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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義大利承受著歐債風暴，全國公務員面臨減薪、延後退休而陷入經濟成長衰退的壓力之際，《商業周刊》採訪團隊五月上旬來到義大利北部，一個因一家車廠而繁榮的馬拉內羅（Maranello）小鎮。這裡，是「超跑之王」法拉利（Ferrari）的故鄉，看到卻是不同的光景。 營收逆勢向上衝無畏歐債風暴，獲利與銷售飆高 儘管歐債風暴陰霾籠罩，根據法拉利財報資料，二○一二年，營收仍逆勢成長八％，達二十四餘億歐元；淨利成長一七．八％，金額約二億四千萬歐元；新車銷售台數亦增加四．五％，皆創下法拉利創建六十六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法拉利含金量之高，從對母集團獲利貢獻可見一斑，它銷量占其隸屬的飛雅特－克萊斯勒集團（Fiat-Chrysler Group）不到○．二％，卻是該集團近二○％的獲利來源。 此外，今年二月，英國品牌顧問公司Brand Finance發布的「全球品牌評等」，以淨利潤、用戶平均收入、廣告與營銷支出，以及品牌情感與忠誠度等指標，針對全球五百大知名企業進行的全方位評價，法拉利打敗Google、愛馬仕（Hermes）等，名列全球最具影響力品牌。 打造出「法拉利盛世」的是法拉利董事長蒙特澤莫羅（Luca di Montezemolo）。但正考驗他的是，二○一三年將是法拉利與賓利（Bentley）、保時捷（Porsche）、瑪莎拉蒂（Maserati）等超跑品牌，策略分道揚鑣，以及能否維持超跑之王地位的分水嶺。 企圖跳脫英式奢華房車形象的賓利，今年宣布二○一五年轉攻運動休旅車戰場；專注性能超跑的瑪莎拉蒂則推四門房車，冀望瓜分雙B市占率；甚至連另一義大利超跑藍寶堅尼（Lamborghini），也守不住純種超跑神主牌，摩拳擦掌計畫推出休旅車款，顯然都是受到保時捷帶來的成長啟示。 過去十年，德國血統的保時捷，挾豐富品牌資源，相繼推出運動休旅車Cayenne、四門轎跑車Panamera，讓一個年銷量不到四萬輛的小眾車廠，新車銷售規模跳躍式成長，去年創下年產逾十四萬輛的銷售新高，被公認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超跑品牌轉型；其獲利能力更從此稱霸全球汽車業，一度還打算購併福斯集團，被《經濟學人》形容為「蛇吞象」的狠角色。 但法拉利，卻不走其他超跑的「增產」路線，決定反其道而行，今年起「減產」。「NO！NO！NO！」連續三個否定詞，蒙特澤莫羅在法拉利廠區，針對來自全球包含台灣等三十個國家、超過二百五十位媒體記者，斬釘截鐵的表示，法拉利絕對不會為追求成長，迎合市場，任意擴張產品線。 掌門人卻宣示「減產」新車生產量，今年上限七千輛 「法拉利今年的新車銷售量，絕對不會超過七千輛，我保證！」這位曾被當地媒體點名出任義大利總理的超跑車廠領導人，右手按住胸口強調。（編按︰二○一二年，法拉利在全球共售出七千三百一十八輛新車，大中華地區以七百八十四輛的交付量，居法拉利第二大出口市場地位。其中，近五百輛銷往中國，約八十輛銷向台灣。） 蒙特澤莫羅這番話，隨即成為英國《Auto Express》等歐洲汽車媒體的頭條新聞。之所以動見觀瞻，除是這位超跑車廠掌門人，不願隨眾家車廠「增產」節奏起舞，大膽反其道而行，下修銷售目標；更重要的原因是，「減產」也正是「法拉利盛世」最重要的品牌戰略計畫。 如同創辦人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曾說過的，「不論遭遇順境、逆境，最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戰鬥。」以「減產」做為顛峰盛世的策略選項，是因為法拉利選擇獨行深化「品牌地位」之路。 客製化服務拚獲利復刻骨董車，最低要價近千萬元 但對經營團隊來說，「減產」並不等於獲利目標可以鬆手。「減產」又要提升獲利，法拉利的秘訣是提供富人買家，沒有預算上限的客製化（Tailor-made）服務。 走進法拉利廠區的造型設計中心（Ferrari Styling Center），這裡是專門提供全球法拉利買家，親赴工廠與專屬設計師面對面，討論新車外觀顏色到內裝材質的專屬空間，車主可以自由選配，延伸自品牌賽道文化與創新精神的各種設計可能。例如，在市售的車款上，烙上GT賽車的進氣閘口、選擇復古款的天鵝絨材質座椅，或如遊艇甲板觸感的行李箱底座。 不只買家可進入工廠訂製新車，亦歡迎車主，運回任一輛從這裡誕生的法拉利，到廠區內的骨董車工廠（Classiche Workshop），進行回春修復。在占地九百六十平方公尺的骨董車工廠，有一數位檔案室，存有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出廠的每款法拉利車體設計圖資，只要車主提出需求，手工打造該車款的復刻版車體、引擎與變速箱，都不是問題，只是收費不菲。車廠人員表示，不含運費，入場最低消費至少二十五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九百九十二萬元）起跳！ 然而，不管新車或骨董車，重視手工的工藝技術，是法拉利不變的品牌基因。迄今，法拉利的引擎組合工廠，雖已大量使用機械手臂，以確保精密度，但該車廠內裝部門，仍保有極高比例的手工製作團隊。 「手工部門的存在，是保持靈活生產流程的關鍵。」蒙特澤莫羅強調，「獨一無二的排他性，是法拉利不變的品牌戰略。」 換言之，法拉利賣的已不只是交通工具，也不單純是零到一百公里的加速性，「誰買了法拉利，等於買了一個夢想，我們希望保護這個夢想。」這位慧眼發掘車神舒馬克（Michael Schumacher）、法拉利F1車隊經理出身的超跑掌門人，如此自我詮釋。 【延伸閱讀】九年漲逾四倍！經典款法拉利保值勝豪宅 一個超跑品牌值不值錢？價格會說話！ 今年三月，法拉利在日內瓦車展上，發表全球限量四百九十九輛的La Ferrari最新旗艦車款，這款法拉利是有史以來，性能最強大且能合法上路行駛的跑車，官方售價約合新台幣七千萬元至八千萬元。 不過，La Ferrari還不是最貴的法拉利。法拉利官方資料顯示，二○一一年八月，在卵石灣（Pebble Beach）舉辦的拍賣會上，一輛一九五七年出廠的Ferrari 250 Testa Rossa，被拍出一千六百四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四億九千萬元）創紀錄高價。 英國《金融時報》即曾指出，法拉利經典車款的保值性，更甚投資豪宅地產。以250 GT Berlinetta為例，二○○三年交易價為一百二十萬美元，到了二○一二年，成交價就高達六百七十一萬美元，漲幅超過四○○％。（文●尤子彥） | ||||||
爛片有很多種，我主要想說說現如今在中國各大影院上映的爛片。
說一部電影爛，其實是一種很粗暴的標準。什麼樣的電影算爛，各說各異，人人都有自己內心的標尺。爛是一種相對的尺度，尤其對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而言。每部電影，從不同的審視角度，總有不同的審美，沒有絕對的爛片，那是因為我們對電影有一種基本的期許，覺得這種藝術形式可以承載基本的功能。我們對影像有一種基本的共識，比如它要有一個還算過得去的故事，還能把這個故事用影像表現出來，各個角色的表演符合我們的預期等等。
換句話說，每部電影在上映之前，無論導演總渴望得到觀眾的認同與稱讚，儘管很多時候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是我們能看到眾主創的誠心誠意。用一句俗套的話說，出發點總是好的，儘管結果是爛片。
好萊塢的電影有很多爛片，而且很多爛片也有很高的票房。我們習慣上說，有一種爛片是對評論免疫的。這種爛片以邁克爾·貝的《變形金剛》系列為代表，影評人對這個系列電影的口誅筆伐也沒有擋住觀眾邁進影院的腳步，幾乎每部電影上映後都能打破票房紀錄。那麼，我們現如今在內地影院上映的圈錢的爛片屬於這種類型麼？當然不是，《變形金剛》的爛屬於導演邁克爾·貝的爛，他從不在乎故事的好壞，他喜歡的就是簡單粗暴，無需動腦的狂轟濫炸，用無數的特效與炸藥轟炸人們的感官。架空一個故事，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營造試聽效果上，再加上《變形金剛》承載著無數人的童年，所以我們才能接受這樣一部爛電影大行其道。換句話說，《變形金剛》雖然故事很爛，但是邁克爾· 貝還是有拿出手的硬本領，至少他能營造出一種大片的視覺效果，他的技術能夠給我們一種瞬間的激情宣洩，多少有一種觀影的快感。
內地六月份以《富春山居圖》為典型的爛片代表了另外一種徹頭徹尾的爛。這種爛到骨子裡的電影為何能圈住了這麼多觀眾，說白了就是一種「不以為恥」的精神作祟。你很難看到一個導演承認自己的電影是爛片，這是一種電影人的自尊。馮小剛在炮轟電影局的時候說，電影人太傻了，我們太熱愛電影了。熱愛電影，把拍電影看作重於自己生命的人，當然無法容忍影評人批評他們的電影爛，陸川炮轟對他電影的批評者，就是這種想護犢子的心態。但對於這樣的電影，就算是批評也是出於一種敬重，一種苛責，一種鞭策的心態，我們渴望你能拿出更好的狀態，拍出更好的電影。
從《富春山居圖》身上，我們突然發現了另外一種情況，原來「爛」也可以成為一種票房炒作的標準，原來「爛」也可以作為一種高調的宣傳，原來，「爛」就是導演想要達到的目標，原來「爛」可以得意洋洋地說出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只要能夠讓觀眾進入影院，我可以爛得毫不在乎。導演把電影當成了自己的一錘子買賣，只要能夠有票房，爛也要爛得徹底。
我們從中發現了一種無恥到底的娛樂精神，發現一種只要票房不要自尊的電影人精神。我甚至開始懷疑，從此後，電影局審查電影劇本又有一個新的標準，只要你的電影足夠爛，而且爛得無恥，爛得徹底，就可以通過審查，排片上映。這裡面的邏輯不言而喻，電影爛與不爛，這只是電影的道德底線，而不是電影局的審查底線，電影局關心的是你的電影裡是否有政治隱喻，色情鏡頭，暴力宣揚，是否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至於藝術方面的評判，他一切交給市場定奪，但中國的電影市場微妙之處就在於，電影的票房與口碑並不是由市場說了算。
這是一種唯票房至上的電影。我們無法對其進行批判與打壓，因為他們符合市場規律，這就是爛片導演的邏輯——票房說明一切，口碑無法抵制。前段時間有人總結了國產電影的票房的前十名，評價大都很低，但是並不影響他們的票房前景。這種情形助長了無數種爛片的生產。爛片為何還能有高票房，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市場面前不存在答案。因為我們的電影不遵循任何市場規律，不按照市場的邏輯進行運作。在電影市場的背後，是無數隻看不見的手在操作，唯獨不見那隻看不見的市場之手。想想看，在電影的排片規律上，在國產電影與引進電影的的比率與日期先後上，還有在那些明明具有良好的長線口碑，卻莫名其妙就被下線的電影身上，我們似乎窺探了很多暗箱操作的黑手在操作著我們的電影市場。
說白了，在一個看似票房就是一切，看似完全遵循市場規則，看似光明磊落的電影市場裡，卻是一隻看不見的行政之手進行著潛規則的運作。爛片為何能有高票房？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電影市場不是由觀眾說了算，觀眾想看什麼電影，還得看他們塞給你看什麼電影：愛看不看。當你在眾多爛片中無處選擇的時候，你只能選擇爛片，讓自己不在爛片中沉默，就在爛片中爆發。
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個多月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拯救國產奶粉的政策。作為組合拳的一部分，緊隨其後的則是對洋奶粉的高價格進行反壟斷調查。顯然，政府在整治奶粉市場的同時，還希望奶粉的價格能夠降下來。
「我可不願意上《新聞聯播》。」曹敬衡對南方週末記者苦笑著說。他是惠氏營養品（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惠氏）的公關總監。
2013年7月8日晚，《新聞聯播》播放了以「反壟斷取得成效，惠氏等降價」為題的報導。報導中，曹敬衡重複了他那幾天不停地對媒體披露的降價信息和目的——降價是表明惠氏積極配合發改委調查，也是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優質價廉的商品。
2013年7月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所屬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確認正在對合生元、多美滋、美贊臣、惠氏、雅培等多家奶粉企業進行價格反壟斷調查。調查的內容是上述奶粉企業涉嫌控制經銷商和零售商的銷售價格。
兩天後，惠氏第一個表示要對奶粉降價。惠氏下調了12款奶粉的出廠價格，平均降幅11%。截至2013年7月9日，多美滋、美素、美贊臣、明一、合生元和貝因美等外資奶粉廠商紛紛宣佈將對產品降價。
為了避免降價行為正好坐實價格控制之嫌，外資奶粉公司們紛紛表示下調的只是出廠價。
多美滋公關總監鄒春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多美滋下調出廠價格之後，到終端市場上的奶粉價格下降會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法控制經銷商和零售商，但我們會跟他們溝通協商，希望他們幫忙，讓消費者儘早買到降價產品。」鄒春義說。
曹敬衡也表示，惠氏這次下發給經銷商和零售商的是降價溝通，不是降價通知。經銷商和零售商會根據自主定價策略進行降價。至於為什麼經銷商和零售商很快就下調價格，曹表示這是因為惠氏跟他們做了很多溝通。
雖然發改委這次的反壟斷大棒砸得很突然，但此前已有徵兆。6月份，工信部等各部委就已經牽頭出台了一系列整頓國內奶粉行業的政策，試圖重塑消費者對國產奶粉的信心。政策之密集，令業內人士目不暇接。
「對我們做反壟斷調查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政府對於發展國產奶粉的大格局的需要。」一位要求匿名的外資奶粉公司中國區中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過去一個多月以來，中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拯救國產奶粉的政策。「太密集了，我們都有點學習不過來的感覺。」曹敬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些政策一方面是強調對奶粉質量的監管。如2013年5月31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10次常務會議，要求全力以赴打好提高嬰幼兒配方乳粉質量安全水平的攻堅戰，重塑消費者對國產乳粉的信心。
6月4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下發《提高乳粉質量水平，提振社會消費信心行動方案》，決定自6月1日起將開展為期3個月（6月1日至8月31日）的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質量安全專項檢查。
6月5日，全國食品藥品安全和監管體制改革工作電話會議召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會上強調，要以嬰幼兒奶粉質量安全為突破口，開展重點行業、重點產品專項整治，嚴肅懲處違法違規行為。
6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給工信部和發改委等九個主要的部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嬰幼兒配方乳粉質量安全工作意見的通知》，要求各部委出台相應措施響應中央精神。
這之後，發改委與工信部、藥監局、質檢總局等部委聯手從價格形成機制、生產許可、註冊認證、配方原輔料備案審核、包裝裝潢等方面紛紛出拳，聯合整頓。
另外一些政策則是鼓勵國內奶粉行業的兼併重組，減少市場競爭主體，以便於管理。
如工信部出台規定，要求在未來兩年，即「十二五」期間，不再核准新建的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項目。同時對2011年以來新建的項目要做清理和審查。如果不是兼併重組，簡單意義的奶粉改擴建項目不能核准。
對於兼併重組的目標，座談會上有官員提到——美國只有4家奶粉生產企業，截至2012年底，中國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是127家。
6月18日，工信部召集127家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開會研討。會上，蒙牛收購雅士利的消息被公佈。
最後，政府把目光轉向了外資奶粉公司。
國家質檢總局出台規定，要求向中國出口嬰幼兒配方乳粉的境外生產企業進行註冊管理，2014年5月1日前完成註冊工作。
6月2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召開了加強嬰幼兒配方乳粉質量安全工作媒體座談會。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副司長馬純良在座談會上透露，這一輪的奶粉大整頓，會不會帶動價格的提升，是國務院領導十分關心的問題。
隨後，發改委和國家工商總局開始行動，直擊國務院領導關注的價格問題。其中，發改委發動了對多家外資奶粉企業的反壟斷調查。國家工商總局則啟動了對利樂等公司的反壟斷調查。
7月5日，國家工商總局披露，總部位於瑞典的全球最大的液態食品包裝系統供應商之一利樂公司正在接受反壟斷調查。調查內容是利樂曾要求客戶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無權選擇其他包裝材料公司，進而達到排斥競爭對手的目的。
利樂中國區新聞發言人牟曉燕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利樂正在積極配合發改委調查，暫時沒有降價等打算。
同一天，新西蘭乳業巨頭恆天然宣佈正在接受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海關統計顯示，2013年一季度，中國進口奶粉24萬噸，其中95%的奶粉是從新西蘭進口的。恆天然是新西蘭最大的原料奶供應商，也為眾多中國奶粉企業加工嬰幼兒配方奶粉。
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高級研究員宋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個接近發改委的朋友跟他透露，發改委從全國各分支機構選拔了六人去多美滋進行反壟斷調查。其中北京2人、河南2人、上海2人。當這些調查員前往多美滋的時候，差點被當做「騙錢的」而被請出公司。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是由國家科技部和原國家經貿委批準成立的一家信息和技術服務機構。
發改委出手之後，這些外資奶粉公司很快就找來專業律師應對。一位要求匿名的外資奶粉公司中國區中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其中包括國內一些著名的反壟斷專家，如北京天地和律師事務所主任任勇以及國浩律師集團（北京）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詹昊。
律師們正圍繞外資奶粉公司「是否有實際的壟斷效果」，以及「是否真的能操縱價格」等問題尋找反駁發改委的證據。上述兩位律師以跟客戶簽訂了保密協議為由，拒絕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應對措施。
曹敬衡透露，發改委進入惠氏調查後，惠氏開展了自查，第一時間梳理改正了涉嫌對經銷商和零售商的價格控制行為。「請注意，我們自查的結論是，有涉嫌違法的行為，但不是說這些行為就確實違法了。」曹敬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對反壟斷執法機構調查的涉嫌壟斷行為，被調查的經營者承諾在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可的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消除該行為後果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中止調查。
事實上，這已不是外資奶粉品牌第一次跟發改委唱對手戲。早在2011年，發改委就約談惠氏等外資奶粉企業，希望他們不要漲價，幫著政府穩定物價。約談的重點是，瞭解外資奶粉公司的內部價格構成，包括定價、利潤、成本等方面是不是存在暴利成分。另外就是要求洋奶粉遵守中國反壟斷法和價格法。
但惠氏等沒有採納意見，而是堅持提價。
兩年後的今天，洋奶粉再次面對發改委時，卻沒了底氣。據上述要求匿名的外資奶粉公司的中層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反壟斷的調查預計7月底結束，洋奶粉被罰款的可能性很大。
中國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對於實施價格壟斷的企業，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
發改委網站的信息顯示，自2008年8月反壟斷法施行至今四年多時間裡，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對49起價格壟斷案件開展了調查，對其中20起案件做出了行政處罰決定。這些案件涉及醫藥、造紙、液晶面板、水泥、保險、船舶代理等多個行業，被調查的既有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有外資企業。
在中國，除了以價格調查為主的發改委之外，還有兩個機構也涉及反壟斷調查——一是國家工商總局，以非價格有關的壟斷行為調查為主；二是國家商務部，以市場集中、購併審批為主要調查內容。
從全球範圍來看，對於是否有必要制定反壟斷法一直有很大分歧。
反壟斷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曙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反壟斷法應該有一個「邊界」，來清晰界定政府什麼時候該介入市場。
李曙光認為，對於發改委來說，更應該注意的是外資奶粉企業之間的隱性價格聯盟行為，「價格同盟是最直接的壟斷證據」。
而這次發改委對國內外幾家奶粉企業的反壟斷調查，主要是調查這些企業是否存在限制經銷商和零售商的奶粉批發和零售價格的行為。這是因為反壟斷法第14條釋義規定，禁止上游供應商直接或者間接利用其供應優勢地位，剝奪下游分銷商作為獨立經營者的定價自主權，否則就違反了「縱向壟斷協議」。
一位要求匿名的參與此次發改委調查洋奶粉反壟斷工作的律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對於縱向壟斷的問題，目前國際法學界主要有兩種判定方向：一是「本身違法原則」，即只要是生產商和經銷商在零售的合同裡，出現了「限定最低價格」等條款，即判定為違反反壟斷法。二是「合理分析原則」，這種模式需要進一步評估「限定最低價格」的行為，究竟對競爭產生了多大的不利影響。
上述匿名的律師認為，橫向的壟斷一般適用直接違法原則，比如卡特爾組織（廠商之間公開組建的一些價格聯盟）。但對縱向的壟斷行為，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採取的是合理分析原則。
中國對於「縱向壟斷協議」此前已經有了執法案例。2013年1月中旬，發改委對於茅台和五糧液進行了反壟斷調查。這兩家酒企因為要求經銷商「限價」銷售商品，而遭到發改委的反壟斷處罰。
上述匿名的律師透露，對於很多跨國公司來說，為了規避風險，一般會按照更為嚴格的「本身違法原則」進行合規，比如用「建議價格」代替「最低轉售價格」等，且一般不會直接寫明懲罰性條款。
但實際上，外資奶粉對於終端市場銷售價格有多大的操縱能力還很難說。這取決於供應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博弈。
一些大的零售商對外資奶粉公司的限價要求常常置若罔聞。一位家樂福的前員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過去十年間，家樂福和惠氏的奶粉定價權爭奪戰就沒有停止過。
早在2004年，惠氏就已經開始對市場的價格管控，當時惠氏為北京地區制定了終端市場最低價格底線，但在2004年12月，家樂福做促銷，自行調低惠氏奶粉的售價。惠氏很快通知經銷商停止向家樂福供貨。這樣的「遊戲」幾乎每年都要上演，由於家樂福客流量巨大，惠氏一般最終選擇妥協。
而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外資奶粉品牌在終端的銷售價格也並非完全一致。
比如，2012年12月14日，上海市發改委公佈了一組價格數據，涉及上海10家大型綜合超市48家門店的約60款嬰兒奶粉價格，其中，價差金額最大的是雀巢超級能恩，最高價為329.00元，比最低價高71.00元；價差幅度最大的是惠氏S-26金裝健兒樂，最高價為262.00元，最低價為195.00元。
互聯網領域總不缺乏奇蹟，2007年把91手機助手的雛形「iPhone PC Suite」以10萬人民幣賣給網龍的熊俊，如何也不曾想到靠91手機助手起家的91無線6年後會被以19億美元賣給百度。而熊的創業感悟則是，關於成敗，每個人都有不同標準，但有一條標準大家不會反對：你必須活著。
當然，如果以「金錢」來衡量成敗的話，本文另一位主角、網龍董事長劉德建更符合世俗的成功的概念。有著「網遊界奇葩」之稱的劉1995年畢業於和網絡「八竿子打不著」的生物化學專業，1999年他才開始觸網——創立網龍公司。不過自此，他在互聯網領域開始一發而不可收，2001年他又組建了遊戲研發公司天晴數碼。
2001年，劉德建做出了一個漫不經心之舉——收購了一個小型個人網站，也就是後來的大紅大紫的17173，而正是網站給其帶來了業界聲譽，更重要的還有現金，因為兩年後17173便被搜狐以2050萬美元收購。媒體報導，劉德建賣掉17173的舉措幾乎遭到了一邊倒式的反對，不過他最終還是孤注一擲，「2004年我要出頭，要大規模擴張，這至少需要上億的資金，我們必須有足夠的現金儲備。但我不想再通過稀釋股權融資，對創始人來說代價太大。」
如果賣掉17173是因為資金需求，在劉德建看來，自己賣掉19億美元賣掉91無線則是為了給網龍創造更大價值，在內部郵件中，劉這樣寫道，「交易可提升公司盈收和股東價值，同時擴大網龍的資本基礎。」但是，此舉真能給網絡創造更大價值嗎?
資料顯示，截止到2012年12月，91無線平台總下載數達到129億次，在iOS和安卓兩大智能手機客戶端的市場滲透率分別超過80%和50%。不過，與移動互聯網的風生水起不同，7K7K資深評論員老愚分析認為，在行業進入瓶頸期的大環境下，網龍網遊業務正在面臨老用戶流失、新用戶吸引較難的危機，「網龍網遊業務雖略有盈利，但市場規模增長處於基本停滯狀態。」
假如這筆中國互聯網最大併購案成行，未來的網龍會不會「窮得只剩下錢」？
以下為劉德建內部郵件節選：
網龍今日公佈接受出售91無線業務予百度的重大決定，標誌著本集團發展即將邁向另一個重要里程碑。董事會認為，相比起91無線與香港掛牌上市而言，此次交易完成，對91無線和網龍創造的價值更大，對91無線和網龍而言亦是一個雙贏局面。
對於91無線來說，百度有雄厚的互聯網資源和客戶群，和百度合作將為用戶帶來更好的體驗，為91無線的業務帶來更大的發展;對網龍來說，交易可顯著提升公司盈收和股東價值，同時擴大我們的資本基礎，為我們未來繼續結合強大的研發能力，開拓新機會、新業務提供堅實的基礎。
我們相信此項出售建議將不會對網龍的營運及架構等構成任何影響，本人希望各位同事繼續在未來團結一致，開拓創新，推動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如有任何最新進展，本人講繼續及時向各位同事公佈。
湘西州吉首市房產開發商曾成傑，2013年7月12日被最高法院核准、長沙中級法院押赴刑場執行了死刑。自浙江吳英案經過全國經濟界、法律界廣泛討論，法院在全國輿論呼籲下改判死緩後，以集資詐騙罪核準死刑的，這還是首例。
這一案件，再次向人們昭示中國民間金融問題的深層次積弊。
只看有沒有造成損失，是當前集資類犯罪定性出現問題的關鍵所在，這使民營企業家容易陷入牢獄之災。
曾成傑，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原湘西吉首三館房地產聯合開發有限公司、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2003年6月-9月，曾成傑獲得湘西自治州圖書館、體育館、群藝館、電力賓館、東方紅市場等（以下簡稱「三館項目」）開發權。
2011年5月20日，曾被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2013年7月12日，長沙中級法院依照最高法院死刑執行命令，對曾執行槍決。法院公告的判決罪名是：集資詐騙罪。
中國目前的民間金融行為，涉及三種法律性質。
一是民事的，民間的合法借貸。處理方式按民事方法，民事債務，適用合同法和企業破產法，有錢還錢，沒錢走破產重整程序，不追究刑事責任。合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建立在真實意願基礎上的民間借款合同受法律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在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範圍內，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發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覆》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於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因此，對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只是不予保護，而不能將超過的行為，當作犯罪行為來對待。
二是刑事的，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個罪以金融秩序為侵害對象，不侵佔財產。刑罰最高刑為十年。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又符合「不特定多數人」、「公眾」、「存款」、「非法」的特徵，可以定這個罪。
三是刑事的，定「集資詐騙罪」。這是一種佔有財產的犯罪，不單擾亂秩序，而以佔有財產為目的。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財產，最高可以判死刑。
因此，分析行為人有沒有騙取的目的，是一個關鍵。
近年相類案件的審判中，往往以後果定性，相關機構越來越忽略這個犯罪的主觀方面，而只從損失有沒有造成、群眾財產能不能恢復來確定是否行騙。這個人一開始是為了什麼借錢，是否準備歸還，是故意不還還是客觀原因還不了，是借錢用於經營還是借錢個人揮霍潛逃，都被忽略。
「客觀歸罪」是當前所有集資類犯罪定性出現錯案的關鍵所在，這使很多的民營企業家容易陷入牢獄之災。
曾成傑所在的湘西是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經濟發展和銀行資金供給長期不平衡。通過公開資料可以發現，從1999年到2002年，湘西地區銀行的存貸款比率基本是一比一，從2003年開始，存款餘額逐年超過了貸款餘額，這意味著本地的存款反而流失到了外地。
在這種情況下，湘西政府曾公開支持民間融資行為。時任吉首市委書記徐克勤2001年2月4日《在市委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了要通過啟動民間投資的突破性政策發展地方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當地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鼓勵民間融資。
曾成傑做的是政府「三館」形象工程，但如此重大的工程唯一的資金來源竟然就是民間融資，總的融資額達七億多。他向民間融資不但是政府明知和同意的，而且政府在三館公司設立現場辦事機構，融資協議由公證處公證，群眾由此完全信任其是合法的。
在曾案雙方的法律關係上，其實曾成傑才是楊白勞，因為他欠高利貸不還給黃世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務院加強宏觀調控。同年3月湘西領導班子被調整，對民間融資由支持變為打擊，6月26日以內部文件形式通知黨政幹部退出融資，引爆社會恐慌和民間融資危機。
在湘西民間融資整體爆發的早期，為安定社會融資群眾情緒，「三館公司」進行過積極的自救行動。2008年8月16日，曾成傑對外宣佈「三館公司」一年內全部還清本金和利息，得到了融資群眾的高度支持。可是，這被政府人員認為違反了當地政府「只還本金、不還利息、三年還清」的總體處置政策，對其他無力還款的企業不利，被湖南兩級政府列為打擊的重點，有個領導在政府會議上宣佈要「殺雞給猴看，要一腳踩死」——當年《州融資風險防範工作會記錄要點》第3頁對此進行了記載。
後三館公司又與融資群眾簽訂《化解風險協議》，被政府阻止。三館公司後來取得中國銀行批準得到8000萬元的貸款（工程款僅需不到1億元），也因政府對曾成傑進行關押而無法兌現，自救道路被堵死。
因為湘西民間融資十年瘋狂席捲全城，時任吉首市委書記徐克勤被免去黨內職務，另兩位領導被雙規。但是最後的綜合效應的後果，落到民營企業家的頭上。
這樣的結果，從政策保護和立法路線上，都早有端倪。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早期，禁止高利盤剝、減租減息，曾經是保護底層債務人、貧困民眾的重要政策。虛構的歷史人物劇《白毛女》很好地記錄了這種歷史真實。革命政府領導人民槍斃了黃世仁，因為他放高利貸逼債，逼死楊白勞、霸佔了喜兒。解放初，陳毅在上海整頓社會治安，也槍斃放高利的，因為印子錢逼得人跳河。新中國計劃經濟年代，民間高利融資按投機倒把罪判刑，可以判死刑，也是打擊放貸而不是打擊借債的。但後來，這一思想發生轉變，財產性收入、資本獲利被國家法律保護了，新中國建國時的保護借方利益的立場，轉變為保護貸方利益立場。
但是在曾案雙方的法律關係上，其實曾成傑才是楊白勞，因為他欠高利貸不還給黃世仁。
我們現在槍斃的是楊白勞，而不是黃世仁。很多人可能對這一比喻無法接受，因為雙方的經濟地位、經濟規模不同。其實，規模只是虛像，負債地位才是實質。
當前，所有的集資詐騙的受害人，沒有一個不是放高利貸，追求暴利的。根據法庭查明，三館公司用於支付融資的利息及獎勵開支共計10.05億。也就是說，借錢給三館的人是實際獲得了這十億多的盈利好處。
逐利當然有風險，這同股市是一樣的。逐利而損失，本來就是預期風險之一。借款損失，並非單方搶劫盜竊行為，刑法上叫被害人有過錯，本是法定從輕理由。集資詐騙本沒有必要設立死刑。
事實上，中國1979年刑法中，詐騙沒有死刑。後來全國人大為了對付民間金融秩序治理，作出了《打擊金融犯罪的決定》，開始出現了死刑。1997年刑法修訂和後來的八次《刑法修正案》，原來死刑最多的盜竊罪全部廢除了死刑，而原來沒有死刑的詐騙罪，出現了「集資詐騙罪」的死刑立法。這就是基本的立法路線圖。
而從客觀結果來看，這個罪名的主要打擊的，就是民營企業家。因為國有企業有國家財政和國有銀行保障和埋單，不大可能出現大舉向民間借債的情況。因此，近年以此罪被殺掉的，都是民營企業主，這成了民營企業家的一個「專屬罪名」。
這兩個罪名的奧秘，與「政府評估」和「政府變賣」有關。
同為刑事責任，為什麼民間借貸中多定為可以處以死刑的「集資詐騙罪」，而不是量刑更輕（不超過十年）的「非法吸收存款罪」？這兩者之間的真正區別何在？
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十年），發展為定性為「集資詐騙罪」（死刑），關鍵是「損失額多少」和「是不是明知資不抵債還在借錢」這兩要點的認定。
通常，在現實中，都是事後評估、政府代私企變賣。出現大窟窿的，就算資不抵債。再從現在「資不抵債」，倒推為你應當知道「當初就資不抵債」。當初就資不抵債，是「明知無力償還借款，還借，那就是騙」。這樣，「非法吸存罪」的立案時性質，結果就變成了「集資詐騙罪」。
所有的奧妙，就在於「政府評估」和「政府變賣」上。
在曾案上，法院判決書和律師辯護提供的證據，清楚地證明了曾成傑的融入資金去向，用於房地產開發和企業集團的合法經營。判決書也承認曾將融到的絕大部分資金投入了房地產項目中，沒有欺騙。
法院的判決認為，曾成傑非法集資34.5億，其中8.3億無力償還。他的辯護律師王少光認為，案發前，其公司資產評估價值23.8億，現在實值四十多億元，負債只有二億多元，完全有能力償還債務，但專案組不評估，將其優良資產悉數極低價變賣，處理給政府的獨資企業。
律師和其家屬舉證，並在網上一一曬出其商業房產物業實圖，認為按現在的房產實際市場價值，超過40億元。
而現實中，案發前三館公司的賬務清產核資價值23.8億元，扣除支付的利息後本金數額對外負債只有2.02億元，公司資產餘額達21.78億元。案發後政府進行的清產核資認定為13.77億元，對外負債2.02億元，資產仍高達11.75億元。政府拍賣價第一次是10.08億元，第二次是7.87億元。而政府接管後委託鑑定的華信鑑定評估公司將三館公司資產評估為7.72億元。就是這個評估價，也沒有作為交易基價。2010年2月4日，政府將其所有資產，以3.3億元價格，賣給湖南省政府所有的獨資企業財信公司（出賣日期見政府網站，出賣價格見一審庭審筆錄第40頁）。
另一個不容忽略的問題，是中介機構不能獨立客觀地出具評估和審計意見。在吳英案、曾成傑和其他的重大案件中，無一例外地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按照國務院《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操作流程（試行）》，第四十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在處理非法集資案件時，資產和負債評估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中介機構不能堅持原審按會計準則出具獨立客觀意見的問題，應當引起嚴重的關注。有時鑑定能殺人。
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公司與個人之間的界限，始終是模糊或者被模糊的，這很可能會讓更多人掉入這個深淵。
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另一個問題是，這類案件中公司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界限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法人犯罪的首要刑罰責任只是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法定代表人通常怎麼也判不了死刑。
曾成傑融來的錢，都投在公司項目裡。這樣的公司行為，即便構成犯罪，也是屬於公司犯罪，怎麼會成為個人犯罪而被判了死刑的呢？
法院的理由是這樣的：第一，三館公司的股東實際上是曾成傑一人。第二，曾成傑是三館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第三，三館公司曾成傑一人說了算，融資行為是曾成傑的個人行為。第四，曾的口供中有「公司的錢就是我的錢，我的錢就是公司的錢」，公司與個人財產混合。第五，控方認為「三館公司為犯罪而設立」。從以上若干點，認為「三館公司」的融資行為，實際上就是個人詐騙行為。
在公司法上，民法理論有一個「揭開面紗」理論，對一些不能完全獨立對外承擔法人行為能力和權利能力的公司，否定公司法人人格，按股東個人行為認定。而本案中，並不存在這樣的現象。
陳興良、張明楷、張泗漢等中國刑法學會的會長、副會長認真研究過本案的證據和基本法理，出具的專家論證意見認為：「本案集資行為是以三館公司等單位的名義實施的，集資款項用於單位經營、建設項目，符合單位犯罪的兩個構成要件；三館公司具有合法的公司主體資格，從事的經營活動合法，對外集資的決策由公司集體作出或者公司負責人依據公司決策程序作出，體現了單位意志，集資所得款歸單位使用，不屬於《單位犯罪解釋》所列自然人犯罪情形，應認定集資行為系單位行為，構成單位犯罪，而不能認定為自然人犯罪。」
但是，這樣的意見並未被採納，故事的結局依然是悲劇的：作為三館公司的老闆，曾成傑最終被執行死刑。
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公司與個人之間的界限，始終是被模糊的。實際上中國很有必要建立家庭破產制度或者個人破產制度，否則，還會有更多的民營企業家掉入這個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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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宣布新的電信4G（第四代行動電話行動通訊技術）執照申請截止，一場總金額破千億的「電信大富翁」遊戲跟著開局。 這場遊戲中已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簡稱台灣大）、遠傳三強雄踞一方，如今，二○一三年《富比世》（Forbes）雜誌台灣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包括總資產六十七億美元、排行第三的頂新魏家，總資產四十八億美元、排行第四的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以及新光合纖董事長吳東昇，都紛紛拿著籌碼進場，加上亞太電信，一共七個玩家競逐二百七十兆赫（MHz）的4G頻譜。 網路頻譜，就像是土地，根據波段的品質不同而有地段好壞之分（此次NCC釋出三頻譜地段，見延伸閱讀）。 大富豪們爭相「圈地」進場「造路」起跳價一百億 三大集團負責人魏應交、郭台銘、吳東昇，三人身價加起來超過新台幣三千億元的老闆，分別是從賣泡麵、做黑手、搞紡織起家，為何爭相「圈地」，要捲入這場電信大富翁遊戲？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3G的生意並不是這麼好做。 若在2G時代，以語音通話功能為主，如同在泥土地上的跑牛車；在4G時代，傳輸量與速度是3G的三到四倍，如同高速公路般，雙B、法拉利都能在上面盡情奔馳。但現在，台灣不僅落後韓國、日本四到五年，甚至還輸給菲律賓、安哥拉等國。 4G執照的投資，更是高得驚人。一位在電信界擁有十八年資歷的人士分析，二○○二年3G執照標售，以四百八十九億決標，以此推算，4G執照總金額應該在五百三十八億以上。若以台灣市場最大胃納量五家業者得標換算，一家至少要拿出一百億的籌碼才能進場，這才只是獲得「造路權」而已。以中華電信為了打造3G服務、在全台蓋了一萬個基地台的費用來計算，光是要下場，「至少要準備個三百億，」中華電信總經理石木標說。 二○○二年，中華電、台灣大、遠傳、亞太、威寶五家電信業者經過一百八十回合的激烈競標過程，除了威寶之外，另外四家都花了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取得3G執照，沒想到3G發展速度遠比想像中慢，業者們前後投入了四、五百億蓋基地台等設施，卻苦等不到商機，一直到二○○七年中蘋果（Apple）推出iPhone，掀起智慧型手機浪潮，3G才正式起飛。 本以為苦盡甘來，但台灣因為市場小，競爭激烈，各家業者為了爭取用戶，先是大幅補貼熱門手機，後又推出「吃到飽」方案。「外界看我們每年的EPS（每股稅後盈餘）都還算高，其實，這幾年都是靠2G的基礎在撐，」一位電信業高層苦笑。 狀況最糟的威寶，開台至今還在虧損，光去年一年就虧掉四十一億元。 更可怕的是，你可能會習慣用手機上的即時通訊軟體如Line或是 WeChat通話，而不再用打電話的方式跟朋友聯絡，這都將侵蝕電信商原本的獲利。根據美國研究機構Yankee Group報告，二○一一年全球的電信營運商從行動語音以及消費者簡訊所獲得之收入為七千六百九十億美元，但預估到了二○一六年，這部分的收入將降到六千九百七十億美元，整整少了七百二十億美元。 「4G會加速這個潮流，營運商必須想出方法，找到一套可行的獲利模式，例如像VoIP（網路電話）、雲端儲存與備份等服務，才能增加營收，」一位聯合國底下國際電信標準化部門高層表示。 前一代砸下五百億元，過了八年還在虧，新一代也還看不到清楚的商業模式，這場昂貴的電信大富翁遊戲，為何還會吸引這麼多玩家進場？ 對傳統電信業者來說，這就像「道路都更」一樣，即便成本再高，也得咬牙投入，否則當前一代的技術執照到期，他們就會被踢出戰局。 鴻海郭台銘想做渠道自己開發內容，串聯硬體 新玩家的盤算，又是什麼？ 一號玩家鴻海，從去年郭台銘個人投資逾八億美元收購夏普堺市面板廠三七‧六％股份，到今年破天荒與瀏覽器大廠美商謀智合作，宣示要打造八屏一網一雲的作業系統，看得出鴻海對電視業務的重視。 根據鴻海的財報來看，電視項目占其營收不到五％，成為郭台銘要讓營收每年成長一五％最大的空間來源。去年鴻海開賣六十吋大電視，並與中華電信、凱擘等握有內容的頻道商合作，郭台銘說，這是為了讓大電視能發揮高畫質節目的效果。「現在既然有機會打造自己的渠道（通路），以董事長的個性，當然是要抓下來再說，」一位了解鴻海的人士說。 未來，若郭台銘取得4G執照，他就不用再去與中華電信、凱擘等談合作，而可以自己開發數位內容、軟體服務。鴻海可以對客戶訴求，只要下單，消費者就使用鴻海生產的手機、平板、筆電，甚至是電視，都可以輕易透過鴻海提供的4G網路服務做連結，收看鴻海開發的內容更方便快速（郭台銘今年四月砸下新台幣六億元投資中國大陸視頻網站樂視網），附加價值將可提升。 新纖吳東昇想做整合讓醫療百貨服務虛實合一 二號玩家新光合纖（簡稱新纖），母集團新光對電信業並不陌生，曾經營過大眾電信（PHS），PHS最後雖然以慘敗收場，但是卻沒有澆熄董事長吳東昇的熱情，他認為，PHS敗在非主流技術，但是這次4GLTE是世界認同的標準。 在吳東昇的「大富翁藍圖」裡，新光集團已經有醫療、金融、百貨及產險等事業布局，唯一欠缺的就是「頻譜土」。一旦取得4G經營權，他就能把服務從實體擴大到虛擬。 比如他的醫療事業，可透過4G網路，推出遠端醫療照護，醫生可以透過網路幫病人看病；百貨業也能提供網路購物交易等服務；甚至是金融業，可以切入最夯的行動支付市場─用手機就能刷卡購物。 根據研究機構顧能（Gartner）的報告，二○一三年，全球行動支付交易金額達二千三百 五十四億美元，未來每年的複合成長率高達三五％。 至於最後一位新進玩家頂新，以食品餐飲起家，旗下雖然有發展手機周邊產品的應宏國際，但對電信是完全陌生的門外漢，為此，頂新找來台灣大哥大前電信推手李大程、曹萬鈞、張孫堆等人，組成專業團隊，力求取得執照，擴大事業版圖。「頻譜就像土地一樣，是珍貴的稀有財，只要拿到手，就是很好的籌碼，」一位過去曾待過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西門子的電信業資深人士分析。 七雄爭霸誰會勝出？政府拋大餅但規則設限多 只是這些新進業者真能如願？中華電信與遠傳認為他們低估了電信業的複雜度，「全世界沒有一個新興業者能在電信業賺到錢，看看威寶的慘況就知道，」一位遠傳高層說。 但台灣大哥大營運總經理賴弦五卻認為，外來者反而可能創新。前有蘋果的例子，現在，「鴻海分別跟電信商與7-Eleven合作賣大電視，（一般）傳統看怎麼可能成功？結果人家現在賣得不錯，這就是一個信號，」賴弦五說。 七雄爭霸，究竟誰會勝出？最終還是要看莊家定下的遊戲規則。 一位電信業者表示，政府這次將三個波段、二百七十兆赫的頻譜，切割成二十七個單位，除了是要充實國庫之外，另一個目的，則是要讓多一點人進來競爭，避免壟斷。 對既有的電信業者來說，因為具備豐富的經營經驗，得標買足七個單位的機率相當高，剩下細碎頻譜再由其他新進業者去競標。這也讓這場電信大富翁的遊戲更加複雜。「這就是一場電信大風吹的遊戲，規模大者勝出，」頂新台灣之星董事曹萬鈞說。 交大副校長暨資工系教授林一平指出，4G至少要有二十兆赫以上的頻寬才能發揮高速效率。現在政府把頻寬切割得這麼細，讓這麼多業者進來競爭，若業者只拿到十五兆赫以下，根本無法解決現在的上網塞車問題。 看來，這場電信大富翁遊戲，政府、財團都會是贏家，而消費者能否真的享受到4G帶來的便利？還得看財團們喬完之後的結果。 【延伸閱讀】3大黃金頻譜地段，他們都想搶！ 頻譜地段1：700MHz優點：尚未有廠商進駐、傳輸效果最好缺點：產業鏈不成熟價值：平均每MHz 2.3億元（如同台北市大直、內湖區）─平均單價最高 頻譜地段2：900MHz優點：開發較早、環境較成熟缺點：已有中華電、台灣大、遠傳及亞太等2G網路在使用，2018年底才能完全清空價值：平均每MHz 0.96億元（如同台北市東區） 頻譜地段3：1800MHz優點：供應鏈最成熟完整缺點：已被3大電信商網路占據，預計2017年6月清空價值：平均每MHz 0.78億元（如同台北市西區）─平均單價最低 新玩家1：鴻海集團負責人：郭台銘集團市值：8,687億元專長領域：全球第1大EMS廠目的：整合八屏一網一雲，以數位電視為中心，帶領集團轉型 新玩家2：新光合纖負責人：吳東昇集團市值：約4,000億元專長領域：曾經營大眾電信、投資網通設備廠系通目的：整合旗下金融、醫療、產險等服務 新玩家3：頂新集團負責人：魏應交集團市值：4,555億元（註）專長領域：旗下應宏今年推出首支智慧型手機，找來台灣大前經營團隊掌舵目的：擴大經營版圖 電信業玩家： 中華電信─董事長：李炎松公司市值：7,656億資本額：775億 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興公司市值：3,797億資本額：342億 遠傳電信─董事長：徐旭東公司市值：2,590億資本額：325億 亞太電信─董事長：邱純枝公司市值：452億資本額:328.4億 註：僅計算康師傅與味全2家上市公司 【延伸閱讀】用4G下載影片，時間不到3G的1/6！—行動電話通訊技術3G、4G比較 說明：4G（第四代行動電話行動通訊技術），包含WiMAX（全球互通微波存取）與LTE（長程演進）兩種標準，後者是這次NCC釋出的執照標準。若與過去的3G相比，4G有何特色？ 比較項目:推出時間3G：2002年發放執照，2005年開台4G：預計2013年年底發放執照，預計2015年開台 比較項目:特性3G：語音、影像為主4G：融合語音、影像、多媒體 比較項目:最高下載速度3G：7.2Mbps4G：100Mbps 比較項目:圖片下載速度（500萬像素）3G：5.5秒4G：0.8秒 比較項目:音樂下載速度（1張專輯）3G：145秒4G：21秒 比較項目:影片下載速度（90分鐘高清影片）3G：186分鐘4G：28分鐘 比較項目:收費方式3G：1.提供每月近千元的吃到飽方案 2.另有依使用量付費的分級制度4G：1.應會取消吃到飽方案 2.預計推行分級付費制（實際收費方式仍須業者評估） | ||||||
最近，最吸引人的商業八卦是富士康和蘋果的不和：富士康或將不再代工iPad。當然，商業八卦通常都是半真半假。
據《華爾街日報》的消息，富士康的競爭對手和碩在2011年就成為了iPhone的一個次要製造商，並且從去年開始為蘋果製造iPad Mini。而蘋果傳聞中下半年推出的一款低價iPhone，預計也選擇和碩作為主要的製造商。
在和碩之前，蘋果幾乎所有的iPhone和iPad產品都是由富士康代工製造。據分析，富士康50%的收入來自蘋果。隨著蘋果一系列產品的全球熱銷，富士康也借此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代工企業—約佔到全球電子產品50%的份額。
不再代工iPad這樣的劇烈事件很難會發生，因為蘋果實際上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另一個產能和代工質量相當的替代者。要知道富士康總共有100萬工人，而和碩這樣的競爭對手只有10萬級別的工人。但長遠來看，富士康和蘋果已經很難保持曾經的那種緊密的合作，二者關係的調整將是難以避免的。
安全性 富士康和蘋果目前的合作結構長遠來說對雙方都缺少安全性。過度依賴富士康，會使蘋果的供應鏈很容易受到衝擊，比如去年富士康連續發生的工廠問題就影響到了蘋果產品的正常供應；而富士康收入過度依賴蘋果，受蘋果訂單縮減的影響，富士康第一季度收入下降19%。
產品結構 隨著iPad Mini、iPhone 5的推出，以及預期下半年推出的廉價iPhone產品，蘋果產品線越來越複雜，對於代工企業來說，這會導致代工成本增長，從而導致自己的利潤率降低。代工是一個利潤極為微薄的商業模式，富士康去年營業利潤率是2.8%，今年第一季度降到了1.7%，而和碩今年第一季度營業利潤率為0.8%。從富士康的角度來看，為了保證基本的利潤空間，也必須對蘋果的不同產品做出取捨。
代工不長久 代工並不是一個長久的生意，即使富士康現在已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代工企業。對於富士康來說，如今的商業環境都已經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電腦和智能手機的增速已經放緩，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廉價勞動力的紅利逐漸消失。富士康最近宣佈正在開發基於火狐移動操作系統的設備，這無疑會與蘋果產生衝突。
蘋果的成功大都被歸結為喬布斯天才的領導和顛覆式的創新產品，但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供應鏈，再好的產品設想也很難成為現實。1997年，喬布斯重回蘋果時，公司當年虧損約1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庫存註銷費用。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當時蘋果筆記本的零部件供應商在亞洲，而組裝廠卻在愛爾蘭。庫克在1998年加入蘋果後，短短幾年內就幫助蘋果建立起了一個極佳的供應鏈體系。自2007年以來，蘋果連續6年成為Gartner評選的全球最佳供應鏈廠商。
此前一個分析稱蘋果產品40%的成本都給了富士康。作為蘋果供應鏈裡最重要的一環，富士康和蘋果的關係備受關注。無論是富士康還是蘋果，它們的成功都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一是過去數年電子產品市場的高速增長；二是蘋果連續不斷的創新產品。現在來看，這兩個因素都很難持續下去。這意味著無論富士康還是蘋果都需要審視目前的合作狀態，為未來的商業變化和利益做調整。
合作雙贏是上下游公司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但任何合作都是建立在資源配置和效率的基礎上，事過境遷，各種條件最終還是會變化。這時如果沒有準備應對，看似完美結合最終還會遭遇困境。商業就是這樣。
對於讀者來說有兩個單位在手對他在跌市不會造成壓力。先將現東涌物業租出，更可找銀行套現至樓價五成後再和租客簽約出租，留意套現部份應不能享有H+0.75%低息，但多筆錢在手，他日跌市令自己位置變為主動。將東涌物業租出後收$13000租金，借貸力因而增加了，計為: (35000+35000+13000)/10000*50%*2.59=10.75mil，購買力近12mil。套現後只借了2.25mil為偏低，可再運用借貸力借更多。
當然讀者會諗為何不等市跌，而全力一擊呢? 只可說估「市升市跌」是適合好窮或好有錢既人。有錢人已達成財務自由，亦懂如何為自己的財富成立防火牆，賺多賺少都係贏個開心，所以不妨考不自己眼光，等大跌市執平貨。窮人資本有限，如果眼見自己工作或機遇不能為自己累積更多資本，那只好被逼估市，估中可以番盤，估錯輸去的都不多。就如日前本樣在課堂上和大家說無奈的情況。
讀者如月入是穩定，可以考慮再購一房， 不用因要住在大圍而焗限自己買樓決定。如果讀者想改善自己生活質素而在現時在大圍買入三房新淨樓宇，只會令自己借貸力用掉七成以上，失去旺市入貨機會。人工水平勉強可行平均樓房入手策略，即每隔幾年入手細樓一間，變相拉平入市價位。如你人工比本個案家庭收入還低，你應不能行此策略。本個案讀者是因為買樓買得早，入個位平而令現時資本較足，才可試行樓市平均入市法。
股市行平均法成日都有人講，樓市行平均法效果又如何呢? 平均法最適合於長遠向上，而低位持續長時間，高位只一瞬的投資物。股票實是比樓更適合作平均成本法的! 但由於股票易買易放，正中了香港人想賺又想快之心態，所以香港人買股票都係快手買入、賺少少就放出、輸又死坐，所以如果你炒股水準只是一般或平均，你應是輸緊錢。將平均成本法換作樓固然是更多資金，但樓加平均法混入了平均價入市加「唔易賣而焗等」兩大好處，贏面即時增加。
所以讀者可在新界西或大埔、沙田入手住宅。樓價只保持在三百五十萬，那借七成只令自己負債加至(3.5mil*70%+2.25mil)/12=39%，新樓另想辦法租出。新樓應可收租約$11000，按揭攤長30年只還$9200。對於你而言如果份工不大受經濟周期影響，負債只39%令你處安全水平。另外因為你有兩間細樓，有咩事可以沽走一間。此法和你一心想改善居所而買間價值七百萬樓上之dream house更有彈性。只要計好借貸力，有在跌市不怕太大壓力。兩間樓可為你提供正現金流(13000-11000)+(11000-9200)=$3800，只能少許地資助你名城的$19000月租。但世上是沒有辦法兩個人人工予幾個人洗，仲要養埋工人加住在名城都不吃力的! 本樣只能更清楚為你計出預算，如果你決定了要改善生活質素，你只好比傭比稅又捱住租了。有樓幫你養租已不錯，他日要你人工再升到下個層次，才可更快向財務自由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