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消息,新華社10日受權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意見》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努力實現從註重災後救助向註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全面提升全社會抵禦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力。
《意見》指出,近年來,我國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積累了應對重特大自然災害的寶貴經驗,國家綜合減災能力明顯提升。但也應看到,我國面臨的自然災害形勢仍然複雜嚴峻,當前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災害信息共享和防災減災救災資源統籌不足,重救災輕減災思想還比較普遍,一些地方城市高風險、農村不設防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防災減災宣傳教育不夠普及。
《意見》明確了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要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原則,強化地方應急救災主體責任。《意見》指出,對達到國家啟動響應等級的自然災害,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持作用,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災害應對中發揮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省、市、縣級政府要建立健全統一的防災減災救災領導機構,統籌防災減災救災各項工作。
《意見》要求,完善社會力量和市場參與機制。建立社會力量參與救災行動評估和監管體系,完善救災捐贈組織協調、信息公開和需求導向等工作機制。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全方位參與常態減災、應急救援、過渡安置、恢複重建等工作,構建多方參與的社會化防災減災救災格局。
《意見》提出,加快巨災保險制度建設,逐步形成財政支持下的多層次巨災風險分散機制。統籌考慮現實需要和長遠規劃,建立健全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鼓勵各地結合災害風險特點,探索巨災風險有效保障模式。
以下為《意見》全文: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
(2016年12月19日)
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是衡量執政黨領導力、檢驗政府執行力、評判國家動員力、彰顯民族凝聚力的一個重要方面。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我國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積累了應對重特大自然災害的寶貴經驗,國家綜合減災能力明顯提升。但也應看到,我國面臨的自然災害形勢仍然複雜嚴峻,當前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災害信息共享和防災減災救災資源統籌不足,重救災輕減災思想還比較普遍,一些地方城市高風險、農村不設防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防災減災宣傳教育不夠普及。為進一步做好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現就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正確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正確處理防災減災救災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註重災後救助向註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落實責任、完善體系、整合資源、統籌力量,切實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法治化、規範化、現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全社會抵禦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力。
(二)基本原則
——堅持以人為本,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理念,把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保障受災群眾基本生活,增強全民防災減災意識,提升公眾知識普及和自救互救技能,切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高度重視減輕災害風險,切實采取綜合防範措施,將常態減災作為基礎性工作,堅持防災抗災救災過程有機統一,前後銜接,未雨綢繆,常抓不懈,增強全社會抵禦和應對災害能力。
——堅持綜合減災,統籌抵禦各種自然災害。認真研究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災害孕育、發生和演變特點,充分認識新時期災害的突發性、異常性和複雜性,準確把握災害衍生次生規律,綜合運用各類資源和多種手段,強化統籌協調,科學應對各種自然災害。
——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根據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和社會影響等因素,及時啟動相應應急預案,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持作用,各級黨委和政府分級負責,地方就近指揮、強化協調並在救災中發揮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
——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廣泛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中的領導和主導地位,發揮組織領導、統籌協調、提供保障等重要作用。更加註重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建立完善災害保險制度,加強政府與社會力量、市場機制的協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健全統籌協調體制
(三)統籌災害管理。加強各種自然災害管理全過程的綜合協調,強化資源統籌和工作協調。完善統籌協調、分工負責的自然災害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國家減災委員會對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統籌指導和綜合協調作用,強化國家減災委員會辦公室在災情信息管理、綜合風險防範、群眾生活救助、科普宣傳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職能和能力建設。充分發揮主要災種防災減災救災指揮機構的防範部署和應急指揮作用,充分發揮中央有關部門和軍隊、武警部隊在監測預警、能力建設、應急保障、搶險救援、醫療防疫、恢複重建、社會動員等方面的職能作用。建立各級減災委員會與防汛抗旱指揮部、抗震救災指揮部、森林防火指揮部等機構之間,以及與軍隊、武警部隊之間的工作協同制度,健全工作規程。探索建立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珠江三角洲等區域和自然災害高風險地區在災情信息、救災物資、救援力量等方面的區域協同聯動制度。統籌謀劃城市和農村防災減災救災工作。
(四)統籌綜合減災。牢固樹立災害風險管理理念,轉變重救災輕減災思想,將防災減災救災納入各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作為國家公共安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完善防災減災救災工程建設標準體系,提升災害高風險區域內學校、醫院、居民住房、基礎設施及文物保護單位的設防水平和承災能力。加強部門協調,制定應急避難場所建設、管理、維護相關技術標準和規範。充分利用公園、廣場、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因地制宜建設、改造和提升成應急避難場所,增加避難場所數量,為受災群眾提供就近就便的安置服務。加快推進海綿城市建設,修複城市水生態,涵養水資源。加快補齊城市排水防澇設施建設的短板,增強城市防澇能力。加強農業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業抗災能力。將防災減災納入國民教育計劃,加強科普宣傳教育基地建設,推進防災減災知識和技能進學校、進機關、進企事業單位、進社區、進農村、進家庭。加強社區層面減災資源和力量統籌,深入創建綜合減災示範社區,開展全國綜合減災示範縣(市、區、旗)創建試點。定期開展社區防災減災宣傳教育活動,組織居民開展應急救護技能培訓和逃生避險演練,增強風險防範意識,提升公眾應急避險和自救互救技能。
三、健全屬地管理體制
(五)強化地方應急救災主體責任。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原則,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應對自然災害的事權劃分。對達到國家啟動響應等級的自然災害,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持作用,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災害應對中發揮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省、市、縣級政府要建立健全統一的防災減災救災領導機構,統籌防災減災救災各項工作。地方黨委和政府根據自然災害應急預案,統一指揮人員搜救、傷員救治、衛生防疫、基礎設施搶修、房屋安全應急評估、群眾轉移安置等應急處置工作。規範災害現場各類應急救援力量的組織領導指揮體系,強化各類應急救援力量的統籌使用和調配,發揮公安消防以及各類專業應急救援隊伍在搶險救援中的骨幹作用。統一做好應急處置的信息發布工作。
(六)健全災後恢複重建工作制度。特別重大自然災害災後恢複重建堅持中央統籌指導、地方作為主體、災區群眾廣泛參與的新機制,中央與地方各負其責,協同推進災後恢複重建。特別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後,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受災省份按照工作流程共同開展災害損失評估、次生衍生災害隱患排查及危險性評估、住房及建築物受損鑒定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中央根據災害損失情況,結合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制定相關的支持政策措施,確定災後恢複重建中央補助資金規模;在此基礎上,結合地方實際組織編制或指導地方編制災後恢複重建總體規劃。地方政府作為災後恢複重建的責任主體和實施主體,應加強對重建工作的組織領導,形成統一協調的組織體系、科學系統的規劃體系、全面細致的政策體系、務實高效的實施體系、完備嚴密的監管體系。充分調動受災群眾積極性,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自己動手重建家園。有效對接社會資源,引導誌願者、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依法有序參與災後恢複重建。特別重大以外的自然災害恢複重建工作,由地方根據實際組織開展。
(七)完善軍地協調聯動制度。完善軍隊和武警部隊參與搶險救災的應急協調機制,明確需求對接、兵力使用的程序方法。建立地方黨委和政府請求軍隊和武警部隊參與搶險救災的工作制度,明確工作程序,細化軍隊和武警部隊參與搶險救災的工作任務。完善軍地間災害預報預警、災情動態、救災需求、救援進展等信息通報制度。加強救災應急專業力量建設,充實隊伍,配置裝備,強化培訓,組織軍地聯合演練,完善以軍隊、武警部隊為突擊力量,以公安消防等專業隊伍為骨幹力量,以地方和基層應急救援隊伍、社會應急救援隊伍為輔助力量的災害應急救援力量體系。將武警部隊有關搶險救援應急力量納入駐在地應急救援力量和組織指揮體系。完善軍地聯合保障機制,提升軍地應急救援協助水平。
四、完善社會力量和市場參與機制
(八)健全社會力量參與機制。堅持鼓勵支持、引導規範、效率優先、自願自助原則,研究制定和完善社會力量參與防災減災救災的相關政策法規、行業標準、行為準則,搭建社會組織、誌願者等社會力量參與的協調服務平臺和信息導向平臺。完善政府與社會力量協同救災聯動機制,落實稅收優惠、人身保險、裝備提供、業務培訓、政府購買服務等支持措施。建立社會力量參與救災行動評估和監管體系,完善救災捐贈組織協調、信息公開和需求導向等工作機制。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全方位參與常態減災、應急救援、過渡安置、恢複重建等工作,構建多方參與的社會化防災減災救災格局。
(九)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原則,強化保險等市場機制在風險防範、損失補償、恢複重建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不斷擴大保險覆蓋面,完善應對災害的金融支持體系。加快巨災保險制度建設,逐步形成財政支持下的多層次巨災風險分散機制。統籌考慮現實需要和長遠規劃,建立健全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鼓勵各地結合災害風險特點,探索巨災風險有效保障模式。積極推進農業保險和農村住房保險工作,健全各級財政補貼、農戶自願參加、保費合理分擔的機制。
五、全面提升綜合減災能力
(十)強化災害風險防範。加快各種災害地面監測站網和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分工合理、職責清晰的自然災害監測預報預警體系。開展以縣為單位的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與減災能力調查,發揮氣象、水文、地震、地質、林業、海洋等防災減災部門作用,提升災害風險預警能力,加強災害風險評估、隱患排查治理。建立健全與災害特征相適應的預警信息發布制度,明確發布流程和責任權限。加強國家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能力建設,發揮國家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作用,完善運行管理辦法。充分利用各類傳播渠道,通過多種途徑將災害預警信息發送到戶到人,顯著提高災害預警信息發布的準確性和時效性,擴大社會公眾覆蓋面,有效解決信息發布“最後一公里”問題。
(十一)完善信息共享機制。研究制定防災減災救災信息傳遞與共享技術標準體系,加強跨部門業務協同和互聯互通,建設涵蓋主要涉災部門和軍隊、武警部隊的自然災害大數據和災害管理綜合信息平臺,實現各種災害風險隱患、預警、災情以及救災工作動態等信息共享。推進基層災害信息員隊伍建設,健全自然災害情況統計制度,制定災後損失評估有關技術標準,規範自然災害損失綜合評估工作流程,建立完善災害損失評估的聯動和共享機制。健全重特大自然災害信息發布和輿情應對機制,完善信息發布制度,拓寬信息發布渠道,確保公眾知情權。規範災害現場應急處置、新聞發布、網絡及社會輿情應對等工作流程,完善協同聯動機制,加強新聞發言人隊伍和常備專家庫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輿情引導能力。
(十二)提升救災物資和裝備統籌保障能力。健全救災物資儲備體系,擴大儲備庫覆蓋範圍,優化儲備布局,完善儲備類型,豐富物資儲備種類,提高物資調配效率和資源統籌利用水平。加強應急物流體系建設,完善鐵路、公路、水運、航空應急運力儲備與調運機制。推進應急物資綜合信息平臺建設,提升協同保障能力。完善通信、能源等方面的應急保障預案。建立“天-空-地”一體應急通信網絡。積極研發重大自然災害監測預警產品,加快研制先進的受災群眾安置、防汛抗旱、人員搜救、森林滅火等裝備和產品,提高基層減災和應急救災裝備保障水平。建立健全應急救援期社會物資、運輸工具、設施裝備等的征用和補償機制。探索建立重大救災裝備租賃保障機制。
(十三)提高科技支撐水平。統籌協調防災減災救災科技資源和力量,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決策支撐作用,加強防災減災救災人才培養,建立防災減災救災高端智庫,完善專家咨詢制度。明確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科技支撐工作模式,建立科技支撐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政策措施和長效機制。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著力揭示重大自然災害及災害鏈的孕育、發生、發展、演變規律,分析致災成因機理。推進大數據、雲計算、地理信息等新技術新方法運用,提高災害信息獲取、模擬仿真、預報預測、風險評估、應急通信與保障能力。通過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對符合條件的防災減災救災領域科研活動進行支持,加強科技條件平臺建設,發揮現代科技作用,提高重大自然災害防範的科學決策水平和應急能力。完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和技術標準體系,推動科研成果的集成轉化、示範和推廣應用,開展防災減災救災新材料新產品研發,加快推進防災減災救災產業發展。
(十四)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服務國家外交工作大局,積極宣傳我國在防災減災救災領域的寶貴經驗和先進做法,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的減災理念和關鍵科技成果,創新深化國際交流合作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完善國際多雙邊合作機制,加強人員和技術交流培訓工作,提升重特大自然災害協同應對能力。完善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減災合作機制,推動深入參與亞洲國家間的減災對話與交流平臺,積極拓展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框架下的合作機制和內容。通過對外人道主義緊急援助部際工作機制,統籌資源,加強協調,提升我國政府應對嚴重人道主義災難的能力和作用。註重對我國周邊國家、毗鄰地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等發生重特大自然災害時提供必要支持和幫助。推動我國高端防災減災救災裝備和產品走出去。
六、切實加強組織領導
(十五)強化法治保障。根據形勢發展,加強綜合立法研究,及時修訂有關法律法規和預案,科學合理調整應急響應啟動標準。加快形成以專項防災減災法律法規為骨幹、相關應急預案和技術標準配套的防災減災法規體系。要明確責任,對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中玩忽職守造成損失或重大社會影響的,依紀依法追究當事方的責任。
(十六)加大防災減災救災投入。健全防災減災救災資金多元投入機制,完善各級救災補助政策,拓寬資金投入渠道,加大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建設、重大工程建設、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技術研發、科普宣傳、教育培訓等方面的經費投入。各級財政要繼續支持開展災害風險防範、風險調查與評估、基層減災能力建設、科普宣傳教育等防災減災相關工作。鼓勵社會力量和家庭、個人對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投入,提高社區和家庭自救互救能力。各級政府要加強對防災減災救災資金的統籌,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十七)強化組織實施。各地區各部門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加大工作力度,確保本意見確定的各項改革舉措落到實處。要加強協調,統籌推進,對實施進度進行跟蹤分析和督促檢查,對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時溝通、科學應對、妥善解決。各地區要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因地制宜,積極探索,開展試點示範,破解改革難題,積累改革經驗,推動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逐步有序深入。
推動三大體制機制升級 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民政部相關負責人解讀《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10日公布。民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意見》著眼當前我國防災減災救災工作面臨的問題和體制機制方面的制約因素,通過頂層設計,針對三大體制機制完善升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有助於不斷提升我國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分布地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近年來,基於對自然災害形勢的研判,我國不斷探索,確立了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工作方針,積累了寶貴經驗,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明顯提升。
然而,我國面臨的自然災害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實際工作中也發現,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出現了管理體制不順、相關法律法規分散零碎、部門之間工作脫節、一些地方重救災輕減災等問題。
民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於加強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和到河北唐山考察時分別作出過重要指示,要求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全面提升全社會抵禦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力。中央深改組第28次會議審議通過相關文件,明確了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
此次出臺的《意見》,對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明確了五項基本原則:堅持以人為本,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綜合減災,統籌抵禦各種自然災害;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廣泛參與。
根據《意見》,我國將著力從三方面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
——健全統籌協調體制。總體要求是統籌災害管理和綜合減災。其中,尤其是要加強各種自然災害管理全過程的綜合協調,強化資源統籌和工作協調。充分發揮國家減災委員會等有關部門和軍隊、武警部隊的職能作用。同時,要牢固樹立災害風險管理理念,轉變重救災輕減災思想,將防災減災納入國民教育計劃。
——健全屬地管理體制。《意見》強調,要強化地方應急救災主體責任、健全災後恢複重建工作制度、完善軍地協調聯動制度。對達到國家啟動響應等級的自然災害,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持作用,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災害應對中發揮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同時,要健全軍隊和武警部隊參與搶險救災的應急協調機制,提升軍地應急救援協助水平。
——完善社會力量和市場參與機制。一方面,要研究制定和完善社會力量參與防災減災救災的相關制度,完善政府與社會力量協同救災聯動機制,落實支持措施。另一方面,要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全方位參與,構建多方參與的社會化防災減災救災格局,如加快巨災保險制度建設、積極推進農業保險和農村住房保險工作等。
民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要推動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需要通過加大宣傳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通過及時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預案強化法治保障,通過健全資金多元投入機制加大資金支持力度。
與此同時,落實還需要有明確的計劃以及相應的督促舉措。
該負責人表示,《意見》明確了分工方案,規定了牽頭部門和完成時間,需要負責部門及時制定方案推進落實。各地區要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積極探索,破解難題,積累經驗。要建立督促檢查機制,根據明確的責任和要求,督促工作落實。對做得好的地區或單位要表揚鼓勵,對工作落後的地區或單位要幫助查找原因,推動整改工作。
常貸客,就是總缺錢,沒有信用卡或信用卡額度低,轉而成為各家小貸公司的常客。他們未被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範圍所覆蓋,但在中國卻有著龐大的人群基數。
沈亮(化名),上海五角場某創業公司的程序員,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他臉色發青,一身疲態,“我剛在公司連續工作40多個小時,現在準備回去洗個澡睡一覺,明早九點還得準時回公司幹活。”沈亮住在大學路附近的一棟破舊的的老公房內,40多平米的小屋里橫豎擺放著三張床,衣物鞋襪散了一地,整個屋里充斥著聞不出的怪味兒。
沈亮前年在老家的大學畢業後,只身來到上海打工,聽同事說辦信用卡對工作單位和收入水平都有要求,便一直沒辦信用卡。
其實,如果正常花銷,就算交完房租剩下的錢吃飯也足夠了,可是跟大多數到城市打工的年輕人一樣,沈亮的收入需要補貼家用,次數多了,錢就經常不夠用。
“我起先也是在用支付寶的時候無意間看見螞蟻借唄,發現可以小額借款,當時記得我可以借款的額度是6000元,算一下利息也不是很高,正巧家里跟我要兩萬塊錢急用,我工資還沒有發,就想試試看,反正發了工資就能還。”把錢給了家里之後,沈亮發現自己日常的開銷無法滿足,而螞蟻借唄的額度又用完了,迫於無奈,沈亮只能轉向另一家網貸平臺。
一來二去,沈亮就成了各家小貸平臺的常客,每月借,每月還,錢不夠了就找利率低的新平臺。“還好,只要工資能按時發放,我基本上都能按時還上。”沈亮很坦然,他覺得困難是暫時的,未來會好的。
年輕人是常貸客的主體
說起常貸客或者多頭借貸者,多數人會在腦中勾畫出一個酗酒賭博、惡習成癮、四處舉債的惡棍騙子形象。可是很明顯,沈亮跟這些人都不一樣,他的生活狀態,才是都市常貸客的典型。
國內首家互聯網貸款搜索平臺借點錢APP創始人張建梁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提出,常貸客分好壞,“一般用工資還貸的常貸客,屬性為優,他們只是在經濟上暫時性遇到壓力,最常見的就是那些大學剛畢業,在工作初期收入微薄,沒有信用卡的年輕上班族,城市的生活需求遠遠超過他們的收入水平,能夠分期付款或者臨時借個千把塊,便不再需要向家人或者朋友借錢。”
比如,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不高又不願跟家里要錢,但一次性交完三個月的房租,接下去一段時間的生活費便捉襟見肘,這時提供小額現金貸款的平臺就能幫助他解決燃眉之急。
事實上,常貸客就是現金貸人群,他們的產生是由於長期在銀行等金融機構得不到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而隨著信貸政策放寬以及人群消費意識的覺醒,眾多小貸公司、網貸平臺等應運而生,為這部分人群提供現金貸產品。
前海征信卅五研究院通過對千萬級別的常貸客數據統計發現,25歲年齡段人群平均多頭借貸次數最高,其次為25-30歲年齡段。總體來說,20-35歲年齡段人群平均多頭借貸次數明顯高於所有人群水平。由此看出,這一年齡層的人群對資金有旺盛需求,大多是由於經濟實力不足而導致的。
同時,根據清華大學發布的《2016中國消費信貸市場研究》,消費信貸的用戶以30歲以下的中低收入群體為主,大部分為男性,61.41%的客戶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超過一半的客戶信用卡額度為0。
沒有信用卡,卻面臨著與收入水平不相匹配的經濟壓力或消費欲望,常常需要借錢來度過余額不足的窘境,常貸客的畫像明朗清晰。
張建梁說,通常屬性優良的常貸客人群隨著收入增加,會逐漸脫離這個群體,隨後升級到信用卡用戶。但性質惡劣的常貸客也是存在的,他們一般是有不良嗜好的人群,存在欺詐行為,他們認為,互聯網貸款機構不會給個人征信產生汙點,因此,不借白不借。
多頭借貸風險是否可控?
即使目前尚未有機構全方位統計出常貸客人群的數量及貸款需求的規模,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小微借貸的需求是巨大的。
隨之而來的是多頭借貸問題。相關調查發現,小額現金貸人群中,有多頭借貸行為的用戶占比超過50%。並且,由於網貸信息不記入央行的征信系統,網貸平臺之間信息共享程度較低,多頭借貸現象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改觀。
對於多頭借貸的風險問題,業內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前海征信研究院調查認為,多頭借貸用戶的信貸逾期風險是普通客戶的3到4倍,貸款申請者每多申請一家機構,違約的概率就上升20%。網貸平臺面臨的無論是信用風險還是欺詐風險,都可能帶來巨大的損失。
一家擔保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他們對那些“多頭借貸”的投資人感到非常頭疼。“為了控制風險,我們不但要去查這類客戶是否存在多頭借貸的過往歷史,還要去查這些人曾經借貸時所接觸的行業。
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現金貸款金額低,資金用途集中在日常消費而非日常應急等因素,用戶質量相對可控。相比多頭借貸,貸款的逾期率更多地與用戶的群體與年齡相關,多頭借貸本身與逾期率沒有嚴格的相關性。
張建梁稱,“目前很多網貸機構間在貸款人征信數據方面已有共享,在用戶申請貸款之前和申請之後,已經存在相應的技術去識別該用戶是否有逾期或者多頭借貸的嫌疑。對於多次借貸逾期,或頻繁靠拆東墻補西墻的客戶,機構通過信息篩查,決定是否放款。網貸機構其實在設定借款利率的時候就已經將各類風險計算在內,最終逾期和多頭借貸等風險大部分都會分散到借款人頭上。”
“現在許多企業呼聲最普遍的一個問題,就是各種‘費’不僅項目繁多,而且征收不規範。”李克強總理說,“一個企業要對應許多個收費機構、部門,甚至還有中介等單位,經營人員根本不明就里。一些地方和部門收費標準還各不相同,自由裁量權過大。”
來自中國政府網的消息顯示,2月8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針對當前收費名目較多、亂收費等問題依然突出,企業負擔重的現狀,大力清理和規範涉企收費成為主要議題之一。
此次會議決定,下一步,要深化認識,深挖潛力,國務院部門要帶頭以更大決心進一步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費,盡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舉措,加大審計、督查力度,堅決取消事業單位不合理收費,堅決杜絕中介機構利用政府影響違規收費,行業協會商會不得強制企業入會或違規收費。要抓緊建立收費目錄清單制度,切實減少涉企收費自由裁量權。
2016年5月23日,李克強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務中心。
得知該市推出權力、責任、負面和收費四個清單,做到目錄之外無審批、清單之外無收費,
總理進一步要求,入駐服務中心的政府部門要切實轉變職能,讓群眾和企業辦事少跑腿。簡政放權就是以政府讓利換取市場紅利。(資料圖)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曾對第一財經表示,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推開實現大規模減稅後,今年減稅空間有限,而為企業減負著力點應該是減費, 稅外各類收費是造成社會稅痛的主要根源,也是政府收入秩序失衡的主要原因。
哇哈哈集團是一個典型案例。前不久,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公開表示企業費用繁雜,高達500多種,負擔重。這引起中央部門關註。經過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清查,2015年娃哈哈集團及所屬企業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繳費金額7412.07萬元。
針對費用負擔重,國務院多次部署降費。
2013年以來,各地區各部門持續推出減費降費措施,中央層面統一取消、停征、減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496項,地方取消收費600項以上,2015年以來又出臺了一系列減少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和企業社保費用支出的舉措。
2016年財政部更是將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和育林基金征收標準降為零,停征價格調節基金,整合歸並水庫移民扶持基金等7項政府性基金,取消地方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等。
哇哈哈也是降費受益者。浙江省財政廳稱,2015年娃哈哈集團所屬在浙江39家企業繳納的地方水利建設基金,總金額為3113.2萬元。浙江省自2016年4月1日起,減按70%費率征收該項基金;2016年11月1日起,全面停止征收該項基金。
宗慶後近期在接受媒體時表示,2016年1~11月已經公司交各種費用4000萬元。
這相比2015年7412萬元的繳費額,有了明顯下降。
據中國政府網,上述會議期間,李克強翻閱著手中的文件,不時點出其中一些“被取消的收費項目”說:“這些被清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有多少是真正為了保證產品質量的?又有多少是保證公共安全的?相關部門是否應對仍然保留的涉企收費再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
“尤其是那些中介機構利用政府影響違規收費,必須堅決取消!”李克強在會上厲聲說道。
對於涉企收費問題,馮俏彬認為,當前清理收費的重點可考慮先行集中在行政性收費上。就項目數量與金額而言,這類費用在整個收費體系中並非主體,但因其既在理論上說不通,現實必要性已經不複存在,反而既扭曲政府形象,又影響經濟社會活力,應當在這一輪清理中,列於首當其沖之列。
所謂行政性收費,是指行政機關在面向社會提供服務時所收取的費用,如婚姻登記費、戶口登記費、企業註冊費、房屋登記費、貨物檢測費等。
除此之外,馮俏彬認為也要加大對政府性基金的整並力度,比如完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費用的收取。
除了政府收費外,一些事業單位、中介結構、行業協會商會收費也是清理對象。
來自中國政府網的報道還透露了上述會議的一些細節。
李克強坦言,清理涉企收費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其實利益盤根錯節,會動到不少機構的“奶酪”。“所以我們必須下決心壓減政府行政性開支,用政府的‘緊日子’,真正換取企業和百姓的‘好日子’!”總理說,“要盡快推出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舉措,切實降低企業成本。優化實體經濟環境。”
“今天就定下來,各部門要統一思想、負起責任,抓緊清理,盡早給百姓和企業一個滿意的交代。到今年年底要讓市場主體切實感受到清費成效!”李克強說。
日前,首屆“亞洲信用評級機構CEO峰會暨系統性風險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由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與亞洲信用評級協會聯合主辦。國家發改委財金司副司長陳洪宛在研討會上表示,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已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深化亞洲區域合作的重點方向。他建議,建立在境外投資的國內企業和外來投資的國外企業的有關信用記錄,對嚴重違法失信市場主體建立“黑名單”。
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
本屆研討會旨在交流探討亞洲信用體系建設和亞洲評級行業發展。陳洪宛表示,國家發改委作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牽頭部門之一,在積極推進國內信用體系建設的同時,願意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有關主管部門、市場機構以及有關國際組織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不斷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
具體在幾方面:一是建立合作機制與合作聯盟。二是建立信用相關法律制度研討機制。三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四是建立聯合獎懲機制。五是加強信用服務機構的跨國合作。
陳洪宛建議,建立在境外投資的國內企業和外來投資的國外企業的有關信用記錄,對嚴重違法失信市場主體建立“黑名單”。梳理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明確的懲戒事項,建立嚴重違法失信聯合懲戒措施清單。通過共享獲取“黑名單”信息,各國聯合將其列為重點監管對象,依法依規實施懲戒措施。
東方金誠董事長羅光在會上介紹,目前亞洲各國的信用評級機構普遍缺乏跨國作業能力和國際評級話語權,難以滿足跨國的信用服務需求。發揮好亞洲信用評級協會這個平臺,加強各國信用機構的跨境交流與合作,力求形成級別互認、滿足跨國貿易、投資和資金融通需求的亞洲信用評級體系對助力“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意義深遠。
他稱,作為正在積極布局國際信用評級業務的中國評級機構,東方金誠願與中國的同行和亞洲的同行一起共同促進亞洲信用評級機構的跨境合作與交流,共同為跨國信用服務需求方提供高質量的國際評級服務,共同提升亞洲信用評級機構的國際評級話語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差異大
研討會期間,東方金誠發布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分析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一帶一路”50個國家主權信用等級結果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沿線各國整體主權信用風險偏高。2016年沿線國家中有24個主權信用等級處於投資級以下,占比48.0%,沿線經濟體中主權信用風險偏高的國家占比較多。
二是各國主權信用風險差異性很大。沿線國家中既有新加坡和卡塔爾兩個AAAw級國家,也有阿富汗(CCw)、黎巴嫩(Bw-)、巴基斯坦(Bw-)等高信用風險國家,評級結果橫跨20個級別範圍,各國主權信用等級的鮮明差異往往意味著其國家風險亦處於類似的分化狀態。
三是各國、各地區主權信用風險來源差別明顯。例如,有的國家政治不穩定風險很高、有的國家經濟實力的下滑均對各自的主權信用等級產生了嚴重影響。因此,識別一個經濟體五類評級要素之間的差異已成為準確把握其風險特征的關鍵所在。
“一帶一路”戰略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經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近3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到3.1萬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總額的26%。2016年全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14.3%,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穩步推進。
但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置身於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環境中,能否準確識別沿線各區域、各國風險特征,並制定有針對性的建設和投資計劃,將是該倡議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所在。
國家主權信用風險評估是對一國整體風險狀況的高度濃縮概括。據東方金誠介紹,《報告》主要根據一國的政治、經濟、金融、財政及國際收支與外債保障能力五類評級要素,通過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式,對一國中央政府依據合同約定,在未來償還其商業性金融債務的能力和意願進行評估。現已覆蓋了東南亞、南亞、中東石油生產國、中亞、中東歐、獨聯體和中東北非7大區域,總體經濟規模約占“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整體經濟規模的98.2%,人口占比約為93.5%,可以充分、有效地體現“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整體狀況。
中國廣核集團(下稱中廣核) 副總經理譚建生今日(9日)在中廣核踐行“一帶一路”戰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3月24日,欣克利角C項目進行了核島廊道第一罐混凝土的澆築,標誌著項目主體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核電是我國與高鐵齊名的兩張“國家名片”之一,是代表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國之重器”。2016年9月29日,中廣核與法國電力集團、英國政府簽署了英國新建核電項目一攬子協議,實現我國核電走出去的歷史性突破。
英國核電項目包括欣克利角C、賽茲韋爾C、布拉德維爾B三大項目,其中布拉德維爾B項目將使用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
欣克利角C項目計劃建造兩臺EPR機組,由中廣核牽頭的中方聯合體與法國電力集團共同投資建設, 中方股比33.5%。
譚建生表示,欣克利角C項目建成後,將滿足英國7%的電力需求,在60年運行壽期內,每年相當於減排900萬噸二氧化碳,並聘用約900名員工。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還會提供2.5萬個就業崗位,對法國、英國的核電產業鏈、就業和人才培養產生明顯的拉動作用,也會對中國核電產業鏈走出去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外,擬采用華龍一號建設2臺機組的布拉德維爾B項目將以中廣核廣西防城港核電二期為參考電站。中廣核華龍一號通用設計審查首席技術官毛慶在發布會上表示,布拉德維爾B項目計劃在2025年左右開工建設。
通用設計審查(GDA)是華龍一號落地英國的技術前提。2017年1月10日,英國政府發布聲明,正式受理華龍一號通用設計審查申請。
“中廣核正有序推進華龍一號通用設計審查的相關工作。”毛慶介紹,華龍一號通用設計審查預計5年完成,中廣核計劃在2017年11月中旬前,正式向英國當局提交初步安全報告,完成通用設計審查第一階段全部審查工作。
產業鏈合作是“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內容。毛慶稱,中英企業間已簽署6份合作備忘錄及1份購買意向書,覆蓋土建、安裝、數字化儀控、儀表以及輻射監測等領域。此外,中廣核也在積極推進與英國高校的校企合作,已與英國伯明翰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與清華大學簽訂了人才培養協議,選拔推薦英國的優秀人員赴清華大學進行培養,學制兩年,頒發碩士學位證書。
“英國核電項目將把中國資本、中國技術、中國裝備、中國經驗、中國服務全面帶出去,助推‘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譚建生表示。
在發布會上,譚建生還介紹了中廣核在羅馬尼亞、捷克、肯尼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核電業務方面的布局。“目前,中廣核已先後與20余個國家的對口企業或政府主管部門簽署核電合作諒解備忘錄或合作意向書。未來,中廣核將重點面向中東歐、東南亞、西亞、非洲等區域,按照‘循序漸進、風險可控’的原則,積極布局國際市場。”
第一財經在發布會上了解到,乘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中廣核創造了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八個最”,分別是中國在英國及歐洲最大的投資項目——英國核電項目、中國在非洲最大的實體投資項目——湖山鈾礦、馬來西亞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中國在愛爾蘭投資最大的企業、孟加拉國最大的獨立發電商、埃及最大的獨立發電商以及比利時最大的陸上風電場。
日前,住建部等九部委選取廣州、深圳、南京等12個城市作為首批開展住房租賃試點的地區。上海首批公開出讓的兩幅租賃住房用地成交,采取只租不售模式。北京也要求拿地企業自持租賃住房,只租不售。
業內人士認為,在打造多層次住房結構的房地產政策指向下,種種跡象表明,我國部分城市住房供應正從“重售輕租”轉向構建“租售並舉”態勢,住房租賃市場將迎來新一輪發展期。
(視覺中國/圖)
據“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目前,12個試點城市中,廣州和佛山等地已出臺實施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工作方案。如廣州等城市允許將商業用房等按規定改造為租賃住房,並執行居民用水、用電、用氣價格標準。佛山除明確開展賣地自持和“商改租”之外,還允許將工業物業改為租賃住房以盤活存量房源。
今年以來,各地密集推出鼓勵住房租賃市場發展的政策。廣東1月發布《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實施意見》,提出搭建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的住房租賃平臺,用於收購或長期租賃庫存商品房等。截至6月,廣東省已成立肇慶、清遠、汕頭、佛山、東莞、中山等6個地市租賃平臺。
北京市在今年兩會期間明確將“培育和規範發展住房租賃市場”作為2017年的主要任務。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正力圖使“租房住”成為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的重要方式,同時將完善“限房價、控地價”地塊企業自持住房租賃的管理辦法。
上海市近日發布的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十三五”期間,上海市租賃住房用地供應占比約為31%,推出租賃住房共計70萬套,加快住房市場向租售並舉轉變。
記者梳理發現,北京、上海和杭州等熱點城市已要求部分出讓土地須自持或配建一定比例的租賃型住房,有的地塊甚至要求100%自持,有的地塊的自持期限高達70年。
業內人士認為,相關政策如此密集出臺,釋放出我國住房租賃市場或將迎來黃金發展期的重大信號。
萬科董事長兼總裁郁亮表示,“購租並舉”是建立我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舉措,現在發展租賃市場是在“補課”,未來市場前景看好。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認為,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有利於完善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對促進住有所居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住房租賃市場正在快速擴張。全國約有1.6億人在城鎮租房居住,以外來務工人員、新就業大學畢業生等新市民為主。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我國住房租賃形式大致有兩種:個人住房租賃和由專業租賃機構運營或房地產企業自持經營的長租公寓。上海公寓企業聯盟研究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出租房約有1億套,其中超過90%為個人出租,品牌公寓企業總占有率低於2%,開發商自持經營的居住用房不足1%。
個人住房出租在我國住房租賃市場中占絕對優勢,滿足了多數租房者不同層次的需求。但記者調查發現,這部分市場長期以來存在合同不報備、租客維權難、二房東及群租現象屢禁不絕等問題。
相比個人住房出租,由專業化租賃企業運營或由房地產企業自持經營的長租公寓,正快速崛起,發展迅猛。
目前,一批企業加緊布局長租公寓市場,如魔方公寓、灣流、YOU+、自如等。以魔方公寓為例,自2010年成立以來,企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5個大中型城市布局,房屋數量約3萬間,為近5萬余名租戶提供服務。北京蛋殼公寓目前也有3萬套房間出租,且每月新增量達5000間。
而由於掌握房源及資金優勢,房地產開發商自持經營的長租公寓業務發展極為迅猛。記者調查發現,不少房地產企業已開始探索“開發-租賃”模式,全國排名前30位的開發商中,已有60%以上選擇進軍長租公寓市場。
例如,旭輝領寓在起步半年時間內,規模已達到5000間,且單店全部盈利,旭輝提出5年內集中式公寓數量要超過20萬間。萬科也在長租公寓市場頻頻出手,截至2016年底,廣州萬科長租公寓已達4000間,未來3年內有望突破5萬間。在深圳,萬科泊寓目前已儲備項目19個,累計獲取房源35000間,將在未來3至5年逐步推向市場。
業內人士認為,對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來說,發展長租公寓勢在必行。
“隨著一線城市房價高漲,新房市場供應高端化,很難滿足剛需群體需求。大力發展長租公寓,是解決城市新就業群體居住問題的有效路徑。”廣州市住房保障辦審核分配處副處長陳維新說。
但記者調查發現,目前這些公寓普遍存在租賃房源總量不足、政策支持體系不完善等問題。由於資源稀缺,不少公寓需排隊等候入住,且租金較周邊民宅高出不少。廣州萬科長租公寓負責人張成皓表示,機構出租房屋,要納的稅種有房產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整體稅率在17%左右,這部分成本只能轉嫁給租房者。
此外,有些地區承租者的市民待遇難以保障。如有的城市把居住證的申領和公寓的產權性質掛鉤,租住公寓的外來居民難以享受一些基本公共服務。陳馳表示,“我們在上海嘗試過幫助租客辦理居住證,但大多社區並不認可我們的租賃合約,為租客辦理居住證成了大難題。”
住建部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將通過立法明確租賃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建立穩定租期和租金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與買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嘯建議,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型租賃模式,另一方面,對傳統的個人住房出租市場應該加強監管,盡快制定行之有效的辦法使之更加規範,保障租客和房東的合法權益。
(來源:新華社)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畢陸名
1億戶——尋常人眼中一個天文數字,一個難以企及的“小目標”,卻在3月16日這一天獲得歷史性的突破——當天,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在北京市工商局註冊大廳現場為我國第1億戶市場主體頒發了營業執照!
而在3月17日召開的國家工商總局市場監管專家委員會座談會上,張茅披露,我國市場主體在5年來增加了70%以上。這一成績的取得得益於商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進,目前我國企業開辦時間縮短1/3以上。
這樣的成效也獲得與會專家紛紛“點贊”。與此同時,為進一步推進改革擴大成效,專家們也直擊目前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建議。其中,“證照分離”改革成為被熱議的話題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證照分離”改革和行政許可制度的改革現在取得了進展,但準入不準營問題還沒解決。“辦照很快,後續辦證很慢,沒有許可證開不了業,這是實踐中的問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對於商事制度改革帶來的市場主體大量湧現的成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周其仁表示,商事制度改革的諸多環節中,5年來最顯著的成效就在工商總局所大力推進的商事制度改革工作上,其中註冊登記的便利化是明顯的進步。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日均誕生企業1.66萬戶,而2013年這一數據僅為6900家。
在為企業準入門檻放寬“點贊”的同時,周其仁也指出目前有些領域企業想要進入,卻面臨一些問題。
周其仁舉例說,中國人均收入比美國低,但是設立在美國的制造業企業電價卻比中國低,折合人民幣一度電只要1毛、1毛5。實際上,電價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分布式發電,不需要上網就能送電,很容易形成市場。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會發現,如果想要建一些比較靠近用戶的分布式發電的小電廠,手續非常麻煩,這對中國電力改革進程也造成影響。
周其仁認為,準入的領域、範圍還要擴大,要超出傳統工商管理的範圍,要向很多其他傳統不歸工商局管理的範圍擴大,進一步提高生產力。
聚焦到商事制度改革本身,周其仁表示,要解決“準入不準營”、“準入很難營”的問題,任務仍然很重。
而這也涉及“證照分離”改革的範疇。“證照”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兩把“鑰匙”。所謂“照”,是指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而“證”,則是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頒發的經營許可證。
王一鳴表示,“證照分離”改革已取得了進展,辦照方便了,但是想要營業還有些問題要解決。
王一鳴舉例說,在地方調研時發現,營業執照立等可取。但是後續辦證卻很慢,沒有相關許可證還是開不了業,比如辦餐館,沒有衛生許可證,還是無法營業。
這一問題也已被國家工商總局重視。在近期的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工作會議上,張茅在對2018年改革工作部署時強調,將全面推開“證照分離”改革。
“2018年上半年,要加快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及時總結改革成效。下半年,全面推開‘證照分離’改革,推動‘照後減證’,大幅減少行政審批,著力解決‘準入不準營’問題。”張茅說。
全國政協委員、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近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證照分離”的實質是減少審批。原來辦理營業執照後,後續還有一些許可事項,而“證照分離”改革則是對這些審批進行全面清理。該取消審批的就取消;該改為備案的就取消審批,改為備案;對於暫時不能取消審批,但通過事中事後監管能夠糾正不符合審批條件的行為,並且不會產生嚴重後果的行政許可事項,就實行告知承諾制。除這三種情況下,剩下的該審批就審批。
在北京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看來,工商、食藥、質檢三個市場監管部門合並後,組建的市場大監管部門,將更利於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利於推進行政許可事項的清理。他同時表示,大監管也是有限的大監管,還有一些部委也擁有市場監管職能。建議成立市場監管負面清單改革部際聯席會議,使綜合性的市場監管總局和有關監管部門共同逐一整理出有關許可證的清單。
肖江平說,可以讓市場監管總局先從內部入手,先厘清食品、藥品、廣告、特種設備等方面的許可。再進一步和金融市場、能源市場、建築市場、房地產市場、新聞出版市場等所有市場主管部門逐一明確營業許可證清單。
除上述準入不準營的問題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還註意到,有企業拿到營業執照後,沒有辦應該辦的許可證就營業的情況。
劉俊海表示,私募資本管理公司應當在工商局領營業執照之後去中國證券基金會協會辦理主體登記產品備案手續,但有的公司領到工商局執照以後沒有辦理登記,非法地找老百姓做有限合夥人,購買其產品。
這也將帶來監管上的問題。劉俊海表示,營業執照上確實寫的是該公司是資本管理公司,從事資本相關的管理業務,可以以普通合夥人的身份。但一旦出問題了,很難說清是哪個相關部門的責任。證券監管部門認為自己沒有發行政許可,所以沒責任。協會認為自己沒登記,所以沒責任。而工商部門認為企業應當去辦理行政許可,也覺得自己沒責任。
對於這種局面的產生,劉俊海認為,問題就出在信息在不同部門間出現一定程度斷檔,應當解決這樣的盲區。
劉俊海建議說,應當建立一個24小時全天360度全方位、跨市場、跨地域、跨部門、跨產業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無縫對接、有機銜接的監管合作機制。
在劉俊海看來,三個部門合並成為市場監管總局,有利於聚集監管合力,更好發揮監管作用。同時,還應和銀保會、證監會、央行等共同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北京新機場工作區高架橋主體結構全線貫通,這與年初完成結構貫通的地下綜合管廊形成對航站樓的空地雙對接。北京新機場將於明年10月投入運營。
25日, 北京新機場建設指揮部指揮長助理劉京艷對第一財經表示,2018年是新機場建設的攻堅之年,6月底前,要完成綜合管廊結構工程和深槽管線工程,9月底前,陸續完成給水、再生水、電力、燃氣、熱力、通信等管線,具備給航站樓供應能源介質條件,10月底前,主要道路陸續具備通車條件。
目前,北京新機場工程建設和運營籌備雙線並進,預計今年年底航站樓主體工程完工,2019年9月底滿足通航條件。
第一財經記者在北京新機場工作區高架橋主體結構貫通儀式現場了解到,北京新機場工作區通往航站樓進出場高架橋全長約4600米,總面積13.7萬平方米,連接航站樓的三層、四層離港層,主橋兩側分布有15條匝道橋,分別連接到港層、停車樓等地面交通設施,全線高架橋由1404根樁基和375根墩柱組成,單向行車6車道,設計時速60公里,是機場離港層進出場的必經之路,可滿足航站樓路側年旅客吞吐量7200萬人次的需求。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第四設計所所長馬樹田表示, 工作區高架橋北端與新機場高速相接,南端與航站樓銜接,是航站樓與外部銜接的重要通道,它的貫通將是新機場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工程節點,將為新機場的後繼建設提供更加便捷的運輸通道,為順利通航打下堅實基礎。
在北京新機場市政第二標段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施工現場,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總經理董亞興表示,在工程施工過程中,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其中,在橋梁底模施工中,創新采用綠模多層板,提升了橋梁外觀質量和模板周轉次數,在保證質量安全的前提下,降本增效約20萬元,該技術曾亮相2017年國際雙創博覽會,受到業內外專家好評。同時,還采用3D模擬技術對橋梁結構進行深化設計,模擬碰撞試驗,提高橋梁在遇到突發事件時的安全性,該應用還入選北京市首屆“BIM示範工程”。
北京新機場是我國規模最大的一體化綜合交通樞紐,處於京津雄三角形中心,距離天安門直線距離46公里,距離天津市區80公里,距離雄安新區55公里。
根據規劃,北京新機場運營初期旅客吞吐量為4500萬人次;近期年旅客吞吐量達到7200萬人次;遠期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以上。
5月24日,在中國民航報和國際航空研究院主辦的2018中歐航空高端對話會上,首都機場集團總法律顧問、黨委成員馬正透露,截至目前,北京新機場累計完成投資398億元,完成比例近50%,各項運營籌備工作全面推進。
今年市場主體活力持續增強,新設市場主體快速增長。據了解,上半年,市場主體總量超過1億戶,達到標誌性高點,至6月底實有1.03億戶。其中,企業3231.5萬戶,占31.4%。按2017年底全國人口計算,平均每千人擁有市場主體74.09戶,平均每千人擁有企業23.25戶。
8月7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2018年上半年市場環境形勢分析情況。數據顯示,上半年新設市場主體998.3萬戶,同比增長12.5%,平均每天新設5.52萬戶。其中,新設企業327.4萬戶,同比增長12.5%,平均每天新設1.81萬戶。特別是二季度以來,大眾創業意願持續高漲,4至6月各月新設企業均超過60萬戶,創歷史新高。新設個體工商戶658.4萬戶,增長13.4%。
從重點行業看,制造業新設企業同比增速由一季度下降1.9%提升為增長1.9%;金融企業繼續負增長,下降4.4%;房地產業保持較快增速,增長20.6%。從企業類型看,外商投資企業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新設4.5萬戶,增長97.4%。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開放政策的積極影響下,廣東新設外資企業2.4萬戶,增長2.2倍,占全國的54.7%。
新設市場主體的大量湧現,成為創業創新活力的重要標誌,對促進就業、增加稅收和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5月,新辦理註冊登記的稅務管理戶439.51萬戶,同比增長7.64%。據測算,新辦稅務管理戶創辦當年納稅對稅收增長的貢獻率為4.9%,比上年同期提高1.2個百分點。
上半年,全國市場監管部門圍繞企業準入,大幅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在更大範圍內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實行全國統一“多證合一”改革。
市場監管總局相關負責人答記者問中提到,總局緊緊圍繞“證照分離”、“壓縮企業開辦時間”、統一“多證合一”改革等重點改革任務,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拓展。推動“證照分離”改革在更大範圍複制推廣,分類推進改革試點,著力破解“準入不準營”難題。
該負責人稱,實踐證明,上海等地開展的“證照分離”改革試點,有效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了顯著成效。
具體來說,通過取消部分許可證,減少了企業開辦時間;通過實行告知承諾事項,節約了企業開辦成本;通過對涉企行政審批事項分類管理、強化信息歸集共享、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等手段,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使企業更加公平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增加了企業開辦信心,受到了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好評。同時,改革試點也提升了政府行政服務效率,推進了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
為盡快使改革惠及更多地區、更多企業,今後,全國市場監管部門將通過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進一步取消一批涉企行政審批事項,推動一批事項由審批改為備案,推動一批事項實行告知承諾,優化辦理行政許可事項的服務,進一步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準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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