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與夏普社長深圳會談 鴻海方案有效期延至下月

郭臺銘與夏普社長深圳會談 鴻海方案有效期延至下月

一財網 王珍 李娜 2016-02-28 17:25:00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參與鴻海與夏普收購協議過程的關系人士說法指出，該收購案的協議期限將從原定的2月29日再延期1-2周時間;期間，鴻海將對夏普的債務進行稽核審查。

代工业寒潮！深圳明星企业倒闭波及数百供应商

http://www.xcf.cn/gdyw/201602/t20160225_767214.htm

“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萬科與深圳地鐵達成戰略合作 引發“萬寶之爭”變局猜想

萬科與深圳地鐵達成戰略合作 引發“萬寶之爭”變局猜想

一財網 吳斯丹 2016-03-13 13:32:00

臨近3月18日複牌的日子，萬科（000002.SZ）與深圳地鐵集團達成戰略合作的消息傳開，引發了其第一大股東再次易主的無數猜想。不過，無論引入哪個新股東，萬科都要過“特別股東大會到場股東2/3”的同意表決這一關，其中就包括“萬寶之爭”的另一主角寶能系。

空氣質量優等生的“煩惱”深圳：達標以後做什麽？

（CFP/圖）

“首先，祝賀深圳能達標，這也是我們沒敢想的事。北京大概超國家標準一倍多，沒敢想什麽時候達到標準，有人說30年，有人說10年。”3月23日，在深圳人居委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北京市環保局機動車排放管理處處長李昆生“酸溜溜”地向深圳表示祝賀。

所謂“達標”，即PM2.5年平均濃度達到2012年頒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的二級濃度限值——35微克/立方米。這一標準采納了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最寬松的第一階段目標值，與國際標準“低軌”相接。

根據綠色和平發布的排名，2015年，全國366座城市中，293座（占80.1%）未達標。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為80微克/立方米，距離達標有點遠。

當眾多城市還在為空氣質量達標“頭疼”時，已經達標的“優等生”們要做什麽？近日，連續兩年達標的深圳喊響了主動提標的口號，擬定了充滿雄心的方案，並請來各路專家論證一個命題：到2020年，深圳的PM2.5年均濃度能否降到25微克/立方米，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

深圳打算怎麽做？

2014年，深圳第一次達標，PM2.5年均濃度為34微克/立方米，2015年為29.8微克/立方米。

深圳市大氣汙染在2004年左右達到高峰，當時全市一年中有187個灰霾天。經過10年多的治理，2015年灰霾天數為35天，基本回到1990年代初期水平。為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深圳市人居委提出在8大領域開展治汙新措施，包括機動車、港口船舶、非道路移動機械、揮發性有機物源、揚塵源、工業源、餐飲源頭，以及區域聯防聯控。

排在第一位的是機動車汙染防治措施，以柴油車汙染控制為重點，實施柴油車總量控制、對高排放車輛限行、發展清潔能源汽車等。目前，深圳PM2.5的首要汙染源是機動車尾氣，占比為41%，其次為工業VOC轉化、揚塵、遠洋輪船、燃煤電廠等。

“全國這麽大的國土面積，如果統一用一個標準來衡量，有的地區可能用比較長的時間才能達標。但有的地區從2013年就達標了，如果還用原來的標準，推動作用就變弱了。深圳率先提出達標以後還要持續改進，往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的目標走，這體現了引領的精神。”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為深圳的覺悟點贊。

2015年，全國已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的城市有21個，多分布在人口壓力相對較小的西南地區和氣象條件較好的海南省。

專家論證：能行嗎？

研討會上，多位專家稱贊深圳的方案“非常全面”“非常有雄心”。但是，這些措施能落地嗎？五年內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是否樂觀？

李昆生認為，方案中與機動車相關的部分“非常強硬”。但作為“過來人”，他比照北京，對一些具體措施提出了異議。例如深圳計劃逐步推動柴油車安裝DPF（柴油顆粒過濾器），“2008年奧運會我們強制8000多輛重型貨車裝DPF，最後有人把我們告到法庭上，投訴的特別多，有車輛著火。因為中國再用車車況非常不好，改造的風險非常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張遠航建議，要深化珠三角、粵港澳的區域聯防聯控。深圳目前的方案以本地控制為主，但從深圳市PM2.5來源解析來看，汙染物50%-60%來自區域貢獻。

“廣東省環保廳的同誌今天也在……光深圳孤軍往前走很難，區域聯防聯控越到清潔階段越重要，這件事，是不是珠三角地區可以再強化一下？” 郝吉明也借機呼籲。

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提醒，空氣質量除了減排，還取決於氣象條件。“這幾年，珠三角總體處於對大氣汙染擴散比較有利的氣象條件。如果遇到比較不利的氣象條件，怎麽應對，這可能是未來五年要特別關註的問題。”

前加州空氣資源局執行局長Catherine Witherspoon介紹了控制柴油車的加州經驗：加州每年花費5億美元在改造柴油車的補貼上。“有了補貼措施，（柴油車）擁有者會自己決定最經濟的方式是什麽。”美國睿博能源智庫首席專家Christopher James註意到深圳方案聚焦於末端治理，“如果看源頭，還可以采取更快、更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環保部表態：支持！

深圳市人居委大氣辦主任盧旭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與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對標，是深圳主動提出來的，為了自我加壓，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研討會現場，環保部大氣司副司長汪鍵表態：肯定支持深圳的更高要求，也會積極配合珠三角的區域協作機制。

事實上，面對當前全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多地方在治霾時會考慮到對經濟的影響。而深圳是首個實現PM2.5空氣質量達標的千萬級人口的特大城市，2006-2014年PM2.5年均濃度以平均3微克/立方米的速度下降，同時保持了高於全國的GDP增速。環保部門意欲將深圳打造成既抓得好經濟、又治得好空氣的“模範生”。

3月24日，在環保部宣教中心和清潔空氣創新中心聯合主辦的“創藍”清潔空氣媒體研討會上，《藍天、低碳和經濟的多贏：深圳經驗》報告發布。報告稱，深圳經驗表明，實現多贏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配合積極的大氣汙染防治措施，綜合管控固定源和移動源；通過不斷強化的政策措施，空氣質量可以在十年左右得到明顯改善。

雖然積極支持深圳提出新目標，但汪鍵認為，目標實現的難度非常大。“措施從環保角度提得非常多，但大氣汙染的改善和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布局有關，包括後續監管，涉及到很多部門。大氣十條是發改、財政、工信、交通、環保這些部門全程在一起協作編制的。（深圳）這樣一個高難度的目標，僅僅環保一家是不夠的。”

深圳高房價成創新型企業之痛

深圳高房價成創新型企業之痛

一財網 盧麗濤 2016-03-27 23:16:00

與會人士對高房價的擔憂在於，高房價可能會把新的創業人員擋在深圳門外，也會導致一些科技創新企業轉移到深圳周邊如東莞、惠州等地。深圳需要為科技創新企業建立最後的庇護所，不能走香港“產業空心化”的老路。

深圳“溫柔一刀”擠出樓市短炒客

深圳“溫柔一刀”擠出樓市短炒客

一財網 吳斯丹 2016-03-27 23:40:00

來自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監測顯示，春節之後深圳樓市一直處於敏感期，客戶對政策的觀望情緒比較濃厚，二手實際成交量仍然沒有恢複到節前水平。同時市場對首付貸、眾籌買房的打壓，導致短炒客大量放盤。

深圳“溫柔一刀”擠出樓市短炒客

深圳“溫柔一刀”擠出樓市短炒客

一財網 吳斯丹 2016-03-27 23:40:00

來自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監測顯示，春節之後深圳樓市一直處於敏感期，客戶對政策的觀望情緒比較濃厚，二手實際成交量仍然沒有恢複到節前水平。同時市場對首付貸、眾籌買房的打壓，導致短炒客大量放盤。

深圳出租車改革： 出租車將無償運營，但存量牌照怎麽辦

深圳最早實施了出租車牌照拍賣的制度。（視覺中國 劉有誌/圖）

在網約車的沖擊下，曾經堅挺無比的出租車牌照管制制度終於松動。包括深圳在內的十幾個城市已經宣布出租車經營權使用無償化，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以往拍賣出去的牌照將如何回購？

在2016年3月23日舉行的2016年深圳市交通運輸工作會議上，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以下簡稱“深圳市交委”）對外公布，將實施出租車經營權使用無償化。

過去，深圳的出租車經營權多以拍賣方式發放，出租車企業為獲取經營權向政府支付的拍賣費用被稱為“牌照費”，這是出租車公司運營的主要成本。企業獲得出租車牌照後，再將牌照承包給司機運營，司機向企業上繳承包費、管理費等，俗稱“份子錢”。

深圳此舉只是順應潮流。此前，從2015年開始，杭州、南京、武漢、蘇州、無錫等城市已陸續出臺政策，停止征收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使用費。

3月21日，住建部官網發布信息，廢止實施了18年的《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此舉被外界認為是在給出租車新規鋪路。

早在今年兩會上，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就曾表示，將改革出租車經營權的管理，實行經營權期限制和無償使用，同時，改革“份子錢”的制度，鼓勵利用互聯網技術構建企業與駕駛員的利益分配。

深圳市政協委員王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經營權無償化已屬大勢所趨，當前出租車制度深化改革的最迫切障礙，在於如何處置歷史上已經支付過“牌照費”的存量牌照。王雪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授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課程，長期關註出租車改革。

“牌照費”的前世今生

深圳市前副市長張思平曾公開表示，出租車牌照拍賣費用加大了租車公司的成本，在互聯網約租車興起之後，一度成為導致兩個業態之間不公平競爭的門檻之一。

互聯網約租車興起後，“牌照費”往往成為傳統出租車從業人員“攻擊”互聯網專車的依據。“每天睜開眼兩百多的‘份子錢’就等著我，不跑夠這麽多還賠錢呢”。

自從網絡約車興起後，出租車司機熊鵬禮的收入變得大不如前，他認為由於“份子錢”的存在，政府應該對互聯網約車進行嚴格管制。

事實上，出租車行業的進入門檻一度不需要高昂的“牌照費”。1988年之前，深圳出租車牌照由政府審批發放，共發放出租小汽車牌照2285輛，無使用期限，每個牌照僅收1.9萬元。

這些最便宜的牌照被深圳最早的一批出租車公司獲得，少量流入個人手中。

“這樣容易出問題，為什麽給你審批不給我批？”深圳市政協委員王雪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早期深圳出租車經營權近乎零成本，但是這種模式並不合理，因為會給尋租留下空間。

1988年9月，深圳首次以競投方式出售140個小汽車營運牌照，成交總額為2716萬元，平均每個牌照19.4萬元。這一模式借鑒了香港經驗，在全國範圍內實屬首次。王雪認為，這也是在出租車管理模式中引入市場機制的開端。

此後，隨著城市規模逐步擴大，城市人口持續膨脹，深圳又陸陸續續投放了一定數量的牌照，雖然牌照費的“單價”一路走高，但參與競拍的企業有增無減。目前，深圳參與運營的出租車公司已多達84家。

“在當時是公平的，價高者得，不容易滋生腐敗。”她說，無論企業還是個人，如果認為價錢合適，都可以參與競拍，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在這個過程當中，參照城市人口與汽車保有量比例，一直保持著出租車牌照數量的總量控制。“車少了打不到車，車多了出行低峰期就沒生意，而且還會造成交通擁堵。”王雪說，城市交通承載力造成的出租車投放數量限制，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按照國際慣例，普遍實行70%滿載率的總量控制標準。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經驗數值，經不起市場的考驗。

總量控制決定了出租車牌照成為稀缺資源。到了2007年，拍賣的車牌成交價每個高達54.25萬元，使用年限僅為12年。相當於企業一個月要給政府繳納三千多元牌照費，這些費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以“份子錢”的形式轉嫁到了司機身上。

這意味著後來的行業進入者需要承擔更高的運營成本，2005年至2011年，就先後有4家出租車公司因經營不善破產。但是，法院先後3次拍賣破產公司擁有的479個車牌，仍然拍出了87.68萬的均價，其中最貴的一個牌照為96萬元。

熊鵬禮介紹，一位司機朋友早年以較低的費用拿到一張牌照，後來價格漲了4倍多，於是他將牌照租給兩個司機倒班，自己坐收份子錢。“在家啥也不幹，一天幾百塊進賬，靠一個牌照就能養活一家人了。”

由於極為稀缺，出租車牌照後來又衍生成為金融工具，可以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物。“銀行、擔保公司都認，因為大家都知道牌照值錢。”

出租車公司出於對手中牌照稀缺性被稀釋的擔憂，對政府投放新牌照持反對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約束著出租車總量增長。

存量牌照難題

王雪引用官方數據解釋，深圳出租車“份子錢”月平均為11743元以內，牌照費占比最高只有3000元，占比並不算高。這說明，“份子錢”更多承擔的是牌照的稀缺性溢價。

政府出於保護出租車司機利益的目的，對“份子錢”繳納上限做出指導，月繳定額不超過11743元，這本為最高額度的數值，但很多出租車公司便直接按照這一數字收取費用。

網絡約租車的出現，打破了出租車總量限制造成的公共交通運量不足。理論上講，私家車在城市中本就存在，轉化成約租車不會給城市交通增加新的壓力。

深交委3月23日新聞發布會公布的數據顯示，相較於深圳1.6萬輛出租車，深圳的專車、快車等網約車已有5萬多輛。出租車牌照的稀缺度驟降。

湖南人夏正武在深圳做過近20年的出租車司機，很長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壓力不算特別大，後來網絡約車普及後，生意慢慢蕭條，漸漸承擔不起每個月近12000元的“車份錢”。1年前，他開始嘗試做專車司機，向汽車租賃公司租借車輛，每個月租金只有6000元，只有出租車公司的一半。

他身邊也有朋友選擇自己買車加入網絡約車，長期來看成本要比租車開要劃算，只是前期一次性投入較大。夏正武觀察，周圍有接近一半的出租車司機轉行做了專車司機，甚至出現了公司里的出租車無人承租的現象。

深圳一些出租車公司在幾年前便開始轉型，有的轉做大巴車的精細化運輸，有的則醞釀與互聯網公司合作。

經營權放開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已經支付過競拍費的存量牌照該如何處置？王雪最早在2015年10月份政府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得知，深圳有意用回購的方式收回此前拍賣發放的出租車牌照。此後，還組織了幾次關於回購方案的聽證會。但是由於歷史原因，這一問題異常複雜，回購細節很難讓多方滿意。

經營權放開的城市當中，都面臨著回購存量牌照的難題。寧波市對原一次性繳納營運權有償使用費且使用期限未滿的，按照剩余時間折算出相應的余額予以退還。僅此一項，全市財政每年減少收入3500萬元左右。2016年還要退還市區出租車經營主體3000多萬元。

而最早實施經營權無償化探索的杭州局面更為複雜，主城區9910輛出租車共分承包、買斷、半買斷、掛靠、半掛靠、自營6種經營模式。其中掛靠、買斷、半買斷經營關系的車輛占到40%，理清其中的產權關系就已經耗費很大精力。在此基礎上，杭州一次性退還近1億元有償使用金。

實行經營權拍賣制度的深圳市，回購經營權的方案制定也極為棘手。需要回購的牌照中，1988年首批拍賣的牌照，每個價格為1.9萬元，而歷史最高拍賣紀錄為90多萬元，加上每個牌照剩余年限有所區別，如今這些牌照的價值千差萬別。該按照初始價格回購，還是統一價格，很難協調。與此同時，牌照在二級市場也存在交易，牌照幾經流轉，屬性業已發生變化。

“出租車公司在商言商，肯定是希望補的錢越多越好，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也不能亂花，也在反複討價還價。”王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