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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濟高官再通電話，BIT談判進入最後窗口期

10月23日晚，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通話，就中美經濟關系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上周日晚間，新華社出了一條通稿，內容只有這麽短短一句話。這背後傳達了什麽樣的信息？

《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多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認為，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已經進入最後時間窗口。此時的通話，有可能會涉及該主題。

公開消息顯示，最新一次談判，即第二十九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於9月19~23日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就推進談判達成的重要共識，就協定文本遺留問題和負面清單進行了深入磋商。

前述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補充說，目前雙方還在談判，主要在負面清單上爭取縮短差距，但現在又產生了開放對等原則等新問題。

領導通話說些啥

中美雙方領導人通電話的頻率怎樣，一般都說些什麽?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據公開消息進行了不完全統計，23日晚間的通話是今年以來雙方的第六次電話溝通。其它五次時點的選擇多圍繞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杭州G20峰會等重大事件，話題包括但不限於市場化的匯率、中國支持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性、氣候變化等。

一般來說，涉及雙方領導人通話的消息都非常簡短，很少涉及具體的內容，但往往也預示著未來雙方可能有大動作。

其中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9月2日的電文， 披露內容是最豐富的一次。

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美雙方經濟工作團隊為籌備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和中美元首會晤保持了高效溝通，做了重要的政策準備。中美率先在峰會前完成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化石燃料補貼同行審議，有助於推進兩國經濟結構改革，並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雅各布·盧表示，美方願與中方共同努力，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和美中元首會晤取得成功。雙方如期完成同行審議，將鼓勵更多二十國集團成員開展這項工作。

在這之後的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杭州先後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交存中國和美國氣侯變化《巴黎協定》批準文書。這一消息刷遍了全球主流媒體的頭條。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與美國財政部長之間通話機制的報道，最早見於2008年。

2008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與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通話，就即將在北京召開的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進行對話。

此後，據媒體不完全統計，2010年~2012年，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的通話次數多達8次。

2013年開始，美國財長由雅各布·盧接任，中方對等進行聯絡的國務院副總理由汪洋接任，之後雅各布 ·盧開始與汪洋進行通話，直到最近這次通話，近4年間，雙方通話次數多達18次。

中美BIT談判箭在弦上

那麽23日晚時點的通話重點內容會涉及哪些?一個不可忽視的內容便是中美BIT談判。

當前已接近奧巴馬任期的尾聲。能否達成中美BIT，成為其政治遺產，也是各方關註的焦點。

聯合國貿發組織秘書長基圖伊(MukhisaKituyi)2013年在日內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中美分別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資吸收國家，也是對外投資的主力。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若能達成，將對全球的投資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周世儉亦曾對本報記者分析稱，如果一切順利，雙方在今年秋季達成一致，才能給奧巴馬留下2~3個月的時間去做國會工作，以求最終批準。

自2008年開始，中美BIT已經走過8年。前述消息人士補充說，目前雙方還在談判，主要在負面清單上爭取縮短差距，但現在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比如開放的對等原則。

不過，以英國脫歐帶來的“逆全球化”趨勢，以及激戰正酣的美國大選，都給中美BIT最終獲得批準的可能性大打折扣。這一點，從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議題目前在國內大選中被打壓的狀況，便可見一斑。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狀況也同樣不樂觀。就在8月末，法國總統奧朗德稱，TTIP在奧巴馬離任前都不會有最終結果，他表示談判陷入了困局，雙方明顯不夠對等。此前德國經濟部長Sigmar Gabriel也表示，在美國大選前無法達成協定。

中美BIT進展

9月初，距G20杭州峰會開幕之前數小時，中國商務部公布消息稱，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雙方交換了第三次負面清單改進出價，還就文本遺留問題進行了深入談判，並在重要議題上達成共識。

9月3日，習近平在杭州會見前來出席G20峰會的奧巴馬時強調，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將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並繼續為其提供良好營商環境。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爭取早日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雙邊投資協定。

同一天，與外資準入便利化、擴大貿易開放相關的信息在G20場外不斷釋放。

9月3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修訂涉外商企業對華投資的四部法律，核心內容是把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審批改為備案，就是說對外商投資企業，今後在負面清單之外的行業內進行投資，不需要審批改為備案即可。

中國商務部當天下午公布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案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暫行辦法也於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BIT談判自2008年正式啟動，經過多輪談判，雙方在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透明度和標準制定等核心議題上仍有分歧。但2013年7月在兩國元首共同推動下，雙方宣布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經不懈努力，雙方於2015年初基本完成了協定文本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的談判。2015年6月，雙方首次交換負面清單出價，開啟負面清單談判。之後，雙方針對各自的負面清單進行了數輪密集談判，並在此基礎上分別於2015年9月、2016年6月和9月三次交換負面清單改進出價。

富士通證實與聯想談判轉讓PC業務 但保留品牌

10月27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富士通公司周四證實，正在與聯想商談在設計和制造PC上進行合作，不過表示將保留自己的PC品牌。

富士通總裁田中達也(Tatsuya Tanaka)表示，與聯想這個全球最大PC制造商聯盟，“是為了加強我們的品牌及業務”，“規模對削減成本很關鍵，特別是在全球經營時”。富士通和聯想發表聯合聲明，稱他們在研究合作的途徑，並討論了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的資金支持。

富士通和聯想在一份聯合聲明中稱，雙方正在探索各種潛在合作方式，並希望獲得日本發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的資金支持。

由於雙方仍在探討進一步的合作細節，田中達也也並未透露其他更詳細的內容。

此前，有傳聞稱，聯想和富士通將合並電腦業務，聯想占合並後業務的多數股權。日本的PC制造商一直在減少或退出業務，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移動設備。富士通一直難以找到合作夥伴。

與富士通聯盟可使聯想擴大市場份額，IDC稱，2015年聯想占全球PC市場19.4%，富士通占2.1%。聯想也在進一步擴大智能手機業務，同時實施了削減13.5億美元/年成本和裁員3200人的計劃。合並PC業務可使富士通關註企業IT服務業務。

富士通公布的財報顯示，第二財季(截止9月30日)運營利潤增長一倍至371億日元(約合3.55億美元)。

中日韓經貿部長達成多項共識 重申將加快RCEP談判

據商務部網站29日消息，在第十一次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上，三國部長就落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經貿成果，開展三國務實經貿合作的新領域、新倡議和區域、多邊經貿議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共識。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當前世界經濟複蘇勢頭依然脆弱，中日韓作為東亞三大經濟體，對地區和全球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三方應在經貿領域落實領導人共識，充分發揮產業互補性，提升貿易投資水平，通過深化合作促進自身發展並為東亞乃至亞洲經濟平穩增長做出貢獻。

第十一次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現場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左起）、日本經濟產業相世耕弘成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周亨煥（圖：共同社）

三方表示將繼續努力實施G20杭州峰會成果，強調《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的重要性以及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對進一步加強G20貿易投資合作的重要作用。

中方立足三國經貿長遠發展，提出在“一帶一路”和“歐亞倡議”框架下開展第三方國際產能合作並共同開拓第四方市場;推動三國次區域合作發展，深化泛黃海經濟技術交流會議等機制建設，支持三國地方間開展更多務實合作。中方有關倡議得到日、韓方積極響應。

三方通過“加強三國供應鏈互聯互通”聯合研究報告。中方倡議在“10+3”框架下將上述研究擴展至東盟國家，得到日方和韓方的響應和同意。

三方重申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增強三國自貿區的獨特價值，並在RCEP談判有關領域取得高質量、具有商業意義的成果，共同努力達成現代、全面、高水平、互惠互利的自貿協定。

三方同意共同推動打造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強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加強在亞太經合組織和亞歐會議框架下的合作，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據悉，此次會議於2016年10月29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旨在為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積聚更多成果。會議由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周亨煥共同主持。

中美投資協定談判遇上美方換“導演”

從過去一年的競選表態來看，特朗普的各項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其中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將對中美正在緊密磋商的雙邊投資協定(BIT)帶來何種影響呢?

11月10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美雙方目前正在積極推進中美BIT談判。“在剛剛過去的一周，中美第31輪BIT談判就在華盛頓舉辦，雙方繼續就文本和負面清單進行了深入磋商。很多工作都在正常推進，在朝健康發展的方向努力。”

在回答“特朗普獲勝”是否會對中美未來經貿關系的發展產生影響的問題時，沈丹陽表示，中美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發展長期、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美兩國開展互利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展，基礎更加牢固，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沈丹陽表示，相信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格局不會改變，中美兩國工商業界深化互利合作的願望也不會改變，“我們願意繼續與美方合作推動互利共贏的中美經貿關系穩定健康發展。”

根據商務部網站信息，中美第31輪BIT談判於10月31日至11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就協定文本和負面清單一體進行了深入磋商。

BIT難推進但需求常在

不過，一些緊密關註和推動BIT談判的美國商人對未來並非完全樂觀。他們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時候表達了兩項重要觀點，首先，共和黨候選人的當選改變了華盛頓的政治風向，或許弱化了達成BIT的政治意願，其次，BIT仍需國會批準。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且“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註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註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於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相對於對內政策，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並不連貫。

經濟學人智庫(EIU)亞洲區經濟學家任韜(TomRafferty)認為，目前尚不清楚誰將為特朗普的中國(或亞洲)外交政策做顧問，但從特朗普對傳統專家的無視可以預見，未來的顧問很有可能並非來自中美關系主流專家。這種可能性將造成美國對華和亞洲政策與過去的實質性偏離。任韜表示：“EIU認為，完成中美BIT不太可能。”

中國美國商會副主席費引迪(RandalPhillips)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隨著特朗普上臺，BIT談判的推進可能會面臨困難。

費引迪表示，任何協定都需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由於時間有限，所以對美國來說非常困難。從政治上說，除非這是國會認為特別有利於美國的令人難以拒絕的協定，但這樣的情景幾乎不會發生。“這應該是一個很嚴格、對雙方都有利的談判，對於BIT的需求是不會消失的。”費引迪表示，但是BIT可能需要被重新調整。

奧巴馬任期內難以結束談判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上月曾表示，奧巴馬政府將盡力在本屆任期內完成BIT，他還透露中美在今年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就BIT進行了密集磋商。盧還表示，奧巴馬政府即便不能完成談判，也希望可以盡可能地接近完成談判。

而此前美國駐中國大使博卡斯(MaxBaucus)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時亦表示，仍相信中美可以就一個雙邊投資條約達成協議，“但前提是我們有一個高標準的條約文本以及一個有限的、小範圍的、代表中國投資市場實質性自由化的中方負面清單。”

此前，亦有外媒消息稱，中美希望在11月19~20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峰會(APEC)上，發表一份“實質性聲明”。

不過，上述消息均出現在美國大選之前，而且前提是選前多方都預判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將獲勝並維持奧巴馬政府的大部分貿易政策。

中美BIT談判已歷時8年，目前進行了24輪。在2015年6月的第19輪BIT談判中雙方首次交換了負面清單，正式開啟負面清單磋商模式。隨後在2015年9月的第7輪S&ED交換了第二輪負面清單。同時，中美兩國元首都指示經濟團隊，要強力推進BIT談判。

對於BIT能否如期在2016年結束，吉莫曼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認為他們將在2017年就BIT繼續進行協商，我們期待BIT協議能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達成。”

不過，吉莫曼並不認為特朗普政府上臺會改變中美貿易關系。

“他說的有些話讓人憂慮。不過選戰語言不是政府政策。”吉莫曼表示，在成為總統後，特朗普必須意識到中美關系至關重要，中美相互融合，互相依賴，“做任何事情將影響到全球經濟”。

同時，“中方也應當看到美國選戰中因為失業而焦慮的人群，也許有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方面。”吉莫曼表示，譬如在BIT達成之前就先開放一些市場準入。

如果歐盟未來受阻自貿談判 TTIP還能怎麽辦？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

商務部：力爭盡快結束RCEP談判

11月24日，商務部舉行例行發布會。針對目前有關各方對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前景的評論和看法，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會上表示，中方將在充分尊重公共核心利益的基礎上，力爭盡快結束RCEP的談判。

沈丹陽稱，RCEP是東盟發起並主導的談判，目前各方已進行了15輪談判和4次經貿部長會議，中方將在充分尊重公共核心利益的基礎上，與談判各方通力合作，力爭盡快結束談判，為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貢獻力量。

沈丹陽表示，無論TPP和RCEP未來走向如何，中國將繼續圍繞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圍繞實現兩個100年的奮鬥目標，充分考慮我們的國情和產業發展情況，積極參與多、雙邊貿易安排，繼續與世貿組織各成員密切合作，不斷加強多邊貿易體制作用，為全球貿易創造更加自由和便利的環境，共同為促進本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和世界發展做出貢獻。

另外，沈丹陽還表示，中國一直是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在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21個經濟體的領導人批準了亞太自貿區集體戰略研究，並共同發表了《亞太自貿區利馬宣言》。

沈丹陽稱，中方認為，亞太自貿區集體戰略研究的完成和利馬宣言的發表意義十分重大，是亞太自貿區從願景到行動中，亞太經合組織各經濟體通過集體行動實現的第一個實質性動作，是對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北京領導人會議決定實質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的有力回應，進一步強化了亞太自貿區良好的發展勢頭。

“中方願與亞太經合組織各方一道繼續努力，按照領導人指示共同落實利馬宣言，為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積蓄能量。”沈丹陽說。

亞太經合組織21個經濟體的領導人在共同發表的《亞太自貿區利馬宣言》中提出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的具體政策建議，進一步明確了亞太自貿區的目標和原則，為亞太自貿區推進工作作出全面規劃，並系統建立了推進亞太自貿區工作的報告機制。

土耳其入歐再受阻，歐盟投票決定暫停其入歐談判

據《紐約時報》24日報道，歐盟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暫停了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周四，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進行投票，結果顯示，有479票贊成暫停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37票反對，107票棄權。

報道稱，此次投票沒有約束力，目的是加大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壓力。歐盟議員表示，土耳其人權和民主標準在埃爾多安領導下有所惡化。

7月份，土耳其發生了未遂政變，此後埃爾多安的領導就變得更加專制。因懷疑與未遂政變或恐怖分子有關，包括警察，教師，士兵在內的10萬多名公職人員被解雇，數百個組織機構被迫關閉，包括多家新聞媒體。

歐洲議會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暫停了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不過，埃爾多安23日就表示，歐洲議會舉行的這次投票對土耳其毫無價值。

埃爾多安經常指責歐盟實施雙重標準，而且為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制造障礙。他還指責幾個歐盟國家支持在土耳其的庫爾德激進分子以及其他暴力組織。

目前，埃爾多安政府已經表示，如果在年底前沒有進展，土耳其可能完全退出入歐談判。

埃爾多安常指責歐盟實施雙重標準阻礙土耳其入歐

而據法新社此前報道稱，埃爾多安20日曾表示，加入歐盟並非土耳其的唯一選擇，土正考慮加入中俄的行列，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一員。

歐盟與土耳其1963年簽署聯系國協定，土耳其1987年遞交加入歐盟的申請，但入歐談判2005年方才啟動，談判多次陷入分歧並最終中斷。

2016年3月，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同意重啟談判，交換條件是土耳其同意協助減少通過該國湧入歐盟的難民潮。

歐盟官員：正在廢止“市場經濟地位”概念 中歐已開啟新談判

“我們正在廢止‘市場經濟地位’這個概念，你還想要什麽？”

11月24日，歐盟貿易總司副司長佩特里西奧尼（Mauro Petriccione）在漢堡中歐峰會一場關於全球貿易現狀的討論會上，針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詢問“你們在十年前就承認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你怎麽說”時語驚四座。

重新定義貿易“價值”

作為該場論壇的演講人，佩特里西奧尼的講話一如既往地堅持了歐盟在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的一貫強硬立場。所不同的是，他在關於全球貿易特別是中歐貿易前景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當前全球貧富差異的加劇以及全球貿易的平等應該進一步加強等內容。

“當前來看，全球貿易在任何政治背景下都會繼續，這點不容置疑，但是貿易的價值，不能僅僅用具體的貿易量和金額來衡量，而是要從到底誰是貿易的受益者來衡量。”他認為，目前全球面臨的危機是由於貧富差異巨大所致，而這關聯中歐貿易，也關乎中國本身。“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以及在全球貿易領域的巨大影響力，隨著它的快速發展，歐盟不得不對一些現狀和現有的‘概念’進行修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好事，但同時也是一直有爭議的問題。在歐洲民眾中，有一種‘不平等’的情緒正在蔓延——對於來自中國的便宜產品，最終誰是得益者？歐洲普通民眾有什麽真正的收益？這些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解決。”佩特里西奧尼，“特朗普的上臺，可能會給全球政策決策者帶來一些困難，但是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歐盟的貿易政策和對華貿易之間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中歐之間存在政策上缺乏互信的問題，雙方對自己在彼此的歡迎程度和歡迎程度的持續性存在疑慮。

已為解決分歧開啟新談判

但是佩特西奧尼也指出，中歐已經為解決投資貿易分歧開啟了新的、有建設性的談判。

“我們確實在很多問題上有非常大的分歧，我個人認為，目前中歐之間已經開始進行真正意義的談判，雙方拋開分歧，真正投入到談判中。從中可以了解到，中歐雙方都是如此渴望取得談判的成功，我們從中國朋友那里學到的是，很多事情要循序漸進。”他說。

當漢堡峰會主辦方的新聞官問及歐盟何時能承認中國經濟市場地位時，佩特西奧尼這樣回答：“我們很多時候的爭議集中在這個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地位’上，對中國朋友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氣憤的事情，已經憤怒到幾年前就停止在這個問題上和歐盟談論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現在準備修改‘貿易防禦’法律條例（trade defence law），根據各國的情況來決定具體的事情。我們正在嘗試回歸到貿易防禦的根源，所有這些對反傾銷的計算方式和機制，都建立在對價格和成本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基準，這將是一個中立的、被所有貿易夥伴接受的，並且會在客觀調查基礎上給予相關國家足夠表達機會的機制。”

11月9日，歐盟委員會向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正式提交修改其反傾銷法律制度的提案，以履行其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所承擔的義務。對此，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方在履行第15條義務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15年過渡期結束後必須取消反傾銷“替代國”做法，這是世貿組織成員必須遵守的國際條約義務；中方認為，提案取消“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體現了歐盟履行第15條義務的意願，中方對此表示肯定。

“但中方感到遺憾的是，歐委會提出的新方法以‘市場扭曲’的概念和標準替代‘非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標準，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替代國’做法，只是在變相延續原有做法而已。這一方法既沒有全面、徹底地履行第15條義務，也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陸慷同時指出。

與佩里西奧尼同在一個討論會演講臺上的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在會議茶歇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了解並且歡迎中國與歐盟為解決爭議采取新的談判方式。“原來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雙方正面沖突比較嚴重，而且很難解決，彼此不願意讓步的東西太多。目前新格局下的新解決方案已經出來了，‘市場經濟地位’的有關內容被新的多邊貿易談判替代，並且開始在一些產業領域進行談判，比如鋼鐵、運輸和其它投資領域。有的談判已經給了原本是承認市場經濟地位之後才有的條件，但有一些還是沒有解決，這樣的話，就把以前針對市場地位問題的籠統方案分解成了很多具體的小方案來落實。”他認為，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

商務部：RCEP談判已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

12月2日從商務部網站獲悉，在今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回應了RCEP談判的相關問題。

沈丹陽表示，RCEP談判自2012年啟動以來，歷經15輪談判，已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11月3-4日，各方在菲律賓宿務舉行了RCEP部長級會議。各方重申了各國領導人關於迅速結束談判的指示，全面評估了談判進展情況，重點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三大核心領域給予戰略指導。

沈丹陽介紹，根據談判計劃，RCEP第16輪談判將於12月2-10日在印度尼西亞舉行。各方將積極推動各領域磋商，為早日結束談判提供條件。

RCEP談判是在東盟的倡議下啟動的，東盟是RCEP的核心和主導。中方是RCEP的積極推動者，將在充分尊重東盟核心地位的基礎上，與談判各方通力合作，力爭盡快結束談判，為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發展貢獻力量。

商務部：中國—海合會自貿區談判核心領域取得積極進展

22日據商務部網站消息，中國—海合會自貿區已就15個談判議題中的9個結束談判，並就技術性貿易壁壘(TBT)、法律條款、電子商務等3個章節內容接近達成一致，在核心的貨物、服務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

12月19日至21日，中國—海合會自貿區第九輪談判在沙特利雅得舉行。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與海合會自貿談判總協調人、沙特財政副大臣巴茲分別率團出席此輪談判。

12月19日至21日，中國—海合會自貿區第九輪談判在沙特利雅得舉行

在為期三天的談判中，雙方就服務貿易、投資、電子商務以及貨物貿易遺留問題等內容進行了深入磋商，雙方結束了經濟技術合作等章節的談判，至此雙方已就15個談判議題中的9個結束談判，並就技術性貿易壁壘(TBT)、法律條款、電子商務等3個章節內容接近達成一致，在核心的貨物、服務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

雙方商定將於2017年3月底前舉行下一輪談判。

當地時間1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雅得同沙特阿拉伯國王薩勒曼舉行會談（新華社）

2016年1月19日，在習近平主席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中海雙方宣布重啟中止6年之久的中海自貿區談判。按照雙方共識，雙方已於2月、5月和10月分別在沙特利雅得、中國廣州和中國北京舉行了第六、第七和第八輪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