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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營揭秘】“手機就是潛伏在身邊的間諜”？ 軍營手機攻防戰

中國軍人使用手機情況日益普遍，成為部隊保密的隱患。有專家發出警告，智能時代的泄密會從手機開始。

解放軍總政治部多年前就嚴令加強對軍營資訊傳播管理。在手機日益普及的今天，軍隊根本不可能完全將這一便捷的通訊工具拒之門外，如何防止手機泄漏軍事機密？

在愈發開放的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一部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沒有響鈴，屏幕上也沒有任何開機顯示，話筒竟然被悄悄啟動，潛伏在隔壁房間內聽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教育會上，通訊專業技術人員的一番“竊聽”演示，讓講臺下副師級以上幹部們驚詫不已。

手機進入軍營，所觸發的爭議已持續近20年。2014年10月7日，中央軍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見》，再次要求“全面推開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和風險評估”。

2014年8月1日，《解放軍報》的移動客戶端正式上線，可借助第三方賬號登錄，與QQ、微博、微信、人人等社交平臺合作，降低了用戶使用客戶端的門檻。其推廣詞寫道，“軍報有多種讀法，指尖輕劃屏幕是一種時尚，展卷細嗅墨香也是韻味綿長。”

這意味著，盡管手機等移動網絡存在安全隱患，軍方並沒有如以往那樣一味地禁止。當今，愈發開放性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身邊的臥底”

新的“竊聽”樣式，以及信息化戰爭新模式的變遷，早已被解放軍高層意識到。

2012年4月10日上午，東海艦隊某支隊一體化岸基作戰指揮室，正進行一場數據鏈引導下的“紅藍”對抗演練。勝利在望，導演部卻突然宣布：“紅軍”戰敗。

《解放軍報》同年5月17日的報道披露了真相，原來，“紅軍”指揮所內，一名參謀將智能手機帶進指揮室。這一細節，早已被檢查組悄悄地盯上，悄悄下令“藍軍”鎖定這部手機。憑借技術手段，“藍軍”精確跟蹤定位到這部手機，準確鎖定“紅軍”指揮所，“發射導彈”徹底讓“紅軍”指揮所癱瘓。

進入智能時代，軍方手機泄密變得更加容易：待機狀態下，手機能與通信網絡保持不間斷的信號交接，產生電磁頻譜，很容易被識別、監視和跟蹤；即使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持有特殊儀器的技術人員仍可遙控打開手機話筒；制造過程中，手機芯片中也可能被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插入電池，手機就會悄悄地把講話接收下來，自動通過衛星發送給特定的接收站。

2013年8月初的一天，駐守華南地區的某高炮部隊政委張中華收到一條短信息，內容是當地一家基建公司發來的招商廣告。如此湊巧？正是在前一天晚上，部隊常委會上討論新建宿舍樓等項目，涉及資金八百多萬。

後經排查，確實無人有意泄露會議的內容。會議上，只有一名負責後勤基建的幹部使用智能手機錄音。正是在這部手機中，技術人員隨後發現已被悄然下載安裝有“臥底軟件”。

在百度搜索里輸入“手機臥底軟件”，不乏商家打著“官場、情場、商業競爭的最好幫手”的宣傳語，四處營銷所謂“臥底”軟件——只要被悄悄安裝在智能手機上，通過後臺管理平臺，就可以看到機主所有的短信內容、電子郵件、儲存照片以及通話記錄等信息，被監視者無所遁形。

2001年以來，《解放軍報》等軍隊媒體多次公開發表警示性文章，諸如《戒除新兵手機依賴癥防範泄密》等。軍營之內，《小心你的手機》、《無形的黑手》等內部宣傳警示教育片也輪番播出。

為手機所困擾的不只是中國軍隊。軍營生活相對封閉，各國軍隊都在經歷著來自現代通訊技術的沖擊。韓國國防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04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間，該國軍方共有3116人因為互聯網或手機泄密而受處分，智能手機是泄密的罪魁禍首。因此，一度嚴禁軍人使用手機。

不過，嚴厲的禁令正因外部壓力而放松。韓國kbs電視臺2014年9月1日報道說，為阻止軍營內虐待士兵等不人道行為，韓軍開始試運行軍中“公用手機”制度，這種手機是“一戶一網”、“機號一體”，也只有通話和短信功能。

“貓鼠遊戲”

“手機開始大規模進入軍營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帶來沖擊的則是在2010年左右。”北京某軍事訓練大隊教導員張浦松記得，那時，智能機和3G等通訊技術紛紛投入市場，手機與互聯網並軌。現在，泄密與各種思想對軍營的沖擊接踵而至。

“手機是九零後新兵的命根子，他們不怕訓練吃苦，就怕收繳手機。”張浦松說，他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收繳、保管新兵的手機。

趁著就餐時間，張浦松帶領幾名班長跑進新兵宿舍，翻箱倒櫃，終於搜出四部手機，登記造冊。

“物證”面前，“犯了事”的新兵百般辯解，張浦松答應，待這批新兵兩年後退伍時，統一發還手機。

禁止使用手機到底有多難？每月數次的安全檢查中，違規使用手機都被列為重點檢查內容，一旦發現違規使用手機者，將在全大隊通報，連隊負責人也會被問責。各連隊輪番實施安全保密教育，輔以反複的大清查：手機如不按期主動上交，發現一部沒收一部。

幾場清查行動之後，仍有漏網之魚：窗外，放置空調壓縮機的鐵架子上，發現了兩部手機，誰也不敢認領；疏通下水道時，水電班的士兵發現，一部“三星”牌的手機裝在塑料袋內，用透明膠帶牢牢地粘在井蓋的背面；甚至，如電影中的情節，洗漱臺上一大塊肥皂被掏空，內部躺著一部小手機。

“堵是堵不住了。”張浦松說，三年的新兵調查問卷都顯示，入伍前上過網的戰士比例都在98%以上，其中還有近兩成的戰士是“網蟲”——每天上網時間超過6小時。參軍後，超過八成新兵的要求是，“訓練之余能夠上上網、聊聊天、打打遊戲”。

疏導之策也付諸實施。為解決打電話難的問題，部隊花費近20萬，建有“軍營話吧”，與地方通信公司合作建設十幾處IC卡電話亭。逢節假日，新兵允許對外打電話。他們依舊有怨言：“軍營話吧”、IC卡電話亭的話機數量有限，不僅要排長隊打電話，有“悄悄話”也不方便說。

初入兵營，來自浙江寧波的吳坤自稱“微信控”。每天，他會把趣事拍照實時上傳至“朋友圈”，尤其是喜歡穿著軍裝自拍照，其父母也據此確認兒子，“胖了？瘦了？”

手機被收繳、統一保管後，一連數天見不到兒子在微信上的消息，吳坤的父母很擔心，匆匆購買機票跑到部隊，確認其子“一切安好”後才肯離去。

疏，還是堵？當前，軍隊各單位的策略並不一致。南京軍區出臺《手機使用及保密安全管理協議》規定，只要由個人申請並經過團以上首長批準，所有官兵就可以使用手機，但需要填寫《手機使用審查登記表》和《手機使用保證書》。

這些政策落實到部隊也具有一定彈性。有的部隊執行嚴厲的手機禁令，規定戰士和士官一律不得使用手機；有的部隊則允許士官周末使用手機，其他時間“鎖櫃”，派專人統一收繳保管。

當然，多數部隊則對士官和幹部“網開一面”，允許使用手機，但對硬件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可自購國產機型，不得使用智能機，所使用手機號碼必須實名登記，必須與“中國電信”等特定運營商合作，只開放通話、短信等基本功能。

這種管制式的“捆綁”政策，卻帶來新的安全隱患，由特定運營商提供的手機號碼特征明顯：一個單位幾乎都集中於某一號段，大多是“連號”，這很容易遭到識別、滲透。

“管好，也要用好它”？

“手機就是潛伏在我們身邊的間諜。”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韓旭東認為，手機具有強大的傳遞情報的功能，時刻都在尋找著有價值的情報。

“手機和互聯網並沒有那麽可怕，關鍵是怎樣用好它、管好它。”駐江南水鄉的某裝甲旅參謀長王越介紹說。

現在，新修訂的內務條令並未徹底將手機逐出軍營，而是針對時機、場合和註意事項做出頗為人性化的限定。軍營之內，徹底拒絕手機並不現實，不再一味的禁止，中國軍隊也開始思考如何將手機轉化為戰鬥力，兩種類型的軍用手機應運而生。

當前，少數一線部隊已配備“三防”軍用手機，防水/防塵、防摔、防壓，電池待機時間也更長久，當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帶有加密技術，能夠防竊聽，軍內更多地稱之為“保密手機”。但其實使用功能卻很單一，大多只能打電話、收發短信息。

而具備傳感設備、全天候對接衛星、GPS跟蹤導航等實用功能的“作戰手機”，只有極少數特種部隊的特殊崗位才開始試用，畢竟，中國軍隊的通訊更多仰仗無線電、“北鬥”等通訊系統。

手機引發的全球性的信息變革洪流，讓各國軍隊都無法置身事外。2007年夏天，阿富汗塔利班死灰複燃，發動襲擊的同時，悄悄竊聽英國駐阿富汗士兵的電話。英國《太陽報》報道說，一天深夜，一名英國空軍軍官的妻子，在英國家中突然接到陌生電話，傳來惡狠狠的聲音：“你永遠也見不到你活的丈夫了，我們把他殺了。”這位婦女恐懼萬分地給英國空軍打電話，最後獲知丈夫很安全。

這一事件促使英軍下令：全面禁止駐外軍隊使用手機。直到現在，英國駐外軍人所有的電話都必須通過安全的軍方電話線路。

相比英軍，中國軍隊對於手機的反應似乎更敏銳。早在200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新修訂實施，對手機等移動通訊設備，明文規定，“嚴禁將移動電話帶入作戰室、情報室、機要室、通信樞紐、涉密會場、軍用飛機和艦船、重要倉庫、導彈發射陣地等場所……嚴禁使用移動電話、尋呼機談論、傳送涉密信息。”

已覺察到手機通訊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中國軍方一份內部視頻警示片反複提及，早在2000年夏天，歐盟內部就出具一份報告稱，美國國家安全局已建立代號為“梯隊”的全球電子監聽偵測網絡，該系統一直在竊取各國的情報。在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地，“梯隊”設置有數十個大型地面接收站，天上則動用120顆衛星，大量截獲電話、手機、傳真機和計算機等通信工具傳輸的信息。

大數據時代，一旦交談中出現預設好的關鍵詞，這些電子設備就會豎起“大耳朵”，自動將通話內容記錄，最後交給情報人員做出解析。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更是將這種“竊聽”模式暴露無遺。英國《衛報》等媒體披露，借助電子偵察衛星、介入全球互聯網端口等手段，美國情報機構對互聯網、無線電以及移動電話通信進行監聽。

這些情報成果已付諸軍事行動之中。阿富汗戰場上，中情局特工對塔利班的手機實施定位，進而對通話內容進行甄別，捕捉有價值的情報，最終派出戰機或無人機實施精確打擊。

這種作戰模式也為中國軍隊註意，並應用到演習之中。

（文中張中華、王越系化名）

在線旅遊業價格戰背後：揭秘攜程、去哪兒資本戰的底牌

揭秘全國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環境健康影響沒有預期嚴重”

早在2011年，涉及超20省份的環境健康調查已在全國鋪開，目前已完成第一期項目，但結論並未向公眾透露。

“有一些事情，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科學家都講不清楚，沒必要給公眾造成恐慌。”

中國是否存在環境公害病？官方的數據是什麽？

2011年，原衛生部（即現國家衛計委）和環保部聯合啟動的“全國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正為回答這些問題。

調查涉及全國超過20個省份，環境調查覆蓋約300平方公里，健康調查覆蓋600萬人口，受調查人口達到2萬人以上，迄今已完成8個試點調查和25個預調查點的考察。

多位項目組成員表示，這項行政協調上跨部門，技術上跨領域，在實施過程涉及中央和地方合作的調查為“保密項目”。

網絡傳言的導火索

調查的導火索源於2009年網絡上流傳的“中國癌癥村地圖”，42個地點醒目地綴在中國地圖上，投下汙染致病陰影。據當時媒體報道，這只是全國百處致癌危地的一小部分。

此後，環保和衛生兩部門醞釀啟動“全國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

“群眾反映這里是癌癥村，那里也是。而這個項目就找到證據。”環保部華南環科所為技術牽頭單位，作為前總體技術組組長，華南所副所長許振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項目鎖定的重點地區，正是媒體報道的熱點。

結合以往的環境資料及媒體報道，根據有明確汙染物、汙染事實，對人群健康影響較典型的篩選標準，首期確定了8個試點調查點位。

在各地的相關單位官方網站上，可以查閱到試點調查啟動等消息。

2011年，8個試點調查正式推進。

調查第一要務是尋找公害病。上述試點人群位於“受害的最前線”，建立“環境-健康”關系也相對容易。

一期項目結束後，許振成得出了3個結論。第一，環境健康影響沒有預期那麽嚴重，基本沒有找到公害病案例；第二，我國汙染防治和健康防護已有重大進步；第三，我們還有未認識到的問題，例如小孩子吃土是一種很高的暴露途徑。

“8個試點中，只有鎘汙染區發現人群的腎功能指標改變較大，其余點位的人群健康指標改變均不明顯。而要證明兩者的關聯性，還需先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響，比如吸煙。”參與調查的項目組專家說，“後續還需要一套嚴謹、長期的監測體系。”

沒有發現病例，許振成總結出了三點原因，廠關了、人搬了以及暴露被轉移擴散到多個人群中，沒有集中到一個人群上。

但是，沒有找到並不意味著沒有。“我認為肯定有。現在我們環境健康調查的任務，還要去找。”許振成說。

2012年，調查進一步擴大點位，在全國四百多個點位中選出25個預調查點，這些點位包括貴州省清鎮市、山東齊魯制藥有限公司董家基地、海南金海漿紙等地區及企業。

最終哪些點位會進入正式調查，“還沒有拍板。”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程紅光說。

建方法，摸家底

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健康都會受到環境汙染的影響，許振成將之分為兩類：大範圍低濃度長期暴露以及小區域高濃度暴露，即“準職業暴露”。

前者如北京人常年生活在灰霾中；後者則指生活周邊存在一個職業場所類似的環境汙染物：化工廠、礦山，這里生活的人群會產生類似職業病癥狀，例如鎘中毒、砷中毒。

二者的健康都受到怎樣的影響，如何防範？環保部“十二五”環境與健康工作規劃稱：我國自1990年代以來，未再開展全國性或區域大規模環境與健康調查工作。

因此，調查的第二要務則是建立環境健康的調查方法，獲取關鍵性基礎數據。

“以前大家對環境健康該怎麽調查，怎麽確定都沒概念。”許振成說。他常常拿臭味舉例：垃圾場臭到無法忍耐，但臭只是主觀指標,正如榴蓮。而硫化氫就是客觀指標。但硫化氫如何損害身體，仍需要一系列科學證明。

汙染物如何從環境影響到人？調查組首先要找到特征汙染物。對於河南濟源鉛汙染區和江西大余鎘重汙染區，特征汙染物就是鉛或鎘，很好識別。而對於有機汙染物而言，找到特征汙染物並非那麽容易。

浙江臺州電子垃圾拆解區，三十多年夾雜了多類別汙染物，監測難度很大。

自2011年起，一名課題組成員前後二十余次來到臺州，項目組首要任務是識別出特征汙染物。最終，臺州的結果發現，重金屬汙染物中，土壤中的鎘和鉛含量偏高；有機汙染物中，多氯聯苯和多溴聯苯偏高。

“項目涉密，不便透露”

不過，在環境健康成為熱門話題之際，這項大規模調查卻罕見媒體報道，僅僅有零散的當地政府接待課題組的消息。

南方周末記者試圖采訪17個案例地，均不能獲得相關回複。

其中，江西、山東等地表示項目涉密，不便透露。“這個項目已經和環保部簽訂保密協議，我們不能透露具體信息。在大余的調查已經完成，成果已上交環保部，你可以去問他們。” 江西環保廳科技處一名工作人員說。

作為項目的技術牽頭單位，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6位參與項目的專家幾乎以同樣的理由回絕了采訪：有保密協議。其中有人直言：“我也覺得沒什麽敏感的，但是因為簽了保密協議，必須遵守。”

“有一些事情，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科學家都講不清楚，沒必要給公眾造成恐慌。”許振成如此解釋。

有的當地政府怕被說是環境風險高發地，對於調查也很謹慎，甚至抵制。據上述項目組專家介紹，同為電子垃圾拆解地廣東貴嶼，由於地方政府的不太配合，當地的調查沒有啟動。

在貴嶼電子垃圾拆解業從街頭作坊進入工業園區後，一位在當地做了多年研究的公共衛生專家計劃對工人的健康狀況進行評估——科學管理後，健康狀況是否會改善？雖然園區也很配合，但她一直未找到研究經費。

“雖然保密，但我們還是要盡可能透露一點健康損害的情況。”上述項目組專家說。

他想起湖南平江的案例，當地百姓反對燃煤電廠，縣委書記因為群眾的遊行而引咎辭職了。“百姓的擔憂可以理解，需要去說明的是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燃煤電廠確實會有汙染，但是采取一定的防範措施，它對人體健康的損害是可以避免的。”

許振成也覺得雖有一些指標無法解答，但這不是那麽恐慌的事情。環境健康的研究，正需要公眾的配合。

北京的灰霾中，最敏感的人群是誰？最影響健康的汙染物是什麽？在二期工程中，許振成希望通過候鳥人群——“遷徙”於北京和海南的人群，來開展研究。

而媒體報道出的案例，也會給調查提供新的線索。

跨界合作的困難

這項調查在推進過程中也遇到了困難。

調查原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完成，但“考慮到複雜程度和技術難度，以及社會敏感性，可能還要再推遲一到兩年。”上述項目組專家解釋。

兩個部委的合作就增加了難度。“工作做到一半兒，衛計委和原衛生部合並，機構調整，很多原來管這個的人就換人了，很多東西需要再協調溝通，接手這個東西還需要時間。”程紅光說。

實際上，環保部和原衛生部的合作從2007年就已開始。當時兩部委聯合16個部委局制定並頒布了《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2007-2015）》。這被視為指導國家環境與健康工作科學開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為推進《行動計劃》實施，一個國家環境與健康專家咨詢委員會隨之成立。

但據多位委員透露，開過兩次會後，再也沒有接到《計劃》的咨詢，兩個部委輪流舉辦的會議也中斷了。

和基層政府的對接也存在技術上的困難。“環境健康綜合監測到目前為止還是新生事物，以前我們國家沒有成熟的點位，檢測對技術人員要求較高。”上述項目組專家說。

在湖南省石門縣環保局副局長溫林波的印象中，環境健康應該是原衛生部門的工作。雖然在環保部科技標準司下設了環境健康處，但在基層都沒有對接的人員。關於環境健康，當地的工作都交給了宣教處：搞搞宣傳，例如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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