雯雯（化名）是個二十一歲的女孩，曾經是機房裡的「一線」，還曾被菲律賓警察抓過；她的心聲，或許正說明了時下部分年輕人扭曲的心態……。 我當年進這一行，倒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國中畢業後，我就想逃離南部老家，到台北書沒念成，平常就靠打工賺點錢花，當時碰巧有個朋友邀我加入詐騙集團，我住進集團老闆為我們準備的住所。老闆人不錯，我也不用付房租，沒錢嘛!在那裡沒人管我，我想幹麼就幹麼。 我們第一次出任務，為了趕快辦好手續，我騙我妹說我要出國玩，叫她幫我把我媽的身分證偷出來，用最快的速度辦好護照，那時我還沒滿二十歲，所以出國要有監護人的證明。 接著我們就去了菲律賓，當時大概十二個人從台灣出發，電話線、錄音筆……，我們都自己裝在行李箱扛過去，過海關時大家各自走，到了菲律賓坐上車，搭到「桶仔」，桶仔指的就是那些打電話的機房。 桶仔位在菲律賓比較偏僻的地方，裡面有一間客廳，兩個房間。 我們一線(詐騙機房第一線人員，騙受害者上鉤)在客廳工作，大概有十五個人;二、三線(詐騙機房第二、第三線人員，二線通常裝作員警，三線則扮演更高級的主管)在後面房間。然而一切準備好，第二天，我們就被當地警察抄了。 我永遠記得出事那天，時間是十一點半，我肚子好餓想吃午餐。我們在當地請的保全，突然覺得監視器螢幕怪怪的。公司一線，主管和電腦手覺得不妙，立刻往鐵門門縫瞄了一眼，一看不得了，外面全定荷槍實彈的警察，他們兩個馬上往後面走，趕緊通報主管，男生們則忙著推倒桌子向窗戶衝。 不過三秒鐘，警察撞開門全衝了進來，凶狠地朝著我們大吼：「Stop!」我們都很害怕，連平常很堅強的中國女生也開始哭，警察手上的槍，大枝、小枝的都有!X，我哭到發抖。 不過現在想想，被抓也沒什麼啦!我們後來被帶到NBI(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待了七天，每天都叫披薩外賣。那邊熱得要命，但我們過得滿輕鬆的。其實菲律賓警察要的只是錢，一個人交保大概五萬、十萬元，老闆幫我們付，回來也不會有案底，台灣根本沒人知道我們做了什麼。難怪被抓時，那些資深的都沒在怕，很淡定地燒紙頭(詐騙腳本)，湮滅證據。 我們老闆對員工不錯，那時回台灣，他給我們一人一萬元當工資。 他大概三十出頭，聽說只有國小畢業，常常跟一群人待在鐵皮屋裡拉K。他的真實身分，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他常捐錢……。你知道，做這行賺的是不義之財嘛!他平常也會做些好事彌補一下，風災、日本震災、高雄氣爆他都有捐錢，有時候還會買棺材給無名屍。 從菲律賓回來後，我跟媽媽坦承做詐騙，還被她押去廟裡拜拜，她說：「神明同意妳去，妳就去。」哈，結果神明不同意。 有人說我們騙人沒良心，如果你在那個情境，不騙就沒有錢賺，怎麼可能還想這些。每天晚上我們都會開檢討會，檢討每一通電話，如果有哪裡出問題，就直接拿出來調整，現在要我背，我都還背得出來，「您好，我是中華郵政。」內容都大同小異啦! 我們第二次去埃及，坐車時有看到金字塔，駱駝竟然在高速公路上走來走去。 電話是我們的謀生工具，可能是因為迷信，在這行摔電話定大忌，如果有人摔，他當天就會被幹部停機，一毛錢都沒得賺。每個工作都是這樣嘛!不能對工具不尊重，詐騙也一樣。 從小我就比較野，是那種有洞就鑽的人。但我有兩個妹妹，我絕對不讓她們走這條路，家裡壞一個就夠了，她們好好讀書就好。如果被我知道她們也騙人，我一定動用所有資源揍她們! 這世界上說穿了，不是騙人就是被騙，太天真的人沒辦法生存，別看得太嚴重! | ||||
我在公部門十幾年，過去執行任務像打一場又一場的仗，以為做計畫、管理只是畫框框，沒什麼用。後來到了規畫管考部門，才了解計畫是在幫我們設定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而KPI則是幫我們查核是否達成目標，也就是鋪好一個政策能夠發揮影響力的路徑。 但是，人（考績）和錢（預算）不能隨之移動的話，KPI有什麼意思？現在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時程的落差。理論上要先有施政計畫和KPI、再編預算，但現在，像明年的預算，因為九月就要送立法院審查，其實大筆的預算早在去年底就框得差不多了，但是，我現在卻在寫明年到二○二○年的四年中程施政計畫！到最後，施政計畫就會變成幫預算書在搽脂抹粉。一直都是這樣。 換句話說，我們的新政府，五二〇才上台，未來四年的施政計畫卻必須在九月前就定稿（才來得及編預算），等於只有三個月時間去完成四年的規畫，加上新官上任，還要花時間讓舊官僚了解他們的施政目標，才能指導預算和具體方案去配合，哪有可能做好？這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與美國政府相較，他們新政府上台後，各部會通常有一年的時間來擬定中程計畫。我們則是選舉、交接、計畫、預算的時程都不搭! 我在交接期間聽說，林全院長希望國發會扮演更多角色，讓政策能夠配合總統的方向。他們要做這件事需要非常有效率，因為只剩三個月的時間(交出規晝）。以我所接觸的大部分公務員，我們還是有使命感在的，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一個很好的「儀表板」。只要有正確的工具、清楚的路徑圖，事情是有可能做到的。 撰文者田習如 | ||||
這次採訪過程中，當我們問起最早進軍東南亞的台灣電商是誰？有家老牌公司經常被提起，它是Shopping99。 二○○二年，Shopping99成立，堪稱台灣第一波電商業者，之後也跟上中國網路產業崛起，西進投資，卻失敗收場，慘賠近億元。 西進不成轉南進，它在二○一三年瞄準起飛中的東協市場，但馬來西亞一年多便失敗撤出，菲律賓則從今年四月開始獲利，同樣在東協，盈虧兩樣情。近三年，Shopping99平均每年營收逾新台幣四億元，站穩菲律賓後，接著準備進軍越南。 究竟，這家不斷開拓新市場的老公司，如何看待西進和南進、東協各國的差異？十四年來歷經兩次失敗，才成為菲律賓唯一的女性跨商品電商平台（左圖為其菲國網站），慘賠近億換來的珍貴教訓是，要做跨境生意，不能靠華人撐腰，不能靠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而是靠對當地人的理解。 以下是Shopping99總監彭思齊的第一手分享：我們也西進過，二〇〇七、〇八年花了快一億，結果全部沒了。我們在網路界算很老的公司，Y2K的時代就有了，我們做過很多事，付很多學費啊！（笑）西進市場很大，中國的各方面狀況也比較穩定，但實際上，台灣業者並沒有非常大的競爭力。中國流行的網站跟全世界都不一樣，他們自己玩自己的，光要去搞懂那些新的邏輯，其實和台灣都很不同。 東南亞不完全像是當初的中國，它比中國多一點點機會，沒有一個比較大的霸主，不像中國有淘寶。 東南亞社群工具很熟悉，但壞處是市場破碎，不能套公式東南亞前幾名網站都是Google、臉書、YouTube，跟台灣差不多，這些社群工具我們很熟悉，去東南亞，你是拿熟悉的（社群）工具換語言，壞處是市場很破碎，沒有辦法用打菲律賓的方法去打泰國。 三一年會去菲律賓，是因為消費力真的很旺盛。我去當地快十個shopping mall，看人流跟提袋率，一個禮拜三晚上，我站在一個mall的小店前面，十分鐘路過兩百人，差不多二%的人有提袋，這我在台灣很久沒看到。 在我們之前，當地沒有真正美妝電商，他們大部分還是大型平台，沒有像我們這種走select shop (複合式精品店)的概念，他們有服裝電商，但美妝這一塊還沒有什麼發展。台灣已經賣幾百年的東西，當地還是沒什麼人賣。舉例來說，像他們現在很流行麴酸，麴酸在台灣大概十年前就流行了。 （跟日韓比起來）台灣的國家品牌的確是弱的，所以我們打的是突擊戰，不是全面跟韓國拚，而是單點突破，單一商品做得比你好。 譬如說，我跟菲律賓人講，我賣的「空氣絲襪」非常輕透，不容易脫落，這是我們商品的強項，因為當地很熱，絲襪穿不上去，但我幫你噴一噴，你的腿看起來會更白，他們就埋單。 我們不是用MIT概念溝通，而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解決問題台灣業者應該換個角度思考，這個國家的人需要什麼東西？我有哪些商品可以解決他的痛點？不完全是站在國家的角度，而是站在一個人的角度，他們有什麼問題，那我們去溝通。現在，我們菲律賓營收每年大概都是五o%到一〇〇%成長。 我們一四年底也進馬來西亞，但說實話，目前馬來西亞是暫停的。因為它是回教國家，人種複雜，最會買我們商品的是當地華人，那華人我用台灣網站服務就好了，沒必要去設一個馬來西亞網站。 馬來西亞華人滿精明的，自己有很多代購的方式。大家集一百雙鞋，一次寄過去，你幫他運一雙過去，加運費可能要一百五十塊，但代購只要一百塊，那他們寧願等，省五十塊。 我們自己算過，如果回三十封到五十封私訊，馬來西亞成交頂多兩、三張訂單，但菲律賓是十倍，一個地方的人習慣衝動購買，另一個理性， 現在華人購買力也 在下降，又會一直殺價。 但以我們的能力， 短時間也沒辦法做 馬來人生意，最主 要是我們的商品都 沒有哈拉認證，華人市場成長又沒辦法那麼快的話，我當然選擇投入比較有潛力發展的地方，就算我前三年不賺錢，可是我成長力道可以在第五年爆發。 其他東南亞國家像泰國，MIT對他們來說，沒有太大意義，他們會以為是Made in Thailand，不是Taiwan。泰國人也分不太出來台灣貨跟中國貨的差別，況且你把泰國彩妝拿出來看，你不會覺得台灣商品贏多少。所以，雖然它很多基礎條件比越南好，我們反而會去越南，不是泰國。 雖然我們在菲律賓，台灣商品賣的還是占一半以上，但我們不是用一個MIT的概念去溝通，而是去解決你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我們是台灣人，但我們行銷素材是跟當地接軌，台灣行銷團隊一年至少要去一、兩次，一待就是兩、三個月，了解當地文化，這樣才會貼近當地。很多事情你在台灣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在這邊，沒有理所當然這件事。 撰文者康育萍 | ||||
身為國內知名的購併律師，黃日燦不但嫻熟公司事務， 對國際性家族企業的治理也有豐富經驗，他也因此成為多家知名企業力邀的獨立董事。 如何做好獨董？ 從他口中道來，硬中有軟、軟中帶硬，或許正是一位稱職獨董的最佳境界。 當年蔡明忠開口，找我去當台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我直接問他：「你玩真的玩假的？我去就不可能做假的，我不會故意找麻煩，但也絕對不會什麼事都聽你的，我們這麼好的朋友，如果你只要做做樣子，就不要找我。」他說，「我知道你的個性和分量，再好的朋友交情，我是你再好的客戶，你也不可能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我是真的希望你好好做。」我說如果是這樣子，我就來。 老實說我去了確實做了不少事，雖然我不致像刺蝟一樣，但我敢說我有相當的貢獻，只是有些屬於公司機密，不便為外人道。 我同時也是精誠資訊的獨董，精誠董事長黃宗仁和我也是多年交情，但我有時候可能比董事長還凶。我向黃宗仁直說，公司要轉型提升，不盯不行。但盯要有分寸，我也跟黃宗仁說，如果開始覺得我意見過分了，我同意稍微放鬆一點，或者階段任務完成，就換別人來。這些話我都說得一清二楚，大家不致傷感情，但也絕不會行禮如儀、尸位素餐。 不都說YES〉 自覺獨立性，再好的朋友也一樣找誰來當董事，無論內部、外部還是獨立董事，一定有人情世故，公司不會挑一個整天跟我作對的，但一個聰明的董事長也絕對不會挑什麼都YES的獨董，相對的，好的獨董也自覺於自身的獨立性，再好的朋友都一樣。 獨董的法律責任，我比誰都清楚。 「獨立董事」其實是《證交法》的產品，可以分成兩部分，一個叫獨立、一個叫董事；《證交法》給你「獨立」的職權，所以必須有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說NO，董事會就要非常非常慎重，如果董事會要繼續堅持，就要動用表決，這是保障獨董的獨立性，也是《證交法》的規定。 審計委員會的功能就是「異常管理」，所有異常我都管，管大事不管小事，我在那裡花很多力氣。曾經在審計委員會裡，針對一個異常情況，當事人還屢勸不聽，我們最後做出「此人不堪續用」的決議，這樣一來，誰還敢繼續用？ 我這樣說，好像獨董的權力很大？其實，「董事」受《公司法》規範，從《公司法》角度，獨董既沒有三頭六臂，和普通董事的責任一樣，權力沒有比較多。 換句話說，獨董多出來的權力是《證交法》給他的，也就是審計委員會的功能，你說NO，公司就要緊張，有些特定事情一定要經過審計委員會，這些在《證交法》第十四之五條裡都有明確規範。 不當公司傀儡〉 萬一搞砸了 照樣要賠錢、坐牢既然有明確法律規範，所以獨董必須忠實地去履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萬一我搞砸了，小股東要告董事，當然全部告，萬一真要去坐牢、賠償，難道當時找我的大股東會說對不起，這筆錢我幫你付？坐牢替你去？當然沒有，買碗滷肉飯來看你就不錯了。 所以，不管獨董是怎麼選出來，一般而言，絕對不會是傀儡，因為責任沒有少，該賠錢要賠錢，該坐牢要坐牢，誰會願意當傀儡？這也是一直以來我另一個主張，只要是公司董事，不管是內、外部董事，一定要自然人擔任，責任歸屬很直接，萬一出事他要自己負責賠償或坐牢，他才會謹慎。 但光有獨立性還不夠，獨董還要有專業度；例如去年我接下中鼎獨董，剛開始連報表都看不太懂，因為每個產業各有特質，不是一部《論語》能治天下，所以得要「不恥下問」。 光是「問」，本身就是極有意義的事，像撥草，蛇就跑了，本來以為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蛇害怕跑了，有些公司的很多錢就這樣省下來了。 這樣說不是表示每家公司都有弊案，很多只是態度的問題，例如，我曾經在某家公司審計委員會上對著經理人說：「半年前已經有過一次錯誤，犯一次錯繳一次學費，但你不要每個單位繳一次（學費），這是第二次嘍，所以請你敬告各單位部門，我希望不要有第三次，來考驗我要怎麼辦。」沒有人敢第三次，因為第三次這人一定就得走。 不只防弊還興利〉 對公司稽核人員任命有同意權也曾經在審計委員會上，有一家海外子公司負責人三番兩次推託，資料一直交不出來，我這麼說，「既然你這麼困難，我們也不要為難你，營運長，我們是不是換個人來處理這問題？」我沒有說要資遣，要不要資遣不是我的事，後來那家子公司沒多久就收起來了，不只換人而已。 很多案子都這樣，我們發掘問題，但一定要記得，防弊只是一部分，若公司只著重防弊，是賺不了錢的，重要的還是要興利。 我在審計委員會還有一個重點要求，就是公司的總稽核、稽核人員的選任、解任、考績、薪酬，我一定要有相當的發語權。公司負責人要聘誰當總稽核，你可以去挑，但我沒有說OK不算數，你可以解任他，我沒有OK你解不了，考績你打六○％我打四○％，橋歸橋路歸路，說得很清楚。當然個別公司會有差異，例如在精誠資訊，稽核的考績薪酬，百分之百由審計委員會決定。 我覺得獨董可以做好，只要認真，依目前的機制就可以做好，但你要有所堅持。 此外，獨董還有一種微妙的功能，因為很多高階經理人在公司做了幾十年，不論是財會、總經理、行政主管……，這一輩子都跟公司這樣在報告，假如他有些事情不想讓公司或老闆知道，這輩子你可能都不會知道。 此時你認真找來能夠扮演有效角色的獨董，所謂旁觀者清，三個獨董從側面幫你問，多好啊！所以說獨董是「門神」，不如說獨董是「打手」，但這是對公司好的打手。 我們不要隨便汙名這些企業經營者，其實他們大部分人比誰都希望公司好，唯一只怕找到無厘槓頭、不懂裝懂、拿雞毛當令箭的獨董，如果你是真的懂的獨董，經營者一定會說：「哇，謝謝！」 黃日燦 出生：1952年 現職：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獨立董事：現任台灣大哥大、大聯大控股、精誠資訊、中鼎工程獨立董事董事：現任裕隆汽車法人董事代表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撰文 / 劉俞青 | ||||
《一路玩到掛》到頭來根本就不是喜劇，而是一部談生命終點的電影。兩個人，尼可森和弗里曼，都是癌症末期，決定要在剩下的日子裡做遍好玩的事、瘋狂的事，自己一直想做卻沒做，以便在掛掉前充分利用時間。電影演了一小時，卻讓人笑不出來。 看《一路玩到掛》巧遇巴菲特、蓋茲我差點問：你們的遺願清單是？ 那部片和我的人生還有很多奇怪、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首先，尼可森一直讓我聯想到《飛越杜鵑窩》，這又讓我想到了凱西（編按：《飛越杜鵑窩》作者），而把我拉回了在奧勒岡大學的日子。其次，尼可森的角色把看喜馬拉雅山排在遺願清單的前面，而這件事也把我帶去了尼泊爾。感覺起來是好久以前，卻又好近。 當電影演完、燈光亮起時，我和佩妮（編按：奈特夫人）都如釋重負的站起來，回到現實生活的明亮炫光下。 戲院是新的十六廳巨大場館，位在大教堂市(Cathedal City)的中心，就在棕櫚泉(Palm Springs)外面。如今在冬天時，我們有很多時候都會去那邊，以躲避奧勒岡冷颼颼的雨。在走過大廳，等待眼睛適應時，我們認出了兩張熟面孔。 起初我們想不起來是誰。我們在腦中看到的還是尼可森和弗里曼。但這些面孔同樣熟悉、同樣有名。此時我們想到了，是蓋茲和巴菲特。 我們晃了過去。 兩人都不是你會稱為死黨的人，但我們在社交活動和會議上見過他們奸幾次。我們有共通的志業、共通的興趣、幾位共同的舊識.「想不到會在這裡遇到你們!」我說。然後我就手足無措了。 我真的這麼說了嗎？我在名人面前還是會害羞又尷尬的情況下，這有可能嗎？ 「我才剛想到你。」其中一位說。 我們輪番握了手，談的多半是棕櫚泉。 這個地方豈不是很美嗎？脫離寒冷豈不是很棒嗎？我們談了家庭、生意、運動。 我聽到背後有人在低聲說：「嘿，你看，是巴菲特和蓋茲耶。另外那個人是誰？」我笑了。應該的。 我忍不住在腦中很快算了一下。此刻我的身價是一百億美元，這兩位的身價則各是五、六倍以上。把我從不現實帶進了現實。 佩妮問他們覺得電影好不好看。兩人都說好看，並低頭看著自己的鞋，雖然這有點令人洩氣。「你們的遺願清單是什麼？」我差點就要問了，但並沒有。 蓋茲和巴菲特似乎這輩子所要的一切都做到了。他們肯定沒有遺願清單。 這使我不禁自問：我有嗎？ 我回想，有一次詹姆斯跑來告訴我：他在表上刻「謝謝對對我賭一把」四十年後，我卸任耐吉的執行長，在我認為是後繼有人並相信是體質良好下離開了公司。在最後一年的二〇〇六年，營業額是一百六十億美元。(阿迪達斯則是一百億美元，但誰在算那個？)我們的鞋子和衣服進了世界各地的五千家店面，而且我們有一萬個員工。 在比佛頓的世界總部，五千個員工是安頓在伊丹尼克(Edenic)的大學校區。 它是兩百英畝的野外林地，有溪水潺潺流過和簡易的球場散布其中。 身為董事長，我多半還是會去辦公室。 我環顧所有的這些建物，看到的不是建物，而是殿堂。只要你用心打造，任何建物都是殿堂。 在校區建物之間，沿著校區走道，都掛有巨幅的旗幟：超級運動員、傳奇、巨星和巨頭的動態照，他們把耐吉提升為不只是品牌。 喬丹、柯比、老虎.伍茲。 我回想起二〇〇五年的七月。在某次活動的中場，雷霸龍.詹姆斯(LeBron James )要求私下談談。 「菲爾，我能不能耽誤你一下？」「當然好。」他說：「我當初跟你簽約時，對於耐吉的歷史並沒有了解得那麼多。所以我研究了一下。」 「喔？」 「你是創辦人。」「唔，共同創辦人。對，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且耐吉是誕生在一九七二年。」「唔，誕生——？對。我想是。」「那好，所以我去珠寶店請他們找了一只一九七二年的勞力士手表。」他把表拿給我，上面刻著：謝謝對我賭一把。 我不曉得該說什麼。我想要告訴他，那不太算是賭一把。他就跟打包票沒什麼兩樣。一如平常，我什麼話都沒說。 但對別人賭一把上說得對。你可以說一切就是這麼回事。 在溫布頓其中一屆，我看著彼特.山普拉斯(Pete Sampras)把每個對手打得落花流水。在拿下最後一分後，他把球拍扔進了觀眾席——要給我!(他扔過了頭，打中我後面的人，當然就挨告了。)我看到彼特的宿敵安德烈.阿格西(Andre Agassi)以非種子身分在最後一拍贏得美網後，流著淚跑到我的包廂前。 「我們做到了，菲爾!」我們？ 我不斷想起那句台詞： 衡量自己時，要看用你衡量自己的人老虎.伍茲在奧古斯塔(Augusta)打進最後一記推桿時，我露出笑容——還是在聖安德魯斯(St.Andrews)？他擁抱了我，而且抱得比我預期中要久了好幾秒。 我把思緒拉回到許多私下、親密的時刻，與我共享的人有他、波.傑克森(B0 Jackson)和麥可.喬丹。住在喬丹的芝加哥住宅裡，我拿起客房床邊的電話，發現有聲音傳來。需要為您效勞嗎？是客房服務。如假包換、夜以繼曰、使命必達的客房服務。 他們全都像是兒子和兄弟，也就是家人。不折不扣。 我想起了那句話。「純粹是生意。」絕非純粹是生意，永遠都不是。假如有朝一日真的變成純粹是生意，那就代表那門生意非常糟糕。 我不斷想起《一路玩到掛》裡的一句台詞。「你在衡量自己時，要看的是用你來衡量自己的人。」我忘了那是尼可森還是弗里曼。這句台詞直(對，真是非常對。而且它帶我去了東京，去了日商的辦事處。我在不久前去那裡拜訪。電話響起。「找您的。」日本接待員說，並把話筒遞過來。「找我？」是麥可.強森，三屆金牌得主，兩百和四百公尺的世界紀錄保持人。他做到這一切時，所穿的都是我們的鞋子。他說他恰巧在東京，聽到我也在。「你要不要吃個飯？」他問說。 我受寵若驚。但我告訴他沒辦法。日商為我設了宴。我邀請他過來。幾個小時後，我們就一起坐在地板上，面前的桌上擺滿了涮涮鍋，並用一杯接一杯的清酒互相敬酒。我們談笑、歡呼、乾杯，彼此之間心有靈犀，就跟我和大部分合作的運動員之間一樣心有靈犀。是情慼交流，是肝膽相照，是某種聯繫。它梢縱即逝，但幾乎總是會發生，而且我知道，我在一九六二年跑逼世界時，有一部分要找的就是這個。 忘了自己才能真正認清自己。你我一家。 在某方面合而為一，樣子或外型，它就是我所認識的每個人所追尋的東西。 帶著遺憾，糟糕的決定有幾百個其一是說魔術強森「闖不出名堂」我睡不著。我止不住的想到那部該死的電影《一路玩到掛》。躺在黑暗中，我一遍又一遍的問自己。你的清單上有什麼？ 金字塔？去了。 喜馬拉雅山？去了。 恆河？去了。 所以……沒有了嗎？ 說說耐吉的故事或許還不錯。其他每個人都說過這個故事，或者試著說過，但他們總是一知半解，所以搔不到癢處。 或者反之亦然。在開啟或結束這個故事時，我或許是帶著遺憾。糟糕的決定有幾百個，也許是幾千個。說魔術強森是「沒有位置的球員，在NBA永遠闖不出名堂」的人是我。 經理人當得不夠好，沒有避開資遣。 十年裡有三次，總共一千五百人。還是耿耿於懷。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遺憾沒有花更多的時間陪兒子。假如有的話，也許我就能解開馬修.奈特的密碼了。 然而，我知道這個遺憾和我最大的遺憾有所杆格，那就是我無法重來一遍。 我會告訴25歲的男女： 不要隨便找個工作，要找志業我則想要分享經驗、起落，使某個在某方面遇到同樣考驗與磨難的年輕男女，或許能得到啟發或安慰，或警覺，也許是某個年輕的企業家，某個運動員、畫家或小說家，或許能往前衝刺。 全都是同樣的心願。同樣的夢想。 我會告訴二十五歲左右的男女，不要隨便找個工作或行業，甚至是職業。要找的是志業。就算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去找就對了。假如跟著志業定，疲憊會比較容易熬過去，絆腳石會成為燃料，高牆則會像是你壓根就感覺不到。 我想要告訴其中的佼佼者、叛逆分子、創新分子、反動分子，他們總是會樹大招風。樹越大，風就越強。這不是一人主言，而是自然定律。 那些侈言企業家要永不放棄的人呢？ 不懂裝懂。有時候你非放棄不可。知道什麼時候要放棄、什麼時候要另謀出路，有時候才是本事。放棄不代表停下來。 千萬別停下來。 運氣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我想要公開坦承運氣的威力。運動員要靠運氣，詩人要靠運氣，生意要靠運氣。努力不懈至關重要，好的團隊不可或缺，頭腦和決心無比珍貴，但決定結局的或許是運氣。有些人可能不把它稱為運氣，而是稱為道、原道、智或命。或是天意。或是靈。 這麼說吧。你越努力不懈，你的道就越強。而且由於從來沒有人好好定義過道，所以我現在都試著固定去望彌撒。 要對自己有信念，但也要對信念有信念。 不是別人所定義的信念。而是你定義的信念。是信念在你心中定義自己的信念。 我想要以什麼形武說出這一切？回憶錄？不，不是回憶錄。我無法想像它怎麼能全部套用在一套統一的敘事裡。也許是小說。或者演講。或者一系列的演講。也許只是給孫子的一封信。 我在黑暗中瞇著眼。所以也許我終歸還是有遺願清單？ 有好多事要做。有好多事要學。我對自己的人生有好多事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睡不著了。我起身把桌上的黃色拍紙簿拿過來。我走去客廳，坐在我的躺椅裡。 不動如山、平靜無比的感覺向我襲來. 我瞇起眼來看著窗外的月亮發光。同樣的月亮曾啟發古代的禪宗大師無所擔憂。在那顆月亮的亮光下，我開始列出清單。 整理者邱碧玲 | ||||
如果以父親的角色來看，耐吉（Nike）創辦人奈特是失敗的，因為他的長子過世前（十二年前潛水身亡），仍無法理解父親。 六月份，這位失敗的父親正式退休，告別自己一手創立的兆元帝國。為了讓孫子知道爺爺是個怎麼樣的人，他寫了生平唯一的自傳─《跑出全世界的人》，我們特別取得其獨家中文授權，跟讀者分享。 五十二年的創業路，爺爺最想告訴孫子的是什麼？ 超乎預期的，這位身價超過七千億的富翁爺爺想說的，既不是大企業的管理心法，也不是高股價的豐功偉業，他選擇回到創業前十六年，去訴說一切的源頭。 一個被父親擔心沒出息的害羞孩子，加上四個「原來應該在公園躺椅上的流浪漢」，踏進一個當時被視為不入流的行業，他們如何打造出一個全世界為之瘋狂的運動帝國？ 以管理的眼光來看，這公司成功的毫無道理，公司成立前二十年沒有薪資制度，每月發錢都憑創辦人意志，一人一包鈔票；前十八年，幾乎天天跑三點半；第十六年上市前，會計公司來查帳，還交不出像樣的帳本。 驅動人心，你就驅動全世界。這是他想告訴孫子的事。 一個人的渴望，勝過一切，包括金錢與權力。這是奈特的信仰，也讓他能穿透表象，看透人心。因此，他總隱身幕後，挖掘並開發員工的內在資源，讓他們放膽表演。 「我從英雄人物身上學到的是不多話。」他說，「不要告訴別人如何做事，讓他們自己做出成績，給你驚喜。」跟強勢領導相比，這種「後勤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的風格，在產業大洗牌時代尤有能量，因為每個人的潛能遠比你可以想像的強大許多。 此外，奈特還特別跟孫子分享了大學畢業後的歐亞十八國壯遊。歷經半世紀，老年奈特竟然還對越南、菲律賓、加爾各答、尼泊爾、肯亞、埃及、耶路撒冷等情景歷歷在目，我相信，這些都成了他日後創業的養分，也提升了他的眼界。 撰文者郭奕伶 | ||||
他當檢察官，是希望幫助弱勢被害人；但在許多人眼裡，他的工作是「收錢辦事」。 眼見社會對司法信賴度每下愈況，站在第一線的姚崇略不禁反思，法律人能夠做點什麼。 編按：當司法改革口號震天價響，體制內的司法官做何感想？《今周刊》邀請曾嘗試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檢察官姚崇略，分享心路歷程。 司法有多麼不受一般人信任？我有個親身經歷。有一年中秋節我回老家，和親戚朋友在家門口烤肉閒聊，有個平常滿熟的鄰居阿姨問我，「你當檢察官這麼多年了，會不會很辛苦？」我隨口回答：「還好啦，跟一般工作一樣，就一陣一陣的。」沒想到她突然說：「我告訴你啦，你們那個，用錢買就有。」「阿姨，現在不至於啦，就算我不敢保證全部的法官和檢察官都沒有收錢，但大部分絕對都是憑良心做事。」我試圖解釋，阿姨還是很堅持：「沒有！你們那種就是有錢就贏了啦。」我當下有點沮喪，這阿姨對我還滿認識的，卻從這角度評價我的職業，那不認識我的人會怎麼想？當社會普遍不信任執法者，是滿恐怖的事。 會當檢察官其實是誤打誤撞。我大學考上法律系，不是因為什麼偉大的理想，沒想到第一年成績不錯，有被鼓勵的感覺，就慢慢培養出對法律的興趣。 起訴被判無罪？不代表檢座亂起訴從我念大學開始，司法改革就是熱門議題，一般人對司法的印象確實沒那麼好。我身為第一線的司法官，也想扭轉這種氣氛。我發現一個沒有法庭經驗的民眾，走進我小小的偵查庭，通常會覺得氣氛不太好，心裡容易產生不安和恐懼。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偵訊的語氣盡量要好；就算被告講得再扯，我也聽他說就好。 我真心希望民眾來地檢署或法院不會害怕。但這幾年下來，我覺得民眾的態度沒什麼改變；我開始到高中演講，提供學生一些法律知識，希望他們有正確的法律觀念，不再覺得法律很無聊、恐怖。 檢察官要加班、案件量大、半夜出勤，這些對我都不是問題。除了被懷疑收錢以外，我比較難接受「濫行起訴」的批評。起訴被判無罪，不代表檢察官亂起訴。不過案件量大、上級對未結案件的管考又嚴，難免會有人把標準放寬，覺得差不多就起訴了，形成惡性循環；但我期許自己，如果出手，一定要有九成以上把握。 當然，這個工作還是很有成就感。我遇過一個媽媽，和我一樣年紀，但小孩已經二十歲了。她的小孩在KTV和人起口角，走出店門口以後，被對方開車撞死；撞死人的駕駛，被偵辦檢察官用殺人罪起訴。我是這個案子的公訴檢察官，負責到法庭向法官證明被告有罪。 這案件開了很多次庭，那個媽媽每次都到。她沒請律師、也沒提出論述主張，來了只是一直哭，希望法院還她兒子一個公道，因為她完全不相信被告律師說的「被告只是喝醉酒，不小心撞到人。」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我很認真說完檢方認為這是蓄意殺人案的理由，把所有的證據全部再向法官陳述一遍。開完庭，那個媽媽特地留下來等我，她說：「兒子出事後，我的生活完全被打亂，也不知道能怎麼辦。但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表現，讓我覺得這世界上還是有人在幫我，謝謝。」年輕法官不好？關鍵應在養成教育不管平常怎麼不被信任、案件負荷量多大，一聽到這句話，我就覺得這份工作OK了。 話說回來，司法這麼不被信任，法律人當然也要檢討。大家一直批評法官太年輕，我覺得年齡不是最大的問題，且當了十年律師，轉任法官一定比較好嗎？關鍵在司法官養成教育有沒有好好做，我們要繼續延續背判例、解釋的教育嗎？還是可以讓實習時間拉長、增加司法官的人生經歷。 以我的經驗，司法官養成太著重判例和書類格式，這很有問題。法律人其實都知道，書類是給上級審看，不是給一般民眾看的，法官、檢察官分發後候補、試署的六年裡，要把書類送審兩次，通過才能成為實任。 當我開始習慣這種法律語言，不知不覺地，我也忘記怎麼用一般人能理解的方式對話。我常想，能通過司法官考試的，都是讀法律比較有心得的人，為什麼經過兩年培訓、分發到法院、地檢署工作以後，會成為一般人心中「怪怪」的人？ 法律語言和一般語言的落差一定要解決。第一線的檢察官或法官，要讓當事人覺得司法有好好處理他們的事。我也希望政府多做基礎法治教育，讓更多人理解我們在做什麼。 無論如何，檢察官還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就算拿到博士，還是會想繼續做下去。也不是說什麼捍衛正義之類的，只是我覺得很多弱勢的犯罪被害人，沒有能力請律師，這時能幫助他們的，就只有檢察官了。 姚崇略 出生：1976年 現職：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10年司法官經驗） 學歷：政大法律系、司法官訓練所42期結業、德國漢堡大學博士候選人我做的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對沒有能力請律師的犯罪被害人來說，唯一能幫助他們的，就只有檢察官了。 口述•姚崇略 撰文•鄭閔聲 | ||||
中國以市場與資金吸納台灣年輕創業團隊，已是勢不可擋。我們該有的關鍵思考是：接下來，台灣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再長出新的創業團隊？ 要探究這點，我們必須坦然面對以下的荒謬現象： 台灣身為一個創業育成中心密度全球最高的國家，每年新創公司家數是創業大國以色列的五十七倍，但二十年來所孕育出唯一一間獨角獸（編按：市值超過十億美元公司）企業，竟然只有網路家庭（PChome），更遑論如韓國能養出Line一樣的國際網路公司。 在全球以網路為核心的大潮流上，我們完全落後。 本刊訪談了三十二個創業團隊，起初，我們的假設是：中國市場大、夠土豪，吸力太強。而台灣小，給的錢跟資源不夠，但結果卻完全不如我們想像。以下兩個團隊的自述，反應的是所有人的困境。 美國MBA創航運平台，中方一舉給他人民幣1億:在台灣沒人信他，找銀行合作， 只見得到櫃台小姐…… 線上航運媒合平台「找好運」的負責人周子騫認為：看不懂，才是台灣新創環境的最大魔咒。 周子騫畢業於美國名校普渡大學M B A，畢業後在深圳一家國際顧問公司工作，年薪約九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八十萬元)。 二〇一四年回台灣創業，產品剛推出一個多月就決定西進，理由是：在台灣，沒人看懂它的模式。 找好運觀察，航運業是個有百年歷史以上的行業，但長久以來，竟然還是靠電話一家一家去問報價，再決定要找哪家公司承包貨運。周子騫於是打造一個線上媒合貨運平台，幫有貨運需求的企業找到合適的海、空運公司，整合資訊流。周子騫說透過找好運，運費只要傳統方式的一半，連一之鄉都透過他們送蜂蜜蛋糕到對岸。 去年八月入駐廈門愛特孵化器之前，該公司一個月營收不過新台幣十幾萬，現在一個月營收是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看好航運業商機，周子騫還在今年五月推出航運業的放貸平台「貸好運」，與銀行和風險控管業者合作，放貸給沒現金支付船運或空運公司的攬貨公司。 他說，在台灣他找遍前幾大銀行合作，但大家都不相信世上竟有業者不用看房子或股票等抵押品，就放款給中小企業。大家不理解，其可以透過訂艙確認單上頭的每一筆貨運交易資料，去推算風險。 這是大數據思維的風險管理，在台灣，大家聽不懂。 但在中國，一家同樣是新創、成立兩年的金融科技公司「徙木」二話不說，就先放了人民幣一億元給周子騫，「他說這東西一億吧，壞帳就算二〇％好了……，要是你這兩千萬能夠當教育成本(而)做起來，你可以學習怎麼去做一個兩兆的市場，很划算啊。」 更令他感慨的是，中國第六大銀行招商銀行在廈門地區的負責人，主動找他在星期六早上出來喝咖啡、聊生意。在台灣，周子騫說：「我沒見過層級比櫃台小姐更大的人跟我慢慢聊。」 難道是因為中國比較土豪才敢投資？周子騫卻用另外一個角度回答我們:不，他們是更警覺。不冒險，就會被顛覆，所以願意傾聽。 他比Google更快推查號App，最後把公司賣給中國: 我走投無路，在台灣做沒收入的生意，不會被賞識。 看不懂，甚至已讓台灣新創團隊自願被中國買下。 WhatsTheNumber是台灣公司StorySense開發，兩岸三地第一個可搜尋公司行號電話的應用軟體，省去網頁搜尋店家電話的繁瑣步驟，一個App，就可以查到公司行號號碼並且完成撥號。這個功能看似簡單，卻是硬需求，連Google都晚它一年才推出這個功能。但就在去年，它被同樣是新創的中國公司「電話邦」以新台幣三億元購併，震驚網路圈。 該公司創辦人沈育德畢業自台大和麻省理工學院，說起當初為何決定把公司賣掉，成為電話邦的一員，他說:「走投無路。」後來又加了一句「在台灣，做沒有收入的生意，是不會被appreciate(賞識)的。」 他在台灣努力四年，燒掉兩千萬，累積了兩百萬用戶，但卻始終找不到伯樂。最後，反而是中國的電話邦看懂它，他只想了三個禮拜，就決定出嫁，如今在中國服務覆蓋設備數高達七億台。 值得思考的是，電話邦的創立時間比StorySense晚三年，而三億元只是華碩這種大公司單月營收的百分之一。 查號App可蒐集和分析用戶搜尋行為數據，深具商業價值，華碩一直到去年才在自家手機內建類似功能，但當年沈育德找上華碩合作時，對方並不領情。現在全中國主要的手機品牌，包括小米到華為，通通都內建電話邦服務。 台灣的一再錯過，關鍵點絕不在錢。 和以色列相比，兩國砸錢養新創，國發天使基金一案最高是新台幣一千萬元，以色列大約是一千五百萬至二千四百萬元，後者雖多出一倍，但成效差距卻是十倍之遠。比如以色列早在十七年前，慧眼養出連特斯拉都要靠它的先進駕駛系統公司「行動之眼」 (Mobileye)，市值現約一百零四億美元。 但今日，台灣最大的網路獨角獸，竟然是二十年前成立的老公司PChome，市值約十億五千萬美元，第二名是數字科技，市值三億美元。被譽為最懂兩岸、最優秀天使投資人之一，心元資本創始執行合夥人鄭博仁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政府審核，過時到不可思議:我們最缺『看得懂的伯樂』停止把獲利當標準、 別再狂蓋創業基地了! 台灣不缺乏千里馬，缺的是能辨識千里馬的伯樂。 從政策主政者、下到創投業者、評審委員，大家都還停留在過去，這自然會帶來過時的法令(見上表)。 最簡單的例子比如:新創公司一定要立刻獲利，才算有潛力。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上市以來幾乎沒有獲利過，但將千億美元的營收幾乎全部再投入新投資，如無人機等，這讓它的股價比Google還高。而台灣的上市櫃相關法令，讓有志上市的網路公司，只能改走保守策略。 「這樣，如何養出一個國際級的網路公司？」之初創投合夥人林之晨成立AppWorks六年來，最詬病的法規就是這一條。 若翻開國發會創業天使計畫的申請書，連一筆最低一百萬的補助款，你都得把三十頁文件填完，詳盡到須詳填未來三年到五年新增員工人數、申請專利數、研發成果、預估產值、展店、對社會大眾產生之影響等。 這也是過去硬體思維的弊病。 鄭博仁說，台灣太熟悉半導體和IC設計這種算現金流的投資方式，但網路的商業模式已經改變。「我們太重視量化指標與KPI了，網路創業世界，沒有人會神算到三到五年後的世界!」一位法人機構的資深主管也不禁嘆口氣說。 全球最大線上叫車服務優步(Uber)成立僅七年，估值就超過通用汽車。在這個以秒速計算的世界裡，台灣還在用別人十分之一的速度前行。 甚至，補助評審往往是學術界大老，根本與實務脫節，連一位屆齡退休有創業經驗的教授都坦言：「我評審時常常懷疑自己會不會看走眼!」 這構成負向循環，政府看不懂，又愛砸錢補助，就像活動通創辦人謝耀輝所說：「政府搭好舞台就好，不要影響表演者(創業家)唱戲。最怕就是政府當導演，還選最佳男主角，為避免他演不好，(補助)還是找大咖，(導致)資源都在大咖身上。」最後，有前途的小企業只好出走找錢，大批留在台灣的新創公司則成為「彊屍新創」企業，只靠寫企畫書與取得補助度日。 新政府若再不大刀闊斧改變舊規則，只把焦點放在蓋創業基地上，虛擲的，不僅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還有台灣年輕人們的未來。 撰文者李欣宜、顏瓊玉 | ||||
編按：單親家庭長大的虎尾科大自動化工程系學生黃韓子，本來是班上倒數十名的後段班學生，兩年前，他進入友嘉產學專班（產業為了培育人才，與學校合作開設的課程）後，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只學業成績進步到第一名，甚至還替自己爭取到在德國工具機廠、月領四萬元的實習機會，未來人生正準備起飛。 我先前就讀新北市海山高工（現為新北高工）機械科進修部，當初班導是鴻海主管的老師，剛好鴻海有培育高工人才計畫，當時覺得去鴻海好像不錯，進修部兩百多個同學去面試，最後連我在內，只錄取兩人。 我高一就在鴻海台北製造總廠塑膠射出成型部門，工作一年一個月，聽同事說想進鴻海當工程師，學歷很重要，建議實習一年就夠了，高三要好好拚課業。於是我上補習班衝刺，順利保送虎尾科大自動化工程系。 但一進大學成為新鮮人，又有了摩托車，我就像變了一個人，很愛玩，班上有五十人，我都後段班十名，大一到大二上學期，課業平均分數只有六十一、六十二分。 大二下學期，我開始擔心就業，看到友嘉產學專班招生訊息，同學邀一邀就去面試；專班要求平均分數七十分，我分數沒到，卻因過去有鴻海實習經驗，成功錄取。 我個性外向，又是系上籃球隊隊長，同學選我擔任「友嘉產業學院」社團社長。這社團不是娛樂，而是學習性質，每周安排業界主管演講、英文讀書會等活動，暑假還有氣壓、電腦繪圖、工具機實作等每周四十小時額外課程。當了社長，我必須以身作則，不然主管問到我的成績會質疑：「後段班的人怎麼可以當社長！」 為了爭取機會實習 利用晚上補習，從兒童美語學起加入專班一、兩個月後，知道有海外實習機會，又是另一個刺激，但篩選條件更嚴格：多益五百五十分、學業成績和德文都要八十分以上，最後一關甚至要在三個主管面前，用十五分鐘全英文面試。我大二第一次考多益不到三百分、從來沒有講英文超過十五分鐘，有些人會因為語言能力退縮，我卻為了出國實習，衝了，自己用晚上時間去補習班從兒童美語、英文會話開始學起。 在德國實習是師徒制，前四個月，三個台灣實習生先跟四位師傅學工具機操作、焊接、氣壓等專業技能。德國師傅會先仔細講過工安、危險性，才開始使用機器，他先仔細操作過一遍、講解關鍵點，接著換我們實作。師傅在旁邊看你做一陣子，確定你確實了解後，再拿一張紙給你簽名，我們才可以開始自己操作機台。 接著，會丟一本機台練習簿給你，藉此學習工件原理，按部就班完成後考試，成品都符合公差（對機器或零件尺寸容許的誤差值）才過關。我們剛完成第一階段實習，開始進到實際生產線學機台組裝。 當被嗆搶德國人機會 我就想到媽媽，更努力學技術我在高一也當過學徒，現在在德國實習五個月，發現德國精密度要求更高。舉例來說，單一零件公差可容許正負誤差一條（○．○○一公分），但德國工程師要求，每個零件一點誤差都不行。因為大機台分很多站，如果每個人都容許誤差，一百個站乘起來誤差會變很大，這是德國機台能比台灣貴十倍的原因。 來到德國實習，其實心理壓力很大。我的德文只能生活淺談，聽得非常吃力，無法流暢地用德文溝通。遇到年輕德國師傅可以用英文溝通，但現在到組裝生產線，遇到更多只能用德語溝通的老師傅，聽不懂就要把手機拿出來查，或旁邊師傅會英文，就請他翻譯，自己要想辦法克服語言問題，現在每周還花兩天去市區補習班自費學德文。 我其實是在單親家庭長大，家庭不富裕，媽媽在新北市樹林區開陽春麵攤，把我這個獨子養大。我從小就看媽媽很辛苦，早上四點起床，做到晚上八點，周六、日不能休假，周一休息也要備料，媽媽有苦不會跟我講，不太願意我去幫忙，也不讓我做家事，要我把學生本分做到最好，連與媽媽吃飯，她都會說「兒子你先吃」，等我吃完，再吃剩的。 台灣長輩喜歡比較小孩，以前常會說：「你兒子怎麼會讀夜校！」媽媽不願多說，但我高中已經聽得懂，現在在德國實習，讓媽媽很光榮。儘管實習很辛苦，也曾被德國人種族歧視嗆聲：「你們憑什麼在這裡？」認為台灣人擠掉德國人的實習名額，但有能力回饋媽媽，是我現在很大的動力，我想要有小小成績，讓媽媽不擔憂兒子，以後也要帶媽媽吃大餐、環遊世界……。所以我要把握機會，像海綿一樣吸收，努力學語言與技術，成為不一樣的人。 黃韓子 出生：1992年 現職：德國工具機廠MAG實習中學歷：虎尾科大自動化工程系撰文 / 口述•黃韓子 整理•萬年生 | ||||
國內首宗ATM遭駭吐鈔，雖然主嫌已落網，但這起案件卻將台灣金融資安問題，赤裸裸呈現。 七月十三日，國內爆發首宗銀行業遭到國際駭客攻擊並得逞的大型犯罪案：第一銀行四十一台ATM，疑似遭到歹徒植入木馬程式而中毒，變成「自動吐鈔機」，短短兩天，被海外犯罪集團輕鬆提領超過八千萬元。 當台灣金融科技（Fintech）領域已落後他國，現在又出現此案，若我們只追究犯案者的手法，其實無濟於事，而是該深思考，到底台灣金融業者面對資訊安全，是用怎樣的層次與角度看待。 這次一銀事件，為什麼一時之間這麼多錢被提光？問題出在哪？ 《商業周刊》專訪某位為十幾家銀行業者擔任資安顧問、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副總經理，透過其第一手告白，看見台灣最真實的金融資安問題。 搶市占率，求快 可以快點上線就好，連風險控管都不問。 你去問每家銀行「你們的ATM（在公司內部）主要是歸誰管？」「App又是歸誰管？」通常都是跨部門管的。 資安絕對不是只有技術面，而是個結構面的問題，需要跨部門分工和協調，如果只從資訊部檢討是無效的。 比方說，有些銀行在新興科技上的能力不是這麼強，因為銀行（既有）的資訊人員，穩定性比較高，所學的都是成熟技術。如果銀行要發展Fintech只有兩種做法：一種是趕快去招募新人，有新的能力，其中包含這些新東西；另一種快速的方法就是委外，（但）一委外，就扯到安全問題。 金融科技的本質就是創新、講究效率、市場占有率；你追求快，就會忽略了安全。很多銀行，尤其是那種很想發展數位金融的，通常（委外時）會問：什麼情況下可以又快、又能管控到風險？ 會問這個問題的銀行，已經算不錯了，大部分銀行連這個都不問，只求快，希望手機上可以快點買咖啡、快點付費，至於安不安全、程式怎麼寫，其實他們未必有能力去review（檢視）。 委外招商，求便宜 價格最低的人就得標，安全檢測都沒要求。 我要強調，委外不是錯，重點是你給誰做？這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招標形式，你用什麼形式招標？有沒有安全的規格和要求？ 就我所接觸到的外商銀行，做資安這種服務，在委外的過程中，用評選或「最有利標」，價格當然是個參考，但僅僅是參考，而非絕對，美商、英商、日系的都是。反而是台系銀行，不管民營或官股都是價格標，牌子翻開後，價格最低的人就得標。 當然，他們不會承認，但你去看現在銀行的核心系統檢測，招標時都用價格標，安全檢測都沒有要求，寫App的話，就是功能正確，趕快交差，讓我上線就好了。 這就好像你去做健康檢查，五百元你可以出一份報告，五萬元也可以出一份報告。以他們的採購機制，他們就是會選五百元的，因為他們的心態一定就是用最簡單的，量量身高、體重，抽抽血就夠了。 招標時，最清楚（哪個品質好）的就是資訊單位，可是這種需要跨部門的協調，要跨採購、跨業務、跨風控。其他單位的人會說，這和買ATM、電腦那些硬體不就一樣嗎？來個價格標不就好了嗎？這種節省成本的心態，與資訊安全單位不被重視（有關）。 資安人員，小小小媳婦 他們迫於壓力開通系統，有心人士就進來了。 在很多銀行裡面，資訊人員算是小媳婦。最近富邦大董（蔡明忠）不是出來說，我們有一個李相臣（編按：前刑事局偵九隊隊長，擅長打擊網路科技犯罪，現為富邦金控資訊處處長）。大家就會知道說，喔，原來富邦有一個這樣的人，人家有像樣的position（地位），這樣子沒有人敢說李相臣在富邦是個小媳婦吧？ 但在其他銀行，資訊人員只能算是個小媳婦，資安人員算是小小小媳婦。 他們面臨那個業務單位的壓力是，「唉唷，你這個不（開）通，那個也不通，我們的某某業務、外匯業務，和分行的連線都不能做，你就全部把我開通啦。」資訊人員迫於這種壓力，就把對外宣稱是「封閉式系統」的東西開通，有心人士（駭客）就可以進來了。 這兩天（指十六、十七日）我們都在加班（編按：一銀盜領案發生，所有金控高層緊急找顧問提供諮詢），和一些銀行的資安承辦人員見面，有人在解釋一些事情時，眼眶都是紅的，講到快哭出來了。 講這種（專業的）內容，居然會出現這種反應，可見他們真的很委屈。問題是，他之前的提醒，有沒有被業務單位採納？當初大家如果是同等地位的對話，會這樣嗎？ （經過一銀這件事情後）開始有銀行要我們做一些事情，他們開始在意：像資安的權責該由誰負責？ 而且，最近這些（要求）不是來自資訊單位，而是董事會、很高層的董字輩長官的需求，請我們開始規畫資安單位結構、組織人力的檢討。 一銀這件事對台灣發展Fintech而言，是一個反省的好機會。之前講Fintech都在談技術、業務，甚至是速度，覺得速度比人家快才有機會贏，（一銀案發生後）這段時間，大家更能想想風險的問題。 這件事對台灣是轉機還是危機？這回到另一個問題：決策者的心態是什麼？如果是保守、消極，那對於推動Fintech就是危機。 昨天（十八日）一銀董事長有說，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影響發展Fintech的方向，我們就假設他說的是真的。 未來積極發展新興科技，對於資訊安全的管理也都正面迎戰，如果說到也有做到，當然就是轉機。 撰文者張舒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