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晚間發布公告稱,公司子公司摩天輪投資影片《我不是潘金蓮》的收益並非媒體報道的4410萬,根據目前影片上映的情況,初步估算,公司稅前收益約為2000萬元。該片還在上映中,具體數據以2016年年度報告為準。摩天輪對該片的投資額為2835萬元。
公告透露,該影片在中國大陸地區首輪院線公映取得的票房收入總額如果低於人民幣5億元,耀萊影視文化按該影片票房收入總額人民幣5億元支付電影投資方2億元票房凈收益;票房5億至8億部分,票房凈收益由發行方耀萊影視文化獨享;票房超出8億元部分,發行方耀萊影視文化獲得票房凈收益的50%。
財政部發布關於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稱,《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註釋》第一條第(五)項第1點所稱“保本收益、報酬、資金占用費、補償金”,是指合同中明確承諾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資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間(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屬於利息或利息性質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稅。
以下為通知全文:
關於明確金融 房地產開發 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6]14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現將營改增試點期間有關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政策補充通知如下:
一、《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註釋》(財稅〔2016〕36號)第一條第(五)項第1點所稱“保本收益、報酬、資金占用費、補償金”,是指合同中明確承諾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資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間(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屬於利息或利息性質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稅。
二、納稅人購入基金、信托、理財產品等各類資產管理產品持有至到期,不屬於《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註釋》(財稅〔2016〕36號)第一條第(五)項第4點所稱的金融商品轉讓。
三、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證券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經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批準成立且經營金融保險業務的機構發放貸款後,自結息日起90天內發生的應收未收利息按現行規定繳納增值稅,自結息日起90天後發生的應收未收利息暫不繳納增值稅,待實際收到利息時按規定繳納增值稅。
四、資管產品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以資管產品管理人為增值稅納稅人。
五、納稅人2016年1-4月份轉讓金融商品出現的負差,可結轉下一納稅期,與2016年5-12月份轉讓金融商品銷售額相抵。
六、《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號)所稱“人民銀行、銀監會或者商務部批準”、“商務部授權的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和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含融資性售後回租業務)的試點納稅人(含試點納稅人中的一般納稅人),包括經上述部門備案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納稅人。
七、《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有關事項的規定》(財稅〔2016〕36號)第一條第(三)項第 10點中“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包括土地受讓人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征地和拆遷補償費用、土地前期開發費用和土地出讓收益等。
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一般納稅人銷售其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選擇簡易計稅方法的房地產老項目除外),在取得土地時向其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拆遷補償費用也允許在計算銷售額時扣除。納稅人按上述規定扣除拆遷補償費用時,應提供拆遷協議、拆遷雙方支付和取得拆遷補償費用憑證等能夠證明拆遷補償費用真實性的材料。
八、房地產開發企業(包括多個房地產開發企業組成的聯合體)受讓土地向政府部門支付土地價款後,設立項目公司對該受讓土地進行開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由項目公司按規定扣除房地產開發企業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
(一)房地產開發企業、項目公司、政府部門三方簽訂變更協議或補充合同,將土地受讓人變更為項目公司;
(二)政府部門出讓土地的用途、規劃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簽署變更協議或補充合同時,土地價款總額不變;
(三)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由受讓土地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持有。
九、提供餐飲服務的納稅人銷售的外賣食品,按照“餐飲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賓館、旅館、旅社、度假村和其他經營性住宿場所提供會議場地及配套服務的活動,按照“會議展覽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一、納稅人在遊覽場所經營索道、擺渡車、電瓶車、遊船等取得的收入,按照“文化體育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二、非企業性單位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的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鑒證咨詢服務,以及銷售技術、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可以選擇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
非企業性單位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財稅〔2016〕36號)第一條第(二十六)項中的“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可以參照上述規定,選擇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
十三、一般納稅人提供教育輔助服務,可以選擇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
十四、納稅人提供武裝守護押運服務,按照“安全保護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五、物業服務企業為業主提供的裝修服務,按照“建築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六、納稅人將建築施工設備出租給他人使用並配備操作人員的,按照“建築服務”繳納增值稅。
十七、自2017年1月1日起,生產企業銷售自產的海洋工程結構物,或者融資租賃企業及其設立的項目子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及其設立的項目子公司購買並以融資租賃方式出租的國內生產企業生產的海洋工程結構物,應按規定繳納增值稅,不再適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39號)或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在全國開展融資租賃貨物出口退稅政策試點的通知》(財稅〔2014〕62號)規定的增值稅出口退稅政策,但購買方或者承租方為按實物征收增值稅的中外合作油(氣)田開采企業的除外。
2017年1月1日前簽訂的海洋工程結構物銷售合同或者融資租賃合同,在合同到期前,可繼續按現行相關出口退稅政策執行。
十八、本通知除第十七條規定的政策外,其他均自2016年5月1日起執行。此前已征的應予免征或不征的增值稅,可抵減納稅人以後月份應繳納的增值稅。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2016年12月21日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每經編輯 趙橋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家庭財富的資產規模和高凈值人群數量不斷增加。作為中國高凈值人群重要組成群體,年齡在40至49歲的主力高凈值人群,又將如何進行投資?
9月16日,《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以下簡稱《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泰康與胡潤研究院連續第三年發布的該《白皮書》顯示,截至2017年1月,國內擁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已達147萬,比去年增加13萬,增長率達9.7%。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基於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特性,他們並非要追求高收益,建議以保本為主。
胡潤發布《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攝
上述《白皮書》顯示,廣東連續第二年成為擁有最多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的地區,比去年增加2.8萬人,達到26.8萬人,增幅11.7%;北京第二,千萬資產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6.3萬人,增幅10.5%;上海第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3萬人,增幅12.2%。
《白皮書》發現,在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構成中,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群構成:企業主占55%、金領占20%、炒房者占15%和職業股民占10%。
而今年的《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時,重點呈現了珠三角地區的特色。胡潤百富的一位工作人員提到,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是417萬元,高於全國平均值的339萬元。
胡潤百富市場調研副總監謝穎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全國高凈值人群,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人群顯得更會“享受生活”,尤其在“體育運動”、“旅行度假”等休閑娛樂主題上。而醫療需求方面,珠三角地區高凈值人群表示“有明顯提升”的比例高達45%。本人養老規劃上,未來打算入住“高端養老社區”的比例較高,尤其在深圳地區,超過八成的人表示出較強的意願。
胡潤稱,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較多,就財富的階段來說,珠三角地區一直走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前列。珠三角地區的醫養產業發展,可以對全國起到引導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主力高凈值人群在投資上面,更為重視風險。《白皮書》指出,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理財態度,越發偏向“穩健型”,風險控制成為他們在理財過程中首要關註的因素。數據指出,90%的主力高凈值人群認為,“規避風險”在理財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胡潤認為,保險的特性類似一名“守門員”,既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也可以獲得一定的收益。這也是為什麽,國內這幾年的保險市場呈現快速增長。
《白皮書》提到,作為保障型投資,從主力高凈值人群的投資理財現狀來看,保險以92%的選擇率,位列理財方式的首位。在未來計劃增加配比的投資上,“保險”也以82%的選擇率排名第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會上了解到,主力高凈值人群對風險的重視,與其自身特性有關。
《白皮書》調研發現,自身健康、父母養老、子女教育,是主力高凈值人群的三大核心需求。《白皮書》進一步解釋,每個主力高凈值人群的家庭中,有3位平均年齡在73歲的老人需要贍養;超六成家庭有1位小孩需要撫養,高中及以下年齡段的孩子占比70%。在生活困擾上,“自身及家人健康”以61%的選擇率排名第一,其次為“父母養老”(57%)和“子女教育”(55%)。 “健康”(82%)和“養老”(73%)是主力高凈值人群最為關註的兩大風險。
4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而從去年11月征求意見稿下發,銀行等各大機構就已進入備戰狀態。根據新規要求,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隨著剛性兌付預期將打破,銀行保本理財勢將退出歷史舞臺。而具有保本特征的結構性存款正在成為保本理財的替代品,並成為2018年一季度最大的黑馬。
根據人民銀行統計,僅2018年一季度,新增結構性存款就達到了18409.76億元,超出了去年全年11771.11億的增量。在業內人士看來,結構性存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存款定價能力,但無法成為銀行的核心負債工具,“假結構存款”更是帶來了不小的監管風險。
一位接近地方銀監局人士對記者表示,未來對結構性存款的監管可能會有所加碼,並對個人結構性存款業務明確“雙錄”要求。
結構性存款一季度暴增
興業研究分析師梁世超對記者表示,結構性存款從2017年開始的確出現了明顯的增長,特別是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同比和環比均有明顯增長。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僅2018年一季度,新增結構性存款就達近1.9萬億元,而中小型銀行更是貢獻了超過半數的增量。
梁世超稱,目前發行的非同業保本理財在記賬時也計入到“結構性存款”科目,經計算,2017年有60%的“結構性存款”實際上是保本理財增長。2018年以來,隨著資管新規征求意見稿的發布,結構性存款的增量中多數是結構性存款產品。
中金公司固收部董事總經理張繼強對記者表示,結構性存款暴增的背後是銀行的“存款荒”。
記者註意到,在結構性存款驟增的同時,是傳統活期存款和協定存款的增長乏力。以上海地區為例,非金融企業一季度境內企業本外幣活期存款和協定存款分別減少1083.75億元和766.17億元,而本外幣結構性存款和保證金存款分別增加805.70億元和631.37億元。
張繼強進一步分析到,存款荒源於幾個方面。第一,算作一般存款的保本理財在資管新規後將消失,銀行只能通過結構性存款加以替代;第二,銀行普遍反映留存不住存款,信貸等派生存款後很快流入貨基、理財,一般存款留存率下降,這與市場利率與存款利率利差過大有關;第三,對於LMR(流動性匹配率)等指標,一般存款的系數高,同業存款系數很低,倒逼銀行增加一般存款;第四,同業理財萎縮,但資產收縮則異常艱難,銀行理財只能轉為發力個金業務,同表內爭奪一般存款。
在他看來,結構性存款目前快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是貨幣市場利率與執行法定存款利率的利差過寬,銀行低成本存款增長不及預期,導致銀行必須通過市場化定價手段吸收負債。結構性存款屬於存款,不占用同業負債指標,是銀行穩定負債的重要來源。
保本理財的替代品
張繼強認為,結構性存款實際上已經成為保本理財的替代品,但是無法做到完全替代。
一方面,從銀行的角度看,開展結構性存款業務需要有金融衍生品的經驗和相應資格。相對保本理財,結構性存款的成本稍高,資金運用靈活度弱化。而結構性存款如果鑲嵌的是“假結構”,中長期看還面臨較大的監管風險。
另一方面,對儲戶而言,結構性存款畢竟回報有風險,接受度要弱於保本理財。而且對於不少企業,結構性存款算作衍生品業務,參與門檻更高。
結構性存款究竟是存款還是理財?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個人業務零售端,結構性存款業務通常被囊括在理財業務中;在央行網站上的銀行信貸收支表中,這一產品通常會記在存款項下。而在實務中,記者走訪過程中發現,銀行向個人推薦的結構性存款業務多為保本型,有些支行客戶經理甚至並不能說出結構性存款與保本理財的區別。
與結構性存款一樣被市場視為保本理財的替代產品的,是券商的收益憑證。
某券商資管部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券商收益憑證相當於券商發行公司債券。而與證券公司發行的公司債不同的是,收益憑證期限較短,通常按月發行,期限分30天、60天、90天不等。另外,券商發行收益憑證無需交易所審批,有較高的靈活性。
“收益憑證以券商自身信用背書,是券商發行的唯一能夠保底的金融產品。與此同時,由於發行規模不得超過券商凈資本的60%。”他進一步介紹到,在資管新規出臺後,收益憑證由於具有保底特征在發行時往往比較搶手,但談不上是零售業務的發展重點。
結構性存款是否能替代傳統存款成為攬儲的主力?多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在攬儲方面,結構性存款對於銀行來說也並非“一招鮮吃遍天”。
工商銀行一位對公客戶經理表示對記者表示,結構性存款並不是他們最看重的攬儲工具,相比之下,他們更希望會通過定期存款和大額存單來攬儲。央行數據也顯示,大行的結構性存款在一季度新增結構性存款中占比最少。
梁世超認為,客觀來看,結構性存款的發展的確助推了利率市場化的進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銀行對存款的自主定價能力。“但和傳統的執行法定利率存款(即核心存款)相比,目前結構性存款存量仍然很小,在銀行負債占比較低。”
他認為,多數結構性存款期限較短,由於部分活期和1年期以內定存屬於非利率敏感型存款,市場存款利率提升對這部分存款影響短期內有限,因此結構性存款還難以替代執行法定利率存款。
“假結構”為何存在?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在結構性存款總量迅猛增長的同時,“假結構性存款”的現象也普遍存在。
所謂的“假結構性存款”,就是由於期權觸發的可能性極小,對應的產品並未與衍生品建立真實掛鉤。招商證券認為,當前結構性存款能夠實現如此高的實際收益率,並非銀行衍生品業務能力強,更多是因為觸發較高收益的條件為確定性事件。
除了技術層面容易實現,客戶對於風險與收益的錯配預期也是“假結構”存在的原因之一。
“由於大多數客戶難以接受非保本結構性存款的風險,所以只能做成並不真實掛鉤衍生品的‘假結構’。”一位城商行人士稱。
理論上講,結構性存款分為保本型結構性存款和非保本型結構性存款,保本型產品本金用於購買固定收益證券,僅用利息買入期權,而非保本型產品則是在購買固定收益證券的同時賣出一份期權,本金面臨損失風險。
招商證券表示,很多投資者也將結構性存款視為存款的替代品,風險上視同存款,但收益上卻看齊貨基。資管新規要求銀行銷售理財產品不得保本,理財嚴格作為表外業務,由投資者自擔風險,但投資者對高收益、低風險資產的需求仍然存在。
因此,對於某些銀行來說,假結構是常用手段之一,銀行實際承擔高昂成本,保本理財轉型結構性存款,在短期內難以緩解銀行負債端的高成本壓力。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的成本短期內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
“結構性存款的發展,各方也在探索創新,未來的進一步發展還需要衍生品市場的大規模擴容以及市場深度的培養。”梁世超稱。
在國信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王劍看來,第一,金融監管部門應盡快建立健全綜合統計系統、統一報告制度和業務標準;其次,監管層應加強產品銷售環節的監管,確保投資者適當性;最後,投資者應樹立正確的風險觀念,分散投資,合理配置資產。
近日,在信用債違約風險的釋放下,存量的100多只保本基金中陸續出現凈值跌破1的情形。面對或轉型或清盤的生死抉擇,保本基金的“大限之日”不再遙遠。
保本基金在基金行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2004年第一只真正意義上的保本基金成立,到2019年三季度末匯添富保鑫保本到期,世上再無保本基金。
保本基金前世今生
南方基金是業內最早成立保本基金的基金公司,其於2003年成立第一只保本基金南方避險。當時設立保本基金的邏輯是“既能保證不虧本,又可以獲取較高收益”,定位於博取股市的超額收益。
“2003年沒叫保本基金,但是類保本,是保本策略的,叫南方避險增值基金,那個時候沒有擔保機制。後來才推出真正意義上的保本基金,即引入了擔保機構。”有公募基金人士回憶。
資料顯示,名字中有“保本”二字的第一只保本基金是於2004年成立的銀華保本增值基金。
“那段時間股票市場非常低迷,權益類的產品發行困難。我們用很長時間來想怎麽開發更適合老百姓投資的產品。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做出了銀華保本。”一位參與銀華保本增值設計發行的基金公司人士告訴記者。
“當時是第一只有擔保機制的保本基金,這個產品很受投資者歡迎。雖然那幾年基金發行困難,但這個產品很快就發行了60億,因為擔保額度就是60億,很快就發行完了。從這個時候開始是一個基金發行的小陽春,很多機構陸續發行了比較大規模的基金,一些基金公司也借此進入百億規模俱樂部。”上述公募基金人士也說。
不過,在2006~2007年的那一波大牛市中,保本基金賴以為生的保本條款淪為雞肋,在保本第一個三年期結束後,第一代保本基金中的一些產品轉型為股票型基金或混合型基金。
2011年前後的大熊市中,保本基金成為“香餑餑”。但是2011年發行的保本基金經歷了股債雙殺、IPO暫停等,大部分保本基金在2014年並沒有取得太多收益。而2012年開始發行的保本基金趕上了牛市,絕大部分保本產品年化收益率超過了10%。IPO重啟後,打新成為保本基金的主要策略之一。
2016年開年後在熔斷機制的助推下,股市和基金市場創出了調整新低,基金公司多數新發的基金產品均陷入艱難銷售的地步,很多推出了延長募集期的舉措。弱勢中,保本基金卻成為熱賣產品。
保本基金的發行井噴無疑是201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中最大的亮點之一。統計顯示,上半年共成立了56只保本基金基金,其中一季度成立28只,二季度成立28只,占到新基金總數量的14.62%,發行規模合計為1473.43億元,占新基金總規模的37.87%。
退出歷史舞臺
當保本基金遭遇搶購之際,一些風險也在陸續浮出水面。
對基金公司而言,盡管存續保本基金均采用了連帶責任擔保機制,且多數規定了擔保方對基金管理人擁有無條件追索權條款。這樣的保障機制安排,將由基金公司承擔最終的風險損失,這與基金公司的資本金制度不相匹配。一旦保本基金規模快速膨脹,潛在的風險損失可能危及基金公司體系。
同時,保本基金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保本基金名稱雖在字面含義上一定程度闡述了產品“保本”的機理,但可能使投資者形成產品絕對保本的“剛性兌付”預期,這顯然與打破剛兌的監管要求所不符。而且在極端情形下,保本基金的投資者仍有可能虧損本金。
很快,有關於保本基金的監管落地了。2017年2月10日,證監會發布《關於避險策略基金的指導意見》的修訂版本規定,保本基金名稱調整為避險策略基金。按照新老劃斷、過渡安排原則,現保存續基金仍按合同約定運作,到期後不得增持不符合規定的資產。存續基金到期後應調整保障機制,不符合的轉為其他類型的基金或者被清算。
從2015年下半年起風靡的保本基金,將在今、明兩年陸續到期,保本基金到期潮很快到來。統計顯示,今年內到期的保本基金有71只,幾乎是去年到期量的兩倍。
某公募基金產品部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根據目前保本基金相關文件以及未來的監管趨勢,保本基金或者說避險策略基金確實沒有太大發展空間。按照規定,真正有擔保人的產品逐漸成為稀缺,我們甚至認為未來真正有擔保人的產品會趨於消失。”
同時,從2018年1月1日起實施的資管增值稅規定無疑又給了保本類基金“當頭一棒”。根據規定,保本收益無論如何都需繳納增值稅;對於非保本收益,不論是分紅還是持有到期,都不用交稅,其中,認購、申購及贖回價差若按金融商品轉讓處理,則需要繳稅。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按照增值稅新規,保本類公募基金分紅和轉讓差價收入均需繳納增值稅,因而稅後收益被進一步削弱。因此這也意味著公募保本基金競爭力進一步下滑,預計將逐步轉型或消亡。
在資管新規等嚴監管政策效應下,保本產品 “退出”基金市場已成必然。若無意外,最後一只消亡的保本基金將是匯添富保鑫保本基金,它是最晚成立也是最後到期的保本基金。在這只基金於2019年9月30日到期後,無需等到資管新規規定的截至2020年末的過渡期滿,公募基金市場上將再無保本基金。
與匯添富保鑫保本差不多同期到期的還有建信安心保本,該基金第二個保本期截至2019年9月27日。另外,中信建投穩利保本雖於2016年10月12日進入保本期,是最後一只進入保本周期運作的基金,但該基金的保本周期僅有兩年,領先於前兩者近一年退出保本市場。
截至目前,保本基金保本期滿後的出路主要為兩種,要麽轉型成其他類型的基金,要麽直接到期清算。整體而言,保本基金“退市”對行業影響相對有限。即便沒有資管新規,保本基金已為這一時刻籌劃了逾一年半時間。現存的103只(子份額分別統計)保本基金截至一季度末的資產凈值為1275.4887億元,僅占公募基金資產的1%。
退市進行時
根據證監會資料,保本基金是指通過一定的保本投資策略進行運作,同時引入保本保障機制,以保證基金份額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到期時,可以獲得投資本金保證的基金。
國內第一只保本基金是成立於2003年6月7日的南方避險增值基金,該基金在經歷保本基金15年的行業沈浮後即將退出江湖。
實際上,最近幾年陸續有保本基金到期“退市”。眼下正值強監管時期,保本基金的存在與資管新規打破剛性兌付的要求相背離,勢必難有發展空間。今年4月末,央行等部門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明確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打破剛性兌付。這份資管新規還要求,金融機構應當加強投資者教育,不斷提高投資者的金融知識水平和風險意識,向投資者傳遞“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理念,打破剛性兌付。在資管新規的要求下,銀行理財等將統一打破剛性兌付,變身凈值化產品,保本基金概莫能外。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產品經理對第一財經稱,保本基金“退市”沖擊波並不大,一方面保本基金停發新產品已經接近兩年,待存量產品到期後,不再進入新的保本期,或轉型為其他類型的基金產品,或直接清盤;另一方面,監管層也預知到了保本基金運作中的風險,不批新產品的同時還專門發文加以引導轉型。
自2016年下半年斷供至今,保本基金行業陸續有產品到期和轉型,市場規模在不斷收縮。據Wind統計,現存的103只(子份額分別統計)保本基金截至一季度末的資產凈值為1275.4887億元,約占據公募基金資產的1%。這一體量僅為保本基金發展高潮期時的三分之一。
眼下正值保本基金“退市”進行時。盡管行業無恙,但個別基金公司仍有隱憂。比如截至目前中融融安二號保本、東方安心收益保本等5只基金的單位凈值低於1元,且在保本期內的累計凈值低於1元面值,這就意味著一旦保本期滿仍有虧損的話,擔保公司或者管理人將成為埋單者。舉例而言,中融融安二號保本基金的到期日為2018年9月25日,擔保人為中國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依據目前0.978元的單位凈值與截至一季度末9152.4萬份的份額,假設到期日前凈值未有變動,那基金管理人或擔保人將掏出約200萬真金白銀來為保本基金的虧損埋單。該基金保本條款約定,在保本到期日,完整持有保本周期的持有人發生的虧損,由基金管理人保本賠付差額,擔保人承擔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
當然,中融融安二號保本基金規模小,有限的虧損對於基金管理人及擔保人的壓力並不大。但是一旦有其他較大規模的產品發生大幅虧損,那背後的壓力可想而知。比如20億份額規模的保本基金,假設到期凈值虧損0.1元,那管理人和擔保人將自掏腰包補償投資者2億元投資損失。
行業15年沈浮
保本基金經歷了15年的行業沈浮,先是長達11年保持低調,接著在2015年股災發生後經歷了一年左右的爆發期,但隨後又因產品先天缺陷逐漸顯現而被迫走向衰落。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末,保本基金資產規模為434.78億元,占公募基金的比重為1.19%。進入2015年後,伴隨市場指數的持續波動,保本型基金以其良好的抗風險能力和相對穩健的表現受到市場的持續追捧,發行數量和規模呈現顯著增長。截至2016年3月末,公募保本基金122只,基金規模近2500億,而到了2016年末,保本基金規模又攀升至3200億元。
保本基金的快速增長,也給市場提示了風險:一旦基金凈值在保本期結束之際大幅低於面值,基金管理人是否有能力來滿足持有的剛性兌付。
證監會在公開場合提到了保本基金存在諸多風險。一是保障機制存問題,已發行的均采用連帶責任擔保的保證機制,一旦保本基金到期不能實現保本,管理人應償付最終的投資損失,行業風險不能忽視;二是保本基金投資策略可能失效,保本基金存在將低等級信用債納入文件資產投資範圍、剩余期限錯配等問題,使得凈值波動加劇;三是保本基金快速膨脹可能帶來風險,保本基金規模增大,部分基金管理人大量集中發行,若出現到期虧損無法賠付,會損害投資者利益。
為此,監管有針對性地推出了措施。比如規範保本基金的擔保機制、引導保本基金轉型等。2017年2月,證監會發布《關於避險策略基金的指導意見》修訂版本(下稱《意見》)要求,保本基金名稱調整為避險策略基金。按照新老劃斷、過渡安排原則,現保存續基金仍按合同約定運作,到期後不得增持不符合規定的資產。存續基金到期後應調整保障機制,不符合的轉為其他類型的基金或者被清算。
保本基金的存在使得投資者存在一定的依賴和不理性:堅信有風險小,收益高的產品。這實際上是過去中國地方政府及國企融資畸形的一種衍生品,市場投資者堅信地方政府與國企不會違約,最終國家會兜底。
監管層發文將保本基金轉型為避險策略基金,實際上是監管層力圖打破剛性兌付的一種體現,而保本型基金轉換動力比較小也是由於之前保本型基金基本上都是穩賺不賠的投資,正是這一點才吸引了眾多資金的流入,一旦由保本型切換成避險策略基金,該基金徹底打破剛兌,將使得資金加速流出該基金,因此這使得保本型並沒有動力進行切換。
即將走向消亡
盡管如此,在現實的運作過程中,幾無保本基金轉型為避險策略基金,多數轉型為普通類型的開放式基金。比如,主要投資債券的保本產品多數會轉型為普通的純債或者混合債基金,主要投資權益標的的保本基金多轉型為普通類型的靈活配置型基金。
盈米財富基金分析師陳思賢對第一財經稱,《意見》對原先保本基金運行機制進行了修改。一是取消連帶責任擔保機制,只能采取買斷式擔保或證監會認可的其他擔保機制。買斷式擔保會提高擔保機構的風險,擔保費用也相應較高,而且這部分費用將從基金管理費中收取,會直接影響基金的收益。二是對避險策略基金投資資產的比例、類型進行了嚴格限制,以求降低風險。比如要求避險策略基金投資於穩健資產不得低於基金資產凈值的80%、各類風險資產的投資金額除以各自倍數上限,加上買入上市期權支付的權利金,合計金額不得超過安全墊等等。在這樣的嚴格要求下,避險策略基金要獲得高收益將非常困難。
保本基金主要是在2015年股災後至2016年期間受到青睞,2016年共成立53只保本基金,超過此前任何一年的成立數量。原因是當時股災使得投資者風險偏好大大降低,並且當時市場環境使得保本基金收益不錯。但保本基金的資產配置類似於偏債混合型基金,以固定收益部分積累收益“保本”,再投資一部分股票增強收益。在2016年,保本基金的收益就因市場行情不佳而受到較大影響。據盈米財富且慢統計,2015年保本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19.62%,但2016年,保本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就降至0.04%,2017年為2.77%。
陳思賢稱,保本基金過去兩年歷史收益不佳,再加上《意見》對避險策略基金投資資產的嚴格要求,其收益空間將進一步壓縮,預計保本基金轉型為避險策略基金對投資者吸引力較低。
無論是否轉型為避險策略還是其他類型的基金產品,保本基金將於2019年9月30日退市之事幾乎已是板上釘釘。
薛掌櫃基金組合研究院分析師劉振稱,保本型基金的消亡,將使得公募基金正本清源,使得公募基金中具備較強的投研能力的基金脫穎而出,而依賴於打擦邊球和渠道、牌照資源生存的公募基金將逐漸被市場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