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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開始的結束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05/100322659_all.html


  中國三大金融監管部門迎來最大規模的「一把手」集體調整:10月29日,週六下午,中組部先後到「三會」召開處一級以上幹部會議,分別宣佈了新 的繼任者。週日,新舊「三會」主席即進行了工作交接。證監會、保監會現任主席都是在任職約九年後更替,郭樹清和項俊波分任兩會新主席;銀監會也是成立八年 後迎來甫離證監會主席職務的尚福林。郭、項二人原為建行和農行的董事長。受此人事地震的波及,央行的副行長、國有商業銀行的董事長、行長們也將有一次較大 範圍的人事更替。

  如此規模的調整實屬罕見,這意味著什麼?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成立時間不同,但過去近十年大體可稱中國現代金融監管濫觴期。第一代金融監管人陸續謝幕,留下什麼遺產?第二代集體登場,是否會帶來外界熱盼的改革?

最久一輪調整

卸任的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位主席任期都長達八九年,各有建樹,這次齊齊換屆,令市場對金融領域的可能變革充滿期望

  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和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於今年七八月間相繼到退休年齡65歲,是這波人事大調整的觸發點。此外,副部級以上幹部任同一職務一般不超過十年亦是慣例。

  關於「三會」主席的去向和繼任,一兩年前就有討論,各種繼任版本盛傳一時。無論如何,在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必須確定「三會」的新主席人選。

  今年55歲的前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成為新一任證監會主席。今年54歲的原農行董事長項俊波成為前保監會主席吳定富的繼任者。今年60歲的前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調任銀監會,接替劉明康,成為銀監會歷史上的第二任主席。

  正部級領導出爐的法定程序是由中組部提出人選上報,中央紀委考察後由總理、主管副總理、中組部部長三人平衡達成一致後,中組部談話,人大常委會 和政治局開會通過後公佈。但實際操作中,中組部如何提出人選,會受到不少微妙因素影響,包括退休或現任的政治局委員、總理、主管副總理都可提名推薦。

  知情人士稱,組織部門於10月21日啟動了對郭樹清和項俊波的考察程序,廣泛徵求了兩行中高層管理者的意見,最終做出了相關的任用決定。10月 26日,組織部門找郭、項二人談話,明確了新職位。有見過郭、尚兩人的政商界高級人士事後均稱,彼時二人已經對新職位心知肚明。

  農行和建行的董事會於10月28日公告,稱接受了兩人的辭呈。

  此次卸任的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位主席任期都長達八九年,經歷了兩屆政府,各有建樹,這次齊齊換屆,令市場開始猜想金融領域的可能變革。

  「一行三會」一把手中,目前只有央行行長周小川保持不動。周小川尚有兩年才到部級退休年齡65歲,預計和本屆政府一起走完在央行的任職歷程。屆 時,圍繞誰將接任央行行長一職,則有更為敏感的競爭。因為在「一行三會」中,央行為國務院內閣成員,而「三會」為國務院下屬事業單位,但比照公務員的標 準,屬「准公務員」。

  此番一把手調整不會止於三大監管機構。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審計部門已於6月啟動了對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的經濟責任審計,分多個組對十幾個省市分行進行了審計,該審計已於9月底完成。工 行的領導班子一直十分穩定,姜建清主政工行已經長達11年,在其任上,工行完成了股改上市,成為市值最大的銀行。各界預計,姜建清調赴新的崗位應只是時間 問題。

  在郭、項二人調離後,建行和農行的董事長職位出現空缺,意味著又一輪金融人事的更迭。10月31日上午,中組部有關人士在建行與農行小範圍宣 佈,現任建行行長張建國與農行行長張云在過渡期暫時擔任臨時負責人,代行建行董事長與農行董事長的職務。知情人士稱,是次會議沒有透露新的繼任者人選,但 料一個月內將會調整到位。

銀行改革凌煙閣

謝幕與上場的人物,大多在國有銀行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監管部門上任的兩位新主席均來自國有商業銀行,尚福林在證監會期間也為配合大行A股上市做出貢獻,因此,此輪人事變動被認為是對銀行改革的最大肯定。2003年啟動的國有銀行改革並非第一次,但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次。

  早在1999年,央行決定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承接從四大行剝離的不良資產,財政部發行國債向商業銀行注資,是為第一次銀行改革。時任建行行長 的周小川和央行副行長的劉明康都參與了有關方案設計。但這次改革根基未牢:除個別銀行外,沒有建立以風險為基礎的資產分類辦法,銀行對貸款的分類仍停留在 過去以期限為主的死板管理上,財政部發債的象徵性注資,銀行內部機制未配以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外部缺少改制上市的系統要求,到2000年,四大行的不良 資產率再次大幅上升。

  「第一輪剝離,國家通過票據置換注資之後,財政依然在掛賬,包袱至今尚未完全消解。當時商業銀行自身的改革尚未啟動,出資人還沒有到位,銀行沒有取到真經。」劉明康日後對《新世紀》回憶說。

  2003年重啟的銀行改革顯示了整體的方案性設計和強勁的執行力,被認為是本屆政府最為成功的改革。主動汲取過往的教訓,建行、工行、中行及大 部分股份制銀行自2000年在未有主管部門強制性要求下,主動採用了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分類法,並在全行輔以商業銀行貸款管理基本理念的培訓和轉變,從內 在肌理向現代銀行轉變。到2003年初,央行向國務院提出新一輪改革方案,提出用外匯儲備註資、用市場化辦法剝離不良資產、重建法人治理結構,借上市「蛻 層皮」來倒逼改革。

  銀行改革期間,四大行發現並嚴厲處理了不少大案要案,從中銀香港時期的劉金寶案、建行的張恩照案、到工行南海分行案、中行開平支行案、農行葫蘆島分行案等。這次改革不僅是做了徹底的財務重組,改革也給銀行「洗了個大澡」。

  改制上市則由中國銀行下屬的中銀香港在2002年先行試水,在香港上市。劉明康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2003年4月,銀監會正式成立,劉明康出任了第一任主席。「五一」期間,他召集下屬到當時還位於北京工體西路1號的辦公室開會,稱銀行改革路線圖已明,「未來將值得記錄」。

  2003年底,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正式啟幕,在央行和銀監會的共同努力下,四大行相繼完成財務重組、引入戰投、經全球路演在國內、國際同時上市。

  建行在外界尚對中國銀行業充滿懷疑的氣氛、內部則爆發了張恩照案、花旗撤出戰投的惡劣環境下,原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臨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長,帶領建行完成第一家港股上市。

  項俊波則完成了國有銀行改革收官之作。農行資產質量最差、「三農」業務的使命和戰略不清,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最後一家完成股改上市。項俊波從 央行副行長位置上空降,對農行進行了一番內部整頓,成立「三農」事業部,「三農」業務在上市路演中變成了中國城鎮化最大受益者的亮點,在市況低迷、資本市 場時間窗口已然縮小的環境下,終於完成「A+H」兩地上市,雖然融資額比原來預計縮水了三分之一。

  對國家而言,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共同付出了近2萬億元財務重組的成本,但上市後資產變活,市值一度暴漲,年年高達45%的分紅,在賬面上收回了原 始注資,還通過上市後的資本溢價和分紅制度,除農行因上市較晚,共管賬戶還沒有還清外,其他幾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成本均已消化完畢。

最好的時代

國有銀行成功上市之後,迎來了黃金時代,以豐補歉,夯實了基礎

  國有銀行成功上市之後,迎來了黃金時代:資產規模不斷擴張,從2006年的43萬億元增長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105萬億元;利潤連續多年以超過25%的速度增長,不良率則從2006年的8.5%降至當前的1.2%。

  在銀監會以豐補歉不懈堅持下,整個銀行業的撥備充足率已經超過200%,而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也都達到11.5%以上。在巴塞爾協議Ⅲ出台 前夕,銀監會推出的新資本框架,對超週期資本撥備等亦提出要求,使得中國銀行業一步達到甚至超過歐美銀行的財務標準,亦基本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但誰都 知道,銀行業這樣的發展勢頭無法長期持續。資產和利潤的高增長勢頭總有一天要低下來。利率市場化遲早要來,直接融資的比重要升上去,這意味著銀行業佔到整 個融資大盤的比重要下降,利潤增長前景下調可以預測。

  劉明康在年初的一次內部講話中曾表示,地方和企業負責人動輒追求翻一番的衝動,有時令人不寒而慄。他舉例稱,全國的GDP目標是8%,而除個別 省份的目標與此一致外,多數省份都提出下一個五年要翻番。由此,銀監會提出要計提「逆週期超額撥備」,就是要防止不少地區和企業「集體發瘋」。

  商業銀行偶爾會抱怨監管太過嚴厲,風險抵補措施太過苛刻會妨礙銀行的競爭和創新能力,「有些人往往狹隘地認為銀監會只是在保護銀行的利益,實際上此舉既保護了存款人的利益,也對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一位銀行高管直言。

  劉明康上任之初提出,要「抓兩頭帶中間」,即一手抓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一手抓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推動農信社改革。這一改革亦是和央行互相呼應。

  「花錢買機制」的農信社方案由央行牽頭制定,後農村金融改革小組又從央行挪到了銀監會。在這次改革中,國家先後出資1700億元,帶動了 2400多億元的地方資金,基本完成了農信社改革。雖然這次改革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推進,但農信社的財務狀況畢竟有了明顯改觀。

  自2006年始,銀監會進一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鼓勵銀行成立村鎮銀行服務於農村經濟,努力解決金融空白鄉鎮的基礎服務問題,並開始推動銀行為 小微企業服務。劉明康是第一個釐清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概念的部委領導人。10月28日,劉明康在全國城市商業銀行大會上,最後一次以銀監會主席的身份講 話,仍然強調銀行應明確市場定位,提高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水平。

最壞的時候?

銀行告別高增長、風險可能全面暴露的時代來臨,這是什麼樣的考驗?

  作為第一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給後任留下豐厚遺產,但也轉向下一個異常敏感的未來。銀行業高歌猛進的年代難以持續,未來展現的將是風險的暴露,對監管者是極大考驗 。

  2009年3月,伴隨中國銀行業連續放出天量信貸,劉明康拉響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的警報。關於地方融資平台貸款,其前身是「打捆貸 款」,2006年即被銀監會叫停,認為還款資產無法和貸款相匹配,隱藏了風險。2008年在金融危機時期,中央「4萬億」刺激經濟政策出籠,各家銀行紛紛 追逐地方建設項目,多採用類似形式給地方融資平台貸款,一年內增加了5.8萬億元。至2009年第一季度後,銀監會即三令五申,多次表示高度關注。

  不過當時監管部門的風險提示並未能使地方政府的衝動及時降溫,平台貸款餘額極速攀升,直到銀監會嚴厲督導才有收斂,但當年的新增平台貸款仍激增了1萬多億元。

  地方政府、銀行與監管的博弈仍在持續,由於擔心風險巨大,銀監會提出要求對平台貸款按照現金流覆蓋情況計算資本佔用,最高的達到350%,同時 要求對到期的平台貸款不再借新還舊。但此舉在執行過程中,不斷遭到抵制和延期。直到2010年4月間云南政府融資平台千億元貸款出現違約跡象後,各界對於 整頓平台貸款清理地方債務才逐漸趨於一致。

  劉明康曾在一個內部會議上直言,當時地市和縣級平台的信用風險十分巨大,基本處於沒人管的狀態,新班子往往關注新的增長點,而幾萬億元的貸款一旦有20%的損失率,銀行業的撥備水平就會被拉低到50%左右,讓人憂心忡忡。

  一位風險條線的大行高管事後曾坦承,如果沒有銀監會的嚴防死守,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恐怕根本控制不住,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關於房地產貸款的風險,劉明康在卸任前有公開表態,表示在壓力測試後,銀行業可以承擔房價40%的下跌,撥備還能保持在110%;如果房價下跌50%,則撥備降低到100%。按照國際慣例,一般以撥備110%作為一個本息安全的指標。

  不過,問題不僅僅限於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房地產抵押貸款,大量銀行貸款間接依賴於房地產業景氣,一旦房地產市場發生大的波動,對銀行資產質量將帶來的衝擊仍是難以估量的。

  劉明康此前對財新記者解釋,根據銀監會和銀行自身反覆進行的壓力測試,銀行業有能力抗擊較大的風險。他曾在內部援引一組數據稱,60%以上的房 地產相關貸款是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發放的,而2008年四季度及2009年上半年,不少地區的房價都處於低谷時期,所以當時的抵押作價是比較低 的,即便房價經歷了高峰,大幅回落,銀行也有能力承受相關風險。

  影子銀行,是指任何可能從事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錯配業務的中介機構。如保險、信託、基金、資產管理、小額貸款、民間借貸、銀行理財等,業務上有信 貸錯配和流動性錯配的特點。近年來,此類資產正在迅速膨脹,保險5萬億元,信託3.5萬億元,銀行理財業務存量也有2萬億元左右,民間借貸的數量則無所估 計。這些領域存在相當多監管空白點,監管體制機制並不完善。但銀監會有關人士認為,從目前來看,影子銀行問題值得高度關注,風險尚不大。

證券市場:規模重要

現在的證券市場已經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市場容量、市場深度、市場工具。只有容量足夠大和足夠深,才能經歷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壓力

  10月29日離開證監會所在的富凱大廈,搬入北邊不遠的銀監會辦公大樓18層主席辦公室之前,尚福林已經在證監會工作了近九年。無論從哪個角度 說,現在的證券市場已經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市場容量、市場深度、市場工具。只有容量足夠大和足夠深,才能經歷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壓力。這是尚 福林為後任留下的最重要遺產。

  與銀監會前任主席劉明康頗為國際化的專業形象不同,尚福林被視為頗具「中國特色和政治智慧」的監管者。

  尚福林絕少接受正面採訪,幾乎每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都會這樣評價尚福林「穩健、低調」。他18歲即入伍服役,四年後退伍至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櫻 桃園分理處工作。工作五年後,尚福林又被選拔前往北京財貿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後,尚福林進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在央 行的18年期間,歷任綜合計劃司副處長、處長,計劃資金司副司長、司長。1994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1996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負責分管 貨幣政策及支付清算工作。2000年2月,尚福林出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兩年後,尚福林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尚福林上任時,股市低迷,市場信心嚴重匱乏,資本市場結構性失衡的全流通難題在幾經嘗試後未解。

  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牽涉利益層面眾多,一邊是殺聲震天的流通股股東,一邊是代表著國有資產利益的非流通股股東,兩邊利益難以平衡,任何一 方都希望在這個問題上不吃虧甚至撈上一票。尚福林將這一改革方案的討論下放至民間,大批證券市場的活躍人物參與到核心方案的制定中,最終確定了由非流通股 東向流通股東支付兌價獲得流通權的解決方案,具體補償方案由小股東和大股東投票決定,但要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股改,否則在融資等各方面受到限制。

  2005年4月29日,股權分置試點開始。5月15日,尚福林提出,「股權分置改革開弓沒有回頭箭」,改革要著眼於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綜合平 衡、合作共贏。當年9月,證監會頒佈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股改全面鋪開。到2006年底,滬深兩市超過98.55%的公司都完成了股權分 置改革。

  完成股權分置改革,被認為是尚福林在其接近九年的任期內最重大的功績,雖然這一方案中由非流通股東向流通股東支付對價購買流通權的部分,至今存 在爭議,但全流通問題在預定期限內基本解決,為資本市場的下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加之外圍資金充裕,整體經濟環境向好,指數一路上行,上證指數在2007 年10月16日創紀錄地上衝至6124點的歷史最高點。

  雖然此後幾年,股指一路回落,但證券市場的容量和深度都有了大發展,目前上市公司已經從2002年的1223家增加到現在的2304家,市值從當時的3.83萬億元擴張為當下的24.3萬億元,市場交易品種、市場結構都有眾多突破。

  創業板是尚福林任上的另一重大舉措,爭議也最大。2009年10月30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推出創業板。運行兩年來,上市公司達274家,共融資1936億元,經歷了從暴漲到暴跌的過程,到2011年10月底,有六成公司破發。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創業板創立之初就表示:「創業板的高定價是人為用行政手段限制創業板上市企業數量供應引起的,創業板的高定價是政府的選擇,而不是市場的選擇。創業板企業並不等於創業企業。因為創業板企業上市是政府審批的,不是市場選擇的。」

問題依然在

證券市場的問題仍然集中在證監會的自身定位、迷戀審批制、監管力度不夠、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前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成為新一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以正直、敢言的學者型官員著稱,有豐富的宏觀管理經驗和基層工作背景,早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 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獎,29歲即參與過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實施,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影響深遠。他出版了多本專著,對經濟 改革實踐有諸多深入思考。

  郭樹清曾在貴州出任副省長,後在央行擔任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03年出任匯金公司董事長,2004年2月後親自主政建行的股改上市。

  「郭樹清來後,董事會氣象大為改觀。」這是建行一位董事會成員在郭樹清履新後不久的感慨。時任匯金副董事長汪建熙說,郭樹清力主黨委會、董事會、行長辦公會各歸其位,主動放棄了不少具體工作的權力,加強董事會的「頭腦」作用。

  郭樹清在建行解決的管理體制問題直指總行和分行的關係。2003年5月,建行出台了領導人員責任追究制度,該規定出台僅半月有餘,湖南、山西兩省分行行長即因所轄基層行近兩年案件多發等原因而「引咎辭職」。

  郭樹清在建行的業務上最重視的是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戰略,這深受基層員工的肯定,認為擊中要害。不管現在國有銀行的服務實際改善了多少,這一條仍是大行的服務質量區別於股份制銀行的特點之一。

  2011年在證券市場低迷之時,郭樹清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為人直率,注重制度建設,業界普遍寄望在郭任上,資本市場久病不癒的制度建設和監管文化會有新變革。

  多年來,證券市場的問題還是那些問題,幾乎從來沒有變化過,仍然集中在證監會的自身定位錯位、迷戀審批制、監管力度不夠、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對於市場詬病已久的發行體制改革,尚福林任期內應之以分步改革、逐步完善,但也被批為量變不足、缺乏質變。2009年6月和2010年10月,證監會先後兩次發起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在保薦、詢價、申購、配售等多項技術操作層面有所為,提高了新股詢價的市場化程度。

  但發行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由核准制向註冊制過渡,卻一直沒有推進跡象。在創業板推出前夕,也有過是實施註冊還是審批制之爭,最後仍走上了審批制的老路。

  能否正確看待股指漲跌,也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不是問題,是指監管不和指數掛鉤是個常識,但在現實中,證監會常常把指數維穩作為所有工作的 「重中之重」。在股指一再低迷之時,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單邊做多市場上,只有指數上漲才能維持所有人的利益訴求。證監會能否在其中獨善其身,真正定位於市場 監管職能,而不是價格維護者的角色,需要整體思路調整。

  證券市場是中國市場經濟領域中最為複雜、也最為誘人的場所,各方利益交織混雜,無論監管還是改革發展都需要極大的智慧與勇氣,稍有不慎即會引致 巨大的歷史性失誤。保護投資者利益絕對不是簡單的保護其投資正收益,維護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以及充分的透明度,才能真正保護投資者利益。

十年保監路

走出利差損陰影

  十年前,56歲的吳定富從中央紀委赴任籌建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在2003年元月舉行的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吳定富提出:「在五到十年的時間內把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

  某種程度上說,他做到了。2010年,中國保費收入達到1.45萬億元,保險業總資產達到5.05萬億元,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新興保險大國。保險公司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底的不到1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576.7億元。

  不過,簡單的數據簡化了中國保險行業近十年來發展的曲折。從突破資本金的瓶頸,再到化解公司治理風險,中國保險行業不斷在發展中遭遇問題。新 《保險法》出台,力行償付能力監管,而今車險行業二度市場化的推開,以及壽險行業目前遭遇的困局,是保險行業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新挑戰。

  監管機構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根本,但在行業發展初期,更多要為行業發展開路護航。

  2003年,整個中國保險行業都籠罩在巨大的利差損陰影之下。利差損,是中國壽險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末瘋狂擴張的產物。1995年以前,保險 行業的費率監管制度尚未建立,產品由保險公司自由定價。在投資渠道僅限於少數固定收益類資產的情況下,很多保險公司將當時高達10%的存款年息視為常態, 對客戶許以遠超出投資收益率的回報水平,投資收益與承諾回報之間的巨大差距,便是利差損。

  2008年,吳定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監管始終是保監會的工作重心,只是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切入點。在以往由於存在著全行業性的利差損,如果一開始就嚴格按照償付能力的規則來監管,這些公司就要關門。」

  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幾家大公司的資本金問題。2003年年底,人保財險、中國人壽先後上市,中國平安、中國太保緊隨其後,補充了資本金,進入了新的業務擴張通道。

  2006年6月15日,國務院23號文件《國務院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國十條」)頒佈,這被吳定富評價為「這是保險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借助「國十條」,保險行業得以擴大資產配置到股票等資產類別。2007年,保險資金運用收益超過前五年總和,達2791.7億元,已實現投資收益率在10%左右,為歷史最好水平。

  「一年賺了五年的錢,非常具有偶然性,一定要看到其中蘊含的風險。」吳定富當時針對超常的投資收益率這樣說。但相當一部分保險公司相信投資高回 報可以持續,彼時產險價格戰正酣,壽險公司投資類產品盛行。回頭看來,當時的保險行業與其他金融行業一樣,都沉浸在牛市的泡沫當中。

  2008年中,次貸危機自華爾街爆發進而波及全球。在經營和投資的雙重壓力下,保險業風險在2008年前後集中爆發,違規資金運作、經營不善、 股東不睦等眾多原因不一而足。吳定富決定扭轉思路,從做大做強轉為防範風險。當年的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1號令,便是《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償 付能力逐步變成剛性的、有約束力的監管指標。

  2008年9月,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在京掛牌成立,成為保險監管化解行業風險的重要工具,化解了新華人壽、中華聯合等公司的風險。

  2008年之後,可說是保險行業穩固發展以及排除風險的三年。及至2010年,償付能力充足的保險公司佔公司總數的95%。壽險行業的結構調整,財險行業價格戰的收斂,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擴大至未上市股權和不動產等領域,但執行方面仍舊非常謹慎。

  而今,保險公司資金幾乎擁有了全方位渠道。從傳統的協議存款到激進的不動產、未上市股權投資。正因為保險行業日益增長的資產規模和愈加廣泛的投資渠道,保險機構已經成為國內金融市場上一股重要勢力。

從何起步

保險公司在社會保障與巨災險上參與不足,是吳定富自認的兩大遺憾

  10月29日夜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的農行(601288.SH)率先公告,稱董事會主席項俊波辭職。次日,項俊波就任保監會主席一職。

  今年54歲的原農行董事長項俊波成為前保監會主席吳定富的繼任者。項俊波曾在央行、審計署等多個部門工作過,有較為豐富的宏觀管理經驗。其在農 行期間,充分發揮了審計官員的吏治特點,推動農行在2010年7月完成上市(詳見本刊2010年第29期封面報導「項俊波談農行」),力圖找到服務「三 農」的有效途徑。

  作為最後一家上市的國有大行,農行曾經擁有最多不良資產,基層網點多、管理鏈條長、歷史上曾是案件多發區,一直飽受詬病,甚至險遭「分拆」的命運,風險管理任務艱巨,被視為國有大行中「最難啃的骨頭」。此前幾任農行行長曾各自發揮了歷史作用。

  現任保監會副主席楊明生在任職農行行長期間,曾主管信貸業務(2004—2007年),「為當時風險意識很不強的農行奠定了制度建設的基礎」,

  而新任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則在任職農行行長期間(2000年—2004年)的頭兩年,遏止了農行連續數年的虧損勢頭;同期,四大行包括農行開始收縮基層網點、分流減員,其中農行撤並了1700多個營業網點,分流減員24000多人,

  但當時農行仍擁有全國差不多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佈局網點(4.1萬個),最大的電子化網絡(3.8萬個網點),以及最多的人力資源(56萬人,其 中49萬人是「正規軍」),其中50%以上的網點和人員分佈在基層,這些在當時曾被看做沉重的包袱,但在項俊波2007年從央行任上空降農行,並於 2010年啟動農行上市之時,卻成為幾大賣點。

  項俊波在幾位新晉主席中最為年輕。他早年當兵,上過前線,大學畢業後從事審計工作,也做過南京審計學院的副院長,後來進審計署,官至副審計長。 2004年7月,他從審計署任上調入人民銀行,出任央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05年8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主任。在加入央行之前,項俊波的業餘愛 好是文學,不僅寫詩還寫劇本,其作品1999年得過電視劇「飛天獎」。

  這也促使審計出身的項俊波下重典治農行。上任一年之後,項俊波曾經把出了案子的農行山西分行整個管理班子連鍋端,在農行遼寧省分行的葫蘆島案發 之後,農行也基本上換掉當地全部管理層。「不換不足以震懾全行,不足以改變風氣。」項俊波在農行上市前夜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

  在農行內部動靜最大也最富爭議的改革當屬成立「三農」金融事業部。「把『三農』業務和城市業務分開、獨立核算成本和獨立考核,以免和城市業務衝突,相互掣肘。」一位農行「三農」事業部人士表示。

  2008年3月,農行啟動了「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在農行總行層面分設「三農」政策與規劃部、農村產業金融部、農戶金融部。

  今年11月初,農行將把原先在八省份推進的「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推廣至12個省份,增加河南、黑龍江、河北、安徽四省份。這是近期國務院對其改革驗收評估後,提出的要求。

  「農行的事業部制改革,就是要用銀行業最先進的理念和模式來解決大銀行最薄弱、最困難的問題——服務『三農』,這是農行惟一的現實的選擇。」項俊波在一次內部行長會議上如是說。

  農行2011年的中期業績顯示,今年上半年農行實現淨利潤666.79億元,同比增長45.4%,利潤增速列五大行首位。不過,在農行上市一年 後,對於如何實現「服務三農」這一艱巨任務在農行內部仍未全部統一意見,如何在服務「三農」和商業化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完美結合,仍未有答案。

  項俊波此去保監會,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挑戰?

  在財新記者專訪問及自己任內的「遺憾」時,前任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提出兩點需要做得更好,第一是巨災保險機制未能實現,第二是保險公司在社會保障、養老等領域參與尚不足夠。

  2008年,各種考驗接踵而來。首先是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繼而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的巨額損失當中,有保險保障的極為有限。巨災保險制度由此成為各部委關注的問題,再度提上議事日程,但隨著災難記憶的淡去,巨災保險制度恐怕又已經淡出了各個部委的視線。

  「現在的一些保險業者,還是更喜歡與客戶強調保險的財富管理功能。但越是這樣,就越將保險放置在一個與其他金融行業相互競爭的位置上。」一位保 險行業的資深人士說,「其實保險的立足點是其風險管理功能。在人口老齡化趨勢顯現、災害多發的中國,無論是壽險還是產險,都應該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保險業曾在這個方向做出過多次努力,其中就包括在上海進行「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雖然這是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意見中 促進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頭項目,但卻無法在稅務、財政等相關部門獲得推進的動力。如果中國版的「401K」能夠出台,必將推動養老保險的消費需求,從而引 入保險行業駛入一片新的天地。

  回顧2011年,保險公司留給市場的最強烈印象是壽險行業遭遇的增長瓶頸。壽險業過去幾年的高速發展主要體現在規模上,產品、營銷、服務等問題都隨著規模增長而暴露出來。但2011年資本市場表現不佳,特別是三季度股債雙殺,給壽險公司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對這種情況,吳定富的總結是:資本市場狀況不佳,產品就沒有競爭力,收益率下降,退保增加,產品賣得少,現金流就出現問題,償付能力不足。目前,監管機構和壽險公司都在研究應對策略。

  還有一點為人詬病之處,就是保監會把保險公司當兒子,甚至是當「長不大」的兒子,事事、處處報批的做法。保監會甚至有中國保險總公司之稱。

  這些,在項俊波任上,會不會發生變革?

核心在機制

要想推出激動人心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

  雖然外界對「三會」的新任主席十分關切,並寄予厚望,但事實上,在短期到兩三年之內,在現有體制內,很難有勢如破竹的改革舉動出台。

  過去這一屆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領導層,在中國現代金融監管初創期,不約而同都渡過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一把手」在位八九年時間,得以充分展開思路,展現能力與風格。這在中國高層金融人事任命上是比較罕見的局面,也是他們在各自領域能有所建樹的一個保障。

  不過,中國金融監管機關和國有金融機構的人事任免總體來說過於微妙,最終的人事調整方案具體出台過程透明度很低。

  目前的幹部更替仍然有重複過往軍區輪換的特色,最高決策層還是有視其為一定級別幹部崗位輪換的成分,而不完全是根據個人的素質和特點來定崗。

  在此次高層人事更迭之前,依照「慣例」,「三會」均有相當規模的中層幹部大調動。這無形中給接任者製造了難題,要磨合出得心應手的新的中層班子,也許至少要耗去兩三年的時間。

   金融人事調整更應提前計劃,作分層次的更換準備,一次性突然換全部更換震動過大,也對在市場上有巨大影響的幾大國有上市銀行的治理結構構成了衝擊。

  此次謝幕的也好,登台的也好,可謂幹才云集,但問題的核心在機制,並不在於某個位置的具體安排。而要想推出激動人心、功在千秋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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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大變局

http://www.capitalweek.com.cn/article_12615.html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曹聖明】10月29日,金融監管「三會」主席罕見地集體換帥:原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轉任銀監會主席,原建設銀行(601939.SH,0939.HK)董事 長郭樹清新晉證監會主席,原農業銀行(601288.SH,1288.HK)董事長項俊波新晉保監會主席。

沸沸揚揚的傳言被一舉澄清的同時,坊間版本開始聚焦「一行」主帥周小川。周小川現年63歲,2002年12月上任中國央行行長,2012年第二屆任期將期滿。

此時正值中國金融業的關鍵時期。

確切地說,與歐美國家金融形勢的動盪相比較,目前中國金融整體仍然在平穩有序地運轉。然而,表象背後,暗流湧動正急。或者說,身處轉型困局的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通貨膨脹形勢依然嚴峻,房地產宏觀調控遠未成功,地方融資平台風險聚集,高利貸在全國各地氾濫,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空心化,各種腐敗案件接連發生,等等,一旦決策者應對適當,牽一髮而危及整個體系的運轉,後果不堪設想。

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衰退等的撲朔迷離,各國經濟與中國經濟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對中國的貨幣政策、金融環境和經濟走勢形成巨大的壓力,甚至衝擊。

就三大金融監管機構而言,如何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銀行業監管體系,改變被動應付、事後監管局面,確保銀行業安全和有效支持經濟穩健發展;打造多 層次良性發展的資本市場,解決證券業多年未去的諸般頑疾;解決保險業發展相對緩慢,改變目前的混亂局面形成統一的規範,等等,都是橫在前路上的巨大挑戰, 注定難言輕鬆。

高利貸困局

眼下,中國金融業正面臨著諸多困局,尤以「溫州危機」最為顯著。

就在「三會」主席集體換帥的第二天,溫州再次爆發了一個涉及8億元資金的非法集資大案,牽扯到當地幾乎所有的銀行。犯罪嫌疑人施曉潔、劉曉頌夫婦在捲款潛逃途中被抓獲,大部分資金流向下落不明。

自孫大午、吳英、焦英霞等案件以來,銀監會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0年之間,公安機關立案的涉嫌非法集資案件達1.1944萬起,涉案金額達1354億元。

而緊緊伴隨非法集資的是高利貸。6%的月息已成為常態,這意味著,一年期借100萬元僅僅利息就需要支付72萬元。而在浙江義烏等地,各種各樣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等,報出的月息甚至高探到了11%,乃至15%以上。

在巨大的錢生錢效應下,不僅是普通家庭和海外熱錢,甚至銀行的資金,也變換著馬甲匯入民間高利貸的洪流之中。

2010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論壇上,公佈的民間資本數據達到了12萬億元。但有資深觀察人士卻認為,遠遠不止於此,支持20萬億元、35萬億元的都大有人在。

但長期以來,這些民間資本像沒頭的蒼蠅一般,或者找不到出路,或者到處惹禍;而大量民營中小企業由於資金周轉困難,卻又在銀行貸款無門,只好鋌而走險,飲鴆止渴,跟高利貸共舞。

高利貸風險巨大,隨著資金窟窿越來越大,最終將走向斷裂。屆時,所有問題都將徹底暴露。一旦監管者應對不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整個循環體系崩盤,後果不堪設想。

「兩率」改革迫在眉睫

當下,中國央行還面臨著人民幣被逼升值、銀行業過度擴張、管理全球規模最大的3.3萬億美元儲備、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挑戰。

最為緊迫的,便是利率市場化等項改革。高利貸愈演愈烈,大量銀行資金被綁架,民間資本左衝右突,實體經濟空心化,中小企業融資艱難等,皆與當下的體制弊端相關。

某種意義上,本文前述危機,都可以歸咎於過度壟斷和過度監管。傳統民間借貸的高利率,主要是由於市場不透明所致。一旦《放貸人條例》出台,不透明且缺乏有效競爭的市場就會面臨挑戰,利率也會走向合理。

適度開放金融市場,將民間地下金融納入主流金融體系,勢在必行。然而,時至今日,《借貸人條例》仍然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匯率體制改革也必須面對。自啟動匯改六年多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已經超過30%,但這似乎仍然難以如一些歐美國家之意。10月11日, 美國國會參議院不顧中國堅決反對,程序性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立項預案,以所謂「貨幣失衡」為藉口,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幣進一步升 值。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阿根廷等國曾出現過因改革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大批銀行破產,導致改革失敗的情況。因此,未來的 央行行長應兼具技術智慧及政治智慧。前者是指必須具備極為紮實的理論及實踐經驗,後者是指在國內外貨幣政策、匯率、監管等談判中能取得優勢。」

新掌門任重道遠

2003年以來,劉明康與周小川等人一起主導了國有銀行業改革,原本被認為「技術性破產」的以「工農中建」四大行為代表的中國銀行業,先後完成了股改並成功上市,一套借鑑國際銀行業監管經驗,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資本、風險監管框架漸次成型。

截至2011年3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外合計本外幣資產總額達到101.2萬億元,是銀監會成立之初的3.67倍。從中國銀行業2011年第三季度財報來看,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都保持了雙降的態勢,不良貸款率平均在1%左右。

儘管兼具18年央行工作經歷和當初隨朱鎔基處理三角債而名噪一時的輝煌,但繼任者尚福林對銀行業的風險絲毫也不能懈怠。

10月31日,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誠信國際」)在北京發佈的《2011-2012年中國銀行業展望》認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 總體資產質量的持續改善,主要得益於存量不良貸款的大力清收和消化,未來進一步回收的空間有限;而且,新監管標準引入了撥備率指標,也使銀行主動核銷和處 置不良貸款的動力減弱。此外,前期信貸巨量投放在地方融資平台領域積聚的風險,可能在明年上半年集中到期後暴露,民間高利貸愈演愈烈引發的資金鏈斷裂,以 及房地產泡沫和鐵路巨額負債等,都將威脅到銀行資產質量。

如何化險為夷,將不利因素變為有利因素,進一步夯實銀行監管的「馬其諾防線」,不僅高度依賴尚福林的技術能力,更極大地考驗著其政治智慧。

此外,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總體而言,銀行業風險控制有餘,創新能力、競爭力不足,同質化現象嚴重;引入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業帶來的挑戰,「二次轉 型」所引起的盈利模式的改變、內部結構的調整,以及銀行客戶需求的不斷提高等種種問題也日益突出。這些,對尚福林來說都構成極大的挑戰。

在證券市場,跟股市不斷擴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金的不斷縮水,股票與資金的供求失衡,既是尚福林時代受市場批評的一環,亦為新晉者郭樹清眼下面臨的 最大挑戰。造假上市、業績變臉、內幕交易、股價操縱、信息披露違規、再融資氾濫、融資資金使用不合理等問題層出不窮,以及融券業務僅限於權重股試點、退市 機制不完善、新股發行改革舉步不前等,都將對其提出極大考驗。有業內人士認為,由於郭樹清曾經發表「資本市場應加快國際化步伐」之類觀點,不排除其上任後 將加快國際板的上市步伐。

原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執掌保監會九年,一直致力於「把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幾大保險巨頭的先後上市,解決了補充資本金問題;《保險法》的出台及修 訂,拓寬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保險機構目前已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機構投資者;截至2011年上半年,保險業總資產達5.75萬億元。

項俊波執掌保監會,有業內人士認為,項俊波具有法學博士背景,曾提議審計體制從「行政制」改為「立法制」,上任後很可能會推進保險行業金融立法工 作;其審計和央行工作背景,令人期待其在保險業掀起一場審計風暴,以改觀長期以來數據失真、案件頻發等老問題;其金融背景,令人期待其對銀行與保險混業經 營的推進,以及給銀行與保險的戰略合作創造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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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監管當告別父愛主義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13/100348536.html

 平靜已久的證券監管領域近來頻頻透出早春訊息。郭樹清首次在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的 講話,較為清晰地勾勒出這位新任證監會主席的監管哲學。其要旨是,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強化資本約束、市場約束和誠信約束。選定的主攻方 向有二:繼續深化發行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證券期貨領域的對外開放。這標誌著證券監管思路的一次大轉向,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潮流,它必將隨著實踐經驗 的積累而愈加豐富。

 

  證券市場在中國獲得重建以來,成就顯著。歷任證監會負責人均在特定約束條件下有所突破。但是,多年監管實踐中存在的缺陷也顯而易見,根由即為濃 厚的父愛主義。舉其要者,在發行環節,從額度制、審批制到核准制,發審委審查均橫跨行業審查、擬上市公司業績審查、未來創新發展能力的判斷。據稱,實質性 審查意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在金融業對外開放問題上,證券市場最緩慢、最保守。這被解釋為,中國券商規模小,歷史 短,實力弱,抗風險能力低,一旦放開外資入股境內投資銀行,境內證券公司可能大批倒閉。對於證券期貨業產品創新,監管部門也始終盯得緊、審得嚴,其立意依 然被歸結為保護投資者。事實上,父愛主義已滲透到監管的各個環節。

  即便這套父愛哲學起初有若干合理因素,如今,過度保護的弊端已清晰暴露;即便其設計意圖用心良苦,實效已然走到願望的反面。它導致的最致命後果 在於,資本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作用被嚴重削弱。市場長期萎靡,內幕交易、市場操縱、「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層出不窮。某些人還以保護為名,行攬權、 尋租甚至貪腐之實。曾有前任證監會主席大力建章立規,推進市場化建設。惜乎任期過短,改革未競以全功。而其他證監會主席多受緊迫的階段性任務羈絆,無力或 無心他顧。如今,清理這一落後、無效的監管思路的任務,擺在新任證監會主席面前。完成其問題清單上的任何一項,都意味著必須摒棄這套父愛主義監管哲學。

  郭樹清顯然對此有明確認識。他提出,要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堅持市場優先和社會自治的原則,主動改變監管理念和方式,大幅減少事前准入和 審批;以市場優勝劣汰機製為導向。如果在其任內,這些計劃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放棄或削弱發審權力,由投資人自主做出價值判斷,將掀起證券監管體制的一場革 命。如果能夠借此斬斷飽受詬病的權力尋租利益鏈條,則將有力促進證券市場走向真正市場化。當然,即使在成熟的資本市場,新股發行註冊制也並非完全沒有門 檻,「不是打個招呼就行」。但是,這個門檻是真實、準確財務披露規則。即便是業績極差的公司,只要能夠真實披露財務狀況,是否發行成功將由中介機構與投資 人決定,監管部門並不承擔任何背書責任。這將使監管部門卸下救市重擔,致力制度建設,專注市場秩序。

  深化以發行體製為重點的一攬子改革,並非一放了之,須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郭氏講話中多處提到「公開透明」。他還要求「紮實推 進資本市場電子化信息披露體系建設」。據悉,從下月起,申請公司從申請第一刻起就上網公開信息,充分發揮公眾的社會監督作用。這些舉措均值得歡迎,媒體在 其中大有用武之地。

  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在金融領域,保險業股權開放的幅度最大。無論是四大銀行還是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幾乎均有外資入股。 相形之下,如同證監會負責人承認的,證券業「走了一些彎路」「越辦越抽抽」。外資持股比例一直死守合計25%、單一20%的規定,而且合資公司的業務範圍 僅限於投資銀行業務,僅有的幾家全牌照合資券商均是歷史遺留產物。圍欄圈養的後果是證券公司大者元氣不足,小者苟延殘喘。此次郭氏特意提到,引進成熟市場 的機構、人才、產品和技術,有效提升境內機構的專業服務水平。態度顯然轉為積極。證券市場的開放非止中介機構一端。事實終將證明,只要堅持自主、漸進、安 全、共贏,開放越早越安全。

  郭樹清履新僅兩月有餘,監管新政頻頻出台,且切中要害,令人充滿期待。誠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將是一個漸進而複雜的過程。但是,無論道路會有多麼曲折,多麼艱難,監管思路應一以貫之,那便是揮別父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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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PE監管或將繼續加強:VIE監管仍無政策

http://news.imeigu.com/a/1328309167245.html

郝鳳苓 上海報導

2011全年,「監管」成為整個PE行業神經緊繃的關鍵詞。

僅發改委的頻頻動作就足以讓PE、VC們夜不能寐。

2011 年1月,發改委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規範試點地區股權投資企業發展和備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1]253號文)(下稱253號文), 要求試點地區設立的、募集規模達到5億元人民幣的股權投資企業接受強製備案管理、運作規範管理並按要求進行信息披露。

緊接著3月份,發改委又在其網站上公佈了《股權投資企業備案文件指引/標準文本/表格下載》,進一步細化了股權投資企業(即「基金」)及股權投資管理企業(即「管理機構」)的備案工作。

到了6月份,天津又推出了地方版本的PE備案規定。

2011年11月,發改委辦公廳又下發了《關於促進股權投資企業規範發展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1]2864號)(下稱2864號文或《通知》),PE強製備案制度由試點地區推廣至全國。

這份《通知》也成為國內第一個全國性的股權投資企業規範條例。

「政策落實年」?

如果將2011年叫作「政策年」的話,金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郭衛鋒說, 2012年可以稱為「監管年」或「政策落實年」。

的確,發改委的2864號文發佈後,行業期待有更多細則出台。

比如,發改委2864號文規定,投資者為集合資金信託、合夥企業等非法人機構的,應打通核查最終的自然人和法人機構是否為合格投資者,並打通計算投資者總數,但投資者為股權投資母基金(FOF)的除外。

但,2864號文並未給出關於母基金的詳細定義。

還有備案管理的範圍問題。那些沒有「股權投資」之名,卻在行股權投資之事的機構,是否也在發改委要求備案的範圍之內?

在2864號文出台後,郭衛鋒就接到這樣的客戶諮詢:某信託基金客戶打通計算共有100多位投資人,其中,很多單個投資人出資不足1000萬,因已投資完畢,無自行調整規範的可能。

郭衛鋒透露,天津針對存量PE機構監管政策已經在會簽過程中,該文件擬以天津675號補充通知形式頒佈。

全國範圍內無法滿足備案條件的存量PE可能還為數不少,他們下一步該如何調整?

因此,漢坤律師事務所的王勇律師預計,2012年,「發改委應該會細化現有規則」。

而在郭衛鋒看來,對監管而言,政策執行的尺度將會直接影響行業的發展。

爭奪PE監管權?

試圖對PE進行監管的,絕不止發改委一個部門。

去年6月,「支付寶(微博)股權轉移事件」引發了行業關於VIE合法性的大討論。

之後,商務部外資司曾到上海組織調研會,VIE是被提及話題之一;到了9月份,又有幾名法律界人士透露,中國證監會正在提交報告,建議國務院取締VIE結構,這份報告也流傳至坊間,在行業內引發了熱議甚至恐慌情緒。

但截至目前,關於VIE監管仍無進一步的政策出來。

而正在修訂中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下稱《基金法》)也擬將PE納入法律監管之下。

早在2011年6月舉行的「2011中國股權投資基金發展論壇」上,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證券投資基金法》調整的範圍也包括投資於未上市股權的基金,這是本次修法的一個重大調整。」

有律師向本報透露,修訂後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將於2012年推出。

但是否應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納入監管範圍,這是《基金法》修訂過程中的一大障礙。

記者接觸的不少PE人士就表示,不希望被納入《基金法》,希望監管越少越好。

在這一點上,各部委之間也存在爭議。發改委就是在《基金法》修訂過程中,搶先出台了備案制度。

某股權投資機構的一位律師就表示,從《基金法》修訂受挫就可以看出,PE離真正的陽光還有很遠的距離;而中國現在最大問題是,誰是監管者?國外是由類似證監會的獨一機構監管,而國內卻有無數機構想管,誰也不聽誰的,協調機制也不存在。

但這位律師也認為,「規範意味著成熟,就看監管權最後花落誰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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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監管潮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23/100371982_all.html

在美國上市的全球石油巨頭正面臨監管的披露挑戰。在2009年通過的長達848頁的《多 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法案》中,絕大部分條款是關於金融危機之後如何改進監管措施,但1504條款卻與此無關。其規定在美國上市的包括石油、天然氣和礦業在 內的採掘企業,需要在年報中披露在「每個項目」中付給外國政府的資金數額和種類。

  美國這一做法並非全球獨有,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正磋商類似立法,港交所則已有披露要求,但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資金披露要求細化到項目層面而非國家層面,這將對披露信息大幅細化,也正因如此,該條款招致美國石油企業的強烈反對。

  目前美國證交會正在制定針對該條款的具體執行辦法,數位支持該法案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雖然執行辦法由於受到各方利益集團的壓力和人手限制,已經較規定的2011年4月有所推遲,但目前證交會已經將此列為優先事項,樂觀估計有望在6月間出台。

  「面對大型油企的反對,證交會為避免被訴上法庭,有可能在政策上做出妥協,但他們如果妥協過度,同樣可能遭致非政府組織的起訴,當著名投資家索羅斯這樣的人站到非政府組織後面時,他們的力量就不一樣了。」布魯金斯學會全球經濟發展高級研究員考夫曼(Daniel Kaufmann)說。

  在2011年3月寫給美國證交會的信中,索羅斯稱已感到歐盟和英國有強烈傾向通過類似法案,他呼籲美國發揮帶頭作用將該法案率先付諸實施。

破解資源魔咒

  赤道幾內亞,人口約68萬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第三大產油國,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該國2010年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為22位,為迎接在 2011年6月舉行的非盟峰會耗資8.3億美元修建了一座度假村。但另一方面,據聯合國統計該國兒童5歲前的死亡率接近12.5%,且大部分國民缺乏生活 的基本設施。

  人均收入如此富裕的赤道幾內亞之所以民眾衛生及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如此低下,在於作為該國的主要收入來源的石油收入不斷集中到總統特奧多羅(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的家族中,民眾難以從中獲益。

  2010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總統的長子利用殼公司規避了反洗錢措施,成功將至少1億美元轉移到美國,在加州購買了價值3000萬美元的臨海豪宅、一架3800萬美元的灣流飛機,以及價值300萬美元的邁克爾·傑克遜的紀念品。

  根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統計,該國在2000年至2009年間由於非法資金流出,使該國損失了62.7億美元,而特奧多羅一方面否認政府有轉移石油收入, 另一方面則宣佈石油收入在該國屬於國家機密。赤道幾內亞曾一度加入多邊性質的《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但隨後由於無法達到標準而被除名。

  「這個國家的石油收入不是集中在政府手中,而是集中在總統家裡。」非政府組織Publish What You Pay的主任繆尼拉(Isabel Munilla)向財新記者表示,該機構是推動1504條款的主要非政府組織之一。赤道幾內亞並非孤例,據樂施會美國機構(Oxfam America)的統計,在全球所謂的石油富足的國家中,有15億人的生活標準在每天2美元以下。而面對「資源魔咒」,無論是通過稅收還是改革經濟發展方式,有效的監督都是必要前提。

  據繆尼拉解釋,非政府組織推動這一披露條款的主因並非為完善對石油、礦產等採掘企業的監管,而是希望為產油國的民眾提供另外一條監督政府並保護自身利益的途徑。

披露明細

  石油企業對這一途徑的具體實現方式則有強烈不滿。

  披露國家的石油收入並非近來才成為熱點。2003年通過的多邊《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是目前全球涉及收入披露的主要條約,要求加入方定期披露 在本國運營的採掘企業所有支付給政府的重大資金,也要求加入國家定期披露所有來自上述公司的重大收入,以此可將流入政府和政府花費資金進行比對監督。

  不過,該條約屬於自願性質,對加入國並無強制效力,對不合規的成員只能終止資格,因此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機構希望能更有約束力且更有效的政策,一是需要從多邊自願合作層面轉變到國家主權內的法律強制層面,二是從披露累積收入層面明細到每個項目層面。

  從自願轉為強制、且不斷細化披露要求的轉變,遭到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內的石油巨頭強烈反對,而反對理由包括三類:披露規定與所在國法律衝突、增加企業運營成本、降低企業競爭力。

  在證交會徵求意見過程中,多家美國石油公司都表示由於披露規定與某些國家的法律衝突,特別是巴西、安哥拉、喀麥隆、中國以及卡塔爾,希望能對在這些國家的項目給予豁免,但這一理由並不充分。

  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和喀麥隆非政府組織RELUFA給美國證交會的意見中表示,巴西和喀麥隆的法律都並未禁止企業披露給政府的費用;卡塔爾目前的過渡規定只是禁止公司披露「商業上敏感」信息。

  對於安哥拉,埃克森美孚在2011年3月出示的意見稱,除非有該國石油部長的授權,否則公司不得披露任何信息。

  但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已定期披露這類信息,非政府組織Global Witness稱事實證明安哥拉政府會提供這類授權,且政府也會自行披露1504條款中提及的從每個石油運營執照所獲收入。

  而殼牌則向美國證交會表示,中國政府可能會將1504條款要求披露的內容列為「國家或商業機密」,其中國律師認為「目前沒有明確法律規定支付信息是否構成國家機密」,但推斷「由於有可能從上述信息中分析出中國的石油產量和儲備,因此支付信息很有可能被列為國家機密」。

  埃克森美孚稱這一法案為該公司帶來的合規成本將達到5000萬美元,美國石油業研究所(API)敦促證交會仔細分析可能產生的成本,而非政府組 織則宣稱公司有誇大成本之嫌,畢竟項目層面的數據也是公司本來就需統計的部分。但博弈各方的焦點並非在直接成本數額上,而是這一法律是否影響公司的競爭 力。

  「如果1504條款被以錯誤的方式付諸實施,它將會抑制經濟增長,威脅能源業內的大量就業崗位,並會使資本市場上的每個投資者蒙受損失。」美國石油業研究所人士在給財新記者的書面回應中寫到。該機構是代表美國石油企業對政府和國會進行遊說的重要組織。

  美國石油企業的最主要擔憂是:項目層面的披露會洩露企業商業機密或敏感信息,使包括中國和俄羅斯企業在內的美國以外的石油企業取得競爭優勢。

  按照非政府組織的定義,項目應被定義為獲得採礦(油)權、租賃權和執照等而達成的合約,且這些合約將分配相應的權利和財務義務。換言之,公司將從現有的披露向一個國家或地區繳納的總金額變為披露每一個項目付給政府的金額。

  繆尼拉解釋之所以如此需要細化到項目層面,是因為每個項目對所在社區的環境或社會影響不同,公司交給政府的費用金額也不同,但如果僅統計全國的總收入,則不能保證處於礦區或油田區域的居民獲得適當的資金比例。

  而作為資本市場投資者的共同基金Calvert Investments於2012年2月表示,運用新技術或在新地區對自然資源採掘時,會使公司面臨更大的風險,但僅靠目前的國家層面信息披露,投資者無法量化公司的風險敞口。

  「透明和對重大的風險披露是投資者最好的朋友。」該基金高級副總裁弗裡曼(Bennett Freeman)以殼牌公司在2005年至2010年間在尼日利亞的遭遇為例。該國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的少數民族部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受到石油生產的破壞, 卻並未分享到石油帶來的收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衝突就已出現,2003年開始反政府武裝力量迅速發展,隨後爆發的衝突使殼牌在該地區的產量下降了五分 之一。

  非政府組織還試圖讓企業從以固定成本換取降低風險的角度看待披露問題。繆尼拉表示,從企業自身角度看,採掘所在地民眾清楚企業支付給政府的費用後,如果未能從中獲益,他們不會把主要矛頭直接對準企業,而會去向政府施壓,這也為企業減小了社區風險。

  美國石油企業並非不明白上述利益,但擔心如果美國證交會單方面作出披露規定,其將被置於不利境地。

  「很多外國能源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他們總體控制世界石油資源的78%。這一單邊披露規則將使美國能源企業和工人在國際市場上處於十分不利的位置。」美國石油業研究所表示。

  為避免出現這一危險,石油企業一方面稱支持加強企業透明度,但另一方面則呼籲證交會將披露的層次限在國家或地區而非項目層面。

  「他們很清楚法律已明確規定要在項目層面進行披露,提出國家層面只是策略,真正想要的是對項目一詞的重新定義以獲得儘可能寬鬆的披露要求。」布魯金斯的考夫曼向財新記者表示。

  對於關於損害競爭力的質疑,Publish What You Pay回應稱,目前並無公開資料能證明披露在項目層面支付的費用會威脅公司投標。恰恰相反,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在2011年12月成功競標獲得安哥拉的兩塊深水鹽下油田,該公司在這兩處項目上已經主動披露到項目層面。

  「如果這一法案付諸實施真會威脅企業獲取項目,那麼從2009年開始公司就應該在定期報告裡披露這一重大風險,就像他們針對同樣未開始實施的1503條款一樣,但沒有企業披露這一風險,這只能說明或者風險不大,或者他們之前的披露有問題。」繆尼拉表示。

  此外,1504條款針對的是所有在美國上市企業,並非只是美國公司。根據Revenue Watch的統計,在美國上市的石油類企業市值佔到全球的61%,同等級的競爭對手在監管之外的本就不多,若歐盟和英國通過類似法律,則被監管企業的市值比例將達到82%。

  以中國石油企業為例,雖然三巨頭均是國有背景,但旗下公司均在香港和美國資本市場上市,美國證交會的監管規則一旦出台,將同樣適用於上述中國企業。

  其中中石油股份公司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包括蘇丹、緬甸和伊朗這樣受到制裁的地區資產並未放入上市公司,但所有無此顧慮的資產原則上都可放入上市公司。該公司最初上市時只是放入了印尼項目,但隨著中石油海外項目的發展,正陸續往上市公司裝入這些項目。

  而中海油的上市公司則是主要進行上游勘探開發,因此國內外勘探開發部分都已裝入上市公司,而中石化在2010年的年報中提及的海外項目國家則包括加拿大、哈薩克斯坦、巴西和安哥拉。

  「在非洲中國石油企業一直受到質疑,這可以理解,西方國家的油企幾十年前做法和中國企業現在沒什麼不同,但如果中國企業在這一問題上能夠做得更積極,這將極大改善企業形象並減少外國攻擊中國石油企業的藉口。」繆尼拉說。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1504條款確實可能使在一些極不透明地區運營的美國企業承壓,但隨著歐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立法推進,由於監管造成的競爭差距必將縮小,過去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 便是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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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的賽跑

http://www.infzm.com/content/73553

美國在保護投資者權益上,有完整的司法追溯、賠償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配合,尤其是集體訴訟制和股東民事索賠等具體手段和經驗,都值得中國證券市場借鑑。

「在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一直在『賽跑』。」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特邀研究員李曙光教授說。

美國股市在很長時間自生自滅,甚至變成了一個賭徒和惡棍們的天堂。直到20世紀20年代,紐交所的制度和運行方式依然和1817年剛創立時沒有多大 差別,本質上依然是一個為交易所會員謀利的「俱樂部」。股市內幕消息滿天飛,合謀操縱市場、聯合坐莊司空見慣,甚至紐交所的總裁(惠特尼)都敢盜用他人款 項。

「我國資本市場上剛剛爆發的綠大地造假圈錢、紫鑫藥業證券欺詐和中山公用內幕交易這些案件,實際上是在重複美國1920-1930年代的情形。」李曙光說。

貪婪和逐利也刺激股民不斷進入這個「賭場」。1920年代,全美有近300萬家庭投資股市,股票經紀公司從1925年的700家激增到1929年的1600多家,炒股成為美國人的「共同愛好」。

在一片投機氛圍中,終於股市在1929年10月24日這個「黑色星期五」崩盤了。這次股災席捲全美並蔓延世界,道瓊斯指數跌去90%,10萬多家美國企業破產,6000家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30%。

「派狐狸去看守雞窩」

1929年的大股災,讓美國人痛定思痛。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於大蕭條之後就任美國總統,他頒佈了《聯邦證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爾 法》,前者制定了新股發行的規制條款,並強制上市公司必須進行信息披露;後者禁止商業銀行從事對沖基金和股權投資業務。之後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更 規定投資人不能做內幕交易,不能操縱股價等。

同時,羅斯福成立美國證監會(SEC),並任命一名老牌投機分子、肯尼迪總統的父親老肯尼迪為SEC主席。此舉大駭天下,還曾引得媒體譏諷羅斯福總統「派一隻狐狸去看守雞窩」。

但深諳各種投機和操縱市場訣竅的老肯尼迪展現出了非凡的改革藝術,他首要的工作是結束當時所謂的「資本罷工」——當時所有的華爾街銀行都拒絕承銷新發股票,也拒絕提供貸款。在與華爾街商人鬥智鬥勇中,老肯尼迪曾爆粗口:「華爾街奸商都是婊子養的。」

其次,老肯尼迪出台了一套對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體系,同時對股票交易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老肯尼迪繼任者道格拉斯,繼續迫使華爾街改變運作方式,使交易所「保持公平和絕對的誠實」。

嚴厲的監管改革,真正改變了美國股市受人操控的賭場氣質,因為內幕交易者付出的沉重代價足以殺一儆百。改革的成功,為戰後華爾街史無前例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這之後,儘管美國資本市場還會不時遭到打擊,但卻擺脫了「惡性股災」的夢魘。

司法獨立:最寶貴的經驗

但金融創新與監管之間的「賽跑」還遠沒有結束。2002年,安然公司的財務報表被發現完全是一套設計精巧的謊言,震驚華爾街和美國。不久,安然和審計公司安達信倒台。

美國資本市場在世紀初迎來這當頭一棒,立法和監管再次跟進。《薩班斯法案》隨後頒佈,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更嚴厲監管;對財務信息披露也要求完整、詳細,公司重要高管必須在財務報表上籤字;獨立董事要達到半數以上等。

正當人們以為法律已經堵住了資本市場上的所有漏洞,但2008年次級債危機再次撼動美國金融系統,並演化成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

雖然這場危機的根源仍有爭論,但金融衍生品的氾濫無疑是罪魁禍首之一。為此,2010年7月,奧巴馬簽署美國金融歷史上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 《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宣佈由新的消費者保護機構執行最有力的消費者金融保護,「重新塑造華爾街的根本」。

「時至今日,美國資本市場上已沒有人敢成為絕對的壞蛋或欺詐者,而是去尋找法律的漏洞和空白地帶,再進行金融創新,這就要求監管和立法再跟進。」李 曙光認為,某種程度上,是大案要案和外部事件在推動著美國資本市場不斷自我修正和完善,而其中最可寶貴的經驗是司法獨立,「監管機構沒有三頭六臂,小機構 一樣可以實現大監管,前提是司法確實能震懾住欺詐者。」

近年來,李曙光一直在籲請,凡涉及證券市場欺詐的案件,由國家級法院在異地受理,以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一旦涉及訴訟,地方保護主義、國企背後的行政力量很容易干預司法,使得責任人難以被重罰,而投資者在企業所在地訴訟成本極高,勝訴的可能性很小。」他說。

實際上,這也是美國的經驗。一位曾在美國證券法律界工作的前證監會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大多數涉及證券欺詐的訴訟案件都在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法院審理,這也是美國人吸取了早期各州法院地方保護主義的教訓。

此外,美國在保護投資者權益上,有完整的司法追溯、賠償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配合,尤其是集體訴訟制和股東民事索賠等具體手段和經驗,都值得中國證券市場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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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監管回原點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25/100393888_all.html

  中概股的跨境監管合作問題短期內看來難以推動。

  無論美國證監會(SEC)官員多麼期待在5月與中國證監會官員的會面中會取得突破,但最終的結果是離兩年前的原點並不遠。

  5月初第四輪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中,外資證券公司期盼已久的持股上限已經放至49%,中概股監管問題卻一字未提。月中,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年會在京召開,中美雙方雖未挑明,但發言均圍繞監管合作和主權問題,針鋒相對。

  「中國公司的反向上市市場永遠不會在美國重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些公司都是騙子。」美國智治基金創始人傑克森(Eric Jackson)對財新記者表示,普遍而言,許多美國人對投資中國,以及SEC是否有能力來扭轉局面,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鞭長莫及。SEC在美國起訴這些案子已很困難,很多人懷疑他們還能在中國做什麼。

  「這是中美關係一個很有趣的時期。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一起探索如何監管運營在中、融資在美的公司。SEC運用常規調查手段時遇到了困難。」 SEC前執法官、Kobre& Kim律師事務所常駐香港的合夥人威廉·麥戈文(William McGovern)說。

  這是SEC在跨境監管中遇到的第一個滑鐵盧。

  「我的感覺是,這需要到更高的外交層次去解決。這只是中美關係大圖景中的一塊。」他說。

醜聞登峰造極

  「中概股目前在美國聲譽很差,許多股票的估值大打折扣。」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吉利斯(Paul Gillis)說,「負面因素主要有三個。首先這些公司中存在著許多欺詐,尤以後門上市公司為甚。其次,許多公司使用的VIE(協議控制)模式,被認為包含無法接受的風險。最後,這些公司身處監管漏洞中,無論美國還是中國監管者,都搆不著它們。」

  中概股風波始於2010年下半年,並且出人意料地愈演愈烈。

  一些中概股公司的畫皮被揭開,造假醜聞層出不窮,逐腥而來的做空者群體更加速了「扒糞運動」。

  中概股公司暴露的問題,逐漸從虛增資產和利潤、編造假合同、通過關聯交易損公肥私,變成為赤裸裸的掏空資產、挪用資金甚至搶公章,堪稱野蠻的公司治理。中概股淪陷的頻率之高,無法再用「個別現象」來一筆帶過。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中概股的集體聲譽和投資者信心。

  「有些完全是欺詐,事主無異於盜竊上市公司資產。另一些有嚴重會計問題,導致審計師辭任和公司摘牌。還有一些案例,VIE沒有遵守承諾,給投資者造成損失。很多時候這些問題是做空者發現的。為什麼做空者能夠發現,而審計師發現不了?」吉利斯說。

  接近SEC的人士透露,兩年前SEC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一系列案例,請求跨境監管合作。但中國證監會稱人手不足,表示難以配合。SEC便把案例縮減到四宗,兩年過去了,SEC沒有從中國證監會獲得實質性的配合。

底稿與國家機密

  中美監管合作僵局首個被曝光案例是東南融通(PINK:LFT)。東南融通是中國第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軟件外包企業,也是首家被指造假的非後門 上市中國公司。2011年5月,在東南融通的疑點被揭發後,總部位於上海的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下稱上海德勤)閃電宣佈辭職,並稱此前為東南融通出具的 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審計報告均不可信賴。

  為徹查東南融通案,SEC在2011年5月27日要求上海德勤提供東南融通的審計底稿。上海德勤開始未表示異議,SEC還曾兩次給予其寬限期,但兩個月後,上海德勤表示拒絕服從傳票。

  2011年9月8日,SEC請求哥倫比亞地區法院命令上海德勤執行這張傳票。2012年5月9日,SEC宣佈再度起訴上海德勤,理由是在SEC正在進行的一項中概股公司舞弊調查中,上海德勤拒絕提供審計底稿。

  美邁斯律師事務所(O'Melveny & Myers LLP)律師郭冰娜說,收到SEC的傳票後,上海德勤向中國證監會尋求批准,中國證監會答覆不能提供。

  「作為自願在美國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德勤不能夠一方面享受由此帶來的財務和名譽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履行美國的法律責任。」SEC執行部門主任庫薩米(Robert Khuzami)在聲明中說。

  5月10日晚間,上海德勤聲明稱,「根據中國法律及中國監管機構的具體規定,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中國會計師事務所不得直接向任何外國監管機構提 供文件。自2010年以來,德勤一直在配合中國證監會和SEC的相關要求,但中國證監會和SEC一直未能就使SEC取得文件達成協議。」

  上海德勤CEO盧伯卿在當晚發給公司內部的郵件中強調,「我們將堅決維護我們的立場。法律訴訟程序很可能將延續數年。」

  審計底稿可能關乎中國國家機密,郭冰娜解釋說。2009年,中國證監會發佈的《關於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 要求為中國境內海外上市公司做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和其他諮詢服務機構的會計工作底稿必須留在中國境內。另外,《國家保密法》表述模糊,範圍很廣,所以審計 底稿中可能含有被認為是國家秘密的信息。

  但審計底稿也同樣關乎投資者利益。當年在SEC是個年輕律師的麥戈文,曾處理過會計造假案件。

  「作為執法律師,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審計師談,而不是公司,因為前者負有專業義務。SEC希望判斷,審計師是否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獨立而盡責?他 們是否問過了正確的問題?他們與公司的關係是否過於親密,以至於沒有『刁難』?如果是這樣,他們可能會因協助造假和公司一起被起訴。」 麥戈文說。

  「審計底稿的確是很重要。我們對公司極不信任的時候也會要求看審計底稿。我們要看哪筆資金當時放在哪個賬戶裡,賬是怎樣的。」某產業基金方面的人士說。

  郭冰娜說,美國法律並不支持以外國法律禁止作為抗辯理由。如果美國法院判令上海德勤提供文件,上海德勤只能自己決定要遵循哪個國家的法律。

  SEC當然意識到上海德勤正在被兩國法律所擠壓,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認為,並不想將上海德勤逼入絕境,導致其無法在美執業,而是更希望通過與中國證監會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來消除這一不和諧音。

  上海德勤案件並不是孤案。可能的審計弊病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不同中概股客戶中均有涉及,如果走司法程序,「四大」都可能被剝奪審計資格。

  對此,麥戈文曾建議過一個折中方案——由審計師向SEC提交那些無關國家機密的審計底稿。不過由誰來定義哪些文件涉及國家機密呢?

  除SEC外,美國上市公司審計監管委員會(PCAOB)也希望能對審計中概股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訪談並檢查底稿,但PCAOB的策略略為和緩,他們希望達成「在中國監管部門人員的帶領下,對審計機構進行訪談並檢查底稿」的終極目標。

  PCAOB主席多迪(James Doty)向財新記者表示,與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的對話取得了進展,中方同意美方派人觀察中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監管行動,但目前並沒有時間表。

  接近美國監管部門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儘管PCAOB態度看上去很積極,但其實對達成最終監管合作的可能並不樂觀。

  旁觀這起案件的進展將會非常有趣,麥戈文說,兩個主權國家不同的權力觀互不相讓,如何調和?

監管無國界

  國際上本有關於跨境證券監管合作的框架,這就是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的多邊諒解備忘錄(MMoU)。

  IOSCO旨在促進各國證監會之間的合作,其中包括通過增強對不當行為和市場及市場中介監管方面的信息交換和執法合作。

  中國證監會於1995年加入IOSCO。2002年5月,該組織通過了《主席委員會關於IOSCO多邊諒解備忘錄的決議》。截至目 前,IOSCO已有86個成員簽署了MMoU,佔比為95%。截至2010年,各國執法機構依據MMoU提出的協作請求數量達到2000起。

  深圳證券交易所法律部經理、國際金融法學博士邱永紅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紹,MMoU是各國和地區證券監管機構之間首次簽訂的同類國際性多邊安排, 也是對證券欺詐行為進行監管合作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表明監管合作和信息共享是防範跨境證券欺詐和證券市場中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關鍵因素。

  簽訂十年後,SEC卻發現,MMoU並不能很好地解決迫在眉睫的中概股監管問題。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說,中國證監會認為,MMoU的內容不包 括提供審計底稿。據邱永紅介紹,MMoU規定,在各自法律允許範圍內,簽署各方將據需要盡力相互提供證券和衍生產品交易記錄、交易賬戶的名義和實際持有 人、中介機構和從業人員執業記錄等信息。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證監會的理解不無道理。然而,SEC幾乎從未遇到這樣的問題。

  「當美國投資者因欺詐利益受損時,SEC通常可以實現跨境監管。但對過去兩年的中概股案例,SEC似乎無能為力。」麥戈文說。

  以往典型的SEC調查中,SEC在完成對審計師、公司的調查後,會起訴公司。但在中概股的調查中,對數家疑似欺詐的公司,SEC和紐交所、納斯達克只能因未能及時提供信息將它們摘牌,停止它們的交易,留下許多未解之謎。

  「政府發起的訴訟沒有進展,這可能使SEC覺得沮喪,備受壓力。他們無法從中國獲得文件來為案件舉證。除了摘牌,能做的實在不多。」麥戈文說。

  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表示,除瑞士外,SEC在與各國進行跨境監管合作時,一直很順暢。此前從其他國家獲取調查所需文件時,從未遇到類似困難。因此SEC甚至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SEC感到難以理解中國大陸的態度。與之形成對比的是,SEC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良好,如香港、大多數歐洲國家以及其他很多亞洲國家。頻繁地分享文件對他們來說是常規的跨境監管手段。這說明中美雙方在多個層次上都對對方缺乏理解。」麥戈文說。

一場隔空喊話

  在北京IOSCO年會上,雙方的發言都提及主權問題,聽上去像是一場難抑不滿的隔空喊話。

  SEC主席夏皮羅的代表在發言中說,提出協作的目的並非建立一個跨國界的監管機構。SEC希望跨境監管的緊密合作以及執法信息的共享,特別是對在當地開展業務的上市公司的監管,更需要本地機構的合作。

  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姜洋則說,監管不能超越國家主權。在IOSCO框架下,應通過多邊和雙邊協議來解決跨境監管的協作問題,由當地監管部門提供配合,而不是把監管權延伸到其他國家,因各國情況不同。

  姜洋表示,中國證監會幾年來接到來自18個國家或地區的105份協同請求,完成72份;中國申請協同的11份,完成10份。

  美國證監會每年都會在年度報告中公佈跨國監管協作請求的數量,以及配合跨國監管協作的數量。2011年,他國證監會向美SEC提交了492份監管協作的請求,美SEC向他國提交了772份監管協作的請求。

  中國證監會官員對財新記者確認,目前確未與SEC合作調查上市公司,但中國證監會一向重視國際監管合作,協助境外證監組織調查工作中,其中四分之一的工作為協助香港證監會的調查。

  即便同一主權下的香港與內地達成跨境監管合作,也是歷經多年磨折,且未有實質性突破。即使已與內地簽訂跨境監管諒解備忘錄,香港亦無法進行跨境調查或執法。

  多位證監官員認為,中美證券監管合作有涉主權,美國來中國實施監管權,中國應該也可以去美國實施監管權,應有互相交換,但目前沒有美國公司在中國上市,因此無交換之必要。

  對此,上述接近SEC的人士認為,中國證監會因暫無跨境監管之需求,便不予配合,這種觀念未免失於狹隘。

  一位有海外工作經歷的證監官員表示,中美證券監管合作應該更為開放,中方在其中應表現更為自信的態度,封閉姿態不可取。

  當然,對中國監管機構來說,跨境監管有很多實際的操作障礙,例如,一些中概股公司註冊在海外如開曼群島,實際運營在中國,這樣的公司不在證監會管轄範圍之內。

  此外,人力不足,手段落後也是中國的難題。中國證監會負責證券稽查的人員僅200多人,僅佔全國證券期貨系統總人數的六分之一。而SEC有 3700多名工作人員,調查人員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證監會也不能強制傳喚上市公司及中介機構人士問話,無法對不配合調查工作的涉案人員採取強制措施。

  前述接近美國證監會的人士抱怨,大多數中概股實質都是繞過證監會的規定赴美上市的,中國證監會並不真正關心中概股質量如何,甚至有把優質企業留在國內上市的「私心」。

  「其他國家也許希望境內企業能進入深廣的美國資本市場融資,但中國可能有其他打算——擁有香港、上海,中國有很多融資選擇。」麥戈文說。

  「一個國家的執法機構到另外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的公司進行調查,就中國來說別的領域都沒有先例。如果雙方給予對方對等的待遇,達成一些額外的協定,在別的國家存在這樣的做法。我認為司法主權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郭冰娜說。

  SEC應通過外交和談判達成協議,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中間地帶,而不是通過訴訟和法庭上的「交火」來激化矛盾,麥戈文建議。

勝利大逃亡

  在兩國證監機構短期無望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如果老賴鐵了心騙錢玩消失,這種監管套利是否非常容易?

  郭冰娜介紹,2011年以來,被SEC起訴的中概股公司及其審計師有六家,包括訴東南融通、訴上海德勤、訴開元汽車 (NASDAQ:AUTC)、訴中國能源技術(PINK:CTESY)、訴西藍天然氣(PINK:CHNG)及訴普大煤業(PINK:PUDA)高管案。 她說,這不代表被SEC調查的數量,因為配合調查的公司佔多數。美國上市公司出現問題後,一般是SEC先介入調查,可能提起民事訴訟;如發現涉嫌刑事犯 罪,美國司法部會介入調查,並能提起刑事訴訟,FBI也會在這個階段參與調查。同時,投資者會發起證券訴訟要求賠償。

  2004年開始,每年都有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遭遇證券訴訟,如中國人壽 (NYSE:LFC)、分眾傳媒(NASDAQ:FMCN)、富維薄膜(NASDAQ:FFHL)和前程無憂 (NASDAQ:JOBS)等,但2010年底開始的大規模證券訴訟還是首次。

  一旦走入司法程序,執行就取決於中美之間的司法合作。郭冰娜說,據她所知,至今沒有中概股公司走到法院的最後判決,大部分訴訟都通過和解等不同方式解決了。

  中國民事訴訟法中有關於如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規則,因此理論上存在著這樣的法律架構。

  但在證券領域內,到現在為止,尚沒有中概股公司因美國法院的判決,通過中美兩國司法合作的架構,在中國受到懲罰。

  這是全新的問題。此外,除了中美兩國的司法合作,還有公司註冊地的問題。「因為他們使用的離岸結構,典型的是在開曼群島註冊公司,中國的監管者也很難管到他們。」吉利斯說。

  「有些人可能會對SEC持批評態度,認為當三四年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大量增加的時候,他們就該預見到這個問題。」麥戈文說。

  「著名對沖基金經理、綠光資本的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在紐約的艾拉索恩(Ira Sohn)投資大會上說,他不投中國公司,只投產品銷往中國的美國公司。他說他不認為這種策略使他錯過了任何大的中國投資機會。」 智治基金創始人傑克森說。「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認為這代表了很多美國投資者對中國的總體評估。他們想:為什麼要麻煩?不值得冒那個險。」

  「這個問題只能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公司在公司治理上顯示出它們的成熟和進步之後,才會改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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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加強監管 沃爾克規則生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06/100408098.html

 旨在將風險較高的自營業務與傳統銀行業務分離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將於7月21日起生效, 但該規則的最終版本至今仍未出台。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下稱《多德-弗蘭克法案》),三大核心內容包括:結束 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困局,允許關閉或拆分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並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在美聯儲下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保證消費者能夠獲得透明準確 的信息;採納「沃爾克規則」,限制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

  這裡提到的「沃爾克規則」是《多德-弗蘭克法案》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爭議的條款,它由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提出,禁止接受存款保險的機構、銀行控股公司及其附屬機構,通過銀行自身賬戶,從事和任何證券、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相關的短期自營交易,同時禁止上述機構擁有、投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

  「沃爾克規則」有利於穩定金融系統,抑制金融風險的傳遞與擴大,避免因金融機構「大而不倒」或「關聯性太強而不能倒」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但該 規則對多數銀行來說並不是個好消息,因為銀行不但要付出高額成本做很多技術上的準備來滿足監管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們將不得不放棄給其帶來豐厚回報的自營交 易。

  在銀行業不斷的遊說和施壓下,美聯儲與其他四家金融監管機構4月19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將給銀行業兩年適應期,銀行業需在2014年7月21日 之前完全符合「沃爾克規則」要求,剝離自營業務。同時,適應期的截止日期最晚可被推遲至2017年。也就是說,至少在兩年內銀行仍可開展自營業務。

  但今年5月摩根大通因信貸衍生品交易失誤而意外損失20億美元,給監管機構推行「沃爾克規則」、加強對華爾街的金融監管,提供了更多理由。

  業界人士批評「沃爾克規則」缺乏清晰界限和標準,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區分被允許的風險控制和被禁止的自營交易。該規則雖禁止銀行利用自有資金進行 投機交易,但允許其通過對沖操作進行風險控制。同時,規則中有大量豁免條款,可能會導致規則力度被淡化。就連《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合著者、民主黨眾議員 弗蘭克也認為,該規則「太過複雜」,並敦促監管機構在9月3日之前發佈該規則的簡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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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人去樓空 雅芳監管不力還是躺著中槍

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2/xNNDIwXzU1NDAxNg.html

胡可 攝

廣州白領張小姐最近比較煩,她在所住社區一家打著雅芳旗號的美容美體沙龍購買了數個「按摩套餐」,總價值4000餘元,沒想到後來卻由此遭遇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沙龍突然關門謝客人去樓空,張小姐還有近2000元的套餐餘額沒用完卻無處退款,無奈之下,她只好直接找雅芳公司討說法。

對此,雅芳公司方面始終堅持的立場是:責任不在雅芳而在被授權經銷商,雅芳只是出於最大限度保護消費者權益而出面調解。不過,雅芳公司最後還是表示願意退款給張小姐。

事實上,類似案例還有很多。消費者與被授權經銷商發生糾紛,授權品牌是否應該連帶負責?這個問題已成為美容護膚品及其服務市場上一個長期存在的痼疾。當有效的權責約束規則缺位,消費者的權益難以僅靠商家的誠信或品德來維護,授權品牌也必然在無形中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糾紛】

相信大品牌,結果被「忽悠」

「之所以選擇這家沙龍,首先是圖方便,其次也是相信雅芳的品牌。」張小姐說,這家沙龍主要銷售和使用雅芳品牌產品,同時也有其他品牌產品。

接受過幾次推背按摩服務之後,張小姐感覺服務質量還不錯,便在店員勸導下一次性購買了一個推背「套餐」,其中包括十次常規推背服務以及一盒推背精油等護理用品,此外還「免費贈送」兩次推背服務,總價是1380元。

此後,張小姐又陸續購買了一套價值1380元的腿部按摩服務套餐,一套價值690元的乳腺按摩服務套餐,以及一套價值600多元的胳膊及胸部的助眠按摩套餐。

到今年9月初,張小姐購買的這些套餐都還沒消費完,其中,推背套餐僅使用了七八次,腿部按摩套餐使用了六次,助眠按摩套餐只用了兩三次,僅乳腺按摩套餐接近用完。

9月10日,當張小姐再次準備光顧這家沙龍,卻發現已人去屋空。店主手機關機,張小姐反覆嘗試都聯絡不上,這才意識到事情不妙並報警求助。

「我納悶的就是,9月初的時候店主還催我交乳腺按摩套餐的尾款,上午催完下午再催,結果收了我的錢才幾天就關門走了。」因此,張小姐認為這家店的店主很可能是「攜款跑路」,自己的錢恐怕是再也追不回來了。「幾個套餐沒用完的餘額加起來接近2000塊錢。」張小姐沮喪地說。

【協調】

經銷商不見蹤影,雅芳出面調解

當初,張小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雅芳品牌的信任而選擇成為這家美容美體沙龍的客戶,於是當問題出現後,她想到找雅芳公司來幫助解決。

一開始,雅芳公司方面給了張小姐那位店主的新電話號碼與QQ號,但她向店主作出的任何溝通嘗試均得不到回應。在此情形下,雅芳公司方面給出兩個補償方案,一是補償與其消費餘額等值的雅芳品牌產品,二是由其他雅芳經銷商所開設的美容美體沙龍為其提供與消費餘額等值的服務。但張小姐拒絕接受,堅持要求退還消費餘額。

負責跟進此事的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向記者表示,從合同約定的角度來說,雅芳與這位經銷商之間的合同在今年6月份便已結束,並且經銷商屬於獨立法人,因此張小姐與經銷商之間的糾紛不屬於雅芳的管理權限範疇,但是出於對雅芳產品消費者權益和雅芳品牌形象的維護,公司才決定介入調解此事。

「我們給那位經銷商打了很多次電話,也嘗試由其他的經銷商來間接聯絡,最後還是那位經銷商自己上門來找我們取一些材料的時候我們才搭上話。」杜小姐說。

另據張小姐反映,就在昨天,雅芳公司已經確定,將通過支取經銷商交給雅芳公司的押金來償還張小姐的消費餘額。

【責任】

是監管不到位,還是「躺著也中槍」?

「發生這種事,其實我們是最不願意看到的。」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說。事實上,不止雅芳,幾乎所有的美容護膚大品牌都曾出現過被授權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的糾紛連帶的事件,本報也接到過不少類似報料。那麼,被授權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發生糾紛,授權品牌是否應負連帶責任?這當中的責權利劃分始終未見足夠的明晰。

一方面,像案例中的張小姐一樣,消費者總是傾向於認為授權品牌應該對自己的授權行為負責,對被授權經銷商有所選擇和監管。就像張小姐說的,「至少與經銷商的合同到期結束應該知會我們一聲。」

而另一方面,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授權品牌又總有「躺著中槍」的感覺。就像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一再強調的那樣,「被授權經銷商是獨立法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消費者與經銷商之間有合同關係,消費者購買經銷商的服務;經銷商與授權品牌之間也有合同關係,經銷商銷售並使用授權品牌的產品,授權品牌除產品之外再另行提供店面裝飾、門店管理等支持性服務;但是,消費者與品牌之間卻並沒有直接的合同關係。」

事實上,授權品牌在與經銷商之間的合同當中也會主張相應的約束條件,但這些條款往往只能停留在紙上。「我們會主張監督、建議等約束條件,但實際上只能靠經銷商的誠信來維繫,如果出現糾紛,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懲罰』經銷商。」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說。

在行業內,這一問題長期存在而得不到妥善解決,消費者長期面臨糾紛發生而無人擔責的風險,但為爭取市場,各大品牌還是希望儘可能地向更多經銷商提供授權合作的機會,提高合作門檻的建議在目前來說仍不現實。

【律師說法】

授權品牌必然付出無形代價

廣東德比律師事務所律師金豪認為,從公司法角度來看,被授權經銷商屬於獨立法人,與授權品牌相互獨立;從合同法的角度來看,消費者是與被授權經銷商簽訂合同;基於這兩點原因,當消費者與經銷商之間出現糾紛,的確難以追究到授權品牌的責任。

不過,在具體的案例當中,證據是更重要的責任判定依據。「比如,張小姐如果可以證明有部分款項是打入雅芳公司賬戶的,那麼就可以主張退還。」

另外,金豪律師認為,就算在許多個案當中授權品牌的確不必承擔法律責任,一旦這類糾紛發生,都必然損害授權品牌聲譽,使其付出無形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授權品牌應該珍惜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場號召力,在對經銷商予以授權時執行更加嚴格的審查條件和程序,才能避免『躺著中槍』的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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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交易所聯手路演 中國監管層首次全球「講故事」 「歡迎來中國股市」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489

監管層首次參加路演,向全世界投資者講中國故事,以開放釋放誠意。

境外機構投資者,反響熱烈,但觀望居多。

如果中國資本市場能真正消除壁壘,更加健康,將迎來更多的投資熱忱。

這是一場特殊的「路演」——首次由中國監管層參與的全球路演。

「帶好準備表演的東西,上路。」華爾街傳奇投資家巴頓·比格斯如此描述路演。簡而言之,就是為了賣出一個好價錢,在投資者面前講自己的「故事」並回應各種質疑。公司在首次公開募股時需要「路演」,各類機構為了籌集資金,也常常路演。

不過這一次,演出者中罕見地出現監管者的身影。2012年9月下旬,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組團兵分四路,開赴美加、歐洲、韓日以及中東地區,進行全球路演。

路演的目標是吸引更多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中國監管者需要在全球投資者面前兜售中國資本市場,以及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新政——QFII是境外投資者合法投資中國市場的唯一「入場證」。

這也是最吸引外界關注的地方。開放的態度,似乎在釋放一種誠意——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將發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開放」。而手握選擇權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面對2012年以來熊冠全球的中國股市、明顯放緩的中國經濟,又持何種態度?

低調處女秀

熱烈程度超乎預期,中方官員像是難得一見的明星。路演結束,他們紛紛上前找中方官員合影。

2012年9月17日中午時分,韓國首爾,超強颱風「三巴」正登陸朝鮮半島。

位於首爾市中心的五星級酒店樂天飯店,國際銷售組宴會部經理殷冬靈焦急而擔心地望向窗外:一場「中國資本市場論壇」舉行在即,可邀請的客人會在狂風中如約趕到嗎?

此時,論壇主辦方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的副總經理李正強正帶領一行十人的中國團隊,與韓國的機構投資客戶共進商務午餐。他們的日程安排緊湊,上午見客戶,中午商務餐,下午路演。

兩點,論壇開場。出乎殷冬靈的預料,接受邀請的八十多名韓國機構投資者代表悉數到場。

這是全球路演的其中一場。當天下午2點,韓國樂天飯店二樓翡翠廳,中國團隊登場。「每個成員都西裝革履,穿得很隆重。」殷冬靈回憶,在韓國,像這樣活動,除了領導穿著正式外,隨從和翻譯通常穿得比較隨意。

中方團隊裡除了證監會和交易所官員,還有申銀萬國、建設銀行、嘉實基金和銀華基金的業務主管。這次全球路演的四支隊伍都遵循這種「標準配置」——一家託管銀行(負責QFII資金託管、股票清算等)、一家券商(負責QFII在A股的經紀業務)以及幾家基金公司(可能的QFII投資顧問),以回應機構投資者的各種「技術問題」。

場下八十多名代表來自20家韓國金融機構,大多是資產管理公司、證券公司,還有幾家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金機構,其中只有7家已經獲得QFII資格。

儘管中國官方希望在更大範圍內推介中國資本市場,但路演的現場更像是刻意營造的小範圍交流圈。從南方週末記者拿到的一份路演籌備資料看,所有最後參會的投資者代表已經精確到特定公司的特定個人。

「這次路演組織得非常低調,而且保密。只有獲得邀請信的投資者代表才能進入會場,更不用說記者了。」一位韓國記者說。

中方團隊的中國資本市場「故事」講了兩個半小時,主要談及了中國金融市場走向、QFII政策近期變化。為此中方還準備了一百多套分發的資料,印有英文、韓文的資料每套有四五本,內容包括中國金融市場、股票、基金的大量數據和專業分析資料。

場上,有關QFII政策變化的細節被投資者們反覆問及。「熱烈程度超乎預期。」一位中方代表透露,原計劃半個小時的問答,因此又延長了二十分鐘。

「很多是市場已知的東西。」一家養老金機構代表說,「但我明顯感到中國政府想拉近和外國投資者的關係,這個引起了我的興趣。」在韓國的投資者眼中,中方官員更像是難得一見的明星。路演結束,他們紛紛上前找中方官員合影。

「難得有和中國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我才參加了路演。」上述韓國代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聽說在中國很難見到他們,我覺得他們很友善。」

為了這場全球路演,中國團隊已經精心準備了三個月。

2012年6月,各家券商、基金公司、託管銀行就已接到路演通知。哪些公司去哪個地區,由證監會指定。8月初,由各家券商牽頭張羅各項路演事宜。一位券商業務主管說,「境外的客戶由我們召集,官員去是解釋一些政策。」

而9月路演期間,除了小範圍的推介說明會,中方團隊先後單獨拜會了73家養老金及大型投資機構。

比如,在紐約,中方團隊拜訪了花旗集團的全球副總裁。據當時一位在場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這位「在花旗集團內排名很高」的副總裁頗為重視中國市場,但「對中國具體情況並不十分瞭解,甚至不是很清楚QFII是什麼政策」。不過,這樣「淺層次」的交談持續了兩個小時。

在紐約的路演,動用了全美華人金融協會的關係——紐約有三萬多華人從事金融行業,而資歷較深的多在協會裡任職,十幾年來織就的密集關係網,像毛細血管一般伸向華爾街。

「這樣的路演讓雙方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交流渠道,而過去投資者只能從報紙上看到負面消息。」全美華人金融協會主席吳皓說。


熱情很高,監管很嚴

2006年、2007年,QFII資格一票難求,但眼下,QFII的資格審批開始加速。

這次規模浩大的全球路演,被許多人解讀為一次應時之舉。

2012年9月26日,上證A股跌穿2000點,股市冷清。而前段時間,「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因造假而被集體「獵殺」。至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更是2012年來全球投資者矚目的大事件。在這些背景下,市場普遍認為中國需要提振信心。

「相比真金白銀入場,QFII作用在於對信心的提振。」嘉實基金董事總經理張自力說,「這波境外路演就是想吸引更多機構投資者。」事實上,在中國市場,QFII的份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根據中金公司統計,QFII資金佔A股資金總量不到1.1%,即便2012年4月新增500億美元額度,也不足5%—10%。

QFII制度是從2002年11月起實行,當時借鑑台灣的經驗。後者從1990年開始施行QFII,13年後徹底放開了資本市場。

相形之下,中國依然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對境外投資者,監管層態度明確,長期投資者歡迎,境外熱錢嚴禁。因此,對於QFII的審批一直頗為謹慎。

2006至2007年間,A股迎來一波牛市,QFII資格更是一票難求。「那時候想申請,幾乎沒可能,得走關係。」一家華爾街資產管理公司亞洲區投資經理回憶。

當時,為了從A股牛市行情中分一杯羹,華爾街上的這些基金公司,只能巴巴的去求那些已獲QFII資格的大公司買賣A股。每一次買賣,需要向這些「巨無霸」支付1%的單邊「手續費」,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國內散戶買賣股票的手續費不過千分之六上下。

「他們非常賺錢,當然我們也獲得了利潤。」上述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他所在的機構就分別使用高盛、美林和瑞信各500萬美元額度殺入A股追漲。而牛市一結束,這些投資者就迅速撤離,此後再未回頭。

QFII審批從2012年初開始加速。過去,獲得審批需要18個月,現在是6個月。而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機構這類超長期機構投資獲批速度更快,「可能一兩個月就可以下來」。

中金公司統計顯示,從QFII制度開始施行的2002年11月起,截至2012年9月底,十年時間內獲得QFII資格的機構共181家,而僅2012年9個月就新增46家。投資額度也顯示,過去十年,共有157家獲得308億額度,而僅2012年9個月就已獲批92億元。

「現在監管者熱情很高。」匯豐銀行一位熟悉QFII業務的人士說。

不過,對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的每一步,證監會和外管局都有嚴格規定——拿到QFII資格一年之內,必須向外管局申請額度;拿到額度之後六個月以內必須將美元匯入中國;而自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之日起,10天之內必須要進行投資。

這些規定直指那些純粹賭人民幣升值,把美金換成人民幣就不投資的境外熱錢,甚至證監會還有口頭指導,QFII賬戶中股票投資不能低於50%。「這些就是迫使QFII要進行股票投資。」匯豐銀行這位人士說。

抄底的人

長期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有趣的是,很多國外投資者從中國監管層的路演中讀出了別樣的含義。

海富通基金公司總裁田仁燦參加了由深交所組織的赴歐洲路演,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參加者都有上百人。他的印象是「路演現場氣氛熱烈」,「投資者很感興趣」。

「他們關心的都已經是技術問題了,說明他們有興趣進來,不需要再去說服他們中國市場有多好。」他說。

而南方週末記者訪問了華爾街、歐洲、亞洲的幾十家境外投資者,一個共識是,A股已經到達底部,多少會有些反彈。

一位投資者總結,中國監管層加速QFII放行大多在A股萎靡之時,這使得大部分抄底A股的QFII都收穫頗豐。「A股裡面現在有些比H股還便宜的,」華爾街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經理趙文說,「如果有額度,肯定會買這些。」

事實上,和外界普遍理解的相反,QFII除了比較青睞大盤藍籌股外,那些低風險偏好和追求「買了不能虧」的養老金,主權財富基金、大學基金會等機構,對中國的債券更感興趣。

趙文所在的公司管理資產的70%來自養老金機構,吸引他申請QFII的重要原因是,「想買在國內發行的可轉債」,而「中石化等幾家國有企業只A股發行可轉債」。

可轉債,就是可以轉成股票的債券。股票不漲的時候就是債,如果股票漲了,也可以轉換成股票。

「買國有企業的可轉債對我來說沒有下行風險,頂多賺得少。」趙文說,「國內可轉債剛剛起步,大家不大瞭解,有些可轉債條件非常好。」

當然,人民幣的升值趨勢也是境外機構投資者對QFII感興趣的原因。而境外機構投資者的一個共識是——儘管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長期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這迫使境外投資者必須保持對中國市場的關注。

「仍在觀望」

儘管中國官方罕見地主動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拋出了橄欖枝,但在這些投資者眼中,投資中國股市依舊障礙重重。

不過,在境外投資者的籃子中,中國市場這道菜似乎還只是個點綴。國內一家券商QFII業務主管對這些境外投資者的觀察是——「有興趣,但不一定會馬上行動。」

在華爾街,ACM全球宏觀對沖基金首席投資官陳凱豐發現,周圍不少大的投資機構「嘴上表示對中國市場特別感興趣,但是一問他在中國市場的倉位,是零」。

例如,對美國投資者來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繼美國本土、歐洲和日本之後的投資「第三梯隊」。「大機構的投資組合一般40%左右在股市,這其中美國大盤股佔一半,中小盤股25%,歐洲佔一成多,新興市場佔一成多。」陳凱豐說,「在整個投資組合中,中國市場可能佔比大約2%-3%。」

在歐洲和亞洲,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了幾十家機構後發現,這些地區的投資者中國倉位基本上不足4%。

而眼下,華爾街上的基金經理對中國經濟的普遍印象是:房地產泡沫、經濟不太景氣、統計數據造假,以及政府換屆帶來不穩定因素。

中短期內,看空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中國市場持觀望態度」——是華爾街的主流觀點。

在這一點上,幾乎大部分境外機構投資者不謀而合。「我們對中國的投資有盈利,但是2012年,對比像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市場,中國市場是在虧損的。」前述韓國投資經理說。

另外,頻發的中國概念股財務造假醜聞,也讓很多境外投資者「覺得中國股票不能碰」。

「外國投資者看不懂中國公司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只好嬰孩和髒水一起倒掉。」花旗集團一位投資經理說。

同樣是中國概念,趙文更願意替他的客戶投資港股,除了流動性比較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披露比較充分」,「再怎麼看,A股披露的信息總是半信半疑的」。

陳凱豐最近接到了不少其他國家金融機構的路演邀約,比如希臘、西班牙、斯洛伐克以及一些拉美國家。他在聽完波蘭的路演之後,覺得「波蘭的ETF不錯」,「以後有機會的話想買一些」。

儘管中國官方罕見地主動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拋出了橄欖枝,但在這些投資者眼中,投資中國股市依舊障礙重重。

比如,直到現在,境外對沖基金、共同基金仍然是中國監管層眼中不受歡迎的境外投資者。而境外投資者普遍用於對衝風險、增強市場流動性的投資品種期權並未放開,而具有同樣需求的股指期貨種類單一。另外,交易時間太短,導致市場無法馬上消化一些突發事件,容易大漲或大跌。

即便QFII加大審批速度,困擾境外投資者的各種「技術壁壘」依舊難以打破。

QFII在中國開設自有資金或者客戶資金賬戶,資金匯入後有一年的鎖定期,資金一年才能從中國匯出一次。而討論多年仍舊未能立法的「資本利得稅」,迫使QFII在資金匯出時遭遇難題。

2012年10月15、16日,在中國官方境外路演結束後,中金公司聯合美國凱威萊德律師行,在後者位於紐約世貿中心旁的會議廳又舉辦了一場長達兩天的「宣講會」。

據當時參會的嘉實基金張自力回憶,兩天會議到場一百四十多人,「很多人都待到很晚,下午的酒會都留下了,熱情依然很高。下周,律師事務所的人要來北京拜訪,或許有業務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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