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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某天醒來，你或許會納悶：你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許多學生在畢業前的自我探索中說，他們感受到同伴的壓力，需要為創造性的生活或思想生活辯護。好像自己走火入魔了似的：拋棄確定無疑的東西，是瘋了；想像你有權嘗試，是瘋了。 美國最聰明的年輕人，竟認為聽從自己的好奇心行動是自我放任，這是美國社會思想、道德和精神貧困的症狀。 那其實是另外一種創新。不走現成的路，而是創造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它意味著不隨波逐流，不僅僅接受別人給你的生活、別人給你的選擇。而是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不是父母、學校、或社會想要什麼。 要抗拒那些誘惑，來自社會中最好的獎勵、懦弱價值觀的誘惑：舒服、方便、安全、可預測性……。最重要的是，抗拒失敗的恐懼。 是的，你可能犯錯，但它們是你的錯誤，不是別人的。 你將從錯誤中倖存下來，將會因為這些錯誤對自己有更好的認識。你將因此成為更完整和更強大的人。 這是一場引發美國學術界激辯的演講摘錄。二○一○年五月，美國史丹佛大學邀請耶魯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專欄作家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對新生發表演講，講題是「不要在平庸的路上追求卓越」。 這場演講引發學術界正反辯論。去年四月，史丹佛進一步舉辦對談，主題更尖銳：「史丹佛學生只是一群品種優秀的羊嗎？」 不想只當跟著牧羊人的羊，台灣菁英也對「現成的路」提出反思。 「至少是整個台大管院都在發生的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陳明賢觀察，過去財金系學生選擇好公司、安全的路，幾乎百分之百直接進金融圈，現在會問，「這難道是我自己要做的事嗎？」 筆者訪查綠藤生機創辦人鄭涵睿的台大財金系同學，這群二○○三年畢業的年輕人，三成已離開金融業，朝編劇、教育、藝術表演、農業發展。「他們（原本）的工 作薪水都很好、都很累，但如果都要累成那樣，還不如挑喜歡的事、接觸喜歡的人，」陳明賢解釋。抗壓不是問題，而是這家公司值不值得付出。 來自香港大學法律系，放棄月薪新台幣五十萬元，來台擔任以立國際服務執行董事周曦翎，也是一例。 走進位在捷運古亭站附近的老公寓，七人團隊圍著客廳的大桌子，會議室成堆文宣、捐助物資，以立是一家社會企業，將台灣人力、物資引進開發中國家，長期在緬甸、柬埔寨、越南進行社會工作。 她拒絕月薪五十萬因為要在被虛榮淹沒前，找回自我！ 兩年前的周曦翎，是在香港國際貿易中心三十九樓工作的法律顧問。 當時，她在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出身的美商法律事務所Sidley Austin LLP工作，「那時候我覺得我好像在世界的中心……，虛榮的最高點！」那是香港承接最多公開發行案的法律事務所，而香港正是全球公開發行案最多的城市之 一。但被公司送去美國受訓的她，選擇了離開。 那是一趟飛往美國的班機，兩個美國同事一路抱怨帶錯了信用卡，不能升等頭等艙，「世界上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嗎？」她不解。回到香港，同事為了誰能拿到海景辦公室競爭，到各地出差，都要最好待遇、高級轎車接送。 某日，周曦翎的秘書說，「這次出差預算不夠，只能坐經濟艙。」 「那，我不要去了！」她順口回答。 不敢相信自己直覺說出的答案，她嚇壞了。開始審視自己，三餐都在辦公桌解決，休假也在處理文件，「這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我老闆在週末也是帶女兒來加班。」 用盡八年氣力拚來的位置，下場卻是離自己越來越遠。「你花那麼多精力去換取的人生是什麼樣子？」她心裡有了答案。 此時，公司卻給了她加入美國團隊的機會，月薪五十萬元起跳。「我如果拿了那個錢，我還會走嗎？」在自我和高薪之間，這一次，她選了前者。 他丟開鴻海工程師光環因為賣命做的產品，看不見自己！ 場景回到台灣，吸納大多菁英的電子業。 鴻海前設計團隊成員的陸佑境，以及台積電前研發人員顏志坤，二十六歲年薪就百萬起跳，雖在指標企業擔任研發，但台灣廠商的代工體質，卻讓他們綁手綁腳。 「一天可做五件事搞成五天做一件事，而且做出來的，還不符合我自己的標準……，」顏志坤說。 陸佑境感覺更加強烈，被富士康派去參與蘋果iPhone 4S設計的他，看到蘋果的員工雖然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但他們覺得自己在開創未來，是自己的事，那種價值遠大過薪水。」 在富士康，日子卻像當兵，「我知道什麼時候退伍，但不知道明天要幹嘛。」每個人等著完成主管的目標、接收指令，「我就像行屍走肉一樣，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去年十月，iPhone 4S發表那天，陸佑境在蘋果的美國加州總部，看著自己參與設計的產品吸引全球目光，「iPhone的產品經理還跟我年紀一樣！」他思考，為什麼要將自己埋在生產鏈之後，為其他人獲利作嫁？ 陸佑境和顏志坤決定離開，成立自有品牌「理想家」（Ideaplus），不到半年就擁有音場專利，設計出不用插電就能有音響效果的iPhone放置座，得到經濟部金點設計獎。隨著第一批貨售出，點子成金，「我終於感覺自己的價值！」陸佑境笑了。 他們離開大企業高位因為雙手做的事，要有社會意義！ 離開第一的理由，除了從「自我」出發，最驚人的，還包括「利他」。 以立國際服務成立以來，有華碩產品經理、瑞銀環球資產管理（UBS）分析師、台積電等上班族加入服務的行列，「有個台積電的工程師就這樣辭掉工作，要來當我們的領隊，」以立創辦人陳聖凱表示。 透過小小的動作，不論是種菜、翻土、蓋房，都對當地有了正面意義，「就算很小，但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自己為何而來，」陳聖凱說。 「其實，這樣的風氣今年特別明顯，已經到臨界點了，」四年前設立台大創意創業學程，現在是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說，當菁英對於傳統第一名感到不滿，「就應該去創造一些過去不存在的事情，才有創新。」 並且，這不只是個人，更是攸關企業、甚至國家競爭力的事。 陳良基認為，整個國家都應該鼓勵年輕人去試，「不只是因為他們承擔風險的能力最大，也是因為，這直接影響到台灣的競爭力。」 他以美國為例，「有六○％的工作機會是新創事業創造出來的。」而且，這些小型的新公司跑得快，比大企業容易創新，「它會刺激大公司繼續向前，或者直接就購併了。」韓國三星（Samsung），就是如此保持各領域的競爭力。 走不同的路，必定辛苦，但不必然孤獨；當狀元們開始冒險，人們給予多少支持，也決定了這社會還有多少的路可以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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