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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好看領導人”想和美國爭創客，和中國多合作

自從70後加拿大自由黨人賈斯廷·特魯多坐上總理之位後，加拿大這個原本被中國人視為移民勝地的國家有了一張新名片——擁有“世界上最好看的領導人”。

雖然這張名片多為玩笑，但一個國家的品牌的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加拿大富裕、宜居，整體的移民和投資環境都堪稱不錯，當地人也很友好。但由於去年收緊了移民政策，再加上全球油價以及當地老齡化導致的經濟增速下滑，加拿大近幾年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在這個快速變革的創新時代，全球的創客們很少會把加拿大作為首選。

5月27日下午，前加拿大樞密院大臣、內閣秘書，現BMO銀行金融集團副董事長林凱文（Kevin Lynch）在上海的一場公開演講中提出：“很多中國投資者還不知道加拿大的潛力。一般中國初創企業只會想到美國，而不會想到加拿大。加拿大的初創企業也太過關註美國市場，而忽略了中國市場。我們應該為此做更多。”

在林凱文看來，目前只憑“友好的加拿大人”這類品牌遠遠不足以吸引中國投資者，加拿大還應該塑造包括“人才多樣化、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創業精神”，“知識型經濟（大學科研能力強）”，“堅定的價值觀和公民精神”，“擁有眾多創新型初創企業園區”以及“金融體系實力雄厚”在內的鮮明品牌。

別只想著美國，考慮下加拿大？

林凱文表示：“其實加拿大的初創企業做得很好，甚至比美國還要好。”他舉例說，加拿大西部的一家小型初創企業開發了量子計算機技術，不僅獲得了國家創新獎，而且還賣給了美國的NASA。可見當地擁有不少多元的初創企業。根據公開數據，全球前25個創新型初創企業園區有4個在加拿大。除此之外，他認為加拿大在公民精神和價值觀上也要比美國的形象更好。

然而，事實卻是，外商投資對於加拿大的興趣遠遠小於美國，尤其是初創企業。作為加拿大最大孵化器的董事，林凱文坦言自己認識的中國初創企業非常少。這反映了中國初創企業尚未認識到加拿大市場潛力的現實。目前多數企業在擴大規模時只會想到美國，而很少將加拿大作為優先選擇。

一般來說，哪里聚集了越多的初創企業，哪里就越容易吸引資本和人才。為了吸引更多來自歐洲、中國以及美國的投資，加拿大正在參與打通西起倫敦至滑鐵廬以至多倫多及渥太華的創新走廊。而林凱文和他的孵化器團隊也在考慮如何更好推動初創企業，讓他們擁有更好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以實現經濟規模。“初創企業往往在技術上很厲害，但並不懂市場營銷和稅務規劃，大型銀行可以在這點上給予幫助。”他表示。

一般來說，政府或大型機構也不願意采購新型企業的產品。但他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大型機構並連同自己一起更多采購由初創企業創造出的顛覆性產品，以作為扶持。“如果初創企業有政府的采購合同，就可以從銀行獲得貸款。銷售合同本身可以作為抵押支持信用。”林凱文解釋道。

加拿大正在認真考慮加入亞投行

近日，加拿大財長公開表態，加拿大政府正在認真考慮加入亞投行（AIIB）。林凱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也認為加拿大應該加入亞投行，這是個順理成章的動作。我們需要使用多邊主義。”

在當天的演講中，林凱文對新一屆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新一屆加拿大新政府的工作將會聚焦三個重點：各項政策的優先順序、本國治理的方法，以及全球事務的參與程度。

具體來說，新政府將會在執政上表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也更加公開、更包容，並且去集權化；在經濟政策上，則會更多關註中產階級和收入的不平衡，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和氣候變化，科技創新以及貿易政策和貿易促進等；在與世界的交往上，會奉行新的多邊主義，支持敘利亞難民，支持對外援助發展及人權，並且支持跨國機構。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發出警告稱，加拿大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希望加拿大拒絕加入TPP。他認為該協議的嚴重缺陷會使大企業受益，但卻削弱工人的談判能力並犧牲勞工階層。

對於這個觀點，林凱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完全不贊同。“貿易協定本身是好的事件，能提高世界的貿易流通，是互利共贏的。雖然這不是革命性的協定，但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在邁進。”他表示，“加拿大應該加入，我也希望未來中國能夠加入。”

期待成為首個與中國達成FTA的G7國

一個月前，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克里斯蒂婭·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在訪問中國時明確表示，自從加拿大新政府去年年底執政以來，圍繞加中兩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對話有所增加。

加拿大現任總理特魯多是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的長子。作為上個世紀加拿大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政治領袖，老特魯多也是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西方領袖。1973年10月，老特魯多正式訪問中國。

林凱文在當天的演講中表示，以此為起點，他期待年輕的特魯多也可以訪問中國，並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協議。“我非常希望看到加拿大和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這樣就會成為G7中第一個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他認為，中加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非常適合共同建立品牌。

最近，特魯多公開表態稱，加拿大要致力於同中國和日本建立關系。

目前，加拿大的經濟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林凱文預計，加拿大今年的GDP增速可能只有1.5%，不到2％。最近加拿大銀行也宣布，今年加拿大經濟的二季度數據呈現疲軟態勢，甚至可能為負增長，但第三季度，他認為經濟將會複蘇，因為山火災後的重建會有利於推動增勢。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正在複蘇，這也有利於加拿大的出口。預測加拿大今年將會有複蘇的跡象。”林凱文表示，加拿大的新政府如今不再使用貨幣政策刺激，而是采取財政杠桿和結構性改革的方式，“政府計劃支出300億加元，這筆政府投資可以幫助加拿大實現0.5%的GDP增長。”

林凱文認為，加拿大的基礎資產是好的，關鍵是如何快速擺脫現狀，改變現在的做法。這需要新政府發揮力量，也需要私有企業的參與。“什麽都不做比嘗試新東西的風險更高”，正因如此，如何有力變革並獲得公眾的支持，也成為了加拿大新政府的一大挑戰。

阿里成立大文娛工作領導小組 俞永福掌舵

隨著逍遙子(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今天群發的一封公司內部信，一個名叫“阿里巴巴大文娛工作領導小組”的內部架構在公司內部搭建起來，背後是這個起家於電商的互聯網平臺從過去單打獨鬥布局文娛產業升級到集團軍作戰階段。

據該內部通知顯示，任命古永鏘為阿里巴巴大文娛工作領導小組產業發展委員會主席，協助逍遙子制定大文娛產業長期發展及投資布局戰略;俞永福出任阿里巴巴大文娛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全面負責阿里巴巴大文娛版塊的領導和管理工作。

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阿里影業、合一集團(優酷土豆)、阿里音樂、阿里體育、UC、阿里遊戲、阿里文學、阿里數字娛樂事業部。相應的領導小組成員為，阿里影業CEO張強、合一集團總裁楊偉東;阿里音樂董事長高曉松、CEO宋柯;阿里體育CEO張大鐘;UC總裁何小鵬。以上成員均向俞永福匯報。阿里巴巴集團企業發展部副總裁張宇(語嫣)擔任領導小組秘書長。

在談及該架構成立初衷時，俞永福回複第一財經記者稱，過去幾年，集團在大文娛核心業務點進行了非常好的布局，各“隊員”都練就了一身本事，但從國際經驗和市場變化來看，最終將是一場“十一人制”的團體賽事。

在內部定位上，文娛已經是阿里集團核心板塊之一。逍遙子稱，“阿里集團將逐漸實現版塊化發展，最終聚成一個拳頭，形成一張大圖。”在這個圖中，以文化娛樂為代表的“快樂版塊”是阿里巴巴集團未來重要的戰略方向，是馬雲Double H(健康和快樂)戰略的一級。過去在音樂、影業、視頻等領域分散的競爭有望在集團資源下形成一股合力。

此前成功整合阿里移動版圖以及高德業務的俞永福被視為這個位置上的首選。他在隨後跟員工的交流中，對這場大兵團作戰的路徑進行了更為清晰的表述：“我們第一階段的重點就是先完成‘三通’，即信息通、人情通，最終實現戰略通，形成共同的‘一張圖’;推進集團整體戰略和資源與大文娛版塊的銜接，幫助版塊各業務線，減少刷臉，減少重複建設，增加資源分享，支持各品牌在專業領域取得成功。”

架構與崗位調整後，俞永福不再擔任阿里媽媽總裁，由朱順炎接任，其他工作不變。

任正非憂心領導者前途迷茫 華為歐洲投資數學研究做突破口

當地時間6月14日，華為在法國巴黎大張旗鼓搞了一場歐洲創新日活動，宣布在法國設立數學研究中心。

對於數學不好的人來說，很難理解華為投資數學研究的舉動。

數學是信息通信技術制高點

數學是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現在歐洲是華為全球市場中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市場，華為在歐洲能站住腳，跟數學有很大關系。華為的俄羅斯數學家曾在3G和2G算法層面實現突破，打通算法後，華為產品有了競爭力，重量輕、體積小，技術上有了競爭優勢。

此次華為在法國設立的數學研究中心，擁有研究人員約80人，全部為博士及以上學歷。華為常務董事、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稱：“長久以來，法國誕生了無數世界一流的數學家，笛卡爾、帕斯卡爾、伽羅瓦、傅立葉…如果沒有傅立葉變換，可能就沒有現代的通信的發展。今天，這個傳統依然被法國學者們傳承下來，法國菲爾茨獎數量多達12位，僅次於美國。數學的研究也正在為ICT(信息通信技術)產業帶來全新的突破。”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此前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表示，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層面，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隨著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而對大流量、低時延的理論還未創造出來，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5G移動通信技術是大流量、低時延理論的典型應用。全球5G研究領軍人物、華為首位女Fellow朱佩英稱，5G的峰值速度可以達到10Gbit/s，最低延時達到1毫秒。世界各國以及一些大公司都在加緊研究5G。朱佩英表示，5G標準的制定在2015年已經啟動，預計到2018年，相關技術指標將會凍結，2019年，5G標準基本定型，到2020年，5G網絡在日本、韓國、中國等實現商業化運營。

華為法國數學研究中心由法國國立高等電力學院教授、電信專家Merouane Debbah擔任研究中心主任，Merouane Debbah稱，該中心將承擔華為5G技術路線圖、算法等方面的研究。2013年，華為已經開始5G技術的研究，預計到2018年，總的研究經費達到6億美元。華為有九個研究中心在重點研究5G技術，相關的研發人員超過500人。

華為在5G技術研發上，大量與歐洲企業合作。運營商方面，與沃達豐等合作，另外與歐洲的學術機構合作成立5G創新中心，聯合開展未來移動寬帶領域研究和測試，並與歐洲合作夥伴共同成立了5GVIA(5G垂直行業加速器)。

徐文偉說，目前華為在歐洲與客戶建立了21個聯合創新中心，華為還積極投入“歐盟Horizon 2020" 項目，在歐洲簽署了210項技術合作協議並參加了33項計劃，截止2015年，華為已經與超過200 名歐洲學者以及150家研究所達成合作，並在歐洲贊助了超過80 項研究項目。此外，華為在歐洲已經持續投資了7500萬歐元用於與超過100所知名大學的研究所合作。

融入歐洲產業鏈

華為進入歐洲市場，最早是為運營商提供基站等產品和模塊，徐文偉稱，未來華為在歐洲的發展是要融入歐洲，以華為的技術，同時整合技術，形成新的產業鏈，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支持歐洲產業發展，一起做大蛋糕，再考慮分蛋糕。

華為最新推出的手機產品P9，使用了徠卡的攝像頭，徠卡此前並不生產這類設備，徐文偉說，華為手機與徠卡走到了一起，基於Co-Engineered模式，強強聯手，聯合設計開發，科技感和藝術感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一款引爆手機迷和攝影圈的雙攝經典;而這對於籌劃走向大眾的徠卡鏡頭來說，一步就進入了全球最大的中國市場，這不失為一次完美的雙贏合作。徐文偉認為，歐洲在技術開發上有很強的資源和基礎，但是一些技術成果的商業化上還有改善的地方，華為自己研發技術，整合技術的能力也強，彼此可以互補。

華為方面稱，現在華為在全球建立了26個能力中心，這其中的大部分都在歐洲。加強華為與歐洲產業界和學術界夥伴緊密合作。歐洲擁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機構和很強的基礎技術研究水平。歐洲不僅是華為非常重要的市場和投資目的地，華為的新技術大都率先在歐洲市場應用，同時華為也攜手歐洲企業，跨越本土，聯接到更廣闊的全球市場。2016年預計對歐洲采購金額40億美元，2015年華為在歐洲的研發投入是7500萬歐元。

華為目前的產品線從運營商市場已經擴大到企業和消費者領域，快速發展，對於這樣一個擁有強競爭力的公司，搶飯碗的擔心不少。

徐文偉說，華為有一個原則，上不碰應用，下不碰數據，給合作夥伴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

德國電信今年3月發布的開放電信雲，是基於華為硬件和軟件解決方案支撐的全套雲服務，包括私有雲、公有雲以及軟件解決方案(可同企業現有IT基礎設施無縫集成)，華為方面稱，通過雙方的戰略合作，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可以為企業和行業提供有別於OTT Player的、創新的公有雲服務，而且華為有信心和德電一起把‘開放電信雲’打造成面向行業和大企業公有雲服務的標桿。(完)

【第一領導力專欄】創新英雄都愛前瞻邏輯

提起創新，亞馬遜的貝佐斯(Jeff Bezos)和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常被當作楷模，雖然從公司成立至今，這二位並沒有創造實際的營銷利潤。但不贏利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創新英雄，因為他們被視為未來趨勢的代表者。換一個社會背景的話，可能有歷史記錄的成功才算創新，謀劃未來的失敗常被視為詐騙。

當社會能接受前瞻邏輯 (Abductive Logic) 時，貝佐斯和馬斯克這樣的創業者不需要辯白，只需要不斷推陳出新。如前瞻邏輯的首倡者皮爾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所言:“它是開啟新主意的唯一邏輯思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追求創新的創業者必須掌握前瞻邏輯這一思想武器。

前瞻邏輯又被叫做“溯因邏輯”。斯坦福大學哲學網通俗地稱之為“最好解釋”的邏輯，即在沒有任何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面對新現象，最好的解釋就最確實。其它兩種邏輯，推理和歸納(Deduction、 Induction)， 需要依靠已經掌握的數據證明假設的真實性。相比之下，在沒有數據支持時，前瞻邏輯允許想象最好的解釋，並以此為行動的指南。

想象著創造全球最大的書店，貝佐斯創造了亞馬遜網上書店。22年前，沒有任何數據能證明它能改變人們閱讀和購書的習慣，更不要說它會改變全社會購物消費的方式。可是，有前瞻邏輯的社會思維，它被認為是圖書數字化和互聯網結合的最好解釋。想象交通和能源之間的根本矛盾可以在太陽能和電動車層次獲得解放，馬斯克構造出太陽能+特斯拉的循環系統。13年前，也沒有任何數據能證明太陽能可以廉價到與化石能源媲美。但馬斯克建議的未來或許是走出能源和交通困境“最好的解釋”。

由此觀之，沒有前瞻邏輯思維，社會不可能出現和接受他們這樣的創新英雄。

前瞻邏輯的第一功效在於引導社會聚焦未來，而非囿於過去的經驗數據。現在還沒有的數據不能被當作新事物不可能存在的證據。當一群創業者有這樣的思考態度時，探索未來會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作為“最好的解釋”，前瞻邏輯還有另外一種功效：解釋導致說服，說服支持相信，相信鼓勵追隨，追隨聚集資源，資源奠定成功，成功證實相信。因為相信，所以看見。“最好的解釋”能幫助創業者調動社會資源，讓隱約的因緣關系強化成為必然的因果關系。創業起始，企業家提出的新價值模式往往只能是看似縹緲的可能性。那些尚未固化的、有價值的隱約關系即為因緣關系，得到固化便為因果關系。由因緣向因果轉化過程中，獲取資源是關鍵。有“最好的解釋”，創業者即可以借助社會相信來獲取資源，固化成功模式。

“最好解釋”的力量不僅體現在商業，也在科學發現中發揮著作用。人們都知道愛因斯坦發現了狹義相對論，可是普通人里卻鮮有誰記得洛倫茲(Henrik Lorentz)和他的“以太理論”(Ether Theory)。這兩位物理學家幾乎同時發現微觀電子運動現象，但愛因斯坦的解釋“最好”，因而婦幼皆知。

商業創新比科學發現更需要“最好解釋”的力量，因為有多種方法實現類似的價值。例如，是實體店鋪更有利於社會福利，還是網店更有利於經濟效率? 是購物價格與方便重要，還是購物過程中的社會體驗寶貴?怎樣看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的綜合價值?過去10年，網購企業無疑比實體商城提供了“更好的解釋”，它顯然影響到了政府政策和消費者行為。待我們意識到二者各有利弊之時，提供“最好解釋”的一方已經取得了制度優勢。

商業創新面臨的往往不是不確定性，而是“低確定性”，即同時競爭的方法與產品都有差不多成功的機會和效能。至於哪一個最後能成功都有可能，也很難說。這時，能提供”最好解釋”的企業家就能影響人們的關註和資源投入，並最終證明其當初決策的正確。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解釋引導了成功，這就是前瞻邏輯釋放出的左右人們思維的力量。

社會思維為何容易受前瞻邏輯牽引?英國文學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小說《波粒二相》(The Waves)給出了生動的解釋。小說中的六個角色各有各的意識活動，他們如波浪起伏不定的意識活動交織在一起，成為社會意識，然後反芻影響個體意識，那從沒有出現的第七個角色則左右著飄浮不定的其他人。善於使用前瞻邏輯的創業者就像那個隱藏在幕後的第七人，他既來自個體，又代表整體，能行使集體潛意識的功效。

前瞻邏輯也有缺點。它存在太多主觀猜想，並可能落入循環論證。所以，科學家往往綜合使用三種邏輯思維，但科學家的目標是真理，自證錯誤是一種科學精神;企業家的目標則是成功，能循環確認才意味著可持續經營。因此，走入商場的創業者要明白前瞻邏輯在這兩個行業的區別，不能角色錯亂。

在全球陷入秩序混亂的當下，前瞻邏輯正當時，最具有時代意義。今天全球的金融秩序和貿易格局，是昨天具有創新精神的創業者運用前瞻邏輯思考未來的結果，但這個系統已經紊亂，生命力漸弱。

2008年次貸危機的歷史意義，在於展示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已經破產。華爾街只會選擇修補它，但我們可以決定揚棄。展望未來，中國創業者有制度、有條件去運用前瞻邏輯，想象更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的“最好解釋”。

在沒有天文探索工具的古希臘，二位哲學家曾爭論宇宙有無邊界。那位“無邊界”論者說：想象你手持長矛，奔至你認定的邊界，用力一擲，會怎樣?如果長矛消失了，它會去哪兒了?如果長矛被彈回來，那又有什麽在邊界外?學會運用前瞻邏輯，你也將掌握同樣的意念搏擊術。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第一領導力專欄】能轉型成功的企業不會超過10%

中國經濟升級，倒逼企業轉型。然而轉型並不容易，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都是驚險的一躍，“不轉型等死，轉型是找死”。為了緩解並治療企業家們的焦慮，企業轉型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很多人都在研究轉型，撰寫轉型的書籍，開辦轉型的課程。但我對大多數企業的轉型前景是悲觀的：未來能成功轉型的企業不會超過10%，絕大多數企業都會消失。

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轉型並不是最近才出來的新話題，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就發文提出中國企業要轉型升級，這18年下來成功比例有多少?應該不會超過10%吧。以競爭最為慘烈的手機產業為例，2005年中國的手機品牌企業數以百計，到了2016年還在做手機而且活得還不錯的，幸存率不到1%。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為什麽企業轉型那麽難呢?從企業外部來看，主要是因為技術革新太快，能夠緊跟技術潮流的企業屈指可數，能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企業更是鳳毛麟角，往往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領風騷三五年。”從企業內部來看，就是大多數企業的戰略適應性不夠，當外部競爭環境變化之後，組織能力和企業文化還停留在以前的階段，無法及時做出有效調整。

曾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總部（網絡圖片）

這種情況並非中國企業獨有，國外成功轉型的企業也很少。自從1602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誕生全球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來，那些能夠幸存的企業就在不斷地經歷轉型，當然絕大多數企業最後都被淘汰消失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799年解散，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曾經統治了印度100多年，並擁有自己的軍隊，但也於1859年解散。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那些跨國企業，也都是在不斷轉型中得到發展和幸存的，比較典型的是IBM和通用電氣，他們號稱擁有100多年歷史，但他們現在做的事情和100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

為什麽會這樣呢?每一次氣候變化之後，都會有一大批物種會消失，能夠順應環境變化做出改變的企業永遠是少數。企業作為一種社會物種也是如此，當外部環境變化以後，企業必須做出相應的變化才能生存下來。達爾文說，那些能幸存的物種不是最強大和最聰明的物種，而是最能適應外部變化的物種。同樣，那些未來能夠生存的企業並非是最強大和最聰明的企業，而是那些最能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企業。企業必須隨時應變，不斷轉型才能幸存。

技術革命則加速了變革和轉型的速度，也導致企業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

10年前，iPhone還沒有問世，也並沒有真正的智能手機，大家交流也沒有微信，當時的手機行業和社交網絡和現在的情形差異很大。各種各樣的技術創新導致了市場格局的快速變化，企業的興衰周期也在快速變短，以前一個行業的變革周期是10年，現在則壓縮到3~5年。兩年前，小米還是一個人人都在談論和模仿的優等生，而現在已經遇到了增長的瓶頸，不被很多人看好，認為它大勢已去。

企業轉型難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非常複雜多變。我對企業轉型的理解是：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市場環境變化的背景下通過四大模式——包括商業模式、管理模式、資本模式和心智模式的轉換，來不斷實現價值創新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從而達到持續增長的目標。這個模型中間的核心點在於價值創新，後面幾個模式的轉變都是圍繞創新來展開的。

轉型的驅動力在於價值創新，無論是像海爾這樣的相關多元化企業，還是像複星這樣的非相關多元化企業，他們的轉型都是要基於價值創新的。價值創新是一個企業得以幸存的根本驅動力，既包括技術、產品、服務層面的創新，也包括後面的商業模式、管理模式、資本模式的創新，而背後則是創始人和管理層在心智模式上的改變，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首先是商業模式的轉型。商業模式是描述企業如何創造、傳遞、支持、獲取價值的基本原理，它有四個要素：第一個是核心的產品和服務是什麽?第二個是如何把核心產品和服務交付給客戶?第三個是內部運營行為如何支持這樣的事?第四是如何獲取相應的利潤?

很多人對商業模式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一提到商業模式就會提到像BAT、小米、樂視這樣平臺型企業，好像做平臺很容易似的。平臺企業的前提是要有一個非常有黏性的產品和服務，沒有強有力的產品和服務的話，所謂的平臺是無源之水，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能力做平臺。

其次是組織和管理模式的改變。企業組織其實在過去那麽多年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組織的變革包括組織構架、人力資源體系、管理制度以及相應的制度、流程、方法的變革。沒有組織變革的支持，企業的轉型是沒法落地的。現在很多企業的轉型之所以失敗，根源在於它相應的組織變革非常困難。要制定轉型戰略相對容易，靠CEO和幾個顧問規劃一下，基本上就能夠八九不離十了，但是要完成組織的轉型，是需要集全公司之力來完成的。

要讓一個非常龐大、有巨大慣性的組織內部完成變革是非常困難的，這種慣性是外面的人無法想象的。原有的人才、組織和企業文化都不支持新業務的發展，因此轉型的成功概率並不高。但是如果通過體外的孵化或者並購，讓新鮮的血液加入到公司，同時保證新的孵化項目和原有的公司保持一定的防火墻，讓他們有一定的區隔，這個時候企業孵化和轉型的成功概率就要高出很多。我認為，通過外部孵化和並購是傳統企業轉型的主要路徑。

上述一切的難題都可以歸結於心智模式的轉變。我和上百位企業家有過深入的交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悖論：那些讓企業成功的要素，會成為公司繼續成功的障礙。一般來說，一個人的心智模式是由他過去的家庭、教育和經驗決定的。通常來說一個人成功之後，他會在自己內心塑造一種心智的模式，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做了這樣的事情。當新情況發生之後，他會習慣性地用原來的心智模式思考問題，結果就會發現之前的成功經驗失靈了。

有句話叫“成功者的詛咒”，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一個人的成功會讓他的心智模式變得固化，自以為是，缺乏反思，當環境發生變化之後，他如果還沿用之前的心智模式思考問題，用以前的處事方式處理問題的話，很容易導致失敗。轉型先轉心。商業模式也好，經營模式也好，資本模式也好，要變革的根源在於心智模式的變革。企業家的領導力是轉型的驅動力，但處理不得當的話，也可能成為企業轉型的障礙。這也是企業轉型最大的風險點所在。

我認為，企業轉型會成為一個持續的熱門話題，但90%的企業是轉不過去的，真可謂“一成九敗”。對於大多數無法轉型的企業家，他們也可以完成自己職業身份的轉變，從企業家變成投資人，把自己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到年輕人身上去，通過幫助他人成功來實現自己的成功。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也是一個相對明智的選擇。

(作者陳雪頻，智慧雲領導力發展到機構創始人，總裁教練、管理顧問，助力企業成長和轉型。)

【社論】求解產能債務難題：需高級別領導小組

近來，中國經濟出現的一些負面因素，接連引發國際評級機構關註。

標普近日發布數據稱，去年受評中國內地房企的整體債務同比激增21%，雖然融資成本有所降低，銷售回款改善，但房企債務情況仍繼續惡化。實際上，標普今年已11次下調內地房企評級，而現如今房地產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效應，已在國內引發多方討論。

債務問題不僅存在於房地產行業，根據標普今年3月發布的數據，因低利率和公司舉債促使債務激增，中國債務與GDP之比已攀升至232%;5月10日穆迪亦公布，涵蓋所有行業在內的中國債務已經增加至GDP的280%左右。同時，兩家評級公司雙雙下調了中國評級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亦提出警示，其在結束磋商訪問後對中國經濟發言稱，中國的企業債務總規模已達經濟總產值約145%，不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都非常高，剔除影子銀行的債務敞口，保守估計企業債務問題將令中國銀行業潛在損失達到GDP的7%，當局須針對企業債務風險盡快采取措施，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尤其嚴重的是國有企業，其債務占比高達55%左右，這遠遠超出其在GDP中22%的占比，且國有企業利潤還低於私營企業。

當然，無論是標普、穆迪對中國評級的下調，還是IMF對於債務問題可能引發危機的警示，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夠全面和有失偏頗，如中國債務結構以內債為主，有著較高的“安全系數”。不過，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減之下，企業利潤縮水、債務增加、償債能力降低，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大潛在風險點。

至於如何處理企業債務，首先處理債務與處理不良資產緊密聯系，不良資產在實體經濟中對應的是過剩產能和過多庫存，因此需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而這三者正是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的重要內涵，可以說，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改革，對於處理債務問題作用最大。

同時，因為中國企業債務問題國企占比較重，因此，加快國有企業改革，讓市場化的“出清機制”在國企中真正發揮效用，同樣迫在眉睫。

此外，對於信貸增速過高需采取謹慎態度。企業債務，尤其是國企債務率偏高，直接原因即是信貸增速較高，企業獲得貸款相對簡單。去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交替上漲，房地產市場“地王”頻出，即與貨幣供應寬松關系較大。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所言，“貨幣供應過多了，不是帶來物價的上漲，就是帶來資產價格的上漲”。

實際上，決策層對此心知肚明，此前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即多有提及，針對供給側改革與國企改革的政策也頻頻發布。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改革推進不盡如人意、信貸增速居高不下，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加杠桿”。出現這類情況一方面是改革的固有阻力，以及經濟穩增長相伴隨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推進供給側改革，解決產能債務難題，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的高級別領導小組來統籌。

目前，供給側“三去一降一補”中，去產能由工信部和發改委、去庫存由住建部、去杠桿由央行牽頭，雖然這種模式有其優勢，但一項任務往往涉及幾個部委。同時，去產能、去庫存等任務方面雖各自出臺了相關政策，但仍缺乏一個通盤考慮的整體方案。

因此，我們認為，當前急需成立一個高級別的領導小組，有一個通盤的實施方案和具體的行動規劃，可以協調各部委之間利益和調動各方面力量，來統籌解決產能、債務等中國經濟面臨的難題。

管不好下屬 山東8名領導幹部被追責

對黨員幹部疏於監督管理，落實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對存在問題整改不力的主要領導幹部會被追責。近日，山東省紀委在其官方網站上通報了8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受到責任追究典型問題，主要領導幹部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黨內警告處分。

青島日報社黨委原書記、青島日報社社長、青島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曉濱等人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9月以來，青島日報社、青島報業傳媒集團多人因違紀違法問題被查處，青島日報社黨委原副書記、青島報業傳媒集團原總經理王海濤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5名班子成員、19名中層幹部和工作人員因違反廉潔自律規定等問題受到紀律處分或組織處理。2015年11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蔡曉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青島日報社紀委原書記官明亮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德州市鹽務局(鹽業公司)黨委書記、副局長(副經理)雋強，黨委副書記、局長(經理)曹清剛因單位長期違反公務用車規定、系統內多次發生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2年至2015年，德州市鹽務局違反公車管理相關規定，長期以舊車換用下級單位新購公務用車;2013年，市鹽務系統多次發生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相關人員分別受到紀律處分或組織處理。此外，雋強還存在違反組織紀律問題。2015年1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雋強、曹清剛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鄒平縣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王勇等人因單位辦公用房超標整改不到位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7月，鄒平縣質量技術監督局未按縣委辦公室《關於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貫徹執行情況檢查結果的反饋意見》對辦公用房超標問題認真整改，而是采取虛增人員和副科級以上幹部共用辦公室方式應對檢查，並謊報已整改到位。截至12月25日，該局在濱州市委規定的辦公用房整改最後期限內仍未進行整改。2016年1月，該局在市紀委檢查時提供虛假資料，隱瞞5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和多名工作人員辦公室面積超標事實。2016年1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王勇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處分;縣質量技術監督局黨組成員、紀檢組長趙雷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冠縣物價局黨組書記、局長耿增軍等7人因單位濫發津貼補貼、獎金整改不到位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3月至5月，冠縣縣委巡察組發現縣物價局2013年至2015年違規發放津貼補貼和獎金，該局黨組沒有采取堅決措施徹底整改，直至被省委巡視組抽查發現，該局違規發放津貼補貼和獎金181630元沒有按要求清理。縣物價局黨組書記、局長耿增軍，黨組成員、主任科員張遠誌、周春常，黨組成員、副局長張保國、周君臣，黨組成員、工會主席路曉林，收費管理辦公室主任朱書光7人不認真貫徹省委巡視組和縣委意見，拒不執行縣委有關決定。2016年3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耿增軍、張遠誌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周春常、張保國、周君臣、路曉林、朱書光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萊陽市農機局黨組原書記、原局長蓋永安等人因多名下屬違紀違法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08年4月至2016年3月，蓋永安擔任萊陽市農機局黨組書記、局長期間，該局先後有1名副局長和1名業務科科長因受賄被追究刑事責任。2016年4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對班子成員及中層幹部疏於教育、管理和監督，蓋永安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市農機局時任黨組成員、紀委書記、監察室主任李華偉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日照市嵐山區政協黨組成員、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徐子鵬等人因單位駕駛員公車私用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6年1月29日和30日，日照市紀委先後兩次暗訪發現嵐山區政協2名駕駛員駕駛公務用車辦理私事。2016年3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對駕駛員使用公務用車問題監管不到位，徐子鵬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區政協辦公室機關服務中心主任唐秀路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惠民縣畜牧獸醫局黨組書記、局長喬德堂因下屬單位負責人違紀問題未按規定落實處分、問題整改不力受到責任追究。2014年9月，惠民縣畜牧獸醫局動物防疫監督站原站長周連祿因違規發放福利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處分後，縣畜牧獸醫局違反規定將周連祿當年度考核等次確定為合格，工資待遇未按規定進行調整。2015年11月縣紀委下達整改通知後，縣畜牧獸醫局仍行動遲緩，未按要求完成整改。2015年1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喬德堂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莒南縣縣委委員、坊前鎮黨委書記王樂迎因單位發生多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2月，坊前鎮1名村黨支部書記違規為其孫女舉辦慶生宴，該鎮6名工作人員參加，其中1人違反工作紀律午間飲酒，並醉酒駕車被查;該鎮財政所1名工作人員午間飲酒，被莒南縣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督導檢查組發現。2015年3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對黨員幹部疏於監督管理，王樂迎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通報指出，上述問題反映出有的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委(黨組)一把手責任擔當缺失，有的對“四風”和腐敗問題姑息縱容，有的對巡視巡察發現問題整改敷衍塞責，有的對違規違紀問題聽之任之，都嚴重背離全面從嚴治黨要求。

通報同時說，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作為管黨治黨第一責任人，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把黨的領導體現到日常管理監督中，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

上海市領導調研金融國資：“產融網”結合成熱詞

在上海市屬金融企業實現統一監管後，上海市分管國資的副市長周波隨即開始了一系列調研。

6月16日、6月24日、6月27日，上海市副市長周波一行分別到上海國際集團、太保集團、上海國盛集團調研。其中，上海國際集團、國盛集團是上海國資運營兩大平臺，而上海國際集團、太保集團則在此次統一監管後，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從上海市金融辦，調整到了上海市國資委。

在此之前的6月2日，上海召開市屬金融企業統一監管工作會議。會議明確，對上海市屬金融企業終止委托監管，黨組織關系、領導班子管理方式相應劃轉或調整。由此，上海對市屬金融企業正式實施統一監管。

此次調整，上海要求堅持黨政同步，整體移交;調整職能，落實職責;有序銜接，平穩過渡;要繼往開來，推進市屬金融企業發展取得新成就。在提高國資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提高服務金融市場能力水平和提高企業活力和核心競爭力方面下功夫。

上海市國資委官網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管理單位中，市管企業47家，其中33家競爭類企業中，金融企業6家，分別是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國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而原來由上海市金融辦監管的上海國際集團，也已實現統一監管，被劃分為功能類的市管企業。

加快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發展，在金融國資統一監管中被不斷強調。

在上海國際集團調研時，周波聽取了上海國際集團改革重組及國資運營平臺建設進展的情況匯報。周波指出，在金融國資統一監管之後，上海國際集團定位要站得更高，職能要更加明確，在上海市屬國資這一更大的範圍內，充分利用資源，推進產融結合，發揮國資運營平臺更大的作用。

上海國際集團截至2015年末合並資產總額2312.99億元，凈資產1699.70億元。在被定位為上海國資運營平臺後，經過業務縱橫歸並和出售，上海國際集團旗下分散的金融資產均得以處理，目前其持股的金融資產主要集中於浦發銀行、國泰君安等市屬核心金融機構。

截至目前，劃轉至上海國際集團的企業股權是錦江航運近48%股權，以及上汽集團3.03%的股權。其中錦江航運這部分股權已經在2015年10月轉讓給上港集團，實現了11.25億元的國資運營專項收益。

周波同時強調，未來上海國際集團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是要站高定位，對產融結合、金融中心建設、國資重組、國有企業資產管理運作等方面建言獻策;二是要統籌謀劃，對符合行業發展規律、行業特點和國際慣例的創新業務主動作為;三是要直面市場，按照法人治理結構，堅定地走市場化發展的道路，同時註意防範風險，規範運作。

而對於太保集團，周波表示，這是上海本地成長起來的世界五百強企業，為上海金融中心和科創中心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在國內金融保險行業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太保良好的發展增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搞好國資國企改革的信心。

對於金融國資統一監管，周波表示，有利於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發展，上海市屬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劃轉後，上海市國資委將按照企業特性，分類監管，從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等方面進一步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

同時，周波表示，上海市委市政府將支持太保集團在國資國企改革創新試點、互聯網創新業務等方面進行的探索。

太保集團最新的一項互聯網創新業務是，6月7日，中國太保(601601.SH)發布公告稱，控股子公司太保產險擬與百度鵬寰發起設立一家股份制財產保險公司。新公司將聚焦於汽車保險及相關服務，致力於成為國內首家真正基於大數據的科技型互聯網汽車保險公司。

公告稱，太保產險本次投資金額不少於10億元，占投資標的總股本的比例不低於50%。同時，投資標的將成太保產險的控股子公司，納入中國太平洋保險合並財務報表的合並範圍。

而在金融企業國資統一監管調整完成後，上海市國資委稱，將通過“實體經濟(產業)+虛擬經濟(金融)+技術經濟(互聯網)”的多層次融合，打造一批核心主業突出、創新能力持久、服務和效益良好，在國際國內有影響力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

【第一領導力專欄】美國反思：“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美國正在反思第三條道路，一條公益資本主義的道路(Benefit Capitalism)。

2016年，美國240年國慶之前的一周， 3000名各界領袖聚集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本山區，反思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案。過去7年對經濟危機的點綴修補已經肯定為失敗，一個同時包含公益價值和經濟利潤的市場制度成為未來必然的選擇。自成立伊始，“阿斯本學會”(Aspen Institute)就扮演著“第三只眼睛”看社會的反思角色。今年，它以“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為主題，成功地做了兩件事：反思為何舊制度破產了，展現公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過時了!”愛德曼先生(Richard Edelman)開門見山，直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已經失去社會信任。作為全球最大的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 Worldwide)的總裁，他長期關心社會信任與商業興盛之間的關系。愛德曼對20多個國家、連續16年的年度社會信任調查顯示，信任正成為最稀缺的制度資源。

過去，權威等級和地位猶如垂直的勢能，可以轉換為自上而下的信任。可是，垂直信任的時代結束了。今天，人們更相信同輩之間的社交信息，更受私下交流的影響。75%的人寧願相信小夥伴的建議而不願意聽從廣告的引導。橫向信任的時代已經降臨。不幸的是，全球範圍內的政府、商業公司、媒體、非政府機構等，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組織“橫向信任”的能力。

不信任制度，那是因為幻想破滅。首先，全球化經濟的幻想破滅了。“阿斯本學會”會長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開篇直敘全球化的挽歌：自由貿易、自由人才和資金流動、平等自由價值觀，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均在今天搖搖欲墜。歐洲的問題不過是全球化挽歌的序曲。

其次，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社會默契被踐踏。二戰後，美國至少有三項社會默契：社會精英代表判斷能力，精英會從全社會利益角度做判斷，只要努力，人人有機會成為精英。但次貸危機和後續恢複過程打碎了這一社會默契。人們看到精英以社會為代價謀求自利。不公平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值得勞工大眾追求。金融家拉特納(StevenRattner)在演講中羅列了四大問題：絕對貧窮人數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劇、勞工參與機會惡化、公司行為的短期主義。它們撕裂了社會信任。

新技術是大眾幻想破滅的另一“幫兇”。在機械化和電氣化革命時代，技術帶來了普遍的繁榮，產業上下遊利益均沾。可是，互聯網信息技術主導的極客經濟(Geek Economy)只為1%的人帶來巨大的利益，而普羅大眾的工作機會和實際工資水平與90年代相差無幾。國會參議員華納(Mark Warner)直指“臨場經濟”(Contingent Economy)與“隨需經濟”(On-demand Economy)組成的兩面性。“隨需”有經濟效率，“臨場”卻帶來心理危機。舊制度已經難以簡單修補。在他看來，美國需要構建新的社會契約。

反思至深觀自在。受邀請的“公益資本主義”實踐者讓與會者看到了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個選擇。

美國施樂公司的總裁伯恩斯(Ursula Burns)把教育列為任期內的重要策略目標。“太多的信息，太低的判斷能力”，伯恩斯說，它們成為一對當代矛盾。因此，提高員工的判斷能力便成為公司教育策略目標。它不一定會馬上兌現為利潤回報，但卻有利於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組織。對施樂，員工教育就是公益。

“全州保險”董事長威爾遜(Thomas Wilson II)則把“意義”放到策略首位。他努力讓2萬員工的個人目標與公司目標形成一一對應的關系，讓工作成為一件自願的事業，這是他們的公益。

“米舍”(Method)家用清潔劑是美國著名的逆襲案例。一個小公司逆襲寶潔，用完全環保的產品打入大公司壟斷的成熟市場。討論中，該公司創辦人洛瑞(Adam Lowry)講解自己的環保產品哲學：讓環保成為超級產品的內涵，而不是低級產品的外部營銷包裝。他新創立的產品“素奶”(Ripple Food)是另一個經典，“素奶”追求口感好，營養足，並替代動物奶。為同步追求公益價值，洛瑞的企業建立起相應的監控和衡量體系。對洛瑞而言，社會公益就是優質利潤的來源。

上述企業正代表著“公益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在美國，除了有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現在還多出一個新公司物種：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它同時以利潤和公益為目的。截至2015年底，美國有31個州正式接受“公益公司”的法律地位，提供單獨的註冊。來自全球50個國家、130個產業的1785家企業獲得了“公益公司”(B-certified)認證。通過認證的四大條件包括：選擇一項公益指標;該項指標讓它成為企業的正式政策;建立跟蹤衡量體系;法律登記註冊為“公益公司”。2015年底，法國達能食品宣布加入這項社會運動的議事會。

促進“公益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是千禧一代員工價值觀的變化。“愛德曼”調查表明，在真正貫徹公益的企業中，員工的組織承諾度高出平均水平15%，它成為買不到的效益。

不到阿斯本，不知道“社會價值創新”時代已經開始。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國，正值萬科股權大戰之時，現代股權制度的始作俑者卻在醞釀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如果“公益資本主義”流行，表率企業必然廣泛吸納社會意願，並收獲思想紅利，這才是中國企業不能缺席的大戲。

只要是人造的制度，它總有到期大修的日子，阿斯本大會樹立了一個制度反思的榜樣。創造“反思社會”概念(Reflexive Society)的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是《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的作者。在這個高風險、多機遇的時代，吉登斯建議，我們要做有思想的行動人，而非被動的制度人，制度是我們的。我們的反思是經線，行動是緯線，一經一緯交織成為制度。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歐委會：中歐領導人會晤可能討論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

歐盟委員會表示，將在7月12~13日舉行的第18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上討論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對歐盟業界的影響，並“有可能在此次峰會上觸及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議題。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在舉辦第18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前夕，歐盟委員會就在該會議進行的背景吹風會上透露了上述內容；歐盟委員會同時表示，在政治和經濟關系方面，中歐雙方還將在此次會議上討論中國對歐洲策略投資基金(EFSI)的註資問題。

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6月初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中歐將在北京舉行第18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洪磊表示，中國是歐盟的全面戰略夥伴，中方高度關註歐洲形勢發展變化，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支持歐洲應對內外挑戰的努力，希望歐盟團結、強大、繁榮，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歐盟仍在分析是否應對華改變反傾銷調查方式

在上述的背景吹風會上，歐盟在提及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時十分低調。6月22日，歐洲聯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通過了一項聯合戰略文件，標題為“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該文件為未來5年內的中歐關系做出了籌劃。

在提及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時，上述文件指出，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某些條款即將到期的背景下，歐盟委員會正在分析是否應當在2016年12月之後對華改變反傾銷調查方式，並將在2016年下半年返回(討論)這一議題。”

歐盟委員會還在文件中提到，進一步加強歐盟貿易救濟措施的效力關鍵在於迅速通過歐盟委員會在2013年4月所提出的貿易救濟措施修正草案。

同時，從全球範圍入手解決潛在的產能過剩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就此，中國必須對其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行業，做出顯著的、有時間限制的且可以檢驗的削減，以避免不正當競爭所產生的消極後果。”歐委會表示，“展望未來，一旦一個規模宏大的雙邊投資協議締結並成功運行，以及(考量)中外企業的競爭環境是否公平進行改革後，將可以考慮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協議，諸如一個深入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

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歐盟中的一些利益方傾向於把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同全球產能過剩掛鉤。

5月12日，歐洲議會在斯特拉斯堡通過了一項決議案，以中國不符合歐盟所設定的五個市場經濟認定標準為理由，強烈拒絕“單邊向中國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讓步”之外，還呼籲歐盟采取反傾銷措施。

該決議案以546票贊成、26票反對和77票棄權呼籲歐盟在“不違反WTO國際法”和“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並采取反傾銷措施”之間尋找平衡並給出提案。

不過由於歐盟特殊的權力機構設置，歐盟委員會本身傾向於授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歐盟官員密集訪華

據歐盟委員會方面透露，此次歐盟機構高級官員將悉數訪華，其中包括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歐盟理事會主席塔斯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歐盟就業與增長事務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以及歐盟貿易委員馬爾斯托姆等。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在第18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之外還將舉行中歐工商峰會，其間中歐商界人士將就互聯互通、投資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等內容展開討論。

與此同時，中歐領導人還將特別在互聯互通方面，將中歐相互的優先項目相連，譬如將“一帶一路”和歐洲戰略投資計劃的對接。

2014年底，歐盟同意以210億歐元成立新基金，希望在未來三年內釋放出3000億歐元民間投資，創造一百萬個工作機會。隨後容克提出成立歐洲戰略投資基金(EF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