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經歷了範勇宏、滕天鳴和湯曉東三位總經理的華夏基金,馬上要在其成立的第二十個年頭迎來一位新的總經理:分管市場工作的現任副總經理李一梅擬升任總經理,將接替上月底離職的湯曉東。
5月11日,華夏基金大股東中信證券內部結束了關於華夏基金副總經理李一梅擬提拔為華夏基金總經理的任職公示。按照基金公司高管任職流程,內部公示結束後,下一步是通過華夏基金董事會,並得到證監會的正式核準,便會由基金公司正式發布公告。
正式任職後,李一梅也將成為又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女老總,在男性主導的資管行業,李一梅無疑是一道別致的風景。
4月28日,華夏基金發布了一則高管變更公告,華夏基金總經理湯曉東因個人原因離任,華夏基金總經理一職暫由華夏基金董事長、中信證券總經理楊明輝代任。
此後市場對於華夏基金新一任總經理的猜測不斷,是內部提拔還是大股東空降,說法不一。隨著中信證券內部公示,懸念揭曉。有業內人士表示,李一梅在華夏基金任職17年,是華夏基金的元老級人物,她的接任顯然更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展。
另一位與李一梅打過交道的人士表示,李一梅10多年來一直戰鬥在基金銷售的第一線,不僅熟稔銷售工作,對養老金、國際化業務等都有深入見解。
“一梅總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領導,業務能力非常強,對工作永遠是充滿熱情,對下屬也非常關心。”提起李一梅,一位已經從華夏基金離職的人士贊不絕口。
最近一次第一財經記者走訪華夏基金時見到李一梅,她表示隨著證監會發布《養老目標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對公募基金而言將引來一次非常大的發展機會。公募基金行業自身在投研、風控和產品等方面的規範和優勢,將給養老金提供非常專業化的投資工具。
公開資料顯示,李一梅系美國哈佛大學公共政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雙碩士”。2001年8月正式加入華夏基金,李一梅曾先後擔任基金營銷部總經理、營銷總監、市場總監等職務,2015年5月升任華夏基金副總經理,並負責基金市場和營銷有關工作。
編者按:
面對當下的脫貧攻堅戰,各條戰線扶貧工作者,包括來自各金融機構的定點幫扶貧困村的駐村隊長和第一書記們,主動請纓,奮鬥在扶貧第一線,從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排先拜巴紮村,到大梁山深處的湖北十堰市坎子山村,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第一財經跟隨他們來到精準扶貧第一現場,真實記錄了為脫貧攻堅殫精竭慮的“扶貧+扶智”全過程。
“‘金·準扶貧’在路上”系列策劃報道,5 月起獨家分享,敬請關註。
一年多前,排先拜巴紮村(下稱“巴紮村”)大隊部(村委會)的毛驢養殖計劃“黃了”。大幹一場卻無人問津,讓村民賠了本錢。
這個地處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沙雅縣努爾巴格鄉的偏遠小村,距離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還要飛1 小時外加1 小時車程,交通不便、氣候幹旱以及人口文化程度較低,制約著當地區域經濟發展。
當時,村大隊部貸款約50 萬元,連驢崽帶廠房一共集資約80 萬元養殖毛驢,原本想把驢皮賣往山東賺大錢。孰料驢養成之後,買家卻嫌巴紮村養驢規模小,地理位置偏遠上門成本太高,不來收貨。而當地人又不吃驢肉,低價處理沒人要。驢子最終賣不出去,又回到當時出資的村民手中。
“村里為什麽會做出這麽魯莽的脫貧計劃?”面對如今已經閑置而空曠的養殖棚,時任巴紮村駐村隊隊長王磊感到不可思議。
2017 年春節後,王磊從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風險管理及合規部經理的崗位上主動請纓,參加新疆“訪惠聚”(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項目,他接手的便是這個村子。
村里一年大變樣
不過,當2018 年1 月第一財經記者跟隨王磊來到巴紮村時,小村在扶貧上已經小有成果。村里的地毯合作社所生產的產品參展了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而王磊還從阿克蘇地委民宗委爭取到55 萬元的扶持資金。
除了村集體收入從2016 年的20 萬元增加到2017 年的40 多萬元,翻了一番之外,去年該村脫貧成績也十分喜人。截至2017 年10 月,與貧困戶村民逐一談話的測算結果顯示,已經有33 戶年均收入高於脫貧線。
“2018 年我們可以如期脫掉20 個貧困戶。”王磊表示,現在村里又增加了8 戶貧困戶,剩下這些也都可以在2019 年全部脫貧。
夜里10 點,記者來到巴紮村,這個南疆小村,馬路雖然不平坦,但寬敞整潔,幾盞白色路燈將村口大隊部對面的健身器材照得格外搶眼,眼前這些很難和“貧困”二字聯系在一起。
駐村隊就在大隊部內安家,平時三名駐村隊員擠在一間小平房里工作、生活,房間里除了衛生間外,只有兩張單人小床以及一張鐵架子床。“這里有暖氣還有網絡,相比於更往南的和田地區莎車等縣的駐村隊,這里的條件算是比較好的了。”一位駐村隊員對記者表示。
那一晚,王磊忙到淩晨3 點才睡,而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又去迎接上級檢查了。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給巴紮村“結對子”的村民家小孩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耐心解答,用足政策
以巴紮村為例,376 戶1266 名村民中,維吾爾族有371 戶1193 人,漢族僅5 戶10 人。而在村幹部系統中,除了駐村隊兩名漢族幹部外,剩下的都是少數民族幹部。
此外,巴紮村村幹部里,會說普通話的只有一位年輕的小夥子,而村民中老一輩人會說普通話的更是寥寥無幾。
除了簡單的問候,王磊要開展任何工作,都離不開維語翻譯。好在隨王磊一同下駐村隊的還有兩名會講維語的同事,其中一名叫木合塔爾的同事能說會寫,充當起王磊的左膀右臂。
“新官上任三把火”,熱情的駐村隊長並沒有因為語言不通而與村民產生任何隔閡。反而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走訪調研了全村126 戶涉及498 人的貧困戶信息。這時,王磊才發現巴紮村的脫貧任務艱巨。而面對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僅剩不到四年了。
“政策兜底脫一批”,是王磊對記者最先提到的扶貧策略。顯然,在這個普通話普及程度不高且村民文化水平較低的村子,遠沒達到吃透國家扶貧政策的地步,這也給王磊的扶貧工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沿著巴紮村二隊小道,一字排開的是村民的富民安居房。從外面看起來樣式都差不多,規整簡潔,不過里面卻各不相同。
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著花花綠綠的紙條表格。在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家門口,就貼著《沙雅縣惠農補貼政策和補助標準》,普通話與維語一式兩份左右鋪開。
仔細看表格內容,記者發現,其中包含了各種補貼信息共18 項之多。例如新型合作醫療補助(個人承擔70 元)、糧食直接補貼(每公斤小麥補貼0.20 元)、玉米良種補貼(每畝10元)、棉花良種補貼(每畝15 元)等。“那些都是國家重要的扶貧政策,怕村民不了解,就貼在他們的門上了。”王磊說。
光貼海報還遠遠不夠,也要到他們家里去噓寒問暖,幫他們算算賬,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清楚自己可以拿多少錢。
這樣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對村幹部起到反向監督作用,因為村民一旦知道自己該拿多少錢,就會一傳十、十傳百地相互議論開來。如此就杜絕了有些村幹部企圖“中飽私囊”的可能。
沿著村路徑直走下去,一條國道將巴紮村分成兩邊,對於這條通向機場的國道,王磊再熟悉不過。當天正逢烏魯木齊的同事下村來找他,同時還給村里“結對子”的村民艾何臺熱姆一家三個娃娃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艾何臺熱姆家是一處3 間的磚瓦房。大女兒克里比努爾已經快上初中了但十分害羞,二女兒拜熱娜古麗與三女兒古紮麗努爾則十分熱情好客,收到禮物後,都大聲用普通話說“哥哥我愛您!”
媽媽艾何臺熱姆則比較關心自己的18 畝梨子銷售回款問題,2015 年,他們家銷售梨子之後,卻一直沒把錢收回來。她焦急地托翻譯木合塔爾向王磊反映自己梨子錢被拖欠的情況。
王磊聽後,耐心對翻譯說:“你告訴她,目前我們已經出面協調,春節後收購商核對完賬目,就給她支付款項。”另外他補充道:“你再告訴她,冬天煤要是不夠燒了,可以來大隊部取一些。”
杜絕“等、靠、要”
扶貧先扶誌。政策兜底只能解決部分村民基本的脫貧問題,如果不積極發揮村民主觀能動性,很難創造更多財富,還有返貧的隱患。
記者了解到,在南疆地區,村民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完全免費。貧困戶更有諸多兜底政策,例如享受低保等,還可以向扶貧辦申請免費的家畜來飼養。此外,針對老年人當地有老年津貼;針對慢性病、殘疾人還有慢性病補貼、殘疾補貼等。以2016 年為例,該村惠民生補貼小拱棚25 戶7.5 萬元、三區分離15 戶7.5 萬元、暖圈15 戶9 萬元,共計24 萬元。
而在“訪惠聚”工程下,還有自治區首府的央企、國企和政府機構與村里“結對子”扶持,例如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每年給巴紮村的額度就有約20 萬元。
近期出臺的2018 年中央1 號文件指出,“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既不降低扶貧標準,也不吊高胃口。”
要想真脫貧,僅靠噓寒問暖是遠遠不夠的。王磊決定,應該通過平時的宣傳,向村民灌輸不應該有當貧困戶白拿錢的思想。
對於村里一些整日待在家里“遊手好閑”,既不外出務工,也不種地的男性村民,王磊則選擇主動出擊,一家一戶約談,有時候還會批評教育一番。
光說不行,還得幫著有意願的村民找工作。實際上村里就有大把機會。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一家四口,沒有耕地,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在駐村隊的幫助下,去年,其妻古哈拉木·肉孜到地毯廠工作,一天工錢能拿到50元。
去年冬季,王磊又安排阿蔔拉·穆太力普在大隊部燒鍋爐,月薪1200 元左右,到了夏季,則安排他在大隊部當民兵,終於讓他也有了固定收入。
此外,王磊還介紹一些有外出務工意願的村民到縣城正規的加工廠等上班,月薪在2000 元甚至更高。這樣一年有兩萬多元的收入,一家如果是四口,加上妻子的收入,就可以脫貧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幫助村民們脫貧致富,首先得幫助大家挖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王磊在調研村里的努爾迪亞爾手工藝品專業合作社時,發現因設備較落後,合作社生產的地毯花色和款式單一,成品精細程度不高,造成產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工人們發不出工資。了解情況後,王磊到沙雅縣采購了手工地毯再加工設備,以提升產品品質。
同時,他還推動地毯外銷,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精準扶貧項目洽談會中,為合作社爭取到一個展位,向參展客戶展示了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並於2017 年9 月通過與阿克蘇地委民宗委溝通,爭取到55 萬元扶持資金用於設備更新和開展技術培訓。
在巴紮村站穩腳跟的駐村隊長,這一回終於將目光重新放回到那塊曾令他唏噓不已的驢棚上。王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打算今年將養殖社盤活,再和地毯合作社打通,與自己所在的“結對子”保險公司聯手,解決銷路問題,進一步為村民謀取更大的福利。
具體而言,根據國家扶貧政策,當地的貧困戶可以從扶貧辦申請各種家禽家畜(鴿子、雞、鵝、羊、牛)拿回家養。
王磊打算讓這些村民將申請的家禽家畜以入股的形式放在大隊部里的養殖社,再請村民專門養殖。羊毛準備購置55 萬元的羊毛清洗機進行粗加工,生產的毛線留給地毯廠作為原材料生產地毯,而羊絨則賣到沙雅縣更大的紡織品廠。另外,閑下來的富余勞動力將推動外出就業務。說到這里,王磊激動不已。
事實上,去年太平人壽就是巴紮村地毯的最大采購商,在該公司支持下,村集體收入去年翻了一倍。
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上,巴紮村合作社向客戶展示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
解決“傳幫帶”難題
盡管這位駐村隊長對村里盤活養殖社計劃抱以極大希望,不過他也坦言,如果駐村工作結束後,依然不免擔憂這個合作社還能不能繼續運作好?
王磊表示,來到巴紮村後他發現,當地村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一些甚至是初中文化,即便一些高中文化水平的村官,在算賬、讀懂政策文件上也顯得比較吃力。此外他們的普通話水平普遍較差,他擔憂他們是否具備幫扶村民的能力。
這時候,“傳幫帶”就顯得尤為重要。
王磊表示,目前自己也在有意識地從年輕的村幹部中選出一些優秀的“種子”選手,一方面幫他們樹立在村里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教他們一些管理技巧和知識。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楊紹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駐村幹部往往會探索出一條路,而之後生產、買賣等環節都較為機械,形成閉環。就拿村里的供銷合作社來說,無論是買賣牲口,找人來養,還是賣出分紅,都並非難以掌握,只要對一些村幹部多加培訓,對於這些環節和流程的執行應該沒有問題。
王磊的未雨綢繆起到了相當效果。今年3 月中旬,他在駐村一年期滿後回到了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本職崗位已經不太擔心自己之前的扶貧努力會白費。
而他關心的主動脫貧、傳幫帶等難題,也在2 月14 日於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得到呼應。
“要註重激發內生動力。要加強扶貧同扶誌、扶智相結合,激發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引導他們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上述座談會指出。
會議認為,今後3 年要實現脫貧3000 多萬人,脫貧攻堅面臨的困難挑戰依然巨大,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依然不少。會議提出了8條要求,其中就包括組織幹部輪訓——要突出抓好各級扶貧幹部學習培訓。其中,對基層幹部,“重點是提高實際能力,培育懂扶貧、會幫扶、作風硬的扶貧幹部隊伍。要吸引各類人才參與脫貧攻堅和農村發展。”
滴滴已經宣布自8月27日起全面下線順風車業務,並對該業務進行內部評估。
根據滴滴官方網站對滴滴順風車的介紹,滴滴順風車通過智能化行程的匹配,讓順路的車主和乘客實現共享車輛出行,從而提高車輛利用率,降低能耗以及空氣汙染,緩解城市交通高峰期的出行壓力,能夠“讓出行更美好”。
不過接連兩起順風車致命事件的發生,讓人們對這種“共享出行”的美好前景產生懷疑。滴滴順風車對其平臺上的司機的管理缺位,其實在全球範圍早已有Uber的前車之鑒。對於共享經濟創新模式的監管滯後,也是全球面臨的普遍問題。
UberPoP歐洲業務全面受阻
Uber曾在歐洲國家推出了一項和滴滴順風車類似的私人拼車服務——UberPoP,這一做法為了規避歐洲政府對於沒有出租車營業執照的車輛的監管。與滴滴順風車相似,UberPoP司機大多數是沒有運營牌照的私家車,被視作非法運營車輛。
但這一業務先後撤出瑞典、挪威、丹麥、德國、匈牙利等市場,並在今年4月面臨來自法國的犯罪指控,目前法國已經全面禁止UberPoP的服務。
UberPoP在歐洲先是遭到出租車行業協會的大規模抵制,後經歐盟法院裁定,根據歐洲刑事法,鑒於Uber在歐盟推出UberPoP的服務前,沒有履行告知歐盟法規起草者的義務,成員國有權禁止或者懲罰其非法運營的交通車輛。此前,歐盟已經判定UberPoP為交通服務,從而無法令其作為普通的數字化平臺服務而免於受到法律的約束。
Uber方面則認為法國應該在起訴Uber前尋求歐盟批準一項新的出租車運營法規,其中應包含一項關於出租車移動應用App的條款,明確規定只有具有運營執照的官方出租車才能夠使用定位功能顯示周圍可用車輛。目前法國政府和Uber仍在談判中,但Uber承諾將遵守當地的監管法規。
自Uber創始人卡蘭尼克去年6月辭職後,8月上任的Uber新CEO Dara Khosrowshahi就一直致力於重塑Uber的品牌形象。而他最重要的任務是帶領這家全球估值最高的創新公司在明年走上IPO的道路。根據CB Insight的數據,Uber目前的估值約在680億美元左右。
請求獲得“牌照”好過請求獲得“原諒”
然而Khosrowshahi在剛上任時就面臨一個大挑戰。去年9月,倫敦取消了Uber在倫敦的運營牌照,認為Uber經營不善,在處理服務過程中存在公共安全漏洞以及用戶權益方面的問題,隱瞞了性侵案件,沒有表現出企業應有的責任感,並要求Uber“停業整頓”。今年6月,倫敦重新給予Uber為期一年半的試用牌照,以觀察Uber在當地的運營是否真正實現了改善。倫敦交通局將對其進行密切的監控。該局牌照發放主管表示:“對於運營商來說,他們需要請求獲得牌照,這總比請求獲得原諒要好。”
這讓人聯想到滴滴在兩次乘客遇害後發表的致歉信,大意都是:“我們深感內疚和自責,辜負了大家的信任,我們應該為此負責,請求大家的原諒。”但是,道歉過後,情況基本沒有改觀。
中國市場對於這種共享創新模式的監管環境相對寬松,而且滴滴在收購快滴,合並Uber中國業務後基本取得了市場的壟斷地位,估值已經膨脹到560億美元左右,並可能於明年IPO。不像Uber在全球還有那麽多競爭對手,滴滴在中國缺乏足夠體量的競爭對手,此次事件距離上一次乘客遭到謀殺不足三個月。
可以看到的是,今年4月,浙江公安、交通四部門曾聯合對網約車司機進行全面審查,並要求滴滴在半年內,也就是今年10月1日前,必須清退不符合要求的私家車,維護網約車市場的秩序。4月17日,浙江省道路運輸管理局召開全省11個地市運管部門相關負責人共同約談滴滴平臺,並要求其在4月底之前拿出清退不合規車輛和司機的方案,積極配合主管部門,規範浙江網約車市場。當時,根據寧波市客管局副局長初具的數據,寧波的網約車管理細則出臺18個月以來,合規網約車僅不到2000輛,平均一個月辦證車輛不到100輛,但寧波市場上活躍的網約車竟然高達2萬輛,合規車的占比連10%都不到!
今年以來,國家規定所有滴滴司機在運營的時候都要擁有合法的運營證件,沒有合法運營證件的私家車將最高被追究刑事責任。根據滴滴公司規定,滴滴打車有帶車加盟和應聘司機兩種機制,帶車加盟司機的要求更高,需要有運營資質和交通全險等,並且不接受個人掛靠,必須找到租賃公司掛靠,審核資料通過後才能加盟,加盟租賃公司的車輛才有資質進入滴滴的管理範疇,而應聘司機則需要登記個人信息,並進行面試。
Uber改變做生意的方式強調“正義為先”
Uber在重重壓力之下,不得不對歐洲市場的非法運營車輛進行監管。經歷了近一年的整改後,Uber在部分國家的合規做得更好,首先,放棄了對於希望重新獲得德國UberPoP運營權的上訴,並且在巴塞羅那改進了其UberX快車業務的質量,即全部使用擁有牌照的司機。
Uber負責歐洲西南地區的主管表示:“我們已經改變了做生意的方式,將正義作為所有決策的核心,希望重新贏回市場的信任。”近期Uber又在嘗試飛行汽車(Flying cars),Khosrowshahi表示,這項新業務同樣會在監管之下。
共享經濟時代,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人們確實以低廉的享受到了出行等方方面面服務的便利,不過共享經濟經過一段時間的蓬勃發展後,已經進入調試期。南京大學華智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美國法律政治學者張軍認為,市場進行優勝劣汰之後,不能就演變成資本的運作,而不考慮對民眾的影響。
張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滴滴打車到滴滴外賣,共享經濟本身雖然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我不覺得共享經濟縱容的就是人性惡的一面。但接連發生的安全事件應該引起政府相關部門高度的重視。”
張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美國,對於Uber這類共享經濟背景下誕生的企業,美國政府,無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國會還是州議會,主管部門有非常強烈的監管意願,會對司機和公司從業人員進行嚴格的、類似犯罪背景的調查之後,才能允許上崗。
“輿論強烈呼呼美國政府更深地卷入到對司機和公司的監管中。美國很多州政府開始接手對司機背景的調查,包括進行收集生物信息和指紋信息。在安全和便捷之間,這種新的經濟模式需要做出平衡,以前沒有的問題和挑戰需要通過立法、公司配合以及媒體的關註,把方便的一面放大,通過法律的約束,把惡的一面打壓下去。”張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利用科技優化人們出行方面,Uber也做得更加完善。美國Uber在發生了惡性司機傷人案件後,Uber在自己的軟件里面加入了內置的報警功能,如果乘客感到不安全,可以通過Uber軟件中的安全標誌撥打911,一旦電話接通,乘客可以根據Uber顯示的實時地點快速通報自己的地理位置。
在一些大城市,Uber還在測試和警方合作,優化定位服務,即乘客不需要說出自己的確切位置,Uber就會自動將GPS定位、乘客信息、車輛外觀以及車牌號等實時自動分享給911調度員。如果乘客不方面報警,Uber軟件還有另外一套備用安全措施,可以悄悄地共享自己的地理位置給制定聯系人。有NBC的記者做了實驗,在事先不知道地址的方位通過Uber的內置軟件報警,結果5分鐘內,警方就趕到事發現場。
但即便在被監管的道路上如履薄冰,新的挑戰仍在不斷來襲。今年年初,紐約市凍結了新的網約車服務車輛的牌照發放,為期一年,主要原因是考慮到城市的擁堵情況在惡化。
滴滴仍以“盈利為先”
滴滴CEO程維在近期接受采訪時,針對漲價的一番表態令人咋舌。當被問到“滴滴為什麽會漲價?”這一問題時,程維也直接說到,漲價確實是真的,前兩年的低價打車完全是因為有滴滴公司在背後對司機進行高額補貼,也會通過各種滿減、優惠券的形式來貼補乘客,所以才會出現當時的低價。但是現在高額補貼已經不再推行了,所以也就是說,現在提高了的價格就是原先本來的價格而已。
程維的話語剛落,滴滴順風車再曝乘客遇害案,這不禁讓人擔心這家激進的公司未來會朝著何種方向前行。“利益為先”還是“用戶至上”成為滴滴不得不去權衡的問題。
滴滴前不久拆分了旗下汽車服務平臺,升級為小桔車服,並向其註資10億美元。程維表示,這是滴滴支持新業務發展的一次機制創新的嘗試。據了解,滴滴還在投入智能駕駛等新技術。不過,在提升用戶安全的技術方面的投入,滴滴做得令人失望。
滴滴曾表示對平臺進行安全升級,包括正式上線新版緊急求助功能,在原有功能的基礎上將進入按鈕提升至顯著位置,並添加110、120、122以及滴滴24小時安全客服等快捷方式,用戶可自主一鍵撥打。但第一財經記者查看滴滴順風車平臺,在車服務選項中,並沒有發現110報警功能,僅找到了120急救的服務標誌,點開後,更是大吃一驚——在題為“意外事故及突發疾病均可享受”服務說明中顯示了一系列的套餐購買服務,分3個月急救服務、6個月急救服務和12個月急救服務,優惠購買價格分別是12元、16元和18元。滴滴竟然在事關生命安全的服務中仍然把賺錢放在第一位!
一位互聯網行業觀察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鍵式報警,把信息同步傳送給警方,這個功能其實不難實現,卻能很大程度上解決緊要關頭的問題。”
共享出行需求不會減少
盡管如此,滴滴可能並不會因此失去太多市場份額。咨詢公司Automobility創始人CEO羅威(Bill Russo)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共享出行的商業模式從全球範圍來看都大抵相同,只是參與者不同而已。在一些成熟市場,打車服務的需求要少得多,原因是很多人習慣自己開車,但是在中國等新興市場,打車服務軟件被廣泛使用。所以像滴滴這樣的平臺雖然受到監管,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移動出行的需求仍然很旺盛。”
根據羅威援引數字,中國使用打車軟件的人口已經超過5億,幾乎住在大城市里的人都有移動出行的需求,而中國市場的私家乘用車市場規模大約2億。“考慮到城市擁堵,公共交通又很難解決所有人的出行需求,這就催生了按需用車的市場,網約車平臺確實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羅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另一方面,共享出行需求剛剛起步的東南亞市場也在試圖複制滴滴在中國的成功模式。由滴滴和軟銀共同投資的東南亞生活服務平臺Grab此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公司今年年收入將突破10億美元。今年3月,Grab以16億美元收購了Uber在東南亞市場的業務。截至本月,Grab已經累計融資超過60億美元。Grab CEO 陳炳耀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滴滴作為投資人,給到Grab和多建議和啟發。
對於滴滴最新發生的致命事件,Grab方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Grab會盡最大努力清理表現差的司機,並且通過自拍頭像登錄進行認證。他們認為這類惡性事件是不能容忍的。
在東南亞市場,司機們已經開始對Grab收購Uber後補貼減少,趨於壟斷表達了不滿。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多國政府監管部門也在對這起收購案進行反壟斷調查,以確保市場不會被Grab壟斷。對此,陳炳耀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們相信市場和用戶會做出最終判斷。
在中國,滴滴平臺一家獨大的局面長期之內可能都不會消失,用戶只好祈求它能像Uber一樣“改邪歸正”。不過,羅威表示,滴滴的問題也給了競爭對手發展的機會。“中國的用戶可以有其它軟件作為備選,比如曹操專車、美團打車這些平臺在不斷出現,如果它們能夠借機把服務體驗做得更好,會從滴滴平臺上獲得一部分的客戶。”羅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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