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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V，知卓創始人陶闖口述：不斷“接客”的創業者窘境與逆襲之路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09/145552.html

 
陶闖是一位互聯網創業老兵，生於上海，長於武漢，有著15年的海外生活經歷。2009年回到國內，創立了PPTV，如今，又創立了知卓資本。無論是他從小到現在不斷變換著生活地點，不斷得進行地理跨界，還是現在的事業不斷探索不同領域，不斷嘗試新的方向。這位老兵的人生經歷中布滿了跨界思維。在當今互聯網思維風靡的時代，這位將跨界思維玩兒到極致的老兵，是如何面對創業途中的窘境，是如何看待傳統企業互聯網轉型的必要性。下面是陶闖在由創業家傳媒聯手寧波新材料科技城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上海新材料投融資戰略聯盟打造的克萊斯勒杯黑馬大賽全球新材料行業決賽上的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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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跨界大法：教授、聯合國顧問、創始人

我的背景很複雜。

在海外生活了15年，做了近10年的天使投資，並且在34歲的時候，拿到了加拿大終身首席研究教授的榮譽。

在2000年的時候，我開始研究智能眼鏡，也就是現在的可穿戴設備。2000年到2005年這五年間成為特派聯合國顧問，那時候，聯合國每小時的顧問費已經達到了2000美金。2002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我創立我的第一家公司，GeoTango，是最早做網上三維地圖的公司，2005年，GeoTango被微軟收購。比爾蓋茨成為我第一個貴人，讓我拿到了第一桶金。我也正式進入微軟，在微軟工作的經歷讓我受益終生。因為一直以來覺得自己的技術很牛，但是到了微軟才發現自己尚處於小學生的狀態。並且在微軟期間，作為地球事業部的負責人，我完成了對三家公司的收購，也完成了自己內功的極大提升。在微軟的五年，讓我真正學到了到一個大企業的戰略眼光與戰略高度。

2008年回國觀看奧運會讓我看到了國內的飛速發展與創業前景。於是2009年5月，我回到國內，開始了第二次創業，PPTV之路。也在此時遇到我人生中的第二個貴人，孫正義，日本首富。2010年，在兩次交談後 (一個十分鐘，一個1個半小時)，孫正義決定給PPTV投資2.5億美元。 這讓PPTV一度成為當時國內單筆融資規模最大的項目。有了這筆融資，PPTV開始在視頻播放網站中嶄露頭角，2013年，PPTV接受了蘇寧和聯想弘毅4.2億美金的投資，大家都說這是中國互聯網公司於和傳統企業的最大一次嫁接。 到現在PPTV成為每月3億活躍用戶的視頻網絡電視平臺。

2014年，我開始了第三次創業，即現在的知卓資本，取義於“見微知著”，希望以天使投資人身份孵化創業企業。

講這麽多，無非是想通過列舉我在過往之中的跨界經驗，將長期實踐中的經驗和認識分享給大家。

創業者面臨的窘境---不斷“接客”

作為初創公司的創始人，一開始肯定不會有過多的人才加入，這時候，創始人就要成為全能人才。我認為創始人要修煉一下幾大能力。

首先，是提高自己的EQ和膽商。創始人要服侍不同的老板，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我的助理就曾給我做了一個花名冊，提醒我要服侍好哪些人。

第二，創業者一定要選好行業，所謂“男怕入錯行”，一定要敢想敢做，敢挑戰大的盤子里競爭，為自己爭取到更大的空間。

第三，投資人基本上看不懂技術，但是看得懂商業模式。因此創業者要把自己的夢想用商業計劃書的形式，更接地氣的表現出來。

第四，投資不是投機，創業更不是投機。要準備好五到十年的持之以恒的“接客”。這是創業者最大的挑戰。

最後一點，創業者一定要有辨別大勢的能力。不管處於哪個行業，要能看懂行業所處階段的曲線。聰明的人知道要騎著泡沫走，當泡沫破滅的時候仍然還活著，這就是最聰明的創業者。

移動互聯網時代，需要逆襲

互聯網的趨勢，就是一個泡沫，接著一個泡沫，一浪接一浪，關鍵是看你有沒有能力沖浪。2000年是中國或者是全球互聯網最高的一浪，當時誕生了美國的雅虎，中國出現了新浪，後來雅虎破滅了。第二浪是百度，搜索領域的熱潮。第三個浪，就是2014年的電子商務，包括京東，即將上市的馬雲的阿里巴巴。這三組浪潮里，最多資本介入的竟然是在第一個浪潮，說明資本變得更為冷靜了。

2014年爆發一個更大的泡沫，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移動互聯網。到2013年為止，中國GDP里整個互聯網經濟，全部加到一起占到5%，但是這個數字會在未來十年有一個巨大的變化，也就是互聯網會全面沖擊傳統行業。這個沖擊會到10%到22%。到2025年，整個互聯網可能會達到14萬億的經濟規模，互聯網會把傳統產業的大金礦挖走10%到22%，這是一個巨大機會。

這樣的模式下，如何實現逆襲。有以下幾個特征。

首先，去中心化。我們獲取信息的方式不再是一個中心點向外擴散，而是每個人都是信息中心，這樣就打破了信息不對稱。

其次，去產品化。“羊毛出在狗身上”。產品不收錢，靠其他模式盈利。原來那種靠改善產業鏈、供應鏈，優化營銷，砸錢推廣品牌的傳統模式已經很難成功了。比如說，智能電子稱，完全可以免費送產品，靠累積的數據、與健康醫療機構合作進行盈利。又比如PPTV，大家來這里肯定是來看視頻。但是，第一批來PPTV的大部分是互聯網人，70%會玩兒遊戲，我們的第一桶金就有了。第二批來的人除了看電影還會看球賽，還會買球票、電影票，就又可以賺錢，第三批人，世界杯，買彩票，我們賣彩票。第四批人，看到電影里的汽車、美女、商品，會有電子購物的需求。後來，即使我們不知道他想要什麽，但是我會讓他看一段廣告，一個廣告，貢獻2分錢。這就是互聯網的典型模式 – 傳說中的羊毛出在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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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馬讀書】三年大限已到，蘋果能否再次走出“創新者窘境”？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1017/146883.html

6年了，蘋果還是智能手機的老大，這是個奇跡。
要知道，在互聯網領域，2-3年已足夠顛覆一個巨頭。在手機行業，這個周期是3-5年。安卓出現後，摩托羅拉衰落用了3年，諾基亞用了5年。按照這個規律，自2011年喬布斯去世，蘋果若還無所作為，也許今年就將進頹勢期入。
2011年後的3年里，用戶一直指責蘋果 ”，其實是過分苛求。一個破壞性創新出來，需要幾年的延續性創新，讓它的價值發揮到極致，否則研發成本都收不回來。因此，外界看到的蘋果，永遠只是更薄、更大、配置更高。
到了2014年，現狀依舊如此。我們不得不說，蘋果確實陷入創新者的窘境，這種局面持續下去，其地位3-5年就可能被顛覆。
蘋果創立以來，也曾多次面臨窘境，但都從容地走了出來。《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曾對此有深刻描述。這次，蘋果能再次走出窘境嗎?
 

\蘋果公司較早進入手提電腦或PDA 市場的經歷，有助於我們理解大企業在小市場面臨的諸多困難。

蘋果公司於1976年推出了蘋果一號(Apple I)，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功能有限的初級產品，蘋果公司在從市場撤下Apple I之前總共只賣出了200臺(售價為666美元)電腦。但Apple I並沒有給蘋果公司帶來嚴重的財務危機，因為蘋果公司在研發上的成本並不算高，而且不論是蘋果公司還是它的客戶，都從中學到了更多關於如何使用臺式個人電腦的經驗。蘋果公司在總結開發Apple I的經驗教訓後，於1977年推出了蘋果二號(Apple II)電腦，並大獲成功。蘋果公司在Apple II上市後的頭兩年就賣出了43 000臺電腦，Apple II的成功也一舉奠定了蘋果公司在個人電腦行業的領先地位。借助Apple II大獲成功的東風，蘋果公司於1980年成功上市。

在推出Apple II電腦10年後，蘋果公司已成長為一家市值達50億美元的企業。像所有的成功大企業一樣，蘋果公司也發現，為了保持其股票價值和企業活力，它每年都需要大幅提高收入水平。20世紀90年代初，新興的PDA市場逐漸顯現出了增長潛力。從很多方面來看，此次機遇都與1978年Apple II的上市給計算機行業帶來的變化(推動了個人電腦行業的形成)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對於蘋果公司來說，這可謂是一個天賜良機，因為蘋果公司獨特的設計優勢主要表現在它的用戶友好型產品中，而用戶友好型和便捷性正好構成了PDA的理念基礎。

那麽蘋果公司是如何利用這一機遇的呢?答案是主動出擊 。蘋果投資了數百萬美元來開發PDA產品，並將它命名為“牛頓”(Newton)。蘋果公司通過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市場研究確定了牛頓產品的特色;還利用了各種類型的跟蹤調研小組和調查，來判斷客戶希望產品具有什麽樣的特色。PDA具有計算機破壞性技術的許多特點。蘋果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約翰•斯卡利認識到了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因此他將牛頓產品的研發列為他個人的首選項目，並開始大規模地推廣這種產品，以確保這個項目獲得所需的技術和資金資源。

蘋果公司在1993年和1994年(也就是在新產品上市後的頭兩年)賣出了14萬臺牛頓PDA。當然，當時大多數觀察家認為牛頓PDA是個失敗的產品。從技術上說，它的手寫識別能力令人失望，而它的無線通信技術又大大增加了它的成本。但最糟糕的是，雖然斯卡利公開表示牛頓PDA是延續公司增長趨勢的關鍵性產品，但牛頓PDA第一年的銷售額只占蘋果公司總收入的約1%。盡管付出了所有這些努力，牛頓PDA產品仍未給蘋果公司帶來所期望的新增長空間。

但牛頓PDA是否真是一個失敗的項目呢?牛頓PDA進入手提電腦市場的時機，與Apple II進入臺式計算機市場的時機類似。它是一種創造市場型的破壞性產品，針對的目標用戶尚不明確，他們的需求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蘋果公司來說都是一個未知數。以這個標準來看，牛頓PDA的銷售量應該好於蘋果公司管理層的預期，它在上市後頭兩年內的銷量是Apple II的3倍多。在1979年，對於當時規模尚小的蘋果公司來說，4 3000臺的銷量就已經可以看作是爭取上市資格的一次重大勝利。但到了1994年，對於已經發展為行業巨頭的蘋果公司來說，牛頓PDA 14萬臺的銷量卻只能被視為一個失敗。

破壞性技術經常導致一些之前不可能發生的情況最終發生。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破壞性技術剛剛出現時，不管是制造商還是客戶都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產品，或者是為什麽要使用這些產品，因此也不知道哪些具體的產品特色最後會受到重視，哪些不會受到重視。構建這樣的市場就是一個客戶和制造商共同發現的過程，而這需要時間。例如，在蘋果公司開發臺式計算機的過程中，Apple I以失敗告終，首款Apple II的銷量較為平淡，Apple II+則獲得了成功。Apple III由於質量問題被市場拋棄，而Lisa電腦也遭遇了失敗。前兩代Macintosh電腦同樣舉步維艱，直到推出第三代Macintosh電腦，蘋果公司及其客戶才最終找到了成功的秘訣：便捷、用戶友好型計算機使用標準——計算機行業的其他企業最終都采用了這一標準。

但在開發牛頓PDA產品時，蘋果公司過於急切地希望縮短確定最終產品和市場相互匹配的流程。它假定客戶了解自己需要什麽，而且會花費大量的金錢尋找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在下一章，我將談到這個假設是錯誤的。)然後，為了給客戶提供他們認為客戶想要的東西，蘋果公司不得不在一個新興產業中承擔延續性技術領先者這樣一個不確定的角色，花費巨資來開發當時最先進的移動數據通信和手寫識別技術，而且到最後，它還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向客戶推銷自己設計的產品。

由於新興市場的規模較小，因此參與新興市場競爭的機構必須能以較小的規模實現贏利。這一點至關重要，原因是，被認為具有贏利能力並且獲得了成功的組織和項目，能夠繼續從它們的母公司和資本市場吸引資金和人力資源，而被認定為失敗的提案則很難再獲得資金和人員的青睞。不幸的是，由於蘋果公司為加速PDA市場的形成在牛頓PDA產品上投入了巨額資金，公司已很難再獲得具有吸引力的回報率。因此，市場普遍認為牛頓PDA是一個失敗的產品。

就像大多數商業失敗案例一樣，事後人們找出了蘋果公司在牛頓PDA項目上所犯下的各種錯誤。但我們認為，導致蘋果公司在這個項目上遭遇失敗的根本原因並不是管理不當。公司高管的行為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小市場並不能滿足大機構的短期增長需求。

俄石油巨頭Rosneft的窘境：市值510億美元 負債600億美元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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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斥資550億美元收購了競爭對手秋明－英國石油公司（TNK-BP），創建了其石油帝國，原油產量占全世界的5%。

然而，僅兩年後的今天，由於遭受歐美制裁和油價下跌，以美元計算，Rosneft市值大幅縮水32%，包括TNK-BP在內的總市值也僅510億美元。

公司市值雖然縮水了，但是收購TNK-BP給普京的長期盟友、Rosneft首席執行官Igor Sechin留下的一屁股債仍然需要償還。

據彭博社，Rosneft欠銀行和債權人約600億美元的貸款，是除巴西國有石油公司之外，負債與盈利之比最高的大型石油公司。

管理著10億美元資產的 Allianz Investments（俄羅斯）基金經理Oleg Popov在電話告訴彭博社：

Rosneft激進的擴張和累積的債務使它面臨油價下跌和制裁之時更加脆弱。

Sechin的野心絕可不只是讓Rosneft成為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他曾經承諾兩大巨頭合並後的市值將達到1200億美元。

他試圖讓Rosneft成為全球石油市場的大玩家， Rosneft的石油鉆機從北歐的挪威一直延伸到美洲的墨西哥灣。他還在委內瑞拉投入了大量的石油生產項目，並買入了德國過半的煉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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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百億捐款失算 台大癌症醫院陷窘境

2014-12-05  TNM
 

經常豪氣捐款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2007年宣布捐百億元給台灣大學籌設癌症醫院，希望打造亞洲最大、最先進的質子治療中心，但7年過去，醫院還不見蹤影。

本刊調查，台大和永齡基金會交手多年，雙方磨合歧見導致進度嚴重落後。

而今醫療科技日新月異，昂貴的質子機優勢已不明顯，加上癌症醫院由原本台大分院拉高為第二醫院，需自負盈虧，未來缺乏台大醫院支援，恐營運困難，前途堪憂。

耶誕節將近，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已經迫不及待，提前扮耶誕老公公，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出席中台灣產業論壇，豪氣喊話：「我一定會來台中投資。」隨後表示將在台中投入二千億元成立自動化創新園區。

郭台銘 小檔案

現職 鴻海董事長學歷 中國海專年齡 64歲家庭 與亡妻林淑如育有1子郭守正、1女郭曉玲，與曾馨瑩育有2女郭曉如、郭曉嬡、1子郭守善

豪氣捐款 撼醫界

身為台灣科技霸主，郭台銘不管投資或捐款，都毫不手軟。但外界不知，七年前他捐贈百億元籌建的台大癌症醫院，已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二○○七年九月，郭台銘家族的永齡基金會宣布捐款一五○億元給台灣大學，其中一○○億元興建具備尖端質子治療設備的癌症醫院，五十億元用於預防醫學及幹細胞移植等相關產學研究。這筆世界第五大捐款不僅震撼醫界學界，也創下國內私人捐款、公立醫院營運的先例。郭台銘表示：「將為台灣打造世界一流、華人第一的癌症醫院。」但本刊調查，這個位於基隆路、台大公館院區旁，樓地板面積高達一萬多坪，地上十五層、二百四十九個病床的癌症醫院，還在由達欣工程公司打地基，預計二○一七年底才能完工，最快二○一八年啟用，比原訂二○一○年啟用，整整落後八年。

質子設備 優勢退

離譜的是，郭台銘捐款是為了能採用質子機治療癌症，因為質子機可精準殺死癌細胞，同時不傷害其他正常細胞，是最先進的設備。但這幾年隨著科技的進步，光子刀（弧形刀、螺旋刀等）機器的效果，已與質子機相去不遠，而且價格只要新台幣一億元，是永齡基金會當初預訂質子機價格的三十分之一。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鄭鴻鈞醫師說，光子刀的進步就是電腦的進步，因為電腦計算癌症的位置越來越精準，成效與質子機幾乎無異。這不但讓一向錢花在刀口上的郭台銘臉綠，且台大癌症醫院最快要到二○一八年才能營運，以質子機一台一億美元（約新台幣三十億元）的昂貴造價，治療費用將動輒三十萬元起跳，在已有其他便宜設備替代下，對病患的吸引力勢必大打折扣。「這下頭都洗一半了，不知要如何善後。」知情人士透露。其實，台大醫院早就擔心，永齡基金會捐建醫院與設備後，並不負責後續營運，日後恐有病人量不足、財務困難等問題。

小辭典 質子機 VS.光子刀

質子治療機是由機器發射質子束殺死癌細胞，由於進入人體能量僅20％，到達癌細胞才釋放100％，可避免人體不必要的傷害。由於設備相當昂貴，外界視之為醫院的軍備競賽。所謂的光子刀，也就是大家常看到的螺旋刀，是由機器發射光子阻殺癌細胞的治療方式，由於光子照射範圍較大，可能對正常細胞組織造成傷害，因此，每次施放劑量不能太大。隨著近年科技進步，光子刀已可在360度的不同位置施放能量，精準度大幅提升，副作用明顯降低。

醫生不挺 陷窘境

二○○八，前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邀請前台大校長陳維昭、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謝博生、楊泮池等醫界大老，開會討論後變更癌症醫院的興建計畫，將位階從原本隸屬於台大醫院的分院，拉高到第二醫院，「將彼此財務與營運做切割，未來癌症醫院盈虧與台大醫院互不影響。」參與該計畫的人士透露。此舉等同癌症醫院自立門戶，台大首開國內先例，在大學之下成立二家附設醫院，這讓台大醫院內部議論紛紛，許多醫師並不贊同，「醫療人事權、醫院智慧財產權歸屬誰？」一位台大醫生吐露心聲，「我們沒意願過去，因為癌症醫院不是分院，醫生年資無法延續，福利也不能比照台大。」「醫護人員不足，就沒有好的醫療品質，病人也不會上門，醫生就沒有績效獎金，這會變成惡性循環。」醫界人士表示。此外，依第二醫院的規模，位階只能是地區醫院層級，而非台大分院的區域醫院層級，資源受限；加上質子治療非常昂貴，又無健保給付，能夠負擔的民眾更是稀少；而且癌症是整合照顧，經常要靠內科、外科及其他專科協助，很難獨立。「癌症醫院正式營運後，每年將虧損一、二十億元。」台大商研所教授江炯聰訪談台大前後任校長、醫院與醫學院院長後直言指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從一九九○年成立迄今，仍處於虧損狀態，未來台大成立第二（癌症）醫院後，還將與第一醫院競爭，長期來說很難經營下去。」江炯聰說。參與計畫的台大高層更憂心，「斥資百億元、全球代工業龍頭和台灣最高學府的合作案，可能淪為外觀華麗的蚊子館。」從一個立意良善的捐助，演變為尾大不掉的爛攤，在於過程中有太多扞格與各自的盤算。

磨合歧見 歷二年

一位前台大醫院院長透露，早在郭台銘捐贈之前，台大醫院便已評估要買質子機設治癌中心，地點就在台大醫院西址（舊）院區，藍圖都已畫好，甚至建設公司也找好了，當時院務基金一百二十億元足夠支應，「台大不是沒有錢。」「當時台大校方有人去跟郭董說，在西址院區設癌症中心太寒酸，如果郭董願意，台大校本部可以在公館院區挪出空間，透過BOT的方式，幫郭董搞出全世界最大的捐贈案。」郭台銘聽了大悅，與台大校方一拍即合，但台大醫院卻不見得開心，而且方案改變，問題接踵而來。因為一萬多坪的癌症醫院最後坐落公館院區，除要拆除原本建物外，還要協調國防部，遷移原本在區內的宿舍，更要協調各方不同意見。同時，郭台銘與台大最初的合作計畫是永齡基金會單純捐錢，後來改成永齡先建後捐，之後不會有一毛錢進來，雙方談判就歷經二年才正式定案。「台大校方與永齡的合作計畫曾一度陷入僵局。」台大某高層透露，雙方對設備採購主導權與專利權等有歧見，二○○八年，台大醫院妥協將「預防醫學中心」與「幹細胞移植中心」委託永齡經營，但遭教育部駁回。

永續經營 恐受阻

事實上，台大前校長陳維昭就曾公開指出：「最大的錯誤就是，我覺得同仁有一個不好的心態，反正有永齡基金會的支持，虧了有他們來補，有這樣的觀念就錯了，醫院的永續經營就可能碰到問題。」二○○五年，郭台銘妻子林淑如和弟弟郭台成相繼罹患癌症，在台大接受治療。這些變故，讓身價千億的郭董感嘆：「有錢不代表快樂，健康幸福最快樂。」儘管二人的生命最後都無法挽回，但有感於台大的照顧，郭台銘動念回饋，卻沒料到，有錢竟也造成醫院的困擾。最終台大癌症醫院的命運，能否一如初心，情勢演變至此，已難預料了。

回應 台大：虧損應由政府負擔

台大癌症醫院院長鄭安理表示，許多決策要經過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時間會拖較長。原本計畫以BOT（興建營運後移轉）方式進行，後來發現法令規定BOT須透過公開招標，如此一來，其他廠商可能透過競標介入，橫生更多枝節，鴻海才改由先建後捐的方式進行。此外，質子機的採購非常專業，院方經過2年評估，才選定最高檔、價格高達1億美元的Varian設備。台大癌症醫院原本就不以賺錢為目的，依據財務規劃，營運後第7年才會打平，至於虧損部分，政府本來就應該負擔，不應該由鴻海繼續捐贈。永齡健康基金會副董事長吳良襄則表示，台大癌症醫院捐贈後，台大已有策略及規劃，永齡健康基金會完全尊重。

 

滴滴專車被禁 ：從上海出不了馬雲到共享的窘境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29/148642.html

i黑馬：滴滴專車在14年8月份推出後沒多久，上海市交通委宣布：滴滴專車是黑車，營運不合法，隨後又在26日對12輛滴滴專車進行查扣，其中5輛車駕駛員被行政罰款各1萬元，剩余7輛車尚在調查取證中。這件事情牽涉到社會創新，其實很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滴滴專車在14年8月份推出後沒多久，上海市交通委宣布：滴滴專車是黑車，營運不合法，隨後又在26日對12輛滴滴專車進行查扣，其中5輛車駕駛員被行政罰款各1萬元，剩余7輛車尚在調查取證中。這件事情牽涉到社會創新，其實很有值得挖掘的地方。之前看到陽渺發了一篇“為什麽上海出不了馬雲?因為有交管官員那樣的蠢貨”感覺雖然有一些道理，但很是有些未盡之處，所以也寫篇文章來從更宏觀視角來解讀下這件事情。

共享與專有上的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雲計算的。雲計算這幾年成為一個熱詞，國外當下做的最成功的是AWS，但微軟這類軟件巨頭眼看著自己要被甩到後面，很是著急，正在奮起直追，從微軟CEO納德拉的舉動來看，在微軟內部雲很可能已經被提到比Windows還高的位置上了。雲計算有很多種，但其最底層思路其實就是從專有走向共享。本來大家都要自己買服務器，結果空閑率很高，峰值的時候又不夠用，那如果有人可以提供虛擬的服務器、可以動態擴容，又有成本優勢，為啥不用呢?所以共享是雲計算的最主要的驅動力之一，這個上主要的攔路虎是安全，如果成本優勢無法對沖掉企業或個人的安全顧慮那這模式起不來。

第二個故事來自一本書。近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作者傑里米里夫金又出了本新書叫《零邊際成本社會》，這書的副標題是“一個物聯網、合作共贏的新經濟時代”。書里花了很大篇幅來闡述一種基於共享的經濟模型，其中第十二章提到了物流共享。在物流共享一節中，作者指出了共享比專有更有效率的根本原因：

1、大部分車的滿載率很低，美國是60%，很多地方可能只有10%。

2、制造商、批發商、分銷商往往把商品存儲在離最終目的很遠的地方。

3、物流效率低，導致經銷商無法交貨。

4、產品運輸不得不經常在路線上迂回。(註：這應該和第二點有關)

5、沒有共同標準和協議，導致物流企業無法共享物流資源，提高效率。

作者認為應該把當前的模式切換為共享的模式，交付應該是分布式的，比如：

第一個司機在比較近的中心交付貨物，然後拉起另一拖車的貨物返回;第二個司機會裝運貨物送到線路上的下一個中心，可以是港口、鐵路貨場等。

這在經濟收益上比較明顯也容易測算(作者舉的例子里配送時間可以縮短一半)，但要想達成這目標，首先要解決的是各物流公司間的共享問題，如果不能共享倉庫配送中心，那麽這種願望再美好也是只能始終在水一方。

最後一個故事則是這次滴滴專車的事情。抽象來看滴滴專車的情形與上述物流、雲其實極為類似。從用車的視角看，顯然存在著各種峰值，而為避免浪費出租車等勢必不能按照峰值的情形配置，所以現實情形一定是越想用車的時候越沒車。而從車輛保有的視角看則肯定存在大量運力被空置。打穿這兩者的一定是一種合適的共享方式，至於共享的準入標準等反倒是個細節問題。如果說倉儲物流上的共享阻力可能來自物流公司內部，那用車上的共享從上海交通委的行動來看很大的阻力似乎來自監管層面，至於更具體的原因，比如法律、意識、利益格局等本文均不會涉及。

由專有到共享其實是一種模式上的轉型，上述三個故事則分別體現了三種阻礙來源：要麽來自需要做轉型的主體，比如物流公司;要麽來自轉型後需要面對的客戶，比如企業可能不願意用雲服務;要麽可能來自監管層面。越牽涉現實里的基礎設施(能源、運輸等)來自監管層面的阻力可能會越大。從解決難度來看，來自客戶的阻力最簡單，因為只要收益足夠大，客戶會做理智選擇;來自企業的稍微困難，因為這需要很好的合作精神，總是相信白首相知長按劍的比較難以合作(比如：百度和360，魅族和小米的合作顯然會難)，最後一種最難，因為這會牽涉很多非商業的與人有關的複雜因素(比如：滴滴專車這類事情的解決)。

我之前曾經寫過一篇叫《在黑暗森林中尋找文明之光》來探討企業間合作的困難，在這里不再贅述，這篇文章主要探討最後這種困難。

社會創新中的窘境

《創新者的窘境》這書中的思維框架一樣可以用來分析社會創新，這書的主旨並不複雜，它說：

當一個公司在某個方面很強大的時候，比如柯達的膠片相機，那就會圍繞著這個強大的點形成價值觀、流程、資源的協同方式，這種方式很像一種殼，讓殼里面的東西不停的被強化，讓殼外面的東西被擱置和遺棄。當膠片相機是柯達主要利潤來源的時候，它很難去做數碼相機，因為這活是新的，所以肯定冒風險，辛苦，初期利潤又低賺不到多少錢，正常理智的人誰會去做這種事情?所以充當市場破壞者的往往是屌絲企業，在正面戰場拼殺不過原來的霸主，那就只能先做點邊緣性的東西，賺點辛苦錢，但只要技術有潛力，到後來就可能會幹翻上個時代的霸主。

這一框架同樣可以放在滴滴專車這事上面，圍繞著原來的方式(出租等)已經形成了一種價值觀、流程、資源的協同方式，這種協同方式里面可能就有利益分配、就業、穩定、政治正確、法律等等。如果允許共享這種新方式起來，那必然會打破原有格局，同時冒新事物出問題的政治風險。這里比企業創新更麻煩的是，在企業那里柯達不做，佳能會做，但在社會創新這里，政府不做，你是不可能繞過去的。而為了打破這種社會創新的窘境只有兩種方式，要麽犯法(包括行走在邊緣區域)，要麽指望監管層面的開明。改開以來類似的事情其實有數起，最典型的兩個則是小崗村包產到戶和傻子瓜子，一個影響了農村的基本土地制度，一個影響了鄉鎮企業的興起，可以講這兩個事情的處理實際上深遠的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生活，但基本上在“犯法”與頂層的開明兩者配合下完成的。

以社會創新而論，要想打破窘境，確實適合在非法律明確禁止的地方鼓勵民間的更多嘗試，接下來監管層面利用互聯網等迅速收集反饋，再建立合適的監管機制，而不適合迅速扼殺，這會導致本來就薄弱的創新力量迅速死掉，失去未來。

如果社會創新停滯那會怎樣?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社會變革最關鍵的一個點的話，那接下來很可能在互聯網的推動下迎來第二個點。

互聯網以及其他科技發展帶來的好處無疑很多，比如電商讓我們買東西更便宜方便，微博微信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與人交流等，但有很關鍵的一個點卻與社會創新關聯的無比緊密，處理不好會讓技術發展變壞事。這個點就是就業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趨勢是更少的人處理很大的事業。我們不要忘了微信價值500億美元不過才用了幾百個人，當然如果細致比較騰訊與鞍鋼的單人年產值，這種對比會更加明顯。通過互聯網很多工作的杠桿率變得超級高，很少的人就可以滿足非常多的人的需要。

大型制造企業(比如鋼廠)是很容易吸納人員就業的，但隨著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會被從崗位上淘汰下來(這點上《零邊際成本社會》里詳細的列舉了美國的數字)。

雖然無法準確計算具體的數字，但在自動化和高杠桿率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現行社會結構一定無法負擔那麽多人的就業應該是確定的。而這一變化正在被互聯網自身和科技加速，這樣一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剩下的人去幹什麽?

這就需要漸進的社會創新。社會創新需要是漸進的，否則就是革命。

從專有到共享不一定能解決這問題，但從邏輯上講只有人與人之間普遍關聯、共享資源並提供個性化服務才可能解決這問題，或者說這至少是一個思路。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是滴滴專車這樣的創新不但不應該禁止，反倒是應該鼓勵，當然這要納入到特定的法律框架下面。

結束語

在技術大潮面前其實大家都沒退路，除非核大戰類事情導致世界毀滅，否則我堅信技術發展只會推著我們往前走，而技術發展又一定會重構種種關系，這時候單純的保守，看見新事物就一棒子打死，其實是不行的，這在長線上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問題。扮演監管者角色的人更適合以一種擁抱的姿態來面對這類變化，唯一麻煩的是就現狀來看要想形成正反饋的環，企業的推動和思考似乎是不缺的，但沒有自頂向下的開明事情就必然會卡在某個地方。

文/李智勇 作者訂閱號：zuomoshi(琢磨事)

 

滴滴專車被禁 ：從上海出不了馬雲到共享的窘境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29/148642.html

i黑馬：滴滴專車在14年8月份推出後沒多久，上海市交通委宣布：滴滴專車是黑車，營運不合法，隨後又在26日對12輛滴滴專車進行查扣，其中5輛車駕駛員被行政罰款各1萬元，剩余7輛車尚在調查取證中。這件事情牽涉到社會創新，其實很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滴滴專車在14年8月份推出後沒多久，上海市交通委宣布：滴滴專車是黑車，營運不合法，隨後又在26日對12輛滴滴專車進行查扣，其中5輛車駕駛員被行政罰款各1萬元，剩余7輛車尚在調查取證中。這件事情牽涉到社會創新，其實很有值得挖掘的地方。之前看到陽渺發了一篇“為什麽上海出不了馬雲?因為有交管官員那樣的蠢貨”感覺雖然有一些道理，但很是有些未盡之處，所以也寫篇文章來從更宏觀視角來解讀下這件事情。

共享與專有上的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雲計算的。雲計算這幾年成為一個熱詞，國外當下做的最成功的是AWS，但微軟這類軟件巨頭眼看著自己要被甩到後面，很是著急，正在奮起直追，從微軟CEO納德拉的舉動來看，在微軟內部雲很可能已經被提到比Windows還高的位置上了。雲計算有很多種，但其最底層思路其實就是從專有走向共享。本來大家都要自己買服務器，結果空閑率很高，峰值的時候又不夠用，那如果有人可以提供虛擬的服務器、可以動態擴容，又有成本優勢，為啥不用呢?所以共享是雲計算的最主要的驅動力之一，這個上主要的攔路虎是安全，如果成本優勢無法對沖掉企業或個人的安全顧慮那這模式起不來。

第二個故事來自一本書。近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作者傑里米里夫金又出了本新書叫《零邊際成本社會》，這書的副標題是“一個物聯網、合作共贏的新經濟時代”。書里花了很大篇幅來闡述一種基於共享的經濟模型，其中第十二章提到了物流共享。在物流共享一節中，作者指出了共享比專有更有效率的根本原因：

1、大部分車的滿載率很低，美國是60%，很多地方可能只有10%。

2、制造商、批發商、分銷商往往把商品存儲在離最終目的很遠的地方。

3、物流效率低，導致經銷商無法交貨。

4、產品運輸不得不經常在路線上迂回。(註：這應該和第二點有關)

5、沒有共同標準和協議，導致物流企業無法共享物流資源，提高效率。

作者認為應該把當前的模式切換為共享的模式，交付應該是分布式的，比如：

第一個司機在比較近的中心交付貨物，然後拉起另一拖車的貨物返回;第二個司機會裝運貨物送到線路上的下一個中心，可以是港口、鐵路貨場等。

這在經濟收益上比較明顯也容易測算(作者舉的例子里配送時間可以縮短一半)，但要想達成這目標，首先要解決的是各物流公司間的共享問題，如果不能共享倉庫配送中心，那麽這種願望再美好也是只能始終在水一方。

最後一個故事則是這次滴滴專車的事情。抽象來看滴滴專車的情形與上述物流、雲其實極為類似。從用車的視角看，顯然存在著各種峰值，而為避免浪費出租車等勢必不能按照峰值的情形配置，所以現實情形一定是越想用車的時候越沒車。而從車輛保有的視角看則肯定存在大量運力被空置。打穿這兩者的一定是一種合適的共享方式，至於共享的準入標準等反倒是個細節問題。如果說倉儲物流上的共享阻力可能來自物流公司內部，那用車上的共享從上海交通委的行動來看很大的阻力似乎來自監管層面，至於更具體的原因，比如法律、意識、利益格局等本文均不會涉及。

由專有到共享其實是一種模式上的轉型，上述三個故事則分別體現了三種阻礙來源：要麽來自需要做轉型的主體，比如物流公司;要麽來自轉型後需要面對的客戶，比如企業可能不願意用雲服務;要麽可能來自監管層面。越牽涉現實里的基礎設施(能源、運輸等)來自監管層面的阻力可能會越大。從解決難度來看，來自客戶的阻力最簡單，因為只要收益足夠大，客戶會做理智選擇;來自企業的稍微困難，因為這需要很好的合作精神，總是相信白首相知長按劍的比較難以合作(比如：百度和360，魅族和小米的合作顯然會難)，最後一種最難，因為這會牽涉很多非商業的與人有關的複雜因素(比如：滴滴專車這類事情的解決)。

我之前曾經寫過一篇叫《在黑暗森林中尋找文明之光》來探討企業間合作的困難，在這里不再贅述，這篇文章主要探討最後這種困難。

社會創新中的窘境

《創新者的窘境》這書中的思維框架一樣可以用來分析社會創新，這書的主旨並不複雜，它說：

當一個公司在某個方面很強大的時候，比如柯達的膠片相機，那就會圍繞著這個強大的點形成價值觀、流程、資源的協同方式，這種方式很像一種殼，讓殼里面的東西不停的被強化，讓殼外面的東西被擱置和遺棄。當膠片相機是柯達主要利潤來源的時候，它很難去做數碼相機，因為這活是新的，所以肯定冒風險，辛苦，初期利潤又低賺不到多少錢，正常理智的人誰會去做這種事情?所以充當市場破壞者的往往是屌絲企業，在正面戰場拼殺不過原來的霸主，那就只能先做點邊緣性的東西，賺點辛苦錢，但只要技術有潛力，到後來就可能會幹翻上個時代的霸主。

這一框架同樣可以放在滴滴專車這事上面，圍繞著原來的方式(出租等)已經形成了一種價值觀、流程、資源的協同方式，這種協同方式里面可能就有利益分配、就業、穩定、政治正確、法律等等。如果允許共享這種新方式起來，那必然會打破原有格局，同時冒新事物出問題的政治風險。這里比企業創新更麻煩的是，在企業那里柯達不做，佳能會做，但在社會創新這里，政府不做，你是不可能繞過去的。而為了打破這種社會創新的窘境只有兩種方式，要麽犯法(包括行走在邊緣區域)，要麽指望監管層面的開明。改開以來類似的事情其實有數起，最典型的兩個則是小崗村包產到戶和傻子瓜子，一個影響了農村的基本土地制度，一個影響了鄉鎮企業的興起，可以講這兩個事情的處理實際上深遠的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生活，但基本上在“犯法”與頂層的開明兩者配合下完成的。

以社會創新而論，要想打破窘境，確實適合在非法律明確禁止的地方鼓勵民間的更多嘗試，接下來監管層面利用互聯網等迅速收集反饋，再建立合適的監管機制，而不適合迅速扼殺，這會導致本來就薄弱的創新力量迅速死掉，失去未來。

如果社會創新停滯那會怎樣?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社會變革最關鍵的一個點的話，那接下來很可能在互聯網的推動下迎來第二個點。

互聯網以及其他科技發展帶來的好處無疑很多，比如電商讓我們買東西更便宜方便，微博微信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與人交流等，但有很關鍵的一個點卻與社會創新關聯的無比緊密，處理不好會讓技術發展變壞事。這個點就是就業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趨勢是更少的人處理很大的事業。我們不要忘了微信價值500億美元不過才用了幾百個人，當然如果細致比較騰訊與鞍鋼的單人年產值，這種對比會更加明顯。通過互聯網很多工作的杠桿率變得超級高，很少的人就可以滿足非常多的人的需要。

大型制造企業(比如鋼廠)是很容易吸納人員就業的，但隨著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會被從崗位上淘汰下來(這點上《零邊際成本社會》里詳細的列舉了美國的數字)。

雖然無法準確計算具體的數字，但在自動化和高杠桿率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現行社會結構一定無法負擔那麽多人的就業應該是確定的。而這一變化正在被互聯網自身和科技加速，這樣一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剩下的人去幹什麽?

這就需要漸進的社會創新。社會創新需要是漸進的，否則就是革命。

從專有到共享不一定能解決這問題，但從邏輯上講只有人與人之間普遍關聯、共享資源並提供個性化服務才可能解決這問題，或者說這至少是一個思路。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是滴滴專車這樣的創新不但不應該禁止，反倒是應該鼓勵，當然這要納入到特定的法律框架下面。

結束語

在技術大潮面前其實大家都沒退路，除非核大戰類事情導致世界毀滅，否則我堅信技術發展只會推著我們往前走，而技術發展又一定會重構種種關系，這時候單純的保守，看見新事物就一棒子打死，其實是不行的，這在長線上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問題。扮演監管者角色的人更適合以一種擁抱的姿態來面對這類變化，唯一麻煩的是就現狀來看要想形成正反饋的環，企業的推動和思考似乎是不缺的，但沒有自頂向下的開明事情就必然會卡在某個地方。

文/李智勇 作者訂閱號：zuomoshi(琢磨事)

 

高教窘境 國際競爭力弱化，贏不了星港 我們的大學哪裡出了問題？

2015-02-09  TWM
在台灣，大學的管理階層普遍有一種無力感，因為制度與系統是他們無法改變的。

眼看著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逐漸弱化，問題出在哪裡？

教育部即將提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但有用嗎？且看《今周刊》的分析。

撰文‧郭淑媛

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不僅席捲就業市場，同樣也衝擊到就業前最後一站的高等教育。這十年，全球頂尖大學無不積極追求國際化，競爭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教授與優秀學生，維持學生、進而是國家的競爭力。

鄰近台灣的香港與新加坡，過去十幾年來積極國際化，在世界排名中急起直追，不少對全球化浪潮十分焦慮的台灣學子與家長，不再像過去大學畢業後再去國外讀研究所，而是在大學就採取行動出走台灣。

香港學生求職積極

大一就開始找實習機會

這是一位大一升大二時，從台灣知名國立大學企管系，轉學到香港中文大學計量金融學系學生的心聲：我會到香港是因為在台灣讀書時覺得不夠國際化，在中大我感受到巨大落差，從大一開始，學生一到放假就在找實習機會，同學的職涯追求很積極。這是因為商學院的學生都以學士為最終學位，沒有人要念碩士、博士，認為專業證照比碩博士重要，專業場域的競爭比在研究所還激烈。

系上和商學院的職涯中心每天會寄獎學金、實習機會、職涯講座、公司參訪等就業市場資訊給學生，院級中心提供的實習機會很難拿到，可以到中國大陸去，競爭很激烈。反觀我原來就讀的大學，大多是三年級以後才有實習機會，很多人是研究所再去煩惱就業問題，台灣的同學傾向於在大學追求小確幸。

當台灣同年齡的大學生還在溫室般的校園裡生活，這位轉學生已經早一步感受社會的脈動，爭取到外商公司實習機會。

職業生涯考量以及國際化不足的問題，促使台灣優秀學生出走，而學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統計數字會說話。

台灣二十五至三十四歲人口中，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已達六成，領先美國、香港、英國，高於ＯＥＣＤ國家平均值三九．六五％，但台灣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失業率也高達五．二六％，高於ＯＥＣＤ國家平均值四．八％。台灣大學生的就業市場愈來愈險惡。

內需市場不足，那畢業生有辦法到海外工作嗎？這時就凸顯台灣高等教育的封閉性。即使頂尖大學台成清交政，外籍生占學生總數只有二％至五％；而台灣高教師資追求內需市場，不願把門打開，外籍老師也很稀少，一四年教職員國際化程度排名，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分列二十二、二十三名，但台灣頂尖大學中，台大、成大才四百名，清大、交大也僅二百多名。

台灣好老師留不住

香港用五倍待遇搶人才

如果，世界各國都像台灣一樣封閉也就罷了，但令人憂心的是，鄰近國家為競爭優秀老師，已經將觸角伸到台灣來，即使我們大門不開，城牆已破洞百出。

政大研究特優獎得主、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副教授李治安，與太太兩人都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博士，二○一○年取得學位後，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台灣國立大學五倍的待遇禮聘，但李治安當時認為自己領公費獎學金讀書，應該回饋台灣，毅然返台任教。但中大不放棄，一再提出邀請，一四年李治安的太太也獲得香港城市大學聘書，而且連孩子教育都被安排好了，李治安夫婦最後選擇前進香港。

台灣在世界人力資源爭奪戰中節節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教授薪資低又沒彈性，無法給頂尖教授國際級的待遇。

「問題出在，全台只有一所大學─教育部大學。」不少大學管理階層談到高教問題，都異口同聲地如此說。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校長就說，台灣的問題是管制太多，規畫太多，經常用資源與標準化作法來規範，跟不上世界快速的腳步。

問題1.教授薪水沒彈性 搶國際人才的致命傷台灣目前有三成教授年齡已達五十五歲以上，其中國立大學教授年資超過十五年以上高達七二．八六％，由於教授年資滿二十五年即可申請退休，十年內，國立大學要換掉的老師勢必超過五成。

就拿國內名列前茅的政大商學院來說，十年內有一半老師、約八十人要退休。但是，人才哪裡找？事實上，這幾年只要美國知名商學院畢業的台灣人才，都面臨要與香港、新加坡甚至澳洲同時競爭的情況。

月薪差鄰國兩三倍

大學向企業界募款補貼

台灣高教經費占ＧＤＰ二．七％，遠高於香港一．一六％、新加坡一．○七％，與韓國二．六％、美國二．七％差不多，與國際相較並不低，但高教經費仍不足，每位學生享有的教育經費並不多。即使是頂尖大學，台大一五年總預算是九十四億元，但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達五○六億元，香港大學也高達二九九億元，台大平均每位學生才分到二八．五萬元預算，新大學生則可分到一三六．八萬元，港大學生也可分到一一○．七萬元。

這當然與台灣目前有一六一所公私立大學，分配預算的大學太多有關，導致高教資源稀薄化，連帶使大學教師無法受惠。

台灣助理教授月薪約六萬多元，副教授約八萬多元，教授約十萬元。近年來，韓國教授平均月薪是台灣的二至四倍，新加坡、香港、美國、英國約台灣的兩、三倍，若換算物價平準後的教授薪水，新加坡、香港、韓國也都還是台灣的二、三倍。

平均薪資落後，加上毫無彈性的給薪制度，是台灣難以在國際上搶人才的致命傷。

台灣的公立大學待遇比照公務員規定，而私立大學又大多比照公立大學，制度限制讓大學動彈不得。

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學者杜本麟指出，亞洲的學校以公立為主，也都會受到規範，但這些國家的政府會給予學校彈性。他舉例，澳洲有四十所大學八成都是公立，澳洲與台灣教授的底薪約差三、四倍，正教授以下的薪水有分級，但正教授只規定最低薪資，薪水可與學校談。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葉家興也說，香港助理教授薪水可比正教授高，因助理教授比較有生產力，「政府只給一個月五萬元港幣，若這個人開十萬元港幣，學校會募款補差額。」不少頂尖大學透過向企業界募款，解燃眉之急。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一一年提供二千多萬元經費，讓政大商學院得以補貼新進助理教授與副教授一個月二至四萬元，但期限只有三年，目前這筆經費已用掉三分之二。台大數學系與財金系也獲得四、五位校友廠商捐款贊助，國泰人壽即捐贈一千七百萬元給財金系當聘才基金。只是，短期的補貼政策，終究非長久之計。

問題2.系所進場不自由 審查程序曠日廢時隨著科技進展，傳統就業市場崩解，跨領域人才夯。國外也紛紛用新設系所或跨領域學程來跟上這波腳步。

台大成立研究中心

但畢業學位仍是原系所

台灣系所進場與出場不自由，申請新設系所要先經過校內審查程序，再到教育部審查同意，歷時三至五年，「輪到你時氣都沒了，可能市場已過，且教育部最後可能不會同意。」一位國立大學校長無奈地說。

但市場不等人，台大就想辦法用跨領域學程來突圍。

譬如，近年機器人研發很夯，台大就成立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整合跨五個學院系所相關教授，「這樣做是自己找出路，讓研究的靈活度寬很多。」台大副校長陳良基說。但因研究中心不能單獨招收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做，畢業學位還是原本的系所，畢業證書上看不到學生在這個研究中心的學歷，就可能影響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學生投入的動力也會降低。

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政雄指出，教育部對所有大學的學生、老師人數、系所都在管制，課程幾乎動彈不得，在總量管制下，原本的系所要減少才能新增系所，這會面臨校內反彈，很多大學認為一動不如一靜。

頂尖大學與台灣同樣是公立的香港，雖接受政府補助，但作法彈性。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推出優配學額制，十分重視績效評估，葉家興說明，香港每年都會調查大學畢業生一年後的就業與薪資情況，來判斷學生是否具備競爭力，情況不佳的科系退場機制明確，每年會減少二至五％的學生名額預算，三年累積下來的額度會回撥給學校，就可用來開設新系所或學科，但學校仍須提出申請，經教資會依社會需求審核決定，強迫教育市場更新。

問題3.經費使用太僵硬 防弊機制跟不上時代全球化要與國際接軌，但台灣的管理制度妨礙國際交流與競爭，一位大學教授向我們抱怨，拿公費出國在支用上會覺得矮人一截，譬如各國教授一起租車從飯店去研討會場，台灣教授就要猶豫能不能報帳，「我要自己出錢，還是我不要參加？很多人只好自掏腰包解決。」

核銷制度過於繁瑣

荒謬制度嚇跑頂尖教授

國立大學財務會計管理比照政府機關，僵硬的制度，與先進國家相較十分荒謬，讓大學老師在研究教學之餘，必須耗費心力面對繁瑣的行政作業，妨礙研究發展。一二年爆發的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詐領國科會（現改名科技部）補助款案，就因當時國科會經費核銷方式過於繁瑣，上千名國立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被調查，一○七人被起訴貪汙，最後只能修法解套。

荒謬的制度，已成老師出走原因。台大曾有位頂尖教授，是校方花很大力氣從美國禮聘回來，他為了台灣的家人，接受只有原來三分之一的薪水，但一直無法接受研究經費申請與核銷的繁瑣程序，在國科會補助款案爆發後，這位教授雖未涉案但深受衝擊，不久辭職返美。

除核銷制度僵化，負責分配資源的教育部為求公平，使用經費規定都是齊頭式平等，譬如人事成本不能超過五、六成，依學歷給薪水等，「這使得你在做事需要人時綁手綁腳，例如需要跨領域專長的人，但能給的錢有限，很多工作助教最懂，但他只能領一份薪水，用錢上的限制，把學校的生命力綁死。」一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說。

國立大學自籌經費約占五成，但使用上也受限制。台大教務長莊榮輝就說，曾經收到五十萬元的捐款，但礙於會計制度限制，不能當成人員薪水來補貼，只能拿來報餐費、買便當，十分可惜。

而學校內部為了防弊，也會自我設限。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教授指出，教育部給的預算要依教育部規範，有些學校自籌經費是校內可以自由運用，但是沒人敢負責，怕出事，因此規定嚴格，譬如一筆研究經費能不能拿一些出來用餐，必須上簽呈給校長，校長准了才能用。有些是Ａ帳規定餐費五百元，但Ｂ帳規定八十元，而且教授與副教授可以用的餐費也不同，各項規定亂成一團。一個研究案子是總包制，原本負責人可以彈性運用經費，但校內主計人員為保護自己，都會要求教授上簽呈，上面准了才可以動用。

教育部與學校重視防弊，但過度防弊不但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學校想興利也很困難，過時的防弊機制已跟不上時代了。

學用落差日益嚴重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香港、美國與歐陸等國家，大學畢業即就業是普遍現象，但台灣廣設大學與研究所政策，讓研究所已成延長教育，台灣一二年畢業的博士生高達三八六一人，足足是ＯＥＣＤ國家的八．五倍，而且ＯＥＣＤ國家的博士畢業生當中，有五十六％是國際學生。

另據統計，台灣一二年有高達六九．九％的十八至二十一歲青年正在就學，但是，大學教育雖普及，學用落差情況卻日益嚴重，一三年擁有大學學歷畢業生失業率達五．八一％，反而專科畢業生失業率三．一一％最低。

「這與高等教育偏重學術研究，產學鏈結不足，大學生普遍實作能力不強，不耐操等因素有關。」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說。另一位大學校長也說，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就跟他說，剛到高雄餐旅大學兼課時，發現老師不會做菜，都在教行銷。

大學學歷貶值，各大學壓力都很大，這幾年終於開始覺悟，想辦法要透過產學合作來降低失業率。

為解決學用落差，政府近來鼓勵校園創業，但依規定，老師只能掛名公司股東、顧問，不能掛名經營，問題在於，創業的技術核心與經營者可能是老師，業界投資也是因為老師，校園創業仍雷大雨小。而在香港與美國等地，只要沒有利益衝突，大學支持研發成果公司化，這是為了讓學界與產業界密切結合。

不改變，台灣高等教育會走入死胡同，但改變又受限於教育部的種種限制。無論讓後段班的學校轉型成特色或技職院校，或讓頂尖國立大學成為帶動產學創新的火車頭，只要「教育部」大學存在，就沒有實現的一天。

台灣上大學人口比率高

失業率也高

各國具大學學歷的青壯年失業率

25~34歲人口中

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 失業率（％）台 灣 60.56 5.26 美 國 44.04 4.1 日 本 58.55 3.7 英 國 47.86 3.6

新加坡 74 3.6

香 港 44.66 3.5 韓 國 65.68 3.2 OECD平均 39.65 4.8 註：香港資料為25~39歲資料來源：OECD、主計總處、2014香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statistic singapore 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不足 比率（％）台灣知名大學外籍生比率低

新加坡大學 33.06

香港大學 25.31

成功大學 5.8

政治大學 3.53

交通大學 3.07

清華大學 2.36

台灣大學 2.1

資料來源：教育部

台灣知名大學國際化程度不如星港

香港大學22

新加坡大學23

交通大學 275

清華大學 294

台灣大學、成功大學 401 註：2008年數據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2014QS世界大學排名》

大學太多

高教資源稀薄化

亞洲頂尖大學每位學生預算 （新台幣元）新加坡大學 136.8萬

香港大學 110.7萬

台灣大學 28.5萬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10年內

7成教授要退休??

103年國立大學教授年資結構

年資結構比（％）

15年以上 72.86

10年以上未滿15年 15.77 5年以上未滿10年 9.31

未滿5年 2.06

註：教授年資滿25年可退休

資料來源：教育部

薪資偏低

找不到好老師

各國教授月薪比較

物價平準後薪水（萬元新台幣）

新加坡 35.4

香 港 29.3

韓 國 21.7

英 國 20.7

美 國 17.0

台 灣 14.4

日 本 13.8

註：物價平準標準參照世界銀行2011年物價指數報告資料來源：中研院研究報告台灣博士生是OECD8.5倍博士生占全部人口數的比率（人╱每十萬人）

台灣 17

OECD 2

資料來源：OECD、教育部

教育部回應

制度逐漸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對於高等教育發展的諸多限制，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表示，目前有些制度會逐漸鬆綁。

陳德華說，大學教師每個月拿到的薪水確實不高，但台灣特殊之處是有退休金制度，退休領到的錢可能比在職還高；過去幾年來有討論彈薪方案，只是哪一所大學有這麼大的魄力，敢以很高的薪水延攬一個人進來，這樣其他老師怎麼辦？

陳德華承認，目前研究經費使用規定確實彈性不夠，科技部正計畫調整，給教授一筆經費讓他彈性運用，教育部也會比照修正。

陳德華說，大學新設系所是總量管制，政府管制當然要愈少愈好，但相對要課以大學責任，大學應該要去思考未來培養的人要做什麼。產學合作制度需要突破，未來要修訂相關法律來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如開辦衍生企業、創新創業老師掛名等。

一封簡訊　透露郭董電信大計窘境

2015-03-16  TCW
  
 

 

一則簡訊，我們看到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正在替旗下的電信事業大催票！

三月初，鴻海集團員工陸續收到一則簡訊，寫著：「呼應集團支持亞太電信，請攜碼到亞太Gt 4G……，您目前的MVPN（編按：指行動群組電話，方便整合企業分機與員工手機，達到節費效果）將於四月三十日終止，改由亞太提供。」

過去，鴻海員工使用的MVPN服務由中華電信等業者提供，如今自家亞太電信已開台，當然肥水不落外人田。

若檢視亞太近來的營運表現，這則催票簡訊確實有其必要。

根據亞太公布的營運資訊內容顯示，截至去年十二月，其總用戶數約一百八十萬人，市占率約六％，不到老三遠傳電信的四分之一，比起去年七月鴻海正式進駐亞太時的一百九十九萬人，下滑逾一成。

這半年多來，每月亞太用戶數減少幅度在二％上下，是五家業者中表現最差者。

「他們的人現在很緊張，萬一被（第五大）台灣之星超越就慘了。」一位亞太電信前任主管透露。

先天問題：技術式微支援手機款式越來越少

回首去年五月，鴻海旗下國?砦q子入主亞太時，郭台銘說：「亞太跟鴻海（合併）才是互補雙贏……，有人批評我們只做垂直整合，太小看鴻海了！」誓言改變台灣電信業競爭態勢。但現在情況卻不如當初預期。

技術轉移，造成基本條件不如人，是亞太的先天問題。

過去亞太推出3G服務時，採用和其他業者不同的CDMA技術，雖然建設成本低廉，但該技術式微，支援的手機越來越少，用戶選擇少，自然跳槽，使亞太用戶數從三百萬戶一路跌破一百八十萬戶。

即便亞太卯足全力，祭出月付五百五十元的4G上網吃到飽「固樁方案」，比對手便宜五十元以上，刺激原有3G用戶升級，效果仍不顯著。

一位業界人士表示，亞太是弱勢品牌，想靠低價搶市，但電信三雄用戶續約率都在七成以上，除非有更差異化的策略，否則幾十塊差價，還是難以吸引消費者跳槽。

這些，都是郭台銘買下亞太所須承擔的包袱。

但郭董不可能沒算到這些狀況，為何還會陷入今日窘境？

後天困境：4G落後免費語音也只聞樓梯響

晚了七個月的時機，是一個關鍵轉折點，讓他後來踩的每一步，都陷入泥淖。

去年十二月底，亞太4G開台，落後中華電信七個月。原本郭董想的是，「4G推出的時候，應該就是voice和text free（語音與簡訊服務免費）！」

最理想的盤算是，只要實現上述服務，就算開台晚，差異化一定能讓亞太後來居上！亞太原本計畫蓋兩千座基地台，早同業一步投資全新的VoLTE技術，消費者只要上網就能講電話，無須支付通話費用。

只是該技術門檻高，要在捷運站開通服務，還得重新布建基地台，根本趕不及去年底開台。亞太開台至今近三個月，語音免費仍是只聞樓梯響。「他們一開始評估過VoLTE，但後來還是作罷。」該位亞太電信前任主管說。

少了這個業界看好的噱頭，截至去年底，基地台又只蓋了二百九十五座，不到對手的十分之一。

違規爭議：結盟台灣大用對方網路漫遊被批取巧

郭台銘想出的解決方案，卻又讓自己又陷入另一個泥淖。

去年十月，為了挽救下滑用戶數，郭董決定以交叉持股方式，讓亞太、台灣大哥大結盟，讓用戶漫遊後者4G網路，提供上網服務。

但此舉卻被業界批評投機取巧。「如果不建設，應該把頻寬還給政府！」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說，其他業者蓋了三、四千座基地台，亞太卻違反競爭原則，要政府主持公道。

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介入調查，認為此舉有違規嫌疑，最快在三月底舉辦聽證會，做出裁決。若最後判斷違規，亞太恐不能再透過台灣大網路漫遊，以僅有的基地台數量，要提供媲美三雄的上網服務，根本不可能。

平心而論，身為一個市場的後進者，郭董使出的商業手段如交叉持股，拉近與對手差距，或想採購更便宜的華為基地台，以降低成本，這是製造產業常見的效率與成本邏輯。只是，他走入的是一個相對更複雜的電信業。

「他把這行想得太簡單了。」一位電信業資歷逾二十年的人士說，比口袋深度，郭台銘絕對不輸人，但電信是特許行業，連資費都得上報NCC審核，想打擦邊球，最大對手可能不是同業，而是政府。

電信事業卡關，也衝擊鴻海股價。一月二十八日，NCC駁回國?痋B亞太合併案，隔天鴻海股價下跌一‧三七％，是今年以來第三大跌幅。如果合併案進展仍不順利，恐淪為拖累集團的燙手山芋。

面對近日爭議，亞太電信發言窗口回應，接下來一切建設與合併事宜，都將依照NCC規定進行，至於語音免費服務，則受限於手機樣式不足無法馬上推出，國?痋B亞太雖然在整合階段，但不影響日常營運。

接下來，即便過了NCC那一關，郭董能否真正推出讓消費者「有感」的服務，才是逆轉勝的關鍵。如果做不到，4G大戰結果等於提早底定，最後仍是三分天下。

 

比亞迪（1211）窘境：多線產品之敗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281

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4-28 11:03 編輯

比亞迪（1211）窘境：多線產品之敗
作者： Eastland  虎嗅網

虎嗅4月24日登出《比亞迪斷腕, 等待戈多》一文，從財務的角度解讀了比亞迪在電動車未獲預期的100億營收，2014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凈額僅為3807萬（同比下降98%）的情況下，變賣優質資產、聚焦主業、期盼電動車春天到來的局面。

比亞迪今天的處境是由它的產品戰略決定的。

傳統汽車：2015年到了，還不是中國第一

2014年中國汽車銷量排名第一的上汽銷量達558.4萬輛。令人欣喜的是三大自主品牌進入前十，它們是排名第八的長城、第九的奇瑞和第十的江淮，銷量分別為62.5萬輛、48.6萬輛和46.5萬輛；排名前十的汽車廠商合計銷量為2108萬輛，占全國汽車總銷量的89.7%。沒有進入十大，意味著掉出中國汽車產業第一陣營，至多是三流角色。

2014年，比亞迪汽車銷量為43.5萬輛，同比下降13.3%。（註：上述數據由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與廠商在財報中確認的銷量或有較大差異。例如比亞迪2014財報披露的銷量為37萬輛，同比下降21.3%）

王傳福“2015年產銷量中國第一、2025年全球第一”的目標，在2015年成為笑話。上市公司老板高調預測六年後成為行業第一，卻被證明錯得離譜，對投資人似乎不算厚道（嚴格講是有法律責任的）。值得警惕的是比亞迪有“一勝利頭就腦不冷靜”的病根兒。2010年銷量目標是80萬，最終完成50萬出頭；2014年預計新能源車營收100億，結果只有70多億。＃說的時候氣勢如虹，不由得股民不信。兌不了現，則不了了之，接著聽故事＃

不過，王傳福當年聲言要成為中國第一是有些依據的。2003 年，比亞迪以2.7億收購陜西秦川汽車77%股權，成為吉利之後進軍汽車制造領域的第二家民企。進過一段自主研發的“彎路”後，比亞迪走上“逆向研發”之路。對豐田花冠的逆向研發非常成功（甚至不少零部件都可以互換）。站在2007年，手握逆向研發大法，眼看F3的增長勢頭，似乎可以望到通向中國第一、世界第一路徑。


此後，比亞迪不僅逆向研發出中級車F6（逆的是凱美瑞），還有系列渦輪增壓發動機和雙離合器。比亞迪高管沾沾自喜地說：逆向研發也是本事！#揚我國威#

眾所周知，汽車工業是規模經濟的典型，據測算當產量由5萬上升到10萬時，每輛車的成本將下降15%；增加到20萬時，成本再降10%。如果一款車的年產量達到20萬輛，單位成本比5萬輛時低25%。王傳福當然懂得這個道理，否則不會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世界第一。

比亞迪汽車的產品戰略的根本問題在於機心過重。逆向研發花冠嘗到甜頭後，自認為沒有什麽是逆不了的，“只要願意，甚至V6、V8、W12發動機也能立刻上馬。”奔馳、寶馬、特斯拉分分鐘可以“逆”出來。於是，認為市場上什麽車能大賣就找個對象逆一把，以圖再現F3的輝煌。結果，到了2014年，在售的十幾款車型中倒有九款銷量不到2萬，只有F3和S6兩款邁過10萬大關。相比之下，朗逸、速騰、軒逸每款車的銷量都在30萬以上。自主品牌中長城哈弗H6賣了31.6萬輛，吉利帝豪賣了16.5萬輛。


逆向研發是本事，但“逆”出的產品要被市場接受才是真本事。比亞迪F3早已開始衰落，被F3所逆的豐田花冠累計銷了4000萬臺。

比亞迪汽車產品戰略的不幸在於“人算不如天算”。盡管嘴硬，比亞迪也知道靠逆向研發在傳統汽車領域不了大氣候。於是將主要資源投向電動車領域，以圖彎道超車，而對傳統汽車的研發投入有所減弱， F3在2009年曾創下年銷29萬的輝煌，如今銷量只有5年前的三分之一，卻還在挑大梁；F6早已衰；F0、L3、G6也都在走下坡路；S6高位徘徊三年……傳統車型青黃不接已是不爭的事實。

本以為新能源車的春天已至，借著秦的爆款，2014年電動車可帶來100億營收，卻不想再次落空。現在的情況是舊梁已朽，新梁尚不堪重負。

純電動車：推廣重度依賴關聯交易

與純電動車相關的描述首次現於2010年中報：“報告期內，首兩批純電動出租車E6在深圳交付運營。”

2010年報稱：”現時正以出租車形式在深圳投入試運營的50輛純電動汽車E6。從2010年5月至12月份累計運行里程已突破150萬公里。”

實施e6示範運營的是深圳市鵬程電動汽車出租汽車公司（以下稱：鵬程出租）。根據公開資料，鵬程出租成立於2010年3月2日，2000萬元註冊資本都是深圳比亞迪汽車（集團持有78%）出的。比亞迪方面持有鵬程出租45%股權，其余55%股權由深圳巴士公司持有。

截至2010年未，比亞迪與鵬程出租的關聯交易金額為1281萬元。50臺e6，每臺25.6萬元（不含稅）。

2011年下半年，比亞迪向鵬程出租交付250臺e6，後者保有量達到300臺。年報披露向關聯方出售產品的金額為5329萬元，每臺平均售價為21.3萬元。至此，300臺e6總貨款7170萬元，而應收鵬程出租的款項高達4446.7萬元。

2012年報披露，在深圳投入運營的e6純電動出租車達到800臺。向關聯方出售產品金額為1.368億，均價為27.4萬元。報告期未，鵬程出租未嘗款項達到1.32億元，占累計銷售交易額的六成以上。

2013年，鵬程出租運營車輛數沒有變化（800臺）。但在年報中，比亞迪稱“本年度,本集團向鵬程出租銷售純電動汽車 E6,計人民幣 21,641千元(2012 年:人民幣136,838千元),本次交易定價原則依據市場價格確定”。

2014年，比亞迪向鵬程出售產品金額僅為2000元，鵬程出租e6保有量居然加增了50臺！

2013年，鵬程出租一臺車都沒有增加，比亞迪年報卻稱向其出售了價值2164萬元的E6。2014年，鵬程出租只花2000元就添置了50臺。或許是鵬程出租2013年交了錢，比亞迪2014年才交車。但根據會計準則，比亞迪本應在交車後再確認收入。倒不是說比亞迪與鵬程出租間有什麽不可告人的交易，只不過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到關聯交易“任性”到何種程度。



雙模電動車：中國特色遭遇特色中國

其實，比亞迪的電動車之旅始於F3DM（DM即雙模之意）。2008年12月15日，比亞迪正式發布雙模電動汽車F3DM。這款電動車外形與F3相同（4560X1822X1630）。

雙模車的本質是配備了燃油和電動兩套動力系統，車輛制造、維修成本大幅增加，而且油、電兩套裝置經常有一套是閑置的。但F3DM卻是比亞迪因時、因地制宜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油電混合的雙模之路比純電動之路要寬廣。

從研發和生產角度，比亞迪可以成熟的F3為基礎，配備電機、電池、電控，自然而然地實現雙模（F3DM這個名稱很貼切地反應了它的身世）。對用戶來講，當電機、電池、電控技術的可靠性及續航里程還不甚令人滿意的時候，雙模更容易接受（電動不行就燒油唄，總不至於趴在路上動不了）。這就是雙模的F3DM比E6先問世的原因。

F3DM的一大特色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家用220V電源充電（需要7小時）。雖然談不上多高的技術，但卻是世界首創，它抓住了公用充電設施稀缺，許多國人沒有固定車位可以安裝私人充電樁的現實。

成本增加了怎麽辦？政府補貼呀！

2011年6月，比亞迪在Ａ股上市的招股文件中稱：2009年2月開始銷售 F3DM（2009年銷27臺、2010年銷338臺），累計收入 2944萬元。別小看這365臺車和不到3000萬收入，比亞迪當年就憑它們成為中國新能源車的龍頭。

雙模的思路一直延續至今，比亞迪在2008年、2010年先後推出兩款F3DM後，再次全新改款後拿出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秦。

不管別的國家如何，雙模混合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能源車推廣模式。老百姓買回雙模電動車，能充電時一定會充電的，因為用電比燒油便宜。但無電可充時，百姓必然把雙模電動車當汽油車開。那麽政府為節能環保發放補貼、免費上牌、不限行、免費停車等優惠就有失公平了。

插電混合電動車銷售依賴補貼，但這補貼拿得有爭議，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地方保護不是中央一句話就會消失的）。去年上海銷了4000多輛秦，今年上海要求憑經銷商、充電樁安裝公司和居委會三方蓋章的證明文件才能免費上牌，門檻一下提高了。所以說，沾政策的光，就要承擔政策風險。

單就電動車而言，比亞迪雙模、純電雙管齊下的戰略很有道理。但從比亞迪集團而言，手機部件、手機組裝、充電電池、燃油汽車、純電動車、雙模電動車等諸多業務一起上，戰線太長，資源分散。



來源：虎嗅網


跨境電商窘境：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929/1521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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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馬 崔婧 9月29日報道

郭去疾看起來並不著急，在和媒體的談話中，他侃侃而談，錢荒和裁員更多是受全球貨幣戰爭和中國制造業形勢不利的大背景影響。蘭亭集勢60%的營收來自歐元區，過去半年業績深受歐元匯率貶值影響，為此選擇“瘦身”策略。

更早一些時候，錢荒和裁員的爆出來源於蘭亭集勢北京一位在線銷售告訴媒體，整個部門95%的同事從6月中旬至今只發底薪，提成為零，員工對公司前景的悲觀情緒在加重。不僅員工大批離職，與供應商矛盾也在激化。

成立於2007年3月的蘭亭集勢，基本商業模型是：通過自有電商平臺，或者在eBay和亞馬遜等海外電商平臺上開店的方式，將中國商品賣到海外市場，主要是北美和歐洲市場。最開始，蘭亭集勢是做婚紗外貿，當時婚紗價格高昂，便宜的國內婚紗在國外很有銷量，郭去疾也獲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之後，蘭亭集勢獲得徐小平和谷歌美國早期員工周哲的天使投資，2008年獲得500萬美元A輪融資，2009年獲B輪融資1127萬美元，2010年獲得C輪3500萬美元融資，直到2013年6月6日登陸紐約交易所。

雖然郭去疾不承認，但蘭亭集勢確實存在自己的困境。在panli網創始人潘曉看來，蘭亭集勢定位大而全平臺，實際競爭力走淘寶路線，流量低買高賣，但是做全球網絡的流量買賣，比淘寶更大更難，郭去疾很了解Google算法，但後來Google調整算法，加上競爭加劇，同質化競爭下肯定要虧損。

然而，這並不是蘭亭集勢一家面臨的問題。

出口電商的“瘦身行為”

蘭亭集勢所面臨的問題恰恰也是跨境出口電商在經歷的困境。這是一種漸進的行業變化，一家接一家……潘曉回憶。

去年4月，Focal Price（昂熾科技）裁員事件就引發過跨境出口電商地震。當時，網上流傳Focal Price正進行大規模裁員，並在尋求整體出售。後來創始人李培亮出面澄清，確實減員近一半但沒有出售計劃。

鷹熊匯發起人Mark透露，2014年以來，大量的跨境電商出口企業裁員，情況好的，裁員裁掉了30%，情況差的，裁掉了100%，裁員的企業比增員的企業多了很多。

某種程度上，大量裁員為的是“瘦身”，進行戰略調整似乎成了創始人的默契回答。郭去疾是這麽說，李培亮當時也表示這是主動做出的一次戰略“瘦身”行為。再之前，陷入裁員風波時，敦煌網同樣發表官方聲明稱僅是結構性調整。

只是，裁員背後恰恰從側面佐證了當下不好看的財報數據。

蘭亭集勢2015財年二季度財報顯示，第四季凈虧880萬美元，而上年同期凈虧損560萬美元，已連續六個季度虧損。DX.COM上市公司報告顯示2015年度DX前9個月的銷售額同比2014年銳減了近30%，去年同期盈利3738.2萬港幣，可是2015財年前9個月DX虧損了3965.6萬港幣。

阿里巴巴外貿綜合服務事業部副總經理肖峰認為，跨境出口電商發展的很早，市場更成熟，當市場比較成熟的時候，利潤就不高了。

另一方面，跨境出口電商還陷入網站流量急劇下降的問題。從流量排名來看，蘭亭集勢、DX、Focalprice等都有大幅下滑的趨勢，特別是Focalprice，下降2984名，蘭亭集勢通過Google搜索獲得的流量實際上是增長的，但整體依然是下滑，也說明了行業整體流量受到擠壓的格局。

DX公告將下滑原因歸結為跨境電商行業日趨激烈的競爭，郭去疾卻堅持表示蘭亭增速大幅放緩不是由速賣通造成，但是速賣通崛起帶來的競爭壓力確是不爭的事實。

速賣通用低價策略，捆綁無數小賣家，鼓勵打價格戰，促銷活動折價50%以上，競爭最為激烈的3C產品毛利甚至降至不足10%。同時，隨著速賣通的進入，出口市場開始轉戰俄羅斯、中東、巴西、阿根廷等新興市場，而速賣通依托阿里巴巴優勢，拓展速度驚人，一度成為俄羅斯排名第一的電商網站，2013年的阿根廷、巴西等地的交易量增長接近10倍。

這種瘋狂的增長速度帶來的是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出口商品的抵制。Mark提到，巴西將市場進行了嚴格控制，阿根廷對外表示不準電商進入賣貨，澳大利亞出臺了相應的新政策來控制海量的電商包裹進入，歐洲也表示要開始對電商征稅，俄羅斯要和中國政府的各種監管系統對接。

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要實現升級，這意味著要求企業不再制造廉價、低端的產品，而中國的出口商品目前大都比較低端，這也是造成出口困境的一個大背景。

當然，在潘曉看來，造成跨境出口電商生存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匯率問題，這也和郭去疾剖析蘭亭集勢困境的原因相一致。郭去疾提到，歐元從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貶值了25%，這是歐元創立12年以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因為歐洲市場的營收占到蘭亭總營收的60%，所以當時我們有些措手不及。

潘曉解釋，2000年，美元兌換人民幣是1:8，現在是1:6。人民幣在國內越來越不值錢，在國外反而越來越值錢。雖然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升到了6.3，但是這種反彈和大的趨勢相比，很微小，整體趨勢還是不利於出口。

進口電商火熱

與跨境出口電商頻現困境不同，跨境進口電商則炙手可熱。可以佐證的是，出口電商銷售規模年增速徘徊在30%左右，而近年來進口電商銷售規模年增速遠超30%。

那麽，跨境進口電商火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一、進口和出口就像處於天平兩端的兩個事物，中心支撐點是人民幣對外匯率。貶值促進出口，升值促進進口。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海淘近兩年則炙手可熱，這被認為是海淘熱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隨著跨境電商試點“保稅進口”模式的啟動，上海、杭州、寧波、鄭州、廣州、深圳、重慶、天津跨境保稅服務試點城市，為海淘族打開了一扇門。

三、資本對跨境進口電商高額投資也佐證了這個領域的火熱。

據投融界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跨境電商單個項目平均最低融資額高達5650萬元。2015年初，洋碼頭拿到B輪融資1億美元，3月，辣媽幫宣布完成C輪融資1億美元，9月，蜜芽寶貝宣布獲得1.5億美元的D輪融資。

四、創業公司、海內外電商巨頭、傳統零售商、物流服務商、供應鏈分銷商等各路玩家紛紛入局進口電商。

郭去疾也觀察到，做跨境出口電商的企業事實上是在減少的，深圳很多做出口的企業都改做海淘進口了。

事實上，在跨境進口電商在這個鏈條上，國內的電商企業具有天然優勢：擁有龐大的終端消費人群。

2015年開年後，馬雲和劉強東都親赴歐洲各國招商。阿里巴巴在進口跨境電商的布局較全面：淘寶全球購引進海外商品代購商，天貓國際引進海外品牌商或零售商，一淘網則為消費者提供海淘代購服務。劉強東將國際化定位為京東2014揚帆遠航的五大計劃之一，京東海外購采取招商模式而非京東自營，引入的商家大部分為海淘代購商，與阿里巴巴的淘寶全球購類似。

蘇寧在海淘業務方面，有海外專業買手團隊支持的“自營”模式，還有國外品牌零售商入駐的“平臺”模式。1號店推出了“1號海購”，唯品會推出“全球特賣”。聚美優品還獨立成立了一個網站聚美海外購。2015年初，丁磊也推出網易考拉海購。

《揭秘跨境電商》作者李鵬博分析，在進口跨境電商中，商品的供應商來自海外。國外電商企業優勢明顯：一方面，他們在國外運作多年，已經聚集了大量的海外供應商；另一方面，就算初期海淘業務的出貨量很少，他們也可以依托原有的非跨境電商業務享受到批量采購的低價。亞馬遜和eBay無疑是最引人註目的。

此外，不少物流企業和支付企業已自建商城涉足電商領域，例如順豐旗下的順豐優選和銀聯旗下的銀聯在線商城。也有不少傳統企業進入，奧康股份入股蘭亭集勢，森馬服飾以1.15億元認購韓國電商企業ISE17.67%股份，新三板公司摩登百貨宣布與廣州市首批跨境電商試點企業卓誌物流進行戰略合作……

五、誘人的代購市場規模

2013年中國海外代購市場交易規模達到767億元，較2012年同比增長59%，去年海外代購的交易規模超過千億元，預計在2015年將達到2478億元。

六、國內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需求的增加。

跨境進口很火，原因之一就是消費的需求提高了，首先是商品新奇新鮮，其次是國產食品安全導致的信任危機。從消費者需求來說，誰能夠提供更好的產品，誰能夠提供更好的體驗，我就買誰的東西。

洋碼頭創始人曾碧波也表示，從我國國內形勢來看，我國3億中產消費人口需要從全球進口商品來滿足，3億人口成為進口電商市場的紅利所在，進口電商潛力十足。

新進入局者，可以規避哪些坑？

通過梳理我們發現，匯率和稅收是影響跨境進出口電商的共同問題，但其實他們各自還面臨著不同的問題。

對於跨境出口電商來說，面臨著出口商品標準化和品牌化兩大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品牌，而且中國在海外國家的本土化的戰略滯後。肖峰提到，做品牌需要有兩個支撐。一個是流通問題，跟工廠規模有關，工廠規模小物流成本高，反之亦然。另一個是信任的問題，海外中小零售商大都是在本地小批發商拿貨，他們習慣一手錢一手貨，這樣的方式穩妥。

對於跨境進口電商來說，商品同質化比較嚴重，價格變得越來越低，甚至沒有低，只有更低。“你想不到的是0.99美金的貨品還包郵，僅是物流的費用都要虧多少，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做，還不虧錢。但我們是在透支我們在國際上的信譽，在國際上的形象。”Mark說。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薛勝文也提到，目前國內的跨境進口平臺大多在虧錢搶市場，模式同質化嚴重。

這麽低的價格衍生出的一個場景就是假貨，甚至海外代購的小票都有人做出來。電商戰略分析師李成東表示，這個市場比較特殊，有時候正規化很難活，所以就會沒有底線，假貨也賣，這樣的公司很賺錢。他就知道有一家員工3000多人的廣州企業超級賺錢，但其實假貨肯定不能賣。

另一個可看見的問題是物流倉儲。曾碧波提到，物流倉儲已然成為跨境電商發展的必須重視的問題。這就需要打通供應鏈，取得貨源。

目前海外貨源的獲取方式有三種：一是直接找品牌商采購，二是渠道商，三是商超掃貨。由於部分地區性品牌本身產能有限及對海外貨源把控能力弱，目前真正能打通貨源關卡的跨境進口電商寥寥無幾。而且肖峰指出，這樣的模式涉嫌走私，海外商家在國內做銷售，賺了錢，並不交商家所得稅。

問題是明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跨境電商市場潛力真的很大。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跨境電商連年保持著20%～30%以上的增長。2014年中國跨境電子商務交易額3.75萬億元，占進出口總額的14.5%。預計，到2016年跨境電子商務交易額將達到6.5萬億元，占進出口總值的16.9%。

誘人的市場下，各路玩家依舊會爭先湧入。肖峰認為，做進口電商的機會更大，畢竟有中國有這麽大市場，但是做法不是買貨賣貨，而是把進口通道打通，幫海外品牌商做國內營銷。“我們能夠清楚告訴海外中小品牌商到中國來所有關稅、增值稅等流程都可以幫你解決，你只是品牌商，自己定個價，在國內發展自己渠道。”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崔婧，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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