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是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鏡子” 訪中國加入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原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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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左）、魏建國（右） （李微敖/圖）
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如果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就顯得很不厚道。
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現在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
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智利、文萊等12個國家，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部長會議，就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達成基本協議。
11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TPP文本全文，全文超過兩千頁，包括貨物貿易、紡織品和服裝、原產地規則、金融服務、投資、電信、電子商務、政府采購、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知識產權、勞工、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30個章節以及相關附錄，號稱是“史上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以2013年年底數據計算，這12個國家的GDP總和約為2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近40%，貨物貿易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
美國等國家為什麽要搞TPP協議？它與WTO（世貿組織協議）有什麽區別？對於中國而言，TPP是挑戰，還是機遇？坊間戲謔的說法之一，TPP是“排斥中國”的“踢屁屁”，但究竟實情如何？
帶著這些問題，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做客貴州衛視《論道》欄目，就此采訪了前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和原商務部副部長、現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
TPP是不是針對中國
南方周末：兩位都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關註TPP的？
龍永圖：從2001年，WTO多哈回合談判開始，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體制應該說遇到了一些挫折。“多哈回合”長期達不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關於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就開始了，這包括區域的貿易協定，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等，TPP就是其中一個。
前幾年，美國參加TPP的首席談判代表，突然到我辦公室來。因為他曾經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和我是談判對手，所以我們算是好朋友、老朋友了。我就問他，現在外界傳說TPP搞出來是針對中國的。他說，請你相信我作為美國TPP首席談判代表，很鄭重地向你講沒有這回事，TPP不可能排斥中國，排斥中國對TPP的談判也沒有什麽好處。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TPP保持了一些特別的關註。
魏建國：2005年，我在商務部時（2003年-2008年任商務部副部長），中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進行談判，我們就發現新西蘭當時正在考慮一個比我們中國跟新西蘭更高的貿易標準，一個FTA（自由貿易協定），那時我們就知道有一個TPP。
但使我吃驚並引起我高度重視的，是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墨西哥坎昆的APEC會議上，突然提出美國要馬上參與建立TPP。我們經常發現，美國不按常規出牌，你想啊，他是在APEC的坎昆會議上談TPP的，在20國集團開會時他不說，WTO會議時他不說，偏偏選擇APEC會議上說。這就使得我們提高了警覺性——因為參加APEC會議的，大部分都是太平洋地區國家。
南方周末：為什麽美國在2009年突然插進來？
魏建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美國國內出現兩個顯著的趨向：一派是支持中國加入WTO的，這大部分是跨國公司、銀行家、金融家，包括一些服務貿易商，原因是中國市場大；一派是反對的，這是一些學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理由是中國這麽大的塊頭進來對美國不利。
中國加入WTO以後，我們最大的收獲就是，不僅中國徹底打開了大門，而且成了世界的工廠。中國在全球四百多種工業品和消費品的生產和出口上，有222種占第一位；像談判時涉及的紡織品的配額問題，紡織品和多種纖維協定，這原本是壓在中國身上的主動配額問題，變成了我們的主動需求，中國的紡織品行業，也取得了井噴式的發展。美國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說邀請中國加入WTO進來後，結果中國搶占了先機，成了得益國，中國贏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在考慮，WTO的“多哈回合談判”采取什麽策略。曾擔任WTO兩屆幹事長職務的帕斯卡爾·拉米認為在他的任期內，沒有能夠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成功，是因為美國沒有政治意願，美國在拖。
為什麽美國在拖？因為美國在尋找一個更高的、更加國際化的遊戲規則，來把中國排除在外。於是，美國瞄準了那個微小型的TPP，即起初只有新加坡、新西蘭等4個國家的TPP，要慢慢把它搞成今天這樣12個國家的TPP。
龍永圖：我插一句，當時美國認為中國加入WTO，中國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實際上現在我們應該澄清的是：這還是一個雙贏。因為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從中國加入WTO當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中國的市場放開了，中國很多價廉物美的產品，比如我們的紡織品，鞋、襪和很多的玩具，家電產品，都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出口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使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公眾，特別是他們的低收入群體，能夠享受到價廉物美的日用消費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加入WTO，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次重大的“扶貧行為”。
另外，由於中國商品的價廉物美，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擺脫了困擾他們多年的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來，這些國家的通脹都非常低。這些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忽略的地方。他們只看到了中國加入WTO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這是不全面的。
南方周末：TPP到底是不是針對中國的，兩位似乎有些矛盾。龍先生講，美方代表當面跟您說，TPP不是針對中國的。魏先生則說，TPP就是針對中國的。
龍永圖：我覺得魏部長也沒有說TPP是排斥中國、針對中國的。因為，首先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根據WTO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應該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開放，所以TPP的成員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不允許中國參加。
事實上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為什麽？有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國正在和東盟十國，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韓國、日本，共16個國家搞一個區域貿易協定，我們叫RCEP，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議”。中國的力量主要集中在RCEP的談判上，如果在這種情況下，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我覺得，中國就顯得很不厚道。特別是在RCEP的談判中，中國起著非常主導的推動作用。
第二，TPP在保護知識產權、環保、勞工標準，以及企業市場化發展方面，確實走得很快，快的步伐雖然和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走得確實比中國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認為，與其現在花很大的精力來與美國和其他國家談這些新領域的重大規則問題，還不如中國自身采取主動改革的措施，使得中國的環保標準、勞工標準等，能逐漸適應TPP的發展方向。這方面，我們采取的是“多做少說”。
從美國方面來講，也許他們雖然不能排斥中國，但心里不願意中國參加，因為中國參加的話，可能會對談判造成很大的麻煩。TPP的整個談判本來就很困難，中國參加，會具有更大的複雜性。種種情況也說明，TPP不是在排斥中國，中國選擇不參加TPP的談判也是暫時的。
此外，我們不能講，中國可以搞RCEP，美國就不能搞TPP，這兩個都是區域貿易協定，我們不能采取“雙重標準”。
當然，美國搞TPP，從政治上來說服務於它在亞洲這個平臺的戰略，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確實有針對中國的意思。但美國人幹什麽事情，從來不是把針對誰當成第一位，從來是把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搞TPP或者說亞洲再平衡的戰略，首先是為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因為現在全球經濟的重心已經轉到亞太地區，所以它的整個經濟戰略的重心，也要轉到這一地區。
所以，美國利用TPP這樣一個現成的舞臺，就像是資本市場上的“借殼上市”，一下把這個小的上市公司的殼變成大的上市公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說這個殼本來就是美國的，美國把它搞出來專門針對中國，我覺得這也不符合實際。
動力與結果
魏建國：美國的智庫對美國今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兩種分析，一種分析就是美國要想作為全球霸主，必須有三個條件：第一，美國的GDP必須要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3%以上，當然今年它已經是1.5%，現在是1.3%，說不定今年還掉下來1.1%；第二，它認為導致全球傳統大國爭論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蕩然無存。因此提出，美國目前一定要在搶占遊戲規則和國際體系的主導地位方面邁上新的一步。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美國不要再想著去改造對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包括用武力去改造。而是要真正轉向使用新的國際規則，制定全球新的遊戲規則，作為領導全球的關鍵所在。那麽國際規則就像龍部長講的，一定要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今後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在亞太，說白了就在中國。這個TPP剛好符合它走向亞太的戰略，奧巴馬也因此在2011年提出，在他的任內能夠加速TPP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這兩個協議的進程。
龍永圖：實際上，TPP是美國企圖制定新的全球規則的第一步，因為TPP所有的規則，只對這12個成員國有效，構不成全球規則。如果要使它成為全球規則，必須讓中國、歐盟這樣的大國貿易集團，能夠同意和接受這個規則。
所以，我覺得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現在就要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你制定什麽規則，我們就無條件地接受。中國參加WTO談判時，基本算是“手無寸鐵”，都和美國回旋了那麽多年，最後才接受了這樣一個全球規則。而且也不能說，當年WTO的一些規則就是美國制定的規則，而是經過很多年的磨合，好幾年的全球談判才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中國現在被排斥在全球新的貿易規則之外，這個毫無根據。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這點，大家還是可以放心的。
南方周末：雖然TPP現在達成初步協議，但還需要各國國內的批準程序，我們看到了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就明確反對TPP，有沒有可能美國國會會否決這個協議？
龍永圖：我想肯定會有一些爭論，比如在美國，就像當年通過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進程一樣，非常複雜非常曲折，但這是一個美國國內政治運作的過程，希拉里現在反對TPP，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姿態，是她整個競選戰略中的一部分，我並不認為她會真正地反對TPP。對美國有利的事情，美國國會都通過的，所以我倒不懷疑TPP會在美國通過，我想最快在奧巴馬任內，就能完成國會的整個程序。在其他國家通過，更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對中國的影響
南方周末：很多人關心，TPP到底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比如因為加入WTO而受益的紡織品出口，是否會因為TPP而減少，會萎縮？
魏建國：我認為有影響，但影響不是很大。因為TPP只限定在12個國家里，範圍有限。如果中國的紡織品等產品出口受限，那麽我們可以從其他途徑，向其他國家出口。
對於TPP，我認為中國還是應該抱著樂見其成的態度。我個人認為中國對全球的貿易規則應該采取四個“改”：第一改革它，包括WTO、FTA，包括現在的IMF、世界銀行等，我們首先改革它，改革的目的是改善它，改進它，而不是徹底的顛覆它、改變它。因為中國應該說是這些國際規則體系的創立者、貢獻者、參與者，也是受益者。
龍永圖：美國一些專家認為，TPP可以產生大量的貿易轉移效應，有的還說，每年要因此減少中國一千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這一千億美元，是完全按照TPP的條款直接算出來的，我覺得這誇大其詞了。
因為關稅降低也好，還是原產地規則的改變也好，只不過是一個產品的整個競爭能力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紡織品等其他不少產品上，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優勢，比如我們有更好的物流體系，更好的零部件生產體系，更好的原材料的配套體系等，這些都是決定一個產品的競爭能力的因素，還包括供貨時間，也非常關鍵。價格不是唯一因素，關稅也不是。有時候，關稅的因素還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不太值得憂慮。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由於TPP的建立，實際上給我們一面鏡子，就是說國際上在這些領域里面有哪些新的要求，我們的改革要怎樣去適應這些新的國際標準和要求。我們對這些新規則，到底采取一種歡迎的態度，還是抵制的態度，這對我們來講，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像中央講的，對TPP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我覺得對中國一些重大領域的改革，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南方周末：我們看到，陸續有不少其他國家和地區表示將申請加入TPP，那麽中國有沒有必要，在未來三五年，也考慮申請加入呢？
龍永圖：現在還談不上參加TPP的問題，現階段，中國還是要加快和16個國家的RCEP談判，使這個談判能夠盡早結束、生效，這樣的話，就可以使RCEP和TPP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區域貿易協定。
這兩個區域貿易協定重疊的國家很多，大概有8個國家，通過這兩邊參加的8個國家的牽線搭橋，也許這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協定，可以在某一天能夠進行一定的銜接，形成一個完整的亞洲太平洋區域貿易協定。這應該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當然也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努力。
魏建國：我認為，首先我們要看一看，TPP能不能最後達成協議。我想，不管現在各國對TPP怎麽看，作為美國來講，既然前期動員了那麽多資源，花了那麽多功夫，肯定會最終實現。不管TPP跟原來的想法，是不是改變了，程度和質量是不是降低了。不管在奧巴馬任期之內能不能達成，但美國肯定會把TPP，包括TTIP作為一個大的戰略來實現。
第二，中國的態度。不是說我見到你有一個新的遊戲規則，就一定要來加入。中國改革走到現在，最大的特點就是“接地氣”，就是始終瞄準著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國情跟越南、文萊這些發展中國家不一樣，我們比它更發達；我們又跟日本、美國、新西蘭、新加坡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面，作為中國來講，既要把進一步的改革，作為一個最好的紅利來釋放；同時也要照顧到中國的穩步前進發展的需要。
我認為我們對TPP不要太忌憚。我們所有的改革，不是因為外界來壓迫我們，而是出於我們自身的需求。比如知識產權保護，是因為我們的國情，需要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我們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中國做好了，自然會成為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優秀的國家。
南方周末：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不考慮年齡、職務的因素，如果未來中國政府任命您為中國加入TPP的首席談判代表，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難和挑戰有哪些？
魏建國：如果中國政府要加入TPP，而且要選擇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我的一個擔心，就是如何對美國制定的這個遊戲規則中，暗藏的玄機進行一一化解。我認為就是要“見招拆招”，並且利用中國現有大的戰略，包括“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使TPP從一個“利益共同體”，努力打造成“命運共同體”，最後成為全球“責任共同體”。
龍永圖：根據我當年參加WTO談判的經驗，任何一個國際協議的談判首先要在中國國內形成共識。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我們先是一步一步在國內給大家講清楚，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後，這才使得中國在談判的最後時刻，達成了協議。
現在，中國國內對TPP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質疑，包括今天互聯網對輿論的影響，與十幾年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怎樣能統一全國上下，乃至部門和利益集團之間的認識，形成共識，看到中國如果接受TPP那一套基本原則體系，對我們是有利的，是最重要的。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民間投資形勢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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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形勢不容樂觀，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仍然不少。”7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劉昆如此表述。
民間投資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但是受多重因素影響，去年第四季度特別是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有所放緩，民營企業投資意願不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4月我國民間投資同比增長5.2%，比全部投資增速低5.3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增速低7.5個百分點。同時，民間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出現下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個百分點。
針對這一情況，5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情況開展專項督查。在通知要求各省(區、市)、各有關部門開展自查的基礎上，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截至目前，各督查組赴地方實地督查的工作已經完成。
劉昆稱，督查組在四川、陜西督查時了解到，民間投資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政府人員為民企主動服務不夠，政策對接不暢；重國企，輕民企，民企認為它們和國企“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融資難、融資貴”，特別是金融機構“天晴送傘，下雨收傘”；民企經營成本高，投資信心不足等。
針對當前民營企業反映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難度比較大、渠道有限的問題，劉昆說，督查組在地方督查中發現，PPP問題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PPP項目儲備比較豐富，但是項目落實困難，這是普遍性的問題；二是PPP方面立法缺位，雖然許多部門都出臺了政策措施，但是統籌不夠，各地在執行中覺得部門之間的政策比較難以適應；三是有企業家反映，現在各地優質的PPP項目資源基本上都被國企壟斷了，民企要投入PPP項目難度比較大，特別是參與好項目比較困難；四是有個別地方反映政府部門合同意識較差，擔心參與一些項目之後政府又會改變有關條件。
近年來，中央財政會同相關方面，大力推動PPP改革，對促進民間投資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劉昆表示，下一步，中央財政將繼續積極推進PPP法制建設，加強政策協調和統籌。落實好PPP財政支持政策，使PPP基金、財政獎補等政策落到實處。在已經推出兩批示範項目的基礎上，繼續增加示範項目，嚴格績效考核，督促項目加快落地。與此同時，還要提升政府履約守信的意識，暢通民營企業參與的通道，使民間投資通過PPP方式真正有效進入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市場。
結合當前民間投資發展時機，督查組建議稱，要繼續有序推動產業轉移，采取措施緩解“融資難、融資貴”，降低要素成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實現民間投資新的突破。
針對存在的問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稱，目前國務院辦公廳正在組織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對這些問題進行分類梳理，逐一核實，並研究提出相應的整改建議，明確責任部門和整改期限，近期國務院還將專門聽取督查工作的匯報，部署整改落實的工作。
人社部副部長盛贊“斜杠青年”：新業態可支撐不同職業
“互聯網的發展給速遞業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現在送快遞的滿街都是，我們的辦公樓附近就經常有很長的速遞車隊。”說這句話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信長星用力地伸開雙臂比劃著。
7月8日上午，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信長星介紹了2016年上半年就業形勢有關情況，並就記者們關心的問題作了解答。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當日給記者提供的新聞資料介紹，今年1-6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1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71.7%，快於時序進度。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二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5%。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前5個月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1%左右。對100個城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分析顯示，二季度市場求人倍率(市場招聘崗位數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為1.05，反映出市場招聘崗位數仍大於求職人數。
在對10省500個行政村的監測情況顯示，二季度末500村外出務工人數29.7萬人，同比增長1.2%。在對3萬家企業動態監測顯示，6月末監測企業崗位總數為2006萬個，比上年末減少2.0%，流失幅度同比收窄了0.4個百分點。
“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總體還是平穩的。”信長星對記者們說。他重點介紹了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分流職工和大學生就業兩個方面的情況。
他說，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職工安置工作是關鍵環節。今年這兩個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大概涉及職工是80萬左右，各地正在積極的開展工作。“我也陸陸續續到河北、寧夏和其它幾個地方做過一些調研，也看過一些材料，間接地了解了一些企業的情況。”
信長星介紹，在一些大城市，化解一個企業的過剩產能，縱然涉及一些人，但是就業機會比較多，相對容易一些，而在一些因為鋼煤興起的城市，鋼城、煤城，要去產能的話，職工分流分置渠道相對窄一些，在這些地區就業壓力會比較大。“做好這項工作的基礎還是在企業，關鍵是要把工作做實做細。”
他說，對政府部門來說，在發揮企業潛力的同時，總會有一些職工需要到社會上分流安置，這就有一個轉崗再就業的問題。對分流出來的職工社保要接住;對再就業的職工培訓要及時跟上;對那些就業確實困難、確實難以通過市場找到就業門路的，就要給他進行開發公益崗位，體現社會政策兜底的功能。
“解決好高校畢業生就業，核心就兩條：一是要開發崗位，二是要人崗匹配。歸根到底是要寄希望於產業轉型升級，寄希望於技術進步，寄希望於創新創業。”信長星舉例說，現在這些新業態、新經濟領域催生了大量新崗位，“前兩天微信上流行一個80後女孩的名片，“斜杠青年”，“自由撰稿人/自媒體/劇作家/商務咨詢/”，還有其他一大堆“/”。為什麽她一個人可以這麽多斜杠?因為有新業態，可以支撐不同的職業。
信長星說，創新創業催生了大量經濟主題，創造了非常多新的就業崗位、就業職位。7月份就進入畢業季，信長星介紹，人社部門正在做有兩項計劃：一是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促進計劃;二是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對離校未就業畢業生已經建立一個實名制信息庫，根據他們的就業意願和實際情況，提供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對有創業願望的，支持他們創業。對一些特殊困難的高校畢業生，包括家庭困難，或者自身有一些特殊困難的，提供一些特殊的幫扶措施。”
對於記者提出的東部一些制造業企業已經開始用機器人替代工人進行流水線作業，會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的問題，信長星表示，“每一次生產自動化水平的提高，無疑都會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行業會影響就業崗位，現在更多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領域、這些產業自動化水平的提高肯定會影響就業，會減少用人。”
但他同時表示，從一個大時間段來講，或者更大範圍來講，每一次技術革命、技術進步，最終所創造的崗位是遠遠大於所替代的或者減少的崗位。“所以我對技術革命、技術革新，對就業的關系，我總體上是持樂觀的態度，否則不能解釋從工業革命以來這麽多技術的不斷進步，為什麽我們全球的就業規模是在擴大的，對就業帶來的影響總體而言是積極的。”
7月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信長星在國新辦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攝影/章軻
7月8日，國新辦政策例行吹風會現場。攝影/章軻
7月8日，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攝影/章軻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G20杭州峰會將為世界經濟作出歷史性貢獻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今天表示，G20杭州峰會一定能夠取得成功，一定能夠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健康、平衡的發展。
朱光耀是在北京舉辦的“2016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作題為“G20杭州峰會將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作出歷史性的貢獻”的主題演講時如是表述的。
朱光耀說，下行的經濟壓力使得世界經濟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在短期內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很大振蕩。但由於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金融監管的加強，特別是二十國集團（G20）機制強化了全球金融監管政策的國際協調，國際金融市場表現出了韌性和應對突發的不確定性挑戰的能力。在短暫的劇烈振動後，國際金融市場恢複了穩定。但英國的脫歐公投進程是相當長的進程，何時啟動英國同歐盟之間的正式脫歐談判，首先取決於英方何時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有關決定。
二是歐洲銀行體系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突出反映在意大利的第三大銀行，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銀行——西雅那銀行面臨的資本充足率不足問題上。該銀行核心資本的充足率是-2.44%，一般而言，這個比例應該超過7%。
三是主要工業化國家貨幣政策的分化。近期歐洲央行、日本央行都明確要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央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每月購買800億歐元的政府債券和企業債券，同時把金融機構在歐央行的存款利率下調至-0.3%。日本央行采取的措施是每年增發80萬億日元的貨幣，同時把商業銀行在日本央行的超額準備金，存款部分的利率下調為-0.1%。對比歐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聯儲去年12月已經啟動了利率正常化的進程，利率首次提高0.25個百分點。在7月26日的又決定對利率保持不變，目前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分化及其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值得高度關註。
四是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巴西和俄羅斯的經濟增長率仍然是負數，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產生影響。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力在增加。從中東到其他地區，這種不安定的地緣政治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產生了新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在不斷增加。
朱光耀在發言中總結了剛剛結束的成都G20財長會議的成果。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們一致同意將《包容性的數字經濟高級指導原則》向杭州峰會報告。“這是就數字經濟而言，第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的指導原則。圍繞數字經濟，我們期待著取得更多的成果。”朱光耀補充道。
朱光耀還介紹說，在促進經濟活力方面，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批準了經濟結構改革九大領域及相關的政策指導原則，包括促進開放的投資和貿易;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活力;促進創新;促進競爭，改善營商環境;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和完善金融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促進環境的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
朱光耀在發言中指出，G20進程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杭州G20峰會必將對全球經濟的創新、活力、聯動、包容增長作出重要的、歷史性的貢獻，“中國作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首先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這是我們能夠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的前提，我們有信心在習近平主席的親自主持下，在G20各國的大力支持下，G20杭州峰會一定能夠取得成功，一定能夠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健康、平衡的發展。”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五大因素增加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7-30/1026649.html
7月30日，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2020展望”主論壇上發表了演講。他認為，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在繼續不斷地增加，這種下行的經濟壓力使得世界經濟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每經記者 胡健
7月30日，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2020展望”主論壇上發表了演講。他認為，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在繼續不斷地增加，這種下行的經濟壓力使得世界經濟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首先表現在英國脫歐公投上。公投結果公布後的兩三天里，英鎊匯率和全球股市都出現了劇烈下跌，然而在短暫的劇烈振動後，國際金融市場又恢複了穩定。但朱光耀指出，英國的脫歐公投進程是相當長的過程。
他介紹，在公投之後，何時啟動英國同歐盟關於脫歐的正式談判，首先要取決英方何時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有關決定。即使是在啟動談判之後，談判進程也是十分艱巨的，一般預計至少需要兩年的時間。
因此，這就使得全球經濟因為脫歐公投的結果面臨著新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對英國經濟、對歐盟經濟的沖擊。
此外，主要工業化國家貨幣政策的分化也為世界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近期，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都明確要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美國的聯邦銀行、中央儲備銀行則已經在去年12月份啟動了利率正常化的進程，首次將利率提高了0.25個百分點。
盡管7月26號剛剛結束的聯邦儲備銀行會議決定維持利率水平不變，但會後發表的聲明表示出了對美國經濟發展的樂觀判斷。
另一個值得特別關註的因素來自兩個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俄羅斯和巴西。朱光耀認為，近期隨著這兩個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進行，以及全球油價一定程度的回調，使得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
但他同時強調，俄羅斯和巴西2016年度經濟增長率仍然是負數，這些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恢複到經濟強勁的增長還需要一個過程。在恢複的過程期間，這種情況的變化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確實產生了影響。
除了上述三點，朱光耀認為，歐洲銀行體系存在的問題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對全球經濟的沖擊都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他表示，正是在這種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經濟在穩定發展，特別是推進經濟結構改革取得進展的情況下，世界對於中國有著更大的關註，更高的期待，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對世界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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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副部長：要構建全國統一規範的PPP大市場
8月15日，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中國PPP融資論壇上，表示從目前實踐結果來看，PPP改革為穩增長、促改革、惠民生，為引導經濟走出新常態，特別是為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出了積極貢獻，初步達到預期目標。
他同時提醒，我們在看到PPP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仍面臨著觀念轉變不到位、政策銜接不配套、機構能力不足、信息公開透明要加強、民營資本參與率不高、部分項目實施不規範等挑戰。
對此，史耀斌對下一步PPP工作提出三大要求。
第一是建立PPP大市場。積極配合國務院法制辦做好PPP立法工作，強化頂層制度規則的統領作用，會同相關部門妥善解決土地、稅收、融資、價格等瓶頸問題，加快出臺PPP財政管理辦法和PPP信息披露制度，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構建一個全國統一規範、透明高效的PPP大市場。
第二是搭建合作大平臺。用好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為合作各方提供大數據服務;提高項目全生命周期線上監管能力，防範政府變相舉債和過度承諾行為;強化示範項目規範性督導;加大項目信息披露力度;拓寬公眾監督渠道和手段;設立國家咨詢服務機構庫和專家庫;建立外部績效跟蹤考核體系;提高第三方服務機構的行業自律能力。
第三是促進國際大合作。加快中國PPP市場建設國際化步伐，加大與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等國際多邊機構，與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雙邊專業機構的合作力度，加強制度建設交流，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市場開放和標準化、透明度建設，歡迎國際投資者分享中國PPP改革成果，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落實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史耀斌稱，PPP改革是一項全面綜合性改革，投融資工作是這個系統工程的關鍵環節之一，非常重要。融資難、融資貴、渠道不暢是當前PPP融資中的主要問題，是相關體制、機制、渠道和產品等要素不適應、不協調、不配套的結果，需要政府、金融機構、社會資本的通力合作和改革創新加以解決。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所謂南海仲裁案已經翻頁
第13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暨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今天（11號）在廣西南寧正式開幕。我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針對當前的南海局勢以及中菲關系，回答了央視記者提問。
劉振民表示，中國與越南在北部灣的劃界經驗證明，中國和東盟遺留下的海上問題，可以通過合作來解決。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進一步密切，也將為中國與有關東盟國家解決南海問題帶來新思路。
劉振民表示，要增進政治互信，對於眼前的利益分歧，不要把它放大，要把分歧和利益放到國家之間的長遠發展當中去，我想東盟國家需要和平穩定的南海環境，中國也需要。同時我們要，共同維護好南海的航行自由。大家把利益的盤子做大了，把利益的蛋糕做大了，可能南海那點分歧就會相對而言就會變得小了，大家就更重視海上的航道的安全，海上的安全。
劉振民表示，針對所謂南海仲裁案，中國不承認、不接受的立場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接受和認可。通過今年的中國東盟外長會，和剛剛結束的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對於雙方而言，仲裁案這一頁已經翻過去。
為什麽說翻過去了？7月25日，中國東盟外長會通過一個“中國與東盟國家外長關於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的最根本最基本一條原則，就是確認要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爭議，9月7日舉行的中國東盟領導人峰會，再次確認了這個共識，中國東盟國家圍繞南海的爭議又回歸到了外交軌道。
劉振民也表示，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發出了積極改善對華關系的信號，中方也做出了積極回應，但進一步改善僵冷三年多的雙邊關系，還要靠雙方不斷積累共識，加強接觸，而這也將有利於兩國和兩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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