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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前反腐節奏會放緩？中紀委用兩個“決不”回應

1月9日，國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精神，並答記者問。

會上有記者提問稱，“今年將召開十九大，有輿論擔心，出於穩定的考慮，會放緩反腐的節奏，不知對此作何評價?”

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羅東川對此回應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七次全會講了，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同時又指出，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任務仍然比較艱巨，所以我們要克服“屆末之年反腐敗可以收官”的思想，要做到懲治腐敗力度決不減弱，零容忍態度決不改變。所以我們將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堅決鏟除腐敗這個最致命的“汙染源”，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除惡務盡，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關系執政黨生死存亡的鬥爭。

觀察 | 增長放緩 無印良品想憑一再降價爭取更多中國客

如果上周末你去逛過無印良品(MUJI)的店鋪，就會發現不少商品標上了“新定價”。據記者粗略統計，這些商品基本是無印良品的主推的泛家居類產品，降價的幅度少則5%，多的可達20%。

這已經是這家公司從2014年來的第六次調價。這樣的調價頻率可謂頻繁。

降價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早在這家公司初入中國之時，產品的價格就被一些了解該品牌的人士認定為“虛高”。一些人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在日本，無印良品其實就是一個“雜貨鋪”，到了中國卻被炒作成了一個販賣生活方式的品牌零售商。

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無印良品(上海)商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山本直幸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解釋幾次(向下)調價是因為最初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時，其給到工廠的訂單規模較小，所以單價也相對較高。但隨著10余年來的發展，公司對銷售商品的需求量增大。換而言之，訂單量增加促使了代工廠以更低整體價格為之生產加工，這也最終降低每件產品的成本。

再者，一些外部的政策也起到了作用。比如，無印良品的化妝品品類，基本上都是進口的，但由於數次的進口關稅調整和減免，涉及到的相關商品的價格也隨之變化。

回顧無印良品在中國的發展並不算是一帆風順。2005年進入中國市場後的最初今年里，這家公司每年僅以個位數的速度在開店，但到了2012年後，“高人氣”讓無印良品成為各大商業地產商的“座上賓”，開始加速擴張，截止到2016年年底，在內地開出了200家店鋪。

但瘋狂開店背後亦是這家公司需要付出的“代價”。日本企業一貫較為保守、謹慎的經營策略此前被一直無印良品奉行著。這家公司甚至制定了“開店基準書”，其評估內容包括市場(面積、零售營業額、人口、年齡比例、收入差距等)、商業設施評估(車站位置、停車位數量、租戶數等)、店鋪(面積、無印良品會員網、配送等)三大類20余個項目，員工按照客觀數據給出評分進行判斷，達到標準才批準開店，以保證其門店的盈利能力。

不過，這一策略在公司意識到中國市場蘊藏的巨大商機後開始有所松動及變化。這波開店潮之前，最初該公司在內地所有的門店收回投資平均只要15.9個月。但如今這樣的周期無疑要被拉長了。一些行業人士判斷，正常情況下，一家開在商業中心、位置尚佳、面積不算小的新店(除非有免租、裝修補貼等特殊情況)正常的成本收回運營成本需要兩至三年的時間。

在加速開店的背後，無印良品在中國的增長反而是放緩了。雖然依舊在增長，但根據其母公司最新披露財報業績顯示，無印良品中國市場去年三季度可比銷售僅獲得了0.8%的增幅，比前兩個季度增幅明顯放緩，此前兩個季度可比增幅分別為4.7%和5.4%。這還是在其在中國內地市場三季度凈增23間店鋪的情況下。

即使如此，無印良品顯然還是想爭取到更多的中國顧客。畢竟中國市場的營收現在已經在無印良品整體的銷售中占據不小的比例。2015財年，公司的東亞事業部(指韓國，中國)的營收達830.45億日元(約合43.14億元人民幣)，在公司總營收中的占比為27%。而中國方面，僅內地營收約為498.67億日元(約合25.9億元人民幣)。

山本直幸在去年年末開出第200家新店的時候宣布，2017年無印良品會有兩次的新定價活動。

但也別高興得太早，因為不同於其“老鄉”優衣庫部分產品的本土化生產本土化銷售，無印良品的商品即使是在中國生產，他們依舊還是會運去日本然後再發回中國進行銷售，由此產生的供應鏈管理、配送運輸以及關稅的費用增加了成本。這讓人覺得多此一舉，但實際上，他們確實是那麽做的。這樣的做法讓這家公司顯得不怎麽“靈活”，當然他們也許在未來會做出些許改變。

畢竟，若想在海外市場深耕計劃繼續開店擴大規模的話，如果不做出一個長期的、整體價格策略的調整，每次“小打小鬧”地將部分產品進行的階段性調價到底能為品牌吸引到多少顧客?

撇開那些文藝情懷不談，離開一二線城市追求生活方式的都市青年，打算吸引其它中小城市的消費者，價格定位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類似於無印良品經營模式的眾多本土連鎖品牌店在這幾年當中都在遍地開花，那麽無印良品應該清楚靠什麽與這些品牌商去競爭。

“嚴考核+穩貨幣”定基調 2月金融數據全線放緩

由於1月金融數據基數較高，2月數據增量環比全線放緩。

3月9日，央行發布的2月金融統計數據顯示，人民幣貸款增加1.17萬億元，同比多增4391億元，但比1月人民幣貸款2.03萬億元的增量大幅減少。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5萬億元，比1月3.74萬億元的歷史高點“腰斬”70%。

多位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人民幣新增貸款在2月放緩屬於正常現象，銀行按照季節變化保持合理投放進度。而社融的大幅下降“或與監管環境有關”，2月銀行表外融資占比顯著回落，央行近期加強了對銀行理財在MPA廣義信貸規模中的考核，限制了信貸通過信托、委托貸款等通道出表的增長。

表外融資規模增長放緩

2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5萬億元，不及預期，比1月3.74萬億元的歷史高點下降了2.59萬億元。

其中，表內貸款增加1.03萬億元，表外貸款2234億元同比基本持平，票據融資減少1718億元，債券融資凈減少1073億元，股票融資增加570億元。“從銀行自身收益來看，增加了信貸，減少了票據融資。確保信貸投放，壓縮票據融資。”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指出。

招商證券分析師閆玲表示，票據出現負增長並不意外，1月份票據融資增長過多，銀行調整結構屬於正常現象。債權融資負增長主要與2月份的債市波動有關。債權市場波動較大影響了債權發行。

銀行表外融資(委托+信托+未貼現承兌匯票)占比方面，數據顯示，委托貸款增加1172億元，同比少增479億元;信托貸款增加1062億元，同比多增753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718億元，同比少減1987億元。“這三項顯著回落有可能與監管環境有關。”閆玲稱。

溫彬亦稱，近期央行加強了對銀行表外業務的監管，例如銀行理財納入MPA廣義信貸規模中考核，限制信貸通過信托、委托貸款等相關通道出表的增長等。

中金公司研究報告認為，2月社融數據反映出企業融資需求有限。此外在MPA考核下，此消彼長導致貸款增但票據和債券減。

中金公司指出，2月融資結構很明顯繼續向貸款傾斜，但考慮到融資需求本身並不是很強烈，結合MPA考核壓制整體廣義信貸的增長，銀行在融資工具上只能有所取舍，保貸款，壓票據，壓債券。在3月末MPA考核時點來臨之前，由於今年考核壓力很大，預計銀行會繼續壓縮整體廣義信貸增長，表內依然主要保住貸款，階段性債券配置需求不那麽強，並壓縮短期資金拆放，重點配置同業存單。

居民按揭貸款下滑

2月，居民按揭貸款3804億元，環比下降2489億元，表現出居民按揭信貸下滑的態勢。

閆玲認為，自去年10月住戶中長期新增貸款占整個新增貸款規模的比重達到75%的高峰之後，已經連續3個月出現下滑。不過2月份從31%小幅回升到32.5%。可以看出，央行對住房按揭貸款的增量管制嚴格，同時這也與整體房地產銷售量下降有關。

一位國有大行地方分行副行長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年初央行給各家銀行窗口指導意見，例如針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政策收緊等，這在去年是沒有的。

房地產銷售回落開始於2016年10月，“但由於居民貸款延遲發放問題，可能導致居民中長期貸款回落有所滯後，現在居民貸款回落開始有所顯現。”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指出。

“1月份的房地產按揭貸款是2016年積攢需求的集中釋放，2月份按揭貸款基本恢複正常，兩會期間高層頻繁提及房地產市場，市場對於新一輪的房地產調控預期逐漸升溫，短期內市場將會逐漸轉為觀望。”華泰證券宏觀分析師李超認為。

房地產銷售下滑、房企融資渠道受阻也使得M1與M2“剪刀差”終結了此前連續7個月收窄的局面。

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58.29萬億元，同比增長11.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0.2個和2.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47.65萬億元，同比增長21.4%，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6.9個和4個百分點。閆玲指出，2月M1、M2剪刀差環比暫時擴大，但從趨勢上還是屬於收斂的，這主要與房地產銷售下滑、房企融資渠道受阻有關。

她表示，與1月份M1顯著回落不同，2月M1同比增長21.4%，符合季節性歷史規律。一般情況下，1月份企業存款會向居民存款轉移，所以1月M1、M2剪刀差顯著收窄，2月份剪刀差恢複正常。

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7年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這一M2增速目標較去年13%的目標下調了一個百分點。中金公司指出，今年M2目標下調以及MPA考核也會導致後續整體M2和社融增長放緩。

海瀾之家業績增長大幅放緩 庫存高達86億

根據目前公布的上市公司業績來看，國內本土男裝整體依舊低迷。不過也有例外，服飾企業海瀾之家(600398.SH)近日披露的業績顯示其2016年實現營業收入169.99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7.39%，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31.22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5.74%。不過，分析人士指出，雖然從表面看來業績雙雙增長，但其實背後也有隱患。

據悉，海瀾之家之所以可以在逆勢中保持增長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其獨特的經營模式：上遊賒銷貨品制+下遊財務加盟制。具體來說，面對其上遊供應鏈上，海瀾之家在購貨時並不會全額支付貨款。如果供應商生產的商品在海瀾之家專賣店銷售不出去，海瀾之家是有權退貨的。如此，海瀾之家本身並不承擔太多存貨風險。

而下遊加盟商方面，加入者只負責投資不參與經營，僅扮演財務投資者角色，只承擔開店和人員工資，不負責門店管理。門店由公司統一經營，貨品由公司總部配貨，銷售收入則是海瀾之家按比例和加盟商分成。這種類直營管理，這也被認為是傳統加盟模式的改良，力求在門店管理水平和店鋪擴張速度間找到平衡。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實現由加盟商和品牌商各自承擔風險，但又各自利用最擅長的部分，避免因加盟商經營能力良莠不齊導致的運營問題。最關鍵的是，品牌方可以直接掌握門店終端數據，便於將市場需求快速反哺到前端設計及運營，供應鏈和存貨管理精細化程度較高。

在同行大規模關店的情況下，海瀾之家依舊保持了較快的拓展新店的速度。數據顯示，2016年，海瀾之家集團共有門店 5243 家，其中海瀾之家、愛居兔和海一家門店分別為4237家、630家和376家。集團在2016年的新開店數量達到了1500家之多(同時關閉了247家)。而這家公司在2017年的規劃是仍將持續優化街邊店的門店布局，並加大對購物中心的拓展力度，計劃凈增門店750家，其中海瀾之家門店凈增350家，愛居兔和海一家門店凈增400家。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大舉開店，海瀾之家在2016年的業績才有了增長，不過在這些亮眼的成績背後也有一些隱患。

記者查閱2015年海瀾之家的財報發現全年營業收入為158.3億元，同比上漲28.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29.53億元，同比上漲24.35%。而到了2016年，這兩方面的增長都開始大幅放緩。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海瀾之家有權將貨物退給工廠，但隨著集團擴張規模加大，供應商並不能也不會全部承擔這些貨品的費用，海瀾之家必定會拿出資金去墊付買斷這些貨品。據海瀾之家財報顯示，報告期末海瀾之家存貨高達86.32億元。服飾行業營銷專家程偉雄認為，瘋狂擴張的結果需要大量貨物鋪墊，但這些產品未必會因為新店增多而賣出去，“海瀾之家高庫存是因為其不打折的造成的，服裝有生命周期，季節一過就會積壓。”在程偉雄看來，一定程度上影響會企業的發展。

在同行眼中，海瀾之家在目前看來是“強勢品牌”，在其獨特的模式以及大手筆砸錢做廣告營銷推廣下整個集團的發展處於快速擴張。有服飾行業人士告訴記者，一旦海瀾未來保持不了這樣的發展速度，加盟商和供應商的盈利減少時，這一合作模式就會變得岌岌可危。

而為了提升品牌形象，催生品牌溢價效應，海瀾之家從去年年底開始策略性地嘗試從三四線城市往一二線省會城市拓展，並引入了與設計師的合作款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但這一策略能否被市場接受還有待觀察。

日本企業工資漲幅大大放緩 恐怕要特朗普“背鍋”

日本每年“春鬥”後的春季工資增長通常被視為企業信心的晴雨表，也是消費開支能否得到提振的指示器，今年的結果很不樂觀。

今年大部分日本公司給出了近4年來最少的基本工資漲幅，這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旨在控制通脹、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安倍經濟學”再度受挫。

日本最大的汽車制造商豐田的基本工資漲幅通常會被其他公司作為一個相應基準，今年豐田汽車月均基本工資上調1300日元(約合79.12元人民幣)，少於去年的1500日元(約合91.29元人民幣)，漲幅不足工會要求的一半，更是遠低於2015年的4000日元(約合243.45元人民幣)。

4年最低

所謂“春鬥”，又稱“春季工資鬥爭”，是日本工會每年春季組織的為提高工人工資而進行的鬥爭，一般采取談判方式，現在已經成為日本勞工運動的固定形式之一。

據海外媒體報道，盡管坐擁大量現金，但由於擔心經濟前景、貨幣波動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將傷及日本出口等原因，日本企業不願意提高工資。

豐田一名中級技術人員的月工資大約在36萬日元(約合2.19萬元人民幣)，對他們來說，今年的工資漲幅僅為0.36%。

“工資漲幅遠遠不足以促進經濟增長和達到通脹目標。”日本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山田久誌(Hisashi Yamada)說，日本大企業一般從4月開始的新財年開始漲基本工資，今年漲幅約0.3%，是4年來最低的。

和豐田一樣，日本主要的電機制造企業三菱電機和松下電器等均第二年縮小了薪酬增長幅度。2016年，這些公司給出了1500日元(約合91.29元人民幣)的月漲幅，今年則只有1000日元(60.85元人民幣)。

不過，這些企業工人的總薪酬增幅應該會比現在宣布的高，工人們在工資單上看到的漲幅應該在2%左右，因為根據日本論資排輩的用工制度，除了公司每年進行的基本工資調整，他們的薪水還會根據資歷等自動調整。然而，今年的總增幅仍將低於去年的2.14%和2015年的2.38%。

“我實際上並沒有感覺到經濟在複蘇或者安倍經濟學帶來了好處。”日本長野縣一名33歲的精密機械工人有房貸要換，兩個孩子要養活，他說，“我周圍的人也因焦慮而生活得很節儉，我們老了之後能領到多少養老金等這些問題都讓人焦慮。”

對未來不確定

從21世紀初期開始，日本企業工人基本工資實際上已經凍結了十多年，2012年安倍上臺後宣布“安倍經濟學”，承諾重振日本經濟。他敦促企業增加工資，促進消費。

安倍希望合理的工資上漲驅動良性增長周期，消費者開支和企業投資增加，反過來促進利潤和工資的增長。日本央行也希望看到更高的工資增長水平，從而讓日本逃脫通貨緊縮的軌道。

但最新的加薪幅度顯示，現實並沒有按照安倍寫的劇本方向走。面對生活成本的增加，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普通工人通常會選擇儲蓄而非消費。

“收支相抵都很難，菜價上漲推高了生活成本。任何增加的收入我都會用在食品開銷上，而非娛樂消遣。”一名22歲的制表廠女工說，“我真誠地希望工資上漲的幅度能夠足以讓我真正感覺到薪水在增加。”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16日稱，繼續現行的強有力的貨幣寬松政策是適當的。他同時稱，日本通脹確實有向著2%目標的趨勢，但缺乏力度。

特朗普因素

此外，這些日本工人可能沒有想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成為他們漲薪的障礙之一。自特朗普表示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日本從政府到企業就都開始擔心美方要推進美日自由貿易協定(FTA)等更容易反映美國主張的雙邊談判，對日本出口等造成不利影響。

之後，讓日本各界擔心的信號頻傳，特朗普在同企業家會談時批評日本市場封閉，稱日本在美國大量銷售汽車，但美國車在日本則銷售困難，這不公平，需要進行對話。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本月9日，特朗普政府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了要求日本開放汽車和農產品市場的意見書。美政府質疑日本的汽車非關稅壁壘和農產品高關稅問題，希望安倍政府實施“大膽改革”。

美國貿易代表提名人萊特希澤近日亦宣稱在農業領域的貿易談判中“日本將成為第一目標”，這進一步證明特朗普政府已著眼於和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美方將目標瞄準了日本希望守住的大米、牛豬肉、乳制品等5種敏感農產品，可能會強硬要求開放市場。不少日本農戶對於與奉行“美國第一主義”的特朗普政府開展新的貿易談判感到不安。

亞開行副行長：不擔心中國經濟放緩

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副行長格羅夫在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群訪時表示，不擔心中國經濟放緩，中國正在進行結構調整以提升發展質量。亞開行將繼續與亞投行開展合作，以滿足亞洲巨大的投資需求。

格羅夫表示，經濟放緩的過程對於任何經濟體而言都是正常的。隨著國家的發展，肯定會逐漸放緩。所以根本不擔心這種放緩，這種結構調整是健康的，是正確的方向。很高興看到中國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很好地把握方向。

“目前要關註和解決的是增長的質量問題，需要研究對策以確保弱勢的社會群體沒有被忽視，也可以獲得教育醫療等服務，中國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發展。”格羅夫說。

格羅夫介紹，之前和中國的合作大多是大型的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而現在很多項目是基礎設施之外的比如環境，水質量、醫療、養老等不同的投資領域，這些跟以前非常不一樣。中國政府認識到了提高自身發展的質量。

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批準加拿大、中國香港等13個新成員加入，亞投行成員數量達到70個，超過了擁有67個成員的亞開行，成員規模僅次於世界銀行。

對此，格羅夫表示，亞開行和亞投行不存在競爭關系。“我們都是成員性質的機構，亞投行有更多的成員要貢獻資本才能快速地發展。就合作而言，我們有諒解備忘錄，還有工作層面的緊密合作，從亞投行一開始就合作，我們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合作項目，還有新的項目是和亞投行共同融資，我認為以後的合作前景非常光明，期待進一步加強合作。”

他表示，亞開行和亞投行不是誰發展快、誰發展慢的競爭關系，最終是鑒於巨大的投資需求，亞開行既歡迎現有的多邊機構，也歡迎這些機構的成員，去彌補投資方面巨大的缺口。

談到“一帶一路”建設，格羅夫認為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非常支持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發展。未來亞洲整體的發展取決於各經濟能否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基礎設施是重要的一方面，亞開行長期以來支持區域合作，比如有大湄公河區域、東南亞、中亞區域合作的計劃。

格羅夫表示，中國是大湄公河經濟合作項目的成員，也是中亞經濟合作的成員，今後要將這些項目融合在一起，就“一帶一路”而言，可以將這樣的經驗推廣到各個領域，進一步支持亞洲地區的一體化發展。

亞開行發布的《滿足亞洲基礎設施需求》報告指出，盡管最近十年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加，但仍有4億人口無法使用電力，3億人口缺乏清潔飲用水，15億人口沒有基本的衛生環境，基礎設施缺口仍非常大。

報告估算，從2016年到2030年，亞洲每年需保持1.7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規模，是現有8810億美元投資規模的兩倍。在全部26萬億美元投資總規模中，電力領域需要14.7萬億美元，交通8.4萬億美元，通訊2.3萬億美元，用水和清潔8000億美元。

銀行 “不良” 處置升級 2016年不良貸款增速放緩

從已公布的2016年年報看，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好轉，不良率上升勢頭被遏制特點鮮明。國有五大行平均不良率1.69%，其中農行、建行兩家國有大行的不良率都出現下降。

業內人士認為，這一變化一方面是實體經濟釋放出積極信號，更重要的是，隨著近年來有關部門加大銀行信貸風險監管力度，銀行自身對不良貸款處置力度加大，手法也升級，包括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等。

銀行大力壓降不良

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該行業績發布會上指出，“中國經濟從去年四季度以來，整體企穩回暖，從工商銀行貸款的需求、貸款的投放以及資金面來看，經濟的企穩回暖基礎，我們的資產質量外部環境比前兩年要好一些。”

年報顯示，工行 2016 年不良率1.62%，雖然上升了 0.12 個百分點，為五大行中不良率攀升最快的銀行，但該行逾期貸款與不良貸款的剪刀差減少189億元， 同比少增860億。易會滿指出，剪刀差、逾期貸款率等一些先行性的指標，總體還是出現一些積極的變化。

對於銀行不良增速放緩，業內人士指出，近年來由於監管對不良的考核力度趨嚴，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一道“消化”不良貸款的現象並不鮮見。

某國有大行天津負責人表示，不良出表一般會有財務成本的消耗，如果是內部集團的資產管理公司，就變成集團內部一盤棋。只不過將利潤從銀行轉到其他的子公司。如果是消耗財務成本，實際上是“賠錢消不良”。

社科院銀行業研究員曾剛對第一財經指出，主要是實體經濟積極信號的出現，其次是銀行自身處置力度加大。一位銀行業研究員也對記者表示，不良率作為衡量一家銀行資產質量的核心指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銀行不良貸款的生成，因為銀行會采取多種手段來壓降不良資產。

農行年報顯示，該行去年核銷不良貸款307億元，同比多增97億元。批量轉讓730億元，同比大增474億元。除此之外，處置不良手法也趨於多樣化，包括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等。

作為本輪市場化債轉股中做得最早、最多的國有大行，建行行長王祖繼透露，到今年一季度，該行債轉股規模已經達到3000億元。

農業銀行也表示，董事會批準投資100億元資本金設立債轉股平臺正在審核中，希望盡快落地，當前農行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簽訂規模已經達到700億元左右，另外還有20多個債轉股項目在洽談中。

但另一方面，記者從該省某股份制商業銀行分行高管處了解，隨著近年來有關部門加大銀行信貸風險監管力度，他們面臨來自於總行的考核壓力空前。該分行主要靠利潤核銷以及賣給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其中又以前者居多。

另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計財部負責人也表示，核銷和批量轉讓在該行占主流，債轉股以及不良資產證券化僅為一項“創新嘗試”。

新增住房貸款成主力

從上市銀行新增個人貸款去向看，新增按揭貸款成為銀行新增貸款的主力軍。

五大行新增按揭貸款約 29252億，占新增貸款和墊款(43890 億) 的比例約為66.6%，超過六成。

作為五大行中個人住房貸款擁有傳統優勢的銀行，建行去年繼續保持了余額、新增同業第一的地位。數據顯示，去年建行新增個人住房貸款8117.52億，排名第一。

“房子是用來住的。個人按揭業務不受影響，這塊市場不會有很大變化。建行將對客戶首付、還款能力、還款來源更加豐富審查手段，保障市場健康發展。” 王祖繼指出。

排名第二的工商銀行去年新增按揭貸款7246億，工商銀行行長谷澍在發布會上表示，去年工行人民幣貸款新增8400多億，加上收回再貸數量，超過3萬億。其中三分之一是個人按揭貸款和個人消費貸款。

在個人住房貸款的發放上，工行在個人住房貸款總余額里，四分之三是貸給用戶首套房，用於改善居民住房需求;而去年新增的7000多億中，在三四線城市超過50%。

農業銀行以6329億的按揭貸款增量排名第三。談及個人住房貸款，農行副行長郭寧寧透露，去年農行新增個人住房貸款創下歷史新高，今年新增個人住房貸款規模不會超過去年，對於熱點調控城市，對首套房、 二套房貸款的利率定價將會提升。

特朗普新政“不夠給力”，美國經濟增速面臨放緩

3月份的美國並沒有像往年那樣春風拂面，甚至在東北部還出人意料地下起了暴風雪。美國的經濟也有如這天氣般，出人意料。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3月非農就業人口增加9.8萬，遠不如預期的18萬。許多分析都將原因歸咎於暴風雪天氣，同時3月美國零售業縮減了近3萬個工作崗位。JC Penney Co Inc和Macy's Inc等零售商宣布大幅裁員，紛紛轉向在線銷售，縮減實體店數量。

非農就業數字對於市場的意義，不僅在於反映就業市場的情況，而且更加是預測美聯儲下一步行動的指標性經濟數據。

Eaton Vance基金固定收益資產的聯席主管凱瑟琳•加富尼(Kathleen Gaffney)在彭博近日舉辦的會議上說：“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依舊良好，經濟複蘇還在繼續，未來依舊光明。但要註意的是美聯儲或者說是所有的央行以及政客們。我們必須調整思維，轉向新的環境，要對政策及政客的行為有明確的認識。市場的波動性在過去幾年里非常低，但現在很多政策風險需要被消化吸收，並會最終反映在市場波動上。”

“沒什麽資產可投”

高盛基金管理的聯席主管斯威爾(Mike Swell)在上述會議上表示：“當初量化寬松說要結束的時候，人們極為驚恐，有人擔憂利率會暴漲到10%，從而打算賣出所有的證券。可能是因為過去幾年不斷聽到美聯儲關於加息的風聲，即使是通脹率已經擡頭，而且美聯儲現在已經啟動加息，美國國債市場卻還是非常平靜。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減少長期資產(減少對利率上升的風險敞口)，減少投資房貸債券的時候了。”

上周公布的美聯儲3月議息會議紀要重申了對漸進加息的展望。美聯儲的決策者們維持了2017年加息三次的中位數預測。而針對加息重要指標，如失業率及通脹率的預期，美聯儲依然保持樂觀。與會者中有1人認為失業率預期的不確定性減少，15人認為大致相似，1人認為增加。其他幾位參與者則提到勞動力市場仍然存在一些松弛的證據，例如總體工資增長仍然溫和，工資增長行業分布不均，出於經濟原因而從事兼職工作的人員占比較高，以及其他勞動力利用不足的廣泛指標。

“我們實在不願意去投資什麽資產。美聯儲要加息，所以我不能買國債。”斯威爾說。

美國10年期國債的利率從去年6月的1.5%迅速上升。在經歷了12月和3月2次加息後，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在今年3月一度突破2.5%。國債利率與價格相反，10年期國債利率上升1%，其價格可以下降近10%。

加富尼說：“美聯儲其實只是減少了寬松政策，還沒有真正放棄寬松政策，甚至采取緊縮政策。美聯儲還在試探市場，擔心如果直接拿走寬松政策，可能對市場造成太大的沖擊。”

關註美聯儲緊縮進度

JP摩根資產管理的首席投資長(CIO)鮑勃•米歇爾(Bob Michele)在上述彭博舉辦的會議上說：“美聯儲有4.5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市場始終會想知道美聯儲何時開始減少資產，如何減少資產。全球範圍內來說，全球央行總共有16萬億美元的資產。”

2008~2014年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期間，美國財政部發放了近9萬億美元國債，幾乎就是美國過去230多年的總額。為了向市場註入流動性，美聯儲實行了非常規貨幣政策，通過3輪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註入流動性。量化寬松政策具體的實施方式就是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無需開動印鈔機但是達到印錢的效果。美聯儲向市場購買大量的國債和房貸抵押債券(MBS)。市場投資者獲得了美聯儲的資金後，獲得了流動性，同時資金存在美聯儲，形成了龐大的超額準備金。

美聯儲還不斷對自己擁有的到期證券進行再投資，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從2007年金融危機前不到1萬億美元膨脹到如今創歷史紀錄的4.5萬億美元，相當於24%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上周公布的美聯儲3月會議紀要明確表示：“多數與會者預計，今年晚些時候對再投資政策進行調整可能是合適的。”

美聯儲資產的主要構成是2.4萬億美元的國債和1.7萬億美元的房貸抵押債券。停止到期債券的再投資將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更加激進的做法就是直接賣出美聯儲的資產，但如果縮減資產負債表過快也會導致長期利率大幅上漲並損害經濟增長。

“如何能賣掉4萬億美元的資產?如果是4000億美元一年，那相當於每個季度增加4次國債發行。即使按照這樣的速度，也要10年才能賣完資產。美聯儲縮減資產負債表必須通過很長的年數才能完成，可能這是為什麽沒有造成很大市場沖擊的原因。”米歇爾說。

根據摩根大通的測算，如果每年縮減3000億美元，將使得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10~20個基點，相當於每年多加息2次。

特朗普新政推進速度不及市場預期

自從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美國股市就開始了新一輪的上漲。股市上漲的一大推動力就是對特朗普減稅的預期。

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上周二在年度致股東信中闡述了他對英國退歐潛在影響的看法，介紹了摩根大通在科技投資方面的細節，並敦促美國下調企業稅率。

戴蒙在股東信中說，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過去十年中都下調了企業所得稅，導致美國現在稅率最高，帶來“相當大的損害”。他認為現在美國企業投資海外更合適，因為回報率比投資國內更高。他引用美國財政部2007年的評估報告說，降低稅率還能提高薪資水平。

“很顯然，有些地方出了問題，在阻礙我們。”戴蒙對美國經濟的未來雖然有些擔心，但是並不算悲觀。他“強烈不認同”經濟和生產率以更慢速度增長會是個永久性現象。而且他認為，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夠推動摩根大通消費者業務的發展。

戴蒙是特朗普的顧問，他發出的股東信雖然沒有一次提到特朗普，但是基本上同意並敦促特朗普落實有關削減公司稅收和廢除過度監管的承諾。

特朗普的另一名顧問、全美最大的基金公司貝萊德的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上周四表示，因為擔心特朗普政府的經濟議程能否獲得國會通過，美國經濟增長的步伐正在放緩。

芬克說，美國可能是七國集團之中第一季度增速最慢的經濟體。日本、加拿大和歐洲的增長速度都比6個月前的預期要快，而美國卻落後於預期。

“令人更加擔心的是，這些擬議的改革將會變得越來越難以執行。”芬克在媒體上說，“你將看到美國經濟放緩。”

芬克對特朗普政府到目前為止的改革速度表示失望。他認為，美國經濟增速正在放緩，消費者和企業都在等待，看看新政府在3月醫改法案失敗後是否可以實施稅改和推動去監管。他說，沒有稅改和去監管，市場就會遭遇下跌。

普華永道：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放緩 財務投資者受影響較大

普華永道的統計顯示，受2016年底有關部門出臺政策限制非主業、非理性大額投資的影響，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步伐放緩。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142宗，交易金額212億美元，相比創紀錄的2016年同期交易數量下滑39%，交易金額下降77%。

不過，盡管今年第一季度海外並購交易數量與金額同比雙雙下滑，但與2015年第一季度以及之前同期相比，仍然有明顯增長。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數量達到920宗，較2015年上升142.1%，交易金額激增至2125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的3.5倍，48宗大額海外投資交易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

雖然2017年第一季度海外投資步伐放緩，但仍有7宗大額交易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咨詢服務主管合夥人李明分析稱，海外投資放緩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從2016年第四季度起，國內監管機構對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再平衡，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增加。

普華永道稱，預計在2016年的井噴式增長之後，2017年海外並購將回歸理性軌道。

2016年三大類投資者(民企、國企、財務投資者)在海外並購交易活動中均表現活躍，2016年大型民營企業海外並購金額第一次超過國企。2017年第一季度，民企依然是主要力量，在142宗交易中占據114宗，在212億美元交易金額中，民企完成了137億美元。

不過財務投資者受新規影響比較大，交易金額下降了91%。2017年第一季度財務投資者在142宗交易中完成了11宗，在212億美元交易金額中完成了17億美元。

另外，2016年上市公司海外並購交易數量占比達47%，其中國內主板和國內中小板上市企業交易數量占上市公司海外並購交易總數59%。原因也在於上市公司擁有充沛的資金和通暢的融資渠道，國內主板上市公司更享有國內和海外的估值差異，因此在交易價格上更有優勢。

但是2017年第一季度中企海外並購中，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交易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5%，交易數量同比下降33%。

從投資目的地來看，歐美等成熟市場仍然是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的最重要目的地，2016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約有60%的中企海外並購交易目的地鎖定歐美市場。僅次於歐洲和北美。但同時，亞洲成為第三大並購交易目的地，在2017年第一季度占比32%，而在2016年的占比是24%。

李明說，“一帶一路”戰略相關的機會將會進一步推動亞洲的投資機會。

從短期來看，李明認為，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和美元私募基金將比單純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更具有優勢;從中長期來看，所有促使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驅動因素依然存在，未來有條件、有能力的中國企業將繼續活躍在戰略性對外投資領域。

國家稅務總局去年公布了42號公告，提出了中國轉讓定價的合規新要求。近日，國務院國資委公布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強調對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管控。要求更加強調聚焦主業，更加強調境外風險防控。

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夥人莊樹青表示，隨著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拓展，相關風險和問題也日益顯現。同時，國內和國際稅收環境的變化也對中企在海外並購前和並購後全球業務整合提出更高要求。企業需要在透明度及風險管控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謹慎布局，重視海外投資的真實性與合規性。

一季度工業利潤增28.3% 煤炭石油鋼鐵等盈利放緩

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2017年1-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8.3%，增速比1-2月份回落3.2個百分點;其中，3月份利潤增長23.8%，增速比1-2月份回落7.7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表示，3月份利潤增速雖有所放緩，但總體上仍處於較快增長水平，是向利潤增長常態的回歸，企業效益總體狀況繼續得到改善。

何平同時強調，一些不利因素也有所顯現，購進價格上漲過快，對實體企業降低原材料成本壓力增大;財務費用由持續下降轉為增長，表明降息對降成本的作用可能有所減弱，需要進一步關註。

工業利潤增速放緩

26日，國新辦舉行2017年第一季度工業通信業發展情況發布會。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鄭立新表示，工業經濟首季實現良好開局，部分指標、部分行業及地區的運行比預期要好。今年一季度，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6.8%，41個大類行業當中有36個行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全國有20個省份工業增加值增速快於去年同期。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快速增長得益於去產能、降成本等供給側改革措施成效進一步顯現，工業築底企穩的態勢更加明朗。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季度企業利潤的增加主要是工業品價格上漲比較快，工業品產量有所增加，企業利潤率也有所上升。客觀地說，下一步企業利潤的增速有可能會逐漸回歸到正常合理的水平，但是企業的利潤應該還有條件保持比較快的增長。

3月份工業利潤增速比1-2月份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在於原材料價格上漲快於產品價格上漲，煤炭、石油和鋼鐵等相關行業盈利放緩，以及同期利潤基數偏高。

利潤增長對價格上漲的依賴性減弱。數據顯示，3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為107.6%，比1-2月份上升0.3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為110%，比1-2月份上升0.9個百分點，增幅高於出廠價格。初步測算，因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7.6%，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加約7513億元，因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上漲10%，企業主營業務成本增加約6397億元，收支相抵，利潤增加約1116億元，增量比1-2月份明顯減少。

分行業來看，煤炭、石油和鋼鐵等相關行業盈利放緩。3月份，受價格變動、去年同期利潤基數上升等影響，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五個行業合計新增利潤752億元，比1-2月份少增950億元，影響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落8.5個百分點。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因投資收益同比大幅下降等情況，也一定程度拉低了利潤增速。

利潤增長結構持續優化

胡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化解落後產能和積極培育新動能的雙管齊下，使工業結構繼續優化，新舊動能轉換加速，成為工業增長的動力之一。

何平表示，企業利潤增速放緩的同時，企業效益總體狀況繼續得到改善。主要表現在利潤增長結構有所優化，利潤率同比繼續回升，回款情況繼續好轉，“杠桿率”持續下降。

從利潤增長結構來看，3月份，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增利潤中，采礦業、原材料制造業比重下降，消費品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比重上升。其中，采礦業所占比重為34.2%，比1-2月份下降0.9個百分點;原材料制造業比重為38.1%，下降9.5個百分點;消費品制造業比重為11.8%，提高0.5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比重為21.6%，提高6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3月份，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6.47%，同比提高0.49個百分點。3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為38.6天，同比減少1.1天，延續了上月起同比下降的趨勢。3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2%，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

鄭立新表示，工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深入推進。在去產能方面，推進鋼鐵等行業處置“僵屍企業”，分解落實2017年化解5000萬噸過剩鋼鐵產能計劃，嚴厲打擊取締“地條鋼”等違法違規生產行為。在降成本方面，工信部發揮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協調聯席會議的作用，推動出臺一系列清費降稅政策措施。在補短板方面，全面實施“中國制造2025”，推進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等五大工程，開展工業質量品牌提升專項行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