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50歲的江西農民吳生崽第一次出國，也是最後一次。
2011年3月6日，他從老家樂平坐車到南昌，然後乘飛機到香港，接著從香港飛到東非國家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再從那裡轉飛贊比亞首都盧薩卡。這是一趟幾乎環繞半個地球的旅程。
出了機場，一輛皮卡將與吳生崽一同來「淘金」的工人們送到320公里外的一個工地。
不到一年，與吳生崽同行的四名老鄉中，已有三人提前回國。他們要麼是因為想家，要麼是不能適應當地生活，或者是身體不好，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現實和夢想的差距。
吳生崽繼續留下來，後來從工地轉到屬於徐建學家族的科藍煤礦工作，結果將生命永遠留了下來。8月4日，數百名當地僱員對科藍礦區發起衝擊。吳生崽在這次衝突中身亡，另外還有四名中國員工受傷。
自從徐建學2003年投標攬下贊比亞南部與津巴布韋接壤處的科藍煤礦後，這樣的勞資衝突已經大大小小發生多次。2011年，贊比亞新上台的反對 黨「愛國陣線」領導人一直把那次交易塑造成「中國掠奪」的典型題材。從媒體上一直感受到的都是中非友誼的中國工人出國務工前，無法想像當年的黑人兄弟一旦 反目成仇，雙方竟至於擺起你死我活的陣仗。
此次由勞資糾紛引發的工潮，至少是中資業主入主科藍煤礦近年來爆發的第三次惡性暴力事件。第一次發生在2010年2月，一個叫鐘庭輝的中國帶班 被騙出廠區，遇襲身亡。第二次發生在同年10月，兩名脾氣素來暴躁的監工吳玖華和肖利山朝衝擊廠區的黑人開槍平射，打傷11人。「過幾天就死個人，工人們 幾乎習以為常。」 已經回國的中國工人張曉清對財新記者說。
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答覆財新記者採訪時稱，目前留在科藍煤礦的中國工人情緒漸漸穩定，安全形勢良好，礦區設立了警察局，並於8月11日復工。
那些在礦區工作過的人則普遍相信，平靜之下暗流湧動。在動盪而混亂的贊比亞，政府難以平穩負責運行，恩怨情仇能否處理妥當，要靠企業管理層守法 運營，靠勞工群體理智配比權利義務，還要靠雙方有效溝通彌合分歧。但在科藍，實際的情形是勞資之間的關係在每次衝突之後不是改善，而是繼續惡化，矛盾一直 在不斷積累之中。此次勞資雙方能否修補信任，建立對彼此的尊重，未見曙光。
吳生崽之死
8月4日，星期六，是科藍煤礦工人發工資的日子。一般這時候公司應該擠滿了人，但是那天卻一個人影也沒有看到。中國工人以為當地工人又罷工了， 沒有太在意。碰上罷工，只要關起門不外出，通常不會有大礙。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因為伴隨罷工的通常還有石塊從圍牆外從天而降，指不定會砸中誰。
在目擊者對財新記者的講述中，此後的過程驚心動魄。中午12點20分，三四百名當地員工突然聚集，開始衝擊距離他們最近的2號礦井，打砸搶行為 幾近瘋狂，仍在工作的當地員工受到人身威脅。兩名中方員工和兩名當地保安以及當時仍在工作的贊比亞員工躲避不及被打傷，其中一名傷勢較重，當天下午被送往 醫院後縫了五針。
下午2點左右，罷工工人從2號井轉至1號井。衝突掀起又一撥高潮。兩名中方員工受傷，隨身衣物財產被搶。3點左右，幾百人轉移到了仍在建設中的 5號礦井。此時5號礦井有五名中方勘探及建設人員，其中就有吳生崽。吳生崽五人見形勢不對，迅速從後院小門撤離。無人看守的駐地隨後遭到洗劫，罷工人員破 門而入，哄搶財物並破壞設施。吳生崽五人撤出生活區後，逃生方向轉至地下。倖存者後來解釋說，他們認為單一入口的封閉空間更易自保，於是迅速通過45°斜 坡的礦道向礦井下轉移。
五人中三人提前跑進礦井。吳生崽和另外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落在後面。吳生崽本來跑在前面，後來他腿被砸傷，速度慢下來，就讓小夥子跑到前面，自己斷後，兩人一前一後進入礦井。
罷工人員尾隨至井口，並沒有跟隨進入礦道，而是向內投擲石塊、磚頭等雜物。這種行為在礦井區造成的傷害特別嚴重，就像有人掉到井裡，上面的人往 井下扔石頭。更殘忍的還在後面。有人把平時用來運煤的礦車車廂推入礦井，礦車沿著軌道呼嘯著向礦井深處滑落。五名中方人員中，有四人及時避開，鑽進緊急避 難用的礦道。
之前腿部已經受傷的吳生崽，行動不便，來不及離開軌道，被高速滑來的礦車撞倒，當場身亡。
當天下午5點，接到報警的當地警方及南方省其他地區警方趕至礦區，罷工人群迅速散去。
事後關於此次罷工原因的分析各不相同，但是都與工人加薪有關。今年7月，贊比亞勞工部頒佈新法案，將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42萬克瓦查提高至 70萬克瓦查（1美元約合4900克瓦查），增幅超過66%。在科藍煤礦，一年前當地工人最高收入不過是每天每班2.1萬克瓦查，最低則只有1.6萬克瓦 查。由於加薪幅度太大，僱主協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對此法案口誅筆伐，各方一時間爭執不休，法案也暫時未能推行。
然而，法案引發了整個國家僱主和僱員之間瞬間對立。在政府介入下，科藍煤礦管理層8月2日與當地工會達成漲薪協議——達不到新法案標準的工人工資向新標準看齊，已經超過新標準的工人工資也要適當增長。
贊比亞礦工工會總幹事楚偉（Joseph Chewe）證實了這一說法。原本生產照常進行，卻未料到8月4日發生慘劇。
原因何在？吳生崽家屬得到的碎片化的信息是：當地的工人到8月4日仍未收到加薪的通知。吳生崽家屬認為中資管理層沒有及時將協議內容通報給具體 辦事的下屬。而科藍煤礦經理梅新培則認為責任在黑人工會，他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協議談好之後，黑人工會沒有馬上去礦裡向當地工人通報，他們打算過幾 天再去。
一位陪同科藍煤礦管理人員參與此次命案善後談判的人士認為，此次暴力事件的直接原因並非與最低工資法案有關，而是一群贊比亞工人在極端分子慫恿 下，對中方管理人員實施報複式襲擊。「贊比亞失業人口非常多，礦區周邊有許多無業游民，甚至很多是曾因不良表現被開除的員工。他們的動機就是想混水摸魚， 獲得一些財物。」
死在科藍不是新鮮事
2010年10月15日，也是一個領薪水的日子，200多名當地礦工未能按時領到工資，改善薪酬的要求也得不到回應。據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一位 工作人員回憶，工人們隨後封堵了一條通往科藍煤礦的道路開始遊行。現場十幾位中國籍管理人員英語能力有限，衝突迅速升級。憤怒的礦工開始朝中方管理人員扔 東西，並破壞了煤礦的圍牆，揭掉了礦井第二隧道頂部的鐵皮，還運走了抽水機。
混亂中，兩名中國監工吳玖華和肖利山使用獵槍，平射礦工，打傷11名當地礦工和一名群眾。三名中方員工也在衝突中受傷。
曾在煤礦工作過的兩位中國監工補充了更多細節。當天，有一個中國帶班被當地礦工圍攻，好不容易逃進圍牆裡，當地礦工還不放過他，不少人翻越圍牆 進入廠區，平日裡就有猛張飛做派的肖利山端起打鳥的獵槍一通亂打。事發後，吳玖華和肖利山被贊比亞警方拘禁。後來是老闆徐建學花錢將他們撈出，安排兩人趕 緊回國。
科藍煤礦的老闆徐建學是江西樂平人。1991年，英語專業出身的徐建學作為江西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的翻譯，隨援建隊伍來到贊比亞。工程結束 後，全套人馬打道回府，但徐建學留了下來。他在盧薩卡註冊了揚子江建築企業有限公司（Yangtz Jiang Enterprise Limited，下稱揚子江公司），做起了包工頭。業務越做越大，2000年前後，他將四個弟弟從老家接了過來。揚子江公司因承接政府和公共項目在贊比亞 頗有名氣，包括贊比亞反貪污局大樓、日本清水公司援建贊比亞的中等教育機構、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府維修、國際機場總統候機室以及贊比亞前總統陵墓都是楊子江 公司承攬。這些建築項目為徐氏兄弟積累了資金和在贊比亞高層關係。
2003年，贊比亞開放礦權。位於贊比亞南部與津巴布韋接壤處的一片煤炭礦區，由於靠近卡里巴水庫，地質風險大，且當地治安狀況惡劣，讓在此經 營的外資吃夠苦頭。加上當地部族與中央政府——主要代表盧薩卡地區工商業利益關係微妙，自多黨制改革後，更成為反對執政黨的大本營，工會勢力亦十分強大。 徐建學作為惟一投標者攬下了這樁生意，他自認為對當地很熟悉，且和上層關係密切，「應該可以罩得住」。
此時，吳生崽已在上海打拚多年，有著20多年的泥瓦匠經驗。朋友把徐建學介紹給他，徐建學開出三年20萬元，讓他去贊比亞。三年20萬元並不多，但吳生崽還是動了心，因為在海外吃喝住全包，20萬元是純收入。
「他那麼大年紀了還往非洲跑，也是為了幫我減輕一點負擔。」吳生崽的兒子、今年30歲的吳元柱說。吳生崽在江西有一個大家庭，膝下一兒一女都已成婚，兒子吳元柱現在是兩個男孩的爸爸。家裡的田都包了出去，全家老少至少十年沒有下過地了。
2010年的命案曾令吳生崽的妻子張有香擔心。兩口子商量了一番，吳生崽認為，那是老闆和工人的矛盾，自己去了那兒也是工人，不會跟當地工人有衝突。他沒有考慮到，他並非一般的工人，需要監督當地工人工作。
因為徐建學的關係，江西樂平去科藍煤礦打工的人很多，從多位工人的回憶看，出國之前，徐建學並沒有履行必要的告知義務。當吳生崽等人遠赴他鄉，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身處險境。
曾在科藍擔任水電工的張曉清說，「死在科藍不是什麼新鮮事。」意外發生有時是因為對陌生環境的無知。比如，當地盛產一種白蟻，2011年底一位 中國工人聽工友說白蟻富含蛋白質大補，吃下去小半碗出現不適，送到醫院後缺醫少藥，不幸送命。更大危險還是來自於和當地工人的矛盾。一個叫鐘庭輝的監工， 平時對當地工人比較凶。一次，一位黑人工人把礦上的床鋪搬回了家，被鐘庭輝發現後將其開除。黑人工人兄弟倆起意報復，將鐘庭輝騙到外面，用一把鐵鍬行兇要 了他的命。
家族式管理
在科藍，長期存在的勞資矛盾問題，不止存在於管理層與當地礦工之間，也存在於管理層與中國工人之間。
科藍煤礦開工後，徐建學的三弟徐建瑞辭去了樂平市煤炭局的工作，來到贊比亞，成為徐建學在煤炭業務上最得力的幫手。最初，徐建瑞和五弟徐建群負 責2號井，徐建新和徐建水負責1號井，隨著2007年3號井、2010年6號井的開工，四個弟弟現在一人負責一口井。總管位居老闆之下，處理行政事務，通 常由其家族親屬擔綱。總管之下是井長，負責生產，幾個副井長協助其工作。再往下是汪發太、吳生崽這樣的中國帶班，負責監督當地工人下井工作。樂平官方資料 顯示，科藍煤礦目前有70多名中國工人，800多名當地工人，月產煤約2萬噸。
據曾在科藍煤礦當過監工、後來回國的汪發太觀察，科藍煤礦的管理實在糟糕。徐建學兄弟之間為了搶訂單，你爭我奪，勾心鬥角。在同一個礦井，中國 人之間也不和睦。比如，在汪發太所在的礦井，總管行政的梅師傅是徐建學的小舅子，和總管生產的工程師不合，兩個人的下屬不得不分別站隊，分配任務時互不買 賬，下面的工人很難做。
梅師傅的有些行為讓汪發太特別看不慣。礦上規定，完成訂單就有獎金。如果煤是從煤倉裝車的，獎金算在工人頭上；如果煤是煤倉外裝車的，獎金就算 在梅師傅這樣級別稍高的管理層頭上。「你知道他怎麼做嗎？」汪發太至今憤憤不平，「他調動機器，先把煤倉的煤挪到其他地方，再指揮斗車挖出來裝車」，這樣 就可以侵佔工人獎金。
公司管理也無章可循。在國內煤礦打過工的汪發太說，在國內，罰款會白紙黑字貼出來。在科藍煤礦，罰款項目眾多，工人完不成當天的任務就不給下 班，小偷小摸發現第二次就要罰款，還有很多罰款全看管理層心情。「罰的款都歸老闆，得罪人的事由我們這些直接面對工人的監工干。」汪發太說。
不僅管理層隨意亂來，有些中國監工的做法也加深了與當地黑人的矛盾。水電工張曉清回憶說，當地黑人很窮，有的還像中國上個世紀饑荒時一樣用觀音 土充飢，本來就不高的工資花完以後，就有中國監工給他們放高利貸，等到發工資時直接把黑人工資扣下，利滾利下去，債務越滾越大，根本無法清償。有些黑人的 偷盜行為也是環境所迫。
相對友善的中國人，黑人工人都看在眼裡，但在管理層看來不得力。汪發太就逐漸被邊緣化。他學會了一點點本地話，還到黑人家裡做客。有的工人請他 喝當地的「西麥」酒，私下向這個多少向著黑人的中國人抱怨一下收入。相比中國工人，當地人的生活條件實在太艱苦了：幾根木頭插在地上，拿茅草蓋一下，就是 屋子，「要是碰上下雨天，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睡覺。」
勞資矛盾激烈的時候，工人會選擇鬥爭對象。據汪發太介紹，吳生崽為人老實，平時跟黑人的關係也不錯。吳生崽曾給妻子從贊比亞寄回照片，旁邊一位黑人朋友拍著他的背，顯得友善而親密。事發後，汪發太聽說鬧事的人裡不乏當地趁火打劫的小混混，場面過於混亂才會殃及吳生崽。
針對8月6日的衝突，贊比亞勞工部部長沙曼達（Fackson Shamenda）表示，發生傷亡事件令人遺憾，贊比亞政府必將嚴懲兇手，南方省警察局將確保公司安全直至事件平息。但是，他亦表示，「不明白為什麼科藍煤礦的中國投資者與工人之間總是關係緊張。」
矛盾從未解決
科藍煤礦所代表的是在1995年-2002年的「援非空窗期」，一些最初在中國國企工作的員工，憑藉個人關係，在當地白手起家、由小到大開創的「中資私企」。
這類企業在中國國企大規模回歸非洲前，一度是中資在非洲的主力軍。但是，他們在夾縫中成長，形成了很多不規範行為。許多今天廣受詬病的做法，如 行賄、互相傾軋、喜歡走「上層路線」、低價傾銷和粗暴管理等，都與這些企業有很大關係。與大型中國國企相比，這些中資私企往往扮演「啃骨頭」的角色。他們 所經營的領域利潤小、附加值低、抗風險能力弱，更易在員工工資、生產條件、福利待遇等方面「偷工減料」，引發糾紛。
而今中國企業投資非洲，其性質早與上世紀的援助有了天壤之別。1995年，中國政府改革援外方式，將中非合作的主體從政府轉向企業，實行援外方 式和資金多樣化。即使大型國有企業，也必須首先考慮經濟效益。經過十年發展，非洲的政治民主化、勞工法案不斷修改刺激工人維權意識大增，很多中資企業不能 適應，科藍煤礦即在其中。
接觸過徐建學的人士介紹說，徐建學身材不高，理著「毛澤東式」大背頭。徐從底層幹起，腦子靈光，膽子也大，通過參加援外工程看到了在非洲淘金的 機會，數年下來在當地權貴階層經營下了關係。曾經為徐建學工作過的人普遍稱讚徐建學為人仗義，善處人際關係，在廣東、福建籍華人面前有時會自稱老鄉。當地 華人大多豔羨徐建學在贊比亞政府中的人脈，誇讚他善於發現又敢於抓住別人不敢嘗試的機會。也有人說他崇拜毛澤東思想，相信軍事化管理。據《經濟學人》 2006年10月的一篇文章，徐建學在首都盧薩卡的辦公室裡懸掛著毛澤東像，並一直使用中國日曆。
可是，徐建學只信任自己的親戚和老鄉，科藍煤礦的管理問題積重難返。如今徐建學負責的建築和幾個兄弟負責的煤礦早已獨立核算，煤礦經營越來越 難，但家族的人還得安置。在很多監工看來，家族裡很多不爭氣的人都在消費徐建學。「就好像中央說的話、頒佈的政策都不錯，但是下面地方的人因為各種目的不 執行。」汪發太說。
2010年事件之後，科藍煤礦管理層著手改善勞資關係。按照贊比亞的勞動法，僱主必須向僱員提供住房或支付住房補貼，其標準為基本工資的 30%。僱員有權得到7萬克瓦查（約合90元人民幣）的午餐補貼，除非僱主提供足夠免費飯食。僱員工作崗位與他的住處半徑超過了3公里時，將得到8萬克瓦 查（約合100元人民幣）的交通補貼，除非僱主提供交通工具。在僱員生病時僱主對其提供診療和藥品，必要時提供到醫療單位的交通工具。僱主還需為僱員繳納 養老基金。僱員每週工作時間不應超過48小時，超過部分按小時工資標準的1.5倍付薪，公共假日或是週日（非正常工作日）工作，可得到雙倍薪水。
槍擊事件後，科藍煤礦工人工資增幅達到了三到五成，包括增加了住房和交通補助等。工資之外，礦上還增加僱用三名翻譯和一名贊比亞籍人力資源經理。可是一切僅僅曇花一現。翻譯和贊比亞籍人力資源經理不到一年相繼棄職而去，溝通障礙再次凸現。
「礦上絕大多數中方人員不會外語，平常只能靠肢體語言與當地工人交流，溝通嚴重不暢。」上述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 時指出。像汪發太這種直接面對工人的監工到了贊比亞後，從未接受過系統培訓，工作中的交流僅僅是通過比劃及簡單的幾個單詞完成。曾在科藍煤礦待過的一位工 作人員告訴財新記者，中方管理人員問黑人，工作做完沒有，只會說「jobs good， no good」，其中還夾帶著江西方言口音，非常蹩腳。黑人通常會解釋沒完成的原因，例如靴子不合腳等，然後中方管理人員就會威脅說，工作做不完就扣錢，或今 天任務完不成不能下班。
在制度建設方面，中資企業的草莽思維和當地法律格格不入。一位在科藍煤礦工作過的管理層稱，2010年事發後，黑人因為缺乏合同之類的證據，在 法律上沒有被認定為正式工，「但是如果黑人去勞動局控訴未成為正式工，也是一告一個准的」。此外，科藍煤礦雖然支付了超出法定標準的工資，卻沒有從規章上 明確這些工資中的基本成份與補貼成份，「他們籠統地稱為工資，所以是付了對的錢，卻仍然在法理上處於劣勢。」
金元政治
贊比亞的金元政治也讓徐建學這些老闆對罷工、衝突日漸麻木。在張曉清眼中，在贊比亞，花錢辦事比中國還要方便。當地警察只認錢，只要花錢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勞資雙方都深諳此道。張曉清認為，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規則大行其道，是因為贊比亞太窮了。
科藍煤礦被中國人收購，有點像中國落後地區的招商引資，「敲鑼打鼓迎進去，扒光褲子趕出來。」警察來了要啤酒，連空酒瓶也不放過。官員來了要 錢，理由無非是污染什麼的。抄表工把摩托車開進來，指著油箱讓加油，然後對中國工廠偷電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小偷小摸不計其數，連本來應該嚴密看管的 炸藥都能被人偷偷搬走。
最荒唐的狀態出現在2011年年底。贊比亞的大選如火如荼，黑人參與政治生活的熱情高漲，科藍煤礦放假以示支持。事實上，生產活動也不得不停下來，廠區外陷入無政府狀態，馬路上隨意設卡，過關收費。
在這種環境下做生意，惟一的法寶就是關係。不得不承認，建立和維護關係是徐建學的能耐。「每次事情鬧大，徐氏兄弟都習慣於靠當地的上層關係摀 住、擺平，結果事情看似平息，實則鬱積了更大的情緒和隱患。」《縱橫週刊》非洲問題研究員陶勇分析，「無形中，科藍把當地地方對中央、落後地區對較發達地 區、反對黨對執政黨的矛盾，都聚焦到了自己身上。」
更何況，贊比亞「礦帶地區」和首都盧薩卡的矛盾由來已久。中央政府出於解決就業的需求，對外資往往比較歡迎。贊比亞貿易與工業部部長費利克斯•穆塔蒂有一個經典語錄：「這裡的人十年沒活可干，可中國投資者來了，給他們活幹，他們幹的第一件事卻是罷工！」
但「礦帶」的人並不買賬。在他們看來，開發資源的主要受益者，是外國投資者和首都盧薩卡的官僚集團、工商業資本。當地人則承受了資源流失、原有 生計被切斷等代價。「礦帶地區」一直和盧薩卡抗爭，並順帶和外國礦主抗爭。在十年左右的磨合中，他們發現不少中國人的管理比白人更嚴，生產節奏比白人更 快，而工資沒什麼長進。
這種情緒自選舉時代到來後，迅速演變為各黨派政治策略的一個重要部分。中資企業與地方利益的衝突，也很容易變成贊比亞反對黨利用的話題。
2011年9月，贊比亞大選後，最大反對黨愛國陣線領袖邁克爾·薩塔當選為總統。新總統上任後，當地排華勢力漸成氣候，打砸中國餐館的事情不時 發生，徐建學也面臨新麻煩。照此下去，他的商業版圖恐怕難以自保。工人們聽說，徐建學也流露回國發展的想法，他的兒子已經回到北京謀求發展。在贊比亞工作 後期，汪發太和梅師傅的關係完全鬧僵了。礦上用美元給汪發太結算了幾個月工錢，派車把他送到機場。汪發太現在回想起來倍感慶幸，慶幸他沒有和老闆續簽合 同，保住了一條命。█
陳竹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