197.51億元，同比增長達到40.63%，其中汽車製造業務整體的毛利率達到16.4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9%，而產品毛利的提升主要就來自於產品結構的優化及持續的成本控制。
提高運營管理效率和資金效益，使得運營成本得到有效而持續的控制，數據是長安集團的「秘密武器」。
數據打通管理邏輯
從訂單到交付指數是企業資金周轉率的一種體現方式，也是衡量整車企業對快速反饋市場能力的重要指標。生產一輛轎車真正花費的時間一般不超過48小時，但國內面對客戶的實際交貨平均週期在40.1天左右，其中85%的時間都花在訂單處理、計劃、排產和等待運輸等不產生價值的環節。
長安集團在2012年以前訂單交付時間在55天左右，相比之下，國際一流整車製造企業如豐田、通用、寶馬等公司的訂單交付時間平均在20天以下，更好的品牌能達到15天。2012年長安集團副總裁馬軍親自掛帥，定下兩個指標：第一是將原來的訂單交付時間從55天壓縮到39天，第二是將整個鏈條上的庫存資源節約2億元人民幣。
馬軍認為，科學地壓縮交付時間要做大量的數據分析，才可能找到問題的關鍵點，需要IT技術和管理一起配合。其一就是梳理出產品從訂單到交付過程中的所有環節，建立從訂單到交付的全過程跟蹤管控平台，然後打開供應鏈上的全部鏈條，來看每一個環節能夠壓縮多少時間，生產環境下的停閒時間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原因如何解決等等，層層剝開，直達問題根源。
長安集團一年推出超過100個新車型，平均每週就會推出兩個新車型，每年有100多億元人民幣資金在供應鏈中流動，如果將每一筆訂單的交付時間縮短10天，就會節省上億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訂單到交付的信息平台打通整個業務鏈條的信息節點，也使得長安集團從「推式生產」變成「拉式生產」。長安集團是以庫存拉動生產，通過銷售公司層面和經銷商層面的預測來組織生產，根據經銷商的庫存變化情況補充訂單和生產計劃，來指導配送計劃和庫存分配。但由於銷售部門分給經銷商的配額，與銷售跟生產工廠制定的生產計劃之間往往有所脫節，造成多生產出的車輛沒有經銷商接收，而需要的車輛又不能及時被生產出。
改為「拉式生產」後，長安集團依然通過預測來制定生產計劃，但與以往庫存拉動生產不同的是，當來自終端消費者市場的訂單下單後，廠家會在本地區或其他地區的庫存中查找經銷商想要的車輛，或是將生產中的車輛變更分配交給經銷商，在庫存—生產—計劃的供應鏈上最大化滿足訂單。同時，打通訂單到工單斷點，讓經銷商獲得車輛的生產信息，從經銷商到製造，再到發運的過程管理透明化，整車物流也可以提前配板。通過打通信息流，來找出需求和生產之間的平衡點，解決需求和生產不匹配的問題。
「虛實」結合
早在2002年長安集團的時任董事長就曾說過「未來的世界是虛擬世界，而且是『虛』的控制『實』的。」這句話在10年後的今天看來，生產製造業企業中數據信息為「虛」，生產製造為「實」，虛實早已經結合在一起影響著商業運作。
當下互聯網對傳統企業的影響不斷滲透，汽車產品跟科技的結合也已經越來越緊密，產品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這給汽車製造也帶來了新的壓力和挑戰，比如產品更新換代加快、生命週期縮短帶來的開發週期和成本壓力，全球化協同研發設計、分佈式生產所帶來的高效管理需求等等。
長安集團是中國最早一批做自主研發的國產汽車品牌之一，如今5000多名研發人員分佈在5個國家的9個地區，研發數據端的管理幾乎成為長安最迫切的問題。
「數據的源頭才是價值的根本，誰掌握數據，誰就有控制權。」馬軍說研發設計是數據的發源地，如果源頭控制的不好，一定會帶來一系列成本浪費。因為所有的設計數據和後面的工藝數據、工貿數據都形成關聯，前面一個設計數據的更改會帶來後面大量的更改，甚至是供應商的大量更改，而這些「更改」最後毫無疑問都得由長安集團來買單。
在以往，長安所有產品的開發數據、工業數據、製造數據由不同部門各自分管，導致從研發到生產數據並不唯一，系統之間的關聯性也不強。為此，長安建起了一套以PDM系統為核心的全球在線研發平台，把數據源打通，使所有數據在同一個鏈條上互動，優化了在線協同研發機制。
在這個平台之上，全球共享單一數據源，提供實時準確的數據，支撐五國九地、7×24小時在線協同研發。同時，通過數字化設計和製造仿真分析，提前發現問題，以減少後期變更成本，減少實物驗證次數。在抓住了數據源之後，長安信息管理部把研發部分的成本控制在了原來的80%上下，協同效率的提升更使得生產等環節的成本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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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養老院一床成本高達十六萬嗎？ 台灣第一份養老院經營績效調查報告出爐，報告指出，以養老院設立的最低標準五床推估，一床每個月成本高達十六萬元，但目前養老院每床平均收費標準約兩萬元，等於一床，就要賠十四萬元，這可能嗎？ 這份報告，是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前理事長、海青老人養護中心執行長賴添福，去年執行的一份調查計畫，其中，非營利的財團法人養老院回收四十份、營利的小型養老院回收八十三份問卷，各占其整體比重四四％、一○．四七％。 以此調查結果為樣本，按政府設立標準，推估出不同床數下養老院的每床成本，發現政府「限制床數」，極不合理。 政府床數的規定，財團法人五床到兩百床，小型五床到四十九床。以最低的五床估算，財團法人每床成本高達十六萬多元，小型每床成本十萬三千多元，但是，平均收費僅兩萬元左右，收費與成本相差數倍，「賠錢的生意」，不會有人做，意思是，在這十六萬元背後，其實有許多業者用不合法的方式來賺回當中的差額。 超收（入住床數超過立案床位數），是小型機構常用的方法。一位前評鑑委員透露，部分小型機構，以五床到十床小型規模，申請立案，拿到執照後，另找空間，超收老人，超收的結果，業者將本求利，服務品質不會太好。 報告指出，財團法人損益平衡的床數為一百七十六床，但，如果要有一五％合理利潤，總床數必須提高到二百六十三床；小型機構部分，損益平衡的床數為四十八床，如果要有一五％的合理利潤，則總床數必須提高到六十二床。 荒謬限制，造成三輸局面 二百六十三床、六十二床，均超過政府規定的上限（兩百床、四十九床），因此，在缺乏合理利潤下，養老院只有兩條路走：提高收費，或「超收」。提高價格，造成家屬之負擔，並不容易做到，超收，成了業界公開的秘密。 限制床數，讓政府陷入管理風險，讓老人家有服務品質低落的風險，業界是違法風險。鬆綁的時候到了。 | ||||||
國內市場啟動得過快了，沉睡的產能並沒有被真正淘汰，就再度被喚醒。此輪光伏市場復甦是政策性復甦，而非結構性復甦，現在判斷是否真正復甦還為時尚早。
剛剛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程胥榮戰戰兢兢，驚魂未定。
過去十八個月，由於虧損擴大和信貸違約，全國性「大躍進」過後的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經歷了一場「生命的暗夜」——「死亡」和「瀕臨死亡」的經歷造訪了多家公司，從全球最大太陽能電池組件製造商尚德電力到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皆未能倖免，一些經營不佳的公司甚至「死過不止一回」。
程胥榮把過去的十八個月稱為「絕望和希望交織的日子」：尚德、賽維、超日等大企業一個個倒下，自己這家只有150MW（兆瓦）規模的公司資金鏈也兩度瀕臨斷裂；企業操盤者被債主窮追猛打，又去窮追猛打欠債的客戶；撐不下去的同行一個個出局，很多人消失了就再也沒見過；金融機構談虎色變，地方政府有心無力，仍止不住太陽能製造業在虧損中滑向深淵……
如今，各種信號都在顯示太陽能製造業正重新走向復甦，太陽能業者的好日子又要回來了。2013年下半年，上市的光伏企業紛紛迎來扭虧拐點，結束了長達二十多個月的虧損狀態，「生產線滿產忙不過來」。股市上，在美上市的中國概念光伏股紛紛告別個位數的股價，強力上漲，股價最高的大全新能源已經重新衝回40美元大關。
幾乎所有人都把「功績」算在了2013年中央政府對太陽能行業力挽狂瀾式的拯救政策上。從兩任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到國務院、發改委、財政部、國家電網、國家開發銀行各部委機構出台的數個刺激性政策，再到浙江、江蘇等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扶持辦法，從重要程度上來說，2013年的一系列政策「猛藥」被業內比作太陽能領域的「四萬億」。
2014年1月6日，一份德意志銀行的最新報告點燃了更多樂觀者的激情，德意志銀行認為，全球即將進入「第二次太陽能淘金熱」，與5年前的第一次淘金潮不同，這次淘金潮的主要受利益者為系統開發商，並預計2014年全球太陽能需求將達46GW（吉瓦）。
從上一輪淘金熱中存活下來的程胥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投資了4億元，經歷過生死，「從灰燼中爬出來」的人現在再做光伏，「會跟2010年時的瘋狂不一樣，會更懂得這個新興行業」。
但是，果真完全如此嗎？
在此之前的18個月，這些江浙鄉鎮裡的中小企業廠區裡往往一片寂靜，南方週末記者看到的，只有緊鎖的大門、漆黑的車間和食堂裡被遣散的工人沒有來得及帶走的搪瓷碗。
寂靜正在成為過去時。如今，大量的中小企業開始招兵買馬，準備春節後重新開張。
「很多企業都在調試生產線，為年後的復產做最後衝刺。」浙江中小光伏企業聯盟會長羅之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估計2014年復產的產能能達到5吉瓦。
二手設備市場的火爆也能證明市場的恢復。從事二手光伏設備生意的周海文最近的電話沒有斷過，「企業都在拚命找二手設備，國產層壓機價格從2013年初的10萬元一台已經漲到60萬-70萬元一台。」周海文說，最近很多企業稱跑幾個省都買不到貨，他最近甚至跑到韓國和歐洲去找已淘汰的設備賣給國內。
過去18個月，在這個行業跌倒的不僅是民營企業。2014年1月2日，天威四川硅業破產；1月6日，中海油因持續虧損，宣佈退出新能源業務；2013年一年，BP、西門子、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都紛紛宣佈退出光伏業務。
巨頭們止虧的策略是斷臂退出，但商人程胥榮還是希望能把4億元賺回來，為此他重新調試了生產線，重新計算了每個生產環節的成本和損耗，並做了擴產的決定，將產能從現在的150兆瓦擴張到300兆瓦。「復甦的速度超出想像地快。」程胥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如今二三線光伏企業的信心滿滿和重新擴產，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是危險的，甚至有人擔心會引發又一次危機。工信部電子信息所副所長王世江就認為，國內市場啟動得過快了，沉睡的產能並沒有被真正淘汰，就再度被喚醒。
儘管擴產，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經歷過產能過剩危機的光伏企業更加謹慎且低調了。「過去熱衷於宣佈擴產和簽訂大單，現在什麼事都不喜歡太透明了。」江蘇一家著名光伏企業的高管說，「包括成本也不再那麼透明。」
對浙江省太陽能協會秘書長沈福鑫來說，企業的低調造成的另一種影響，是全行業的真實情況更難被掌握，如果說上一輪光伏大躍進對政府部門的反思是行業管理能力的話，現在的隱蔽性則更高。
2013年12月19日，穿一雙黑布鞋上台的上海電力董事長王運丹正在中國光伏行業電站交易及金融峰會上發表演講，作為光伏行業的新進入者，王運丹說，他希望上海電力能在光伏上「做大做強」，隨即他停了停，立即改口說，「做好做強」。
經歷過上一輪危機洗禮，復甦後的企業對「做大」的態度開始發生實質性改變。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尚德和賽維這兩個「全球最大」和「亞洲最大」企業的倒下。
「在上一輪光伏熱潮中，一切皆圍繞規模和成本。但如今，行業不再熱衷於稱王稱霸，不再認為大就是好，也不再熱衷於排座次了。」上述江蘇光伏企業的高管說，行業恢復了新的平衡。
同時，人們對於「小企業」的看法也在發生改變。2013年12月31日，工信部根據較早前制定的《光伏製造行業規範條件》，公佈了光伏製造業109家准入企業名單，引發了不小的討論。按照工信部制定的准入條件，200兆瓦以下電池組件企業屬於淘汰的範疇，但對浙江和廣東兩個以中小型光伏企業為主的省份來說，浙江80%以上的企業都不符合工信部標準。
一個頗為有趣的事實是，就在新標準公佈之前，浙江省在總結應對上一輪光伏危機的經驗時還提到，相對於其他省份，浙江光伏企業在這輪危機中表現較好，正是因為選擇了「小而精」的獨特發展道路。而工信部的新標準，則直接將上述中小企業推入淘汰之列。
這引發了一場關於製造企業的「大小之辯」。批評者稱，《國務院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淘汰落後產能」，並不等於「淘汰中小企業」，工信部的政策難免有「簡單粗暴」理解國務院政策之嫌，誰能說中小企業就是落後產能呢？
工信部電子信息所副所長王世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該政策並非排斥中小企業，相對於國際標準該標準已經比較低。他同時也指出，大量中小企業充斥市場不一定是好事，「比如做紡織業的企業，會有足夠多的研發投入嗎？」王世江說，市場充斥太多中小企業，只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後果，把大企業拖垮。王還透露，國開行等金融機構也希望國家能有一個標準來擇優，「否則他們也不知道該貸款給誰」。
儘管工信部表示該規範條件並非強制性政策，但未能列入准入名單的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將會面臨困難。據瞭解，一些中小企業面臨市場復甦的看漲預期，正考慮通過兼併或繼續擴產來應對新政。
上一輪光伏熱潮的諸多反思中，地方政府的推波助瀾成為業界共識，地方政府是否吸取了教訓？
在江蘇省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浩俊看來，地方政府「的確謹慎小心了很多」，他同時也表示，實際情況是，地方政府對發展光伏產業的熱情仍然很濃，仍然將發展光伏作為地方重要的產業之一。新一輪快速擴張幾乎是必然的。
「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房地產等受到政策控制的情況下，一定會積極尋找新投資增長點，而光伏行業復甦，必然會再次將投資的目光指向這一行業，再度發生危機的可能也很大。」譚浩俊說。
王世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政府對經濟不能干預太多的教訓已經被較充分吸取，但現實中，完全交給市場也不行。」王世江說，政府已經知道不能做什麼，但是具體引導的方式還在摸索。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如今，儘管行業整合時日已久，但中東部地區涉足光伏較深的地方政府尚在忙於「善後」，遠未能從泥沼中走出來，更遑論在新一輪發展中吸取教訓。
而對於西部渴望吸引投資的地方政府而言，他們並不太在意東部地方政府在光伏上栽過的跟頭。新疆鄯善縣發改委主任陳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儘管目前有大量企業到西部建設光伏電站，但現在當地發展的重點仍是製造業，他們歡迎內地生存困難的光伏製造企業轉移到西部，西部有靈活的方式給予企業優惠。
對於這輪製造業復甦的未來，樂觀者並不多見。正泰太陽能副總裁陸川更傾向於認為，此輪復甦是政策性復甦，而非結構性復甦。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的相關領導則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現在判斷復甦還為時尚早。
2010年初，遭受了金融危機重創的光伏行業迎來了強勁復甦，彼時，處於復甦中期的人們一邊對未來抱有信心，一邊仍對前景心存懷疑，就像巴菲特描述金融危機後人們心有餘悸的狀態一樣，他說，「現在人們再看到焰火，會擔心那是核彈爆炸，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應採訪對象要求，程胥榮、周海文皆為化名）
蔣長浩是1976生人，在江蘇成長，高三時轉校到清華附中讀高中，與王浩成為同級高中校友。雖然兩個班會在一起上體育課，但是他們當年並沒有什麼交集，王浩在北京長大，喜歡打籃球，當年學習一般般，是喜歡玩的那類學生。王浩說：「你要當年告訴我，我會和蔣長浩一起創業，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就是那種學習好，不喜歡運動的好學生，我們基本沒有交流過」。後來蔣長浩去了美國，混硅谷，最終成為了Facebook科學家。
以下是蔣長浩的口述(i黑馬整理)，講訴了他對比特幣的深刻認識，以及為何出來創業。
IDG的比特幣佈局
是資本的撮合讓我們在一起創業。IDG資本合夥人李豐也是我和王浩的清華附中校友，IDG在美國投資了兩個比特幣項目，李豐也希望找人在中國做。
李豐很早就找到了我。我是在2013年4月份開始關注比特幣，通過一些新聞資訊而已，覺得比特幣是一種「黑客遊戲」，覺得在這上面創業就像做遊戲道具一樣，不太靠譜，也就沒有考慮參與。
李豐2013年5月找到了當時在做健康類創業項目的王浩聊比特幣的事情，王浩說當時自己聽完後「非常興奮」，因為是校友，後來王浩開始過來找我聊。我們兩個人時不時碰一碰，交流一些看法，跟他交流的時我又去深度瞭解了比特幣。
Facebook科學家開始認可比特幣
我是在清華讀的計算機，從本科讀到碩士，然後去UIUC讀了計算機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並行計算先驅Marc Snir。我後來在硅谷工作，在谷歌工作過，後來去了Facebook，成了Facebook科學家。
王浩找我聊，此時距我第一次瞭解比特幣已經兩三個月，我第二次去瞭解比特幣，這次比較深入。我去看一些國外深度技術文章，去研究了中本聰的論文。中本聰就算是一個日本人，也絕不是日本長大的日本人，因為他寫的那篇論文，英語非常地道，第一代日本移民很難做到。
我還看了一些比特幣云代碼，聽了一些國外比特幣技術大會交流的視頻。認真觀察比特幣圈內最活躍的那些貢獻者，從他們的視角看比特幣。
比特幣一個核心的開發人員在2012年倫敦比特幣會議上做了一個視頻演講。他說比特幣並不僅僅是一個虛擬貨幣，更多是一個可擴展的P2P，就是去中心化的，一套價值轉移協議。
我深度瞭解到比特幣協議，發現它底層實現了一個可拓展的腳本語言，通過這個腳本語言，你可以去定義各種各樣更複雜的應用層，比如一些商業協議。我就開始深入研究比特幣的原代碼，結果發現它確實有這樣的功能，相當於開了一個後門。可能未來三、五年以後那個後門被打開(商業協議)，但這是中本聰第一天就設計好的。
縝密的系統
中本聰想得非常縝密，比特幣邏輯架構決定了它的系統不會崩潰。一些國外的黑客，已經開始研究怎麼用中本聰設計的腳本來實現更複雜的商業協議。中本聰對密碼學也有很深的研究，他選擇的加密方式，也在後來讓比特幣躲過一劫。中本聰關於比特幣體系的設計，讓它不會崩潰，絕對不是運氣。
比特幣是用數據的方法解決，在沒有信任基礎上，做商業協議或者價值轉移。簡單說，就是轉賬不再需要第三方擔保，我認為比特幣的整個架構可以實現這個設想。
全世界可能有成千上萬的P2P的結點參與到這個網絡中，大部分都是挖礦(產生比特幣需要挖礦機)的形式在網絡裡面貢獻計算率，他們這些人你可以理解為他們是你的見證人。原來你可能需要一個第三方買賣雙方都信任的第三方擔保，現在不需要第三方，所有的人都是你的見證人。
我對中本聰的感覺，他是一個知識面很豐富，非常紮實的一個人。首先，他對分佈式算法理解非常深，因為比特幣分佈式算法非常經典。比特幣是一個P2P的網絡，自帶廣播系統。換句話說，很多人組成一個社會裡面，大家沒有一個領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中心權威機構，怎麼讓這些人達成一致?用廣播系統，交易自動通知所有人，讓整個網絡的人都去承認這個交易，而不是第三方。一旦交易廣播被大家確認了以後，這件事情就是既成事實了，沒有人能夠推翻。
比特幣本身是因為是全網公開、透明，所有的數據都可以查詢，很大程度上可以顛覆傳統意義上的會計、審計的一些功能，還有包括一些原來需要的金融律師，會極大降低整個社會交易的成本。
王浩認為，比特幣這個事情有點偏金融、從創新和想法等角度都覺得挺有顛覆性，而且自己之前在高盛固定收益交易部門負責衍生產品的自動交易、風險量化以及風險對沖等工作的時候，也知道互聯網上一定會出現跨國界的新興貨幣。比特幣的體系本身是不會崩潰的，但是有可能被其他更先進的虛擬貨幣替代。
我們與李豐交流很多次之後決定開始做比特幣創業，幣行網在2013年8月成立，12月正式上線。IDG目前把幣行網放在全力扶持的位置，除了資金之外，還幫助幣行做各種宣傳，人才招聘，聯繫行業資源。
幣行網：讓中國大媽也能投資比特幣
幣行主要業務是錢包，未來比特幣生態能夠發展起來的話，你不管做什麼樣的應用，用戶都需要有個錢包，需要有個地方裝錢，你需要有個地方往外匯款，那麼比特幣的錢包一定是個基礎服務。
現在只要有網銀就可以在幣行網上買比特幣。我們目標希望把用戶普及到更大的人群裡面去，而不僅僅是技術男。我覺得未來一兩年大眾就可以接受比特幣了。我覺得從體驗上講，我們幣行產品已經足夠讓大媽可以很快地上去可以交易的。
如果未來全世界都在用比特幣在網上交易了，中國不太可能閉關鎖國。其實中國也不是徹底禁止這件事情，只是還沒準備好，所以他畫了一條線，這個東西可以做商品交易，不要作為貨幣來流通。
機會不一定是比特幣的，但未來肯定有虛擬貨幣，以比特幣為基礎的為代表的這種貨幣是有機會的。
比特幣錢包爆發的話，其實可能是取決於基於比特幣的應用能夠爆發。我們也在推一款應用叫「比特幣捐贈打賞」，希望豐富比特幣的支付場景，支付的爆發是需要支付場景的。
比特幣現在還不穩定，經常隨著各種消息波動50%左右，是因為他的資金盤子還太小，容易被莊家操縱，未來大了就穩定了。
Mt.gox被黑不代表比特幣體系有問題
比特幣協議本身並沒有表現出來漏洞，Mt.gox是自身操作有問題。
比特幣產業還是嬰兒期，還比較早，很多事情並不是很特別成熟，並不是說協議本身不可靠，是參與的人還不夠專業。很多從業人員很多人的心態以投機為目的，不一定會商業道德上會對自己的自律要求那麼高，包括對用戶的資金存在他那兒的幣可能會比較隨意，這個東西也沒有人去監管他。
我不太理解為什麼Mt.gox居然被盜了幾十萬個比特幣，才發現這個問題。我覺得除非是他故意，要不就是實在是太不負責任了，這種事情我覺得稍微有點專業性的人不太可能犯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隨著這個產業慢慢去完善，隨著越來越多了這些專業化的機構，創造者，投資者加入到這個行業裡面，它會不斷新陳代謝，就是那些不專業的人不能很快地適應這個產業發展的要求，他自然會被淘汰，就像Mt.gox雖然做的這麼大，一度是世界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因為操作上的不專業，一下就倒了。
最後，附上i黑馬的對比特幣基本邏輯解讀文章《比特幣為啥值錢》。
比特幣之所以能值錢，可以用經濟學上的「米塞斯遞歸定理」解釋清楚，米塞斯認為：「貨幣在k日有價值，是因為其在k-1日有價值」。其實理解黃金就不難理解比特幣，比特幣只是抽象了黃金的特質，在虛擬世界的一種化身。比特幣如果按照理想設定情況發展，其成為虛擬黃金應該不成問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比特幣尚運行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
什麼是比特幣？
比特幣是一種由開源的P2P軟件計算產生的跨平台虛擬貨幣，最早產生於2008年，其主要依附於互聯網傳播。比特幣由中本聰發明。
比特幣可以說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虛擬貨幣。截止到2013年03月10日，已發行的比特幣為10875775 BTC，根據2013年3月10日最新價格計算，總市值約為5億美元。而最近，比特幣市值一直呈飆升的態勢，據稱總市值已近高達10億，開始受到各大媒體的關注。
比特幣的第一特性——虛擬性
比特幣只存在於計算機的虛擬世界，其本質和其他所有由計算機計算產生的虛擬貨幣一樣，都是由一堆代碼組成，而為了安全性，比特幣使用遍佈整個P2P網絡節點的分佈式數據庫來記錄貨幣的交易，並使用密碼學的設計來確保貨幣流通各個環節安全性。也許很多讀者認為比特幣和很多遊戲幣甚至Q幣沒有任何區別，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比特幣還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去中心化。
比特幣的第二特性——去中心化
這個特性使得比特幣在真正意義上突破了傳統貨幣的極限，傳統貨幣一般都由政府發佈，用暴力機關去確定其價值和流通，但是這樣的壞處是貨幣發行會有「中心化」，但是這樣的「中心化」也會帶來「貨幣專制」的不良後果，例如，美聯儲可以隨時印發上億的美元衝擊市場，而這樣會直接造成市場貨幣的貶值，造成通貨膨脹，所有經濟苦果都將由市場上所有貨幣持有者承擔。而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的特質，使其沒有一個中心化的貨幣發行機構，這樣就去除了由單一貨幣發行中心任意發行貨幣，從而造成貨幣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而所有人都可以通過「挖礦」的方式獲得比特幣。
去中心化的根基——挖礦
比特幣之所以可以去中心化，是因為它的存在方式完全模仿現實世界中另一種高保值介質——黃金。黃金之所以能高保值，就是因為其不由任何一個機構或組織發佈，想要獲得就必須花費勞動去開採，而且全世界黃金的保有量基本是恆定的，越到後期總量越難增加。而比特幣的獲得也需要去挖礦——用Mt.gox提供的特殊算法，在計算機裡運行，就有機會獲得比特幣。並且，比特幣採取全網絡的總量控制模型，隨著數量的增加，比特幣增量會逐漸減少，按照官方的設定，最終在2140年達到2100萬個。隨著現在比特幣挖礦的流行和比特幣數量的增加，挖礦獲得比特幣已經越來越難了，據說現在兩年挖一礦而不得將會是普遍情況。比特幣的整體設定，與其稱其為「虛擬貨幣」，不如叫做「虛擬黃金」更加貼切。
用經濟學原理解讀：比特幣為什麼能值錢
比特幣之所以能值錢，可以用經濟學上的「米塞斯遞歸定理」解釋清楚，米塞斯認為：「貨幣在k日有價值，是因為其在k-1日有價值」。曾經，黃金也是一個價值為0的物品，但是有一天人們決定用它來交換物品，充當「一般等價物」，從此以後它才有了價值，也就是說，你覺得黃金今天值錢，是因為它在昨天是值錢的，而它在昨天值錢，是因為曾經有一天人們開始用它來充當一般等價物開始。比特幣之所以有價值，其實是從有一天，有人真正願意花錢去購買它開始的。而在這之後，由於比特幣與黃金一樣擁有「去中心化」的特質，並且擁有健全的貨幣安全體系，使得比特幣這個價值體系沒有走向崩潰，而逐漸成熟起來，造就了今天其價值200美元一比特幣的局面。比特幣正逐漸成為像黃金一樣的「一般等價物」。
其實理解黃金就不難理解比特幣，比特幣只是抽象了黃金的特質，在虛擬世界的一種化身。比特幣如果按照理想設定情況發展，其成為虛擬黃金應該不成問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比特幣尚運行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但是其也面臨著「技術破解」，「政府打擊」、「網絡效應」等等毀滅性的風險，這些風險因素也是其價格呈現巨幅波動的原因，但這些已經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