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是假貨？淘寶網公開信質疑 工商總局反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489
國家工商總局1月23日公布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此次監測共完成92個批次的樣品采樣，其中有54個批次的樣品為正品，正品率為58.7%。監測結果顯示，手機行業正品率僅為28.57%；淘寶網正品率最低，僅為37.25%。 （cfp/圖）
1月23日，工商總局發布了一份《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檢測結果顯示，淘寶網的正品率最低，僅為37.25%，約六成商品為非正品。
此外，樣本數量較小（3個）的聚美優品均為正品，正品率達到了100%；另ZOL商城(中關村電子商城）購買了1件非正品，正品率為0%；三大知名B2C平臺中，京東的正品率為90%，略高於天貓的85.71%和1號店的80%，同時京東和1號店的非正品均來源於非自營的商家。
根據工商總局的介紹，此次監測統一將假冒偽劣產品、翻新產品、非授權正規渠道，含量與宣傳不符產品、無3C認證，非中國內地官方正品、不符合《消費品使用說明化妝品通用標簽》要求的產品列為非正品。
經過幾天的發酵，1月27日晚間，淘寶網微博發布了一封作者為“一位80後淘寶網運營小二”的公開信。這篇題為《劉紅亮司長：您違規了，別吹黑哨！》直接點名國家工商總局網絡監管司劉紅亮司長，稱其在網絡查假貨問題上違規、吹黑哨，暗諷工商總局多次抽檢“標準不同和神一樣的邏輯”。
文章稱：“貴司此次共抽檢了92批次商品。某電商只抽查了1件，得出了正品率為0的結論。另一家電商只抽查了3件，得出正品率100%的結論。而在淘寶網上一共抽檢了51件商品，得出了淘寶僅37%的正品率，也就是63%的售假率。可是，淘寶日均在線商品總量超過10億件。何況，淘寶是擁有數百萬商家經營的大平臺，居然是和自營的B２C商家放在同一緯度比較，如果不是疏忽，那麽必定是故意。”
此外，公開信還表示，此次抽檢結果與一個月前工商總局網公布的2014年“雙十一”網購抽檢結果有很大差異。在“雙十一”抽檢的207批次樣品中，假冒商品僅占3.6%，遠遠低於23日公布的高達41.3%的非正品率。
對於為何一個月前後數據相差如此之大，淘寶公關部門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出質疑：“所以工商總局這次做的幾個抽樣，因為樣本量過小，我們認為和之前的報告以及結果都是沒有可比性的。”
淘寶公關部表示：“如果是我們自己打假，因為數據量非常大，所以都會根據數據模型，包括圖像類的數據處理，來做打假的事情，包括對曾經售假的賬號的管理，這是我們自己打假的方式。”
據《東方早報》報道，昨日下午，在國家工商總局召開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該局網絡商品交易監管司副司長楊洪豐回應了淘寶網的質疑：本次抽檢與此前雙十一、雙十二的抽查委托的是不同的第三方，抽檢的目的就是要發現違法線索，目的就是要找問題，要通過抽檢，維護消費者權益。本次抽查的數據並不是為了反映整個市場、網購領域的質量有多差，而僅僅是一個抽檢結果，不能過度解讀。
對於違反程序、一些商家未收到違法通知的質疑，楊洪豐稱，發現違法線索後，當然先要聯系屬地公安部門去立案調查，工商總局不會去通知商家。
關於不同電商平臺抽檢商品不同，楊洪豐解釋，只是向第三方提出工商總局需要幾個門類，這幾類商品是社會比較關註的、問題比較多的，第三方去抽檢幾家，抽檢什麽，他們有他們的工作方案。
目前，淘寶網微博已刪除了這份公開信。
工商總局回擊：阿里傲慢情緒、假冒偽劣商品不少
1月28日，工商總局網站發布專門針對阿里巴巴集團網絡交易平臺的《關於對阿里巴巴集團進行行政指導工作情況的白皮書》。
白皮書稱，鑒於目前監管情勢，為廓清種種認知，將一場行政指導座談會有關情況如實披露。這場行政座談會召開於半年前，之前為了不影響阿里系上市前的工作進展，以內部封閉的形式進行。
據透露，為進一步促使阿里巴巴集團正視和解決阿里系網絡交易平臺長期大量存在的違法經營問題，2014年7月16日，工商總局網監司行政指導工作小組聯合浙江省工商局、杭州市工商局（市場監管局）召開了行政指導座談會，阿里巴巴集團主要負責人員及核心部門管理團隊與會。
據白皮書，網監司司長劉紅亮當時在座談會上稱，阿里巴巴集團對阿里系網絡交易平臺存在的違法經營行為，長期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長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不僅使自身面臨成立以來的最大誠信危機，也對其他網絡經營者依法合規開展經營活動產生不良示範影響，致使近期受到社會輿論的集中批評，也給市場監管部門帶來巨大監管壓力。
網監司指出，阿里系網絡交易平臺存在主體準入把關不嚴、對商品信息審查不力、銷售行為管理混亂、信用評價存有缺陷、內部工作人員管控不嚴等5大突出問題，並對阿里巴巴集團提出“要守住底線，克服傲慢情緒”等工作要求。
《白皮書》稱，“淘寶網工作人員涉嫌提前向違法網店泄露相關信息，造成工商部門查處工作被動。”“信用評價體系不完善，評價工具被惡意利用。部分商品在質量保證期內出現問題時消費者的自身權益難以得到維護。”“假冒偽劣商品不少，違禁品屢除不盡，違法行為疏於管理，存在有選擇性規避傾向，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提供成長空間，履行義務時亂用平臺優勢地位，存在店大欺客現象。”
購物網站監測情況 （工商總局網站截圖/圖）
農村養老現狀報告：超過六成老人不願進城養老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29076.html
農村養老現狀報告：超過六成老人不願進城養老
一財網 陳益刊 2015-06-07 16:38:00
在農村老人養老方式方面，調研發現四成多的農村老人喜歡的養老方式是與子女同住。而超過6成的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養老。在各地區不喜歡進城養老的農村老人比例，東部是69.5%，中部是68.1%，西部是64%，東北部是67.6%。
6月6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老齡社會公共政策挑戰與治理創新國際論壇上，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張雄教授負責的課題組帶來一份“2014中國農村養老現狀國情報告”（下稱報告）。
在農村老人養老方式方面，調研發現四成多的農村老人喜歡的養老方式是與子女同住。而超過6成的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養老。在各地區農村老人持不喜歡態度的比例中，東部是69.5%，中部是68.1%，西部是64%，東北部是67.6%。
張雄稱，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不習慣，沒有親友熟人說話，生活費用過高等原因。對於現在的生活，有接近八成的被調查老人表示滿意。
被調查的超半數農村老人還在進行職業性勞作
調研還發現四成以上的老人認為自己身體狀況較好，超過50%的農村老人還在從事職業性勞作（如種田等），子女資助在影響老人養老快樂指標中占首位，新農保收入、土地收入仍是農村老人主要收入來源。
據介紹，此次農村養老調查歷時兩個月，調查範圍覆蓋全國31個省市573個縣，有效問卷約1.7萬份。
在農村老人健康狀況方面，在農村老人健康自我感覺的指標來看，四成以上的老人認為較好。調研發現，近四成老人患高血壓，兩成老人多半都患頸椎、腰椎病。近五成的農村老人每天都需要吃藥，其中女性老人每天都要吃幾種藥的比例通常要高於男性老人。約66.4%的農村老人能夠完全自理，其余老人則在自理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2014年有63.4%的老人參加過體檢，東部的老人參加體檢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區域，其中，東北部老人參加體檢的比例比較低，僅為46.6%。
在農村老人經濟狀況方面，調研發現54.6%的農村老人還在從事職業性的勞作，比如在田里幹活或者其他勞作，幾乎所有的老人仍然從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勞作，這是中國農村老人的特點。
子女外出導致調查中空巢家庭超過半數
張雄介紹，子女資助對影響養老快樂指標占比首位，新農保對經濟較發達地區養老經費貢獻率占比很高，土地收入對農村養老經費的影響力仍然是基本的。在農村老人消費支出方面，發現飲食、醫療與人情往來占據前三位，尤其人情往來在農村老人的消費中占到比較靠前的位置。
在農村老人家庭關系和心理狀況方面，傳統的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子女外出導致年輕人在老人身邊撫養比例降低，空巢家庭超過半數。
“老人們對家庭關系、配偶關系和子女關系滿意程度相對來說都比較高，都逾八成，所以農村的老人容易滿足，他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的認知。”張雄稱。
子女的照顧老人主要是以給貨幣為主，這一比例已超過50%，其次則是糧食資助等。由於農村老人的子女多居住在本地本村，老人對兒女的孝順狀況比較滿意。中國農村老人與子女通過手機、電話方式聯絡的頻率大大增加，這也是中國農村一個比較大的變化趨勢，其中經常電話聯系的占56.4%。
在農村老人生活質量的狀況方面，調研組發現，農村正在出現排浪式消費，從耐用消費品階段進入大眾消費品階段，現代化通訊工具在農村提前普及，留守老年人群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比如電話手機指標中，東部擁有占比是79.8%，中部、西部和東北部為75.2%、77.1%、86.1%。
約八成老人對整體生活表示滿意
張雄發現，農村老人整體生活滿意感受正面積極，有81.3%的老人對目前的狀況表示滿意，東部地區人的滿意程度還要高一點。“這里面我們發現老人們有一個共同點，老人對他的後事持有樂觀、自然、豁達的態度。”
“老人們對鄰里關系滿意度最高，表示很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合計89.2%。在與子女關系方面，大概有86.5%老人認為跟子女的關系處得還是不錯。再次就是與配偶關系的相處，大概有83.5%的人都是認可。中國的農村老人對身體狀況和經濟條件的滿意度最低，對村莊管理的滿意度一般，對居住條件、環境衛生等涉及村莊管理的這些項目滿意度一般”張雄稱。
調研發現約47.3%的農村老人不願意進養老院，原因包括自己覺得不光彩，經濟不能承受，服務質量存在問題，怕子女被人指責，在養老院不自由等。
在農村老人社會支持狀況方面，子女和配偶是主要的社會支持者。調研發現，農村老人對國家及地方政府提出了養老政策存在著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這是我們下面摸底的一些情況，農村老人對政策比較熟悉的占39%，比較模糊的占10%，不怎麽了解的占49%，所以我們很好的政策落地，落到最最基層，落到農村老人身上，確實有很長的一段路，尤其在落到最根本的地方，零距離的地方，我覺得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上面的職能部門人多，但落到下面執行就成了兩個人。調研時也就兩個人帶著我們到下面去跟老人們對話。”張雄稱。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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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青年學生新發感染數增六成，以男性同性傳播為主艾滋病防控隱憂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529
2014年11月30日，天津醫科大學的高校誌願者走進社區，進行以“遏制艾滋，履新承諾”為主題的公益宣傳活動。 （CFP/圖）
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
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篩查實驗室，工作人員登記了他的個人信息：男，20歲，第一次檢測……對華東某高校學生劉明（化名）來說，201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藏在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發現了。
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像劉明這樣的“同誌”群體首當其沖。國家衛計委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
“感染基數雖小，但增長速度特別顯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吳尊友透露，2015年上半年，增長速度依然有增無減。
自1985年中國首例艾滋病被發現到2005年，因靜脈吸毒或非法采供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攀升，此後這兩個群體的感染人數漸漸回落。如今，性傳播，尤其是男男同性傳播取而代之，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社會對同性性向的歧視，使多數仍生活在隱秘世界里的“同誌”因為壓抑而更加放縱。飆升的數字背後，凸顯的是對於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劉明最近註意到一則新聞。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對於高校來說，“狼”似乎真的來了。
在看似平淡的人際交往的掩映下，高校的“同誌”們各有自己隱秘的社交網絡。不過，缺少了異性戀的家庭和兒女情感維系，“同誌”間的感情保鮮期通常短暫。
基於男人之間不會意外懷孕的“常識”，劉明和同伴的親熱沒有“間隔”。他沒有想到，背後隱藏著艾滋病毒。
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截至2014年，報告數超過100例的省份達到11個。
數字逐年增加，增長速度也明顯加快——在雲南，2014年報告數為81例，同比增加了37.3%；在廣東，21個地市均有學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年報告數達到138例，同比上漲近60%。
“雖然學生群體的艾滋病流行仍處於低水平，學生病例占全部病例的比例也較低，但如果不盡早采取有力的預防幹預措施，流行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回複采訪時表示。
為了分析各年齡段人群的感染途徑，中疾控曾做過一次調查，將感染學生分為15歲以下和15-24歲兩個年齡段，得出的結果相當有辨識度。前者主要通過母嬰感染傳播，而後者，也就是青年學生，則以性傳播為主。
“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是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疫情的一大特點。”衛計委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函中表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高校學生處在青春期邁向成人社會的十字路口，他們剛剛脫離家長約束，在相對包容的“象牙塔”里，同性戀者逐漸建立了對性向的自我認知。
擁有自由，也意味著面臨風險。不過，對於劉明來說，沒人給他講過性知識，也沒人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性教育在中國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不論家庭，還是學校。
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匱乏一度給劉明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有一陣，他反複問自己：我是不是快死了？會不會哪天藥物治療就不管用了？同學會不會被我感染？這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學習狀態。期末考試前兩周，他完全沒法集中精力複習，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至今，他依然沒有將感染的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幫不了我什麽，這只會讓他們徒增擔憂”。
而在學校，在學生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的科學性教育也嚴重缺課。
這些年，每到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後，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都特別忙碌，不少學校會邀請她為學生講授艾滋病知識。但她說，這不應該是艾滋病日才進行的一項教育。
在給南方周末的回函中，教育部表示，教育部門一直十分重視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但也承認，學校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確實存在問題。比如一些學校認為艾滋病疫情還很遙遠，不積極主動開展工作；部分授課教師艾滋病綜合防治知識欠缺、教學能力和技巧不足。
雲南等省份的衛計委也反映，目前學校大多只有針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的教育，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而同性性傳播行為的增多，還給高校艾滋病教育帶來了另一個難題——該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對同性戀文化該如何正確教育和引導？這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問題。”雲南省衛計委在回函中直言。
男同控制不好，整個防治可能失控
“不光是青年學生中的男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個男同群體中也在快速增長。”清華大學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憂心忡忡。
2006年起，張林琦和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尚紅等人通過各地醫院和疾控機構，隨訪了數千名男同，並追蹤觀察其從艾滋病陰性轉為陽性的比例。2012年，他們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題為《預防HIV病毒：把安全的性帶給中國》的文章，追述了我國艾滋病的流行趨勢。
文章指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已從2005年以前的0.3%上升到了2011年的13.7%”。張林琦透露，截至2014年，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25%。新發感染的數字同樣驚人——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為造成。
這些數字與官方數據大致吻合。
“2014年報告的新發感染者中，同性感染的漲幅很大。”吳尊友介紹說，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里，超過半數的新發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占比甚至超過了70%。這樣的感染率遠遠高於孕產婦、性病病人等高危人群。
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但那時對於許多中國老百姓來說，“艾滋病”還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沒有人想到，它會如此快地敲開中國的國門。1989年，在雲南中緬邊境地區，146名吸毒者因共用註射器靜脈吸毒而被感染艾滋病。從此，艾滋病結束了它在中國的傳入期，開始進入擴散期。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地下血站”打著脫貧致富的旗號，招徠了許多無知的賣血者。由於缺乏嚴格的檢測和消毒手段，艾滋病病毒在賣血者中迅速傳播。
從1985年到2005年的二十年間，國內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河南及其周邊省份的非法采供血者和雲南的靜脈吸毒者為主，性傳播只占10%多。
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可以通過中斷妊娠、采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盡量避免母乳餵養等措施進行幹預；血液傳播中的非法采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
“從2005年起，因吸毒或賣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降低。目前，性傳播成為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吳尊友表示，中疾控每年對包括吸毒者、同性戀、暗娼、性病就診者、孕產婦在內的8類高危人群進行檢測，發現近年來男男同性戀呈快速上升趨勢。
就地域而言，雖然西南部分省份感染較多，但艾滋病的傳播已由早期集中在個別省份和地區擴散到全國96%的區縣都有感染者報告。
這也意味著，艾滋病感染群體更加多元、分散，並已由傳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而如果不加以嚴格防控，男同群體很可能扮演傳播“橋梁”的角色。
“雖然我國的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較低，但千萬不能被數字蒙蔽，”張林琦說，“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的失控。”
吳尊友也認同了這一觀點。中疾控曾收集了一百多個國家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數據，發現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男同群體艾滋病感染率處於中等偏下水平，“一旦控制不好，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
薄弱防區
“男同的性傳播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卻也是疫情哨點監測的難點所在。”吳尊友坦言，同性戀並不等於艾滋病，但卻與艾滋病有著緊密聯系。這種密切相關體現為，同性戀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
男同主要的性行為之一是肛交。與異性性行為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腸比較脆弱，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感染T細胞。
在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在張林琦看來，男同性行為發生頻率和伴侶更換頻率遠高於異性，但不少都是“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荷爾蒙宣泄，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自然會提高。
“別說隨訪幹預了，上哪兒找他們去呢？”張林琦說，相較於母嬰阻斷、減少吸毒傳播，對於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項防治措施很難有效落實。
不過，除去生理結構和缺乏保護措施等原因，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男同群體最容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根源在於社會和文化因素。
盡管“好基友”已成為流行詞匯，但無論是在對同性戀較為開放的西方還是較為保守的東方，同性戀都很難為社會所包容，不被社會認可的壓力讓公開坦陳身份的“同誌”極少，更何況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誌”。
同性戀的“地下狀態”不僅加重了病毒在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無法通過教育和幹預機構與他們正常聯系和交流，因此擴大了艾滋病的社會風險。
“國內有近20%-30%的同性戀會選擇與異性結婚，通過組建家庭的方式掩飾自己的同性傾向。”在研究中，張林琦發現，這些人並不會放棄同性的性行為，這使得家人不僅需要承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潛在威脅。
盡管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但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對於男同感染艾滋病的防控都沒有“神奇的妙方”。
在美國，艾滋病首先於1981年6月在洛杉磯的5名男性同性戀者身上發現。此後，男同之間艾滋病傳染的幾率一直高於其他幾種傳播方式。目前，美國每年艾滋病新發感染約5萬人，其中60%-65%是男同。
在艾滋病防控較為領先的澳大利亞，吸毒傳播和異性傳播基本已被控制，男同占到每年新發感染的近90%。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從事男同人群大規模艾滋病幹預已有多年。二十多年來，他收到了一萬多封艾滋病患者寫來的紙質信件，電子郵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信件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同誌”。在信里，他們向張老傾訴對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擾，更多的則是社會歧視帶來的重壓。
“一手硬，一手軟，一腿長，一腿短。”張北川常常感嘆，通過單純灌輸艾滋病防治知識這樣的幹預措施遠遠不夠。如何讓男同艾滋病感染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需要制度建設，“在當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視、艾滋歧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