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資者無懼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帶來更大回報

貸款“回報” 鏈

2014-10-20 NCW

企業在向銀行貸款時，貸款先以保證金的形式存入銀行，銀行再向企業開具承兌匯票，銀行可將貸款業務轉至表外，形成利益鏈條◎ 財新記者吳紅毓然文wuhongyuran.blog.caixin.com 回報，是指企業在向銀行貸款時，要求企業把貸款先以保證金的形式存入銀行，銀行再向企業開具承兌匯票，到期再兌付。

“這種現象多得很。 ”一位長三角地區銀監局局長明確表示，銀行業的“回報”現象由來已久、非常普遍，成為以貸攬存的重要手段。

通過承兌匯票，銀行可將貸款業務轉至表外，從而不受貸存比限制，為騰挪貸款額度、吸納存款、增加中間收入，開闢了渠道。

回報市場繁榮的背後，不僅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以及銀行為沖規模而扭曲的業績考核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實際上的利率雙軌制，催生了各種套利和尋租行為——銀行表外資產負債的擴張、社會“資金”生意的野蠻生長，規模龐大的“影子銀行” （相關報道見本刊2013年第27期封面報道 “解放利率” ），回報業務是助力之一。

5月，天津銀行成都分行青羊支行的一二把手被當地檢察機關帶走，暴露出了利率雙軌制下、 “回報”現象背後的灰色利益鏈。據財新記者瞭解，這是因該銀行人員將回報資金私用放高利貸，客戶不滿銀行愈演愈烈的要求而“反目成仇” ，轉向當地檢察院實名舉報。

“四川的資金市場很熱鬧。 ”一位某股份制銀行成都分行人士介紹，不僅四川銀行業的回報市場“可排全國前列” ，四川的民間借貸市場也很活躍，但今年以來，大型小貸或擔保公司頻頻出事，金額巨大，牽涉更多企業，也危及銀行。

“每個地方都有遊戲規則，現在四川的舊規則被打破了，新的還未建立，銀行就採取了保守態度。 ”一位某成都分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對財新記者說，現在銀行對信貸業務更為謹慎，涉及民企、官員的寧願不做， “止損就是盈利” 。

如何做“回報”

業內人士介紹，一般做回報的流程為：企業 A 向銀行申請貸款200萬元，企業A 存100萬元的保證金到銀行，開立存單；企業 A 再用存單作質押，銀行給企業 A 開一張200萬元的承兌匯票，這時銀行敞口為100萬元。企業 A 可用承兌匯票向上游企業 B 付款。企業 A 與企業 B 之間簽有一份200萬元的貿易合同，等承兌匯票到期，B 再找任何一家銀行均可貼現。

承兌匯票最長期限為六個月。假設銀行開的是六月期的承兌匯票，對於企業 A，就有100萬元的存款收益，其中大行一般是計活期息，而其他銀行往往計定期息；對於企業 B，相當于六個月後得到款項，不過上游企業一般較大，進出賬頻繁，並不在意；對於銀行，獲得貼現息收入、手續費，還有一筆較為穩定的存款。

一位大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在具體操作中，手續費一般為0.05%，比較少；銀行人員還可以在貼現利息收入上動腦筋。有的企業難以找到正規有效的貼現渠道，銀行會在開完承兌匯票之後，讓其在本行繼續貼現。由於信息不對稱，在一些支行，行長等就在貼現利率上給客戶“加點” ，以賺取更高的利潤。一般貼現利率能加2%-3%。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四大行這樣的業務做得少，但是股份制銀行等其他中小銀行，囿于貸款規模的限制，以及考核存款的業績壓力，往往會讓企業將承兌匯票貼現後再存入銀行，銀行反複開幾道票，以獲得更大規模的存款。這樣，企業也不得不承擔多次的貼現利息。 “有跟小銀行合作過的客戶，其應付票據金額碩大無比，跟企業本身規模不符。 ”一位大行人士說。

在四川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以至於上海、香港等地做轉口貿易的企業，通過資金掮客到成都的銀行來開立存單，再質押拿承兌匯票。類似的業務還有信用證。

“上海這些地方的資金是綠色存款，做的都是全額保證金承兌匯票，可以獲得跨境套利收益。 ”一位股份制銀行成都分行人士說，成都地區的銀行成為委托方，資金方將承兌匯票帶至轉口貿易較多的地區進行兌付，以做境外套利業務，由此催生的資金掮客也不少。

央行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末，全國承兌匯票餘額為10.2萬億元，較年初增加了1.2萬億元，同比增長11.4%。據中國票據網數據，其中股份制銀行的承兌匯票餘額為4.54萬億元，約占市場總量的44.5%；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的承兌匯票餘額是2.1 萬億元，約占21%。截至6月末，承兌保證金的平均比例為42%左右，這意味著，10.2萬億元的承兌匯票餘額，給銀行帶來保證金存款逾4萬億元。

8月1日，銀監會和發改委聯合出台《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其中將銀行承兌匯票承兌手續費改為“市場調節價” 。

行長的灰色交易

5月，天津銀行成都分行青羊支行行長李蓉、副行長劉宇被帶走。據接近天津銀行的知情人士表示，這是因為7天酒店集團四川總代理商杜銳國將兩人實名舉報。目前，成都市青羊區檢察院已立案，認為李蓉與劉宇分別涉嫌職務侵佔與受賄，但尚未向法院提起公訴。

知情人士表示，杜銳國本為該支行的客戶，且一直有業務往來。為了申請4000萬元貸款，杜銳國曾向劉宇行賄20萬元。銀行本要求將4000萬元做“回報” ，以企業存款名義存回天津銀行；但李蓉要求將4000萬元轉存至一個員工的個人賬戶。該員工將錢又轉至李蓉在其他銀行的個人賬戶。李蓉再將資金轉至小貸公司，進行短期拆借。

李蓉最早出身工行四川分行，後到深發展（現平安）銀行工作，于2011年進入天津銀行成都分行。

“肯定是利益沒談攏。 ”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本來客戶與銀行關係很好，但反目成仇還是很意外。當李蓉及劉宇被抓之後，天津銀行成都分行還在內部總結，稱要與客戶維持好關係， “不要讓客戶說翻臉就翻臉” 。

業內聞此不無嘩然。 “完全破壞了遊戲規則， ”一位股份制銀行客戶經理說， “本來回報是為了銀行的利潤，現在直接變成了為自己牟利。 ”其實，在過高的民間利率誘惑下，銀行行長因利用自身職務進行牟利而落馬的事情屢見不鮮。

2012年，農行江蘇省江陰市要塞支行行長孫峰攜巨款出逃。據當地公安機關調查，孫峰利用其基層銀行行長的身份從事高利貸活動，以月息2% 左右借入，以月息6% 到10% 放出，以個人名義詐騙涉資1.26億元。孫峰出國時手續齊全，有各級領導簽字。

2013年，蘇州市三位支行行長同時被抓，時任中信銀行盛澤支行行長孫志榮、浦發銀行吳江支行顧健、招商銀行吳江支行行長張興洪以涉嫌特別重大賄賂罪被批捕。當時，舉報人一口氣舉報八家銀行行長，當地多位金融人士表示“不覺得意外” ，因為這種民企和行長的交易，早已成為當地金融市場的潛規則。

“在多年貸存比考核和銀行存款立行策略下，業已形成了一條龐大的存款產業鏈和巨大的存款尋租空間。 ”國金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馬鯤鵬說。

監管排雷

一般來說，承兌業務與貸款業務的風險資產權重一樣，銀行在風險控制上也將承兌匯票與流動貸款同樣管理。比如，為防範開票企業不兌付的情況，則要求開承兌匯票的企業提供擔保，提供抵押物或者擔保公司等增信措施。同時，警惕企業的虛假貿易背景，要求嚴核企業貿易真實性。

對於貼現行來說，往往只查承兌匯票是否屬實，就予以貼現，較為忽視真實貿易背景，這也給了做“倒票”套利的企業可乘之機。承兌匯票要求有真實的交易，必須開增值稅發票。而資金掮客們通過註冊公司虛構貿易合同，等匯票轉讓之後再將公司注銷；或者兩家認識的或關聯的公司，直接虛構貿易合同，相互“倒票” 。

對此，監管層自2010年以來屢屢發出警示。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曾在會議上，指出票據業務的三大風險：部分企業從銀行開立無真實貿易背景票據，背書給票據中介進行“包裝”後套取銀行資金，而一些銀行受派生存款、中間業務收益以及調控貸款規模等因素影響，盲目草率開票；部分已由銀行貼現的票據通過跨業合作等渠道從銀行表內轉出，實質由銀行理財資金購買；少數銀行業金融機構仍在違規通過不規範的會計核算方式，隱藏票據等信貸資產規模，並規避資本監管。

2012年2月，銀監會出台《關於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範經營的通知》，即“七不准、四公開”原則，其中要求銀行不准以貸轉存、存貸掛鈎等。

2014年9月，銀監會、財政部及央行三部委聯合出台《關於加強商業銀行存款偏離度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更是明確要求銀行不得“以貸開票吸存” ，即將貸款資金作為保證金循環開立銀行承兌匯票並貼現，虛增存貸款。國金證券研報認為，該規定從表面上看，抑制了銀行的存款吸收能力，實質上是從根源上扼殺存款尋租的空間：提高銀行滋養存款尋租行為的成本，才是真正消除尋租空間的最有效手段，銀行出于對存款偏離度指標超標的顧慮，將主動降低對存款尋租行為的需求。

同時， “改進績效考核制度、銀行不得設立時點性存款規模考評指標”的規定，亦從制度上緩解了銀行、尤其是基層業務人員對存款的渴求。據財新記者瞭解，銀行頗為重視此次規定，中行、建行等多家銀行也根據監管政策，調整了內部考核指標， “現在考核權重都是日均存款占大頭” ，將時點數控制在一定幅度內。

6月，四川銀監局上線了“四川銀行業貿易背景查詢與監管系統” ，由轄內59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共同出資開發和使用。四川銀監局要求，自系統正式上線起，各銀行新增的相關銀行業務及增值稅發票信息務必全部錄入系統。業務包括：票據承兌、國內信用證、票據貼現、票據質押融資、國內信用證（代付）、保理等；其中對100% 保證金（或100% 銀行承兌匯票質押）的銀行承兌匯票和國內信用證業務，暫不錄入對應增值稅發票。

失控的民間借貸

中西部地區相對貸款資源緊缺，資金價格較高，同時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不減、成本較高，這也給小貸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等帶來了機會。

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省投（融）資理財信息咨詢類公司數量已上升至5000家，其中還不包括未在工商局獲批的民間理財公司，較同年6月末增長了近4000家。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擁有融資性擔保公司509家，全年累計融資性擔保餘額已達2338.4億元，居全國第二。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末，四川省共有326家小貸公司，數量居全國第九；貸款餘額為597.30億元，居全國第四。

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且政商關係動蕩，民營擔保公司、小貸公司跑路現象頻頻，加劇了信用風險。2014年6月，四川省金融辦召開了“2014四川省小貸公司監管工作會” ，要求省內金融機構嚴控風險。

7月，匯通信用融資擔保有限公司高管集體失聯，上萬投資者兌付無門，至今還在集體維權。匯通擔保是四川省擔保行業協會的副會長級單位，註冊資金為9億元。截至6月末，匯通擔保業務涉資近50億元，其中銀行在保金額就有45億元。

一位大行人士對財新記者介紹，匯通擔保是民企，但信譽較高，政府曾經也“鼓勵多設立這類擔保公司” 。有個別銀行還代銷過匯通擔保的理財產品，現在也全部變為飛單。

8月，怡和集團膠著于債務重組，債權人尚未全部同意簽字。據財新記者瞭解，怡和集團總負債逾40億元，其中銀行的風險敞口25億元。更嚴重的是，集團牽涉了16億元的民間高利貸，其中實際使用本金約7億元，其餘9億元為“利滾利”產生。該集團的債務危機涉及17家銀行，包括重慶銀行4.8億元、攀商銀行3.1億元、恒豐銀行2.7億元；另外還涉及2家資管公司和40余家的民間高利貸借款主體。

“明面上是小貸公司，實際是高利貸。 ”一位當地銀行業人士介紹，怡和集團實際控制人劉武聘請了建行出身的沈兵，擔任職業經理人。彼時，沈兵引入了大量的民間資金，為怡和集團融資。

一種普遍的做法是，小貸公司通過銀行給怡和集團做委托貸款，簽署“陰陽合同” ，借貸合同上年息為12%-16%， “實際上抽屜協議的年息甚至高達36%” 。

一位債權行人士認為，怡和集團突陷資金鏈斷裂，主要原因是高利貸， “民間高利貸金額巨大、家數衆多、利息水平超長” 。一位建行人士說，去年怡和集團就出現了違約苗頭，幾千萬元的貸款未被審批過關。通常，這類企業只能通過民間借貸融資。

“小微企業融資、中西部地區融資，共同反映的一個客觀問題是，風險成本如何分擔。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說，需要建立一個共擔風險的機制，其中政府也應發揮作用，以盡力解決融資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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