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2015年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
今年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中,來了十余位主政地方財政廳的“財官”。他們通過各種場合,表達著自己的訴求。
曾任北京市財政局長的楊曉超提出預算編制不夠細,使得對次年的項目安排往往只停留在概念上,最終預算和真實情況不符,錢花不出去,一邊在擴大支出規模,另一邊又有大量資金剩下。
在貴州團的分會場,擔任財政廳長8年之久的李岷跳過了大而化之的發言,直陳訴求。例如建議中央充分考慮像貴州這樣稅源單一的西部省區,對煙草、白酒行業繼續在生產環節征收消費稅;將貴州5座大型水庫的中央出資比例從50%上調至70%;發行“西部地區特殊建設國債”等等。
財政部一位副部長列席地方代表團會議時,聽到一位市長提出中央本級預算單位公開度太低、專項轉移支付亂象叢生時,頻頻點頭、插話說“我百分之百贊成”。
同時他也有“苦水”,“真的能把中央各部門的專項轉移支付整合起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就像在市里面整合一樣,那幾個分管副市長不同意啊。”
在場的代表們都笑了。
置於地方債、專項轉移支付、財政預算公開化等多項改革之中,地方“財官”們處境如何、在想什麽?就此,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甘肅省財政廳廳長張勤和。
南方周末:去年財政增速放緩,財政廳的工作里有什麽具體變化嗎?在這個過程中,您所感受到的最大壓力來自什麽方面?
張勤和:甘肅是個西部財政困難省份,財政運行主要依賴中央支持。去年中央一般預算收入只增長7.1%,僅高於年初預算增幅0.1個百分點。甘肅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3.6%,比上年回落3.1個百分點。
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並已進入新常態。也就是說,中央財政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樣,在預算執行中大幅度增加對地方的補助,地方財政要靠超收來追加預算、增加支出,也不太現實,收支矛盾前所未有。因此,迫切需要優化支出結構,建立跨年度平衡機制等財政預算管理制度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壓力不僅來自民生等剛性支出有增無減、財政收入高速增長不複再現引起的收支矛盾,更主要的是來自如何主動作為,通過推進改革、加強管理,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真正用好。我經常給幹部講,缺錢可怕,用不好錢、造成損失浪費更可怕,正是此理。
南方周末:你認為預算賬本進一步公開透明、賬目細化的障礙在哪?
張勤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是最好的監督。新預算法明確將“預算公開”入法,形成了剛性的法律約束,同時新預算法強調今後各級預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編制,讓大家知道政府“錢袋子”里的錢往哪花了,花得是否合理。
這次會議李克強總理的報告明確提出:“實行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門預決算都要公開,全面接受社會監督”。也就是說,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
當然,細化公開內容、擴大公開範圍,在財政部門和其他部門間都有一個自身改革和規範跟進的過程。樓繼偉部長曾打過一個比方:要迎接客人到來,先要掃掃房子、打掃衛生。我覺得非常形象。
南方周末:財政部在1月、3月,兩次要求地方政府報地方債的規模,地方債為什麽那麽難理清楚?
張勤和:地方政府性債務形成時間長、情況複雜,要一下子把多少年積累的情況清理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要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這項基礎性工作又必須做。在清理過程中,中央要明確統計口徑、相關政策,地方也有一個消化、把握的過程,出現反複也是為了規範統一,是完全正常的。今年財政部在清理甄別工作結束後,針對清理甄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又專門安排了一次自查,就是為了解決統計口徑、政策把握不統一的問題。
南方周末:現在地方債務中一部分是政府只有擔保義務的債務,但外界都認為這實質上就是政府的直接債務,你怎麽看,會給這些擔保債務兜底嗎?
張勤和:新預算法增加了允許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規定,明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
國務院出臺《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要求建立“借、用、還”相統一,“誰借誰還,風險自擔”,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總之,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救助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南方周末:就地方政府而言,處理地方債問題目前的困難在哪里?需要中央給怎樣的支持?地方債是否如外界所觀察,現在已經是嚴重的地方財務問題?
張勤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概括起來就是要“開前門、堵後門、築圍墻”。對於存量債務,首先要進行甄別,明確償債主體和償債責任,落實償債資金來源,不能把企業債務推給政府,屬於政府債務的,要納入預算管理。還要處理好在建項目融資問題,避免資金鏈斷裂,造成新的浪費。
就甘肅而言,由於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困難,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推行PPP模式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中部省份,與東部省份更沒有辦法比,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主要還是靠政府投入,還需要中央加大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並在核定地方政府發債規模時給予傾斜照顧。
至於地方債、地方財務風險的問題,我覺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處於可控範圍,只要借、用、還、管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了,地方政府適度舉債融資,對經濟社會發展是有益的。
南方周末:關於財政轉移支付,甘肅兩年間專項轉移支付取消了多少個?主要是哪些?目標是壓縮到多大比例?
張勤和:這項工作與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間事權劃分關聯度很大。專項轉移支付數量控制到多少合適?這個結論不好下,不能簡單地說多了好,還是少了好,關鍵在於規範管理、公開透明、防止“跑部錢進”。
總體來說,2014年甘肅省級財政專項由原來的500多項壓減到220多項,2015年進一步壓減到150項左右。同時,今年將公開省級專項資金管理清單,接受社會監督。
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老年人口大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1242萬人,占總人口的15.5%。目前,我國老年人口正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50年,每3到4個中國人之間就將有一位是老年人。
與此同時,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421家庭結構”也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越來越難以實現。勞動力供應減少,養老服務從業人員不足,有錢買不到養老服務有可能成為未來養老面臨的窘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隨著老年人越來越多,對他們的認識也應該更加深刻。對老年人力資源進行充分的二次開發,不光可以減輕社會的養老負擔,同時也能夠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當下這一這種狀況也為“以老養老”等模式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同時政府也為養老企業提供了大量補貼,在征地上給與優惠。但張車偉也提出,現在賺錢的養老產業很多是靠輔業,打著養老產業的名字,幹的並不是養老的事情,“我們的養老產業本身還沒有找到自身真正盈利的點。”
二次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應對養老挑戰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的老齡化程度正在迅速加深。談起老齡化,人們容易聯想到的是挑戰、壓力等等。您怎麽看中國正在面臨的老齡化問題?
張車偉:按照傳統的理解,人年輕的時候是生產性人口,生產大於消費,到老年階段,消費大於生產,在某一個年齡階段還會停止生產。如果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沒有儲蓄,就會變成一個凈資源消耗者。如果這樣的老年人數量比較多,對於社會來說無論財務上還是服務上就是負擔。這種擔憂在全世界都存在,是建立在傳統的對老年人的認識上。
最早對老年人的界定是在五六十年前。那時候全世界都還沒有進入老齡社會,60歲以上是老年人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十分科學的依據。隨著社會的進步、醫療的發展,老年人的健康程度在提高,預期壽命也在不斷提高。對老年人的界定也要與時俱進。如果老年人標準從60歲提高到65歲,那麽老齡化程度就沒有這麽嚴重了。
老年群體也有很大的差異性,有的不到60歲就因為傷病等原因失去勞動能力,有的到七十歲身體素質還很好,還有很大的創造力,不僅不是社會的負擔,還能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我們現在延遲退休年齡,從60歲延遲到65歲,也是這個意思。
隨著老年人越來越多,我們對他們的認識也應該更加深刻。老年人並不必然是被動消極的養老對象,對老年人力資源進行充分的二次開發,不光可以減輕社會的養老負擔,同時也能夠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廣西防城港市正在進行的“以老養老”試點項目,就是通過充分利用老年人自身的人力資源,不需要政府補貼,完全從市場的角度進行的商業化操作。
有些老年人可能身體素質很好,也有技能,但是在市場上找不到發揮能力的機會,通過以老養老項目提供的平臺,老年人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能。比如他會繪畫,就可以給其他老年人開個繪畫班,或者可以照料年齡比較高的、生病的老人,這樣他就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一份收入。這份收入既可以變現,也可以存起來,變成以後自己需要的養老服務。這個模式可以充分發揮老年人的主動性,如果在防城港成功,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複制。
第一財經日報:您說的以老養老模式更適合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老人。那對於收入較低的老人,尤其是大量農村老人,他們養老的出路在哪里呢?
張車偉:中國有幾億老年人,我們要針對這些老年人的差異,提供適合他們的養老模式,用統一的問題來解決所有人的養老問題,這個不現實。以老養老項目,主要針對有一定收入的老年人。如果是比較貧困的群體,國家也有相應的社會救助體系,比如有最低生活保障等。
對於農村老年人,國家還需要出臺相應的政策,歸根結底要把老年人的收入提高上去,這個政府是有責任的。現在我們已經建立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從制度上涵蓋了所有的農村老年人。雖然這個保障水平還比較低,但是政策建立起來之後可以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提高。
此外,通過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村集體經濟收益的分配權等三權改革,農村老年人的收益也會不斷提高。像浙江等地,已經開始了一些很好的嘗試。
中國養老產業幹的不是養老的事
第一財經日報:從中國養老產業的現狀來看,真正成功的商業嘗試還很少。
張車偉:中國養老產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盈利,完全依靠政府來資助,這樣就談不上是一個產業。所謂產業,就是經濟上可以持續,能夠找到盈利點。
現在賺錢的養老產業,很多是靠輔業,打著養老產業的名字,幹的並不是養老的事情。比如在某個地方按養老產業的優惠政策劃一塊地,價格很低,有的是象征性地給些錢。雖然建了一些養老設施,更多是用於商業房地產開發,這就脫離了養老本身,這不是養老產業內在增長的動力。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養老產業發展還未破題。養老產業的破題就是通過實實在在為老年人服務,切切實實地賺到錢了,這樣就會有企業不斷進來,並且能夠在這個產業待住。現在我們的養老產業本身還沒有找到自身真正盈利的點。
第一財經日報: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張車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在總體上說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比較低,沒有辦法消費得起養老產業提供的服務。養老企業的本身要找到盈利點,光靠老年人自己是不夠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養老企業本身也帶有一定的公益性。政府也為養老企業提供了大量補貼,在征地上給與優惠,但這樣也容易導致我剛才說的那種情況。
今後國家需要繼續對養老產業進行投入,把養老服務產業定義為準公共性,為老年人不足的消費能力提供支撐。但是提供產品的企業,應該按照市場的規律,形成競爭,優勝劣汰,這樣的話,企業就不斷地能夠從為老年人服務本身中間賺到錢,同時國家也承擔了一定的養老義務,這個產業才能開始破題。
中國解決養老問題的最大挑戰不是缺錢
第一財經日報:跟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在應對老齡化挑戰中,錢是不是最大的問題?
張車偉:中國解決養老問題最大的挑戰不是缺錢。中國的老齡化速度雖然很快,形勢也比較嚴峻,但是從財力資金上看並不是問題。一方面,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突飛猛進,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已經實現制度全覆蓋。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制度不平衡等,但從發展趨勢上看,今後會更公平。另一方面,在資金籌集上,養老是將來國有資產收益分配一個很好的去處。我們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儲備的收益用到養老上也是天經地義的。所以總的來說,財務收入上保證養老保險的基本供給不成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這兩年大家都在關註養老金缺口問題,據說缺口高達十多億元,也有很多人擔心將來領取養老金可能會有困難。
張車偉:關於養老金缺口問題,這個存在誤導。所謂養老金缺口,一般是說現在個人賬戶沒有坐實,如果坐實的話,大概需要補多少錢,有多少缺口。
從理論上講,個人賬戶是不必要坐實的。比如你的個人賬戶有十萬元,到底賬上有沒有這十萬元對你來說沒有什麽意義。反正你也取不出來,只要到你退休了,該領養老金時,能足額領到就可以了。這就是名義賬戶,現在歐洲好多國家就是使用的名義賬戶制度。即使未來出現養老保險的收支不平衡,也可以通過其他來源,比如國有資本收益、購買美國債券的收益等來補足。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真正應該擔心的是有錢但卻解決不了養老問題。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使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巨大改變,現在勞動年齡人口已經出現凈減少,421家庭結構會使更多老人雖然有錢,但是享受不到方便適合的養老服務。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全面放開二胎,或者說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於中國未來應對養老挑戰會有多大幫助?
張車偉:十年前生育政策就應該放開,即使現在放開,也已經於事無補了。人口變化的趨勢已經決定了,人口的高峰年份也已經固定了,老齡化的程度也已經確定了,放開之後有可能使我們老齡化的曲線有所平滑,但是中國老齡化的趨勢已經無法逆轉。
現行的生育政策很大的問題是造成人和人之間的不公平。我計算了一下,獨生子女政策現在僅僅對體制內的幾千萬人是有約束力的,這是個非常不公平的,應該盡快調整。
最近,英國新任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在互聯網上直抒胸臆,描繪了一幅宏偉的脫歐藍圖:倡導自由貿易、促進出口、減稅並帶領英國同世界各國及時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他還透露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英國計劃在2018年12月正式退出歐盟。
“僅是同美國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就幾乎能超過同歐盟的(貿易量)兩倍。”戴維斯暢想道,況且英國還會尋求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阿聯酋、印尼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達成貿易協定。
不過戴維斯忘記的是:正式退歐前,從法律角度而言,英國無法同其他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更為重要是,作為一個全新設置的部門,脫歐部(Department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既無資金也無人員。盡管目政府正在從各部門抽調人手支持脫歐部,不過按照英國議員近日給出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在“對貿易談判方面有直接理解能力的官員”的人數在12~20個。在人手和資金都受限以及短期內英國經濟不振、房地產價格暴跌的前景下,作為堅定的脫歐派,戴維斯如何巧為無米之炊呢?
英國新任的脫歐大臣戴維斯
設想從歐盟手中奪回貿易權
戴維斯一直是一位重度歐洲懷疑論者。他在脫歐計劃的文章中寫道,“脫歐可以讓我們拿回貿易權,最大程度地享受自由貿易的紅利。”
他表示,因為受到歐盟在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束縛,在英國的前十大非歐盟貿易夥伴中,英國只同其中的兩個簽署了貿易協定,然而這些非歐盟貿易夥伴對英國來說才非常重要,英國對外貿易的60%都是同非歐盟國家達成的。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肯定要比大型貿易聯盟在談判時要自由和專註得多。他舉例道,韓國同美國談貿易協定僅僅用了1年,即便是同比較難對付的印度,也在3年之內談成。
而歐盟平均要花超過6年時間來進行貿易協定談判。那些令英國受益的大型貿易協定,比如同加拿大或美國之間的自貿協定,則要花更長的時間。戴維斯表示,沒有了28個國家難以調和的各種訴求,作為單一國家,英國可以集中在那些對英國更重要的貿易協定條款上,比如服務貿易方面。
因此,戴維斯的結論是,要談就快談。“我期待這些談判能在12~24個月之間談成。”他表示,“在同歐盟的退歐談判達成之前,我們就已經可以談成一個比歐盟大得多的自由貿易區。”
此前英國貿易與投資大臣普睿勛爵(Lord Mark Price)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也表示,一方面英國希望同歐盟就新的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另一方面英國希望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簽署自貿協定。具體而言,英國希望簽署FTA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北美與南美以及廣泛的英聯邦國家,將英國打造成為一個“超級連接的貿易樞紐”,開啟英國第二個貿易“黃金時代”。
英國對外資吸引力猶在
的確,這些貿易協定至關重要,達成這些協議有助於穩定外資,並鼓勵更多投資進入英國。當下由於脫歐之後引發的各種不確定性,針對英國的投資正處於風險之中。
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倫敦代表處主管合夥人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許多評論家認為,英國和歐盟之間未來貿易安排的不確定性很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導致外資削減。如果英國退歐會對其目前享有的“單一護照”特權造成限制,那麽對英國金融服務行業的外商投資可能會減少。
菲利普斯表示,令人擔憂的是,英國較高的貿易成本會降低外資;由於銷往歐洲其他國家的產品成本變得更高,在英國境內進行生產的吸引力會比以前有所降低。
不過,菲利普斯也指出,向歐盟出口的關稅對非歐盟成員國來說是有史以來相對較低的。如果英國通過談判獲得對廣泛的貿易交易有利的條款,比如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退歐可能就不會對外資造成嚴重影響。
他表示,同時需要註意的是,英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並未受到退歐的影響,比如健全的法治、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和高學歷的勞動力。此外,許多評論家還認為英鎊疲軟可能會刺激外商在英國的進一步投資。
只有最多20名專業談判人員
實際上,在17日,英國首相辦公室就發聲明表示,針對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表示將盡快同英國敲定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事宜,首相特雷莎·梅表示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且英國希望能在近期就簽署這一雙邊協議。
不過該聲明並未指出,從法律角度而言,在正式退出歐盟之前,英國不能簽署這類協定。
要客觀看到的是,由於40年以來,英國依靠並授權歐盟進行國際貿易談判,加之英國國內一直在削減財政赤字,對公務員隊伍進行削編,英國政府本身不具備進行國際貿易談判的能力。
目前新成立的脫歐部還沒有正式的辦公樓,有可能會占用廢除的能源與氣候變化部之前所有的辦公場所。而包括英國外交部、財政部等在內的政府部門目前正在為脫歐部輸送工作人員。在一份英國議會議員做出的評定報告中,英國最多有12~20個人能夠直接了解什麽是貿易談判。相對而言,加拿大在同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就派出了830名談判人員。
一位資深高級官員對英國媒體指出,這將對英國上述官員構成挑戰,因為他們一方面要組織人員同歐盟進行脫歐談判,另一方面還想要立即同非歐盟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談判。
“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得到他想要的資源。”上述高級官員指出,“他也許能夠從布魯塞爾召回一些目前為歐盟委員會工作的人,但是必須要再從其他講英語的國家,或私企領域等雇人。然而雇人,是非常昂貴的。”
不僅僅是脫歐部,在將歐洲司以及英國駐歐洲長期代表等部門的大量人員輸送給脫歐部之後,英國外交部以及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約翰遜也面臨無人可用的前景。
在還擔任外交大臣之時,菲利普·哈蒙(Philip Hammond)(目前新任的財政大臣)就表示,“外交部的英國本部人員已經非常接近裁員的最低限度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英國外交部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削減人員並減少經費支出。
而英國外交部的前常任秘書西蒙·弗雷澤爵士則警告,在公投之後,外交部必須增加支出,以協助公投結果後所需要的“重大外交行動”。
轉基因重大產品產業化,是“十三五”期間中國要推進的工作之一。但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的科研實力跟國外仍然存在相當差距。
日前,在全國媒體記者轉基因報道研修班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轉基因重大專項”總工程師萬建民稱,當前,中國在轉基因原始創新能力、研究能力處於第一方隊相對偏後的位置,可能超越了日本,接近歐盟,但是跟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以1980-2014年批準轉基因專利數為例,美國以6023項位列第一,占全部授權專利的44.0%,中國為2812項(20.5%)位居第二,但是數量明顯少於美國。不過,跟為列第三的日本(10.5%)已經存在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到,我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棉花這些作物上,水稻和玉米的抗蟲性狀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的準備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認為,這是可以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國的整體水平跟美國存在差距,特別是在產業化的推進上,中國是滯後的。
在產業化方面,中國存在的不足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金投入的不足。
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稱,跟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劣勢很明顯。因為他們起步很早,前幾年的專利都壟斷在前六家跨國公司手中,而且他們的科研資金、人才投入非常充足。還有,跨國企業長期在全球各國布局。
以先正達為例,公司每天的預算都有2000萬,在科研的長期積累和資金支持方面,中國肯定處於劣勢。因為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政府投入只有100多億,而且是13年的總預算,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只有200多億。頂多是先正達這一家公司一千天的預算。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晚,專利申請方面的人才奇缺。
萬建民稱,過去所有的育種專家都希望把培育的品種或者基因無償提供出來,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如今來看,假如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麽重大的成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必須由市場機制來推動這些成果的使用。這就使得科學家的知識產權的意識越來越強。
令人遺憾的是,在跟國際接軌的同時,外國會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施壓。
當前,中國在國際上受保護的專利數量並不多。而且中國的專利水平保護低,範圍小。不過,同樣的專利,如果讓專業人士來申請的話,專利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廣,這樣讓其它人侵犯專利的範圍就更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人才缺乏,導致我國申請的時候往往只申請一方面,很多方面都丟了。
萬建民提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法規部門都有大量的專家從事轉基因產業化方面的法規研究。目前的人才引進政策中,沒有將這方面的人才納入。
三是生物育種產業化程度低。
跟國外研發體系以企業為主體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萬建民提到,這些科學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研究,是以個人的貢獻來考慮的,對市場需求的了解跟公司相比存在差距。
林祥明更是直言,科學家不能太任性,不能過分按照個人興趣去做科研。他認為,如果在市場中沒有產生價值,即使很多東西處於領先,但是並沒有意義。以目前已經頒發安全證書的7種作物為例,除了4個證書尚在有效以外,其中有3個已經作廢了,在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商業化。
盡管存在不足,但是中國本土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
張世平認為,跨國企業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泛,但是國內企業可以將研究方向收窄。同時,開發出針對本土市場、環境的產品。比如,在中國,亞洲玉米、東方黏蟲是對國產玉米危害較大的蟲害。那麽國內企業開發出對應產品,將會很快占有市場,而且還能擁有相應專利。此外,國內成本較低也是優勢之一。
在未來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萬建民認為,阻力首先來源於產品本身,即是否有好的產品,能夠打敗國外、能夠打敗傳統的產品,其次才是社會能不能接受,再然後才是國家對轉基因采取的政策。
11月2日,樂視旗下第七子生態——樂視金融在北京亮相,面對新的故事,市場卻用腳投票,主力資金暴力砸盤,樂視網股價大跌超7%。11月3日,樂視網跌勢不改,其最新股價已低至40.63元/股,大幅跌穿此前45元的增發底價。
股價大跌資金出逃,更讓市場擔心由此引發連鎖反應。首當其沖的,是樂視網近50億元的融資盤。當兩融資金已不再為其股價背書,隨之而來的或是股價繼續下行,賈躍亭的股權質押風險將亮起紅燈,樂視的資金地雷亦面臨被引爆。
實際上,在大跌背後是樂視久未兌現的產業故事,甚囂塵上的百億欠款傳聞,這讓市場對樂視網的悲觀情緒正在聚集。
“樂視網缺錢是毋庸置疑的 ,能不能挺過去現在大家都不知道,但一個事實是,市場的資金已經不願意與它再共擔風險。”如上海一私募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所說,股價大跌背後是樂視往長期難以回避的頑疾——資金短缺。
連鎖風險知多少
11月3日,在前一日大跌7.49%後,樂視疲軟的股價沒能起死回生,經過一天的掙紮,再次失守,收跌近1個百分點。而過去兩個月,成交量不高的樂視網,股價一直圍繞45元關口上下波動。
此前8月,樂視網以45.01元/股的價格完成了近48億元的定增。獲得新晉“公募一哥”任澤松所在的中郵基金、財通基金、嘉實基金、以及牛散章建平搶籌支持。但此後市場並未買賬,自複牌後,這家明星公司的股價就一路疲軟,從最高點的60.98元,到最新的收盤價40.63元,樂視網跌幅已超三成。
不得不提的是,作為樂視旗下最強的融資平臺,這是樂視網上市以來第一次定增。這意味著,對於資金緊張的樂視網而言,48億的定增如一劑“活血”,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樂視網近期公告發現,相較之前的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這一次的定增重組進展公告增加了“不排除後續對本次重組方案做出調整的可能”這一提示。顯然,“保全”增發價對於樂視網而言,顯得尤為關鍵。
股價大跌,讓樂視網首先失守了45元的“底線”,更讓參與定增的機構大額浮虧。其中,財通基金浮虧1.71億元,章建平浮虧1.09億元,嘉實基金和中郵基金各浮虧9341萬元。
實際上,樂視網的大跌早有跡可尋。《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發現,從10月25日至今,樂視網持續被主力資金拋售,8個交易日主力資金已累計出逃11.63億元。東方財富網數據顯示,11月2日大跌當日,主力資金更大大幅出逃樂視網,凈流出5.92億元,11月3日則再度凈流出2.49億元。
“樂視最近的股價圖形走勢確實不太好,進入下降通道,資金不再願意逗留了。”上述私募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認為,樂視網的股價“跌不起”,繼續下跌或為其帶來連鎖風險。
首先是兩融資金叛離,樂視網近50億融資盤不容樂觀。兩融數據顯示,截止7月2日樂視網大跌日,樂視網兩融越跌至49.73億,同比前一日跌幅2個百分點,當天融資買入額4.10億,償還額5.16億元,凈流出達1.06億元。進一步統計發現,10月以來,樂視網融資已累計凈流出超12億元。
上述私募高管認為,對於杠桿資金而言,樂視網市值大風險大,大跌“很危險”,且市場目前有新的獲利機會,融資順勢而逃,由此再帶動股價下殺。在另一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公募基金經理看來,這或讓樂視網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最終引爆樂視掌門人賈躍亭的股權質押風險。
樂視的三季報數據顯示,在賈躍亭持有的樂視網6.83億股,目前處於質押狀態的共5.71萬股。也就是說,賈躍亭手中的股份,近84%被其用來質押融資了。無獨有偶,樂視第三大和第四大股東劉弘、賈躍民亦將手中部分股份質押。其中,賈躍民持有樂視4394.72萬股份,持股比例2.22%,質押率則高達95.16.
超八成的股份用來質押融資,這在上市公司中並不多見,當股價大幅度下跌,作為質押人,賈躍亭或被要求追加質押物,甚至面臨被平倉。這對於本就缺錢的樂視來說,無疑是一大“死循環”。
不過,上述公募基金經理認為,雖然往下跌對樂視網和賈躍亭來說很危險,但目前並未跌到股權質押要被平倉的地步,而實在不濟,前述私募高管認為,樂視網亦可以停牌應對。
樂視網的“命門”
缺錢是樂視網一直以來的“命門”,這次“搭配”股價大跌一起出現的傳聞再次與樂視網的現金流有關。
就在樂視花重金邀媒體參加其進軍美國市場不久後的近兩日,有媒體報道稱,樂視欠供應商一百多億,已經被拒絕供貨。為了保證隨後的電動汽車工廠順利開工,樂視甚至開始使用緩發員工工資,停止出貨用戶全款預購的手機來籌集現金流,多位預購樂視樂Pro3的用戶都反映了相關問題。
這條消息發出不久後,樂視網的股價遭遇重挫,這讓市場不禁將二者視為因果關系。與以往多次類似情況一樣,樂視網做出回應,將上述消息定義為“不實傳聞”。根據樂視網的解釋,該公司旗下各業務線與供應商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業務運轉良好,並不存在拖欠巨額款項的情況;因拖欠供應商巨額貨款,導致股價下跌的傳聞,毫無事實依據。
雖然傳聞真假尚難辨別,但樂視網最近披露的三季度業績數據依舊透露出“資金面緊張”的信號。樂視網在三季報中坦露,2016年前三季度受大股東無息借款給上市公司、樂視並購基金所募集資金部分到位、銀行貸 款和商業信用等的影響,該公司資產負債率較高,達到65.72%。
“樂視網缺錢是毋庸置疑 。”這樣的聲音多在業內響起。也曾有券商人士表示,在樂視網的發展過程中,現金流一直是其最大的制約與瓶頸。
此外,在經營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同比下滑逾3成的同時,樂視網的“三費”卻同比大幅增長,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的增幅分別為160.07%、88.04%、197.92%。
整體來看,樂視網網今年前三季度業績一如既往同比呈增長態度,營業收入為167.95億元,同比增100.54%,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93億元,同比增30.75%。然而,一直以來業內對樂視網的財務狀況並不以為然,各種質疑時不時在市場中激起波瀾。
“財務狀況肯定是硬傷,如果老這麽持續,那就說明商業模式無法獲得現金流或利潤。”一位北京的私募人士表示。
在市場對樂視網財務問題的質疑之中,“營業收入涉嫌提前確認”為其中一項。而就在該公司披露三季報的同時也發布了“新增會計政策”的公告,會員費不再和終端捆綁銷售,成為獨立的一項收入,且對會員收入的確認依據除繼續保留當期確認的方式外,增加遞延確認的新政。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魯桂華分析認為,變化後的會計政策相較之前前進了一小步,確認收入的方式更正確一些,但多年期會員費遞延之後,對上市公司的業績會有一定的負向影響,整體應該影響不大。
不過,於市場而言,樂視網的財務問題依舊充滿著迷霧。
晚上11點,吳裴培(化名)接到一個幾年不聯系的前同事電話,開口就問能否對接資金幫其所在房企融資。最近兩個月,吳裴培不斷接到這些多年未聯系的朋友電話,主題基本都是融資。“很多TOP30的房企都找過我,不過資金方很謹慎,並未成功。”吳裴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今年以來,所有房企都感受到融資渠道的步步收緊,無論是融資難度還是融資成本,都讓資金部門倍感壓力。“今年房企最困難的就是資金,很多資金成本已經超過15%,但是依舊很多資方不願意出錢。”一位房企高管告訴記者。
2018年房地產的關鍵詞之一就是:缺錢。
融資渠道堵塞
進入2018年以來,雖然銀行業和房產行業監管雙向趨嚴,宏觀上看,2018年資金利率提高非常厲害。
“之前大部分公司拿地前都會做前端融資,增加資金周轉速度,不過目前這個方式基本被杜絕,我們基本無法前融。”一位融創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同策研究院研究員陳朦朦表示,此前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高主要由於層層嵌套,監管趨嚴後,很多機構做不了債權類業務只能做股權投資。因此有能力的上市房企可利用上市優勢,利用再融資方式為公司提供充足的資金需求。
以往,開發商拿地自有資金通常只有一成甚至有“空手套白狼”情況,自從今年的監管政策不斷嚴格後,前端融資幾乎杜絕。
一位信托人士透露,之前幫房企做了一筆信托前融,後來在放款環節出現監管加強情況,直接沒有放款成功。
在開發貸方面,銀行基本沒有融資額度,包括建設銀行、中信銀行等銀行客戶經理向記者表示,已經很久沒有幫開發商進行開發貸融資。
即便是房貸,銀行的放款也非常慢。中信銀行某人士稱,每個月給某TOP3房企的房貸額度均在10億左右,對於銷售幾千億的房企,這點房貸額度無疑杯水車薪。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公開表示,2018年一季度新增的房地產貸款是1.9萬億元,占同期各項貸款增量的比重比去年的占比低2個百分點,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長江證券一份研報指出,上市房企銷售回款與借款收到的現金增速持續下滑,2018年一季度增速分別下降至約14.0%和4.8%;同時,償債高峰期已經來臨,一季度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同比上升約38.5%。
一位金融人士表示,融信某項目剛剛做了一筆前端融資,資金成本11%。對於這樣的上市房企融資成本已經提高,中小房企更是面臨融資壓力。
海外債增加
自今年開始,房企借道海外融資“儲糧”的動作頻發。
記者從國家發改委網站的外債管理板塊公示信息發現,對融創、萬科、首創、金科、華遠等多家房企的境外發債予以備案登記,如計算上此前批複的萬達、旭輝、陽光城、富力等多家房企的境外發債備案,已有超過十家房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行境外債券。
“海外債利率相對較低,我們也在幫東原地產進行海外債操作,這個方式在今年受到房企追捧。”一位金融人士告訴記者。
同策咨詢數據顯示,4月份,海外融資總額折合人民幣376.12億元,相比上月份193.44億元大幅上升。從幣種來看,2018年4月份房企融資仍以人民幣為主,美元次之、新加坡元第三。
值得註意的是,新加坡元首次超過港元位列第三,主要原因是本月有兩家房企(龍光地產和建業地產)選擇發行以新加坡元為貨幣單位的公司債,融資金額為16.68億元(3.5億新加坡元)。
陳朦朦認為,在國內融資難度系數高,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轉變時,房企海外融資規模擴大是必然趨勢。
具體來看,發行公司債是大部分房企融資的主要方式之一,本月此類融資方式融資環比大幅上漲,融資總額占比 61.13%,位居第一,其中境內發行 116 億元,占比 24.67%,境外發行 354.13 億元,占比 75.33%。
境外融資原本被視為境內融資的補充方式之一,但就目前的態勢看,境外融資有成為房企最主要融資方式的可能性。
國金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邊泉水表示,有些行業風險較高,風險溢價就會提升,融資方會要求提供更高的利潤水平,信用利差在擴大,這一點對房地產行業來說是不利的。
中小房企承壓
資金緊張的背後,迫使房企開始加速回款。
近期恒大的打折賣房就是一個例子。近期恒大開始進行無理由退房推廣,並開始82折起。對於恒大這樣的大公司已經開始通過降價來進行加速回款,其他中小房企壓力更大。
“中小房企都開始尋求項目股權出讓,對於大房企而言是一個不錯的機會,他們的融資難度也非常大,因此不得不開始降價或者出售項目股權。”一位地產高管告訴記者。
吳裴培也經常接到這樣的信息,包括恒大等公司都開始尋求基金入股,他也看了非常多的房地產項目,但是真正想投的卻非常少。
事實上,規模大房企正在不斷擠壓中小房企市場。“我們的戰略客戶大概27家,全部排名幾乎在TOP30,這些客戶才可以拿到我們銀行貸款。”一位中信銀行客戶經理表示。
此外,很多負債較高的主流企業同樣面臨融資難。根據wind資訊顯示,目前A股房地產2017年凈負債率超過200%的房企分別有:泛海控股、華發股份、陽光城、中南建設、金科股份、綠地控股等,H股凈負債率超過200%的房企有:佳兆業、融創中國。這些房企的資金成本也是業內偏高。
有TOP20房企相關人士稱,只要資金成本不超過10%是可以接受的。
事實上,房企的“規模大戰”絲毫沒有偃旗息鼓的征兆。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截止5月21日,在樓市調控下,大部分城市土地成交溢價率明顯下行。但成交金額依然刷新了歷史同期記錄。50大城市,合計土地出讓金高達13190.2億,同比2017年同期的8874.4億上漲幅度高達48.6%。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小房企既要想辦法加杠桿拿地,又要想辦法銷售融資,無疑風險不斷增加。
“很多房企都在走鋼絲,預計今年下半年會有更多房企抵不住降價賣房。”上述高管告訴記者。
在宏觀經濟政策預調微調、貨幣政策結構性轉向的當下,“寬信用”的信號開始初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開始在7月公布的金融數據中得到體現。
8月13日晚間,央行公布數據顯示,初步統計,中國7月M2貨幣供應同比增8.5%,預期8.2%,前值8%。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認為, M2增速觸底回升,反映當前市場流動性總體充裕,市場利率回落,銀行信貸超預期增長,存款派生效應增強,市場流動性狀況好轉。
但是,從社會融資規模看,社融增量1.0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億元,情況不及預期。但人民幣貸款余額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速。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稱,新增社融低於預期主要原因仍是去杠桿下影子銀行繼續壓縮回表。另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外部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和居民投資和消費不夠旺盛,也是難以帶動社融回升的原因之一。
專家認為,目前銀行間的流動性已經相對充裕,接下來的調控重心不在貨幣政策,而是信貸政策空間如何打開,要驅動商業銀行作為利益主體,有動力向實體經濟投放信貸,並且進一步提升直接融資。
新增貸款超預期
央行數據顯示,7月人民幣新增貸款增加1.45萬億元,同比多增6278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344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768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576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501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1035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875億元,票據融資增加2388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加1582億元。
“新增貸款超預期,主因是政策推動,央行加大資金投放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支持銀行加大對小微、基建等特定領域投放。受新增貸款上升的帶動,貨幣供應增速也有所回升。總體看,在政策推動下,融資增速有所回升,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增強。”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鄂永健表示,7月對中長期貸款增加較多,估計以小企業和基建為主,說明政策推動效果明顯,“但當月票據融資較多,也說明融資需求並不是很強勁,後續隨著相關政策陸續發力,預計會帶動融資需求,未來融資增長或可期。”
近期,“寬信用”的信號開始顯現。在政治局會議及金穩會第二次會議確立的“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會議精神指導下,銀保監會明確了落實的方向:引導加大信貸投放、多舉措增加信貸空間,健全激勵機制以增強服務實體積極性。
溫彬認為,人民幣信貸超預期增長,表明銀行放貸能力和意願增強,同時信貸結構優化有利於助力持續擴大內需。
“這是寬信用政策的再次確認。信貸作為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主要方式,加大信貸投放已成為監管工作的重心。”天風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廖誌明表示。他還預計,下半年信貸持續放量,全年新增貸款有望達17萬億元(較2017年的13.5萬億增長約26%)。1~7月新增貸款已達10.5萬億,余下5個月月均新增貸款或達1.3萬億。
此外,近階段資金面也持續寬松,城投債發行利率下行。就上海銀行間市場的七天期拆借利率(7天shibor)來看,在今年7月以前,7天期shibor一直保持在2.8%以上。不過最近一個月以來,在央行定向降準疊加MLF超額投放後,7天shibor快速下跌,8月8日跌至2.345%。
7月以來,一級市場的利率債中標利率不斷下行;城投債發行利率大幅下行,此前北京市谷財集團發債率為4.77%,同期限同評級的廣州高新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發債利率為4.9%。AAA級的河南交投發債利率只有4.33%。
影子銀行壓縮導致社融不及預期
央行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0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億元。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29萬億元,同比多增3709億元。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新增社融低於預期主要原因還是影子銀行繼續壓縮,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票據等數據都有所減少。
初步數據統計,委托貸款減少950億元,同比多減1113億元;信托貸款減少1192億元,同比多減2424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2744億元,同比多減707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2237億元,同比少384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75億元,同比少361億元。
邵宇認為,7月數據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去杠桿下影子銀行回表帶來了貸款規模的持續增加,但是以股票融資、債券融資為主的直接融資並沒有明顯上升,說明融資結構仍然不理想。
“另外一個角度,從經濟基本面來說,擔憂內需的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外部不確定性,總體企業和居民投資和消費的需求目前來看還不是特別旺盛,所以需求不足也導致社融數據沒有出現反彈。”中信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明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溫彬也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再創新低,表明仍受委貸、信托等表外融資下降的拖累,隨著資管新規和銀行理財新規落地,表外融資變動趨向平緩,有利於社融增速保持平穩。
疏通流動性向實體經濟傳導通道
6月支持小微企業一系列推動信貸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相繼出臺,但目前並未反映到社融數據上,專家表示,一方面政策有時滯,一些商業銀行也反映目前儲備項目不夠,錢到了銀行間也並不是“想放就能放”。
“7月的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了,短期利率到了歷史低位,雖然7月也出了一些政策,但目前看來從寬貨幣到寬信用的傳導還是比較慢。”明明對記者稱。
人民銀行近日發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堅決不搞“大水漫灌”。但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央行二季度以來所采取的定向降準、中期借貸便利(MLF)擴容等貨幣調控政策,均體現出“滴灌”的特征,目前流動性更多地聚集在銀行間,但是信貸投放的渠道卻並不通暢,並未順利到達實體經濟。
明明對第一財經表示,要引導資金走向實體經濟、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對流動性精準滴灌的要求自然水漲船高。
“今後定向的、結構性信貸政策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更為有效,一方面是基建投資對實體經濟的拉動;另一方面是窗口指導商業銀行加速放貸;其三,通過融資擔保基金鼓勵各大銀行參與中小企業貸款業務,緩解目前中小微企業信貸支持不足的窘境。”明明指出。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社融要大幅上升需要很多政策配合,不是單純的貨幣政策上升就能實現的。財政政策要提高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意願,現在信用風險比較高,銀行整體的信貸投放意願不是很強,有效的客戶需求也是值得關註的,即使銀行想投放,是否有足夠多的達到資質的客戶也是一個問題。此外,資管新規的過渡期已經開始了,表外融資目前負增長的局面,能不能改善,改善多少都是不確定的。
邵宇亦表示,接下來的調控不在貨幣政策,而是信貸政策空間如何打開,要驅動商業銀行作為利益主體有動力向實體經濟投放信貸,或者擴大債券融資。
“下一階段,隨著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相關政策實施,金融機構將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更好地解決‘三農’、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溫彬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銀保監會近日發布《加強監管引領,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的文章,其中指出,對於小微企業,要落實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監管政策,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容忍度,有效發揮監管考核“指揮棒”的激勵作用。
隨後,銀保監會稱,要求加大信貸投放力度,保障實體有效需求, 其中“落實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監管政策”等提法受到市場關註。(周艾琳、宋易康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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